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扬围棋

标题: 我收集的一些文章,[最后一次更新，终于结束了，累坏了] [打印本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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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泡泡沙    时间: 2013-11-9 23:31
标题: 我收集的一些文章,[最后一次更新，终于结束了，累坏了]


       我对于一些关于棋人、棋事的文章很感兴趣，收集整理了一批，这个工作用了我几个月的业余时间，非常辛苦。       我搞这件事，是因为我接触到一些棋友，还有许多学棋的小孩，他们对以前的棋人、棋事，几乎是一概不知，这让我很难受，我认为对历史不应忘记，为此我花时间收集整理了这些文章。
       原来是想印一批书给喜欢的朋友，有些飞扬的朋友也想要。可最近我实在是没有时间和精力来搞了。看着自己辛苦搞的东西束之高阁，实在不是滋味。

      现在我决定把文章逐步上传，希望大家抽时间看看，我总觉得有些人、有些事，我们不应该忘记。
      如果有那位朋友对这些文章感兴趣，愿意印些书，我愿意全都送给他，只有一个要求，就是印书后送我几本。


      预先留十楼，我好发帖





                                                                                  

什刹海棋话

                                             刘骆生，沙舟

北京棋艺研究社成立

    任何一项能历经千年而不衰，更不至失传消亡的人间艺术，绝不是平庸肤浅的东西，其自身肯定含蕴着一种让人一旦进入它的世界便牢牢被它抓住以至再也割舍不下的魅力；当着连年战乱，它的生命可以被停止，但决不会被人们永远弃之一旁而失传，一旦有阳光雨露滋润，就会迸出勃勃生机茁壮成长发展，这之中就包括围棋。

　　自从甲午海战之后，中华大地一直国无宁日，“国运盛棋运才会盛”的围棋也就一直半死不活地苟延着。

　　1949年新中国成立，政通人和百废俱兴，首先是陈毅元帅以自己上海市长的身份，把上海的围棋活动开展了起来，这是高瞻远瞩的一步大棋，有此才有如今中日韩三国围棋比肩而立成鼎足之势的大好局面，否则这项国艺被日韩占先岂不扫了我们中国人的脸面。

    新中国的围棋元老之一的过惕生解放初期客居上海，见到顾水如、王幼宸、刘棣怀等都接到了上海市政府的聘书，成了上海文史馆馆员，居有屋食有鱼，日常工作就是下棋，他也无比振奋，从中看到了中国围棋的希望，便决定北上到京，在北京开展围棋活动。过老的这一想法得到了北京方面，上至中央政府领导人下至普通爱好者们的一致拥护和响应。1950年6月他为此第一次来京，便见到了时任新中国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的李济深。而由上海赴京行前他已得到了著名社会活动家黄炎培的大力支持和热情鼓励。此事和李济深商谈之后，深得李的赞许，李和过作了分工：上面，由李负责给政务院总理周恩来打报告，提出成立申请和所需费用；下面，由过老负责，广征棋友广通消息。由于新中国刚刚成立，百废待兴，朝鲜又燃战火，李济深的报告上去以后迟迟没有消息。在京逗留了半年之久，尚得不到准确答复的过惕生只好怏怏回到上海。

    1951年夏，距上次到京近一年，终于从北京传来消息，“火速来京，筹办棋社。”这是李济深副主席亲自发给过惕生的电报全文。过老放下手头上的一切工作，当日启程，再赴北京。李济深告诉他说：原则上已决定成立一个名称为“北京棋艺研究社”的社会团体，只是经费和社址还均无下落，尚须等候争取。

　　说到社址，参予谋划此事的人们通过种种复杂关系，一致看好了北京北海公园后门，什刹海南岸三号的一处宅第，这处宅子是原两江总督、任过军机大臣的张之洞在北京的唯一房产，作为预想中的棋社，是这处占地方园几十亩的一大片宅子的后花园，园中部是一座木结构的二层小楼，楼的前院种有松拍、翠竹、丁香、银杏，相宜处置有太湖石构筑的假山，假山处遮遮掩掩着一座精巧的藤萝架。后院也绿树成荫，多为梨、海棠、核桃等即可观赏又可玩味的各色果树。院落的大门外是波光潋滟的什刹海，岸边垂柳依依，荷花映日，远眺是燕京八景之一的“银锭观山”和颇负盛名的京城名馆“烤肉季”。幽静、典雅集于一身；宽敞、明亮会于一处。所以李济深及梅兰芳、周士观等社会名流作为棋社后援人士均十分满意于此。但是等到具体落实社址事宜时，方知这处房子早被划定为“敌伪财产”，已冻结封存。“没有办法，一张‘状纸’由章士钊先生直接送到了毛主席那里。多亏有了毛主席的点头认可，‘有关部门’总算不吭声了！最后，由著名法学家张友渔出面，下令将小楼全部启封。”

　　社址有了以后，周总理亲笔批的款项——“责成文化部拨款七千元，筹建棋社”也到了位。一切就绪，国家副主席李济深亲笔书写的“北京棋艺研究社”为遒劲的魏碑体，写在了长约三尺，宽约5寸的宣纸上，裱过以后镶在镜框里挂到了棋社办公室正堂。这幅颇有纪念意义的题字直到文革破四旧前夕都一直好好地挂着，文革中的“红八月”才被红卫兵贴上的“庙小神灵大　池浅王八多”的革命对联所代替，题字的命运就可想而知了，如今早已不知去向。“庙小神灵大”，此话倒也符合棋社实际，毛主席的认可，周总理的亲笔拨款，实属千古难得，为历朝历代所仅见。李济深副主席题匾，更兼有徐悲鸿、齐白石、关山月、吴作人等大家的字画作为贺礼，顿使棋社蓬荜生辉。1952年初棋社开幕剪彩那天，梅兰芳等亲来祝兴，诚可谓高朋满座盛友如云，一时成为棋界美谈。

　　李济深高兴地兼任了棋社社长（据有的说法认为这一职位及名称不一定确实），周士观、罗北一等担任副社长。龚安惠担任棋社会计，王平秋负责棋社常务，过惕生、金亚贤、汪振雄、雷葆申等被聘为棋社指导员。

　　政府拨款主要用于修理房屋，添置桌椅棋具等用，并不包括专职指导员、会计等人的工资开支，是梅兰芳、周士观等人自己掏钱设立了基金每月为他们数人开支。这些人为围棋事业所作出的默默无闻的贡献，如果不是此文披露将可能永远湮没而不为世人所知。据说梅兰芳在棋社的筹建过程中曾起到了相当重要的作用，远不止拿出钱款。在此，向这位人民喜爱的戏曲艺术大师表示怀念和感谢。

　　北京棋艺研究社主要使用了小楼一层的五间房子，最西两间对外开放，群众买张门票进去可以下上一天。面积约四十平米，虽说不算很大，但是老百姓终于有了一处可以自由对弈的场所，中间两间是指导员们用以研究、内部比赛之用的，不对外开放的房间，一般人员不得入内。汪振雄后来因故迁居上海以后，棋社指导员中补充进了崔云趾，崔老人高马大，其头硕大无比，头顶亮亮的发着光，戴着一副正圆黑框大眼镜，从镜片后射出的目光格外威严，由他专司甄别谁可以进研究室，门就难进多了，所以给许多人留下了崔老威严不好接近的印象。最东一间和研究室同出一门是里外间，是社长的办公室。会计室设在龚安惠的居室内，是院子中部一溜三间平房。前院西边有一溜稍低矮些的平房约有五、六间，是茶房和食堂，供烧水做饭使用。

    棋社除了负担起组织比赛，辅导后进，出版社刊，对外开放外，还对国际象棋和中国象棋的活动起到了组织和推动的作用，又聘请了张德魁为棋社指导员。

    同为棋社指导员，过老的薪金待遇稍高于金亚贤、崔云趾、雷葆申等，这在棋社社长一层里是无有异议的。过老作为发起人之一也当享受一点特殊照顾。由于种种原因，金、崔等人在近几年和当时多在江浙一带活动发展的过惕生并未交过手，在棋上他们尚未领教过“北过”的厉害，棋社成立了，总要在棋上排个座次见个高低。于是从五二年二月底三月初开始，过、金、崔、雷之间展开了各种名目的比赛，后三位之间的较量没有多大意思，他们三人枪口一致对准过惕生。但是，无论是大刀阔斧的金亚贤，还是小巧细腻的崔云趾均不是过的对手，这之中下了有几十盘棋，进行过多次十盘战，过屡屡获胜，纷纷将他们降至长先的份，至于时属北京二、三流的雷葆申则更不在话下。

　　棋社当年订阅了日本出版的全部围棋杂志，还用较多资金搜购了国内外的名谱。使之在图书资料方面处于国内优势的地位。现在老人们还时时提起，过惕生在五十年代初，每夜打《棋道》上的谱至深夜的事。过老的棋中多少已融入日本围棋的理论，他的棋和刘棣怀、金亚贤等典型中国传统棋风比，增加了以理行棋的色彩，有了柔中有刚、不战屈人的意味。以至，终于在和刘棣怀的交锋中渐渐占了上风。

“南刘北过”的确定及其他

　　围棋虽说先于其他体育项目正式成立了专门机构——北京棋艺研究社。但是就全国的情况而言，围棋同当时的其他各类文体活动一样，大多处于恢复、组建队伍、确定项目等等最初级的阶段。

　　棋手之间大多是分成几个小区域，在各个区域内互相争争高下雌雄。北方，北京是中心，过惕生一枝独秀确立了绝对优势地位；金亚贤勇猛有亲韬略稍逊居第二；崔云趾虽在局部死活、官子方面造诣颇深，但掌握全局不足，往往因贪小利而失大局只好居第三。这大体是当年北京围棋高手的座次。

　　南方上海是中心，顾水如英名仍旧盖世，兼有培养过吴清源，东渡扶桑师从过赖越宪作的经历为资本，自被棋手和爱好者们尊为第一。解放后他年过六十逐渐往七十高龄上靠，尽管头脑依旧敏捷，满头的青丝看不出老态，但真要一坐几小时真刀实枪地干一场，往往力不从心，他已经很少正式下分先棋了，这个被尊崇的第一名誉上的成分更多一些。实际执掌上海棋坛帅印的是刘棣怀。在过惕生棋艺济身一流之前，流传于海内的称谓是“南刘北顾”。

　　任何国家任何时代的棋坛都无一例外，都是比肩而立的双雄并称于世，双雄之间或有些许差别，而他们二人往往超于其他人之上许多，在一定阶段别人难以望他们的项背。清朝是施襄夏、范西屏；日本曾一度是吴清源、木谷实杀得难解难分，韩国的曹薰铉、徐奉洙相争持了不下十年，中国的陈祖德、聂卫平……不可胜数。在顾水如年事尚高之前，顾、刘二人都处在壮年时期时，虽有北顾南刘之美谈，但是二人间真正交锋没有过几次，先是顾在北方刘处江南，后来，刘到了北方，顾又随段祺瑞去了上海，等到上海取代北京成了围棋的活动中心后，顾刘二人好不容易同在上海以棋谋生时，却因二人间稍有隔阂，相互都采取规避行为，所以二人间到底实战中谁最厉害，似无确实的比赛棋局及结果。

　　1947年9月，棋坛另一怪杰胡沛泉自己出资主办了《围棋通讯》。1948年秋，《围棋通讯》邀请刘棣怀、过惕生进行一场“六番棋升降对抗赛”。这种比赛往往是要带“彩”的（现在的说法是“出场费”），资金自然由《围棋通讯》出，一方面满足一下众多爱好音们想一睹刘棣怀、过惕生龙虎相争的风采的愿望，另方面也使《围棋通讯》有新内容可登。从某种意义上讲，这大约可算是中国最早的新闻棋战了。

　　此战之前，刘棣怀被公认棋份要比过惕生高，刘的棋风犀利，勇猛善战，常常在别人认为只有中盘认输这唯一结果时，却突发妙手奇想，挽颓局于一旦，故深孚众望。他的这种棋风犹擅长下让子棋，同一个棋手，别人让三个子，他能让四个子，故在业余棋手中名气更大。他的致命弱点是舍不得弃子，故有“一子不舍刘大将”的雅称。

　　这场刘、过大战1948年10月20日在上海拉开序幕，结果过惕生以三胜二败一和的微弱优势取胜。过惕生虽然取得了最终的胜利，但也仅从“先相先”（用两次黑棋才能用一次白棋）的棋份上升为和刘棣怀“分先”，至于分先之后的成绩该当如何，随着当年淮海战役的隆隆炮声的响起，即使作为全国围棋中心的上海也无人有心情搞什么围棋赛了。

　　这次比赛，棋的质量并不太高，尤其是第三局，刘棣怀大失水准，弄不清他是过于轻敌了呢？还是有什么其他原因，总之这盘棋简直是惨败到底。对过惕生而言，这场比赛胜利的意义巨大，从此开始了南刘北过分庭抗礼相争一世之雄的时代。后人评述认为：“它（这次比赛的胜利）不仅标志着过惕生本人的水平达到了一个全新的高度，而且标志着中国围棋，从此将脱离古谱中单纯重视扭杀，而不问全局的狭窄轨道，标志着一种先进而合理的围棋理论开始走向全国了。”

　　北京棋艺研究社成立之后，1952年初，过惕生和刘棣怀的第二次正式对抗又拉开战幕。遗憾的是关于这次北过南刘的对抗，到目前止，笔者所掌握的材料只是——“过惕生三比一大胜刘棣怀”这样一个胜负结果和颇为凝重的一句评论：“十数年来，国内只有过惕生才能在棋盘上遏止住刘棣怀那排山倒海般的怒涛！”至于具体棋局记录等均告缺憾。

　　此后二人之间你来我往的争雄一直持续到六十年代初。这之间，两人都各获得过两次全国冠军，一次第二，一次第三，绝对不差分毫地平分了秋色。

　　北京棋艺研究社的成立，自然成了国内知名好手前来以棋会友的场所。上海的王幼宸、魏海鸿，西安的胡沛泉等均到过此与北京的高手对弈。胡沛泉青少年时潜心于棋，棋艺曾达到过惕生等让先的份，后来到美国去学工程技术，一去就是八年，学成之后归国，时逢解放战争，学无用武之地便办起了《围棋通讯》，解放后有了发挥所长的地方，担任了西安某大学航空学科的教授。建国初期这方面的人才奇缺，岂可再让他下棋。即使如此，他于1953年夏曾在北京棋艺研究社和过旭初下过两盘，一胜一负，也是一时的佳话。胡沛泉1962年被国家体委授予二段称号。

　　北京棋艺研究社的成立，也将北京的业余好手们汇集起来，这之中颇有声望的有：毕业于英国剑桥大学，时任北师大中文系的高级教授俞敏，商务印书馆的涂雨公，中学教师孙彦章，后以办围棋班著称的赵秉义（字子良）等。俞敏曾和其他老先生合作编写过书名为《围棋》的一本专著，至少是解放后北京市出版的第一本围棋书。书中，从初学到中级技术都包括了进去，其中含有日本棋界的较新棋艺动态和介绍。文字洗练、选材精当，是难得的好书，就是以今天的眼光来看，也是利于推广普及的围棋专著中的精品。《围棋》一书如今已难找寻，但是一旦提起来，恐怕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学过围棋的人大都会有印象，大三十二开本，浅灰黄色的封皮。此书对推动围棋在民间的普及，起到了相当大的作用。但由于此书出版时，俞敏老先生被打成了右派，书上不能出现这位主要执笔者的名字。即使如此，俞敏也毫不在意，仍同意出版此书。他对围棋的热爱到了如醉如痴的地步，先是培养自己的小孩子下围棋，没有结果，乃选择了我国六、七十年代十分出名的一位专业高手作婿，了却了对围棋的一桩心愿。

北京培养少儿棋手活动的兴起

　　五十年代中后期，陈毅元帅任副总理以后，大力提倡开展围棋活动。在这一背景下，各地都蓬蓬勃勃地兴起了以围棋为主的棋类普及和比赛活动。北京培养少年儿童学围棋的场所当时主要有两处，一处是雷溥华、雷葆申兄弟主掌的中山公园棋艺室，聂卫平、聂继波、聂姗姗兄妹最早曾在那里学过棋。另一处是西城区体委抓的点——官园业余体校下设的围棋训练班（即现在的官园中国青少年活动中心所在地），主持教练工作的是赵子良先生。

    赵先生1920年生人，祖居北京，解放初，家中的瓷器店有爷爷和父亲掌管，他酷爱围棋，北京棋艺研究社成立后，就拜过惕生为师，常常求教。那时学棋不交学费，但下完棋请老师上烤肉季撮一顿是必不可少的。赵和过老有了师生之谊，西城体委的官园体校开展围棋活动没有师资，他们请棋社在人力上支持，过老便介绍赵子良前往。从1959年起，赵子良即开始了教棋生涯。现在中国棋院围棋部工作的金同实（业余六段）就是赵先生早期的学生。1964年进北京棋队的女棋手刘月如是1961年前后到该围棋班学棋的学生。

　　官园围棋班虽没有培养出一流的专业棋手，但在普及方面成绩卓著，北京三中、四十一中、北京女三中等学校学生中下围棋成风，像三中几乎半个班的学生都会下，这不能不说是赵先生的功劳。

    赵先生对围棋的执迷非常人可比，官园围棋班墙上贴有一副他撰写的对联——上联：纵横局中藏宇宙；下联：黑白子里现人生；横批：对立统一。他视围棋为宇宙为人生，足见围棋在他心目中的地位。这副对联在文革中使他大吃苦头，红卫兵说他反毛泽东思想，被揪斗的死去活来。

    当年围棋班设在官园一进大门右手一排的三间旧平房内，冬天没有暖气，赵先生每日早早来到，生上煤球炉子。但即便如此，三间大房子因门窗都不严，教课时他仍不得不围着围巾穿着大衣给大家上课。有时天气实在太冷，他就把几个得意门生带到自己家里去上课，六十年代初正是三年自然灾害阶段，到他家学棋不说，赵老师还准备几块烤白薯给自己的学生加餐。那时体校仅提供了简单桌椅棋具，教材全是赵先生自己拿出私藏的棋谱供学生借阅传看，这些书都是他从解放前就开始收购的心爱之物，但为了让学生长棋从不吝惜，记得曾有一本梶原武雄著述的《筋与形》，就让他的学生看散了，看丢了。

　　赵老师对业余教棋的执著与认真，至今仍给许多人留下了极深的印象。但是他生性清高孤僻，心胸不够豁达，极不善于处理人际关系，这些也多少影响了他的事业的顺利和发展。由于他对围棋看得十分重，以至爱屋及乌，把自己的学生也视为己物，不允许越雷池半步。

　　1962年，国家体委举办六城市（北京、上海、成都、广州、合肥、杭州）少年儿童围棋赛。此前北京进行了选拔，选拔赛由赵先生主持，当年的北京只有中山公园棋艺室和官园有新训练出的小孩子，参加的人并不多，搞循环赛完全有条件，但比赛却采用了单淘汰制，也不进行抽签。官园的刘骆生第一轮就对中山公园的聂继波，赵先生希望刘淘汰了聂，可以为官园争光。其时，刘骆生学棋还不到一年，而聂继波和聂卫平兄弟已在京城围棋圈子里小有名气，刘当时还不是聂继波的对手，聂继波那次是北京市的儿童冠军（聂卫平亚军），赵先生希望的胜利自然难以实现。从当时实力上说二聂和刘骆生是北京儿童中最强的三位。虽是淘汰赛，但参加六城市赛的北京队，还是将刘骆生也列入了名单，给刘也发了运动服，并到其就读的大水车小学请好了假。大水车小学多少年才出了个能参加全国赛的学生，学校自然把这事当成了光荣，校长接见、大会表扬，刘骆生一时成了学校树立起的好学生典型。谁知热闹劲还没过去，赵子良先生又通知学校，取消了刘骆生的参赛资格，收回了运动服，刘骆生在学校的好印象随之一落干丈。这件事整个拿大水车小学和刘骆生本人开了个玩笑。

　　刘骆生为何又被取消了参赛资格？根本原因是刘骆生的姐姐刘月如在六城市即将比赛前，向赵先生提出以后到北京棋艺研究社学棋，赵先生劝阻无效便拿其弟开了刀。此后刘骆生就再也不到官园去了，也不再下棋。赵老师事后可能也觉得当初的作法过份，多次到刘家找家长劝学，其情也真，其意也切，至少去了有六趟之多。

　　刘月如参加六城市赛的资格就更不在话下，六城市少儿围棋赛北京参赛人选最后确定为：男少年：金同实、宋维舟（官园选手）；男儿童：聂继波、聂卫平、陈文泰（官园）；女选手是：聂姗姗、赵亚葵（赵先生之女）。刘月如虽未参赛，但她和当年的全国女子冠亚军吴传穗、魏昕水平不分高下，明显要强于第三名的赵翰梅。1963年7月国家围棋集训队调了四名女棋手参训，就是刘月如、吴传穗、魏昕和王玲玲。

　　这次六城市少儿围棋赛，金同实打了少年第五名，聂卫平是儿童第三。少年组的前三名分别为：王汝南、姜国震、华以刚，第六名是邱鑫。通过这次比赛可看出，当年金同实和王汝南等四人可以说大致处于同一起跑线上，而这四位都曾是国家队队员，但金同实却连一天专业运动员都没当过。王汝南的老师是黄永吉，华、邱的老师是刘棣怀等上海国手，到了1964年全国赛，王汝南已是全国第五名，而金同实则在三十名开外，这之中不无赵先生消极因素的影响。1964年金同实在北京的少儿棋手中还居优势地位，所以入选北京代表队参加了全国赛。杭州赛罢归来，北京棋艺研究社负责人段清汉几次邀金同实到棋社去学棋，这对于金同实来讲无疑是提高棋艺的更佳选择，当年过惕生、金亚贤等都是全国知名高手，他们的水平见识远在赵先生之上，以今天的眼光看，金同实能去棋社学棋好比从中学迈进了大学，无论对他本人、对赵先生来说都是一件可喜可贺的事。但是当年的金同实缘于年少，缘于一种带有浓厚行帮色彩的守旧意识，他竟认为如果离开官园到棋社去学棋，岂不是改换门庭，招人唾骂的背叛行为。其实要想成为一流的国手，哪能总守着启蒙老师而不离开呢！多少国手，多少世界一流的名手，无不是若干老师充当了他们成材路上的人梯，他们才得以站在了最高顶峰上。作为学生绝不可因为自己功成名就，就不认曾指教过自己的老师，哪怕是知名度很低的启蒙老师；作为老师切不可把学生当成一己之私有，学生一旦再拜了别的老师就视为大逆不道；这都不利于人才的成长。金同实错过了这几次机会后，加上其他一些并非多了不起的原因，尽管他是当年北京青少年棋手中水平出类拔萃者，但当1964年夏天组建北京棋队时他却无缘入选。他和刘骆生都是无辜的，但却都成了牺牲品。相比之下，今天的少年棋手们比起这二位来讲要幸运的多，今天成才的路比那时要平坦的多，温故而知新，今天小孩子学围棋的大好局面真可谓是黄金时代了。

　　在1962年六城市少儿围棋赛的推动下，尤其是陈毅副总理亲自给小棋手颁发奖状的照片公开发表以后，在全国掀起了少儿学围棋热，就在这一年北京棋艺研究社、北京市少年宫等也都开设了围棋班，抓起了少儿围棋的培养工作。由于门户的增多，一年一次的北京市少儿棋类赛成了北京棋坛上的重头戏，一方面是小棋手们互相要赛出个高低，另方面个人名次之中又有不同山头的荣誉。一九六二年时北京搞选拔赛女棋手只有聂姗姗、赵亚葵参加（刘月如当时还高于这二位可以不经选拔直接参赛），到了六四年就有一批小女孩了，男少儿不必说，争夺愈加激烈。  

　　1962年，北京青年棋手中颇有水平的韩念文脱颖而出，他也是个对棋非常执迷的人。他原本是北京精密仪器制造学校的学生，为了下棋放弃了学业，一天到晚泡在棋社，过惕生见他孺子可教，便不时加以指点，后来他成了棋社专职教棋的教练，主要负责教小孩们学棋。这一年先后有已经具备了初学水平的吴玉林、程晓流、赵国斌等，六三年后又有金国苓、谭炎午、朱振南，再以后有高旭光、张书泰等都汇集于他门下。当时吴玉林、金国苓是十三中，程晓流是北京中学等重点学校的学生，在校都是出类拔萃的学习尖子，原本聪慧，经他指教，进步神速。1963年学棋才一年多点的吴玉林就打了北京市少年甲组第一。聂卫平是儿童组第一（其余人名次不可考）。

　　这时的北京棋坛比五十年代活跃多了，中青年有韩念文、姜英威（六三年国家体委授予初段）、赵子良、孙彦章、蔡超尘、薛文增、马金泉等争座次，杀得是你死我活天昏地暗。少儿棋手们互相之间争夺得也很激烈。中山公园的二聂（聂卫平、聂继波），官园的金同实、彭申久，棋社的吴玉林、程晓流等也都各不相让，少年棋手之间的竞争更具一种特别情怀，除了要比比棋艺，还都肩负着为各自的门户争光的重任。这种小孩子们之间的争斗在六三年时还不明显，到六四年儿童组的聂卫平破格（甲组要满十五周岁）报了甲组的名，使得甲组顿时好手云集，一个个都擦拳摩掌互不服气、暗中较劲。

　　北京市那些年的少儿围棋赛是由共青团北京市委和北京市体委联合举办的，时间都固定在放暑假的八月，地点也始终定在北京市少年宫的大礼堂，三项棋加起来有七、八百人，近千平米的礼堂内挤得满满的。由于是“官办”，较之现在的民办公助的北京市少儿比赛正规多了。奖状上都盖有团市委和市体委的章。

　　比赛开幕这天，好几百孩子们聚在一起，能有望夺魁的自会油然生出一种强烈的自豪感，暴露一下内心中急于夺冠的想法，说些豪言壮语都是很自然的真情流露。在少年宫大礼堂门外，聂卫平遇到了金同实便冒出一句：“这次甲组比赛咱俩谁赢谁肯定是冠军”。从实力上讲，金同实的水平当时确属北京少年第一的地位，至少比其他人好一先以上。聂卫平当时还没有这样的实力，但他从小就有一种作为运动员来讲十分可贵的性格优势——无以伦比的自信。

　　这话恰恰又被棋社的学生们听了去，又都是正年青气盛的少年郎，一个个都觉得这话未免太“刺激”，私下议论后都憋着口气——拼命也要争冠军。他们制定的策略是，谁赢了金同实，其他人全给他让路，碰上就输。棋社的学生在棋上不占优势，但人数上占多数，最后进入决赛的八人中，除了金同实、聂卫平外，其余六人是吴玉林、程晓流、金国苓、赵国斌、朱振南、郭强，全是棋社的。另外他们还下定决心和聂卫平死拼到底。决赛开始，第二轮金国苓就碰上了金同实，金国苓学棋比吴、程稍晚，但进步较快，对上手具有了相当冲击力，加上金同实由于大意，未免轻视这盘棋，被善于斗力的金国苓乱中取了胜。如果没有棋社学生内部自己的约定，金国苓当年要赢吴、程尚有难度，所以金同实如只输了这一盘其余全胜，夺冠还是没问题的。但接下去金国苓除了下平聂卫平，其余的胜利就顺利多了。等金同实看到金国苓连连获胜，方知那盘输得太“大”了，虽然以后一盘未败，却已于事无补，悔之晚矣。

　　那一年的名次如下：冠军金国苓、亚军金同实，三至八名是：程晓流、吴玉林、赵国斌、聂卫平、朱振南、郭强。

　　当年，聂卫平输了最后一局棋，名次跌至第六后，不禁在礼堂前汉白玉栏杆下失声痛哭，给当年在场的人留下了深深的印象。写此文前韩念文先生特意打电话告之笔者：有的文章说聂卫平是围棋天才，从小就很少输棋，一出道就如何如何厉害，与事实不符，聂卫平也输棋，可贵的是他输了棋，志气不减，反而更加发奋。聂卫平在围棋上下的功夫和所取得成就是成正比的。写文章时要把他输棋写出来，让世人知道没有不输棋的围棋天才。

    到1964年，北京市的少年女棋手也茁壮成长，在西城少年之家培养出了一拨女棋手的好苗子。这几人六年级开始学下棋，根本不影响功课，考初中时分别考上了当时是北京市重点的女三中和北大附中等学校。她们中较有前途的是：李香满、王幼慧、郁力娜（北京女三中）、邢辂（北大附中）等。这几人后来都被北京围棋队吸收集训，作为专业棋手培养。北京棋队老领队沈尺卿对这几人十分喜爱，按沈老的说法，这几人各方面的素质比后来的女队员都好。1966年初王幼慧、郁力娜等都曾作为北京棋队的专业围棋运动员考察过，已通过了组织上政审其父母档案这一关。如果不是文化大革命，她们也许将成为较早在北京市成名的女棋手。文化大革命的浊风恶雨彻底葬送了她们几人在围棋方面的发展。

    1968年，王幼慧下乡去了吉林、李香满去了陕西、郁力娜去了云南、邢辂去了内蒙。邢辂的命运最惨，她的父母都是全总文工团的文艺工作者，邢辂各方面素养都很不错，并且容貌出众。先是其父文革初期被迫害自杀，其母又被遣送到干校，其兄到云南，一家骨肉天各一方。她在实在看不到前景的情况下，插队后的第三年在北京家中喝敌敌畏自杀，死时年仅十八岁。

　　王幼慧在二十六年后，还以当年的围棋功底参加了1992年北京市第七届职工运动会的围棋比赛，并取得了第六名的好成绩，在她前面有前北京棋队的两位职业棋手。能有此上佳表现，足见当年的基本功还是满不错的。

沈尺卿和北京围棋队

　　佛道都讲个缘份，围棋从某种意义上说，也是一种修行，自然也是要有缘份的。细细探究起来，凡以围棋做为生活中主要内容的人，大都或多或少和围棋有缘。

　　沈尺卿的围棋之缘说来就更多一些，上可以追溯到她的祖父辈。她原籍浙江，和台湾业余棋界名宿沈君山几百年前同为一家。为避祸沈尺卿的祖上从浙江逃到了江苏连云港附近的东海县，就此繁衍，成了东海县有名的沈家。到她父亲这辈酷爱围棋，民国初年曾以三百银元弈一局的代价，向当年来华的日本高手秀哉讨教过，并和秀哉有过书信往来。沈的父亲见沈聪慧，抗战时期又只能在家蜗居，便教会了沈尺卿下棋。就当年的全国水平而言，沈尺卿从父亲所学在妇女中可算得出类拔萃者了。

　　1964年，北京市体委决定成立包括围棋、中国象棋、国际象棋在内的棋队。解放初期当过抗美援朝的志愿军战士，大跃进时期加入中国共产党，六十年代在国家建委当干部的沈尺卿，加上更难得她围棋下得不错，经有关人士推荐，又懂业务，又是党员，自然是十分合适担任领队的人选。这三点缺一不可，如果不会下围棋，这北京棋队领队一职她本人还不一定有兴趣当呢，缘分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围棋队最早确定的两位，一个是过惕生老前辈，棋队教练。另一个就是沈，而队员还都做工的做工上学的上学，沈领队自上任之日起首要工作就是全北京城去跑——调人。

　　围棋男队员她看中了吴玉林、程晓流。当时吴是十三中高二的学生，眼看就要升高三上大学了，家里自然不愿意让他当“下棋的”，但是吴玉林执意要当专业棋手，吴母拗不过他，只是反复问了三次“那么你要去下棋了？”吴玉林再多的话也没有，只是使劲地点了点头，连说了三个“嗯”。就这样吴玉林还算没费什么周折，进了先农坛当上了专业棋手。

　　程晓流家则没有这么顺当，程母坚决反对，最低限度是初中毕了业再说，那年程晓流才上初三。只因当年一蹉跎，等他再迈进棋队的大门就是十五年以后了，1969年他下乡去了聂卫平所在的农场——黑龙江嫩江山河农场。这十五年的甜酸苦辣一言难尽，但是他和围棋毕竟有缘，今生今世都从事了和围棋有关的工作。

　　女队员人选她挑的是刘月如。与其说她看中的是刘的棋艺，莫若说她更是被刘月如在学校的成绩所打动，刘月如在北京女三中是数一数二的高材生，门门功课全校拔尖，屡次代表学校参加各级化学竞赛，数学竞赛什么的。刘月如这一年已上高三，所以一直对当不当专业运动员犹豫不决。下棋固然不错，上大学也十分诱人，直到临高考还有四天了，刘月如定下的主意是：先考大学，考不上再去下棋不迟。在刘月如的问题上，沈领队非常有决断，提前从招办拿走了刘月如的档案，八月底刘月如比吴玉林晚报到了几个月也进了先农坛北京棋队。刘的一个姓何的同班同学，后来考上了北京大学数学力学系，按说也很不错了，1969年被分配到陕西略阳县一个公社中学当老师。别的就不说了，那里水井都几十丈深，何的丈夫又和她不在同一公社中学教书，何自己连一桶水都打不上来。每当何回到北京见到刘月如都不胜唏嘘，说：当初还不如和你一块下围棋呢……。

　　1966年全国棋类赛在郑州举行，过老等老一辈棋手没有再上场，是中年棋手张福田带着王力、翟燕生、吴玉林、程晓流、刘月如、聂卫平、高旭光等参加了比赛。过老是教练，沈是领队。

　　这次比赛，成绩最好的是张福田，成年组第六，北京的新秀吴玉林、程晓流、聂卫平各有可以自豪的战绩引起大会的注目。六四年八月刚进专业队时，吴玉林和过老（惕生）尚有让二子的差距，但仅过了一年零八个月，这一年零八个月中还有八个多月是到农村搞四清，实际训练时间连一年都不到。吴玉林执白就战平了1964年的全国第三名沈果孙（那时是贴二子半，如果按现在贴2又3/4子计算是吴玉林胜）。程晓流执白赢了曾任国家围棋队教练的三段高手竺沅芷，三十多年后，沈领队忆起当年程晓流的这场胜利，仍对当年的情景记忆犹新，说他胜了棋以后异常兴奋，表情和行动都十分有趣。因为程晓流当年才十六岁，能赢竺老确实不易。聂卫平打了成年组第三组的第一，那年才十四岁也属不易。北京队也有走麦城的不光彩，王力、翟燕生等连连败给了安徽女将魏昕，直到魏遇到了程晓流才被遏止住了连胜势头。

　　待比赛结束回到北京，不久到处都是遮天闭日的大字报，文化大革命爆发了。棋队的训练被迫中断。在大字报中也有贴给沈尺卿的，说她调运动员不讲阶级路线，没有阶级斗争观念。其中点到六四年末六五年初上海赵之云、叶菁到北京来下棋准备进北京棋队的事。三十年后才听沈领队讲清了这段公案。1964年的杭州比赛后，过老带着沈曾到上海拜会过围棋前辈顾水如，顾向过老推荐了赵之云和青年女棋手叶菁，其实这事要由体委人事部门定，碍于过老的情面，赵和叶在北京盘桓了一段时间，最后以政审不合格为由婉拒了这二位加盟北京棋队。叶菁还曾于1965年代表上海女棋手迎战过一个来华访问的日本业余妇女围棋代表团，并战胜了该团一号主力平田丽子，此后就再也没见过她的消息。赵之云是国内知名好手勿须置疑。

　　比沈领队受到更大冲击的是棋队两名队员。1968年8月底的一天晚上，忽然先农坛体育场的大喇叭喊了起来，让所有运动员和干部到排球训练馆集合召开革命批斗大会。当时体委领导机构全部瘫痪，造反派组织的号令是大家都得服从的，但是谁也不知道今天又轮到谁倒霉，晚七点大家准时进了排球馆，黑压压的站了一大片，有数百之众。临时搭成的主席台上站着几个穿黄军装带红袖章的人，无论男女都头戴黄色军帽，都把衣服袖子挽起了半截，一个个手里都拎着解放军武装带、黄铜的皮带扣在灯光下发出耀眼的光。简短的开场白过后，从主席台上下来四、五个人高马大的女排队员，来到棋队人员站位的地方，不由分说把×××、×××连拉带扯揪到了主席台的桌子前，喝令两人跪下，这时又搬出早准备好的一米多长四、五寸宽的木条凳，让二人高举到头顶上。当时“十六条”刚公布不久，“十六条”中明确说文化大革命只让“文斗”不让“武斗”，但女排那几个红卫兵没说几句话，就把武装带抡圆了劈头盖脸地抽下来，只几下就把其中一人打得倒在地上连连求饶。而另一个却始终咬着牙坚持着，两手举得挺直，一句求饶的话也没有，真是够刚强的，可能就是由于有这股咬牙也能坚持的劲，这位后来成了国内十分知名的棋手。

　　什刹海北京棋艺研究社这边也可想而知，棋社负责人，为棋社的工作付出了很多心血的段清汉被打成了体委主任张青季线上的黑线人物，张被说成是北京市委头号走资派彭真的得力干将，段清汉的日子自然不会好过，也被斗得惨不忍睹。

　　围棋和北京围棋队被文革的浩劫如秋风扫落叶一般吹散，辛辛苦苦拉起来的队伍马上就散了架。到了1969年“斗批改”后期，过老、张福田、吴玉林被分配到什刹海业余体校当传达室收发和烧锅炉；王力被分配到京棉三厂当了保全工，从报到之日起先挖土修防空洞；刘月如被分配到纺织器材厂当木车工；聂卫平、程晓流、金国苓等上兵团的上兵团下乡的下乡，围棋遭到了空前的劫难。沈领队因为是干部、不存在再分配的问题，领队虽当不成了，但留在了北京市体委下属的什刹海体校，总算埋下了一粒火种，到1973年终于又冒出了火苗。

    文革初期“破四旧”时，指责围棋是“四旧”的风潮维持了没多长时间，这项极富魅力的艺术加体育项目又悄悄地被人民大众喜爱起来。公开的下棋场所是没有了，但许多人在背地里下功夫。像吴玉林、聂卫平就是其中最有代表性的人物，吴玉林从北京图书馆借来大量日本围棋期刊，从上面摘抄翻译了许多资料。聂卫平更是不顾上山下乡所在的农场某些领导阻挠，到北京当时国家队下放的三通用直接向国手陈祖德、吴淞笙、罗建文等人请教，甚至比文革前更方便了。再就是如谭炎午、常振明、刘文龙等恰恰是在漫长的文革期间棋艺有了突飞猛进，他们是沾了留在北京没有去下乡的光，在这个阶段使自己的棋艺从业余水平迈进了专业的行列。还有，如以撰写围棋文章著称的马诤、于志琪等一批北京早期业余五段这拨人，他们虽够不上专业水平，但起到了承上启下的作用。到了1973年，北京的围棋业余爱好者队伍比文革前一下子扩张了好几倍，他们中的大多数人水平并不高，有的连正规比赛都没参加过，但他们是围棋事业的基础。

　　1972年，中国恢复了在联合国的席位，国际象棋世界联合会也驱逐了台湾，邀请中国代替台湾。七三年，在当年十分轰动的“廖承志访日友好代表团”中，陈祖德作为围棋界的代表随团出访。在上述大背景下，沈尺卿反复向什刹海体校的领导做工作，建议设立围棋训练班，她的主要理由有两条：一是广大劳动人民非常喜爱；其次是国际交往的需要。到了1973年4月16日，终于以“北京市业余体育学校”的名义向上级递出了“关于恢复北京棋类运动队的报告”。报告中除了重申前面提到过的两条主要理由，还提出了四条具体意见：

　　1．需要组建两名干部，八名围棋教练兼队员，四名国际象棋人才的基本队伍。

　　2．恢复文革前的北京市各区围棋训练班，主要有西城、东城、崇文等。

　　3．向北海公园租借一块地方（北海体育场南边的一排房子及看台底下的几间房子）。

　　4．尽快把文革中失散的教练、队员找回来。

　　这个报告虽递了上去，但在当时的那种历史条件下，马上恢复运动队迟迟没有下文，但这个报告也算没白送，市体委批准成立集训队，准备参加当年底在郑州举行的十省市围棋邀请赛。随后在体校设立了围棋训练班，吴玉林即从游泳池救护队调回当教练。按郑州邀请赛最初的通知，北京只有四个名额，鉴于北京是首都，河南省体委又主动提出欢迎北京再增加几个人。最后北京去了四个成年、四个少年，他们是：吴玉林、谭炎午、翟燕生、常振明；少年是：张书泰、于旭、杨靖、刘敏文。

　　这次比赛并非国家体委组织的正式比赛，但各地棋手非常积极踊跃，文革前从来没有参加过围棋赛的新疆，竟有一名女棋手马苓不远千里自费到郑州强烈要求参赛，为新疆开了头，此后新疆又连续参加过好几次全国赛。从比赛结果看，已组建起来的国家集训队的成员还是明显棋高一筹。关于这次比赛，限于当时的形势，宣传的很少，许多消息都是口头相传，范围十分有限。其实这次比赛的意义巨大，是事隔（从1966年算起）六年后的一次全国性演练和检阅，它为1974年的成都全国棋类赛进行了充分的事先准备。（这些话已超出了什刹海棋话的范畴，缘于当年宣传不够，特补白于此。）

　　吴玉林在这次比赛中有上佳表现，不负这些年下的苦功，以十二战只负一盘的成绩夺得友谊组第一名。谭炎午与杨晋华、陈嘉锐并列青年组第二名。张书泰获少年组第四。

　　聂卫平这年已有脱颖而出之势，在青年组中十三战仅平了一盘，积二十五分高高在上。由于他是国家集训队成员不计成绩，再者，他的户口尚在黑龙江算不得北京人选，成绩再好入不了北京的帐上，颇让北京人遗憾。

　　此后沈尺卿的主要奋斗目标就是恢复成立北京队上，几乎是年年上交一个报告。颇费了一番心血，焦虑之情呕心之苦从一份份报告底稿的字里行间中弥散着，虽已是二十多年前的旧事，但今天翻看起来仍不觉为之心动。

