转贴：一个棋手的辩白（九）【文章由AI生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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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再谈闭关锁国
    每当提起清朝的历史，总是会说清政府闭关锁国的政策严重阻碍了中国科学技术的发展，从而导致中国全面落后于西方列强。但我认为君主专政制度才是阻碍中国科学技术发展的罪魁祸首，这是因为科学技术的发展需要创造力，而这需要一个自由宽松的环境。在君主专政制度下，所有的人都变成了没有思想和灵魂的行尸走肉，当然中国的科技也就无法进步。有以下的材料为证：
    随着皇帝制度对社会控制得越来越严密，它给中国社会的发展带来的灾难性后果也越来越严重。它通过空前严密而有效的专制体制抑制了社会活力，束缚了人民的创造力。在两千多年帝制时期，中国社会万马齐喑、死气沉沉，再没有出现一个可与先秦诸子比肩的大思想家，社会制度也没有出现一次大的创新和变革。中国人一直在“做稳了奴隶”和“求做奴隶而不得”的了无新意的一治一乱中挣扎，“奴隶性格”和“专制性格”日益发展成民族性格中相辅相成的两个突出特征。
    在西方思想家看来，古代中国无疑是世界上最专制的国家。那些最早对文化中国进行观察的西方思想家无不为他们所看到的情景切齿扼腕，视为人类精神史上独一无二的惨状。黑格尔认为，中国的民族精神，本质上是一种东方特有的专制与奴役精神，“只有服从与奴役，没有精神的独立与主体意识的自由”。孟德斯鸠则说，统治中国的“原则是恐怖”。他用语极端而刻薄，然而令人绝望的是，这种推向了极端的判断今天回头看来仍然基本正确：“在那个地方的一切历史里，是连一段表现自由精神的记录都不可能找到。那里，除了极端的奴役而外，我们将永远看不见任何其他东西。”
    当文化中国在与西方的迎头撞击中头破血流遍体鳞伤之后，中国的思想者也开始了对传统文化的痛切反思。一百六十年来，思想家们达成共识，专制主义是中国一切文化病相的罪魁祸首，也是最难医治的文化病根。是它，束缚和压制着中国人不能发展成“完全的人”，是它，导致了中国人国民性中的“守旧症”、“非我症”、“不合作症”、“麻痹症”。（张宏杰《中国皇帝的五种命运》皇帝：最不幸的人）

    如果说专制主义是阻碍中国科学技术发展的罪魁祸首，那么儒家学说毫无疑问就是帮凶，证据如下：汉武帝把孔子尊为圣人过后，天下的言论，都折衷于孔子，不敢违背。孔融对于父母问题，略略讨论一下，曹操就把他杀了。嵇康非薄汤武，司马昭也就把他杀了。儒教能够推行，全是曹操、司马昭一般人维持之力，后来开科取士，读书人若不读儒家的书，就莫得进身之路。一个死孔子，他会左手拿官爵，右手拿钢刀，哪得不成为万世师表？宋元明清学案中人，都是孔圣人马蹄脚下人物，他们的心坎上受了圣人的摧残蹂躏，他们的议论，焉得不支离穿凿？焉得不迂曲难通？
    中国的圣人，是专横极了，他莫有说过的话，后人就不敢说，如果说出来，众人就说他是异端，就要攻击他。朱子发明了一种学说，不敢说是自己发明的只好把孔门的“格物致知”加一番解释，说他的学说，是孔子嫡传，然后才有人信从。王阳明发明一种学说，也只好把“格物致知”加一番新解释，以附会己说，说朱子讲错了，他的学说才是孔子嫡
传。本来朱、王二人的学说，都可以独树一帜，无须依附孔子，无如处于孔子势力范围之内，不依附孔子，他们的学说万万不能推行。他二人费尽心力去依附当时的人，还说是伪学，受重大的攻击。圣人专横到了这个田地，怎么能把真理搜寻得出来。……
    ……学术上的黑幕，与政治上的黑幕，是一样的。圣人与君主，是一胎双生的，处处狼狈相依。圣人不仰仗君主的威力，圣人就莫得那么尊崇；君主不仰仗圣人的学说，君主也莫得那么猖獗。于是君主把他的名号分给圣人，圣人就称起王来了；圣人把他的名号分给君主，君主也称起圣来了。君主钳制人民的行动，圣人钳制人民的思想。君主任便下一
道命令，人民都要遵从；如果有人违背了，就算是大逆不道，为法律所不容。圣人任便发一种议论，学者都要信从；如果有人批驳了，就算是非圣无法，为清议所不容。中国的人民，受了数千年君主的摧残压迫，民意不能出现，无怪乎政治紊乱；中国的学者，受了数千年圣人的摧残压迫，思想不能独立，无怪乎学术销沉。因为学说有差误，政治才会黑暗，所以君主之命该革，圣人之命尤其该革。（李宗吾《我对于圣人之怀疑》）