　　从1974年起，她为了聂卫平能调回北京，向上级的报告中写道：“今年（1974年）七月在成都举行全国棋类比赛，北京市围棋有七个名额，但水平均低，无主力队员，我们拟将聂卫平同志调回，代表北京队参加比赛。”这样的报告也是一年一个报告。

　　类似这样的报告一直持续到1978年，其间还分别给邓小平、方毅二位中央领导致函，恳请恢复成立北京棋队。1977年又为调程晓流操起了心。

　　到了1978年底，恢复成立北京棋队的事终于见到了曙光。这主要和1978年的全国围棋赛，北京队的出色表现有较大关系，这一年的团体赛北京队人马终于比较齐整，由程晓流、谭炎午、吴玉林、常振明组成的北京队一举夺得了全国团体第三名，第一、二名分别是上海、河南。此前七五、七六年，北京队在预赛中即被淘汰，七七年打了全国第七名。

　　1973年成立的围棋训练班到了这一年结出丰硕成果，杨靖作为第一批学员和同期学员刘敏文（女）、马巍（女）获1974年全国围棋赛儿童组团体第四名。1977年杨靖获全国少年赛第三名，那一年的少年组前四名的其他三人后来都成了国内瞩目的九段。第一江铸久、第二刘小光、第四曹大元。穆晓红获女少年第四名。1978年杨靖继续保持了七七年的全国少年赛中的名次——全国第三，第四也仍是曹大元。马巍获得女少年第八名。还培养出了姚征、孙文彤等少年棋手，为恢复组建北京围棋队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1978年底1979年初，千呼万唤的北京围棋队终于恢复了。从市体委的角度讲，是为备战1979年举行的第四届全运会棋类比赛。众多棋手终于盼来了这一天。令人感慨的是，经过十三年的风风雨雨，北京队的老国手终因岁月无情，如过惕生、张福田等退了役，老人中仅留下了沈尺卿，继续担任棋队负责人。吴玉林已由青年人成长为壮年，任队员兼教练。其他的人选是谭炎午、程晓流、常振明、姚征、孙文彤。女棋手是穆晓红和马巍。

　　杨靖本是理想人选，但1977年恢复高考以后，其父重复了那种可以理解却令人遗憾的看法和做法，严令其必须考上大学，杨靖只好不进北京队，考上了北师大数学系。他在第一、二届全国晚报杯业余围棋赛中有出色表现，均打入了前十强，但仍令不少人为其惋惜。

龚安惠其人

    凡五、六十年代和北京棋艺研究社打过交道的人士，都认识或知道----棋社的会计龚安惠。

    北京棋艺研究社自从1952年成立，直到1953年经周恩来总理批准，棋社才归属北京市文化局领导。此前的两三年中，经费主要靠创办人和其他各方人士捐助，还有一小部分来自会员们不算很多的会费。作为棋社所聘用的会计，龚安惠接手的可以说是无米之炊或等米下锅之炊。龚安惠的账目不复杂，只是进出有限的流水账，而筹款则要占去十之八九的精力。一则她交际广泛，别人要不出来的钱，只要她出面便能顺当要出来，再则她是理财好手，何处该花何处该简，既不显窘迫寒酸，又滴水不漏绝不浪费，经她料理井井有条安然运转。

    说起她善于理财，曾有一段轶事，在当时的上流社会传播。

    龚家的祖上是安徽安庆的大家。她的父亲和叔父与晚清名臣翁同和为同科进士，后又被皇帝一同点为翰林。翁同和因支持光绪皇帝变法维新遭贬，回归故里后以书法名扬天下。龚安惠曾保存有翁同和的题字“洗心斋”，上有其父、叔两位进士的题跋，被龚一直小心呵护着并挂于卧室的墙上，文革中不知下落。她生长在这样的家庭，按旧的礼教，婚嫁自然讲门当户对，有说她嫁给了江苏一刘姓督军之子，经查江苏历任督军里并没有姓刘的。“江北护军使”、“苏州镇守使”名刘之洁，也许是他的公子与龚结为秦晋之好也未可知。刘氏公子曾出洋留学，与龚成婚后生一子儿女。后刘公子与某军阀的姨太太有染，龚得知后毅然离婚，曾任过“镇守使”（或“督军”）的公公阻拦离婚不成，便请求龚安惠离婚不离家，之所以这样，主要在于自龚嫁到他家以后，在龚的调理下刘家的财产日盛一日，他舍不得放这位“财神”走。但龚安惠的性格刚烈，在三、四十年代嫁鸡随鸡的风俗中，丈夫还不是娶姨太太仅仅是找个第三者，龚为了维护自己的人格就离婚，在当时也算是难得的壮举了。

    龚安惠在棋社环境的耳闻目染下也学会了下围棋，而且有时瘾头还挺大，常拉人“教”她一盘，但至少要让九子以上，棋艺水平也就算是刚入门，不过她“相”人的水平却不低，她当年“相”聂卫平将来可“名扬四海”，后来还真让她言中了。

    龚安惠对棋社中努力学棋的孩子无不施以爱心，罗建文、沈果孙自小到京学棋，有时星期天到棋社去玩，龚常常留他们吃饭，现在的经济条件请顿家常便饭实在是平常事，但当年是“三年困难时期”，每人的粮油肉糖均是限量供应，不是凭本就是凭票。七十年代出生的围棋爱好者们对此大多无甚印象，而经历过“三年困难时期”的人们对当年的细米白面当不会轻易忘记。

    到了1965年，棋社学棋的孩子骤然增加许多，为了能给孩子们增加营养，每个孩子每天早晨都加一个油炸糕，棋社并无这笔开支，都是龚安惠自己掏腰包。三十年后，笔者见到了龚安惠的侄女张厚蒙（清朝重臣张之洞的嫡孙女），说起这段往事，张讲：当时许多人都以为龚安惠多有钱，以为她是瘦死的骆驼比马大，她的底我可知道，她请人吃饭、吃油炸糕，她每月工资才三十几块，请得起吗？她还不是满世界的跑着去借钱，章士钊、周士观都让她借过不少，她一屁股债，恐怕到死都没还清，可她就要这个面子，来了客人尤其是你们这些下棋的，她总觉着不留人吃饭不是礼数。当年棋社的崔云趾、张德魁常常到了月底揭不开锅就找她借钱，有几次她手头也没钱，就对老先生说，你们先坐着，我得去趟茅房，其实是上前院找门房老刘、过老借点钱，拿回来再借过崔老他们。有时我就说：“九婶，咱们有钱不借给人家是咱们不通事理，这没钱的时候就直说，那有什么丢人的。”我九婶说：“崔老、张老都是七尺高的汉子，能向我这妇道人家张次嘴，那容易吗? 我只要有一次说没钱，他们以后就再也不会来了，他们家人口多，困难，我不忍心呀！”

    龚安惠虽然棋艺不高，但阅历深知识广，经常借古喻今给孩子们讲些为人做事的规矩和道理，鼓励孩子们刻苦学棋成就事业。她讲过的一些道理，当时听起来也认为没什么了不起，不过是古书上的一些圣训，但今天回忆起来却觉得足够一生受用。

笔者六八年下乡以后，在回家探亲时曾去看望过龚老太太，和她聊起农村生活的艰苦和看不到前途的苦恼。听罢，她随口说出一句英语，知道我没听明白，逐词翻译出来-----“就是一条狗也有走运的那一天”。她解释说，这是一句英国非常有名的谚语。再多的道理她没有讲，但是这句话我却牢牢地记住了，每当遇到什么困难时，我就会想起这句话，认定困难是暂时的，再倒霉也会有转运的那一天，增加了克服困难的勇气。

    龚安惠一生历经晚清、民国、新中国成立。其间既有一般百姓难以想象的奢华富贵，也经历过一分钱都要算计着怎么花的窘迫。文化大革命她自然难逃一劫，但事过之后，她坦然置之，十分达观和想得开，所以对她的打击伤害仅是阶段性的，时过境迁以后她依然乐观安详，每天下五子棋，读英文小说，照练丝毫也不长进的小楷。做的饭依然力争精致细巧，虽无山珍海味，但就是一盘“蚂蚁上树”（肉沫炒粉丝）她也讲究色香味俱佳。

    当然她也并非什么事都不在乎，文革中她有件事一直想不明白的。1968年的红八月中，红卫兵让她跪在地上，手举着条凳在那里煎熬，过了一阵红卫兵走了，她那时已年逾古稀，手脚自然没劲，累得松软下来，这时已无红卫兵的监督，却不料有人大喝：谁让你放下来的，快举起来······。龚安惠以为是红卫兵又回来了，回头一看却原来是一个小棋手，这个小棋手当年龚老太太待之最好，最喜欢的，当年吃了一块油炸糕还争着要第二块，他颈部有病龚老太太曾多方设法为其求医治病。这件事龚安惠只提过一次，但满脸的疑惑，失落的眼神让人一直难忘。当问及这孩子是谁时，龚却一直不肯说出姓名，但显然她忘不了这件事也忘不了这个人。

    这个小棋手也是当年极有希望的一个围棋天才，但不幸从小得了很难治愈的颈部疾病，文革中断了他的棋艺之路，因固疾而夭折，这大约也是一种缘一个劫吧。

    龚安惠的晚年过得还算幸福，林彪死后，她的处境开始改观，虽然原来的住房没有归还，但在棋社前院靠北墙的一溜平房中给她修缮出两间，并安装了抽水马桶等当年北京城平房中还不多见的卫生设备，极方便了她的生活，体现了党的统战政策。她得工资又照发了，以前一些文革初期不敢来往的亲朋故旧这时又能来往，对她的生活又略有贴补，就衣食起居讲比一般百姓要好多了。大约是七十年代中期，她无疾而终，几乎没有受什么病痛的折磨，时年具体不可考，估计总有七十多近八十，按中国古代说法可算是“白喜”。当年棋社的一些学棋的学生为她送了终。

    想起来，龚安惠故去也有二十多年了，但当年吃过她的油炸糕的小棋手们，每当说起她总流露出一些怀念之情，忆起她当年对孩子们的关心体贴，随着岁月的流逝越觉得珍贵。聂卫平九段就不止一次向别人讲起“龚老太太”，言及她对北京的围棋活动曾起过相当大相当好的作用。

一代国手过惕生

    一代国手过惕生，1907年生于安徽歙县，先祖是明末清初的著名国手过百龄。过老年轻时即以皖南名手扬名天下，解放前连在江南领导新四军游击队的陈毅元帅都闻其大名，一次率部队经过歙县，陈老总还产生了去会会过老的念头。

    过老虽从年少时就云游天下早早离开了歙县，但他的一口皖南话却让许多北方人头疼。棋社中除了同为安徽籍的龚安惠能和他用家乡话长谈，其余的人则只能听个大概。而过老的口头语---“好！好！好！”则较少徽音大多数人都能懂。

    过老在旧社会混了半辈子，曾挂过国民党的中校军衔，整日混迹于达官贵人之中，对答得当则共之，对答不当则颓之，所以过老养成了什么都说“好”的习惯。这“好！好！好！”的应答既给他带来过一生难忘的委屈，也给他带来过一生难得的幸福。

    1927年，过老到北京拜会当时执棋坛牛耳的顾水如，到了顾水如家，时逢吴清源（当年十三岁）正好在座，顾就让过和吴清源先交手，吴清源当时并不认识眼前客人是在江南已享有盛誉的名手过惕生，用眼光问顾水如该怎么下，顾水如略沉思便询求过的意思“让二子下怎么样？”这个提议过惕生一点思想准备都没有，他绝想不到顾水如会让这毛孩子让自己两子，再加上顾水如的枫泾口音过也听不大清楚，便随口“好、好”的答应下来。等棋盘上摆上两黑子后他才明白过来，又不便发作。满腔的委屈，满心要大胜的愤怒，后悔不该答应的情绪，使得过老在这盘棋中技术变形，难以施展自己的水平，最后仅以半子之优取胜。

    1955年，好心人看过老还是孤身一人，就给他介绍了肖淑清女士，见面之后，介绍人问过老对女方的印象如何？过老对肖女士并无太深印象谈不上好坏，顺嘴说：“好、好”。介绍人不知过老这“好”与别人说“好”有何本质不同，过了些日子又来征求过老对何时办喜事的意见。这是过老才晓得自己只顾说“好”，可这“好”也不是什么时候都能随便说得，但事已至此，也就稀里糊涂的应了这门婚事。肖淑清粗通文墨，知书达礼，对人特别热情，对过老照顾得十分好。

    对“都丢了，好！”理解的最深的当属聂卫平。解放后，过老收的内弟子里，聂卫平可算是第一个，略有不同的是，别人的内弟子是弟子住到老师家中，而过老则是住到了弟子家里。聂卫平的父亲见过老住在棋社大门洞西边的一间小平房里，面积不过十平米，煤气卫生设施自然更无从谈起，便从自己的住房中腾出了部分房子让与过老。这下对酷爱围棋的聂卫平来讲是如鱼得水，整天泡在过老家。在过老的耳提面命中自然深悟了过老“都丢了，好!”的本质含意，聂卫平在第二届中日围棋擂台赛中，战胜大竹英雄那一局棋可称作“都丢了，好！”的典范。

    过老的安徽话别人听不大懂，过老讲棋时也从不长篇大论。韩念文先生回忆，过老酷爱打谱，我跟过老学棋时就是坐在一边看过老打谱，到精彩的地方过老凝神停顿，最多的评价就是连说“好、好”更多的话没有。凡过老说好的地方我就再反复琢磨，用心体会，就这样我学到了不少东西。

    过老不善表达，但并不妨碍他发现人才、引导人才走上围棋之路。除了聂卫平，文革前还有罗建文、沈果孙，他们的成长也和过老的细致关怀分不开。也许是早年学棋的艰难历程，也许是初识顾水如的阅历都使他深深认识到，每一个有围棋天才的人，若想成材是多么需要提携和帮助。而他成为一代宗师之后，他不是压制后起之辈，而是以自己的一技之长，尽心尽力帮助年轻人。

    1969年，棋队解散了，他被分配到什刹海体校看大门，谭炎午、常振明、刘文龙等常去向他求教，他一点架子都没有，不厌其烦地从让三子、二子教他们。文革中棋书难得一见，学棋的条件相当恶劣，但谭炎午等三人的棋艺却在那时有了突飞猛进，常振明曾得过新体育杯的前几名，这其中都有过老的心血。

    八十年代初的一个冬天，罗洗河由家人带着辗转找到过老家，此前过老和罗家并不认识，那天晚上过老请了好几位棋界人士，请他们看看一位围棋天才。当年的罗洗河还没有过老家的桌子高，他摆棋时还须跪在方凳上。过老先摆了大猪嘴和小猪嘴，罗洗河几乎是题刚摆完，他就开始答题，都是一遍就走对了。随后过老摆出了八王走马、十王走马等古谱上较难的死活题，这些题才难住了罗洗河。答完题后由来宾中的一位棋手让罗洗河九子下了一盘。不久在棋界就传开了，湖南有个神童如何如何了得。

    但是一个五岁的孩子在京无亲无故，，放回湖南肯定对他长棋不利，为此过老颇费了一番脑筋。安置到自己家教棋没问题，但妻子年龄已老他不忍心再增加她的负担。放在别人家寄养，不是一天两天，能担此责任的要有深厚关系才行。过老带着罗洗河来到韩念文的住处，见韩家只有一间房，而且韩念文还有个小女儿，住在一起有诸多不便。另一个人选是罗建文家，罗建文当时住处也不宽裕，幸好罗的孩子是男孩，就这样为罗洗河在北京找到了落脚的地方。

    对此事韩念文曾委婉地问过老：为一个五岁的孩子何至于此。过老讲:自六十年代输给日本的伊藤友惠以后，我就认识到中国要想打败日本非培养新人不可，靠我们这一辈肯定是不行了，中国一大帮男棋手输给一个日本女棋手，这不仅是我们个人的耻辱也是国家的耻辱。

    过老一生常常挂在嘴上的就是“好、好、好”，初识他的人都会认为他是“好好先生”，实际上过老待人处事的原则性极强，对帮助别人极其热心。文革中正是“阶级斗争要天天讲月月讲年年讲”最高潮的时期，过老自己尚有许多历史问题处于“讲不清”的状态，这时河南的老棋手刘厚被当地造反派逼得走投无路，只穿着裤衩背心跑到了北京过老家，过老不计自己可能惹火上身，把刘厚留在家里，到自己家实在呆不住时又托到朋友处，解决了刘厚的一时之难。

    过老的一生完全以棋为中心，先是自己下后是培养新人，可以说除了棋他别无所求。直到八十高龄为了看一场围棋比赛，在挤公共汽车时不慎从车上摔下来头受了伤，此后他的身体一天不如一天。于1989年去世，年八十三岁。

                        【全文完】

---- 原文连载于【围棋天地】1997年第2----10期

桐城大将----刘棣怀

【赵之云】

    “五四运动以后，文风发展，桐城派的光芒日趋黯淡了，但棋界却出了高手刘棣怀....”以往介绍刘棣怀生平的小传中，几乎无一例外地提到他的籍贯安徽桐城以及桐城派文学。

           从盛清时期直至民国肇建，桐城古文风行海内近二百年，其间先后涌现了方苞、姚鼐直至吴汝纶、马其昶等众多古文大师。人，谁没有乡土之情？在相当一段时期内，只要是桐城人，往往会不自觉地流露出一种自豪感。

          刘棣怀生于1897年5月，更准确地说，桐城只是他的祖籍，因这时他全家已由桐城迁移至南京（当时称江宁），刘棣怀的少年时期主要在南京度过。

          刘家是个旧式家庭，刘棣怀的祖父也以古文见长，当时他正在一所私塾中教书。刘棣怀的父亲字安农，幼承庭训，能写一手古文。旧式家庭，重视家族的蕃衍。刘棣怀是长子，又是长孙，理当受到全家上下的钟爱。他被取名昌华，字棣怀，大约取“孔怀兄弟”与“常棣之华”之意，表示兄弟间的和睦相处。既有兄弟，又能友爱互助，“光大门楣”也就有望了。后来，家里又添了一个妹妹和一个弟弟。在刘棣怀添了弟弟之后，母亲便去世了。

           不久，他的父亲续了弦，无力继续照顾这些孩子。于是，幼年的刘棣怀便跟着祖父母一起生活。祖父为人宽厚随和，对失去生母的长孙爱护备至。可是，在那清王朝即将总崩溃的剧变年代里，该怎样培养孩子，连不少有识之士也感到了茫然。

           幼年的刘棣怀开始学习初浅的古文基础知识。祖父的教育不算严格，使刘棣怀有相当充裕的时间从事各种儿童游戏，他善于思索，能玩几种牌，又好与小伙伴争强赌胜。可是直到十一二岁，他与围棋依然无缘。

          辛亥革命的前一年，刘棣怀十三岁了，他进入南京城内的一所中学读书，这算是“新型”的学校了。学校放假期间，祖父总是高兴地带他去逛街。南京是六朝古都、文化名城。祖父毕竟上了年纪，走一段路，总要到茶馆歇脚品茶。他万万没有料到，就在夫子庙的茶馆里，刘棣怀迈出了棋手生涯的第一步。

          茶馆里子声叮叮，有对局的，有观战的。这种满盘黑白纵横的游戏引起了刘棣怀的莫大兴趣，他也加入观战人群，好奇地盯着棋盘上的棋子，久久不能离去。茶馆里的棋客见到一个孩子对围棋如此入迷，觉得他聪明可教，有时就顺便传授他一些基本知识。刘棣怀悟性极佳，学棋又十分专心，不久，即开始与来往棋客争胜。

          刘棣怀成了茶楼的常客。每天早去晚归，风雨无阻。回家后，稍有空隙，便摆弄着棋子，几乎到了废寝忘食的境地。有时外出，棋下得兴高采烈，遗忘了随身衣物也毫不察觉；有时上学，又忘了携带课本书包，似乎书也懒得念了。他的变化，引起了祖父祖母的不安。可是已经到了这地步，怎样劝说或训斥，刘棣怀对围棋的兴趣仍是有增无减。

          清末及民国初期，南京一带棋风极盛。所以1910年日本棋手高部道平初次来访，其中最有影响的一战即在南京举行。当时知名棋手张乐山、王彦青、丁礼民、蒯光典、李祥生、陈子俊、常仲卿、吴祥麟均常往南京交流。可是，据传对刘棣怀指导最多的并非当时的一流棋手，而是一位法名叫“可慧”的僧人。

           可慧原籍湖南，住在南京石坝街一所小庙里，他曾与寓居南京的棋界耆宿丁礼民对局，被让三子。丁礼民出身镇江科第世家，几代人都喜好棋艺，晚清著名国手周小松与丁家过从尤密，从旧的“师承”角度来看，可慧也算是周小松的“再传弟子”。当刘棣怀从可慧学弈时，丁礼民已经老迈，他的裔孙渠清与刘棣怀颇有交往。后来丁渠清也成为上海棋坛的活跃人物。

           刘棣怀十六岁左右，在南京一带已小有名气，他重视实战，着法剽悍犷野，与同时代棋手相比，他受中国古棋影响较深。

   到了1914年，刘安农先生在北方政府中谋得一个中小职务，于是，刘棣怀相随父亲到了北京。

          刘棣怀初到北京，原想投考新式中学，第一年未被录取。在这空闲的一年间，他访遍了北京各处对局场所，如武进馆的“心余弈社”，宣外的“海丰轩”等，与北京棋手广泛切磋棋艺。刘棣怀的棋艺逐渐达到国内一流水平，主要是在北京这段时间。

          清代以来，北京的围棋开展状况不如江淮皖浙一带。在鸦片战争前后，晚清名手如沈介之、潘可鉴、李湛源、秋航等先后挟技游京，促进了北京棋艺的开展。可是，到了1863年，秋航病殁，北京一带就只剩下少数二三流棋手了。

    北京围棋活动日见萧条，但在官僚阶层中，围棋仍在不断传播。1887年，当晚清最后一位国手周小松北上时，对局场所就安排在九代肃亲王隆勤府邸。此时北京最强棋手英星垣、刘云峰均被周让二子。其中英星垣常在琉璃厂一带设局教棋，清末名手张乐山、赵毓甫等都曾从英学艺。刘云峰则培养了一位弟子汪云峰（一作耘峰，名富）。

          当刘棣怀来到北京，张乐山、赵毓甫等均已去世，汪云峰亦已年近花甲。同时名手虽然尚有伊耀卿、段俊良、朱叔庄、张力仁、刘玉堂等，但他们在棋界的威望都稍逊于汪云峰。

          此时正是我国棋界十分不景气的时候，棋手对局一般都在茶馆进行，他们要依靠“赌彩”、“帮彩”与下指导棋来谋取微薄收入，如果不兼有他职，生活自然十分清苦。即使当时号称第一名手的汪云峰也概莫能外，据传汪云峰每日至少要挣到大洋两元的收入，否则将不能维持他一家祖孙三代人的生活。在环境逼迫下，汪云峰练就了一手快棋，往往一日十余局，如此不假思索地“撒豆成兵”，质量当然大受影响，但这位历尽沧桑的老棋手到底别具慧眼，指导青年棋手对局毫不含糊。汪云峰赏识刘棣怀的棋艺才能，乐意与他大量对局，使刘棣怀受益不浅。后来，到了三十年代，老年的汪云峰来游江南，此时刘棣怀棋艺已称雄上海，转而可让汪云峰先二，汪欣然对局，并将受子棋谱公布报刊《豳风》围棋栏。一代高手，能如此坦荡地自认技不如人，此种胸襟也大非容易。

          对刘棣怀影响较大的棋手除汪云峰外，另有一位是比他仅年长五岁的青年名手顾水如。顾水如是金山枫泾人，当时在棋界已有名气，比刘棣怀在阅历、见识等方面，都有一日之长。他与刘棣怀几乎是同时期来北京的。顾水如来京后，赶上与日本棋手高部道平五段屡次对局，他的才华很快就受到上层人物的青睐。

          顾、刘出身、性格各不相同。顾水如善于思索、谈论、交际；而刘棣怀却寡于言辞，平时习惯在茶馆中大量对局。由于他们都是从外地远来北京的青年，在开拓围棋事业方面有着共同的愿望，因此在最初几年间，双方交往十分频繁，顾宅就在离“海丰轩”不远的绒线胡同里，刘棣怀也常去那儿作客、对局。

          不久，顾水如便拉着刘棣怀去访李律阁。李在北京、天津等地广有产业，是有名的大老板。他不常对局，却喜欢观战，每逢棋手前来李宅献技，不论胜负，李都悬有赏金，有是乘兴也留下棋手共餐。在哪那里对局，收入自然比茶馆中要丰厚得多。

           这样反复切磋棋艺的日子不觉持续了两年，刘棣怀的见识日广，棋力愈增，对当时引进不久的日本先进棋艺技术也有所领悟。他的着法浑厚而有气魄，终于在北方棋界崭露头角，进入一流棋家行列。

           到了1916年，刘棣怀考入北京一所商业专科学校，攻读一项在短期内就可结业速成的专科，在读书期间，他仍是茶楼的常客。此间，他结识了一位名叫白聘珍的棋友，白的棋力比刘棣怀约差二、三子。白聘珍在东北张作霖处任军职，与奉军参谋长杨宇霆等有交情，他见刘棣怀为人淳朴厚道，可以信赖，又十分赏识刘棣怀的棋艺才能，便主动介绍刘棣怀参加工作。经他推荐，刘棣怀1917年到东北长春一家实业公司任记帐员工作，开始有了薪金。仅仅过了一年，这家公司蚀本停办。幸亏白聘珍鼎力相助，刘棣怀又转到沈阳一家建筑公司担任文书。

           刘棣怀在东北前后约五年，这期间他从未放松棋艺的磨练，对长春、沈阳等地的棋艺开展也起了促进作用。据传在“九一八”事变以前，东北曾举行一次大型围棋比赛，特地聘请刘棣怀去担任“总评判”，实际上是从事教练工作。

          1921年，沈阳这家公司又亏本倒闭，刘棣怀再次失业，从关外返回北京。五年之间，北京政局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时而张勋复辟，时而直皖大战，冯国璋、徐世昌、段祺瑞、曹锟等军阀先后走马登场....然而，当此风云扰攘之际，北京棋界却呈现出一线复苏的迹象。

           一是段祺瑞在提倡围棋方面起了作用。段氏一生好弈，以他当时的权势，每月总能从陆军部拨出千把大洋分赠左右棋客，因此他的府邸也成为在京棋手的聚集场所。1918年后，段氏重任国务总理，段府也由原西子胡同迁至美仑美奂的府学胡同。这期间他对围棋的兴趣愈加浓厚，邀请日本棋手来访相当频繁。

           二是一些社会上层人物纷纷爱上了围棋，其中有当时任中国银行总裁的王克敏和大老板李律阁等，另外，每当日本棋手来访时，某些在社会上有声望的人物也一一出面捧场。如前清十代肃亲王、此时任民政大臣的善耆，曾任直隶总督杨士骧的兄弟杨士骢，朝阳大学校长汪有龄等。这些人为数虽少，但使围棋活动产生了社会影响。

           三是以顾水如为代表的年青棋手迅速崛起。顾水如来京后，受到当局者的赏识，约于1915年被选送日本深造。

          1919年秋，段祺瑞邀请日本名人本因坊秀哉一行访华。此间，中国棋手以顾水如表现最为突出，他在与秀哉、濑越宪作等对局中，“棋份”比同时北京名手要高“半先”。据顾水如自述，他在这一年曾获得秀哉授予的“四段”称号，从当时每两段水平差距为一子的制度分析，顾确有获得这一称号的可能。他的棋力已明显超过了老棋手汪云峰、伊耀卿等。在此期间，刘棣怀仍经常出入各处茶楼，与北京棋手大量对局。他待人平易随和，凡有人来请教棋艺，从不拒绝。尤其难得的是，他富于同情心，看到左右棋手生活困苦，往往乐意解囊相助，又没有沽名钓誉的世俗习气。古语云：“桃李不言，下自成蹊。”北方棋手十分推崇他的棋艺、品格、涵养，渐渐聚集在他的周围。刘棣怀下棋胜率极高，又不骄不馁，颇有大将风度，棋手们就热情地呼他为“大将”，不久，这一美称传遍了棋坛。

           刘棣怀在北京活动的地区较广，常去的地方除宣外的“海丰轩”外，另有东安市场的“润明楼”、中山公园的“来今雨轩”、以烹调福建菜肴闻名的“长美轩”，以及“静宜轩”、“心余弈社”等处。但在那国匮民贫的岁月里，他在棋界虽有盛名，收入却相当微薄，有时甚至陷入捉襟见肘的困境。于是，他又与汪云峰、顾水如等走访李律阁，并开始进入段府

           1924年，刘棣怀娶了妻子，她姓牛名淑兰，是保定人。在艰难多变的岁月中，牛淑兰贤惠而勤劳，对刘棣怀的生活十分体贴，过了两年，他们添了个小名叫“阿兰”的女儿。

          从此，刘棣怀的担子更加沉重，从酷暑到寒冬，他出入各处茶楼下彩，有时通宵达旦对局，熬得两眼红肿，第二天仍照常应酬往来棋客，甚至大年除夕，也不敢稍事休息。他的处境。引起了旅京日本友人的注意，这些日本友人认为刘棣怀中盘实力颇为出色，如能到日本深造，不难达到高段水平。当时高段棋手寥寥可数，即使在日本也不足三十名，于是便萌生了将刘棣怀移居日本的设想。

           日本友人走访了刘棣怀的家庭，历述日本棋手与中国棋手在地位、待遇等方面的巨大差别。这一切对处于艰难竭蹶中的中国棋手，无疑有着强烈的诱惑力。可是刘棣怀经过斟酌之后，却婉言谢绝了。

到了二十年代中期，顾、刘被公认为北方棋界盟主，但其他棋手也已成批涌现，除汪云峰外，如伊耀卿、德景贤、吉芝亭、雷葆申、金亚贤、崔云趾、雷溥华等都具有相当实力，后来雷溥华棋艺愈进，技术全面，能攻善守，渐渐成为刘棣怀的劲敌。接着，少年吴清源开始步入棋坛，他与国内高手及日本名手对局中表现非凡，这些棋谱被当时报刊、杂志转载，受到了国内外名手的赞赏，使整个北方棋界感到兴奋。

           1926年，北京政局又发生剧变，任“临时执政”的段祺瑞被冯玉祥驱逐下台。段自知大势已去，被迫离开执政时的吉兆胡同府邸，移居至天津日本租界。段祺瑞本是军阀头目，但对围棋事业不无贡献。老段一去，对北京棋界来说每月减少千把大洋的赏金，棋手的生活就愈加困难了。
           1927---1928年间，吴清源棋艺更进，开始与刘棣怀分先对局，其中部分

棋谱被当时北京报刊转载，至今尚存，就棋谱内容分析，刘棣怀的战斗力尚有一日之长，但大局观不如吴少年明快。后来吴清源在《以文会友》中回忆：“我战胜了刘棣怀，名副其实地坐上了北京棋士的第一把交椅。”面对这位稚气未脱的天才少年，刘棣怀也自叹才气不如，后来吴清源果然成长为一代围棋巨匠。
此时，刘棣怀的棋力，从日本棋家濑越宪作1928年6月发表的【中国棋界之现状】一文中也可窥见一斑。濑越认为：如果将中国棋手按日本制度区分为九个等级（段），那么，这些棋手的棋力高下大致如下：

    九段一人：吴清源；八段二人：刘棣怀、王子晏；七段五人：顾水如、汪耘丰、雷溥华、丁公敏、潘朗东。另外附有初段至六段二十余人。

    濑越的观点或许不甚全面，但它是此时纵观中国南北棋手的可贵资料，足以证明：此时除神童吴清源之外，刘棣怀的水平已不在其他任何棋手之下。

    随着北伐军的迅速挺进，北洋军阀政权土崩瓦解。茶馆中生意萧条，不少棋手纷纷另寻门路。顾水如出走天津，吴清源移居日本······在这大动荡的岁月里，刘棣怀纵然棋艺高超，也难免谋生乏术，他只能另觅前程。

    大约是在刘棣怀1928----1929年间，携带家眷，来到上海。
           当时上海有个大资本家张澹如，对围棋活动非常支持。《新闻报》副刊曾报道：“张君澹如，吴兴巨室，屡世盐商，兼营他业于沪，赋性风雅，犹善弈棋....且慷慨好客，谦恭下士。故海内善弈咸集其门，以为一识荆州，荣于万户封侯也。即东瀛名手广濑（平治郎）、铃木（为次郎）、高部（道平）、加藤（信）、都谷森（逸郎）辈来游，皆由澹如先生供给束修旅费，俾教授吾国之学者，年来吾国弈界渐臻进步，胥赖其力焉。”

          上海是南方名手荟萃之地，如潘朗东、吴祥麟、余孝曾、过旭初、过惕生、张恒甫、沈君迁等都长期在此交流棋艺。另外，上海又是日本棋手经常往来的地方。由于这些有利条件，上海棋手的总体实力足以与北京抗衡。

           刘棣怀到上海后，常去四马路一带的“天蟾茶楼”观战，接着便与上海棋家交手，刘棣怀对局经验丰富，深信“力量”－－即计算能力，才是克敌制胜的主要因素。上海棋手一般都挡不住他的攻势。从当时遗留棋谱分析，多数名手与刘棣怀都有一先以上的差距。此间上海最著名的力战家首推潘朗东，他的棋灵活善变，时人比喻为“出水蛟龙”，但遇上了具有“屠龙身手”的刘棣怀，也只得退避三舍。刘棣怀战绩辉煌，声名鹊起，不久，经棋友介绍，他结识了被誉为棋界“韩荆州”的张澹如。

           当段祺瑞自政界隐退之际，正值张澹如搞实业极盛之时。张澹如出身湖州富户，长期从事丝言买卖，广有资产，及至民国创建以后，他的事业不断发展，达到了空前的兴盛。原来张澹如的二哥张静江是国民党元老，曾经以巨资支援孙中山先生从事革命活动，自北伐战争以来，历任国民政府主席、浙江省政府主席等要职。在那“一损俱损，一荣俱荣”的年代里，自然是如鱼得水。张澹如除了经营实业外，又在上海“证券交易所”进行投机买卖，成为上海有名的富豪。

           当时棋界把张澹如、段祺瑞并称为“南张北段”，其实张、段对围棋的支持程度大有差别。北段仅是个围棋爱好者，在聘请日本棋家来访时，往往还要依靠一些财阀投资赞助。而南张本身棋力不弱。他自民国以来，屡次独力聘请日本棋家来访，又在今威海卫路私宅开辟棋会，为招徕四方名手，不惜每月支付大笔津贴，并广收大批日本棋谱。据老一辈棋手传说，当南张全盛之时，每月用于围棋的资金不下数千元，有时甚至高达万元。这听来似乎令人难以置信，但南张在当时富甲全国的上海多方开展围棋活动，用费几倍于北段是完全可能的。后来上海棋界经久不衰，南张具有一定的功绩。

          张澹如早已耳闻“刘大将”的棋名，但刘棣怀的棋力到底有多高？是否可在南方棋坛独占鳌头？对此，张澹如也心中无数。

           原来与张澹如交游的棋手中，有位被誉为“南方棋界第一人”的王子晏。王绝少涉足茶楼，长期研究日本棋谱，自二十年代以来战绩辉煌，在1925年间曾连胜日本山平寿四段七局，从此被公认为海上棋界盟主。大约在1927年间，顾水如南下与子晏决战，这实际上是当时最负盛誉的“南王北顾”之争。现存棋谱五局，王胜其三。谱中部分边角变化精采可法，被日本《围棋大辞典》收录，足见这几局棋在当时的巨大影响。及至1927年7月，王子晏又经连续三日的奋战，迫和日本新锐桥本宇太郎，受到濑越宪作等日本棋家的赞赏。子晏的声誉也达到了他一生中的顶峰。

           刘棣怀在上海棋坛屡战屡胜，使人们预计王、刘之间早晚将有一场鏖战，待到1929年11月，终于揭开了王、刘大战的帷幕。

           王子晏着法细密稳健，步步为营，他熟悉各种流行的日本布局，残局功夫在棋界首曲一指。对子晏的棋风与功力，刘棣怀早有所闻。他深知如按常规“照本宣科”地应接，前途不免凶多吉少，唯有扬长避短，全力出击，方为制胜之道。于是刘棣怀每局的着法均恣肆奔放，力求导致复杂多变的混战局面。这一场风格迥异而又竭尽心智的格斗持续了十二天，每三日一局，合计四局。由于旧中国棋谱散失严重，四局中仅有二局记录流传，一胜一负。此战刘棣怀以三比一领先。

          王、刘决战，除了棋力、棋风等主要因素外，另有一些客观原因。王子晏体质素来单薄，他在与刘棣怀较量时，已患有咯血症。子晏对待胜负态度认真，一局未竟，每每昼夜苦思，废寝忘食。而刘棣怀在关键时刻却能泰然自若，加上身体强健，精力充沛，自然占了上风。局后，王子晏对刘棣怀的气魄与豪力十分推崇，刘棣怀对子晏的扎实功力也深感钦佩。

          1930年间，刘棣怀先后战胜了日本女棋手都筑米子四段、伊藤甲子三段，接着，又与日本筱原正美四段战成和局。此间，日本青年女子棋手增渊寿子三段来到上海，张澹如上场与增渊对局，不能取胜，使上海棋手们感到困窘难堪。当他们得知棋手汪振雄与刘棣怀交情非同一般，便委托汪登门造访，叮嘱刘棣怀务必拿下此城。刘棣怀果然不负众望，发挥雄厚的中盘实力，大胜增渊寿子。

          刘棣怀在铅刀一割的关键决战中，每能制胜，终于蜚声上海棋坛。他独树一帜的野战棋风，也影响了往来上海的年轻棋手。如余孝曾、汪芍亭、过惕生、宋温善等在中盘阶段都十分耐战，就整体而言，上海围棋的水平在逐步提高。此时，王子晏对局数锐减，渐渐退出了第一线，“南王”这一称号也渐被“南刘”代替，中国棋界的代表也由“南王北顾”过渡为“南刘北顾”。

          1932年间，张澹如在私宅创办“上海围棋研究社”，刘棣怀受聘为围棋指导，月薪六十元，这在当时已算是不低的待遇。

           张澹如建立围棋研究社期间，排场阔绰，经常以丰盛的膳食招待来客，北方名手如雷溥华、王幼宸等也相继前来入社，上海棋界实力显得更加雄厚，私家中、小型棋会也得到相应的发展。可是张澹如经营的投机买卖本身担有风险。约1933年间，张澹如在房地产方面栽了筋斗，再也无力为围棋活动提供资金了，研究社就此倒闭。刘棣怀只得重返茶楼，靠对局为生，此间他与棋手张恒甫过从甚密，经常对局。张恒甫主办小型围棋会“豳风弈社”，他与几家报馆联络频繁，因此刘棣怀等名手的对局谱也在《大公报》、《前线日报》等处刊登。

           1933年1月，蒋介石将段祺瑞由天津迎至上海，顾水如也相随到来。“南刘北顾”的称呼在棋界传诵了短暂的两三年，便自行消失。

           1935年5月，日本棋院棋手木谷实六段、吴清源五段、安永一等一行来访我国，与我国棋手大量对局。刘棣怀执黑负于吴清源，但他在陪同日本棋手前往“无锡棋社”时，击败了当时担任日本棋院编辑长的安永一。安永一是风靡一时的“新布局”鼓吹者，在日本业余棋界颇有影响。此局刘棣怀抓住了安永在角部行棋的错误次序，以强韧的战法不断扩大优势，显示了中国一流棋手的实力。

          自张澹如的棋社倒闭后，刘棣怀除了在茶楼中从事对局外，又参加各种私家棋会举办的中、小型“春、秋季围棋赛”，他的对局谱也不断在报刊发表，无奈收入寥寥，全家上下的温饱始终没有保障，有时从早到晚仅购得几只烧饼充饥。刘棣怀历尽艰辛，在这灯红酒绿的上海也难于立足。

           1935年，南京成立了一个有影响的群众文艺组织“公余联欢社”，社内附设有围棋组。南京是当时国民党政府的首都，希望招聘国内一流高手担任围棋教练员。恰巧有位棋友张剑鸣在社内担任总干事，他是张澹如的本家，熟知刘棣怀的情况，认为刘无疑是最理想的人选，于是刘棣怀又回到了阔别已久的南京。

          抗战之前，南京围棋活动较为频繁，拥有如陶虎文、厉祝余、冯穆仲、陆曙轮、赵怀芝、范德民等一批地方棋手，刘棣怀的到来，结束了南京棋界群龙无首的局面。1935年6月，“公余联欢社”出面邀请上海名手前来南京，举行“京沪埠际杯”围棋赛。双方名手先后登场较量。最后，由南京、上海主将刘棣怀与顾水如决战，互先两局，以平分秋色告终。这两局棋谱作为当时中国最高水平棋手的代表作被日本《围棋俱乐部》选刊。

       “公余联欢社”每周仅活动数次，刘棣怀除指导来社棋手对局外，又与赵怀芝等共同开辟围棋讲座。刘棣怀喜爱选择中国古谱为中盘实战教材，在他的观念中，始终认为古谱在中盘格斗中表现不俗，可资取法。另外，南京有位名叫张立山的棋友经常翻译日本书谱，他请刘棣怀作技术上的校订，由此刘棣怀对日本围棋动态、技术也有进一步的接触和了解。

           1935年后的两年，刘棣怀奔走于南京、上海、北京等地，广泛交流棋艺，宣扬棋道，并经常将南京围棋发展的实况转告上海地区棋友。他希望在棋手们的共同协助下，促使官方能投资支持围棋活动。逐渐地，南京多处公园、茶室、游览胜地（如夫子庙的洋宫内、珠宝廊的“棋园茶馆”、秦淮河边的画舫）等处均能看到游人对局了。当时上海《中国围棋月刊》报道：“国内弈界年来确有蓬勃之象，而尤以首都（南京）为最，此则不能不推刘君棣怀之力。”

           1936---1937年间，刘棣怀前往北京联络棋友，曾与张玉笙、萨寿山等社会名流十二人在“公余弈社”合下联棋。文人王蕴登目睹全局形势“风云变化，不可端倪”，联想到来日未卜的国家大事，不禁感慨系之，认为“亦时局一小影也”，写下长诗《公弈行》以纪其事。

           在刘棣怀等棋手的不懈努力下，1937年春，在南京“吴宫旅馆”建立了“南京围棋社”。怀着对未来的憧憬，刘棣怀在会见上海《中国围棋月刊》编辑长刘子长、沈伯乐时，直抒了今后开展围棋活动的打算，他渴望中国围棋有进一步的发展。

          1937年夏，刘棣怀函告上海棋友，南京市政府已允许创办“首都弈社”，并拟定将南京“国货陈列馆”内的花园全部划归弈社作为社址。另外在“公余联欢社”负责人的活动下，准备发起“全国围棋大比赛”。筹备工作已开始着手，初步计划比赛将在这一年十月“全运大会”期间同时举行。刘棣怀正殷切地盼望着全国名手聚会日子的来临....