    事实上，早在闭关锁国以前，就已有西方的科学技术传入中国，但这些科学技术并没有得到广泛的传播。这是因为中国人全都中了“学而优则仕”的毒，而科举考试又只考四书五经，在那样的环境下，如果你想学其它的东西，很可能会被扣上“玩物丧志”的帽子。现在倒是改革开放了，可是现在的学生不还是一天到晚地围绕着考试打转，那些数学大师的著作不还是处于无人问津的状态。更为可笑的是，这个国家一方面要这些学生见多识广、睁眼看世界，另一方面又用各种各样的考试给这些学生画地为牢，使得所有人都坐井观天、夜郎自大。你们说，这与过去的封建社会又有什么区别呢？有人喜欢孔孟之道这很正常，但所有人都去学儒家学说这就有问题了；有人喜欢考据学这很正常，但所有人都去钻故纸堆这就有问题了；有人喜欢与数字打交道这很正常，但所有人都与数字打交道这就有问题了；有人喜欢应用数学这很正常，但所有人都去学应用数学这就有问题了……。总而言之，当所有人都去做同一件事情的时候，那我只能说，这个国家已经疯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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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事实上，在专制主义制度下，中国的科学技术人才基本上都被以窝里横的方式给干掉了，这是中国的科学技术落后于西方各国的根本原因，有以下的具体事例为证：胡适说：“墨家论知识，注重经验，注重推论，看《墨辩》中论光学和力学的诸条，可见墨学者真能做许多实地实验。这正是科学的精神，是墨学的贡献。”墨子在科学上的贡献远远不止这些。就拿几何学来说吧，墨子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甚至可能是绝无仅有的注重基本概念的早期科学家。……这种仔细挖掘，精密定义概念的理论几何学精神在中国绝无仅有，很可能被只重实际、轻视理论的人看成是迂腐可笑的。墨子也是中国逻辑思想的重要开拓者，他第一次提出了“辩”“类”“故”这些逻辑概念，并且要求把“辩”作为一种专门的知识来学习。由于他的倡导和启蒙，墨家养成了重视逻辑的传统，后期建立了第一个中国古代逻辑学体系。他在数学、天文学和光学方面的贡献在中国是空前的，在几何学、天文学和光学方面的贡献在中国也是绝无仅有的。……《墨经》中关于“御城”（就是城防）的内容，许多同阿基米德采用的方法不谋而合，这是非常有趣的。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墨子是中国古代最具人道主义精神，也最被人忽视的人物。尤其是西汉以后，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墨家随之式微。……先秦唯墨子颇治科学。假使今日中国有墨子，则中国可救。墨子也许是中国出现过的最伟大人物。——蔡元培（王雁斌《数学现场：另类世界史》第六章 黑衣布袋人）
    墨子是中国历史上最具有古希腊科学民主精神的人物，他的出现比阿基米德还早了二百年。可是他却遭到孟子无端地指责，有李敖的文章为证：司马迁说墨子和孔子是同时人，或者稍后；孙诒让说墨子比孔子还早。墨子是热心救世的人。班固说“孔席不暖，墨突不黔”，就是说墨子住的地方，烟囱还没熏黑，就跑去救世去了。墨家的救世，比起儒家来，动人得多。孟子一方面明知“墨子兼爱，摩顶放踵，利天下为之”，一方面却血口喷人，骂墨子“是禽兽也”。这未免太不公道、也太伪君子了。儒家高高在上，以不耕而食为君子、以学稼为小人，一心要“其君用之，则安富尊荣”，生活起居，都要乘舆代步、从者众多的大排场，这样的救世者，比起“赴火蹈刃，死不旋踵”的墨家来，是应该脸红的。孟子不但不脸红，竟还骂墨子是禽兽，这又算什么呢？墨家的门徒很多，但他们过的，不是“有酒食，先生馔”的生活，而是“短褐之衣，藜藿之羹，朝得之，则夕弗得”的苦行生活。他们是中国有史以来最伟大的一群人物，他们比起儒家的门徒来，后来是没落了。这种没落，是中国真人的没落。（李敖《中国命研究》中国真人的没落）
    每当谈及祖冲之的科学成就时，你们就会说得眉飞色舞，唯独对他遭到打击迫害一事却只字不提，你们可真会沾死人的光啊！有华罗庚的文章为证：他这种勤奋实践、不怕复杂计算和精细测量的精神，正如他所说的“亲量圭尺，躬察仪漏，目尽毫厘，心穹筹算”。由于有这样的精神，他发现了当时历法上的错误，因此着手编制出新的历法，这是当时最好的历法。在公元462年（刘宋大明六年），他上表给皇帝刘骏，请讨论颁行，定名为“大明历”。
    新的历法遭到了戴法兴的反对。戴是当时皇帝的宠幸人物，百官惧怕戴的权势，多所附和。戴法兴认为“古人制章”“万世不易”，是“不可革”的，认为天文历法“非凡夫所测”。甚至于骂祖冲之是“诬天背经”，说“非冲之浅虑，妄可穿凿”的。祖冲之并没有为这权贵所吓倒，他写了一篇《驳议》，说“愿闻显据，以窍理实”，并表示了“浮词虚贬，窃非所惧”的正确立场。