          可是，这一切转眼之间都成为泡影。

    1937年7月7日，爆发了芦沟桥事件，长期奉行不抵抗主义的国民党政府终于自食其果，日本侵略军长驱直入，转眼间华北领土沦丧殆尽。此时，南京城内沸沸扬扬，眼见南京早晚不保。
       “覆巢之下，安有完卵！”“公余联欢社”围棋组被迫停办，刘棣怀几年来为之辛苦经营的大小棋会纷纷瓦解。为了适应战争时局，南京政府草草成立了“军法执行总监部”，刘棣怀也被编入部内充当一名“译电员”。接着，政府动员各机关内迁，刘棣怀也整理行装，携带家眷，随着人流向内地转移，来到了武汉。

          武汉是南北水陆交通的枢纽，又是当时国民党政府的临时驻地，此处往来着无数流离失所的人群，随着日军的步步深入，大江两岸，人心浮动。然而，当武汉地区棋迷们获知“刘大将”到来时，都感到机会十分难得，他们纷纷奔走相告，邀请刘棣怀与当时武汉第一名手魏海鸿对局表演，远道前来的名手陈嘉谋、宋温善、沈弈侯等也同时登场献技。

          沿江茶楼中，棋迷们纷纷前来围观这一场精彩的棋艺较量，直至灯火黄昏，茶楼已到了关门的时刻，而刘、魏一局战斗正酣。于是魏海鸿乘兴将全部棋迷邀至家中，继续挑灯夜战…...

    刘棣怀在武汉为时短暂，不久，武汉的形势渐渐危急，传檄报警，一夕数惊。刘棣怀便先将家眷由水路送往重庆，然后随着“总监部”辗转来到湖南衡阳。到了1938年5月，“总监部”裁减人员，刘棣怀再一次被裁减失业，他只得绕道云、贵之间，奔波千里，至六月间，他来到重庆。
           为了全家的衣食温饱，刘棣怀常到朝天门一带茶馆中进行对局，争取多得一些彩金。此间各地流亡至重庆的棋手已有不少，如刘棣怀的棋友白聘珍、张剑鸣，由上海前来的尹澄宇、张恒甫、吕濬、陆成爻；常在南京、上海一带对局的陈大夔、赵怀芝、辛亥革命前驱黄兴之子黄一欧；北方名手祁志厚；刘棣怀的挚友陆茂斋等。其中张恒甫早在抗战前夕就到重庆交流棋艺，并联合当地棋手组织了个围棋俱乐部，但他们之间始终缺少一位权威人物，难免处于涣散状态。刘棣怀的到来，使棋手们开始聚集在他的周围。

          抗战期间，远走我国西南一带的围棋名手计有三名，刘棣怀为首，其次是冯振与张恒甫，这两人棋力大约比刘棣怀差一先以上，当时棋界称他们为“西南三杰”。

          在推广棋艺上，刘棣怀除了不断传授技术外，又考虑到围棋、象棋原是一家，便特地写信给远在衡阳的朱剑秋，邀他前来开展活动，这种患难中建立的友情，使朱剑秋深为感动，不久重庆的围棋、象棋都得到相应的发展。

           1940年，在以刘棣怀为代表的四十八名棋手共同发起下，成立了“中国围棋总会”。为了便于筹款和扩大社会影响，由当时任“赈济委员会”委员长的许世英挂名担任会长，会址社在重庆江门一带。

       “中国围棋总会”创于抗战时期，设备比较简陋，但在以民族大义为重的特定局势下，它提出以“发扬国粹”为棋会宗旨，这多少体现了爱国棋手的意志。总会又拥有象刘棣怀这样众望所归的国手，具有相当的号召力。不久，江西等地在过惕生等棋手的推动下，也相继成立了“中国围棋总会江西分会”。

           刘棣怀的精湛棋艺受到重庆棋手们的一致推崇，但他本身职务未定，生活终究得不到保障。棋手们便介绍他进入教育部充当一名抄写文书的办事员，暂时有了固定薪金，可是办事员待遇偏低，碰上物价飞涨的国难年头，难免手头拮据。这期间，他通过对局，无意中结识了当时三十六军的师长虞绍卿。

          虞绍卿爱下围棋，对刘棣怀的棋艺推崇备至，便让他在三十六军中挂名担任“参议”。刘棣怀平时不必上班，虞下棋时就顺便把薪水带来，这笔收入使刘棣怀全家暂时缓了口气。无奈好景不长，“参议”仅当了两个月，虞绍卿随军转移，刘棣怀全家的生活又一次陷入困难的境地。

          1942年，日本棋手濑越宪作一行来访上海、南京等地，他们曾授予我国一批棋手段位称号。刘棣怀与顾水如、雷溥华、王子晏、魏海鸿、张澹如被授予“四段”。此时刘棣怀寓居重庆，当然不可能参加沦陷地区的围棋活动。

          好歹熬到了1945年，中国人民经过八年艰苦卓绝的浴血奋战，迎来了抗战的胜利。就在这一年秋天，刘棣怀经任“重庆引水管理委员会”主任委员徐燕谋的介绍，调入该会担任“科员”，薪金比在教育部时大有提高。1946年刘棣怀随该会迁往南京，旋又迁至上海。

          在上海，刘棣怀见到了许多历尽沧桑的老棋友，彼此嘘寒问暖，真有一种说不出的亲切感。在抗战的岁月中，一些颇有才气的中青年棋手相继凋谢，其中有刘棣怀十分赏识的扬州棋手汪芍亭、上海余孝曾，均年方三十余岁，另有青年棋手宋温善，也因意外事故殁于避难途中。

          随着岁月的消逝，上海棋界的阵容也有巨大变化，张澹如、王子晏等名手已先后退出棋坛。于是资历最深的顾水如与刘棣怀并峙为棋坛盟主，另有魏海鸿与福建籍棋手陈藻藩，在棋界也有较高声誉，以上四人当时被称为“四大棋家”。

此间，上海中青年棋手进步尤为显著，其中表现最突出的当推过惕生、胡沛泉、董文渊等。

    过惕生早在三十年代已与国内一流棋手如潘朗东、吴祥麟等争胜，但遇到顾、刘等最强棋手尚有明显差距。抗战胜利后，过惕生棋理愈明，1948年，在刘棣怀让过惕生先相先的六局棋中，过胜三负二和一，晋升至互先。这一战绩标志着过惕生终于步入国内最高水平棋手之列。

    胡沛泉早年在北京即有“神童”之称，三十年代移居上海，被认为是“国内名手中第一快棋”，旋赴美国留学约八年，归国后在上海棋界十分活跃，他与刘棣怀对局亦多，当时水平比刘棣怀约差一先。   

    董文渊围棋、象棋皆优，四十年代初期开始崭露头角，他绝少看谱，全靠对局时随机应变。据说刘棣怀在相当一段时期中特别赏识董文渊的才能，屡次与董对局。可惜董自幼缺乏教育，沾染了不少旧社会的习气，后来走上自暴自弃的道路。
           1947年秋，“引水管理委员会”结束，因棋友陈伯庄（曾担任粤汉铁路完成委员会委员长）在铁道部颇有势力，便推荐刘棣怀至上海铁路局总务科担任文书工作，每月工资约一百多元，使刘棣怀一家暂时能过上比较宽裕的生活。这期间他开始注意创作，曾讲评清代棋手范西屏、施定庵名局“当湖十局”棋谱，刊于《铁道杂志》，一时颇有好评。

           由于此时张澹如闭门谢客已久，上海围棋活动的中心便转移至成都路一带的“品芳茶楼”。这是一座木质结构的旧式楼房，楼面宽敞，足可容二三十桌围棋，但此处来人庞杂，不是高手切磋棋艺的理想场所，于是在顾水如等名手的倡议下，发起“星期棋会”，嗣后，得到围棋爱好者李德之、徐润周、赵云浦、陆成爻、李倜夫、丁渠清等积极响应。他们采用轮流坐庄的办法，邀请上海高手至宅中对局，并经常悬有彩金。此种形式，在当时有利于围棋水平的提高。刘棣怀是对局数量最多的高手，所以他既是“品芳茶楼”的主将，又与上述围棋爱好者经常交往。

    1949年5月，上海解放，这座全国最大的城市终于回到人民的手中。在百废待兴的建国初期，围棋这门“小道”，何时才能得到党和国家的重视呢？但世道变了，人们对生活充满着希望，上海围棋活动日渐活跃了，除了“品芳茶楼”外，“襄阳公园”与延安路上的“延安棋室”也先后辟为棋艺交流场所。
    这时期刘棣怀对局极多。暂且不论他下了多少指导棋，单从他与国内名棋手进行的“升降棋”、“比赛棋”来看，数字也颇为客观。

          1949年7--8月，让胡沛泉定先六局升降棋，胜四负二。
         10月至11月，与过惕生分先六局升降棋，各胜三局。

          1949年12月至1950年2月，刘棣怀、过惕生再次举行分先十局升降棋，弈至第六局，刘胜五负一。后四局过惕生受相先，过三胜一负。

          1950年5月，王幼宸从北京移居上海。王幼宸早在民国初年已入北方高手之列，但因对局机会较少，与国内最强棋手在水平上还有差距。王幼宸到上海后，立即与刘棣怀进行二十局升降棋，由刘让王定先开始，弈至第十四局，王胜九负五，晋升至受先相先。王幼宸精神矍铄，对局态度异常认真，晚年棋艺愈进，成为刘棣怀在上海的主要对手之一。

           为了棋艺交流的方便，此时上海棋手深感应建立如实反映中国棋手实力的“段位”制度。于是棋艺爱好者便自发地拟定规章，公推刘棣怀为“标准四段”，即以刘棣怀的棋力为准绳，来衡量其他棋手水平的高下，大致是：凡刘让先相先的棋手，可授予三段称号；凡刘让定先的棋手，可授予二段称号，其余可由此类推。

           1950年10---11月，刘棣怀让胡沛泉定先下“试验棋”六局，各胜三局，胡沛泉被授予二段称号。

            1951年4月，刘棣怀让过惕生先相先下试验棋六局，仅至四局，过胜三负一，被授予三段称号。

            随后，再由已经获得段位的棋手分别下“试验棋”。不久，王志贤、林勉、陆成爻、李德元等多名棋手均先后获得段、级称号。这一制度虽然创自群众，但得到当时棋手的承认。接着，南京等地也制订了相仿的段、级制度。

           1951年，上海举行春季及秋季围棋比赛，参加者有刘棣怀、王幼宸、过惕生、胡沛泉、王志贤五人，结果王幼宸战绩优异。九月，王幼宸晋升四段，刘棣怀与王幼宸之争开始引人注目（过惕生未及赛完即赴北京任职）。

           1951年夏季，刘棣怀所属单位上海铁路局决定调刘棣怀到内地工作，刘棣怀不愿携带家眷外迁，更舍不得多年来与他朝夕相处的上海棋友，经斟酌之后，他辞去职务，靠在茶楼下彩棋为生。

          当时向刘棣怀求教的棋手很多，刘棣怀也参加了由棋艺爱好者组成的“段、级位混合赛”。但如果中国最高水平的棋手，只能长期出入茶楼“蹲点”,而无法安排合适的职业，那末围棋振兴的希望也就微乎其微了。幸亏当时上海有一位十分关心围棋的领导人－－陈毅市长。陈毅同志早年在法国勤工俭学时已经爱好围棋。后来在长期战争岁月中，他对围棋始终怀着浓厚的兴趣。解放初陈毅担任上海市长，不久，他结识了一位上海棋界的老前辈杨寿生。

          杨寿生是清末名手杨士珊的弟弟，自幼能弈，他家有恒产，收藏的围棋扇子与珍贵棋子在上海相当出名。杨一生喜欢观看棋战，他阅历既深，对上海名手的状况也了如指掌。正是这位杨寿生，把刘棣怀棋艺高超以及失业在家的情况一一告诉了陈毅。

          1951年底，陈毅派工作人员去看望刘棣怀，并送去了一百元钱。上海市长亲自关心老棋手的生活，直至今日，刘棣怀的亲属还满怀敬意地谈论着这件事。

          几天后，陈毅邀请刘棣怀、杨寿生共同进餐，随后，又派人与上海文史馆联系，介绍刘棣怀进入文史馆。1953年，文史馆破例接收未满六十岁的刘棣怀为文史馆馆员。后来陈毅调北京任国务院副总理，当他路过上海时，还经常约刘棣怀前去对弈、共餐。

           1954年，刘棣怀曾应“北京棋艺研究社”之邀，北上与在京名手过惕生、金亚贤、崔云趾、雷葆申等互先对局，此时过惕生棋艺已公认为北方第一高手，从此他与刘棣怀并称为“南刘北过”。金亚贤的棋风豪迈善战，擅长歼击，与刘棣怀以“治孤”见长的风格不同。棋界传有两句谚语：“一子不舍刘大将，满盘追杀金亚贤。”所以刘、金之战每每现象环生，令人目不暇接。

           当刘棣怀进入上海文史馆时，顾水如因年龄稍长，已先一步成为馆员。顾、刘二人从年轻时期便常在一起切磋棋艺，后来成为长期并世的棋家，但自他们成名后，很少互相对局，一般偶然公开下二局或四局，总以平分秋色告终。在那棋手命运沉浮不定的旧中国，最强棋手之间或许有必要保持一种“平衡”。

到解放后，刘棣怀主要坐镇“品芳茶楼”，迭克群雄，被公认为棋界的强者；而顾水如则常去“延安棋室”，此时他绝少下对子棋，也使人感到高不可测。按当时社会风尚，鼓励各家毫无保留地公开技术，经动员后，顾水如同意与刘棣怀分先下二局棋。对局前，刘棣怀还以为按过去双方下棋的“老规矩”，不料这次顾水如全力以赴，一举连拔二城。

          1955年2月，上海市文史馆主办“上海围棋友谊赛”，这是解放后上海首次由政府机关出面组织的一场大赛。刘棣怀、顾水如、魏海鸿、王幼宸、汪振雄此际都是文史馆员，另有名手董文渊、曹钧石、林勉、王志贤、陈修崇等，可谓群英荟萃，济济一堂，比赛气氛紧张激烈，对局记录从文史馆直至“品芳茶楼”四处传递。四月初，比赛成绩全部揭晓：魏海鸿荣获第一，刘棣怀第二，王幼宸、董文渊并列第三，曹钧石第五。此战顾水如发挥不太理想，胜四负五，与汪振雄、林勉并列第六，他负的五局中，也包括刘棣怀回敬他的一局。
          经过这一场较量，刘棣怀的实力又一次得到棋界的公认；顾水如到底上了年纪，感到力不从心，他向来对培养青少年棋手十分热情，便从此不再参加比赛。此后，顾、刘之间的关系也渐渐缓和，刘棣怀空闲时也到“延安棋室”与顾水如相聚。

           1955年后，我和哥哥赵之华经常去“品芳茶楼”。那里聚集了许多上海知名棋手，指导我们对局的除刘先生外，还有汪振雄、王幼宸、魏海鸿、王志贤诸先生，其中刘、汪两位先生对我们帮助尤多。刘先生传授棋艺热情耐心，一丝不苟，每有空闲，就主动招呼我们对局。其实，我们这些少年棋手在追随刘先生之前，都早已从师学弈，而刘先生对此是毫不介意的。

          据我所知，此间唯一奉刘先生为师的少年棋手只有无锡的陈锡明，记得他初从刘先生学弈时，曾师生合影，留为纪念。但即便是陈锡明寄居上海期间，刘先生也从未给予任何特殊照顾，他对待少年棋手一视同仁，不分门户，无私地传授棋艺，作为一位从旧社会生活过来的国手，胸襟是颇为豁达的。

           在“品芳茶楼”，一般棋手都有自己习惯的活动“地盘”。或许由于棋手们对刘棣怀特别尊重的缘故，他的对局总被安排在茶楼中央一带进行。在这里，与刘棣怀交情莫逆的当推汪振雄先生，他比刘棣怀小五岁，颇有文才，棋风柔和明快，为人风趣而爽直，待朋友很讲义气。汪有时也会用诙谐的语言指责刘棣怀有些着法“霸道”，对此，刘棣怀只是一笑了之，看来对汪的见解他心中还是默许的。据说汪振雄在棋艺成长过程中，刘棣怀对他帮助不小；而刘棣怀平时较少写作，因此也十分钦佩汪振雄在文字方面的功力。

           至五十年代中期，刘棣怀等老一辈棋手感到普及围棋知识的重要意义。刘棣怀便与王幼宸、汪振雄、林勉等名手合作，编写了一套丛书，计《怎样下围棋》、《围棋定式基本知识》、《围棋布局初步》、《围棋中盘战术》、《围棋官子知识》等五册。这套丛书由浅入深地系统介绍了围棋的基本知识和战略战术，在当时具有一定的影响。

          1956年底，刘棣怀赴北京参加“全国围棋邀请赛”。

          1957年8月，上海市举行规模较大的首届全市围棋比赛，共八十人参加。比赛分初赛、复赛、决赛三阶段进行，结果刘棣怀艺冠群雄，夺得冠军。紧接着，刘棣怀代表上海参加全国围棋比赛，这一次刘棣怀出师不利，他虽然战胜了主要对手过惕生，却失手负于江苏名手陈嘉谋与安徽青年棋手黄永吉，屈居第三名。

          1958年，刘棣怀再次夺得上海冠军。十一月，他参加了在广州举行的全国比赛。刘棣怀重振旗鼓，显示了“南刘”的实力，以七胜一负的优异成绩夺得冠军。王幼宸、过惕生获二、三名。

          全国比赛结束后，上海市体育宫成立“围棋集训队”，刘棣怀、王幼宸及少年棋手陈祖德被选入队，不久，又调入魏海鸿、汪振雄和少年吴淞笙。在刘棣怀、王幼宸等前辈国手的悉心辅导下，陈、吴棋艺迅速进步，后来他们成为我国第一批九段棋手。

          1959年，围棋被列为第一届全运会竞赛项目。九月，围棋决赛在北京举行，刘棣怀以六胜一负的成绩再次夺魁，创造了六十二岁高龄荣登全国冠军宝座的记录。

           第一届全运会后，上海棋社创办了解放以来第一家围棋定期刊物《围棋》，刘棣怀、顾水如、曹钧石、徐润周、林勉等老一辈棋手都参加了月刊编辑工作。月刊中有关技术方面的稿件均由刘棣怀最后负责审阅，他工作认真细致，使《围棋》月刊的质量得到保证。后来他又担任了《围棋》月刊的副主编。

           1960年6月，在陈毅同志与日本自民党顾问松村谦三的共同倡议下，日本围棋代表团首次访华，代表团由濑越宪作（团长，名誉九段）、桥本宇太郎（九段）、坂田荣男（九段）、濑川良雄（七段）、铃木五良（六段）五人组成。此时中、日围棋实力悬殊，因此赛前商定由中国棋手执黑先走，尽管如此，双方仍显得几乎不成对手。

           在全部三十五局比赛中，我国棋手负三十二局，和一局，仅胜二局，真是一场惨败！但由此也反衬出其中“二胜”确实来之不易。这所胜的二局都是6月14日在上海进行的。其一是王幼宸胜日本濑越宪作名誉九段一子，另一局就是刘棣怀与濑川良雄七段之战。

          这局棋堪称是刘棣怀后期的代表作，直到今天，当我们回顾这场激战时，仍能感到全局波澜迭起，生机流动。此局刘棣怀在布局阶段已占有较多实地，面临濑川的竭力反扑，刘棣怀显得胸有成竹，充分发挥“耍大龙”的绝技，左冲右突，将白方包围圈捣得千疮百孔。双方激战近二百着，濑川眼见水尽山穷，棋势破碎，只得推枰中盘认输，中国棋手在对子条件下终于第一次击败日本七段高手。局后，濑川良雄对这位六十三岁的中国棋家表示了深深的敬意。

          自从首次中日围棋比赛过后，刘棣怀显得有些步履蹒跚了。尽管他在对局时，还是那样勇往直前，那样充满着自信，可是，作为竞技项目的围棋，每当两强相遇，进行激烈抗争之际，一个棋手的才智、精力、耐力总会无可掩饰地表现出来。此间，刘棣怀的漏算情况有所增加，一向较高的胜率，也开始起伏不定，他的健康状况明显呈现出下降趋势。旁观者明，岁月到底不饶人！

          1960年10月，刘棣怀参加在北京举行的全国比赛，这次比赛冠军被安徽青年高手黄永吉夺得。王幼宸、陈祖德分别获得第二、三名。“北过”、“南刘”仅得第四、五名。一次比赛的成败固然不足以评定水平的高下，但“南刘北过”的盟主地位无疑已经动摇。刘棣怀的年龄比过惕生又长十岁，作为一名棋手，一生最辉煌的时期已经过去。不久，刘棣怀又与全国各地名手云集北京，加紧训练，准备再次迎战日本围棋代表团。

          1961年9月，日本围棋代表团来访，团员有曲励起八段、小山靖男七段、伊藤友惠五段（女）和菊池康郎、安藤英雄两位业余棋手。其中除伊藤友惠外，均为中青年棋手。

         比赛商定在分先条件下进行，双方固定对手互下五局。这样捉对儿厮杀，对于我国的主力，尤其是年迈的刘棣怀、王幼宸非常不利，因为对手比他们年轻得多。刘棣怀作为中国一号主力，又一次挑起大梁，迎战曲励起八段。

          曲励起是日本名手岩本薰的弟子，他与刘棣怀有近三十岁的年龄差距。那时，他正处于竞技状态的极佳时期，就在来访的前一年，荣膺日本“围棋选手权战”优胜。曲励起棋理清晰，又擅长战斗，平心而言，刘棣怀确实技差一筹，难以与之一争胜负，双方激战五局，刘棣怀均告负。经过这场较量，中国棋手清醒地领悟到一条简单的道理－－中国围棋要赶超日本，非靠一代新人不可。以刘棣怀为代表的老一辈棋家，已经尽了他们最大的努力。

           1962年夏季，中国围棋代表团首次出访日本，由李梦华任团长、刘棣怀任副团长，在日本进行了为期三周的友好访问。

           中国围棋代表团先后在东京、大阪等地与日本棋院、关西棋院的职业棋手及日本业余界棋手进行交流；同时又到奈良、箱根、热海等著名风景胜地游览。在这片被称为“围棋王国”的土地上，代表团无论走到哪里，都受到日本人民的热情欢迎和款待。访问期间，刘棣怀先后会见了许多新老日本朋友，其中有早在三十年代就曾与刘棣怀对局的棋手安永一，前两年间访中的棋手坂田荣男、小山靖男等；德高望重的日本棋界元老濑越宪作还特地与刘棣怀手谈一局，表示彼此钦慕之情。经此次访日，刘棣怀对日本自德川幕府以来围棋发展的情况，日本“棋院四家”的盛衰，以及日本近代围棋理论与技术等方面的情况有了进一步的了解。

           十一月，刘棣怀赴合肥参加全国围棋比赛，他的战绩已不尽理想，但刘棣怀与福建青年棋手罗建文的对局却被评选为比赛的佳局。此间，“中国围棋协会”正式成立，刘棣怀与廖井丹、孙乐宜、姚耐等七人，被选为中国围棋协会副主席。

           1964年2月，国家体委首次授予围棋手以段位称号，刘棣怀、过惕生、陈祖德、吴淞笙四人被授予五段。这是当时我国棋手的最高段位。五月，他到杭州最后一次参加全国围棋赛。这年他已六十七岁高龄，他虽仍象往常一样认真地对待每一盘棋，但着法已不再具有当年那种令人感到可怖的威慑力。这次年轻棋手囊括了比赛的前三名。此后，刘棣怀退出了比赛第一线。他在编辑《围棋》月刊的同时，继续辅导新手。那时上海棋社培养的大批少年棋手如华以刚、曹志林、邱鑫等，无不先后得到他的热情指点。

          刘棣怀这样一位倍受棋界人士尊重的老国手，他将毕生精力献给了中国的围棋事业。他有老伴、儿女，家庭生活美满，按理说，他可以在安定舒适的环境中度过晚年，谁知天有不测风云，1966年5月，一阵政治狂飙席卷中国大地，“文化大革命”开始了。具有悠久历史的围棋艺术，自然免不了有“四旧”之嫌，随时要被列入撤销项目，《围棋》也被迫停刊。

           刘棣怀这个“权威”，从“靠边站”到“监督劳动”，那是自然的。接着，吴兴路上海棋社关门，刘棣怀等棋手又返回到上海市体育宫，这时他已年逾七十。

          一次，在清理房间时，因室内光线背暗，刘棣怀又年迈眼花，无意中扫出一张领袖肖像，惹下了麻烦，被批判了一阵。随后，他又被安排到上海游泳池，在那里管出租游泳衣物，约在1970年退休。

          他的家靠近上海虹口公园，退休后常到公园散心，上海一些棋艺爱好者也闻风前往，请他指授棋艺。

           这期间，虹口还有一所小学围棋开展得十分活跃，便邀请刘棣怀去学校向小朋友讲解普及围棋的积极意义，鼓励小朋友们力争上游，为国争光。这个学校后来还向上海市队输送了数名优秀棋手。

           后来，他患了中风，身体大衰，进入了风烛残年，只能在家中应接来客了。渐渐地他已无法记起来客的姓名，但围棋仍然不离手。这时与刘棣怀对弈的以老棋友居多。他们过去均非“刘大将”敌手，而今却棋艺不断“提高”，其中有位名叫黄鸿骞的老船长，已晋升至与刘棣怀平摆了。围棋艺术以它诱人的魅力，将这些老朋友长期吸引在一起，久久保持着真挚的情谊，也给他们在垂暮之年增添了不少乐趣，真是“共藏多少意，不语两相知”。

           1979年间，他再度患病，终于不起。1979年11月28日，刘棣怀与世长辞，享年八十三岁。

                    【全文完】

                             原文连载于【围棋天地】1987年第4---1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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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泡泡沙    时间: 2013-11-9 23:32

襄阳公园棋人棋事

　　　　　　　　　　　　
作者：朱伟

    地处上海淮海中路的襄阳公园是个小公园，旧名杜美公园，自四十年代开放以来，一直是上海围棋爱好者聚会、弈棋的场所。著名棋手陈祖德九段、钱宇平九段、芮乃伟八段、王群八段和天才棋童常昊及一大批上海围棋好手都有过一段在襄阳公园学棋的历史。迄今，上海大部分区围棋教练都是“襄阳公园出身的”。可以说，襄阳公园是上海围棋手的摇篮。笔者也是个襄阳公园出身的围棋爱好者，现将三十年的所见所闻，拾樜以记之。

                     襄阳公园的茶室

    襄阳公园早期没有茶室。后来将位于北端的一个凉亭改建为茶室。据一些老棋友回忆，公园管理当局是十分支持围棋活动的，茶室建成后，置备了棋具出借，供围棋爱好者在室内弈棋。

    陈祖德九段在他的著作《超越自我》中有这样一段描述：“从襄阳公园的大门一直往里走，尽头是一个茶室。茶室中央 一长排桌子上放置着十几张围棋盘。棋盘周围经常挤满了对局者和观战者，茶室外有一块空地，也放着一些桌子和围棋。室内是乱哄哄的，相比之下，室外却清净得多。”他说的是五十年代的情景。当时，一些闻名遐迩的老一辈围棋国手如顾水如、刘棣怀、王幼宸、汪振雄、过惕生等都经常到襄阳公园来弈棋，这吸引了大批围棋爱好者，使公园成了著名的围棋活动场所。

　　六十年代时，茶室的情况也是如此，只是室外搭建了个大凉棚，茶室内是围棋爱好者的天地，真正的老茶客是不进去的，他们都在外面凉棚内落座品茗，下象棋者也都在外面。所以那间茶室实际上是一个围棋室，自清晨至日落，都座无虚席，还有许多热心的观战者，泡上清茶一杯，一站就是半天，兴味盎然。

    茶室内的二十几张围棋盘及棋子，是棋友们集资购置的，由一位顾姓棋友总管其事。经常去公园弈棋者只要交付一元钱“入会费”，便可整年去弈棋，也可带一友人去对弈，两人都未入会的便不能借棋对弈。

                          顾水如

     顾水如是我国久负盛名的老棋手。当年他住在陕西南路上，与公园近在咫尺，所以每天都去公园茶室。五十年代初，这些著名国手尚未进文史馆，只能靠弈指导棋或赌彩为生。顾水如大家都称他为“顾老”，他在棋界辈份与棋艺俱高，向他求教者甚多。当时，他印制了一白色指导券，每十张券订成一本，售人民币三万元（折合现人民币三元）。购券者在公园遇到顾水如，付给几张券，便可弈一局指导棋。有钱的棋友也有一次付给一本、两本的。顾老并不亲自出售指导券，而是将券分派给一些熟识棋友代为销售。后来用这种券也能找刘棣怀、汪振雄等老棋手弈指导棋，这些老棋手再拿券去与顾老结算。

　　顾老下让子棋的功力很深，当时上海交通大学教授陈大燮常来公园与他弈棋，陈是上海二流棋手中的佼佼者，擅长野战。顾老让他二子，可以匹敌。每当两人对弈时，观者如堵，都想借此学上几招。顾老身材矮小，脸颊偏瘦，双目炯炯有神，复盘讲解时，口若悬河，每当讲棋至得意处，左右顾盼，威光慑人。

　　顾老喜欢孩子，对有弈棋天赋的少年乐意给予指导，从不收费。在上海市青少年体校围棋班未成立前，顾老曾亲自带过曹志林、华以刚、邱鑫等一批少年棋手，每周数次在市体育宫授课，当时有周、谭两少年主动找顾老，请求让他们听课，顾老当即应允，不但让他们一起听课、弈棋，还常借一些日本棋刊给他们。

　　1963年，一位十三岁的女棋手朱耶兰夺得上海市女子围棋冠军，引起了顾老的注意。这年暑期，在上海市体育宫举办一次有五百多名学生参加的比赛，顾老担任裁判长。这次比赛采取单淘汰制，朱耶兰进入了最后四人，夺冠希望最大，但在半决赛的比赛开始时，却不见她的踪影，顾老焦灼不安，令人打电话，又派人去寻觅。但那女孩忘了比赛日期出去玩耍了。按竞赛规定迟到15分钟者作弃权论。15分钟早已过去，顾老以裁判长身份决定破例延长时间等待她来，一直等到过了45分钟，才遗憾地判其弃权。

    顾老热爱弈棋少年，与上层人士及有钱棋友的关系也很融洽，但在棋界则人缘极差，这是众所周知的事实。这主要是由于他一直以棋界泰斗自居，傲物凌人，有意或无意地挫伤了许多棋手的自尊心。近几年，我曾就顾老的为人探询过许多老年棋友，他们之间只有一个人讲了顾老的好话。这位上海县的王姓棋友告诉我：四十年代，著名象棋手“七省棋王”周德裕病死后，家中一贫如洗，妻儿无以为生，顾老挺身而出，在棋界发起募捐活动，筹得一笔钱悉数交给周德裕家属，并公布了捐款帐目。

                      王幼宸
    著名老国手王幼宸也是公园的常客。过去他住在北京，在某银行当书记员，从事抄写工作，写得一手漂亮的字，但却不会写文章，他的评棋文章都得请人代笔。他一边工作，一边弈棋。五十年代初，王幼宸由北京来沪定居，并以弈棋为生。那时，名手过惕生由上海去北京定居，他原住的襄阳南路永嘉路的房屋便让给了王幼宸。所以，王幼宸常去公园弈棋，棋友们都称他“王老”。

    一般著名棋手的棋艺，五十岁可达到顶峰，以后便走下坡路了。但王老却是个特殊的例外，他到了六十岁，棋艺还在长进，六十至七十岁时一直保持着本人的最好水平，即当时全国第一流水平。1962年全国比赛是解放后规模较大的比赛，由于规定按这次比赛的成绩评定段位，所以全国所有名手都报名参加。竞赛组研究后，排出四名种子（初赛分四组，每组一名种子），他们是：王幼宸、陈祖德、黄永吉、董文渊。像名手刘棣怀、过惕生还未排上，可见棋界对王幼宸的评价。 　　

    王老高龄而棋艺不衰，这与他身体特别强健有密切关系。其实他年轻时曾患过肺结核病，身体不算好。中年时曾来上海，常涉足花柳场中，有一次因此得了重病，几乎性命不保。病后决心改除恶习，练拳健身，戒绝烟酒，坚持过有规律的生活，数十年如一日，身体变得特别健壮，这无疑是他长寿的原因。 　　

    王老为人纯朴直率，性格偏执，是个火爆性子。对于与棋手间的摩擦，耿耿于怀，久久不能宽释。但到了晚年，火气渐减，使人益觉其平易可亲。五十年代，顾水如在襄阳公园出售指导券，收入不错。王老也仿效印制黄色的指导券出售，由于利害关系而产生了矛盾。两人日后的严重不和，似种因于此。 　　

    1956年在上海《新闻日报》上刊出一篇介绍顾水如的文章，文中说顾老是吴清源的干爹和老师，亲手教他学棋两年多。王老见后大怒，认为此文出自顾老自述，与事实不符，尤其是说顾是吴清源老师这一点。因为当年北方老棋手与吴清源下指导棋较多的是汪云峰、刘棣怀、雷溥华等人，如果顾水如可算老师，他们也都是吴清源的老师了。因此，王老立即将剪报寄给在日本的吴清源九段。吴清源收到王幼宸信后，写了一封措辞很客气的回信，信中大意是说，过去少年时，承蒙许多前辈的指点，饮水思源，是不敢忘记的。随信还寄赠《吴清源全集》两卷。后来，吴清源曾出多种传记和回忆录，都未提到顾水如是他老师。 　　

    王老棋风正规，有板有眼，也能战斗，中盘力量稍逊于刘棣怀。当他的实力赶上刘棣怀后，许多高手都觉得王老比刘棣怀更难对付。王老生平最得意的棋是1960年第一次中日围棋比赛中，他执黑与濑越宪作名誉九段的一局棋。濑越是日本棋界元老，是吴清源、桥本于太郎两九段的老师。这局棋双方进行了长时间的拉锯战。到收官时，濑越形势占优，但他走了一步随手棋，王老伺机反击，最后赢了一子。那次中日比赛总共下了三十四盘棋，中国棋手仅胜两盘，所以王老的这一胜利是十分贵重的。

    王老生平最痛心的棋是1961年第二次中日围棋比赛中与日本女棋手伊藤友惠五段的对局。伊藤是个力战型棋手，擅长攻杀，对此王老很不适应。有几次明明可赢的棋，却翻了船。结果连输了四盘。王老把这次惨败视为生平的奇耻大辱。棋友们常开玩笑说：“要惹王老发脾气容易，你只要当他面提一下伊藤老太太的名字，他老人家便会勃然变色，额上青筋暴突，眼睛里喷出火来！”
　                     

                      杨寿老
    杨寿生名社馨，苏州人，寿生是他的别名，生于1879年，比顾水如还大十三岁。其祖上经营珠宝业，后来他又在沪开设珠宝古玩店，并在交易所做公债，故资产富厚。他棋艺不弱，在棋界颇有名望，棋友们都称他杨寿老或寿老。是棋界年资最高的棋手，据他自述，少年时曾在上海老城隍庙亲睹清代最后一位大国手周小松弈棋。 　　

     杨寿老是襄阳公园的常客。他包租一辆三轮车，每天早晨送他去公园，午前再接他回去。1960年，我认识他时已是八旬老翁，柱着手杖，走路一拐一拐，由于听觉减弱，讲话时嗓门提得很高。他为人和善，精神矍铄，思路敏捷，经常弈棋。但他只与窦国柱（象棋名手，围棋棋力亦强）等几位老棋手对弈。有一次，他对我说：“过去，我们这些人都是国手。陈毅来上海常找我下棋，我让他四子。”他的亲戚和一些老棋手证实了这些话。 　　关于杨寿老，有两件为棋友们津津乐道的事。一件是他收藏的棋具和棋扇。他共收藏一百副围棋盒。这些棋盒用紫檀木、楠木、黄杨等制成，形状有西瓜状、南瓜状、茄子状、蝴蝶状、竹节状、葫芦状，形象生动逼真。有些还涂上金粉，都是精美的工艺品。他还收藏各种质地的棋子，其中最著名的一副棋子，白子用淡黄晶莹的美玉制成，黑子用深棕色玛瑙制成，价值连城，堪称国宝。1960年日本围棋代表团首次访华，在沪比赛时，陈祖德曾亲自登门向杨寿老借了这副棋作为比赛用棋，这时许多棋手才得一睹这副名贵的棋子。杨寿老还收藏不少棋扇，一种是名人题诗的扇子。其中陈毅亲笔题诗的扇子有两把。另一种是绘上日本围棋名局的扇子，每扇正反面各一局，都是他亲手绘制的。在暑日日换一扇。日本围棋杂志上曾对此作过报道。

    另一件是杨寿老遭绑架案。那是发生于三十年代初的事。据一些老棋手及寿老亲戚说，当时寿老每日必去老城隍庙乐圃阆（即今绿波廊前身）吃早茶。一日听得棋友介绍，在城隍庙后街有一饭馆，门面虽小，但该店的鲫鱼汤一菜鲜美无比。杨寿老是个节俭到有点吝啬的人，闻说此菜价廉物美，食欲大动，欣然偕友共往品尝。食毕走出店门，突遇数名歹徒，将他劫持上轿车，带到金神父路（今瑞金路），囚禁在一洋房内，每天供奉极为周到，以后绑匪即向其家属提出赎票之勒索。经过私下进行的复杂谈判，后来付出了大笔贿金，才被用车带到荒僻的西郊释放。这笔赎金到底有多少，传说不一，有说是二十五万银元。有说赎金连同军警当局敲诈等费用，总共近八十万法币（当时米价为六元一石）。棋友们每提及此事，总笑着说：“寿老平时买个烧饼也为芝麻多不多拣上半天，这次二十五万银元买碗鲫鱼汤喝，可真阔啊！”
                        

                  董文渊
    杭州棋手董文渊，解放前后一直活跃于上海棋坛。在沪期间也一直在襄阳公园弈棋。董文渊原来是个铜匠，他先学象棋，后下围棋，显示出罕见的弈棋天赋，便弃铜匠之业，以弈棋赌博为生，人称小董，后来五六十岁了，棋友不论长幼仍叫他小董。 　　

    董文渊确是棋界奇才，陈祖德在《超越自我》一书曾生动地描述过他，说：“此人头脑聪明，感觉敏锐，着法犀利。”他的象棋在名手如林的上海，罕有敌手。解放后常在大世界挂大棋盘表演。其围棋在1948年执黑与过惕生对弈，四战皆捷，名声大噪。到解放初，已可与国手刘棣怀、王幼宸等分庭抗礼。小董不仅对子棋有实力，还擅长让子，一直以赌彩为主要收入。他为人狂妄自大，如果顾水如、刘棣怀能让某人四子，他必更多让人一二子，以显其能。其实，有时也并不能让这么多，对弈时只能靠一些“盘外招”为助，或嘴里嘲弄、诱骗、恫吓之辞滚滚而来，或大唱京剧，手指直戳对方鼻眼，或猛吸香烟，将烟雾喷向对方脸面，施展出十八番武艺，以干扰对方思路。于是原来论实力只能让四子的，往往被他让六子也赢了去。其棋品之恶劣，由此可见一斑。但小董棋艺确有独到之处，着子不落俗套，常有奇想，有时人们眼见他已必败无疑，忽然突发妙手，化险为夷，令人叫绝。因此，尽管他棋品不佳，不少好手仍常约他对弈。

     五十年代初，小董棋力绝不弱于顾水如，但顾老仍坚持要让他二子。小董便说：“好，你要让我二子也行，要有彩金，谁输谁付钱。”两人在襄阳公园当众对弈，结果当然是小董获胜，他欣然得了彩金，而顾老让小董二个子，也面上有光，双方皆大欢喜。后来，上海市文史馆组织一次规模颇大的围棋比赛，几乎所有上海著名棋手都参加了。小董与顾水如分在一组，对弈开始前，小董贼忒嘻嘻地笑道：“顾先生，平时我总让你三分，今天不再让你了，要你瞧瞧我小董的真功夫！”这盘棋小董执白赢了顾水如，把顾老气得半死。

   “文革”前，上海有一金姓棋友，参加市比赛曾进入决赛圈，有一定实力，但他被小董让三子仍抵挡不住，小董对他下出的棋总是批评得一文不值。一日，金某特地背熟了日本坂田九段与桥本九段的一局棋谱，前来襄阳公园，找到小董，对他说：“小董，昨天我和一个朋友下了盘棋，自觉很满意，现在摆出来请你指点。”小董满脸不屑地道：“你这臭棋！摆出来让我瞧瞧。”金某便将棋子一着一着摆在棋盘上。起初，每摆一着棋，小董便大摇其头，说这着棋下得不好，那着棋也不对，但摆了三四十着，小董突然缄默了，他抬起头瞪视金某喝道：“滚你的蛋！这不是你下的棋！”