    这场斗争祖冲之并没有得到胜利，一直到他死后，由于他的儿子祖暅的再三坚持，经过了实际天象的检验，在公元510年（梁天监九年）才正式颁行。这已经是祖冲之死后的第十个年头了。祖冲之的数学专著《缀术》已经失传。《隋书》中写道：“……祖冲之……所著书，名为缀术，学官莫能究其深奥，是故废而不理。”这是我们数学史上的一个重大损失。（《华罗庚科普著作选集》第79～80页）
    由于儒家垄断了所有的话语权，中国的科学家没有丝毫的地位，中国的科学成就得不到丝毫的重视，长此以往，中国的科学技术怎能不落后于西方？更为可笑的是，当西方的科学技术传入中国的时候，中国的科学成就却又成了那些狂妄自大的儒生盲目排外的理论依据，我总算明白了，原来中国人就是这样爱国的，证据如下：
    李冶身后不到一百年，朱世杰（公元1249-公元1314）在《四元玉鉴》用“天元、地元、人元和物元”分别代表四个未知数，同时对四元高次方程进行求解。李、朱二卿（李冶字仁卿，世杰字汉卿）创造了中国数学史上一个辉煌的时期。
    可惜这些划时代的工作后来在中华大地被忽视长达数百年。待到欧洲数学进入清朝宫廷，中国人才意识到自己已经**落后了。有趣的是，康熙（公元1654—公元1722）看了西方代数学的介绍后，断言“算法之理，皆出于《易经》，即西洋算法亦善，原系中国算法，彼称为‘阿尔朱巴尔’（也就是阿尔热巴拉）者，传自东方之谓也”。梅觳成（公元1681—公元1764）则以《测圆海镜》和自己遵旨编纂的《数理精蕴》当中的例子，来比较“天元术”与西方代数，证明它们“名异而实同”，只不过中土“不知何故遂失其传，犹幸远人慕化，复得故物”。其实那时候，中国的数学早就**落后于西方了。（王雁斌《数学现场：另类世界史》第十五章 乱世之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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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李敖才会说：中国知识分子缺乏一种重要的品质，就是“特立独行”。缺乏特立独行，自然就生出知识分子的两大方面的失败。结果变得甲跟乙没有什么不同，丙和丁没有什么两样，大家说一样的话、写一样的狗屁、拍一样的马屁。甲乙丙丁之间，至多只在面目上有点小异，在全没个性与特性上，却根本大同。表面上看，司马光型和欧阳修型不同，其实从基本模式上看，两个小老头完全一样。他们争的，都是传统文化的解释权，看谁解释得好，使孔夫子和当今圣上高兴。打开《司马文正集》和《欧阳文忠集》，一对照，就看出他们竟那么像，像得你可以叫司马“修”，叫欧阳“光”，他们都是在传统板眼里一板一眼的顺民，他们两眼必恭必敬地向上看，一点也不敢荒腔走板。 中国传统最不允许荒腔走板。中国社会虽然没效率，但对收拾板眼不合的天才与志士，却奇效如神，很会封杀。这种封杀，先天就致特立独行的人于死命。这种人，绝大多数都要早夭；侥幸不早夭的，最后也难逃浩劫。伟大的明朝先知李卓吾（赘），七十六岁还要死在牢里，就是最杀气腾腾的例证。他们走的路，都是到烈士之路。
    所以，理论上，特立独行的知识分子，在中国很难存在，存在也很难长大，长大也很难茁壮，茁壮也很难持久，持久也很难善终。那么，这些人怎么办呢？这些人想出一个办法，就是隐居。中国第一部正史（史记）作者司马迁，这个特立独行的人，在牢里有一段悲惨生涯——被割掉生殖器；中国第二部正史（汉书）作者班固，这个特立独行的人，曾两次入狱，第一次靠他弟弟班超的面子脱罪，第二次以涉嫌叛乱死在牢里；中国第三部正史（后汉书）作者范晔，这个特立独行的人，也以叛乱罪下狱，同他一个弟弟四个儿子，一起横尸法场。范晔看出来特立独行的下场，在他的书里，他特别为特立独行的人，列了专传，就是《后汉书》里的“独行传”和“逸民传”。这种传记，变成传统，到《晋书》中变成“隐逸传”，《齐书》中变成“高逸传”，《梁书》中变成“处士传”，《魏书》中变成“逸士传”，《南史》以后都叫“隐逸传”。（李敖《独白下的传统》快看独白下的传统）

    由此可见，也只有在围棋界，才能呼吸到自由的空气。因此，相比于一个数学天才，一个围棋天才更容易有出人头地的机会。换句话说，相比于一个有围棋天赋的人，一个有数学天赋的人更容易被埋没掉，难道不是吗？否则的话，按照让·迪厄多内的说法，中国每年都会产生140位在国际上站得住脚的数学家才对，可结果呢？你们总不至于说中国人没有学习数学的天赋吧，排除掉这个原因，剩下的是什么原因即使我不说你们也应该明白吧。所以，从某种程度上说，学围棋的路确实比考大学的路更加好走。（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