                                                                  汪振雄

     汪振雄是五十年代棋坛公认的一流棋手。与刘棣怀、顾水如、王幼宸、魏海鸿、过惕生等齐名。汪振雄是广西人，青年时在北京读大学。他寄宿的饭庄附近有一家棋手荟萃的茶馆。于是迷上了围棋，曾受刘棣怀的指导。解放前，他曾来沪以棋会友。

     1954年，汪振雄独身来沪定居，以棋为生，寄寓于棋友林勉家，经常到襄阳公园去弈棋。在当时的围棋名手中，汪振雄颇有些与众不同的地方首先，他有一颗奇大的脑袋。陈祖德曾描述道：“他脑门大，后脑勺也大，整个脸盘也大，看上去沉甸甸的，像个大冬瓜。我想．．．．恐怕没有第二个人能承受住这个大脑袋。”所以，棋友们给他取了个外号“汪大头”。但一般棋友都尊敬地称他为汪公。

　　在棋手中，要数汪公文才最佳。他出身世家，受过高等教育。他的气质、修养和谈吐都与一般职业棋手不同。他不计名利，放浪戏谑，嗜酒如命，老棋手们都说他虽是个棋手，但更像个名士。汪公文章写得极好，毛笔字亦属上乘，对诗词有很深造诣。一日，他与少年赵之云下棋，适逢倾盆大雨，弈毕他欣然赋诗相赠。诗云：

　　小赵围棋又几番，老夫胜败总开颜；

　　何须暴雨疑龙斗，野战楸枰最壮观。

　　汪振雄的棋风属“柔软型”，灵活多变，善于腾挪，这与一般喜欢力战、作风刚劲的老棋手迥然不同。陈祖德说：“他好似泥鳅，怎么也抓不住。”但柔软并非软弱。他棋艺高超，功底深厚，在棋坛自成一个流派。不过，当时一些期刊、资料上刊载的汪公对局，几乎都是他的输棋，因为高手都总想刊登自己赢棋的棋谱，只有汪公既不计较输赢，也不计较胜负的名声。

　　汪公为人正直、爽朗，待人诚恳、随和，绝无半点高手架子。任何人找他对弈，他都应允，从不计较怎样对亦，即使实力差二、三子的人应要抢白棋下，他也同意。弈指导棋后，对手分文不给，他也毫不在乎。棋手们与名手下棋后，总希望能得到指导，一般名手是难得肯指点一二的。而汪公却能推心置腹、耐心细致地给棋友分析得失，态度热情、诚恳。所以，在老棋友中，一提起汪公，是有口皆碑的。

　　汪公为人颇风趣。一日，他故意将一只外观很漂亮的提包放置在公园大树下，自己则远远地坐在茶室一隅，看是否有人觊觎。果然，隔了一会儿，有个人注意到这个提包，在大树下来回走了两趟，不断东张西望。这个人看来急于想把提包顺手牵羊而去，但又怕物主突然出现，犹豫再三，又复在提包前走了两遭，直到自以为确实无人注意，才鼓起勇气，拎起提包，快步溜走。这一切都落入汪公眼里，等提包被窃走后，他笑了。原来提包里装满了旧报纸，当汪公想到那窃包者打开提包后的失望神情，不禁抚掌大笑。

　　有一次，汪公在公园与一位棋友对弈，对方讲明，汪公赢则给酬，输则不给钱。这盘棋汪公虽漫不经心，但仍占绝对优势，他自以为中午的酒饭可以不愁了。哪知弈完，一数子自己反输了许多，对方拍拍屁股走了。汪公却傻了眼。明明大赢的棋，何以会大输？他再朝棋盘扫视一眼，不由得哑然失笑，原来这个棋盘竟有二十一道线，比标准棋盘多了二道。

　　1960年9月25日早晨，汪公在复兴公园茶室与棋友严家骥品茗闲谈，突然觉得头痛欲裂，便唤严去取万金油来搽。严家骥见汪公手指发颤，言语滞塞，觉得情状不妙，便将两椅相并，使汪公仰靠在椅背上。急招另一棋友去叫辆三轮车进公园，将汪公送到南阳医院（现卢湾区中心医院）。抵达医院，汪公又呕吐起来。医生诊断为严重脑溢血，立即进行输液抢救。但终因病情急剧恶化，这位一代名手当晚便溘然逝世。我国围棋界著名老一辈国手的平均寿命在八十岁以上，唯独汪振雄只活了五十八岁。

     汪公一身清贫，袋里有几个钱时，便接济那些比他更困难的职业棋手。他虽也进了文史馆（后来进了上海棋社），有了固定收入，但每月要寄钱给广西老家的妻子和八个子女，因此负担仍重。他死时，衣袋里仅有四元钱，再无其他财物。为此，棋友们纷纷解囊，凑了一笔钱汇给他的妻子。汪公妻子赶来上海。料理丧事后，对每一捐款者都登门

致谢。

                   赵氏兄弟

          像陈祖德一样，少年时曾去襄阳公园弈棋的还有赵氏兄弟－－赵之华、赵之云。他们后来都成了围棋名手。

　　赵之华十二岁时参加初中升学考试，语文考分名列第一，他母亲买了一副围棋送给他，以示奖励。在母亲指导下，之华和七岁的弟弟开始学围棋，并迷上了。那时，福建郭同甫先生寄寓在赵家，郭是个颇有名望的棋手，赵氏兄弟便拜他为师。

　　头二年，赵氏兄弟虽弈兴甚浓，但却从未见过围棋谱。一天，父亲从附近炒货店买回一包油氽花生，包花生的纸竟是一页日本棋谱，兄弟俩如获至宝。急忙赶到那爿炒货店，将已被撕剩半册的棋谱买回。从此，赵氏兄弟如饥似渴地摆棋谱，并到处去觅棋谱，不论内容优劣，见书便买。几年内收藏的中外棋谱、棋刊装满了书橱。

　　赵氏兄弟第一次出外弈棋，便是到襄阳公园。那次，兄弟俩约了一个棋艺比他们略强的同学同去，当时少年气盛，自以为学棋三年，颇有成就，可以出去“闯荡江湖”了。在襄阳公园遇到老棋手窦国柱，由那位同学出战，被窦国柱让五个子下了一局棋，结果被杀得片甲不留。赵氏兄弟瞧得目瞪口呆，吓得很久不敢再到公园去。

　　郭同甫住到赵家后，由于他与顾水如、刘棣怀、汪振雄、窦国柱等名手是很熟的朋友，所以赵氏兄弟有了向老棋手学弈的优越条件。他们的弈棋才华为顾水如、刘棣怀所赏识，老棋手很乐意免费与他们弈棋，给予亲切指导。

　　哥哥赵之华自幼患有严重哮喘病和先天性眼球震颤症，常卧病在家，勤读书籍。由于父母都是历史学家，他十二岁时便已将历史巨著《资治通鉴》通读一遍。兄弟俩对古文、诗词都有相当造诣。对棋史也很有研究。俩人还随郭同甫老师学古琴，弹得一手好琴。这一切是一般围棋高手难以企及的。

　　赵之华棋风硬朗，功夫扎实；弟弟赵之云是力战型棋手，善于腾挪缠斗。六十年代初，赵氏兄弟与陈祖德、吴淞笙成为全国瞩目的新中国第一代棋手。但由于父亲被错划为右派，弈棋前程因而受阻。

     赵之华后来在上海市青少年业余体校任围棋教练，著名棋手曹志林、华以刚、邱鑫、杨以伦、谢裕国、韩启姚等都是他的学生。后来，少年时的钱宇平、王群、马亚兰等也都曾受其指导。可以说，他培养了整整一代的上海棋手。

     赵之云加盟福建省围棋队，既是主力又兼任教练，驰骋棋坛二十年，福建女棋手张璇少年时曾受其指导。

　　我与大赵（之华）在1966年相识，并成为好友。大赵为人朴实忠厚，他的一生，可以说是为围棋事业奋斗的一生。他的棋友遍及全中国。上海棋手常到他家去弈棋或借阅棋书。棋友对局中遇到疑难问题也去请教他，他能告诉你，这个走法是某年在某项比赛中，日本某九段首先下出的，后来某人又走出一种有趣的新变化，而现在最流行的下法又是什么。棋友们对他的博闻强识都表示钦佩。外地棋友常来沪托他办事，或要求找对手下棋，他都热情地帮助解决。住宿有困难者便与他同榻而卧。在“文革”围棋遭禁时期，他总千方百计借日本棋刊，抄录下其中的最新棋谱分寄给各地棋友。他阅读中外棋书和传抄棋谱之多，恐怕全国没有人能比得上。

　　大赵每天上班总背着一个沉甸甸的帆布包，里面装满书籍和棋谱，工作的间隙，还勤抄棋谱不缀。到了夏天，他总戴着一只宽边草编帽，即使阴雨天也带着它。其实这种草帽在上海早已不时兴了，但却成了他特有的标志。公园里的棋友只要远远地瞧见一个戴草帽的人走来，便知是赵之华来了。

     1977年，大赵因病住院期间，还与少年时的杨晖弈了指导棋。1978年，正当上海市体委准备将他调入《围棋》月刊编辑部时，一次严重哮喘引发心力衰竭，夺走了他的生命。他的逝世，在全国围棋界引起了一片哀悼之情。

                    少年陈祖德及其围棋伙伴

     顾水如是陈祖德九段的老师，他经常带少年陈祖德到公园、棋室去与成年棋手对弈，局后便进行复盘指导。

    当时上海的弈棋场所，除襄阳公园外，还有品芳茶楼及延安棋室。品芳茶楼位于金陵西路巨鹿路交汇的转角上。这个茶楼的茶客绝大多数是围棋爱好者，楼上可摆三十多局围棋。在五十年代这里是上海的围棋活动中心之一。刘棣怀、王幼宸、汪振雄、董文渊等高手每天都来此弈棋，这吸引了大批棋友。延安棋室在延安中路（今茂名北路），可摆围棋十二局左右。这里是顾水如的“地盘”。因顾老与刘、王等老国手关系不洽，所以他不到品芳茶楼去，也不希望他的学生涉足品芳，因而少年陈祖德大部分时间在延安棋室弈棋。

    当时经常与陈祖德下棋的有青年棋手张厚昆，中年棋手白玉祺、老棋手慎斐文、凌克明。起初，这些棋友可让陈祖德二子，后来只能让先。到陈祖德十四五岁时，他们显然已难以匹敌了。由于老棋手之间存在的矛盾，使陈祖德无法多与刘棣怀、王幼宸等一流棋手弈棋，所以，有几年陈祖德的棋艺进步不大。

　　陈祖德与比他大几岁的赵之华、赵之云常在一起弈棋。陈祖德与赵之华曾在延安棋室下过十局赛。1956年，在锦江饭店对面的文化俱乐部（旧称法国总会），每逢星期天也有棋室开放。顾水如常带陈祖德等少年去弈棋。陈祖德曾与赵之云在那儿做公开表演赛。

　　1956年，京剧大师梅兰芳赴日演出时，曾与著名围棋大师吴清源会晤。当时吴清源曾建议由国内选送几名少年棋手到日本，由他亲手培养，可帮助中国围棋早出人才。梅兰芳回国后，即请挚友许姬传到上海找顾水如，询问有没有天赋好的少年围棋手。顾水如当即推荐了四位少年，即陈祖德、陈锡明、赵之华、赵之云。此事曾刊登在1956年11月出版的《新观察》杂志上。但这一将少年围棋手选送到日本去深造的计划，由于种种客观原因而没有付诸实现。

　　1957年上海首次举办市围棋比赛，这次比赛采取公开报名的方式，参加者有八十人。刘棣怀、王幼宸、汪振雄、曹钧石、林勉等名手和少年陈祖德、吴淞笙、赵氏兄弟都参加比赛。顾水如任裁判长。当时，吴淞笙棋力较弱，初赛就被淘汰了。最后，刘棣怀、王幼宸分获冠亚军。小将中只有赵之云取得第八名。

　　当时，顾水如最看重陈祖德、赵之华、赵之云三少年。一天弈棋后，顾老请这三位少年到锦江饭店吃饭。席间顾老讲到日本当时最杰出的三位棋手吴清源、木谷实、桥本宇太郎的事迹和成就。老人最后豪兴勃发地说：“中国围棋的希望寄托在你们这一代身上。让我看看，将来你们三个人中间，谁是中国的吴清源、木谷实和桥本宇太郎！”

                       “周文王”
           周己任是陈祖德九段的围棋启蒙老师。周己任是中学教员，因故提前退休，后又曾在中学图书馆任职。“文革”前还担任过徐汇区业余围棋教练。我认识他时，他已六十多岁了。周己任棋艺并不高，但在棋界交游广阔，人缘甚好，大家都叫他“周文王”，从没有人称呼他名字的。 　　

   “周文王”为人的确文质彬彬，对局时一面走子，一面口中“之乎者也”不绝。常会听得他说：“你打之，则我接之。”“休看他气势汹汹，老夫自有妙算。”“大事不妙，白棋只能委而屈之。”棋友与他对弈时，也常用同样的酸腐口吻与他“对唱”。当他输棋时，旁观者都会戏谑地高呼：“文王一命归天！”“周文王呜呼哀哉！”这时，他必苦笑道：“文王乃长命百岁者，尔等休得胡言乱语。” 　　

    “周文王”不仅酷爱下棋，还舍得花钱购买棋子及日本棋书。在“文革”前夕，他花了八十元购进一副日本高级贝壳棋子，还以每册二元五角购进一批日本围棋杂志，这在当时是很可观的。我原以为他的经济情况很好，后来才得知他每月退休金仅四十多元，他省吃俭用，把钱都用在围棋上了。 　　

    他住在龙门路的老式里弄房屋里，正屋让给了子女，自己睡在一低矮的阁楼上。我曾应邀去他家里玩，和“文王”在阁楼上用那副高级贝壳棋子在正规日本棋盘上下了两局棋，别有一番情趣。 “周文王”中年时是个少见的大胖子，到老年时体重恢复正常，而且非常健朗。他减肥的奥秘，是坚持一种特别的锻炼身体的方法，就是晚上先睡几个小时，到午夜十二时起床，穿着背心短裤出门，沿人民路、中华路环上海旧城慢跑一圈，然后回家再睡觉。这样的半夜长跑不论严寒酷暑，常年坚持不懈。“文革”期间提倡“拉练”，他对自己过于自信，竟从市区步行到松江城，再走回家。这次上百里的长途跋涉带来了严重后果，这位七十多岁的老人的身体彻底垮了。他的健康情况从此一天不如一天，后来便因脑溢血而去世。

                    “孟夫子”
    上海老棋手以古人之名为外号的，除了“周文王”外，还有“姜太公”（一位中学教员）、“孔夫子”（一个高胖的山东老人）。但在襄阳公园最知名的是一位被称为“孟夫子”的棋友。 　　

   “孟夫子”名叫孟光祖，正象周己任一样，人们叫惯了这一外号，从不以本名称呼他。“孟夫子”原在轮船上任职，有数十年弈棋史，退休后便每天到襄阳公园来弈祺。他是一位真正的“超级棋迷”。每年从元旦早晨到12月31日下午，每天必来公园“报到”。而且若非家中有事，上下午都来，连春节也不“脱班”，简直是生活在公园茶室里。他为人谦和、斯文，棋品亦好，所以棋友甚多。后来大家推他组织友谊比赛和升级比赛，常来茶室的棋友均可报名参加。每期比赛的参加者约四十余人，其中有音乐学院教授、上海乐团的乐师、工程师、中小学教员、退休职工、公园里教拳的老拳师、医生、工商业者、学生和待业青年。我也是其中之一。参加这些比赛，不需出一分钱，对优胜者也没有奖励，但棋友们都乐于参加。 　　

    “孟夫子”是个热心的组织者，他在茶室里挂上一块小黑板，上面贴着比赛积分表。弈完比赛棋的人向他“报帐”，记录上成绩。他还督促、安排棋友对局，使比赛能如期有条不紊地进行到底。当时，我与“孟夫子”是老对手，弈棋不少。他性格内向，做事慢条斯理，下围棋则是“长考型”棋手，虽然棋艺不高，但几乎每步棋都要苦思冥索，久久方才落子，所以弈一局棋常费时四、五个小时。 有一天，“ 孟夫子”特地邀我去他家看他珍藏的一本棋书，我问他是什么书？他故作神秘地笑着，不肯揭开谜底。到了他家，他从书橱里郑重地取出一本装帧讲究的棋书，一看原来是《吴清源全集》第五卷。他打开书的扉页，只见上面题写着两行毛笔字：“孟光祖先生惠存，吴清源赠”。原来，五十年代，吴清源九段需要一部中国古谱。遍觅不可得，便在日本《棋道》杂志上刊登一则征书启事，言明谁能将此书出让给他，就将赠书一卷。恰巧“孟夫子”订阅这本日本棋刊，见到启事后，马上将自己收藏的这本古谱寄到日本。吴清源为此在自己的棋集上亲笔题字相赠。在棋迷的眼里，当代棋圣的这册赠书，的确弥足珍贵，也令我羡慕。
                        

                      黄船长

    五六十年代，襄阳公园长可见一位身材矮小，满头短发的老棋手，大家都叫他“黄船长”。黄船长名鸿骞，上海川沙人。他是我国最早的远洋轮船船长之一，曾驾驶轮船远航欧非及日本。新中国成立后，第一艘驶往日本的货轮船长便是他，由于这次首航的成功，受到了有关部门的嘉奖。 黄船长一生最大的癖好便是下棋，一有闲暇便沉湎于黑白子的角逐中。五十年代中期退休后，因住所即在襄阳公园附近，所以每天都来茶室。黄船长是个极随和的老人，只要有棋下，不论对手是老人还是孩子，是高手还是初学者，一概来者不拒。因此，他一来到茶室，便会有不少棋友争着邀他对弈。虽然他年近八旬，但仍可以整天弈棋，毫无倦容。黄船长是个力战型棋手。他思路敏捷，落子如飞，搏杀力量很强，常常能将对方的“大龙”悉数歼灭，而且吃了一块棋，还要再吃第二、第三块棋，绝不见好便收，真可谓是围棋界的“天吃星”。但是他有时常会因贪吃而搞得后院失火，但等发觉时，棋势已像堤坝崩决，一发而不可收拾了。每当这时刻，他便会急得用川沙乡音惊呼：“污来！污来！污来罗！”意思是：“糟了！糟了！糟透了！”而船长的对手和一些观战者也跟着欣喜地和着他高呼：“污来！污来罗！”

                     

                   “鬼头刀”
           一天公园茶室里来了个佝偻老人，棋友们便嚷道：“看鬼头刀来了！”“噢，是‘鬼头刀’！” 　　

     这位被唤作“鬼头刀”的老人名叫朱少岳。朱少岳是位有名望的书法家，擅长写魏晋时的草书。他的草书与沈尹默、马公愚、白焦等名家的字一起刊登在中国现代书法名人作品集上。他还能作画，解放前一直靠卖字鬻画为生。老人生平有两大嗜好，一是杯中物－－酒，二是下围棋，酒一日不可不饮，棋也是一日不可不下。 在棋界，老人的棋艺不算十分高明，但棋风泼辣，好勇斗狠，善于扭杀，欺着、诱着特别多。对手若稍不留神便会落入圈套，使得原本大赢的棋变为大输，棋界俗话便成为中“鬼头刀”了。棋友明知朱少岳有此一着看家本领，故对弈时战战兢兢，倍加小心，但哪知老人欺着、诱着层出不穷，结果仍不免上当。等到对手发觉不妙惊呼：“中鬼头刀啦！”时，已头颈溅血，难以救治了。因此，大家公奉朱少岳一个“鬼头刀”的外号。久而久之，“鬼头刀”闻名棋坛，而知其姓名者反而少了。我认识“鬼头刀”时，他已年近九旬，步履蹒跚，但精神健旺，非常和气，那时我学棋不久，与他素不相识，上前请他弈棋，他便欣然允诺。下了两盘便熟得像老友一样了。他的“鬼头刀”招法果然厉害，使我感到左支右绌，防不胜防，不禁生出感慨：“鬼头刀”果然名不虚传！“鬼头刀”给我很深的印象。这不仅是那令人吃足苦头的鬼头刀，还因为他的相貌－－短而蓬乱的头发，胡子拉碴，扁瘪的嘴里老是噙着一只烟斗。他的这一形象与我童年时看的美国连环画“大力水手”的父亲老水手极为酷似。 “鬼头刀”老先生是个很有特点的人。他终生未娶过妻，在旧社会为了谋生，还曾画过春宫画。他一生清贫，但从不为此犯愁。他为人耿直，卖字画时从不向人低声下气。向人告贷，必想方设法如数归还。老棋友回忆说，解放前夕是他生活最困苦的时期，这迫使他靠下棋赌彩来糊口，常常早晨吃了一顿，中午这一餐就省去了。想到一个人每天只吃两餐，尚能乐哈哈地弈棋，足见老人是个豁达开朗的乐天派。这也许就是他长寿的秘诀。解放后，老人以著名书法家身份进入文史馆，生活才有了保障。 　　

    有一阵，人们好久没见他露面，当“鬼头刀”又出现在襄阳公园时，他的手中已多了根拐杖。原来，他在过马路时被自行车撞倒在地。经检查是骨折，只得住院治疗了。骑车闯祸的青年深感内疚，再三致歉，并表示愿承担一切医疗费用。老人连忙安慰他道：“没有关系，骑车总难免失误，下次当心就是，我有劳保，住院也没啥花费，你不必这样。你若有空时，可来医院看看我老头，没空那也算了。”这是个多好的老人啊！
                          

                  杨武之
     1962年，我注意到每逢星期日上午，有一位头发花白的老人常来茶室弈棋。他衣冠楚楚，风仪儒雅，棋艺不凡，棋品极佳，这一切深深地吸引着我。我常站在一旁看他与人对弈。棋友介绍说，这是复旦大学的杨武之教授，诺贝尔奖金获得者杨振宁博士的父亲。 　　在上海高校中，喜欢围棋的教师不少，而杨武之无疑是高校教工中的好手，曾在高校教工围棋赛中获优胜。平时，他常与薛绍青、程孝刚、曹未风等教育界知名人士到上海棋社弈棋。但这几位棋友都远不是他的对手，所以杨教授还是要到襄阳公园来下棋。 　　                  

    杨武之教授是我所见到的棋品最佳的棋手。他懂得尊重对手，弈棋时态度认真，从不讲话，也不与旁人交谈。棋下得很慢，但从无举棋不定的样子。不论走了一步好棋还是坏棋，他脸上总是保持恬淡平和的样子。赢了棋或输了棋，都同样露出谦和的微笑。不论对手是名人还是无名后辈，他都一视同仁。他的棋品和涵养实在令人钦佩。 　　

    我见杨教授平易近人，很想与他弈上一盘，但那时我学棋才二三年，自知棋艺差距太大，所以一直不敢启齿。后来，我与杨武之教授下过三次棋。1963年夏天，我终于鼓起勇气向他请教一盘，他微笑着点头表示同意。我就先摆上二子，一局棋下了三个小时，我被让二子仍然输了。过了两年，我自觉棋艺长进了，便再次向杨教授请教，这次我持黑子先走，这局棋我侥幸赢了。弈完后，杨教授亲切地笑道：“你的棋进步不少了。”听了这句话，我心里很激动，倒不是因为赢了棋，而是他事隔两年还记得曾和我下过一盘棋。 我第三次与杨武之教授下棋是在一个特殊的环境里－－“文革”的第三年。一天下午，我在公园长廊里刚与一棋友下完棋，抬头瞧见杨教授拄着手杖，蹒跚而来。我已很久没有见到他了，他容貌苍老憔悴，身体衰弱，变化之大使我吃惊。我马上站起身来向他问好。杨教授微笑道：“我一直身体不好，已很久没有下棋了······老伴不准我下棋，把棋子都藏起来了。”显然他非常渴望能过过棋瘾。果然，他提出要和我下一盘棋。但他表示，这样侧着身子坐在长廊凳上下棋，时间久了会腰疼支撑不住。因此希望上半盘坐在南侧，弈下半盘时换个方位，改坐在北侧。我欣然表示同意。对弈中我发觉疾病已使老人棋力减退，棋感迟钝了，并且不能再长考，我很为他难受。这盘棋下了一个多小时。弈完后，他与我握手告别时，再三感谢我陪他下了棋。以后，我再也没有见到杨教授了。一位与他住在同一里弄的棋友告诉我，杨教授病厉害了，不再外出，也从不弈棋。又过了些日子，从报纸上突然见到杨武之教授病逝和举行追悼会的消息，使我心中黯然。我怀着虔诚的心情追念这位长者。我总想，我们在公园第三次下的那盘棋，也许就是杨教授一生中下的最后一盘棋吧。

                   第一次打击
    六十年代是襄阳公园围棋活动的“鼎盛”时期。每天到茶室弈棋的爱好者超过二百人次，茶室内二十盘棋全告客满后，许多人只得到外面凉棚及院内石凳去另辟战场。来园观棋者的人数大大超过弈棋者。一些远在虹口、杨浦区的棋友都赶到这里来，外地慕名而来者亦复不少。襄阳公园真正成了围棋爱好者之家。　　

    由于棋盘、棋子是存放在茶室的，借还频繁，自然给茶室管理方面带来一些麻烦，但茶室负责人支持这项活动，一直给予友好的合作。到1964年，茶室负责人换了，新上任者显然对围棋并无感情。他以“整顿”为名，不准将棋盘、棋子再存放在橱柜里，并限令棋友搬走。负责经管棋具的棋友在再三交涉无效后，只得采取非常措施，将三十多块棋盘和二十多副棋子以极低的价格卖给棋友。一块棋盘只售一元，棋子也比市价便宜很多。这样也就很快地处理完了。卖得的钱款悉数分摊给入会的棋友。公园当局这一不友好的做法，对围棋爱好者是个打击。从此，到公园来对弈者必须自带棋具，带棋子还不难，棋盘却成了问题。木板棋盘携带不便，因而只能带纸的、塑布的棋盘。这时，“孟夫子”首先带来了自制的折叠式棋盘，这是仿照荣宝斋的折叠式棋盘做的，由大小十二块纸板拼制成，折叠起来像本书那么大。荣宝斋的棋盘装在一个线装书的封套内，古色古香，但当时已难以买到。我对这种折叠式棋盘产生了很大兴趣，立刻回去动手仿制。由于缺乏具体指导，制出的棋盘难以达到平整美观的要求，后来接连制作了十只棋盘后，才尽得制作的窍门，做出了较理想的棋盘。　　

    虽然有此一变，棋室并未禁止弈棋。尽管弈棋者要自带棋具，不象过去那么方便，但有棋癖者是不会被此难倒的，所以公园的围棋活动依然兴旺。过了数月，公园方面置备了十几副棋盘棋子，对外出借，收取租费。不耐烦带棋的棋友便每天租棋子对弈。当然不免有人窃窃私议，公园当局不许存放棋子，是不是为了这生财有道的一招？

                  文革”带来的劫难
          1966年夏天，“文化大革命”引发了一场持续十年的大动乱、大灾难。中国的文化、艺术、科学、教育事业遭到严重存残。在“灭资兴无”口号下，围棋被作为“封资修”的东西也在劫难逃。体育运动中的围棋项目被取消，国家及省市围棋队被解散，各地棋社、棋室被关闭。襄阳公园的棋室也在一片“造反有理，革命无罪”的喧嚣声中关了门。不久，原来的棋室改成了“毛泽东思想宣传室”，室内摆了些杂志、报纸在桌上，供人阅览，但不再供应茶水。这间大屋子从前门庭若市，现在则变得门可罗雀了。原来的老茶客只能坐在园内石凳、木椅上，互相交换有关“文革”的小道消息。　　

    在“文革”前，棋友们尽管互相认识，经常见面，但除了弈棋、谈棋外，一般是不谈论自己的身世经历的，彼此也不随便谈问对方的家庭、工作等情况，只知某人是教师、工人、工程师、医师、学生、音乐家便是了。“文革”开始后，大家见面后，便谈起家常了，并且互相交换那些不露面棋友的信息。某人被揪斗了，某人被扫地出门了等等。这时，彼此都能坦诚相见，吐露心曲，互相关心，感情上比过去接近多了。“文革”天天大喊大叫“阶级斗争”、“划清界限”、“批判‘资产阶级人性论’”，在人民中造成一种彼此疏远、隔阂、冷漠的气氛。而在围棋爱好者的相互交往中，却产生更亲近、更具人情味的气氛，这真是很奇妙的对照！　　

    “文革”给亿万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在围棋界也发生了许多令人痛心的事情，留下了沉重的回忆。著名老国手刘棣怀被“监督劳动”，他在扫地时不幸把一张印着领袖像的报纸扫掉，因而被当成现行反革命批斗，还挨了打。     

    顾水如每天被“革命小将”从家里押送到单位，一路上还要在电车上作为“反面教员”，历数其“反动历史罪行”。而这些小将原是他亲手培养的学生，这位一生高傲的老人只能把满腔悲愤深埋在心中。   

    杨寿生被抄了家，他收藏的棋盒、棋子、棋扇俱被抄去，其中最珍贵的那副棋子，至今下落不明。据说，他的家在北京揪斗陈老总时，又被街道造反队抄了一次，这次可惨了，将杨的全部家具和四十多箱衣物，悉数抄去，仅留给他一间屋子，里面只有一床一桌一副小围棋。这位长寿老人七十岁时还生过一个女儿，九十岁时牙齿完好无损，本来是能活得更久的，但由于“文革”的折磨，只活了九十四岁。　　

    董文渊解放后曾因故被收容劳动教养过几年，在“文革”中日子绝不会好过，隔了好久，才再来沪。当他在襄阳公园露面时，显出一副穷极潦倒的样子，完全失去了昔日的神采。过去人人争着要与他弈棋，每局给酬数元至十几元。现在他到处求人于之对弈，而且自贬身价，哪怕几角钱下一盘也行，但仍少问津者。　　

    赵氏兄弟的处境也不妙。在福建的弟弟赵之云，一位著名棋手，被赶去山区去“插队落户”当农民。在上海的哥哥赵之华，一位著名教练，被派到上海跳水池当看门的。　　      

     1966年，有一位福建棋手，常到襄阳公园来下棋，大家都唤他“小福建”，是个在研究所工作的文静谦逊的青年。后来回到福建被逼疯了。复刊后的《围棋》编辑部有时还收到他的来信。他在信中自称是围棋、象棋的“当代棋圣”，吴清源和胡荣华都对他佩服得五体投地云云。　　

    “孟夫子”在“文革”二年后，由于受亲戚牵连而被抄家，他讲了几句气愤话，就被来抄家的红卫兵打了一顿，老人不堪凌辱，愤然跳楼自杀身亡．．．．     

     经过“文革”的折磨，许多棋友早逝了，如“周文王”、“鬼头刀”、顾水如、杨武之、黄船长．．．．一些青年棋手也都一下子苍老了许多，有些人见面时简直不敢相认。惟一尚能带给人们一点温暖和乐趣的，那就是围棋。下围棋使人们暂时忘却心中的创痛和烦恼。于是襄阳公园的围棋活动又渐渐活跃起来。

                   争夺“阵地”
　  公园茶室被关闭后，棋友们仍在园中下棋。不久，处于公园西侧的一条长廊成了棋友们聚会、弈棋的场所。　　

    这条长廊是仿古代乡舍样式建造的，风格上与茶室是相一致的。茅草式顶盖，松木支柱，栏杆和部分支架用的是带树皮的松枝。长廊成凹形，南北约三十米长，长廊内两侧是连续不断的长木条凳，可供弈棋。不过弈时只能侧身而坐，而且纸和塑料的棋盘都不顶用，只有用折叠式棋盘才最合适、方便。但要制作这样的棋盘也不那么容易。我当时义务帮棋友们（相似的和不相识的都有）制作折叠式棋盘，十年间，共制作了七百多只围棋盘。我仿照荣宝斋的试样，加以改进，为了延长棋盘使用寿命，面上还涂上清漆。有些棋盘流往外地，黑龙江、海南岛、山东、新疆都有踪迹，棋友们戏称：“北京有荣宝斋，上海有‘朱宝斋’”。“文革”初期，我制作的折叠式棋盘呈长方形，棋盘两端写上毛主席有关围棋的语录，均摘自《毛选》，表明毛主席历来赞成下围棋，围棋对发展军事战略思想有益，用以抵挡红卫兵的侵扰。　　

    棋友们在西侧长廊“安营扎寨”后，远在闸北、虹口、杨浦、闵行的棋友多纷纷赶来。每天在长廊中有二十多盘棋，园内石凳上也有十几盘棋，星期天更多，围棋的兴旺景象远胜过“文革”前。而且弈棋者中出现很多新面孔，一大批青少年被吸引过来。种种迹象表明，在这一时期，下围棋的人有了成倍的增长。   

    这时，掌管襄阳公园的园林造反派，对到公园来弈棋的人愈来愈多的情况，极为恼火。他们曾请红卫兵来驱赶这些“非法活动者”。棋友们以毛主席有关围棋的“最高指示”为武器，与他们辩论，据理力争，使红卫兵感到无趣。公园造反派见哄不走弈棋者，便在院内装上拉线扩音喇叭，让几个退休工人来广播反对下棋的“革命大批判”文章，高音喇叭在播放一首语录歌或毛主席颂歌后，便朗读一遍文章。整天这样无休止地重播，与此同时，还在公园大门口放置一块大黑板，上面醒目地写着反对在公园下棋的大字报。在这些批判文章中，首先说公园是社会阶级斗争的前哨，是宣传毛泽东思想的阵地。但有一小撮人不去参加革命斗争而是在公园里下棋，散布封资修毒素。说这是目前公园里出现的阶级斗争新动向。文章还说，有些人先是观看下棋，然后也坐下来下棋，接着发展到去赌博，这是必然的规律，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文章最后要求“革命群众”都来抵制这一非法活动。对于这些荒谬的奇谈怪论，棋友们采取充耳不闻、置之不理的态度。公园造反派要建立他们的所谓“阵地”。而围棋爱好者不管高音喇叭叫得多么响，也巍然不动地坚守自己的弈棋阵地。     

    当时，棋友们还自发组织小规模的友谊比赛，其中部分比赛棋是在棋友家中下的，多数是在公园长廊中下的。当时围棋高手赵之华、朱福源、孙步田等都参加过比赛。外地棋手趁“大串联”机会也纷纷来公园弈棋。少年时的聂卫平只身来沪寻友弈棋，找到了赵之华，赵之华把聂卫平带到襄阳公园，两人在长廊里下了一局棋（聂卫平执黑），结果巧成和局。将来为聂卫平九段写传的人是不应该忘记这一插曲的。

　                 釜底抽薪
　  公园掌权的造反派反对围棋活动，而围棋爱好者则坚持他们的弈棋权利，双方相持了数年。造反派们一直为奈何不得这些“非法分子”而深感恼恨。然而，终于一个机会来临了，上面给公园一笔款子进行修整。他们便决定借机来个釜底抽薪。　　

    一天早晨，当棋友们来到公园时，发现公园西侧的长廊突然消失不见了，一夜间全部被突击拆除，人们只能瞧见一条光秃秃的水泥走道，其他可说是片瓦不留了。接着，在茶室东侧，紧靠公园办公室的地方修建起一条休息廊。在这走廊的两侧，特意挂起“禁止在此下棋”的牌子，并让一些退休工人在此当纠察，阻止围棋爱好者“入侵”。这一招真绝！　　

    长廊被拆除了，下棋的阵地被连根铲除了，这给围棋爱好者一个严重打击。棋友们怅然若失，都有一种无家可归的感觉。从此，人们只能在公园的石凳和大树下的木条椅子上弈棋。公园里游客很多，凳子大家要坐，棋友们还得寻觅空隙，抢占个勉强可下棋的凳子，还要听公园里高音喇叭发出的“警惕阶级斗争新动向”的声音，这毕竟是不舒服的。 　　由于公园里能容纳下棋的空间实在太少，许多围棋好手都不再去公园了。而没有围棋好手，使公园里的围棋活动失去了向心力和凝聚力，去下棋的人急剧减少，到后来，只剩下少数老棋友还在那儿坚持着。襄阳公园的围棋活动进入了从未有过的低潮期．．．．

                 看今日的襄阳公园
     由于工作繁忙、健康不佳等原因，我已多年未去襄阳公园了。最近，我到公园去了两次，希望了解一下公园里的围棋活动情况。　　

     襄阳公园的面貌并无多大改变。公园茶室正面仍保持旧观，其室内北墙向外拓宽，直抵外墙。茶室里建了个较大的小卖部，但仍较过去宽敞。茶室内的陈设与过去迥然不同，长方桌已改成圆桌，板凳换成了折椅。茶室内虽然无明文规定不准下棋，但不欢迎在里面下棋却是事实。茶室外面的凉棚茶座已经撤除。在南面的空地上建造了二十只石桌，四周俱有石凳。茶室里游客不多，而石凳却全告客满。我早已知道，石桌及茶室东侧的走廊里有人弈棋，那个星期天，我看到七局下象棋的，而下围棋的仅只三局。　　

    在我刚想离去时，碰见了一位结识二十八年的老棋友，他经常来公园走走，有时还在石桌上弈围棋。据他介绍，公园里每天仍有人来下围棋，但不多。天气晴好的星期天或假日，下围棋最多有六、七局，围观的棋迷不少，但围棋高手都不来了。在“老襄阳”的眼里，今日的襄阳公园围棋活动仍处于“谷底”，显得太萧索太落寞了。　　

    我和这位老棋友怀着凭吊“古战场”的心情，来到公园西侧的水泥走道上，那儿原是一座长廊，是围棋爱好者的“中心阵地”，站在这儿，回想当年，真不胜感慨系之。　　   

    上海某报的一位记者在公园瞧见棋迷在石桌上下围棋的情景，发表了一篇描述襄阳公园围棋角的特写。他觉得公园里有这么些棋迷，已很热闹了。但是他知道二十多年前公园的情景吗？那时候，公园里的围棋多达三、四十盘棋，每盘棋的四周都围聚着许多观棋者。围棋名手们也常到公园来，他们即使不下棋，坐着谈谈围棋的新闻时，也会有许多棋迷围上来，怀着敬仰的心情倾听着．．．．那时候，襄阳公园的围棋活动是多么兴旺啊！这不是什么“围棋角”而是“围棋园”。这是公园的骄傲！这个不起眼的小公园所以能闻名遐迩，就是因为它有围棋这一传统的特色。     

    这几年，全国掀起了围棋热，上海的围棋爱好者大幅度增加，而弈棋的场所却比“文革”前减少。著名的黄陂北路304棋室因房屋被移作他用而无望再开放。新成棋室（现静安区体育俱乐部棋室）、精武棋室的开放面积缩减，开放时间缩短。其他像市工人文化宫、各区工人俱乐部、文化馆的棋室仍和“文革”前一样，都只有几副围棋聊作点缀。这一切与广大围棋爱好者的需求太脱节了。     

    棋迷们呼吁能有更多的供群众弈棋的场所。人们都希望襄阳公园能恢复其传统特色，支持围棋事业，使公园再度成为名不虚传的“围棋之园”。   
                                

                       （全文完）
                                   ---原文连载于【围棋】月刊1988年第7—1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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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泡泡沙    时间: 2013-11-9 23:32

文革时期围棋轶事

                                              朱伟

    我二十六岁开始自学围棋，迄今已三十年。围棋前辈徐润周在本刊发表的【海上围棋杂忆】一文给我很大的启发，使我产生了写三篇围棋回忆文章的计划。其中【襄阳公园棋人棋事】一文已经发表。本文将向读者介绍“文革”时期上海的围棋活动和个人的一些围棋经历。

                “小新成”棋室

    解放初期，上海围棋爱好者的主要聚会场所是“品芳”茶楼和延安棋室。到了一九五八年后，黄陂北路304号棋室（以下简称304棋室）成了围棋活动的最大中心，从此“品芳”和“延安”在围棋界消失了。但到了1966年2月12日，304棋室突然被关闭，棋迷们惶惶然，象失去了家的孤儿。但棋不能不下，人们一时都涌向静安区体育俱乐部棋室。

    静安棋室坐落在江宁路，在美琪大戏院对面。这儿是静安区体委所在地，而棋类一直是该区的重点项目。除了围棋、象棋少年训练班外，还开设了一个棋室，向群众开放。由于静安区解放前后原称新成区，而在南京路上还有一个“新成游泳池”，人们习惯于称它为“大新成”，而江宁路那儿则被称为“小新成”，所以静安区棋室，人们习惯上都唤作小新成棋室。小新成棋室由一个五六十平方米的房间和一条走廊组成，房间里安置着几排长桌，可置二十局棋，在走廊里有一些茶几也可弈棋。比较起来，走廊里既明亮又通风，所以棋迷总是设法先抢占走廊里的棋桌。原来，小新成棋室的常客都是住在附近的职工和退休老人，棋艺档次比304棋室要低得多，而且到棋室来下象棋者也不少。这里地方比较狭窄，棋局的容量较小，所以必须捷足先登。304棋室关闭后，棋友大批涌到，都在棋室开放前半小时就围聚在门口售票处，买了棋劵就直奔棋室，租借棋具，抢占“地盘”，先到者占了桌椅，等待自己的棋伴。他们就象一群野蜂抢占他人的蜂巢一般，把原来这里的常客，特别是下象棋者都挤掉了。这个原先弈棋者不太多的棋室，现在每天挤得满满的，真是一片热闹的景象。

          但小新成棋室有三点使人感到不满，一是棋室狭小，通风设备亦差，烟雾弥漫，空气十分浑浊。二是棋室开放时间短，到下午五时半就结束了，不像304棋室可一直至晚上九时半。三是这里借还棋子，每次要过秤，归还所借棋子时，多了照收不误，少了便要论子罚款。所以棋友们和管理员经常发生龃龉，因此人们总想寻觅到比较清净自在的弈棋场所。

         当时，住在苏州河以北的棋友，一部分到一个老年之家去弈棋；一部分到私人开设的小棋室去弈棋（每局收费四分）。在南市的棋友曾尝试到老城隍庙的“绿圃阆”茶馆去弈棋，但不甚受欢迎。

           四月，有棋友告诉我，在江宁路北段有个小茶馆，欢迎在里面下棋，一些高手都去，这就是“桃园”茶馆。

                “桃园”茶馆

        “桃园”茶馆坐落在江宁路武定路口，房屋是老式瓦房结构，门面是个热水灶，整日对外供应热水，上海俗称为“老虎灶”。里面是个较宽敞的堂屋，放置七八张方桌，供茶客品茗，后面还可供一二人洗澡，只用布幔遮着。茶馆下午茶客较少的确很清静，只是光线比较暗淡，来下棋必须自带棋具。

          到“桃园”茶馆来下棋的，大多是棋艺水平较高的棋手。这儿每天下午约有六七局棋，星期日更多些。

    老棋手来此的常客有两人，即沈少泉和陆成爻。沈少泉年已六十多岁，棋艺在二三流间，但在棋界是人头很熟的老棋手。过去在304棋室，他几乎也是每天必到的。在六十年代初，围棋教练邱百瑞常与沈少泉弈棋。邱指导平时从不与人弈棋，这三十年来，我只看到他与沈少泉弈棋，因此给我很深印象。当时沈少泉因患膀胱癌，数次动手术，健康情况已每况愈下，他整日皱着眉头，苦笑着说自己是“半条命”了。我与他在304棋室，见面只是点头致意，却从未对弈过。

          在江宁路茶馆，他主动与我打招呼，邀我下棋。我知道老棋手都喜欢赌彩，但我自学棋以来，从未下过赌彩之棋，所以心里有点犹豫。沈少泉笑着对我说，我们下着玩玩吧。并且不让我摆上两子。我被让先下了两局，居然一胜一负。老棋手不满意这结果，苦笑着说：“不行了，不行了，现在身体不好，棋下不好了。”

          陆成爻是当时有一定声望的老棋手，五十年代棋艺为二流，被国手刘棣怀让二子。他懂多种外语，一直在大学当代课老师。可能他的住所离江宁路茶馆较近，所以每天都来茶馆。他下棋的对手只限于少数熟识者，在桃园茶馆常与钱得胜对弈。

          钱得胜是钱宇平九段的父亲。他是医学院的学生，曾获上海大学生围棋赛冠军，后来在高校教工比赛中也名列前茅。钱得胜性格内向，为人斯文有礼，寡言少语，是长考型棋手。陆成爻可算是他的学棋老师之一，在304棋室他们就常对弈，最初钱被让三子，后来退到让二子。在他桃园茶馆时，俩人对弈，虽仍是让二子，但陆已很难取胜。

         陆成爻下棋时非常严肃认真，决不允许旁观者评说他的对局。但棋手在观棋时，都忍不住要指指点点，这步棋不对，该走这里；那步棋走损了，应走那儿才是手筋。一般对弈者（只要不是赌彩），对旁观者的出语是不在乎的，至少是采取容忍态度。但陆成爻则不然，他决不许别人在旁多嘴，旁观者（那怕是老朋友）如在他的棋局旁出语，他立即怒目相向，甚至厉声呵责。我知道他这个脾气，所以在茶馆里瞧他与钱得胜对局，虽然心里痒痒地，常想出语评说，但总尽力克制住，闭紧嘴巴，以免遭到陆老的斥责。

                     “五福楼”茶馆

            到1966年5月中旬，小新成棋室也宣告停止开放。

           当时，正是“文革”大动乱的前夕，这场精心策划和组织的运动正在紧锣密鼓地酝酿中。一些政治嗅觉敏锐的体育干部，虽然他们并不清楚这场运动的斗争矛头究竟指向谁，但很明显的，象棋室这样的群众活动场所，鱼龙混杂，又有少数人弈棋赌博，容易滋生事端。为了避免惹出麻烦，干脆不如关闭了事，所以304棋室和小新成棋室的突然关闭，都与当时的政治气候有关。而围棋爱好者是没有这样的政治嗅觉和头脑的，他们对全市两个最大的棋室的关闭表示不解和愤懑。棋友们除了去襄阳公园外，又积极设法去“开辟”新的弈棋场所。不久，有一个消息传来，在淮海公园后面有个大茶馆可以下棋，棋友们闻讯纷纷赶去，这个茶馆就是“五福楼”茶馆。

       “五福楼”茶馆是个大型茶馆，坐落在普安路崇德路的拐角上。茶馆设在楼上，楼面宽敞，拥有二十只方桌和一些临窗的茶几。它两面有着整排长窗，光线充足，而且自清晨一直开到晚上，确实是个下棋的好地方。

          这个茶馆原是上海养鸟爱好者聚会的场所。每天清晨五时至七时，各方养鸟者都提着鸟笼来此吃早茶，他们清理鸟笼，为鸟喂食，交流养鸟经，共同欣赏鸟儿的悦耳啼鸣声。有些养鸟爱好者干脆就把鸟笼寄存在茶馆里。在茶馆高高的天花板上，有着许多特设的挂钩，那儿挂着上百只鸟笼，鸟笼形状各异，有方形、圆形、六角形、八角形。有些笼子精雕细琢，十分精美。有些笼子还套上精制的布罩。由此可见，这儿作为养鸟爱好者的“阵地”，已有悠久的历史。但是围棋爱好者正悄悄地“入侵”了。

          由于“五福楼”地处偏僻，茶馆的生意主要是早茶，下午和晚上茶客不多，所以茶馆表示欢迎大家去下围棋。起初，每天下午有七局棋，晚上约有十局，还不大显眼。但到了七月份，全市棋友闻讯大批涌到，几乎所有304棋室的常客（包括大多数上海围棋好手）都到这里来下棋。茶馆里，每张桌子、茶几都摆上了棋局，没有棋可下的，便泡上一壶茶在旁观战。每天中午十二时到晚上九时，茶馆里全告客满。走进茶馆放眼看去，几乎是清一色的围棋爱好者，原来的茶客全被挤跑了。茶馆的服务员乐呵呵地来回斟茶添水，忙得不亦乐乎。茶馆里一片啪嗒、啪嗒的棋子敲击声，俨然成了第二个304棋室。

          在“五福楼”茶馆，我与老棋手涂卓如下了不少棋，和“周文王”下了好几个“十局棋”。还和我和黎伟伟（吴清源九段的外甥）下了一局多达374手的棋，这局棋打劫近百手，最后我侥幸赢了四目棋。

          在上海没有棋室的情况下，大家非常珍惜这个场所。虽然“五福楼”下棋的日子很短暂，但每个到过这里的棋友都留下了难以磨灭的记忆。但“文革”大风暴正在迫近了。

                     风暴来临
    1966年8月23日下午，我到“五福楼”茶馆去弈棋。到了茶馆，只见棋友们眉飞色舞地在议论着什么事。一问之下，原来从南京路、淮海中路等最热闹马路来的棋友正在谈论街上的奇遇。北京红卫兵到了上海，正与上海学生一起造反，搞“破四旧，立四新”。这些红卫兵手擎红旗，敲锣打鼓，狂呼口号，把南京路理发厅的理发师揪出来游街示众，罪名是专给顾客剃“包头”、“阿飞头”。对于烫发的女子，则强拉到理发店去剪成短发，对穿皮鞋的男女，则强令其脱掉皮鞋到鞋店去买布鞋，附近没有鞋店，就只好手拎皮鞋赤足而行。有些红卫兵守候在公共汽车站和路口进行“狙击”，害得许多时髦女子手提高跟皮鞋狂奔乱窜地躲避红卫兵的纠缠。棋友们看到这些前所未有的怪现象，却引为笑谈。我低头一看，平时穿皮鞋的棋友大都已换穿了布鞋，真是应变得快！
    不一会，“五福楼”这条平时极偏僻的街上也锣鼓喧天。大家从茶馆窗口向下俯视，只见一队队红卫兵来来去去，有些正在弄堂口将原来的里弄名称涂掉，贴上革命化的名称。大家都感到，这样的革命化未免幼稚可笑，但这样声势浩大的“革命”，也许明天就会革到“五福楼”茶馆了。大家相戒，明天该避避“风头”，等这股风平息了再来弈棋。但谁也没想到，这是“五福楼”茶馆弈棋活动的最后一天。
    后来得知，第二天“五福楼”茶馆就象全市其它茶馆一样，被红卫兵封掉了。一百多只精美鸟笼被扔到街上，砸得稀巴烂。而围棋爱好者也因此失去了一个重要的弈棋“阵地”。

                    抄家
    接下来的，便是红卫兵刮起的抄家风，先抄老师家，接着到里弄去抄“资产阶级”的家。这几天乱极了，随便把人揪出来批斗凌辱，把中外书籍、字画、旗袍、西装都堆在街旁焚烧。这些无法无天的行径都是在“造反有理、革命无罪”的堂皇名义下进行的。
    一天下午，一位304棋室的棋友老张来唤我到他家去下棋。这位老张是一橡胶厂职工学校的行政干部，与我住在同一条街，但相距约一公里多。他隔壁一邻居正在被红卫兵抄家，红卫兵在他屋里进进出出，他约我去下棋，用意是顺便照看自己的家，免得自己的东西被顺手带走了。我到了老张家，只见他的与邻居相接的外屋的房门（原来是锁死的）现已打开，红卫兵把邻居家被抄的东西向外搬。我和老张下棋时，邻室不时传来家具挪动和物件砸碎的声响，气氛沉闷而紧张，不时有红卫兵进来瞧我们下棋，用一种特别的眼光瞪视着我们。在这种特殊的环境和气氛下，我完全失去下棋的兴趣，脑子里一片空白，拿着棋子只是凭本能地下到棋盘上，二小时内便输了三盘棋，虽然输得稀里糊涂，但这一情景至今深印在脑海里。
    茶馆被封了，公园里的茶室也被封了，一时失去了弈棋场所。由于老张的学校也在停课闹革命，他可在家悠闲地下棋。我们一批304棋室的棋友就常去他家下棋。老张的棋艺还不错，约相当现在的一、二级水平，除了下棋，他还烧得一手好菜，星期天就烧一桌色香味俱全的佳肴，慢慢地斟酒品尝，自得其乐。他自称能到著名的锦江饭店给名厨师当个助手。棋友们一致表示他的烧菜手艺足可胜任。

                   捡便宜的人
    在动乱的最初一、二周，有些棋友被抄家，甚至还有被“扫地出门”的。但也有在动乱中捡得了便宜。在旧货市场上常能买到价格低廉的好棋具。有一位姓周棋友在华亭路旧货摊上买到两副老云南子，质量相当好，每副连盒仅五元多钱。这种云子已有百年以上历史，相当名贵，决非今天生产的新云子可比。还有一位棋友仅花三元钱买到一只六寸厚的日本棋盘。这种棋盘即使是旧的，也应值数十元，而当时竟贱到不如一块切肉的砧板。这是因为一些被抄家或怕被抄家的人把家中的东西贱卖给旧货摊、店，换取现钱维持生活。
    但最令人吃惊的是，有一天，一个青年背着一大麻袋日本围棋杂志到襄阳公园来卖，每册只卖二角钱。知情的棋友告诉我，这青年是著名老棋手顾水如的小儿子，有精神病史，他因向顾老索讨买香烟的零用钱不成，一怒之下，乘顾老不在家，把一百多册【棋道】、【围棋】杂志装进麻袋背到公园来卖。棋友们闻讯都拥上去争购，因为当时一册日本新围棋杂志（附一本小册子），价格是二元五角。旧杂志也要一元五角。现在这个神志不清的孩子竟把这些杂志当废纸卖了！棋友们劝我也去买几本；这样的便宜货不买，更待何时。我看到一些与顾老很熟的棋手也都捧了一二十本杂志，脸带喜色。我想，顾老被抄家时，这些杂志也未被抄走，当他发觉儿子竟把他珍爱的棋书偷出来贱卖掉，定会气得半死！虽然我与顾老并不相识，但觉得买这样来路的棋书有点象收贼赃似的，所以我并没有买。不到二小时，这些日本杂志便被抢购一空了。【这就是最真实人性】
                  

                 “西宫”棋室
    九月下旬，有人发现，目前上海还有一处地方可以下围棋，那就是“西宫”棋室。上海除了市中心有市工人文化宫外，杨浦区有沪东工人文化宫，俗称“东宫”，普陀区有沪西工人文化宫，俗称“西宫”。
    一日棋友们相约去“西宫”一游。“西宫”位于武宁路桥北，占地颇广，除大型建筑外，其北侧有一个大花园，有可供划船的湖塘，有小桥、亭阁、假山、松柏垂柳等，环境比一般公园还优美。傍湖有一座二层楼房，内有一宽敞的棋室，有围棋子出借。有趣的是，当时只准下围棋，不准下象棋和玩扑克牌。全市棋友纷纷去那儿玩。在那儿遇到的都是熟识的棋友，其中有不少围棋好手。但这时大家弈棋的心态与过去大不相同。从前下棋时，态度悠闲，喜欢长考的棋友，半天只下一局棋。而现在大家都有一种饥渴和匆促的感觉，总觉得今天下了棋，也许明天这儿就会被封掉了。所以下棋的速度都不自觉地加快了。襄阳公园的棋友“孟夫子”、“周文王”平时下一局棋要三个小时，现在一个下午便下上三盘棋。至于习惯于下快棋者，则一口气可下五六盘棋，纯粹是过过棋瘾了。但来下棋的人一多，棋室管理者又怕了。起初是减少弈棋的桌子，由原来的三排减为二排。又过了几周便宣告“暂停开放”。“西宫”棋室就此不复存在了。

                  在棋友家弈棋
    公开的弈棋场所都关闭了。人们只能设法在家里弈棋。这里用了“设法”一词，是因为围棋爱好者只要有可能，总是愿意到棋室去下棋。在家里下棋有着种种不便，这是大家深有体会的。在“文革”初期，家里房屋宽敞，家人又不反对，能摆开棋局，招待棋友去弈棋的人为数寥寥。其中最值得回忆的是马洪九、王冰才和陈华钦家。
    马洪九是一位知名老棋手，住在陕西南路，门面开一爿小烟杂店。每天下午便到304棋室去下棋，直到夜晚。马洪九棋艺属二流水平，象许多老棋手一样，平时经常赌彩，和他下棋的有围棋好手，也有棋艺平庸者，但只要赌彩，是来者不拒的。马洪九的棋风属力战型，下棋喜欢落子在四路上，不拘边角小利，专捕“大龙”，胜负常在中盘便决定了。所以他中盘实力可观而收官不精。“文革”时，他的老伴去世，他孑然一身，小店又不能开，生活很清苦。因此便在家招待棋友下棋，来者清茶一杯，收费与公园茶室一样，住在徐汇区的棋友纷纷前去他家弈棋，每天多时有五六局棋。但不久便遭到里弄干部的干涉，在他家的“棋摊”日子并不长久。
    王冰才是比我年轻的棋手，六十年代初，我就在襄阳公园与他结识，常在一起对弈。“文革”初期，他与许、吴两青年是长宁区青年围棋“三杰”。他的俩位哥哥也是棋迷，所以堪称围棋之家。“文革”初，长宁区的青年棋手经常聚集在他家里下棋。我也曾多次被邀去玩，那时我还有点提心吊胆，到了他家还问:你家里下棋方便吗？里弄会来干涉吗？他叫我尽管放心，他家里是没问题的。王冰才为人聪颖，思路敏捷，落子极快，快棋尤所擅长。记得在襄阳公园时，我曾与他尝试下特快棋，双方把棋盒捧在胸前，落子如飞地下了两盘棋。这两盘棋从开始到收官结束，花了十六分钟，平均每局只用八分钟。当时我棋艺并不比他差，但快棋绝不是他的对手。后来王冰才到无锡乡间落户，并在那儿成家。现在他是江阴市围棋的第一人，也是江苏省的业余好手。
    陈华钦当时是上海知名青年棋手。我在学棋伊始便在中苏友谊馆棋室与他相识。他学棋仅比我早半年。陈华钦与赵之华兄弟、李道传等好手来往，对棋艺很钻研，经常向好手请教，因此进步很快。学棋仅一年多便参加市比赛，在初赛即被淘汰，但第二年参加便大有进步，以后常能在比赛中进入决赛圈。“文革”前他还曾在市青年宫、普陀区的少年围棋班任业余教练。大家都叫他“小陈”。“文革”初期，我们这些襄阳公园的棋友常到他家去弈棋。小陈家有一大间房间，与弟弟妹妹住在一起，白天弟弟妹妹去上班上学后，便成了棋友们的乐园。小陈拥有二副云南棋子，家里同时可摆好几盘棋。当时常去玩的有赵之华、靳文翰教授、王船长、周东壁医生、少年时的朱泓（现为上海业余六段棋手）、许宛云、朱耶兰、柳曾符（曾任静安区、普陀区围棋教练）及我熟识的一批棋友。每逢星期天下午棋友来得特别多，十分热闹。一次，吴淞笙从北京回上海，他也来小陈家玩。恰巧那天我也去了。小陈就让我和徐福樟、徐通增与吴淞笙下棋。由吴淞笙同时跟我们三人下，三盘棋都让三子。吴淞笙与陈祖德是当时中国围棋的“顶峰”人物，能和他下棋对于我们来说是个难得的机会。在我们三个人中，数徐福樟水平最高，他若与吴淞笙单独下，被让三子可以抵挡，而我与徐通增是不行的。但吴淞笙同时下三盘棋就不轻松了，他主要精力用于对付徐福樟，我乘机围了很大的空，棋下得很厚实，淞笙一看不行，便认输了。不久徐福樟也中盘获胜。淞笙打起精神全力对付徐通增，终于赢下了这盘棋。这是我第一次和全国一流高手下棋，印象很深刻。
    徐福樟后来到安徽插队落户，现任定远地区围棋教练，徐通增曾在长宁区任业余教练，现已去了美国。

                   朝鲜医生家
    一日，钱得胜医生到襄阳公园与我碰头，他向我传递了一个口信，陆成爻想和我下几盘棋，相约的弈棋地点是在一位医生家。这位医生姓金，是位长期居住在中国的朝鲜侨民。
    金医生住在常德路南京路的常德公寓的底楼。那儿既是寓所也是诊所。当时由于“文革”的冲击，私人医生都不准开业，这位朝鲜医生也不例外。作为一个围棋迷，他便邀请中国棋友来玩。陆成爻是最先去的，并成了他家的常客，陆转而又介绍不少人去弈棋，把朝鲜医生家变成了围棋爱好者之家。
    我到了金医生家，看到一个设备齐全的诊所，棋友们就在候诊室里下棋，那儿同时可摆好几盘棋，既舒适又安全，说安全是，虽然“文革”初期被红卫兵搞得非常乱，但这里是外侨之家，所以没有人来骚扰。在这儿下棋，精神很放松。
    金医生年约五十开外，瘦削的脸颊，显出威严的样子，他虽会讲一口中国话，却是个寡言少语的人。他棋艺不高，喜欢下棋，更喜欢作壁上观。虽然一下子有许多素不相识的棋迷到他家做客，他都很有礼貌地予以接待。我应约到金医生家时，恰逢初秋，天气酷热难当。在大楼背面有个夹弄，因两边是高墙，阳光照射不到，而穿堂风却很大，非常凉爽，棋友们便搬了桌椅在那夹弄里下棋。我从未和陆成爻老先生下过棋，很高兴有机会向他请教。那知见面后，陆老却让钱得胜与我对弈。这时钱得胜已与陆老下让先棋，我与钱是分先对弈，说明要下两盘。钱医生是长考型棋手，而我因为知道陆老有意让钱来伸量我的棋力，所以也十分认真，一个下午只弈一局棋。接连两天，我赢了两盘棋。当第三次去时，我期待陆老如约和我对弈，他却改变了主意，找了些借口，说什么也不肯与我弈棋。以后我也没能与他下棋。老棋手爱面子心理，由此可见一斑。   

    1966年秋天，金医生家成了上海围棋爱好者聚会的场所，赵之华、周东壁医生、朱耶兰等许多棋手都曾到这儿来玩。这个围棋之家存在的时间虽不长，但“文革”中的这一插曲已永远留在上海棋迷的心中。
    在中国“文革”动乱中，由于无法开业行医，儿子又无法上大学，这位长期居住在中国的朝鲜医生后来只得回到朝鲜去了。

                      车祸

    1967年底，上海棋社的造反派到【围棋】月刊老编辑徐润周家去抄家。查抄的主要目标是他的藏书、字画。徐润周拥有许多古籍、字画，棋书的收藏也很丰富。“文革”前，他还曾为香港友人购进一批书籍，由于某种原因，这批书一直留存在他家里，据说这次查抄是具有“保护”作用的。因为如果被红卫兵抄去，那就全糟蹋了。但这里要叙述的不是这次迟到的抄家，而是由此引起的一场车祸惨剧。         

    这次抄家行动由棋社造反派头头黄鑫斋亲自带队。黄鑫斋是著名国际象棋选手，曾获得过全国冠军。那时，他刚学会开汽车，在借来一辆三轮小卡车后，他便要求司机让他来开车。小卡车由棋社开出，行驶到华山医院附近的十字路口时，侧面有一辆外地卡车违章高速驶来，由于避让不及，棋社的小卡车被拦腰撞翻，车上的人被猛抛向空中。所有的人都负了伤，其中情况最严重的有三个人。一是棋社工人老葛，他因脑部严重创伤，抢救无效而死亡。二是围棋手杨以伦，严重脑震荡导致昏迷不醒，经救治后来得以痊愈，没有留下任何后遗症，他是幸运的一个。三是围棋手谢裕国，严重脑震荡伴随脑血肿，伤势十分危重，不得不施行手术。手术虽很成功，但留下了后遗症，他的左眼视力受到极大损害。老葛原是304棋室的服务员，棋室关闭后，他就回到吴兴路棋社工作。这次抄家原没有他的事，但他想跟去看热闹，硬是要参加，结果却送了性命。         

    造成这次车祸的主要责任在于那辆违章的外地卡车，但如果棋社的小卡车不是由一个没有驾驶执照和开车经验的棋手驾驶，车祸也许可能避免发生。过了二十多年，回顾这一事件，我认为这次车祸对围棋事业带来无形的损失。车祸中受伤的谢裕国是一个极有才华的围棋新秀，他很有可能被培养成一流棋手。但这场车祸引发的后遗症，使他后来无法在棋艺上取得更高成就，这不仅是他个人也是围棋事业的一大憾事。

                     通北路茶馆
    正当所有公开弈棋场所全遭禁止之时，有人发现在杨浦区通北路有一家茶馆竟欢迎去下棋。大家都闻讯而去。通北路在上海市区的东北部，离市中心相当远。但当时住在南边的棋友都乐意长途跋涉，去那儿聚会、弈棋。         

    通北路茶馆坐落在通北路平凉路口，在平凉路菜场后面的小巷里，地方挺隐蔽，底层是热水灶，茶室设在楼上。那茶室并不大，只有六七张桌子。在全市茶馆都不准下棋的情况下，这儿却能下棋，可见茶馆老板很有点魄力。初时到这儿来下棋的，是一些杨浦区的围棋爱好者，后来市中心及南边的棋友，包括一些高手也纷纷前去，使茶馆变得热闹非凡。每当棋友踏上暗黑简陋的楼梯，听到熟悉的“啪嗒、啪嗒”的棋子声音，心里不觉热乎起来，仿佛浪子回到了温暖的家。         

    原本，我与杨浦区的棋迷接触不多，自从来通北路茶馆弈棋后，又结识了不少棋友。如有一位年轻记者，人称小罗，当时也是个每天必到的棋迷。现在他已是一位很有名望的作家，他就是罗达成。        

          到这儿来的常客，有不少是从象棋“改行”下围棋的。如著名棋手陈奇、韩文荣等。陈齐原是上海市象棋队选手，后来退役回到工厂当工人，他一直喜欢下围棋，在“文革”时期更是迷恋，在通北路茶馆里从中午弈到晚上茶馆关门，兴犹未尽，再到朋友家挑灯夜战，直到第二天天明。陈奇的棋艺不错，有业余三段水平。   

    老将韩文荣虽会下，但尚未入门，在茶馆里总是被人让子，他对被让十一子、十四子、十七子怎么摆子十分熟悉。虽然棋艺不行，但还要“唱”对方如何如何不堪一击。有他在场，茶馆里就象来了个相声演员，顿时热闹而富有生趣。         

    当时一些高手如赵之华、朱福源、蔡学忠、金子沛等也常到茶馆来玩。高手之间不常对弈，但一旦较量起来，总是十分吸引人的。当时朱福源和蔡学忠曾在茶馆对弈，许多棋友在桌旁围观。朱福源和蔡学忠都是参加过六二年全国比赛的选手，都被评为三段（当时最高是五段），朱福源是中学教师，属长考型棋手，他十分重视棋理，思考周详，在全国比赛中盘盘棋要读秒，结束也最迟。他在决赛阶段按成绩分在第二组（共有四组），第二组的第一名是著名老棋手王幼宸（后被评为四段），朱福源是第二名。蔡学忠原是天津选手，是个报务员，后调到上海工作。他获得三段是颇有戏剧性的。在全国比赛初赛中，蔡学忠最后一盘棋遇到浙江竺源芷（后被评为三段），他必须取胜才能进入三段行列。但由于实力不逮，这盘棋他的“大龙”被杀，已经溃不成军，他还不肯认输，竺源芷也因此放松了警惕。这时蔡学忠打吃白棋数子，竺源芷粗粗一看，认为无关紧要便不予理睬。那知蔡学忠借吃到几个子后，使“大龙”死而复生，竺的“大龙”反而被杀，结果蔡学忠从大败变为大胜，把竺源芷气得说不话来。蔡学忠平时下棋比较随便，来上海后，常常输棋，所以大家都认为，在上海的四名三段棋手中，朱福源是强三段，而蔡学忠则是弱三段。          朱蔡俩人在通北路茶馆共下了四局棋，每局棋都耗时五小时以上，一局棋两个甚至三个半天才能弈完。双方都殚思极虑，比参加全国比赛还认真。两强鏖战的结果是各胜两盘，握手言和。这次交锋使大家对蔡学忠的评价提高了。         

    当时引起我兴趣的还有两位棋手，他们的棋艺不足称道，但他们都是上海柴油机厂的工人。当时上柴厂有两个工人造反组织，一个叫“上柴联司”，一个叫“东方红”。这两个组织严重对立，不断发生武斗，成了当时轰动全市的新闻热点。两个造反组织背后都有许多造反组织支持，每天晚上把队伍拉到市中心的人民广场进行宣传和辩论，吸引了数以万计的市民围观。这两个棋手就分别属于“上柴联司”和“东方红”。虽然从宗派组织上讲，是势不两立的敌对者，但在通北路茶馆的棋枰上，却仍是棋友。别的棋友总喜欢故意挑逗，想使他们争斗起来，但他们两人却心平气和，不为所动。后来，“四人帮”在上海的代理人调动了大批工人纠察队（“文攻武卫”）、武警。消防队员对据守在上柴厂的“上柴联司”组织进行血腥镇压。事件过后，属“东方红”的那个棋手趾高气扬，一副胜利者的姿态。而那个参加“上柴联司”的棋手则被迫藏匿了十多天，待风波平息后，才敢在茶馆露面，这时他已变成了一个沉默的人。         

          我在茶馆和不少棋友弈棋，大都是下“卫生棋”。当时有一位绰号叫“双龙”的棋手成了我的老对手，一个下午能下四、五盘棋，总共大约下了二百多盘棋。一边下，一边戏谑地“唱”对方，他把我的名字朱伟，故意念成“滋味”，每当我棋势不利时，他便高呼：“滋味不行！”
                        窦国柱

    窦国柱是象棋名手，在三、四十年代，与周德裕、朱剑秋被誉为“扬州三剑客”。窦家在扬州经营附有工场的糕饼点心店，颇有名气。到窦国柱手里有两家糕饼店。但由于他整日沉湎于棋戏，结果倒闭了一家。后来窦国柱来到上海，在象棋界站稳脚跟，便以弈棋赌彩为生。         

    抗战时期，窦国柱到了赣南地区，与著名围棋手汪振雄、过惕生交往密切。这时他以下象棋为主，也下围棋。抗战胜利返回上海后，他便以下围棋为主要收入来源了。解放后，经汪振雄的帮助，以著名象棋手身份进入文史馆。这时他出入品芳等茶馆，以指导围棋为辅助收入。我是在304棋室见到窦国柱的。那时他几乎每天必到，主要只和两个人对弈。一个是围棋老前辈杨寿生，另一个是老棋手奚士常。奚的父亲是上海的颜料大王，十分富有。据说奚每月给窦四十元指导费，窦则每天下午来304棋室陪奚下棋。窦国柱的棋艺当时接近二流水平。他与奚士常对弈是让奚三子，据我看实际差距在四子以上。         

    窦国柱给我最深的印象是他的形貌，后倾的额头，凸出的眉骨，前冲的下颌，弈棋时弓背耸肩，真与周口店北京猿人的复原脸型极为相似。但我在304棋室不曾与窦国柱结识，这是因为老棋手要下赌彩之棋。而我一则棋艺较低，二则从不赌彩，所以无从相识。          但窦国柱也到通北路茶馆来下棋了。这时那些有钱的“主顾”都遭到毁灭性的抄家，再也不露面了。窦国柱也只能和大家一样以普通爱好者的身份，下棋以自娱。有一天，窦国柱忽然和我招呼，邀我下棋。这使我感到受宠若惊，这倒不是因为他的棋艺高超（当时他年已七旬，棋力减退），而是他在棋界的名望和一向自视甚高的态度。现在他竟肯与我这个后生小辈下棋，而且只肯让先。这的确使我内心十分激动。因此，我认真思索，丝毫不敢轻忽。这局棋窦国柱一上来有些轻敌，一味抢占实地，甚至有些失之过贪，中盘后，大势上明显落后。他苦苦思索，结果仍输了棋。过了一周，我又与窦在茶馆相遇，他马上邀我再杀一盘，看来他急于翻本。我因为上次赢了一盘，有了自信心，情绪也很放松，弈了三个小时，又赢了下来。后来我因故好一阵没去通北路茶馆，而窦国柱则不断托人带了口信，约我再去下棋。我想到老人急于挽回面子的心情，不禁莞然。         

           通北路茶馆的好景并不长，下棋的人多了，总是惹人注意，茶馆的上级终于来干涉了，通北路茶馆作为弈棋场所的历史也就结束了。

                    公平路茶馆
    通北路茶馆不让下棋后，围棋爱好者又找到一处弈棋场所，那就是公平路茶馆。它坐落在公平路唐山路，虽然人们习惯于称它公平路茶馆，实际上却是一家私人开设的棋摊，不过它又不像普通棋摊论局收费，而是清茶一杯，收费一角。“文革”前去那儿的主要是象棋爱好者，“文革”初，也被迫关了门。但不久，棋室老板悄悄开了门，这时围棋爱好者别无去处，便逐渐移到那儿，于是公平路茶馆成了一个围棋爱好者的“据点”。         

          听说有这么一个棋室，我和棋友相约去一游。到了公平路，只见这“茶馆”板门紧闭，并无窗户，外表看来和普通住宅一般。只是走到门口，便听得里面有棋子敲击声传出。推开板门，才见在不太明亮的灯光下，有两排长桌，棋友们相对而坐，绝大部分在下围棋。茶馆老板迎上来，请我们进去就座，并赶紧把门关上，由于当时仍不准私人开业，所以在这儿下棋仍属“地下活动”。         

    茶馆老板当时约四十多岁，瘦长的身材，谈吐彬彬有礼，绝无市侩习气。在茶馆的四壁贴着许多毛笔书写的毛主席语录、诗词，笔力遒劲，颇具功夫。这些书法作品都是老板自己写的，可见这老板原是一个落魄的知识分子，不知因何故没有工作，只得靠开设棋摊糊口。到这儿下棋，清茶一杯，从下午到晚上，时间不受限制，肚子饿了，出去吃点东西，再回来弈棋，有些人还一直下到深夜才兴尽而归。所以尽管这儿光线不太充足，长板凳坐得也不太舒服，棋迷们仍乐于前去，棋室的生意一直不错。         

    但里弄干部不时前来干涉，要求茶馆停业。但老板身体不好，无别的谋生手段，只能央求照顾。当风声紧，逼急了只好关几天门。待到风声平息，又悄悄开门接待棋迷。在“文革”十年间，这个茶馆棋室一直处于地下活动状态，虹口、杨浦等区棋友一直不断光顾这儿，形成一批老顾客。历经风风雨雨，公平路茶馆直到今天仍有人去下围棋，可以说，这儿是一个生命力最强的弈棋场所。

                 与顾水如弈棋
    1968年夏，棋友吴众介绍我与顾水如先生弈棋。老吴是新四军老干部，是个围棋迷，六四年曾在上海市比赛中任围棋裁判长。我与老吴在304棋室相识，建立了深厚的友谊。六三年他赠送我一副日本贝壳棋子，这是二十六年来我使用的唯一一副棋子。老吴与顾水如同住在苏州河畔的河滨大楼里，并经常对弈。由此之故，老吴主动提出要我与顾老弈一局棋。向名闻遐迩的围棋老国手请教，是我的夙愿，我当然欣然应命。         

    一个星期日的上午，我依约来到河滨大楼，由老吴陪同到五楼的顾水如家。见面后，当老吴根据他自己的估算，提出要顾老让我二子对局时，顾老眉毛上扬，感到惊讶，因为他从未听说过朱伟这个名字，而被他让二子的无不是棋界的名手。因此他便问我：“你和那些人下过棋?”当时我和高手对局极少，略一思索，便回答说，曾和涂卓如、章照原下对子棋（其实涂、章是让我先，而且我很难取胜）。顾老笑道：“你知道吗？涂卓如、章照原，我都要让三子的。”我想，顾水如让过涂、章三子，那必定是十多年前的事，现在顾老是不能让三子的。老吴则争辩说，小朱棋艺进步很快，让二子对他来说压力是重些，就让他锻炼锻炼吧。顾老执意不允，看到这一尴尬局面，我心想，今天我是为学棋而来的，让二子、三子关系不大。因此，我表示愿意被让三子。顾老听后，想了一下，便说：“好，我叫阿德来先和你下一盘棋再说。”说完就走出了房间。老吴趁机告诉我：阿德是与顾老住在同一楼的少年，向顾老学棋已一年了，现在顾老仍让他八子（实际上已无法赢那孩子了）。过了片刻，顾老将那少年带来了，在棋盘前就座后，顾老便要我让那少年六子。我大为吃惊，因为我下围棋全靠自学，极少给人让子，也极少让别人子，至于让人六子更是从未有过的事，这对于我来说确是一个考验，很明显，如果我不能取胜的话，恐怕顾老会认为我还不够资格与他下让三子棋呢。于是我打叠起精神，认真弈去，下了一个多小时后，一直在旁观战的顾老把手伸到棋盘上把棋子搞乱了，对那少年说：“你输掉了，走吧！”顾老再对我说：“好，我跟你下一盘棋，让三子。”我当然求之不得，立即应命。         

    我与顾老对弈后，老吴就回家了。弈了约一小时，远处隐隐传来海关大楼的钟声，已是中午十二时了。顾老未打招呼，便离开棋桌，到邻室去了。我静坐在那儿，听到碗筷的声响，知道顾老必是与家人在吃午饭了。过了一刻钟，顾老回来继续于我对弈。这时，我觉得饥肠辘辘，又挨了半小时，我向顾老提出，让我下楼去吃一点东西，再回来弈下去。顾老当即说，我这里的规矩，弈棋不能打挂（即暂停），如打挂后就不再继续下了。我便说，不用打挂，让我下楼买个面包，几分钟就回来弈棋。顾老说：“不行，这就是打挂，离开棋盘，这盘棋就结束了，不弈下去了。”这时，棋局仍是我占优势，我不愿半途而废，只得继续弈下去。下午一时半后，老吴跑来观战，一问之下，听说我还没有吃午饭，他感到惊讶，立即二话没说，转身便走，隔了一会，他端来一大碗饭，上面盛着不少荤菜。这时我怀着感激的心情，一边端着饭碗吃饭，一边下棋。         

          我听说顾老棋品甚好，弈棋时，从不说话。但下这盘棋时，他却从头到尾唠叨个不停。一会儿说：“下坏了，下坏了，落了后手了！”一会儿说：“这步棋随手了，随手了，没有用的棋!”其实每逢这时，白棋下一步都暗伏杀机。我渐渐地对顾老的“盘外招”有些怨愤之气，下出的棋也带有火气，该忍让时，就不肯退让，该进攻时，就下得过分。这样，我的棋渐渐走样，不断出错，优势渐渐缩小，加上我的收官技术本来就差，被老练的对手一阵搜刮，到了终局前，我自知大势已去，最后输了二个子。顾老目光灵动，带着得意的笑容朝我瞧了一眼，而这时我倒完全平静下来了。我觉得自己的棋艺和涵养功夫都太差，而顾老的后盘功夫的确精妙，我当即表示，顾老的棋艺高明，令人佩服，看来我的确不能下让二子的棋。希望以后再向他请教。         

    过了两个月，我又去顾老处。这次他欣然同意与我弈棋。但当我刚坐到棋盘前，从胃部突然发作了一阵撕心裂肝的剧痛，顿时全身布满冷汗，四肢发软。痛楚暂停时，我知道病势峻急，便对顾老说：“对不起，我这时身体很不舒服，改日再向您请教。”顾老不胜惊讶地瞧着我离去。我因急性胃炎病了一场。以后我再也没有和顾老下过棋、
                    

                   金蕴中家
    自从通北路茶馆不能弈棋后，我去得最勤的棋友家，要算是金蕴中家了。
    金蕴中是位病休青年，他因患严重哮喘病而缀学，病中学会了围棋。我的情况与他极为相似，只是他患的是慢性肺结核病。“文革”前，我在304棋室组织群众性围棋升级比赛，他也前来报名参赛，由此我们成了朋友。
    金蕴中家在安庆路，靠近北火车站。他和哥哥同住一间敞亮的堂屋，白天哥哥去上班，家里便成了围棋爱好者的天地。到这里来弈棋的有赵之华、朱福源、金子沛、章照原等名手；还有徐福樟、陆勇和、朱耶兰、卜浚明、黎伟伟、王崇立、韩启宇等一批304棋室的棋友。当时，除徐、陆的棋艺水平略高一筹外，其他人都处于同一等级，所以对弈时旗鼓相当，很有兴味。
    当时上海没有一处象样的室内弈棋场所。当外地棋友来沪找赵之华时，他都要介绍他们到金蕴中家里去。安徽的朱金兆教练，浙江的竺源芷（原国家队教练），新疆的马玲和去江西插队的王茵（马、王两女棋手都曾参加过全国比赛），都曾去金蕴中家弈棋。
    在1968年后的五、六年间，我每星期要去金家三至五次。我与金蕴中对弈不下二千局。金蕴中为人淳朴，言语风趣。虽重病缠身，仍很乐观。我和他下的卫生棋这么多，以致后来想认真下几盘棋也认真不起来了。每当对弈时，他总要进行宣传攻势，反复说：“朱伟你下不过我，就算了吧，还是缴枪投降吧！”
    当时常去金蕴中家的，还有一个文质彬彬的青年，他名叫彭恩华，大家叫他小彭。小彭是个才华横溢的青年，通过自学，精通英语、日语。由于他中文造诣亦深，所以翻译英日文学作品极为出色。可是，在极左思潮泛滥的“文革”时期，由于家庭及社会关系，他一直没有获得工作机会，甚至当有中学要聘请他任教，也被横加阻止。当时，我们这些棋友都与他同病相怜。小彭棋艺不太高，来金蕴中家，除弈棋外，常常谈谈学问和翻译。他还出示他的许多翻译作品原稿。“文革”后，他进华东师大任职，他的翻译作品被【译林】等杂志刊用，并印成书籍。他还曾为【围棋】月刊翻译日本棋战的稿子。小彭还被评为上海市的自学成才标兵，他的才华终于得到了社会的承认。
                                    

                   老棋手的晚年
    “文革”动乱，给一些著名老棋手的打击是很大的。六六年后，这些棋界前辈几乎不在公众场合露面，也不到襄阳公园来弈棋。在老国手中，刘棣怀是衰老得最早的一个。1960年时，年过六旬的刘棣怀仍保持很高的棋艺水平。但到1962年全国比赛中，精力明显减退，成绩急剧下降。1964年时，他在304棋室中，常独坐一隅，眼角流泪，昏昏欲睡。       “文革”动乱后，他退休在家，不久便患脑中风，后来病情好转，头脑还清楚，只是行走不便，从此不再出门。但老棋手仍非常想弈棋，当时老棋友黄船长常去看望他，与他弈升降棋。本来，按棋艺水平，刘棣怀能让黄船长四子，但中风后，脑力衰退，棋艺直线下降。他和黄船长的升降赛，屡战屡败，降至分先，依然抵挡不住。最后竟被黄船长让到四子！听到这一消息，棋友们都叹息不已。     “文革”后，刘大将因再度中风而去世。                                              ****              ****                 
    在老棋手中，精神最健旺的要数王幼宸。六六年“文革”后，他虽不再到襄阳公园去，但早上总到人民公园去散步。那时，有一阵子，棋友们都去人民公园弈棋。我们见到王老，都站起来向他致意。他也挥手点头为礼，但从不来看大家弈棋。
    虽然如此，王老弈兴仍浓。当时赵之华和市队少年棋手韩启姚、潘秋荣、吕国梁、宋连富等和王老一起进行小型友谊赛。这些年轻棋手，正当锋芒毕露之时，但王老的骁勇也不减当年，和这些年龄相差五十岁以上的小棋手仍能分庭抗礼，毫不逊色。
    但年龄毕竟不饶人，到了七十年代，王老八十岁后，棋艺明显减退。这时，有些名不见经传的年轻棋手与王老弈棋，常常获胜而归。当时，我已在徐汇区任业余教练，我的训练班里有一个重点培养的姓黄学生，常在星期日找王老弈棋。起初被让六子，后来竟减至二子还能取胜。王老逢人便夸这十一岁的孩子是了不起的天才，却没有想到是他自己的棋力已大大减退了。
    王老晚年收了一个徒弟，这个少年姓姚。有一年，小姚参加了上海市围棋比赛。王老兴冲冲地赶到赛场来督战。小姚与一姓夏棋手对弈，结果输了棋。对局结束后，王老急不可待地进行复盘，批判小姚的许多错着，指出他错过了一次又一次胜机，同时也指出对方的失误。那位姓夏的棋手并不知道这就是大名鼎鼎的老国手王幼宸，也不了解这是师傅在训自己的徒弟。他只觉得这老头儿指手划脚，盛气凌人，因此对老人指出的许多问题，都表示不服，一一加以反驳。当然，他的争辩有一些是不太对的。但王老棋艺虽高，口才却不怎么好，他比不上顾水如复盘时条理清晰，极具说服力。在对方一味强辩之下，他又恼又急，更加有理说不清了。最后一怒之下，拂袖而去。当时，我正在当裁判，目睹了这一有趣的插曲。在王老走后，我就走过去对姓夏的棋友说：“老兄，你知道那老人是谁?”“是谁？我从没见过这人。”“他就是围棋老前辈王幼宸！”“哦······”姓夏的棋友愣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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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曹钧石也是一位著名老棋手。他和顾水如、刘棣怀、王幼宸等都是上海棋社的成员，也是“文革”前【围棋】的编委。他文笔不错，曾在六十年代的【围棋】月刊上发表不少文章。
    曹钧石的棋艺水平在一、二之间，就是在一流棋手中是稍弱的，但比二流棋手略强。在解放后文史馆组织的一次围棋邀请赛中，他的名次曾在顾水如之上。曹钧石的让子棋下得不错，他自视甚高，对手如被老国手让几子，他也定要让几子，绝不稍让。而且只要输棋不超过十目，他就会欣然道：“这棋让出了，让出了！”意思是输赢之数很微小，这表明他的确可以让这么多子的。
    曹钧石为人聪颖机智，谈锋甚健，但喜欢评价他人，出语尖刻挖苦。他眼睛高度近视，其神态言语和机智，令人想起通俗小说【唐祝文周四杰传】中的祝枝山的形象。
   “文革”初，在老棋手中，他和顾水如所受冲击最大。退休后，他坚持两点：一、不与棋界人士接触；二、不下围棋。其晚年，每天到离家很近的新疆路茶馆，与一些老茶客谈天说海，但绝不提及围棋。可见老棋手对自己的遭遇所怀的不愤之气，始终没有平息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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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顾水如的最后两年，家里很热闹。这是因为一些棋友听说我曾与顾老下棋，都跃跃欲试。金蕴中、卜浚明等都通过关系，登门造访，并请顾老指导。对于青少年，顾老历来喜欢给予指导。因此，这些棋友在一个时期，每月都要到顾老家去二三次。金蕴中、卜浚明等与顾老下棋，被让三子都赢了。由此，有人就笑话我：“朱伟遇到高手就吓得发抖，三子还输给顾水如。”但是顾老坚持不下让二子的棋。只有一次破例，那是对一位姓周的青年。
    小周1964年底才学棋，他记忆力极佳，因未考上大学，蓄意钻研围棋，白天上襄阳公园弈棋，其余时间废寝忘食地摆棋谱。棋艺进步神速，初学时我让他九子，不到一年便和我分先对弈。当时我给他取了个绰号叫“绷硬”。因为他身高1米80以上，下棋时身体笔挺，颈脖僵硬，下出的棋也坚实无比，给人一种坚硬厚实的感觉。在棋界这个绰号就代替了他的名字。
    当“绷硬”来到顾水如家请求指导时，他已有让先与王幼宸对弈连赢三盘的记录。顾老听说王幼宸让先，才同意让两子对弈。但他不知道“绷硬”有一手绝招，那就是长考。王幼宸所以会输棋，就是因为吃不消这年轻人的“泡”功。每步棋都要想了又想，有些棋甚至要想半小时。在“绷硬”的长考下，顾老让二子也败下阵来。这盘棋“绷硬”足足“泡”了六个小时，终局时老人筋疲力尽，结果病了几天。从此，顾老下了个决心，再也不与任何来访者下棋。但金蕴中、卜浚明等棋友仍时时前去探访。顾老常将最新的日本棋局摆给他们看，这是吴清源赠阅的日本围棋杂志，每期寄到后，顾老把棋谱摆一遍，隔了一周、十天，仍能将全局无误地摆出来。由此可见，尽管年近八旬，顾老的记忆力和棋艺功底，仍令人钦服不已。        

    1970年底，顾老突然决定从上海搬到松江老家去住。当时一些年轻棋友都劝他，年纪这么大了，何必搬到乡下去。但顾老由于家庭原因，仍决定搬迁。1971年6月，他因饮食不适与感冒引起支气管哮喘，从而导致心力衰竭。由于农村医疗条件差，救治不及时，一代名手就过早地与世长逝了。

                 章照原和尤伟良
    从六十年代起，位于上海市中心的静安区体委便将棋类列为重点体育项目。三十年来，最有成绩的要算是围棋这一项。这里要介绍的是两位围棋教练，他们是章照原和尤伟良。
    【围棋】月刊的读者对章照原这个名字是不会陌生的，因为几乎每期月刊上，都有他的作品刊登。事实上，自从1960年【围棋】创刊时起，章照原便是积极的撰稿人。章照原青年时曾考进南京大学数学系，毕业后分配到黑龙江工作，但因严重的眼疾而被迫回到上海。他作为一个有相当水平的围棋爱好者，六十年代初被静安区聘为围棋教练。三十年来，他一直从事培养少年棋手的工作，桃李遍天下。棋界的人很早就称他为章公，而不称其名。
    当上海棋社在304棋室设立围棋训练班时，他担任中级班的教练。这一时期他的学生有：华以刚、曹志林、邱鑫、吕国梁、潘秋荣、邱礼加、范九林、周幸中、朱耶兰、许宛云······。【围棋】月刊编辑部曾决定录用他为编辑，但一场大病使他失去了这个机会。1972年围棋项目恢复后，他被静安区聘为围棋教练。我也是那时才与他熟识的。
章公的眼疾是家族遗传病。他的眼睛高度近视，视力极差，但又不能配戴眼镜来获得改善。他性格内向，沉静少语，不善交际，至今未婚，看上去是个感情淡薄的人，但“文革”中，我到他家里去玩，他出示历年来抄录的诗集，有世界著名诗人莎士比亚、拜伦、雪莱、席勒、惠德曼等的许多爱情诗篇。看到这些正楷抄录的厚厚几册诗集，我不胜惊奇，想不到他还是一个对生活充满激情、幻想，有着丰富精神世界的人。
    尤伟良是章照原的好友。他出身于一个学者家庭（父亲是法语专家）。尤伟良是个多才多艺的人，他精通法语、英语，也能翻译日文。他的摄影技术高明，同时还是个蟋蟀专家，许多捉蟋蟀做买卖的人都要来请他进行品种鉴别和评价。这样一个有才干的人，在“文革”时期竟没有工作，只能靠他下围棋的一项爱好，才担任了静安区的业余教练。
尤伟良矮小瘦弱，戴一副眼睛，有着学者风度。他善于言谈，长于交际，用现在的时髦话来说，是个公关人才。他还有一个特点是，组织能力强，善于管教学生，善于做孩子和家长的思想工作，因此极受围棋学生的尊敬。
    章照原是位杰出的围棋教练。我作为一个教练，曾细察各区围棋教练的教学工作。我认为章公讲授初、中级课程，是很少有人比得上的。他每次训练必上一课，讲授布局、序盘战斗、定式活用、各种手筋及官子，他讲课条理清楚，深入浅出，而且从不带讲稿，可见他每堂课都认真备课，默记在心，才能讲得头头是道。但是他的弱点是不善管束学生，当他在台上讲课时，后排的学生却站在课桌上演出“三叉口”的武戏。章公睁眼瞧过去，只觉得云雾中影影绰绰，却看不清孩子在打架吵闹。因此，每次上课，尤伟良就在教室最后一排压阵，这时室内鸦雀无声，秩序良好。当然，尤伟良也常上台讲课，但更多的是做组织工作。他组织一些小学开展围棋活动，安排一些棋友去开设围棋启蒙班，还到各小学去进行智力测验，从中选拔适合条件的孩子到区训练班来学棋。
    尤、章都有很高的鉴别能力，一个孩子到训练班来，上两堂课、下两次棋，便能看出他是不是好苗子，这就象鉴别“蟋蟀”一样，凭着一种敏锐的直觉，过人的洞察力，便能看出这个孩子是否是善斗的好“蟋蟀”。在培训小棋手的工作上，尤章两人配合得是珠联璧合，各展所长。在他们执教的时期，也是静安区少年围棋活动的“黄金时期”。静安区在市级比赛中获得了数十块“金牌”。培养出数以百计的优秀棋手，其中有芮乃伟九段和业余好手芮乃健（全国大学生冠军）、张建东（全国业余十杰之一）、肖强（全国大学生冠军）、周家梅等。
   “文革”后，尤伟良凭其才学，到某研究所去工作了。不善管束孩子的章照原象只折翼的鸿雁，无法教出好的人材来，静安区的围棋从此进入了低潮期。

                  李鸿钧和虹口一中心
    上海虹口第一中心小学（简称虹口一中心）不仅是虹口区的重点小学，“文革”前也是全市最好的八所小学之一。1972年围棋项目在沪恢复后，虹口一中心成了全市开展围棋活动最好的学校。
    主持虹口一中心围棋活动的是该校的副校长李鸿钧。李鸿钧酷爱围棋，虽然棋艺不高，但和本区的棋迷有着广泛的联系。他一直有心在少年儿童中开展围棋活动。“文革”中，“工宣队”进驻学校，实行所谓改变资产阶级统治学校的局面，校长们都“靠边站”了。李鸿钧正无所事事时，恰逢围棋项目恢复，他便提出要在学校里开展围棋活动。他的倡议获得“工宣队”的支持，原来这些工人中有几位是围棋迷。李鸿钧立即筹办围棋训练班，在各班级中选出一些学生，由他自己进行启蒙教学。在初创时期，经费缺乏，棋子也难买到，他就搞来一批黄绿色的橡胶片，发动师生一起剪成圆片以代替黑白棋子。李鸿钧除了每天下午放学后训练学生，晚上也开放棋室，吸引学生来弈棋。后来，他便物色本区的业余好手来校担任教练。他还奔走于区体委，取得支持，在精武体育馆搞到一间房间，在那儿每周开放三、四个晚上，请一些成年棋手来和小棋手弈棋。李鸿钧还在星期天使该校的围棋教室向社会开放。他亲自邀请棋界人士和各区围棋活动分子到该校去弈棋。
一个星期天的下午，我和赵之华等一批棋友来到虹口一中心，李鸿钧校长在校门口迎接大家。他年近五旬，中等身材，较胖，戴一副眼镜。交谈之下，可以感到他性格豁达开朗，待人热情、和蔼。棋室是一间大教室，拼成的课桌上，摆着二十多副棋子，许多学棋孩子等候在教室里。在那儿还见到了不少304棋室的棋友。我们都和孩子们下了指导棋，然后大人们捉对厮杀，以过棋瘾。从此，围棋爱好者又多了一处活动场所。
    国家围棋集训队的陈祖德、曹志林、华以刚等棋手返沪期间，都曾应邀访问虹口一中心，并与小棋手们弈指导棋。
    后来，李鸿钧制订了一个训练少年儿童的计划。每一学年从一年级的六个班级中，每班选出头脑灵活、数学优良的学生二十名，开班启蒙，从中选拔成绩好的学员进入全校的初级班，初级班中的好苗子，进入中级班。这个中级班被区体委认可为区围棋班。中级班中的优秀者则被选送到上海市体育宫围棋班。当时体育宫是全市最高一级的训练班。
被李鸿钧邀请到虹口一中心任围棋教练的人很多。第一位教练是卜浚明，他又请叶武汉为助教，他们是该校围棋班的奠基人。二年后卜浚明因故离去，叶武汉与江德冀、王崇立等负责教初级班；吴定远、李家庆负责教中级班。吴、李都从围棋前辈郭同甫为师，是赵之华、赵之云的师弟。这些上海业余好手在该校担任教练完全是义务的。他们数年如一日，既无名又无利，只是希望使更多孩子学会围棋，希望能为中国围棋出些人材。在他们努力下，虹口一中心，培养出了华学明六段、华伟荣六段、王霞芳（女，原上海市队队员）、沈光基（全国业余十杰之首）、刘轶一（二段，世界青少年围棋赛亚军）、陈忠平、郁放（初段）、刘禹欣等棋手，至于获得业余段位的棋手就更多了。
    八十年代初，李鸿钧校长退休了，加上其它种种因素，虹口一中心的围棋活动大大降温。虹口围棋的训练中心转移到了虹口三中心。今年春，李鸿钧校长因车祸不幸逝世。上海围棋界及他的众多学生都表示深切地悼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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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泡泡沙    时间: 2013-11-9 23:32

《304棋室轶事》

                                         作者：朱伟

    由于年事渐高，健康不佳，因而产生了时间上的紧迫感。但我终于有机会来实现自己的愿望：完成《回忆录三部曲》中的最后一部《304棋室轶事》。在这篇长文中将描述六十年代前期上海业余围棋手的风貌，兼及其他一些读者感兴趣的棋事。

学棋伊始

    我初次接触围棋是在1948年读初三的时候。一天有位姓李的同学带了一副围棋到教室来，他教了六、七位同学下围棋，我便是其中之一。那时，连一个围棋术语也没听说过，只懂些最初级的吃棋手段，什么定式、布局、手筋全不懂。到1962年我和他下了三盘棋，第一局分先，我把他剃了个光头。第二局让他五子，仍是一块也不活。第三局让九子，他才算活了二小块棋，可见四八年时，自己以为已会下围棋，其实离入门还远着呢！　　

    我真正学围棋是1959年（二十七岁时）。那时因为发现有一处地方，去下棋不用花一文钱。那就是黄陂北路上的中苏友谊馆的棋室。那里既可读报，也能下象棋、围棋，租用棋具，不需证明或抵押。那时，我买了三本围棋书，就是刘棣怀、林勉等编写的《怎样下围棋》、《围棋布局初步》和《围棋定式基本知识》。我晚上在家看围棋书，下午便去下棋，逐渐对围棋有了一些理解，懂了一些基本知识。在棋室里，我认识一位老者、一位中年妇女，常和他们下棋。这两位棋友的水平都在九级以下，但仍比我强。我经过几个月的努力，才能拿黑棋与他们下。在友谊馆我认识了陈华钦棋友，那时他也刚学围棋。但不久他便不再到友谊馆来了。　　

    1960年初，我在友谊馆大门口遇到陈华钦，大家聊了一会，才知他现在友谊馆隔壁的304号棋室下棋，那里是许多围棋好手常去的场所。那时陈华钦已与赵之华、之云兄弟、李道传等好手相交，他的棋艺也大有进展。他劝我看刚出版的《围棋》月刊，说好好看，棋力可长三子，这是我第一次听说有个304棋室。　　

     1960年6月，我进广慈医院治疗肺结核病，医生采取了当时流行的导管滴药疗法给我治疗，住院两个月获得满意结果。出院后我鼓起勇气去了黄陂北路304号棋室。

                   黄陂北路304棋室

    黄陂北路304号棋室，简称304棋室（一般棋友干脆叫它“304”），外边毫无出奇之处，在大铁门里靠南边有个小边门进去。从外表看不会知道是个棋室，从建筑结构来看，304棋室原本是跑马厅内的外国宾客光顾的酒吧间和地滚球场（保龄球场）。地滚球场后来成了围棋训练班的训练室。304棋室有一大间、二小间，大间的两旁靠墙壁是皮沙发，弈棋的桌子较低，很适合下棋用，整个棋室最多可容纳五十多盘棋。一到夏天，棋桌都搬到室外空地上去，因楼高没有太阳，十分凉爽。304棋室地处市中心，交通极为方便。棋室开放时间为下午二时至晚上九时半。进门泡一杯茶，收费一角，棋友们可一直弈棋到结束时。晚饭时如出去吃东西，只要把茶杯藏在一个角落就行了。由于交通方便、价廉、开放时间长，故受到普遍欢迎。自五九年秋创建起，围棋高手和名区的爱好者便云集于此。原来全市围棋活动中心的品芳茶馆退出了历史舞台。从此，304棋室成了全市围棋活动的中心。　　

    我初进304棋室时，心情很兴奋，又很紧张，因为自己棋艺很差，怕被人耻笑。所以进了棋室，捧了一杯茶，只是观棋，不敢找人下棋。我想先观察一下，对弈者的水平如何，自己是否有资格坐下来弈棋。经过一个多月的观察，发现弈棋者中，有水平很高的，但也有与自己水平相近的。这样，自己的自卑感就逐渐消减，自信心稍稍上升。

                 最初结识的棋友

    一个多月后，我终于敢坐下来弈棋了，从而结识了第一批棋友。　　

    张金发，苏北人，后来才知他是五角场菜场卖肉的营业员。夏天他敞着怀，挺着大肚子走进棋室，真有点像鲁智深的样子。他的棋艺不高，但落子如飞，常在劣势时以“鬼头刀”反败为胜，自称这是张家枪，“不要看你怎么优势，只要张家回马枪一使出来，你就完了！”因此大家就奉他一个“张家枪”的绰号。　　

    王铭，也是苏北人，但却是个高级知识分子，因被划为右派而落魄。后经棋友吴众介绍，在几个大学当代课教师。他身材高大，脾气和顺，从不因下棋与人争执。他下棋粗疏成性，打劫时常常找瞎劫，因此被大家称为“瞎劫王铭”。每当他打瞎劫输了棋，大家都在棋桌旁高声起哄：“瞎劫王铭！”　　

    吴众，是1938年参加新四军的老干部，在学校担任行政工作。他棋艺一般，但乐于助人，所以人缘不错，在棋界认识的人很多，曾在1963年担任过上海市围棋比赛副裁判长。通过他我又认识不少人。　　

    戴源瑞，原在天津一企业工作，因高血压而一直住在上海。他长得胖胖，人称“胖老戴”。他棋艺亦不高，不过六级水平（请注意，当时没有业余段位的概念，当时的级位在人们心目中是与国家段位相衔接的。所以，当时六级约相当于现在的三级，以后提到级位，都以此为准。），但自视甚高。记得六三年时，有一次我与他下棋，已吃了他三大块棋，优势在百目以上。但他仍不肯认输，那时我却不肯见好收兵，还想再吃他的棋，不料随手走一步大错着，走下后马上发觉走错，本能地想把走下的子取起。老戴迅速伸出手掌按住我的手，说道：“不能悔棋！下棋最重棋品，大丈夫落子无悔，要有宁输一百目也不悔一着的勇气。”当时我羞愧难当，把棋放回原处。由于此着之错，他三块死棋复活，还吃了我一块“棋筋”，从而反败为胜。这件事留给我终生难忘的印象，从此我再也不悔棋了。　　

    华兆熊，是位商业工作者，那时大概有慢性病，所以能有空天天来棋室。他为人谨小慎微，下棋时也极小心谨慎，缺乏气魄。初时棋艺很差，后来经过努力，也有了进步。他比较要面子，下棋要看对象，常找棋艺相近或稍弱的棋友下棋，尽量避免与棋艺高强的对手弈棋。久而久之，棋艺也停滞了。　　

    张景辉，是位留学日本的矫正口吃缺陷的医生。在五六十年代，私人开业者极为罕见。他当时却是一位私人开业的医生。每次招收数十名有口吃缺陷者，用上课形式帮助矫正口吃，成效卓著。他住在河滨大楼，卧室旁另有一间大教室，室内墙上挂满治愈患者送的锦旗和开班结业后的团体照。张景辉为人和善，文质彬彬，很重礼仪，与我见面，总要先握手，口称朱兄，其实他比我大十几岁哩。他下棋很认真、很慢，每次到棋室就下一二盘棋。所以尽管棋艺不很高，但下的棋总能反映出本人的水平，不下不动脑子的卫生棋。

　  郑少峰，是申新九厂的高级职员，棋界较有声望的老棋手，人们都称他“少老”，并无一人称他的姓名。我认识他时，少老年已七旬，年纪大了，棋艺减退，但初时仍能让我二子，使我难以招架。少老为人和善，找他下棋，来者不拒，所以大家都喜欢找他下棋，老人家是力战型棋手，吃棋本事很大，但未免有些务杀不顾，常会把绝对优势的棋再输掉。但他对输赢都看得很淡，胜负从不形诸于色，老年人能这样下棋，才是长寿之道。少老的老搭档是王菊人，原在龙华飞机场工作，人称“王老”，熟人则称他“飞机王”。王老的棋艺比少老略差一点，也是位没有架子的和善长者。　　

    1963年，我与上述几位棋友一起到张景辉家去下了一局纪念联棋，晚上同赴新雅酒家聚餐，纪念我们相识三年。

                     徐姓棋友

    棋室里姓徐的棋友很多，这里想介绍自己较熟悉的几位。　　

    徐通增，是我在304棋室认识较早的棋友。从304棋室到“文革”时期，我们一直保持密切关系。这是因为我俩的性格比较相近，都坦率、诚恳，不喜虚伪做作。都喜欢看书，而且棋艺也同步增长，一直属同一档次。我们常在棋室关门时一起步行回家。在“文革”时期，我们一些棋友有时就去他家弈棋。　　

    但我和徐通增在弈棋上有很大差异。我喜欢下快棋，但下快棋时容易走随手棋，出差错，计算也不够准确，只有在下慢棋时才好些。而徐增通却是个长考型棋手，善于思考，出错较少，下棋时非常认真，一个下午一盘棋。所以尽管我们经常在一起，但对弈却并不多。我和他曾下过两局长考棋，一局棋费时八小时二十分，一局超过十一个小时，这也是我一生中下得最慢的棋。八十年代后期，徐通增去了美国。　　

    徐福樟，是1962年认识的棋友。后来在“文革”时期，他和徐通增与我一起学太极拳，每天在襄阳公园见面。所以他也是很熟的朋友。徐福樟有较好的下棋天赋，进步很快。到六四年他的棋力已不比我差，六五年便超过了我。在“文革”初，他已具有执黑与上海高手朱福源等相抗衡的实力。徐福樟的父亲原在银行做事，后来家庭遭受到很大变故，全家搬出了中行别业，母亲在菜场当营业员来维持家庭，所以他的性格上有着一种压抑感。他为人和善，很懂得待人接物的一套，很能掌握他人的心理。在“文革”时期他常去棋友金疆家弈棋，目的是想借些日本围棋杂志。那时他的实力已能让金疆二子，但他却总争着拿黑棋，分先下两盘棋，还会输一局，金疆当然很高兴。当他临走时开口要借书，总能如愿。后来他到安徽插队落户，“文革”后期有机会回沪，但他决定不回上海，在淮北成家落户。读者可在前几年的围棋年鉴上看到他是安徽业余五段棋手。　　

    徐维鼐，他与我是在襄阳公园结识的，当时他在管理永嘉街道的少年之家。每逢星期日就去304棋室下棋，晚上如有空也去棋室。徐维鼐确有很好的弈棋才华，目光敏锐，算得既准又快。一个棋盘上的局部变化，七八着棋或十几着棋，我要想三、五秒钟才能看清，而他大约十分之一秒便能看清，这是我的感觉。在下快棋时，他一瞥之后，便看清变化，但却在别处落棋，直到时机成熟才动手，落子飞快，算路很准，使人感到无所措手。在六十年代初的一次青少年宫举办的围棋比赛中，他曾获第三名。那时我们在同一档次，但后来他进步更快，可让我先。　　

    1963年徐维鼐约请我到少年之家去教孩子下棋。我每周花二三个晚上教棋。当时他的棋并不比我差，但围棋术语却不太懂，在我教孩子时，他静静地听着看着，弄懂了“大猪嘴”、“小猪嘴”、“紧带钩”、“宽带钩”等下法。我当时教的学生中，最有才华的是徐维新和吴国林。徐维新是维鼐的弟弟，天赋好、进步快，但突然头发整块地脱落。据说是精神过度紧张所致，由此而没有再继续学棋。吴国林后来进了市少体校的围棋班，棋力达二级以上。正当他憧憬着当专业棋手时，“文革”突然降临，一切梦想全被粉碎，只能“上山下乡，插队落户”。后来回沪进了工厂。他回沪后，再不下棋、不谈棋、不见棋友，彻底与围棋“绝交”。这是个伤透了心的人。　　 徐维鼐后来患眼疾，动手术后，一眼失明，一眼的视力降到最低点，看棋需把眼睛贴近棋盘，这样他不得不与心爱的围棋告别了。围棋爱好者因失明而被迫离开棋盘，这真是最大的悲剧。八十年代初，徐维鼐还曾参加过“振兴杯”围棋赛，但眼力不行，棋艺亦减退，成绩不佳。　　

    徐松年，在铁路局工作，人称“铁路徐”。他年龄比我大几岁，脸颊苍白，常干咳，好象是有慢性肺结核病。他也是棋室里的常客，棋艺有三级水平。初结识时，我被他让二、三子，还难抵挡。他下棋时，手和嘴并用，手里落子很快，嘴里当场评说你哪个子下得不好，我哪个子很巧妙，作用何在？自己一边下棋，一边讲解。所以和他下棋，也别有情趣。他的妻子不喜欢他下棋，特别是星期天，整天泡在棋室里，家务事一点不管，尤为恼火。有时星期天差遣他去买点东西，他提了蓝子就直奔304棋室，一阵盘上厮杀，早把需买东西一事忘得干干净净。这时他的妻子怒冲冲地赶到棋室，一言不发，伸手将他耳朵揪住，提起来扯向室外，这时他也不得不俯首而去。　　　徐瑞林，宁波人，棋力约有五、六级，初结识时，让我二、三子。他下棋不按章法，全凭实战经验。当时我在家将“围棋定式基本知识”一书中二百个定式全都背熟，但对弈时，徐瑞林完全不按定式走法，另出变化。虽然明知他的下法不对，是行不通的，但自己却对定式的变化不熟，所以仍感到无可奈何，应对的结果仍是吃亏时多。这是初学者常遇到的问题之一。对定式知道一个正变，而不清楚定式的许多变着，对方胡搞蛮缠起来，自己就无法应付。后来我才发现，看棋书是没错的，定式也该记熟，但死背不管用，棋力到达一定程度，定式知识自然会掌握，会感到定式越来越不够用，最后不得不找上日本的《围棋大辞典》。到我的棋力长进到四、五级时，便明显感到徐瑞林的棋很“臭”。那时不知谁给徐取了个“臭豆腐”的绰号，并且也叫开了。从此人人喊他“臭豆腐”。徐瑞林也不生气，还说：“臭豆腐，闻时臭，吃时香。”“要知臭豆腐的味道，请试上一盘！”后来他忽然自称是我师傅，并叫我“学生”。常高声大喊：“学生过来，师傅教你一盘。”不管我怎样反对，他都表示做定我的师傅了。当我赢他时，他就说：“学生赢师傅，青出于蓝吆。”若输给他，他便说：“学生还不行！师傅还有绝招妙手，学生还没学到家。”　　

    徐煜敏，人称“南通徐”，当时他与其兄煜华都是304棋室的常客，但徐煜敏的棋艺比他哥哥强得多。他经常与马洪九、孙步田、殷鑫培等好手下棋。所以当时他也可算一个“准高手”。他哥哥煜华与我属同一档次。初时我常与他哥哥下棋，与徐煜敏却未下过一局。徐煜敏兄弟都是不错的人，性格爽直。但在棋上自视甚高，下棋要找好手，像我们这样的“低手”，他是不屑一顾的。但我却常在棋桌傍看他下棋。每当他输棋时，都懊悔不已，常说：“如果不是眼花，某个子的次序走错了，早就赢下了。”他若是赢了棋，便会笑咪咪地称赞他的对手：“你的棋不错，很有力量！”或是“你的棋很厉害，不好对付。”言外之意，就是他的力量还比对手强，比对手更厉害。若是他输了棋，有时会勃然变色，怒冲冲地说：“你这臭棋！认真下，不让你二、三子才怪呢!”　　

   “文革”时期，一些棋友在南市搞了个小型比赛，对弈在襄阳公园和南市区棋友徐越超教师家进行。那时我第一次与徐煜敏下棋，按规定是分先对弈两局。那天正是毛主席生日，我印象非常深。当时我棋艺已增长不少，但因为过去一直把他当作高手膜拜的，所以对弈时，心里很有点心虚胆怯，但结果却是连赢两盘。老徐马上大发雷霆，拍着棋桌嚷道：“朱伟，你这种臭棋，我是没认真下，好好下，你摆上二子也赢不了的！”当时我正喜出望外，又熟知他的秉性，知道这一顿骂是免不了的，故一点也不生气，只是对着他笑。八十年代，徐煜敏退休后，一起主持轻工业局的围棋活动，是第五至八届“振兴杯”围棋大赛的主要组织者之一，为围棋事业作出了贡献。　　徐秉贤，与他相熟的棋友都叫他“阿彭”，似乎是个小名吧。他学棋与我差不多时候，我与他很早便点头招呼。当他下棋时，我常去观看，我下棋时，他也来看，但相识十多年，相逢多次，却始终未曾对弈过一局。我曾再三约他下棋，他都婉言拒绝，说：“小朱你的棋好，我不是对手啊。”在围棋爱好者中，有两种人较少。一种是非常随和的人，不看重胜负，不讲求棋份（分先或让子），只要有棋下，谁也不拒绝。另一种是很爱面子的人，很计较输赢得失，下棋时患得患失，常常举棋不定，输了棋唉声叹气，要懊悔很久。这种人对和谁下，如何下法都很讲究。徐秉贤便属于后者。好多年，我觉得他一起在暗中与我“较劲”。和我对弈的棋友，他也与他们下，但就是避免和我交锋。有一个时期，他很努力，希望在比较有把握的时候才与我下棋，但我那时也很努力，希望很快长棋。后来我渐渐超过了他，因此我俩的对弈就始终未能实现。　　

    徐秉贤是个很健谈的人，喜欢读书、藏书。他对旧上海的闻人轶事、重大社会新闻都非常熟悉，关于黄金荣、杜月笙、虞洽卿、哈同等人的轶事，大世界的形成，阮玲玉的死，筱丹桂的自杀，黄楚九的发迹，讲起来头头是道，如数家珍。他那时才四十多岁，按年龄说，都不曾经历过。当时这方面的书也很少有，可见他记忆力很强，听老一辈的人讲的故事和解放前看的报刊上的有关文章，能牢记不忘，现在在304棋室里讲给大家听，非常吸引人。有一天，大家谈到生癌与死亡的话题。徐秉贤大声地说道：“如果我知道自己生了不治的癌症，我就带上所有的积蓄，西到桂林阳朔、成都峨嵋、西安大雁塔、北到五台山、北京故宫、东到泰山曲阜，把全国名山大川名胜古迹都游遍，然后回家再死，这样也就不枉人生一世了！”大家听了都笑了起来。这番话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　　

    在“文革”时期，徐秉贤提前退休，让子女顶替入厂，他自己仍被厂方聘用，每天上班。一天，他扑倒在办公室上，昏迷不醒，严重的脑溢血，一下子夺走了他的生命。当我听到他的死讯时，我想起了他在304棋室的那番话。人，总是很难事前安排好自己的归宿。

                       

                       朱桦

    朱桦，是早期的棋友，他几乎也是每天到304棋室来下棋。他带一副眼镜，容貌端正，风度儒雅。

    我们两人关系不错，初时他叫我“本家”，后来就亲切地叫我“唯力”，我在棋界几十年，只有少数棋友知道我本名叫朱唯力，而直呼我名“唯力”的仅两人，一个是朱桦，一个是李莲宝老师。李老师早就认识我，因为他大学里的老师（也是学拳的老师）乐患之先生四十年代住在我家。朱桦与我彼此相知，故能真名相称。我很早就发觉他的音色极佳，认为他若唱歌，必是个好歌手。后来才知道他的确曾在音乐学院学声乐，并被选送到莫斯科去深造。但学成回国后，发生了什么变故，他竟被分配到一个边远省份的文工团去，他断然拒绝分配的工作，因此才能有空来棋室以棋消遣。我们在棋室相识了三年，突然有一天他没有来棋室，从此再也没有见到他的身影。他是个很健壮的人，不可能一病不起。一个爱棋入迷的人竟会像烟尘一般，从此消失得无影无踪，很难猜测他何以会不在棋界出现。总之，我失去了一个很亲近的棋友。近三十年过去了，我还思念着他。朱桦，你今天在哪里？

                       

                         贤内助

    前几年，中国棋院曾授予聂卫平的前夫人孔祥明、小林光一的夫人木谷礼子（现名小林礼子）“贤内助”的称号，表彰她们赞助丈夫事业有功。孔和木谷都是著名女棋手，她们都热爱围棋，知道围棋是什么？围棋有多大魅力。她们帮助丈夫，使他们安心地去下棋，这样做丈夫的声誉大增和收益更丰，做这样的好妻子，贤内助，人们是能够理解的。　  

    我这里要介绍304棋友王昆和他的妻子。王昆在工厂做事，他爱棋入迷，每天下班后，便来棋室弈棋，星期天则下午，晚上都在棋室度过。王昆为人豪爽、直率，下棋也是大刀阔斧、直来直去。他约有当时三级水平，喜欢下快棋，不喜欢磨磨蹭蹭。　　王昆结婚后，他的年轻妻子就在晚上陪他一起到棋室来。王昆与棋友下棋，他的妻子便带着绒线、针线活儿来做，一声不吭地坐在他身旁，直到棋室关门时，夫妇俩一起回家。不久妻子有了身孕，每天挺着日渐大的肚子，仍陪着王昆一起来棋室。后来孩子出生了，妻子抱着孩子，和丈夫一起来棋室，孩子便躺在棋室的皮沙发上，妻子总带着一些活计来做，手里从不闲着。孩子饿了哭了，妻子便给他喂奶。我们棋友背地里常议论他们，说：“真是一对恩爱夫妻，把棋室当作自己的家了。”

   “文革”时期，有次王昆约我到他家里去下棋，下完棋和他夫妇俩闲谈。他妻子说：“文革”后，棋室没有了，到棋友家下棋也很不方便，她提出，要王昆教她下围棋，她会下棋后，丈夫也可免除没有棋下的烦恼。但王昆笑着摇摇头说：不行，围棋没这么好学，让九子棋还不过关，怎么行？总要是让四、五子，还能下下。我听着也笑了，妻子毕竟不懂棋，让九子的棋，肯定没味道，要让四、五子棋还能下下，但谈何容易呢。我也认为，王昆有这么个好妻子真不容易，因为她根本不懂围棋，并不能体会棋的滋味，但能够这样支持丈夫下棋，（而且这种业余下棋根本无名利可言），这样耐心、体贴，实在太难得了。这样的妻子，不也是地道的“贤内助”吗？

                  

                  “小臭臭”

    张则忠，也是我最早认识的棋友。我们在中苏友谊馆的棋室相识，后来一起在304棋室和襄阳公园弈棋。相识三十多年（近年因工作关系，不大相遇），我和他对弈超过万局，可以说是真正的老朋友了。　　

    老张宁波人，年轻时，圆圆的脸，一团和气。他棋艺并不高，但对棋入了迷，一天可下十几盘棋。他下棋时嘴里喜欢嘟嘟哝哝，其特点是每个词前都加一个“小”字。围棋术语，尖、扳、跳、拆，他就说小尖尖，小扳扳、小跳跳、小拆拆。当时棋友间常说“臭棋”一词，有时用以贬斥对方棋差，有时批对方走了错着，有时则是指自己走了错着，带有自嘲的意味，但老张说“臭棋”时，便会顺口说“小臭臭”。后来大家便给他取了个绰号，叫“小臭臭”。平时大家喊他老张他不应，但叫“小臭臭”则一叫便应。棋友有时问他：“今天棋下得怎样？”他答道：“小可以”，那就是说棋下得还可以，过得去。如果回答是“小勿灵”，那就是说棋输得很多，勿灵光（上海俗语，不行的意思）。有时棋友要悔棋，他就急喊道：“小莫悔！小莫悔！”有时他棋赢定了，便会叫对方：“小输输了！快小缴枪！”但当他自己棋势大坏，你劝他缴枪投降时，他会大吼一声：“莫吵！做梦！”等到说的话里不加“小”字时，这说明形势已不可收拾，“小”不起来了。

   “小臭臭”的棋进步甚慢，而我则进步较快，后来我们间已相差三子以上。但我这人很重情面，老朋友叫下棋，总是奉陪，这就犯了一个大忌。下棋要求进步，一定要总是跟比自己稍强的人下棋，如对手棋力已比自己差，就要尽量少和他下，应找更强的对手才是。但我觉得这样颇对不起老朋友，由于情面难却，常和低水平的朋友下棋，我的棋艺进步就受到阻碍，达不到更高水平。

癫痫棋手与疯子棋手

    一天我在中苏友谊馆棋室与一个不相识的少年弈棋，他年约十六岁，面颊苍白。下到中盘战斗紧张时刻，他突然一颤，两眼直瞪棋盘不动，接着整个身子从椅子上向下滑。我起初不理解他究竟想干什么？但他继续下滑，直到整个身体全躺在棋桌下。我低头看时，他已昏迷不醒，当时我真惊呆了，不知他究竟发生了什么事。这时有几个年长棋手过来观看，其中一个说道：“不要紧，这是羊癫疯发作。”我问道：“不碍事吗？”“过一会他自会醒的。”这时有人将那发病少年扶在椅子上，有人插嘴说：“拔一把草塞在他嘴里，过一会就醒了。”这时有人说：“这是陋习。这是精神病，又不是真的变‘羊’了，不用什么草，也会醒的。”这是我第一次遇到患癫痫病的棋手，如不是旁边有人指点，我真会手足无措。　　

    患癫痫的棋手也可能棋艺水平很不错。当他不发病时，生活、工作像正常人一样，棋也能下得很好。最明显的例子是上海县的老棋手王燕祥。老王在六十年代上海棋界已有一定名声，当时在304棋室里，我们年轻一代都把他当作高手看待。一年夏天，棋桌都搬到棋室外的空地上来，王燕祥正与一位高手在对弈，我站在一旁观看。棋局进入激烈战斗阶段，棋势复杂，我在一旁也看不清孰优孰劣。正在这紧张关头，王燕祥突然身体一侧，从椅子上倒下去。事情发生既突然又快，我在旁也来不及扶挡。他侧躺在地上，由于头朝下先着地，左眼角擦破了皮，有一点血渗出。大家似乎对此已习惯，毫不惊慌，七手八脚把他扶在椅子上，都说让他坐一会，会醒的。　　

    后来王燕祥有一次在市比赛中突然发病，由此棋协领导嘱咐以后要劝阻他再参加比赛。虽然癫痫的发作，并不可怕，一般也不会产生严重后果，但当领导的总怕出事，万一出事就麻烦了。从此王燕祥不再参加市比赛了。但他照常来304棋室下棋，因为下棋时癫痫发作毕竟是很少的，大多数时候都是正常的。听有此疾患的棋友说，有些病者对何时发作，多少有点预兆，自己当心点，按时服药，并且不外出，以免发生意外。　　

    癫痫病还好说，精神完全失常的疯者能下棋吗？我的回答是：“能，能下棋。”在304棋室，我曾见到两个疯者，嘴里一刻也不停地胡言乱语，但仍能下棋，自开局至终局，在弈棋过程中与正常人无疑，不过水平不高罢了。我曾在旁仔细看这疯者下棋，并自己也和他下过两局。他嘴里嘟哝个不停，讲的话语无伦次，怎么也听不清，但这并不妨碍他下棋。显然，在发病前，他就会下棋了，后来受了什么强烈刺激，该人脑神经某部分不健全，就激疯了。这样的疯者生活也许尚能自理，还能外出走动，和他谈话则不行，但下棋居然无妨，倒是很奇怪的事，若不是亲自遇到，别人讲给我听，我也许还不相信呢。

老棋手掠影

    丁渠卿，人称“丁公”，是位七十多岁的老棋手，佝偻着腰说一口镇江话，中气甚足。我初到304棋室的两年他还常来，但很少弈棋，总是与一些熟悉的老棋手谈天，回忆往事。　　  

    魏海鸿，常在星期日来棋室与人弈棋。他为人随和，没有架子，混在众多棋友中，毫不显眼，他唯一的特点就是随身带一小瓶白酒，不时从衣袋中拿出喝上一口。因为解放前他有抽鸦片的嗜好，解放后戒了烟，总要有点强刺激的代替物，白酒便是这个代替物。少年时的曹志林、谢裕国都曾受教于这位老国手。　　

    陆老，他的姓名曾听人说过，现已忘却。陆老苏州人，年已七旬，身骨硬朗，每天来棋室弈棋，棋艺虽一般，却乐此不疲。酷暑之时，他就穿一件有银元大孔洞的竹编背心来棋室。这件背心很怪，故很是显眼。当时有人说，陆老住在中山公园附近，每天只乘四分钱电车到静安寺，然后步行到304棋室下棋。这一段路可不短，每天他到棋室也不迟，如真要走这么长一段路，出门必定很早。棋友徐秉贤跟我说：“你不要看陆老这么节俭，他可是大大有钱的人，解放前半个苏州城的房地产都属于他的呢。”徐秉贤是一本正经说这番话的，半个苏州城的房产，这多么惊人呀！这话也许稍有点夸大，但必有这样的事实，陆老是苏州第一号房产拥有者。　　

    老棋手“鬼头刀”朱少岳及“周文王”周已任，我在《襄阳公园棋人棋事》一文中已作了介绍。他们都是304棋室的常客。

    在304棋室的常客中，有一个与“周文王”齐名的棋手，那就是凌克明。凌克明在当时棋坛也算是个知名人物，但棋艺并不高（在棋界有些人并不因棋艺高而知名，而是弈棋年数多，各方面混得很熟而知名），与周文王在伯仲之间。但两人都认为对方不如自己，一见面就斗嘴。周文王之乎者也不绝于口，但“唱”功不见高明，而凌克明思路不够敏捷，对答不够流畅，因此斗嘴也是旗鼓相当。但俩人宁肯斗嘴，而不肯斗棋。众棋友则在旁起哄，引俩人对弈。有时两人被大家哄得下不了台，只好对弈以定优劣，这时围观者甚多，大家都要看到底谁更强些。因为下棋之事，嘴上吹得再凶也没用，要实战解决，手下见高低才行，但两人大致半斤八两，对弈结果总是得失相当，谁也不能压倒谁。听说凌克明有一副玉石棋子，据说原为李济深所有，转辗到了凌克明之手。这副玉石棋子虽较名贵，但并不能与杨寿生的玉石棋子相比。　　

    郭同甫，郭老我并不认识，因为他不大来304棋室，但关于他的故事却听得较多。据知情棋友说，郭老自认为是天上星宿下凡，身兼数绝，棋、琴、诗都臻上乘。他的棋虽未达到一流（国手档次），但亦相当不差，琴也弹得很好，是某一流派的传人。其它我就不清楚了。但善于喜谑的汪振雄却屡屡出他洋相。有一次，汪听郭自称吃辣天下无敌，表示不服，两人便相约进行吃辣比赛，烧了一大碗最辣的尖辣椒。两人一边对饮一边吃辣，吃到后来，郭满头大汗，流着泪退出，遂败下阵来。又有一次，老棋手窦国柱到郭府拜访，对弈时对郭老说：“汪振雄在外面称你为‘郭单关’。”“此是何意？”郭老问。“就是当人家挂你的角时，你单关一跳，八面呼应，对方的棋自然就觉得难下，不知如何应对了。”“真的这样说？说得好！”郭老高兴极了，不久便告诉他的学生赵之云。那时之云还是孩子，不懂事，硬要追根究底，又当面去问汪振雄：“汪公，你叫郭老是郭单关是吗？”并把窦国柱的一番解说重述一遍。汪公听了哈哈大笑，说道：“不对，不对，全搞错了。我是说你师傅是郭单官，不是郭单关。”“郭单官？这什么意思？”赵之云表示不解。汪公说：“就是说你师傅下棋，除了单官下得不错，其他是没什么可赞的了。”

    这话确实有点过份，因为郭老的棋虽稍逊于汪振雄这样的一流棋手，但他能有赵之华、赵之云、邱鑫、李家庆这样的学生，确实也相当不错了。　　

    沙磊，在304时代，他年近五旬，因牙齿脱落而显得苍老，人也很落魄。他是一个诗人，但在中国，即使在今天也难以靠写诗来维持生活，何况三十年前呢。因为境遇不佳，他每天来棋室弈棋，也有点以棋解愁的意味。我和他下过不少棋。他是属于臭棋一类的，水平在当时八级以下。有几次他与业余名手朱福源对弈，由朱让沙九子，以使他一块不活为胜，另外还下过他让朱九子的棋，看沙能活多少。大家知道，即使被让九子，只要“三·3”点角，活上两小块总行。要使之一块不活，必定要硬吃，采取最野蛮的着法。沙磊初时大家叫他沙哥，后来都叫他砂锅，因为他的棋不行，就像砂锅经不起碰撞，一敲即碎。他也认可这个绰号，常在下棋时，一边走子，一边说：“打破砂锅问到底！”

   “四人帮”打倒后，沙磊也出了头。原来他是少数民族，战争年代曾掩护过共产党地下工作者。当时一位民委的负责人问起他的近况，找到了他，要他去北京工作。这样，沙磊才从困境中摆脱出来。

                     

                    冯小秀

    我进中学后便喜欢打篮球，喜欢写作。当时我最爱看《东南日报》，因为该报有一整版体育新闻。我最崇拜的体育记者就是冯小秀。

    冯当时主持该报体育版，笔名小秀。他不仅善写足篮排球比赛的消息，其它像网球、羽毛球、拳击、田径都能写，而且写得生动活泼，形式多样，令人读了爱不释手。我当时模仿他的笔法写过许多篮球比赛的实战记。用正面叙述、从半途说起、从结尾向前推、用文言体、用两人对谈等各种写法，写过五十多篇，还写过“论上海篮球十杰”、“论上海女篮十杰”等长篇论文，在学校里我被同学叫做“体育记者”。解放后，冯小秀在《新民晚报》当记者，这时他已无法写出精彩的球赛文章，原因是体育篇幅太小，一场球赛只能写一二百字，他的才能根本没有发挥的余地，但我一直没有见过冯小秀。我一直在球场中用目光“捕捉”我心目中的偶像，但一直不能确定他是哪一个人。　　

    六十年代的《围棋》月刊上出现小秀写的棋赛报道，这令我一惊，我这才知道他也个棋迷。据知情者说，小秀在比赛结束那天到赛场来转个圈，向裁判长问上几句，便能写出一篇生动的报导，一些棋手的形象经他几笔勾划便能显出光彩。像他这样文笔好又多面手的记者，数十年来很难找出几个来。

    一天晚上，在304棋室我认识的胖老戴突然说：“小秀来了。”我忙用眼光寻觅，看到一个瘦小的身影，带着一副近视眼镜，这与我想像中的差不多。我真有点激动，作为一个崇拜者，十多年后，终于见到了冯小秀。他棋艺不高，也不常有空到棋室来，但我仍感到很亲切。　

    冯小秀因癌症病逝于“文革”后期。

                    “鸭子”——张后昆

    “下棋的没有一个是好人，个个勾心斗角、尔虞我诈、损人利己，吃小亏占大便宜，……”响亮的声音传遍棋室的每个角落。一听就知道这是张后昆的声音。

    张后昆是六、七十年代上海的业余高手，他的一大特点就是怪话。在六、七十年代敢于在公共场合讲怪话的人是很少的。张后昆在棋室老是说怪话，而且在弈棋时喜欢与人讲话。围棋业余高手一般比较持重，下棋要看对象，讲究棋份。但张后昆是不在乎这两点，他下棋从不挑选对象，水平很差的人找他下，他也不拒绝，而且宁愿少让子。三十年里，他与上千围棋爱好者下过指导棋，所以我认为在业余围棋界，张后昆是个有一定贡献的人。　　

    张后昆五十年代常来棋室，与顾水如对弈，陈祖德少年时期与张后昆下过不少棋，张后昆自己承认在顾水如的复盘讲解中得益不少。在304棋室时期，他显然患有某种疾病，所以天天能来棋室。他常常大声干嗽，但看他那健壮的体格，又不象生肺结核。但他对自己的病讳莫如深，始终无人知道他生什么病，只是他的头发逐渐变稀少，虽然仅三十多岁，已显出明显的稀秃现象。　　

    我初识他时，他的棋力至少可让我四子，但当我在棋盘上摆四子时，他就大叫：“让不动！让不动！”一定只肯让三子。这样他的棋下起来得心应手，非常轻松。在棋室里，他常常讥讽看日本棋书的人，认为看书不管用，尤其是定式书不能看，但他自己讲起定式的各种变化来，头头是道。我一听就猜想他家中必有日本围棋大辞典一书，否则在当时棋书极少的时代，许多变化只有围棋大辞典上有，而且不是经常翻阅，不可能知道这么多的变化。这也可看出，他的有些怪论是言不由衷的。　　张后昆喜欢讲话，下棋时也说个不停，不时要指出对手的臭棋。在旁观看别人弈棋时，也忍不住要指手划脚，唠叨个不停。因为他是高手，讲的话比我们这些低手有道理（有时觉得他说的不太对，但又无法驳倒他），所以对他的指责，大家都能容忍。有时对弈者也会提出抗议，说：“老张，请你帮帮忙，我们是下比赛棋，请不要讲话。”这时他就讪讪地走开了。　　

    张后昆的棋比较灵活，官子比较仔细，所以有时局面稍差的棋，他总自我感觉良好，到了官子阶段常能反败为胜。有时吃了点亏，或官子稍损，他就高喊：“不灵了，不灵了，鸭毛拔光了，鸭毛拔光了！”他的喊声又响又脆，有点像公鸭叫，后来大家给了他一个绰号——鸭子。大家当面叫他老张，不敢叫他鸭子，但背后人人都叫他鸭子，这个绰号叫开后，他就不再提“鸭子”、“鸭毛”这些词了。　　

    我认识张后昆三十年，他从不参加正式比赛，从不下赌彩棋，也很少与高手对局。但他的棋不错，后来我举办的升级赛中他表现不俗（后文将叙及）。他常说：“会吃棋不算会下棋了，要懂得给人吃棋，才是会下棋的人。”讲的是下棋应懂得运用弃子战术。

    九十年代初，他曾在一棋室当众说：“如果顾水如能活到今天，与李家庆下棋，被小李让二子，还要大吃败仗！”许多老棋手对他的这一怪论不以为然。顾水如的棋力相当于职业四、五段的水平，但与李家庆下被让二子，还会大输，未免说得太过份了。　　

    1992年传来张后昆去世的消息，据说他是因家庭纠纷而自杀的。从在棋界的表现来看，他是个很豁达开朗的人，很难想象他竟会走上自绝之路。由此可见，人是很复杂的，不易识透。

               棋室里的便衣警察

    早期304棋室里还有一间房屋，供扑克爱好者作打牌的场所。有一天我到棋室，见一个西装革履的男子从里间走出来。一照面双方都一怔，我一看原来是我们街道公安派出所的所长，而他显然也认出了我。三秒钟的犹豫，他决定装着不认识我，走了出去。我也只好装着不认识他。他穿着西装来打扑克牌，与棋室里的牌友厮混在一起，显然是有任务的。因为我早已听说在这些扑克爱好者中流行赌博，玩“沙蟹”输赢很大。五、六十年代社会风气甚好，赌博便成了引人注目的不轨之举。　　

    在围棋棋友中有一个初时叫他老李的，是徐汇公安分局的警察。当时他胃病较严重，因此长期病假，一直穿便服到棋室来下棋。我和他非常熟悉，他的身份我很早就知道了。一次某小学里发生窃案，他穿着警服去调查，小学里有位代课老师是我们在襄阳公园的棋友。老李其真姓是张，但我们这些知情者从不泄露他的警察身份。“文革”时期他去工厂“战高温”，后来脱离了警界。他还担任过徐汇区棋队的领队，我“文革”后期任徐汇区围棋教练，便是出于他的大力推荐。　　

    1963年的夏天，棋室里突然来了两个年轻人。棋艺水平不高。但立即引起人们的注意。因为他们都讲一口上海话，并不是外地来的棋客，但他们从未在棋界出现过。没有任何人认识他们。当然，从未见过世面的爱好者闯进棋室来也是有的，但他们一般表现得很谦虚、虚心，找人下棋时很客气，下棋时很专注、认真。但这两个年轻人一点也不客气，棋艺不高，下棋时东张西望，问长问短，一点也不注意自己的棋局形势，输了棋也一点不在乎。这些情况很反常，所以棋友们都议论起来，结论是他们是“便衣警察”。有人直截了当地说：“肯定是便衣，只要看看他们穿的皮鞋，便可知道了。”当时军警穿的皮鞋与一般人穿的皮鞋不同，很厚实，皮质亦好。这两个年轻人到棋室来显然有着某种任务，过了一星期便不再来，从此消失得无影无踪。

               

                     美国初段

    1963年夏，棋室里来了一个比较不寻常的爱好者。他穿着一套西服，说一口普通话，自称姓严，刚从美国回来，在美国曾获得业余初段证书。因此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大家都在背后叫他“美国初段”。这位后来被大家叫做老严的人，一到棋室便活跃非凡，到处与人打招呼，广交朋友，和许多人都下了棋。因为听说是从美国归来的初段，大家都乐意和他下棋，以便了解美国业余初段到底有何等水平。这个老严主动来找我下棋，要求参加由我组织的围棋升级比赛。经过对弈，大家发觉他的棋力至多不过相当于当时的五级水平。　　

    当时棋室里的棋友，尽管天天见面，下棋已很熟悉，但对彼此的出身、来历、为何有闲睱天天来下棋等等，是从不开口探问，这已成为一条不成文的默契。除非彼此私交已深，并愿意主动讲给对方听。棋友们对这个突然出现的“美国初段”有许多议论，主要是对他是从美国回来表示怀疑。当时正值三年自然灾害时期，没有人听说还有人从美国归来。这位归来者仅对其国外生活讲过一句话，也从未讲过一个英文词语。对国内的一切事物，都与大家一样非常熟悉，毫无国外归来者的好奇和不解。有人认为他虽穿着西服，但衣服如此陈旧，象是解放前留下的。有人对他一来棋室便广交朋友，拼命“扎根”棋室表示奇怪。但这位老严本人却我行我素，毫不介意，很快就和许多人“称兄道弟”，混得很熟。他在棋界混了将近十年，“文革”的来临，他似乎也未受到“冲击”。后来他突然地消失了，再无踪影。到底没有人知道他的来历。               

              304棋校围棋训练班

    上海棋社在棋室内设了一个业余棋校，主要是设立青少年围棋训练班。围棋训练班分成四个班级，启蒙班由范春水任教，初级班由年轻的邱百瑞任教，中级班最初由章照原任教，章公患病后，先由殷鑫培执教，后由孙步田任教，高级班由顾水如执教。1963年上海市青少年业余体校成立围棋班后，高级班转入少体校，由名手赵之华执教。围棋启蒙班招收不会下棋的少年儿童进行启蒙。启蒙班中的较优者由邱百瑞下让九子的测验棋，能过关者，才能转入初级班（当然初级班也从其他途径吸收学员）。在初级班达到六级以上水平者，便升入中级班。中级班里的优秀者，经教练推荐可入市少体校围棋班。这个班级是青少年棋手进入市队的重要阶梯。　　

    我到棋室弈棋后，便认识邱百瑞教练，那时他刚开始其教练生涯，自己还下下棋，希望棋艺有所提高。那时我常与他哥邱百明下棋，和他却从未下过棋。邱百瑞脸带笑容，和善可亲，在304棋室里，只有一次他大发脾气。那时有一个山东老头来棋室，他又矮又胖，是个有性变态的人。他常把目光转向训练班里的少年儿童，把其中有些孩子引向角落，进行性猥亵。被侵害的孩子告诉邱百瑞教练，邱怒火冲天，奔进棋室怒斥这个山东老头的罪恶的不道德的行径。　　

    1962年棋室的一面墙上贴了市比赛的成绩表，这个表格很大，我当时的眼力在1.5以上，感到不需走近便能看到表格上的成绩。那时有个年轻人踏在紧靠墙的一张椅子上，眼睛凑到离表格一、二寸的地方观看。这使我感到惊讶，这个人怎么眼力这么差，这个眼力特差的人便是章照原。这是我第一次看到他。章照源的眼疾是先天性的，无法配眼镜来调整视力。但眼力虽差，但教授围棋却相当出色。“文革”前我对他不熟悉，不了解。“文革”后期，我和他熟识了。我担任徐汇区围棋教练后，常到静安区去看在那里授课的章公上课，印象深刻。我认为，他是个少有的优秀教练。但他性格内向，少言寡语，尤不善交际。三十年里，他为上海围棋教学事业作出很大贡献，培养了许多好棋手，但他从未被评为优秀教练，从未因工作出色而受表彰。后来我才明白，一名优秀教练一定还要有好口才，善于交际，使领导和舆论界知道你是优秀教练。只有这样，你的价值才会被承认、被誉扬。象章照原这样的好教练，二十多年只是一名业余教练，连个正式国家工作人员的编制也没有。后来静安区体育俱乐部的老领导吴康生在退休前又来任俱乐部主任之职。他发现章照原仍未转正，大感惊异，他立誓在自己退休前一定设法为他转正。他几经努力说服了体委领导，终于使章照原转为正式体委职工。如果没有吴康生这样关心人的领导，章公到六十岁也不会有正式编制。这真是一个悲剧，幸而最后的结果尚差强人意。　　

    1963年章公发病，围棋中级班请殷鑫培任教。他是当时国家评出的三段棋手（当时全国最高段位是五段），是上海的业余高手。殷鑫培在一工厂的职校当教师，他和领导相处的关系不好。殷非常希望当一名专职教练，使自己能脱离工厂职校。但工厂方面对他借调去当教练一事，已不很同意，对他要求调走一事更不予支持。由于他出身于地主家庭，使他在棋界领导看来，也不是一个理想的教练人才。所以，不管他如何卖力，他的教练梦仍无法实现。　　

    后来围棋中级班就由孙步田三段执教。孙步田在工厂里关系不错，所以他借调来当教练并无阻碍。当时我常到训练班去看看孩子们的训练。有一天我在棋桌上看到孙步田的备课笔记，当时我并不知道这本子是他的，随手拿起来翻开一看，其中抄了许多棋谱，棋谱边上写着许多简要的解说，某着因走某着，某着因走某着。我看了感到奇怪，某着因走某着，怎么下面却没有下文了。我正在思索，孙步田走来，把笔记本一把抢走。这时我心中的疑问顿释，原来“因”字该是“应”字才对。虽然老孙文化不太高，但棋艺却是不错，他谈吐风趣幽默，为孩子们上围棋课也很称职。“文革”后期，他在体育宫围棋班里也担任过多年教练。　　

    围棋国手顾水如很喜欢学棋的青少年，他的教课相当精彩。记得有一次他与宋连富下了一局让三子的棋，局后在棋室复盘，我在一旁倾听顾的讲解，听得津津有味，获益匪浅。顾老的让子棋功夫真不错，又善于讲解，在这方面似乎比一些老国手要强。起初，顾老在晚上来304棋室教高级班，后来他就在自己家里教。当时有两个少年去找顾老，要求能在授课时允许他们旁听，他们是谭德明和周君荣。顾老接受了他们，并常借日本棋书给他们，使他们的棋艺较快地取得进步。　　

    后来在少体校围棋班执教的赵之华，在“文革”后期与我成了很熟的朋友。赵之华在当时可以说是上海棋坛的第一流青年高手，他因有严重气喘病而转作教练工作。在304棋室时代，我与他并不熟，见面只是点头而已。他常在星期日到棋室来转转，很少下棋。我不知道赵之华是怎样教学生的，但有一点我知道，他不大教学生定式的走法，认为这些到时候自然会懂的。“文革”初，我们这些自学围棋者在与他的女学生朱耶兰、许宛云对弈时，在定式上大占便宜。因为我们都认真看过许多定式书，对一些复杂定式都很熟。而朱、许远不及我们。经过一年多交流，她们才能在定式上不再吃亏。　　

    在“文革”初期，我曾听到大赵的一个学生说：“赵之华常常把一些错的东西教我们。”这使我很感惊奇。根据我的亲身经历，我认为赵之华是个很善于教导人的教练。在当时极左思潮影响下，学生污蔑、凌辱教师的事层出不穷，不足为奇。所以学生说自己老师的坏话也算不得什么。　　

    少体校围棋班最初的学员是曹志林、华以刚、邱鑫、宋连富、潘秋荣、邱礼嘉、朱耶兰等。后来又吸收了谢裕国、吕国梁、杨以伦、戴庆中、许宛云等。这些少年中的多数人后来都成了上海市围棋队的成员。六五年后曹志林、华以刚、邱鑫先后调到国家队去。这里都有赵之华的一份功劳。

                 

                       少年棋手

    当时，我年已三十岁，但外表看来象二十三、四岁。我很喜欢与少年棋手交往。在少年棋手中，谭德明是我认识最早的一个。当时我学棋才一、二年，谭亦是初学者，但我可让他三子。但当时他有悔棋的坏习惯，当其对手不允许他悔棋时，他还硬要悔棋。后来他常去顾水如家学棋、借棋书，棋艺逐渐提高，到后来已能执黑与我对弈，悔棋次数也减少。这时他又滋长了骄傲的情绪，常有瞧不起人的表现。到“文革”前夕，他脸色益见苍白，对弈时表现超出正常范围。大家背后都在议论，让为他精神不太正常。“文革”时，他有一天去拜访老师顾水如，提出要弈棋一盘，顾老表示应允。对弈前，他表示要执黑先行，不被让子。顾老过去要让他四、五子，一听他要不让子，简直惊呆了，对弈当然无法实现。第二天顾水如问到他家的青年棋手说：“昨天有个年轻人跑来，要和我下对子棋，你们猜是谁？”“谁敢这么大胆呀！”大家都想不出谁敢提出如此的挑战。顾老用其乡音一字一顿地说道：“谭德明！”这时大家想小谭确是精神不正常了。　　

    在训练班学生中，我最早认识的是宋连富和邱礼嘉。初时常与他们下棋，一起看别人下棋。后来宋连富棋艺提高，与我下棋就没什么积极意义，便不再找我下棋。邱礼嘉是邱百瑞的侄儿，那时他也是少年棋手中的佼佼者，在1962年的一次全国少年儿童比赛中，他曾获少年第四名。六四年本市比赛，许多少年都参加了比赛，而邱礼嘉却没有轮上，因此受了很大刺激。一天晚上，他到静安区体育俱乐部去，想进赛场，被门卫阻止，他站在大门口破口大骂一通。从此便呈现出精神疾患，弈棋前程由此中断。　　

    1963年以前，另一个与我下棋较多的孩子是范全林，当时他八、九岁，棋艺比我略低。他与哥哥九林到北京参加全国少年儿童邀请赛，哥哥九林夺得少年组冠军，他却未能进入前六名。但赛后陈老总找他下了一盘棋。陈老总热爱围棋、提倡围棋，尽人皆知。报刊上关于陈老总弈棋的文章和报道，发表过千百篇。但没有一个人提到过陈老总的棋力有多强？多数人对此根本不清楚，少数了解的人也不提起。我当时曾听老棋手杨寿生说，陈老总多次找他下棋，他是让其四个子，我有点不信。但范全林执黑与陈老总下了盘棋，结果全林获胜。这样就清楚了，全林当时约八、九级水平，估计陈老总是六。七级水平，约相当于今天的三、四级。　　

    在邱百瑞训练班里，我最看重的两个小棋手是杨文龙和谢裕国。杨文龙是个极有围棋秉赋的孩子。尽管教练不希望孩子到棋室来和成年棋手交往（以免沾染上坏习气），但那些偷偷到棋室来看棋、弈棋的孩子，进步较快，杨文龙便是其中之一。照我看来，孩子与成年棋手下棋，得大于弊。杨文龙常到棋室来和我弈棋，有不懂的东西，也会来向我们询问。有一次他生了病，有一个多星期未来训练，等恢复训练后，弈棋成绩却更好了。我认定杨文龙是个极有前途的围棋新苗。他学棋不满一年棋艺远远胜过了同班同学。在外面也有点小名声。静安区有位教练特地来与他对弈一局，要让他六个子。我当时正在旁边。我对那位教练说，赵之华让他六个子，你也要让六个子，只怕不容易。那教练不听，硬要让六子，棋下了半盘，没有一块是活棋。等到棋下完时，盘上死子累累，输了一百多目，这位教练还自我解嘲地说：“我是试试他会不会吃棋，他吃得越多，我越高兴。”我想他主要是不了解杨文龙，看不起孩子，使用过多的欺着，但自己棋力又不够，还想借乱杀来压垮孩子，反而被孩子压垮了。但杨文龙因祖母等家人的反对，后来没有再继续学棋，一个天才就这样夭折了。　　

    谢裕国是另一个天才。他学棋在杨文龙之后，我与他接触不多。谢裕国学棋半年多，与他同时学棋的多数孩子已被他让九子。他进步快，邱指导还经常借围棋书刊给他看。1963年，谢裕国六级时，我当时也是六级。邱百瑞叫我与谢裕国下一盘棋，这盘棋我执白中盘败。这也是三十年来我与谢裕国下的唯一一盘“棋”。　　

    1965年在成都举行的少年儿童围棋赛中，谢裕国获少年组冠军。如不是因“文革”时一次车祸（作者在《文革时期围棋轶事》一文中叙及），使谢受到很重伤害，他必是我国围棋界的一代风云人物。

               

                 女棋手

    在304棋室，我最早认识的女棋手是叶菁。她是虹口区教练叶金龙的妹妹。他们兄妹可能是老棋手慎斐文的学生。叶菁当时十四、五岁非常秀丽。每逢寒、暑假天天来棋室。后来初中毕业后未考入高中，便常来棋室。当时我和她下过不少棋。虽然她为人文雅娴静，但棋风却是力战型的，杀起来非常凶狠。当时一些有实力的女棋手都是这样。棋如其人这句话就根本用不上。　　

    在围棋训练班里，我最先认识的是金小雨。她来自闸北，在学棋时常偷偷出来找我们下棋。有年秋天，金小雨带一个矮小的女孩子来找我下棋，介绍说她叫朱耶兰，刚获得上海市女子冠军。那时女棋手水平较低，我让朱耶兰三个子下了一盘棋，结果是我赢的。朱耶兰获冠军后，先到304棋校训练班，不久便被吸收进市少体校围棋班。到“文革”时期，我与朱耶兰才相熟，因为大家每天去襄阳公园下棋，朱又跟我学太极拳。在“文革”中，大家又常去金小雨、金蕴中家弈棋。我与朱耶兰先后下过一、二千盘棋。　　

    当时与朱耶兰齐名的还有许宛云。许与朱是邻居，又是同学，两人都在静安区训练班学棋。两人都是力战型棋风，水平也不相上下。但在比赛中，运气总是朱耶兰最好。当时，朱耶兰、许宛云、叶菁三人呈“三国争霸”之势。但每年总是朱耶兰得冠军。许宛云、叶菁获第二、三名。许宛云常常是大优之局，在结束阶段出了破绽，名次由冠军跌到第三。朱耶兰进少体校时，论资格、棋力，许宛云也应能进去。但由于她父亲被人诬陷，受了重罚，当时的政治气候下许宛云也受到影响，所以只能在304棋校训练班受训。直到1965年，在成都举行的全国少年儿童比赛中，许宛云获得少年冠军（朱耶兰获亚军）后，才被吸收进市少体校。但“文革”又使她们的围棋生涯中止。如没有“文革”，她们便有可能进入上海市围棋队，成为专业棋手。

            放弃一次当教练的机会

     我虽曾在永嘉少年之家教过孩子下棋，但那不是正式当围棋教练。后来我有过一次机会。一天在304棋室，一个陌生人找我谈话。他是普陀区体委的人，他本人是个篮球教练，但还分管棋类项目。他对我说，目前普陀区需要一位围棋教练，郑少峰老先生向普陀区体委介绍了我。他问我对此是否有意？那时，我知道棋友陈华钦在普陀区当教练。怎么普陀区不要他当教练了？我不知那时发生了什么事？担心自己卷入或许会作出对不起朋友的事。因此我告诉这位普陀区体委的同志，请给我几天时间考虑一下。然后我去找陈华钦问问情况。陈华钦说他出于个人原因，决定不再在普陀区当业余教练。但他打算推荐章照原去接替他当教练。因为章公最近病情稳定，身体正在恢复之中。当时我因病休养，别无收入，如能当教练，经济将有所改善。但我想到章公，一个视力极差的人，也没有工作，似乎更需要这个工作。我觉得不该跟他竞争。因此我就请陈华钦推荐章公去普陀区当教练，自己也婉言谢绝了这个邀请。因此在“文革”前，我放弃了一次当教练的机会。

            

                   304棋室围棋升级赛   

    看了少年儿童的围棋训练班，我产生了强烈的渴望，希望成年爱好者也举办升级比赛，大家都定个级位。这样既可增加弈棋的兴趣，又可促使棋友在棋艺上有上进心。   

    1962年春我把自己的想法讲给一些棋友听，得到了一致的赞同。我就设想了级位赛的一些规定，用四开大的书皮纸画了一个大表格，请大家来参加级位比赛。一开始就有二十多人报名参加。一开始大家没有级位，怎样定级位呢？我就根据自己的了解，给一些熟识的棋友定了个暂定的级位，这个暂定级位定得比较偏低。留有一个晋升的余地。我自己定了个八级，一些比我稍差的棋友定为九级。棋艺强于我的，根据棋力高一至三级。当时郑少峰老先生定了五级，算是最高的。当时大家对这样定级均无异议。另外我还定了一个暂定级位转正标准、升级标准。大家心里虽觉得所定级位比自己水平要低，但都对升级抱着强烈的信心。1962年夏初，304棋室的围棋升级赛便开始了，直至304棋室关闭为止，这一赛事一直持续不断。　   

    围棋比赛的规则都由我一人拟定。每人与其对手弈两局，同级分先，差一级让先，差二级让先二。规定升级的责任局数，大致是弈二十局，胜十四局便可长一级，胜不足五局降一级。赛程最初规定为一个半月，但由于多数参加者都能提前完成责任局数，后来比赛便改为一个月。   

    到1963年夏天，我又举行了一次级位测定赛，定了个比较苛刻的标准，规定达到此标准，才可维持现有级位，超过标准的，可升级。不能达到标准的（根据胜率）则降一至二级。同时请棋艺较强的诸鸿恩参加比赛，定他为初段，规定每一个成绩达到升级标准者都必须与诸鸿恩下二局棋，二局中胜一局便可“过关”。二局都输，便不能升级。诸鸿恩便被大家称为“考官”，他专门负责把关。   

    诸鸿恩这人当时曾多次进入市比赛前六名。但他平时下棋也不太正规，在棋势大优的时候，绝不肯见好收兵，还要乱搞，或硬逃孤棋，或在对方空内寻隙生事。有时他能因此而大赢，有时则会把优势的棋搞得一败涂地。所以每次有人要找他进行升级“考试”时，我就要叮嘱诸鸿恩：“诸先生，这是比赛棋，请你认真下，好好把关，不可乱来。”　　      

    到1963年以后，参加者越来越多，一次比赛的参加者有六十多人。而且我长期观察发现，升级赛中五级以上者棋艺水平稳定，符合本人的水平，而五级以下者中不乏滥竽充数者，而且一般级位与本人水平相比，略为偏高。高级位者想要升级，便急于去找那些七、八级者，从这些“弱者”头上“捞两盘棋”。所以1964年后我就把升级赛分为两个大组，六至九级为一组，五级以上为一组，分别进行升级。　　   

    四年多时间里，我组织了三十多次升级赛。同时，我在邱百瑞教练支持下，组织了一次由成年与少年儿童同级位的对抗赛，每人与其对手弈二局，结果不分胜负，但五级以上的成人胜者为多，而六至九级中成人败者为多。从总体上看，成人的级位与少年儿童的级位处于同等水平上。　　   

    我还与襄阳公园的棋友“孟夫子”孟光祖合作，搞过两次304棋室与襄阳公园围棋对抗赛，双方各出十余名棋手，比赛结果胜负相当。当然，按整体水平来讲，304棋室棋友的水平要比襄阳公园棋友高，但这个比赛规定要在星期日对弈（有些棋友平时经常来棋室，而星期日不来），而且彼此出人要级位相当，不是每方都以最强阵容相抗衡。　　     

    在304棋室参加比赛，大家不花一文钱，能认识不少棋友，增加交流机会，所以很受大家欢迎。但当时也有几种人不参加，一种是高手（或自己认为是高手的），因为看到参加者多数是中等水平者，当然缺乏参加的兴趣。一种是比较爱面子的人，他们虽每天来棋室，也有空闲参加，但他们觉得输了棋，面子上过不去，所以一直不参加。还有一种是赌彩的棋友，他们内心是很反对这些比赛的，因为自从有了升级赛，使他们的赌彩对象减少了。
            

               参加围棋升级赛的棋友         

    由于身体不好，记忆力急剧减退，许多往事难以想起。幸好我保存了一份名单，其中记录了六五—---六六年间参加升级赛的棋友状况，这使得我稍能记起当时的一些棋友。　　

    九级，这参加升级赛最低的一个档次（约相当于今天的七级水平）。这一区间的棋友不多，其中较有印象的是一个叫连民邦的棋友，他是体育宫举重队的队员，虽是一个力量型的运动员，却喜欢围棋，多年来一直参加比赛，但我从未与他下过棋。   

    万叶菱，当时很年轻，棋艺还是初学阶段。他“文革”期间日夜弈棋，凭着他的天份，棋力大进。到1972年已不在我之下。有一时期，他弈棋过多，以致晚上合眼后，也只见黑白子，无法入睡。他曾因此进了市精神病院，并结识了在那里工作的钱得胜医生（钱宇平之父）。两人在医院中弈起棋来，这成了当时一些棋友的话题。　　   八级，这是当时参加者不少的级位。这个档次的许多棋友都是棋瘾特别大，而且参加三、四年之久仍无法升级的。如“张家枪”、“瞎劫”王铭、“小臭臭”、过觉生等。这些棋友每年弈棋两、三千局，五、六年间弈棋上万局，但只喜弈棋，不喜看棋书，限于天份，所以棋艺长进不大，一直无法升级。当时一些五级以上的棋友每次要升级便去找这些“老八级”，让二、三子，可以一下午很轻松地赢上四盘棋。后来我把比赛分成两个大组别，五级以上的棋友不能再与八级者弈棋，即使这样，这些“老八级”仍无法翻身。　　  

    七级，这个级别有顾褒登（工人）、姚天行（医生）、肖恂（医生）、张朝晖等一批棋友，其中有些今天已有初段以上水平。当时顾褒登是很认真学棋的一个，他常常手持围棋记录本，看到高手或高级位棋手对弈，便会在旁观看并作记录，或者把我们的记录本借去抄录。我“文革”初与吴淞笙（让三子）、朱福源（让二子）的棋局，他都有棋谱保存下，而我自己却早已无存。当时与顾同样认真学棋的还有缪永霖（中学教员，缪中子之父）。他在棋室对弈时，正襟危坐，手边带着围棋记录本，边弈边记。有一个时期，我与张朝晖往来较多，曾数次到他家去弈棋。他家里有一个上代传下的大围棋盘，用红木制成，棋盘比一般方桌要大，每一个格有二寸见方，特大号云子放上面都嫌太小。这么大的棋盘，是我从未见过的，按道理讲，它的棋子也应是特大号的，但张家并无这样的棋子留存。　　   

    六级，有胖老戴、华光熊、张景辉、谢鸿生、徐瑞林、赵材卿、杨小舫、郑廷沂等一批棋友。他们起初是七、八级棋友，后来停在六级这一档次。谢鸿生，人称谢胖，其实他并不胖，只是人较魁梧结实。谢为人爽直，喜欢弈棋，也喜欢看书，所以和善谈的徐秉贤很谈得投机。但他与徐一样患有高血压，在“文革”后期便去世了。赵材卿是一个工厂（或机关）搞财会工作的，他弈棋认真，但比较胆小谨慎，难以有较大突破。“小福建”郑廷沂，后来棋力有较大长进，“文革”后期已有二、三段水平。在八十年代，他是我在静安区体育俱乐部棋室的老搭档。每逢星期日，我必去棋室弈棋，与郑弈过几百局棋，至九五年我第一次脑溢血时止。　　   

    五级，304棋室及襄阳公园的棋友中，处于这档次的约有近五十人，但304棋室升级赛的不过二十多人。最早的五级是郑少峰先生。少老七十多岁了，棋艺逐年有些减退。到后来，一些“老八级”棋友常能到少老那儿“捞两盘”。少老的成绩多次低到降级标准。后来我作了一项不公开的决定，就是少老在五级这一档次，不论成绩如何，不再降级。这是出于我们敬老心情。当我们初学时，许多人都与少老弈棋，从他那儿学棋，得了益，为了保护这样一位不计级位、成绩，弈棋不辍的老前辈，我就来个例外。李振家是1962年青年宫围棋赛的冠军，他很早就由徐惟鼐介绍来参加升级赛，但他后来棋艺上进步不大，一直停留在五级的水平上。　　   

    徐文正，外语学院教师，当时住在襄阳公园旁边，故是襄阳公园的弈棋常客，亦来304棋室。老徐棋艺当时为五级水平。他弈棋时有一特点，每当棋局进入对杀的生死关头，他便会不自觉地站起来，把一脚踩在椅子上，双手撑着棋桌，身子前倾两眼圆睁，一付拼命的架势跃然而出。这时大家便会说：“徐老摆出‘武松打虎’的架式，棋局一定是要拼命一搏了”。　　   

    卜浚明，1963年参加升级赛前，自以为还不到八级。他来棋室要求参加比赛时，我曾与他下过一盘让二子的试验棋，这盘棋小卜取胜，因此我定他为八级。1966年初，他是五级。到1973年他担任虹口第一中心小学围棋教练时，棋艺已大有长进，但在金蕴中和我眼里，他还比我俩差一点。小卜为人极为谦逊，但他本性是很自负的，自尊性也很强，他心里觉得已不比我们差，因为他常能赢我们。但那时他喜欢缠战、乱战。指导孩子时，也着重于贴身近战。而我与金蕴中则认为教孩子应先让他们懂得简明而有利的着法，因为缠战、乱战的前途不易看清，也不易掌握。有一次金蕴中在家中摆出他与卜浚明的一盘比赛棋。这盘棋小卜已被杀四、五块棋，盘面要输150目，但他还不肯投子，继续不断寻隙生事，施展“掏茅坑”战术。金蕴中不断走单官补断点，小卜还是不肯认输，后来金蕴中自动送他吃一大块棋，约有七十目棋，这时盘上已无“坑”可掏，他才认输。金蕴中叹道：卜老兄的拼劲，真没得说了。卜浚明后来钻研棋艺，并常向赵之华讨教，棋艺又有进步。他先后担任过虹口、吴淞区围棋教练。他也是最早尝试教学儿童下围棋的教练之一，在培育上海围棋人才方面作出了贡献。　　   

    四级，在304棋室中，这档次的棋友最少，王冰才是长宁区的棋友。六六年初他才四级，后来不断进步。“文革”中他去了无锡，后又去了江阴，成为当地的围棋好手。王冰才相当有才能，思路敏捷，善于下快棋，又很有力量。我和他在襄阳公园、304棋室下过很多棋。在六六年后，我已觉得很难胜他。　　   

    三级，这级棋手是304升级赛中的一支中坚力量，当时的三级，绝不低于现今业余初段。六三年初有严永采、张子英两棋友，他们当时的棋艺已相当可观，刚参加便定为五级。后来升到三级。老严在工厂工作，业余时间全扑在围棋上。他的棋绵密细腻，不大肯下随手而应的快棋。“文革”时，他和绰号“孟获”的戴显增下过很多棋，俩人有时带了面包在襄阳公园下一天棋。有一个冬天的上午，气温在摄氏二度，寒冷已极，他俩冒着小雪在公园的围棋廊里大战。那时他们热衷于走复杂的大斜定式，有时一盘棋出现三个大斜定式。我当时发现他们至少走出十几种日本围棋大辞典上也未列入的变化。当然，这些变化未必都能成立，但能够在实战中走出这么多围棋大辞典上也未列入的变化，不能不说他们对“大斜定式”确有所创造，可惜当时没有记录下来。　　   

    张子英在六三年夏天在304棋室下过一盘非常精彩的比赛棋。这局棋曾“打挂”（封局）。次日续弈，下六、七个小时才结束。许多棋友饶有兴趣地围观对局。这盘棋真可谓呕心沥血、用尽心机，最后老张因官子次序有误而小败。这盘棋好似耗尽了他的才智、心力，有很长一段日子，他都没能恢复其竞技状态。　　   

    丁兆荣，人称老丁，当时在工大教书。丁兆荣的棋不错，为人也很直率，说话也很厉害，开起玩笑也不管别人是否受得了。有一次我与罗吉声棋友下棋，他走来一看便大声嚷道：“今天真不容易，304演出朱罗（谐音猪猡）大战！”我听了只得苦笑，罗吉声是个不肯吃亏的人，马上反击道：“我们是猪，想必你也不是人了！”老丁曾赠送我一部日本棋书《本因坊秀荣全集》。“文革”前夕，我借给一姓周棋友。“文革”初抄家浪潮后，周姓棋友告诉我：《秀荣全集》一书也被红卫兵抄走了。恰巧那时我在襄阳公园遇到老丁，我把这事告诉了他。老丁想了一会对我说：“小朱，你不要太老实，我看抄家把棋谱抄走，可能性不大。你要告诉小周，棋谱是老丁的，老丁一定要讨还。你要口气强硬些，硬要讨还，也许棋书便回来了。”我按照他所说做了，果然把棋书追了回来。　　   

    陈伯琴是曹家渡附近国棉某厂的车间主任，他参加比赛时定五级，六五年长为三级。老陈的业余时间也全扑在围棋上，他似有气管炎，不时轻轻咳嗽。他棋龄较长，下过许多赌彩棋，花过不少钱。他下棋时相当稳健，你很难吃到他大龙。当他吃别人大龙时，就会非常小心谨慎，绝不再贪吃冒进，宁可吃些小亏，总能把胜势保持到底，不让对手有翻盘机会。他的棋风一看便知是惯于下赌彩棋的人。他死于“文革”后期。　　   

    徐友于是个退伍军人，他胖胖的，棋也相当不错，他和李万芳（即张金日）都是靠实战长棋，很少研究棋谱。这里多少有点天份，因为天天下棋的人很多，能达到三级这一档次却不多。　　   

    金蕴中，在六三年由他妹妹金小雨带到304棋室，要求参加升级赛。当时他二十岁比我小十岁。金蕴中一家父亲、哥哥、弟妹都会下棋，是个围棋之家。金蕴中因严重气喘而辍学，他有天份，也用心钻研棋艺。六三年七级，六五年已升至三级。“文革”时期，各弈棋场所均关闭，他的家成了棋友聚会的重要场所，我有多年是他家的常客，有时一星期去四、五次。金蕴中当了闸北区围棋教练，训练据点放在七浦路小学（分部），这个小学的棋室便成了棋友们常去的场所。金蕴中是一名优秀教练，他为围棋耗尽自己的心血，他的教学才能和对围棋事业所作的贡献，绝不低于那些名教练。但直到他晚年，他才获得上海市优秀基层教练的称号。那时他的气喘病已非常严重，一发病便要送医院。疾病使他痛苦不堪，本来一直开朗活泼的人，变得情绪低沉，这一切我至今记忆犹新。　　   

    余元通，他有瘸腿残疾，但大家无论当面或背后都不提到这一点。只有老丁一人有时会脱口说：“跷脚小余”（上海俗语，瘸腿叫“跷脚”）。小余的棋比较狡猾，“鬼头刀”挺多，能吃多少便吃多少，绝不心慈手软。八十年代在一次上海市残疾人围棋比赛中，他获得冠军。但二十年后，他的棋艺退步了，破绽很多。　　   

    章文耀，当时是南市区的一名中学生。他下棋非常认真努力，常看棋书，由七级升至三级。    六三年金蕴中介绍黎伟伟与王崇立来参加升级赛。黎、王同在郊区一技校读书（寄宿在学校），所以下棋条件较差，但他们保证能下完自己的比赛棋。黎伟伟是吴清源九段的外甥，《吴清源全集》即由他母亲所译。小黎的棋比较软，看书不少而实战不多，有点书房棋的味道，怕对方乱杀乱搞。他俩在六五年底升为三级，我觉得还是王崇立的棋难对付。在三级这一档次的还有周大椿、徐通增、李兰星、姚敏得等。这一档次的棋友绝不低于围棋训练班的三级棋手。　　   

    我当时也是三级棋手。六四年底升到三级，以后虽很努力但一直未能再进一步，有时成绩已接近升级标准，但终功亏一篑，直到六九年时才再有一个小跃进。　　   

    二级及以上，当时棋力达到二级或二级以上的人只有两人，就是陆勇和和徐福樟。这两位棋友都有一定天份，而且下棋认真，很少下那种不思而应的快棋。除了对棋的酷爱和天赋，还要有记忆力，好的东西能记住，吃了亏、上了当能记住，有改进。另外还得有悟性，看的棋书上的技巧能吸收为已用。要做到这点不简单。有些人书看不少，但棋还未有较大长进，毛病就在这里。陆勇和后来当了少年宫和普陀区教练。徐福樟去安徽后，当了地区教练。陆勇和与徐福樟可说在304棋室与襄阳公园弈棋自学成才的代表。　

            “三金”素描   

    304棋室里有三位姓金的棋友。后来他们都与我很熟。　　   

    第一位是金疆。1962年前我便知其名，因为他每年都代表银行系统参加市比赛。在我们这些初学者的眼里能参加市比赛，就表明他具有一定的实力，是十分令人崇敬和羡慕的。但金疆本身棋力不是太强，一次也未能由初赛打进复赛。有一次机会来了，他同组有一杨浦区徐姓棋友，初赛最后一轮，徐将遇到一个很弱的对手，他有把握取胜，但由于他已输了二盘关键的棋，所以他即使赢了也并不能晋级，而却能帮助金疆进入复赛。因此在赛前的一天，金疆在棋室里大声嚷嚷，把这一情况分析给别人听，说自己将坐收渔人之利，稳进入复赛。当金疆大声说话时，不料那徐姓棋友正坐在他背后两排的地方，听了个明白，那老徐听后一点表情也没有。第二天比赛时，老徐当着金疆的面，很轻松地输掉了那盘棋，金疆的晋级美梦就此粉碎。棋友们后来议论此事，认为金疆那天如不大声嚷嚷，得罪了老徐，进入复赛是大有希望的。可见人生往往会有机遇出现，但你必须好好把握住它。   

    当时有件事给我印象很深，有一个星期天，金疆在棋室弈棋，棋友陆勇和在旁观看棋局，对金疆大加赞扬，钦佩得不得了。而金疆也以长者自居，夸夸其谈，授他一些弈棋的技巧。但过了不到半年，陆勇和已能轻松地战胜金疆了。　　   

    金疆下棋非常敏捷，从不长考，久而久之，从不肯深算到不能深算，成了他的一个致命弱点。每当棋局到了关键时刻，比如好几块棋纠缠在一起，对手决心破釜沉舟，与他决战时，这时正需要仔细深算，一决雌雄。而金疆却总是采取妥协路线，马上找一个转换的办法，宁可吃一点亏，避免决战。一局棋有这么两次退让，也就葬送掉了。还有就是官子阶段，往往需要细算大小、先后次序，而金疆则习惯于在中盘决胜，官子弈得很粗，遇到细棋局面，小优之局常常丢失。因此他的棋艺一直没有什么长进，让我们这些后生小辈赶了上来。　　   

    金疆为人爽直，弈棋也很干脆，劣势的棋，他就认输，重新再来。不象有些棋手，硬不肯认输，拚命“掏茅坑”，希望对手不应或应错，借以死里逃生、反败为胜。金疆平时最看不起这样的人。他自己从不“掏茅坑”，也不喜欢对手在必输的情况时还纠缠不休。　　

    六十年代后期，金疆开始收集日本围棋资料，有高手对局、中盘战术、手筋与妙着等。在这方面他花了不少功夫。他懂一点日文，抄录对局时，附有简单解说，他的书橱里这些围棋资料占了一半位置。“文革”时期，徐福樟、陆勇和、王培华、王伟祺等棋友都经常去向他借阅。　　   

    1979年后，上海棋社把金疆介绍给高校围棋队，当一名业余教练。这个差使可以说不容易当，又很容易当。这些高校棋队的队员是科班出身，在区里和市少体围棋班里受过长期训练，水平很高，几位尖子队员如沈光基、谢裕龙、芮乃健、沈兴等，都有全国业余十杰的水平，比他们差半先、一先的队员水平也比金疆略高，教练水平比学生低，是很不容易当的。上海高校棋手的水平比其他省市要高出一筹，在全国高校围棋大赛中，上海男女棋手，在夺取团体冠军和个人前六名时，往往得心应手，不管教练如何，每年的成绩总是喜人的，这又是容易当的一面。　　   

    金疆喜欢喝白酒，一天喝两次白酒。往往他小酌时，棋友来了，便一边弈棋，一边喝酒，常常就不再吃晚饭了。这无疑有碍健康。后来他患食道癌，可能与长期饮酒有关。　　  

    另外两位是金艾和金子沛。他们是两兄弟，浙江嵊县人。   

    我在六二年认识金艾，不久又结识了子沛。金艾曾在市比赛中进入决赛，虽未获得前六名，但在我们这些初学者的眼里，他也算是高手了。金艾在杨浦区法院工作，在未认识他之前，就有个人介绍说他是“右派分子”。金艾为人坦荡随和，虽已过不惑之年，但时时流露出孩子般的天真、任性和喜谑的心情。与他认识没几天便熟极了，好象已快交往了十几年了。他常有点游戏人间的味道，什么事都正经不起来，喜欢随意开玩笑，喜谑不断，说话过于随便，往往不顾场合、性质，一看便明白像他这样随便乱说话、乱开玩笑的人，在当时被定为“右派”是毫不奇怪的。　　   

    说实在的，金艾当时虽比我们强，但绝没有达到高手的档次。但他一直以高手自居，记得初结识时，他的棋力可让我四子，但他让我六子。我坚持不肯，棋盘上摆四个子，他就朝天抛子，棋子落在棋盘上哪儿就算哪儿。但有时棋子抛在棋盘的一路上不起作用，他就把子向二、三路上移，我就坚持不让他移动。这件事成了他的话柄。过了许多年。他还常对人说：“从前我和朱伟下棋，先要朝天抛六个子，抛在一路上，他就按住棋子，不许移动，真赖皮啊！……”　　   

    金艾的棋，就象他的人一样，是不正规的。老是想玩花巧，总是想装“鬼头刀”，希望对手上当受骗，以此来取得优势。逢到他处于劣势的，便拼命“掏茅坑”，想方设法要以“鬼头刀”来反败为胜。总之弈棋不想以真功夫与人拼斗，只想靠圈套和陷阱使人受骗。当我们棋力在六级以下时，与金艾对弈，的确经常受骗，被搞得非常狼狈。金艾则高兴地嚷道：“怎么样，我的刀法厉害吧！吃不消了吧？”我至今清晰地记得金艾与黎伟伟在一起弈棋。那时小黎的棋还不成熟，很怕对手乱搞，金艾正是这种棋路，小黎常常走出缓着、败着，为其所乘。当小黎走了错着，金艾便会笑嚷道：“你这棋决不是舅舅（吴清源）教的，我看是舅妈教的，所以不对！”　　   金艾的棋下得快，错的也多，但他一看走错，迅速便把棋子取起。我们知道他的这一悔棋习惯，便硬是不让他悔棋，把他的手抓住，把棋子按在交叉点上。双方不仅“动手”，还嘴里嚷着，从棋室远处望来，又象打架的样子。金艾知道我们不允许他悔棋，有时装了“鬼头刀”后，故意将棋取起，装着要悔棋的样子，有时为了制止他悔棋，硬把棋子按在他原来的位置，而忘了那是陷阱，使他的诡计得以实现。　　   

    当我们的棋力到了四级以上时，便很容易识破他的诡计。他的那些“鬼头刀”，无非是“倒扑子”、“接不归”、“双打”、“征子”，比较浅薄，一眼能看破。这时我们便会回敬说：“金艾，你的刀实在太浅了，不是真刀，是塑料刀，没用处！”　　   

    金艾从不肯承认自己的棋不行，他不断为自己“涂脂抹粉”。日本有本因坊秀甫、秀和、秀荣、秀哉等围棋名人，他便自称为本因坊秀艾，他给我的信上也署名秀艾。每当赢了棋，他就会吹嘘为秀艾的杰作。金蕴中在七浦路小学棋室训练学员时，金艾是那里的常客，和许多孩子下棋，并参加他们的教学比赛。金艾一直希望孩子们叫他老伯伯，但孩子们与他混得很熟，对他毫无尊敬的表示，他们有时宁愿叫“秀艾”，也不肯叫老伯伯。　　  

    金子沛比金艾小七岁。金子沛在南市区一肉类加工厂工作。而兄弟的形貌很不同，金艾瘦瘦的，而子沛则是一个胖子，这犹如《水浒传》里的“鼓上蚤”时迁和“花和尚”鲁智深，这是何等的不同啊。两兄弟的性格也不一样。子沛不象金艾有股孩子气和乱说话、乱开玩笑，他说话较有分寸，做事也很在理。就围棋水平说，金子沛也比金艾高得多。他曾在1962年初上海市一次比赛中获得第五名，六三年获得第三名。他对获第五名的那次比赛比较满意，因为参加那次比赛的高手甚多，王幼宸获冠军，陈祖德第二，魏海鸿第三，赵之云第四，棋力比金子沛强的赵之华第六。金子沛的棋力决不在孙步田、殷鑫培之下，是六、七十年代上海业余高手。　　   

    金子沛的棋比较灵活，也喜欢装“鬼头刀”，但他装的“刀”与金艾完全不是同一等级，他的刀比较高级、隐蔽，有时连赵之华这样的高手也会上当。   

    金子沛比金艾聪明，他在装“刀”之前非常认真，捞到对方破绽后并不马上动手，因为马上发动，对手有可能悔棋。所以一待装“鬼头刀”时机成熟、机会来临时，他就会在对手的要害处“打将”，或欲冲断对方大龙，或“眼里”扑一子，要破眼杀棋，嘴里则连呼：“叫快！快呼！”意思是催促对方快走子。大家都熟知他的这套手法，因此每当他开始“打将”时，便立刻会仔细审视局面，看哪儿出了破绽，有“中刀”的危险。不过，这时总是没法解救了，因为你不能不应付“打将”的棋，这样就难以避免中“鬼头刀”，两者必一失，这时，想悔棋也办不到了。　　   

    当金子沛弈棋时，围观的棋友总是很多，因为局中总会出现多次喜剧性场面。由于金子沛脾气随和，旁观者往往要插嘴评说对局，还不时提醒其对手，不中了“鬼头刀”。这时金子沛急得大声嚷嚷：“旁边人，勿要吵！勿要吵！”他嚷得不管怎么凶，旁观者只会讲得更欢，讲的话也更多。　　   

   “文革”时期，金子沛在北海路的家，常有不少棋友去玩，常去的有朱福源，孙步田、章照原、赵之华等高手。我有一时期也常去。进门只要听到金子沛的话，便知他的对手又“中刀”了。　　   

    金艾很瘦，金子沛很胖，患心脏病，使子沛减少对局。八十年代，他常去七浦路小学金蕴中的围棋训练班弈棋。金子沛棋艺较高，又不肯轻易输棋，孩子们与他下棋，得益不少。每逢夏日的夜晚，他会在工人文化宫前绿化地带，引吭高唱京剧，用以自娱。   

    近时，金子沛健康不佳，金艾则因足疾，无法行走而不再出门，他们都被迫离开心爱的围棋。

               老搭档   

     在棋室里，有些棋友总有固定的老对手，经常相约一起在棋室弈棋，这就是大家所说的“老搭档”。这儿介绍曾钦琛（人称曾公）与一位姓米（人称米公）的棋手，一直在一起下棋。我早就听说“曾公”，但并不相识，有一次我到棋友小周家去，他告诉我：“曾公就住在我楼下，他是铁道研究所的所长。”后来我结识了曾公，那时我五、六级水平，曾公可让我二子。曾公与米公老搭档，米是位邮局投递员，他一般只能在晚上下班后和星期天来棋室弈棋。曾公可让米公一先，而且许多年，俩人一直就差这么多。初时我总以为一先之差很微，有这么一年必可赶上，后来才发觉，人到中年，棋艺到一定水平，再要增长一先便非常困难。这也就是曾米之战，十年之久，始终差一先的缘故。　　     

    李莲宝教师有约十年时间常与一绰号“大腿”的棋友一起对弈。这位棋友也是位中学教师，患有一种难治的血液病，人外表与常人无异，但常有病假。“大腿”这绰号是“大摊”之讹音。原来这位棋友常要给李莲宝让三子的，他虽是“下手”但“吃性”很重，有时他可攻击围歼对手几个子，别人也向他指出了，但他摇摇头说，吃少没意思，要吃大摊（即一大块的意思）。后来人们误为“大腿”。绰号传开后，他的本名便很少有人知道了。由于要“养大吃肥”，要吃“大的”、“多的”，所以“大腿”才会从被让三子，升到被让五、六子，“上手”和“下手”的区别从他与李莲宝的对弈中充分显露出来。李莲宝有一个习惯，一边弈棋，一边“唱”对手，弈得越凶，“唱”得也越厉害，半点情面也不给。“大腿”作为下手，闷声不响。所以看他们对局，一面令人感到有趣，一面也对“大腿”产生怜悯之心。感到作为一个下手，要维持起码的自尊也很难。他们的弈棋史继续到“文革”时期，直至“大腿”病故为止。　　   

    另有对老搭档，棋艺较逊，在304棋室也没有什么声望。一位是姓程的医生，一位是姓张的教师，两人总是在晚上和星期日对弈。他们都是我的棋友，也常和他们对弈。棋艺是医生较强，可让老张一先至二子，两人也显出上手与下手之区别。但医生虽有调侃之言，但比之李莲宝与“大腿”，可要“文明”得多了。　　   

     严永采棋友在304棋室后期和“文革”时期与戴显增棋友对弈甚多，可称搭档。小戴的绰号是“孟获”。看过《三国演义》的人都知道，孟获的性格是不服输的，诸葛亮“七擒”之后，才使他心悦诚服。我与老严、“孟获”也很熟，对弈不下数百盘，对俩人的性格也熟悉。严、戴两位的棋艺不低，其最佳水平决不在今日业余三段之下。但“孟获”输了棋从来不服输，不管输多少回，绝不承认技不如人，绝不承认对方比自己强。我常开玩笑地说：“现代”孟获的不服输精神远胜古代孟获，即使你有实力来七十个“七擒”也无法使其臣服。可见现代“孟获”之顽强程度，出乎一般想像。

                 朱福源   

    朱福源是中学的一位物理教师，身材较矮，温文尔雅。性格却是外柔内刚，遇到有关是非曲直的原则之事，便会力争到底，决不马虎了事。   

    在1962年前，朱福源很少有人知，但在1961年秋的上海市秋季围棋比赛中，他开始引人注目。这次比赛他虽未打入决赛，但在围棋月刊上赛事报道中已把他列为有实力的新人。1962年他在市比赛中进入前三名，奠定了他在上海棋坛的地位。1962年全国比赛中，他决赛时进入第二组（共四组），成绩列前，并被定为三段棋手（最高五段），在上海的四位三段棋手中，以他声望最高。　　   

    到六二年后，老一辈国手均退出争战，在上海棋界大家公认赵之华、之云兄弟最强，接下来人们便会想到戴文龙和朱福源。　　     

    据朱福源说，他在学校读书时，喜欢踢足球。一名驰骋球场的运动员转变为手谈高手，这是多大的变化啊！他学棋时，下棋较少，主要是看高手对局。在公园棋室，捧着一杯茶，几个小时专心致志地看人弈棋。在看棋时，自己也在动脑筋：这着棋什么意思，若是我下，下一步该走在哪里。他的长棋和成名，和一般棋手颇为不同。　　   我与朱福源相识是在1963年夏，在暑假里，他借了一本日本《围棋年鉴》，下午便到棋室来摆棋。我就坐在一旁观看，他边摆边分析每步棋的意思，提出自己的想法，指明胜负的关键。我每天在旁倾听，得益不少。但我们真正熟识，则是在“文革”时期，我和他下过一些棋。我与高手下棋很少，而与他下的棋还算是较多的。　　   朱福源下棋非常慢。这也许是他对弈少的原因之一，因为一般人都很怕慢棋。一般来说，他很少在三小时内结束一局棋。初时，我还以为他思路慢，有一次听他分析自己的对局，他仔细讲了每步棋的思考，有时走一步棋，考虑了十几种走法，每种走法（由于对手应法不同）还有很多变化，歧路，要一一算清，做到心中有数，但有时因时间关系，稍为放松一下，没有深算，走错了棋，也是有的。由于这次分析，我才大为敬服，知道一位高手在对局中是怎样思考的。　　           

    1963年时，上海棋社想吸收朱福源，为此朱福源考虑再三，最后还是决定当一名教师，比较自在。到“文革”后期，他便不再在棋坛拼搏，棋也下得很少了。

                 范春水   

    在围棋升级赛刚举办不久，一天，一位清癯的人直至我面前，很恭敬地行了个礼，开口道：“我叫范春水，我们一些老年人知道你朱先生举办围棋升级赛，非常赞同，非常敬佩！我们一些老棋手想和参加围棋升级赛的年轻棋手，进行一次友谊性质的对抗赛。朱先生你看如何？”我一看就知道站在我面前的是谁，他是围棋训练班启蒙班的教练范春水先生，虽然那时我们尚未结识。他礼貌周全地提出这个建议，我欣然表示同意。一问之下，原来他们老年棋手中包括两位参加升级赛的前辈，郑少峰和王菊人先生，还有涂卓如、窦国柱、“周文王”、一位绰号叫“阎王”的棋手，加上范春水自己共七人。我找了些棋友商量，定了一份名单。我们年轻的一代全被让先，经抽签排定，我的对手就是范春水。隔了一天比赛就进行了，一切都很干脆迅速。　　   范春水五级水平，而那时我是七级。范春水棋艺不算高，但对局非常认真，每着棋都要想一下，有时想十分钟。我虽然下得比平时认真，但三小时后，仍然败下阵来。对局结束后，一些旁观的老棋手对棋局谈了感想，主要是批评范春水一些不当的着法。其实我的错着更多，但他们与范比较熟，棋艺又在他之上，所以有发言权。范春水认真地听着，不时点头，没有半句反驳的话。我觉得他的修养真好。整个对抗赛的结果是老棋手赢了我们这些年轻人。　　   

    据老棋手介绍，范春水原在安徽蚌埠邮电局任局长。他精通两国外语，还懂一点日语，他是自动退职回到故乡上海。在棋室里，他文质彬彬而且礼貌周全，每天遇到相识棋友，必一一打招呼，他对我这么一个初识的年轻人，也是那么恭敬，使我常常感到很不自在。　　   

    当时我很穷，每天来棋室，乘公共汽车花五分钱，乘一半路，还有一半路程就步行。我时常走延安路，穿小巷，经马立斯菜场再转入黄陂北路。在那一带的电线杆上，我常看到一些招贴，“周末围棋晚会”这个标题引起我的注意，招贴上注明了地址，门票几毛钱，说参加者不仅可安排下棋，晚会上还有围棋谜语，猜中者可获奖云云。后来我知道这是范春水私人举办的活动。晚会就在他家里举行。不久，范春水手拿两册日本围棋杂志，问我是否想看些日本棋刊。他告诉我，他每月向棋友出借这种棋刊，每月收费壹元，每周可换一本日本棋刊、一本小册子。他说如我有意随时可以找他。壹元钱在当时也不是大数目，但对我来说仍是一个负担。因那时我因病辍学，父亲每月给我的零花钱只有三元，为此，我把这事跟诸鸿恩棋友讲了，诸鸿恩马上说：小朱，你不要向范春水借，我借给你好了，一文钱也不要。你要知道，他对外出借的日本棋刊，有些是向顾水如借的，也有向我借的呢。　　   

    有一天，范春水与我闲谈，他谈起自己的一个设想，上海棋界有不少人有收藏棋具的癖好，他有意请这些棋友把自己的棋具拿出来，放在人民公园公开展出。我说在人民公园展出，安全是否有保障。范春水也觉得要说服收藏者拿出自己珍贵的棋具供展出，不是一件容易办到的事。这以后，我陆续从一些老棋手那儿听到一些关于范春水的轶事。　　  

    范春水曾在暑假期间组织过赴青岛、杭州的围棋旅游，参加旅游的棋友可以借此既旅游又能下棋，这两次避暑旅游都办成了。一切有关车票、住宿、旅游均由范春水一手包办，他从中收取一定的费用。他的做法相当于今天的旅行社，不过当时他是个“单干户”。　　   

    还有一桩事，每年申新九厂要举行春节联欢，郑少峰是申新九厂的高级职员（已退休），通过他的关系，在春节联欢有一项围棋表演赛的节目，由范春水主持其事，范春水邀请棋友与郑少峰当众表演。王菊人便是被邀请者之一。有趣的是，被邀请来表演者必须交一笔钱给范春水。当时我听了觉得不理解。因为按当时的惯例，你即使不发给表演者一点车马费或午餐费，总得送点礼物给他，哪有花力气弈了棋，再自掏腰包的道理。后来那位讲给我听的棋友说，这是给你一个当众亮相扬名的机会，所以你总得付点“扬名费”吧。　　   

    范春水五个子女都会下棋，其中他重点培养范九林和范全林。九林围棋天赋颇高，懂得自觉努力，进步也快。他不仅在市内少年比赛屡次进入前六名，而且在全国性的少年儿童围棋比赛中冒尖，他曾在1960年全国少年围棋表演赛中获第二名，1962年六城市少年儿童围棋赛中获少年组冠军。那次陈老总亲自给他发奖的照片，具有历史意义。范全林也很聪明，但那时还小，喜欢玩，还不懂得要钻研，因此棋艺的长进不如其哥哥快，比赛成绩也不如哥哥。　　   

    1962年在北京举行的六城市少儿比赛凯旋归来后，范春水喜气洋洋，他搞了一本纪念册，请许多棋友题词，最后他还找到我，请我也题几个字。我翻开册子一看，前面是陈老总等一批名人题字，接着棋界名人前辈，像我这样无名小辈，怎能在上面题字，当即婉拒，但范春水坚持请我题。我带回家，不断翻看，觉得一般的赞颂、鼓励的话，大家都提到了，新鲜一点的东西，怎么也想不出。最后我只好带纪念册去找我舅舅沈六吉（华东医院中医主任医师），把事情讲给他听，请他代拟一首诗。舅舅古文极佳，当场便想出一首有不少典故的七绝，我抄上去，总算完了一桩事，可惜当时没有记录下来，现在却一句也想不起来了。　　   

    范春水早就把范九林、全林介绍给我。我与九林只下过一、二次棋，那时九林的棋已比我略强，而全林则比我略差，所以我与全林下过不少棋。六二年夏天的一天，我与全林下完棋，棋友吴众找我到棋室外较僻静的角落，和我作了一次交谈。老吴当时是棋室里唯一与我推心置腹的棋友，他问过我的出身、家庭和为什么有空来棋室。我的坎坷境遇，他都一清二楚。他的自传和若干历史问题的细述，都曾交我抄眷，因此他和我之间非常坦诚的。在交谈中，他告诉我，南昌路科学会堂茶室，每星期日有围棋活动，参加者是革命老干部和文化、教育界人士。范春水央求他把范介绍到科学会堂去参加星期棋会。范带着两个孩子去下棋，孩子棋艺比一些老同志、老教授还要强，引起了轰动，大家都喜欢和孩子下棋。但到后来，春水便向这些老同志提出给二元、三元，让孩子买些文具用品，鼓励鼓励孩子。老同志们只好拿出钱来，有的人心里不太高兴，便找老吴发了牢骚。老吴一听，气得话也说不出来。他对自己介绍范春水到科学会堂下棋一事后悔之极，但事已如此，也无可奈何了。他找我谈的主旨是：“小朱，你以后少和全林下棋。孩子是天真无邪的，但他父亲若有一天提出：小朱，你花几块钱鼓励鼓励孩子吧！你拿得出钱吗？”那时我从侧面了解不少有关范春水的事，我知道老吴规劝有道理，从此再也不主动找范全林下棋了。　　

    1963年发生了一桩较严重的事。日本《棋道》杂志上，卷首整版刊出一张照片，照片中央端坐着郑少峰先生，两侧一边是范九林，一边是范全林，两个孩子正襟危坐地在对弈。接下来是一局棋，注明是范九林与范全林的对局。日本对这两位中国孩子大为赞赏，称是不可多得的天才。这期《棋道》杂志到了上海，第一个感到吃惊的人是赵之华，因为他清楚地记得，这盘棋是他与范九林对局。想想看，赵之华这样的上海名手的棋被说成是十三岁孩子的棋，而九林的棋则说成是十岁全林的棋，这多大的差异啊。难怪日本棋界人士要惊呼中国出现第二个吴清源了。这是桩性质严重的弄虚作假案，范春水把棋谱和照片寄给濑越宪作，目的是希望引起日本重视，并能促成孩子到日本留学。不料在日本引起轰动，并被登上《棋道》杂志，从而成了一桩丑闻，这真是始料所不及。在此事闹得沸沸扬扬时，我也设法看了这期《棋道》杂志。知情老棋手告诉我，那张照片的拍摄费用是郑少峰拿出的，这位老先生没想到这张照片竟被派了这样用场。　　   

    第二年的某一天，范春水来到棋室，和许多棋友告别，他也与我道别。范春水说他将到外地去相当长一段时间，他希望我对范九林、全林在弈棋上给予关照，并表示谢忱。这是我和其他棋友与范春水最后一次见面，从此他再也没有返回上海。据说，范春水走前曾特别将范九林嘱托给顾水如，但顾老也无能为力。　　   

    范春水的行为使自己孩子的弈棋前程暗淡无光。那时，依范九林的弈棋才华而言，超过有些进市少体校围棋班的孩子。他若被重视、培养，很可能成为一代棋才，其成就不会低于华以刚等同辈人。但上海棋社说什么也不吸收范九林进市少体校围棋班，许多孩子（可能棋艺、棋才不如范九林）都进了市少体校围棋班，而范九林却一直留在304棋校的围棋班。他的棋艺升至一级，成为班里的最强者，没有一个对手，每次训练只能下让二子至五子的棋。他在上海市成年围棋赛中获得过第三名，但没有高手指导、培养，他就这样被“浪费”了，直至“文革”到来。　　   

    三十年来，一直想把范春水这位棋友写下来，当我今天写到这里时，又感到心头十分沉重。我以为，范春水头脑敏锐灵活，如果他生活在九十年代开放的上海，根本不需采取歪门邪道，便可把生活安排好，但五、六十年代，那是一个严谨的时代。一切发财致富的思想没有市场，范春水只能是个悲剧人物，并且波及了他的子女。[不知今日的范九林作何感想]
                    

              赌彩者         

          围棋赌彩历史悠久，老一辈围棋好手几乎无一不曾赌彩过。赌彩还是某些老棋手的一项重要收入。所谓赌彩，不外两种，一种是两人对弈，讲定彩金（每局若干，每一子若干，相加为一局棋的彩金），对弈后由负者付出彩金。一种是帮彩，由某人（或某几人）请两高手对弈，讲定彩金，胜者得大头，负者的小头。或者两高手对弈，某人或某些人分别为双方的后援者，对局结束后，由负者的后援者支付彩金给胜者。   

    我学棋后，听老棋友说，在品芳茶馆时代，一个初次进茶馆的爱好者，没有相识者，没有对手，自会有职业赌彩者凑上来，请你弈棋，并说：我们来一点小彩。职业赌彩者水平高低不一，但有一点颇为相似的，就是讲好赌彩，你输了要付钱，二职业赌彩者输了，则想方设法不付钱。职业赌彩者与新棋客对弈，一发觉你的棋比他高，他没有胜望，不等棋局结束，他便会根据你的棋力，另外介绍一位职业赌彩者与你对弈，保证最后掏钱的必是你。        

          到了304棋室时代，棋室规定不许赌彩，但赌彩者照样活动，不过总的来说，比过去要收敛不少。经我多年的观察，棋室里大多数人不赌彩，赌彩者不足20%。         下面介绍棋室里的几位职业赌彩者。一个绰号“猪头三”的老者，水平最差。他身材矮小，满头白发，样子颇为落魄。显然他姓朱，但无人称其名，都叫他“猪头三”，这是一个最侮辱人的骂人的词，但这老者却也认可了这绰号。“猪头三”的棋艺相当于升级赛中的较强的八级，但还有一些水平比他更差的赌彩“搭档”。当这样的棋友来到棋室，他就赶紧去借棋盘棋子，那奉迎的样子，令人作呕。当我与朱桦棋友的水平在七级时，“猪头三”曾多次邀我们弈赌彩棋，摆出一付可稳赢的架势。我知道他用的是激将法，所以不管他怎样贬低我，我也只是笑笑，抱定宗旨不与他弈赌彩棋。有一次朱桦抵挡不住他的骚扰，就跟他下了一盘棋，我在旁观看。那时朱桦已快升为六级，水平明显高于“猪头三”，朱桦的用意是教训他一下，对局结束，“猪头三”输了，当然他不会因输棋而付出彩金，朱桦也不想向他讨彩金。但过了几小时，“猪头三”还是来缠着朱桦，要他给三毛钱买烘山芋吃。朱桦当然分文不给，因为赌彩的赢家是绝不用掏腰包的。         

    一个绰号“阎王”的，也是棋室里每天必到的棋友。“阎王”脸色黝黑，很不正常，像个肝炎患者，他可能性严，但无人叫他名字，都称他“阎王”。他不像其他赌彩者，非赌不弈。他有时也会与人下不赌彩的棋，为此闹过一个笑话。有一次围棋月刊的编辑林勉到棋室来玩。林勉水平很高，比一般业余高手要强，而“阎王”不过五、六级水平，他不认识林勉，那天棋室人不多，“阎王”便向林勉说：“你，下盘棋好吗？”林勉也同意了，“阎王”便自己先拿起白子，林勉也就执黑先走，弈到中盘，一位棋友走来，嚷了起来：“天晓得！阎王你竟拿白棋，你知道跟你下棋的是谁？”“是谁？”“这是棋社的林勉老师，他可让你四五个子，你怎敢拿白棋？”这样棋局就无法继续下去了。         

    有一次“阎王”叫住我，与我弈了一盘棋。那时我七级水平，他拿白棋还比我略强。但他弈棋较认真，我那时有一些初学者的不良习惯，当他在长考时，我便把头转过去看邻桌的棋，还指手划脚帮人出主意。这时，“阎王”猛地拍了一下桌子，怒吼道：“你下不下棋，什么样子！”那次被斥责后，我与陌生人下棋，再也不敢那样漫不经心了。      

   “阎王”烟瘾极大，弈棋时一支接一支，抽的都是廉价烟，他的对手不赌彩没关系，只要烟一支接一支送上去就行。“阎王”上午在复兴公园茶室弈棋。有一个棋友，阎王一直让他二子，而且互有胜负。有一天“阎王”忽然说：“老兄，你的棋······我可让你四子。”“四子？开玩笑了，你让二子还经常输呢！”“我可让你四子，不信我们赌个彩。”“一句话，让四子我不稳拿你！”“阎王”的对手完全不买账。最后两人商定，彩金是四条香烟，这个赌注在当时不算小。而对局结果确是“阎王”赢了。这说明职业赌彩者与对手弈棋常有相当大的保留，他们往往把真正实力隐藏起来，让子不让足，以便在关键时刻狠“敲”对方一记。         

    一个绰号“摇头”的棋手，他的头不时神经性地摇晃着，所以会有这个绰号，他的棋比“阎王”略强。他也是棋室中每天必到者，而且是无赌不弈。   

    还有一位人称“小无锡”的棋手，他一口无锡话，每年到上海棋室来几个月，他身材瘦小，热天穿着中式对襟衫，看上去很像旧社会饮食店的“堂倌”。小无锡的棋艺在“摇头”之上，我估计他约有三、四级水平。他也是无睹不弈的人。所以我和“摇头”、“小无锡”从未下过棋。         

    比“小无锡”更强的是窦国柱，我在【文革时期围棋轶事】一文中介绍过窦国柱。当时窦已进了文史馆，有工资收入。他在棋室中主要是与奚士常、杨寿生等老棋手弈棋。奚士常每月给他四十元，杨寿生给他多少，我不清楚。窦国柱的棋缠劲很足，善于打劫，有时棋局形势不妙，他常靠打劫手段来反败为胜。在304棋室里，我常看他下棋，但从未与他下过棋。         

    棋艺很强的职业赌彩者还有马洪九和扬州老戴，马洪九我在【文革时期围棋轶事】中已介绍过。他下棋喜欢走在四路上，从不在三路拆二。看上去棋势很虚，没有实空，但他杀力很强，捕杀大龙是他的拿手杰作。他曾几次找我下棋，试试我的棋力。在304棋室里，我被他让二、三子。   

    扬州老戴是一个年逾花甲的老者，棋艺达二流棋手中的强者的水平。有一次他在让一个中年人八子，那时我刚学棋不久，臭棋观棋喜欢多嘴。而赌彩的棋旁观者是不能多嘴的，我不懂这个规矩，竟在旁边插嘴，那老戴勃然大怒，他说：“你不要多嘴多舌，你不卖帐上来试试，我可让你九子！”那时我的棋力只有八级，估计扬州老戴可让我六、七子，说可让九子是赌彩者的激将法，我听了只是笑笑而已。六三年后在棋室不再见到扬州老戴，可能他已去世了。         

    有些棋友喜欢下赌彩棋，他们并不太在乎那彩金，和那些职业赌彩棋者的心态不同，只是积习难改罢了。这些人中有不少高手，他们与马洪九等下棋便是如此，我在这里不列举的名字。我观察后觉得朱福源、张后昆、金氏兄弟、周东壁、诸鸿恩、陈华钦等好手都不赌彩。         

    在棋室里，有一对赌彩的棋友引起我的注意，他们都是中年人，性格内向，从不与棋室中的任何人讲话、弈棋。他俩总约定时间来棋室下棋。弈棋时很文静，不说一句话，弈完棋轻声讲几句话，看来是讲输赢的结果和赌彩的累计数。然后其中一人拿出火柴盒，在背面记上数字，离开棋室。我常看他们下棋，知道他们在很认真地下赌彩棋，除此之外就一无所知了。尽管棋室中有七分之一的人明里暗中在弈赌彩棋，但我在棋室六年，从没有看见赌彩者掏出彩金付给对方，一次也没有。可见那时的人非常谨慎小心。         

    自从我搞了围棋升级赛，有一大批棋友热衷于弈比赛棋，彼此之间都很熟悉，弈棋的机会很多，所以这无疑也给职业赌彩者一个相当的打击。尽管赌彩者喜欢引诱、刺激我们去赌彩，但很少有人上钩。         

    一直有这样一种说法，要围棋下的好，一定要下赌彩棋。赌彩者都以此为金科玉律。其实，新中国自陈祖德、吴淞笙以来几代围棋高手都从未下过赌彩棋。下过赌彩棋的人都明白，赌彩的上手一方从不肯复盘，帮助下手提高棋艺。今天赌彩的风气比五、六十年代更盛，在业余棋界几乎达到不赌彩，就没有机会与业余高手弈棋的程度。这是很令人悲哀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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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泡泡沙    时间: 2013-11-9 23:32

董文渊
   董文渊，人称小董，当时年近五旬，中等身材，讲一口带浓重杭州口音的话，他在五十年代初已跻身第一流棋手的行列，后因故入狱数年，1961年才释放。

   董文渊是个棋才，围棋、中国象棋都下得极佳，他虽从未接受过正规训练，亦未很好地学过日本技法，能达到这样的水平，可谓不易。他代表浙江队参加1962年全国围棋比赛，赛前被竞赛组评为种子选手，当时被评为种子的仅四人，即黄永吉、陈祖德、王幼宸、董文渊。而南刘北过都未评上，可见棋界对他评价之高。那次全国赛是过惕生获冠军、陈祖德亚军、吴淞笙第三、董文渊第四。黄永吉仅获第八，而王幼宸初赛发挥失常，未进入第一组，后获第二组第一名。

   赛前董文渊自吹将获冠军，到各省市运动员的房间乱窜，到处自吹自擂，抬高自已、贬低别人。北京队的几个老棋手憋着一肚子气，在决赛中把看不起他们的小董斩了，小董后来连进前四名也出现危机，他与赵之云的一局棋，是能否进入前四名的关键一局，此局至中盘小董局势已坏，这时大厅突然停电，棋局由大厅搬到了小房间里，小董马上施出盘外招，唱京戏、喷烟雾，使小赵被搞得昏头昏脑，结果小董逆转胜，进了前四名。但由于许多棋手向上级反映小董的恶劣棋品，所以那年人人评了段位，唯独小董一人无段。

    我在【襄阳公园棋人棋事】、【文革时期围棋轶事】中都曾谈到董文渊。本文主要是讲小董在304棋室的轶事。小董虽对六二年全国赛仅获第四名表示不满。但他的名次在刘棣怀、王幼宸、赵氏兄弟之前，仍被上海棋迷看重。

    六三年他到304棋室来弈棋极受欢迎，和他下赌彩棋的人极多，简直可说是应接不暇。其中最轰动的有三次，第一次是与赵之云对弈，这盘棋我没有看到。那时小赵与小董下棋是受先，规定董胜则付给二元，董输则分文没有，这样小董非认真下不可。这样的棋不能算赌彩，而是介于赌彩与指导棋之间（我知道，姚耐同志和杨武之教授都曾找小董下棋，不论输赢，每次付给小董十元，这是指导棋性质的对弈）。除此之外，小董都是下赌彩棋。
   第二次是小董与朱福源的对局，这局棋并不赌彩，纯粹是友谊赛（这是多年间我见的小董唯一不赌彩的棋）。小董肯下这盘棋可能是因为当时朱福源名声颇高，他若能赢下来，对提高自己的身价有关。这盘棋我在场，当时半个棋室都无人下棋，人们站在椅子上、桌子上看这盘棋，真是棋室少有之事。这盘棋小董授先，一上来朱福源走了个复杂的大斜定式，小董不懂这个定式，应错了棋，吃了大亏，棋势顿落下风。这时小董额上见汗，非常紧张。观战者都认为小董今天凶多吉少。由于观者如堵，小董又不好意思施盘外招，只得苦思冥想。这个人的确聪明，一点一点扳回来，五小时后棋局结束，小董反败为胜，赢了几目棋。
   第三次是小董与叶金龙对弈。这盘棋在棋室也引起很大轰动，观战者里外三四层。叶金龙当时二十出头一点，有二道浓眉，相貌很威严，他是虹口区的围棋新秀，那时他已在教青少年下棋，年纪不大，但学生已很多，在外间有点名气。小董让他三子，叶金龙是杀路棋，让三子可说旗鼓相当，这盘棋的结果，我今天已记不起来了，可能还是小董赢的。叶金龙在文革初改名叶向东，后去美国读书，现在美定居。
   当时找小董下棋的人，大都是被让四至七子的。小董那时气势极盛，而与他弈棋的人都存畏惧之心，所以对局下来，能赢他的人很少。那时赌彩大都是二元一局，再加每子二角。也有少数熟人是一元一局。小董的每天收入超过十元，在当时这个数目相当可观。我在旁看过小董不少棋，我觉得他似乎棋品不错，下棋时颇规矩，不大施盘外招，与棋界的传言不同。因此我和一些棋友谈起我的印象。一些老棋友便告诉我，小董曾在品芳茶馆当众殴打窦国柱，窦愤然要去公安派出所报告，小董追下楼梯央求窦不要去派出所，最后甚至跪在楼梯口。知情棋友告诉我，小董棋下得顺利、棋势好时，的确很规矩。但赌彩数额大、棋势不佳时就会大施盘外招。他们讲给我听一个赌彩故事，上海杨浦区有位象棋手，小董能让他马二先，一次小董口吐狂言，说他能让对方一只车，对方当然不服，双方决定赌一场，讲定下两局让车棋，小董赢则得三十元，对方赢则得三元。对弈时有许多棋迷观战，小董的实力根本不能让对方一只车，但他施出了浑身解数，唱京戏、喷烟雾、嘴里又骗又唱，旁观的人也拼命起哄。使他的对手被搞昏了头，结果第一局竟被小董赢了下来，三十元到手。再下一盘小董输了三元，这样小董带了二十七元把旁观者都请去大吃一顿。
   有一次，孙步田与小董弈棋，是让二子的棋。看来孙步田被让二子也并不轻松，这盘棋到中小官子阶段，局势很细，小董去厕所了，孙步田和几位旁观棋友议论了局势，这时轮到孙步田走，他列举收官的次序，到双官阶段，点清目数，黑棋可赢三目棋，孙步田对这个预计的结果很满意，旁观者也对他的收官次序没有异议。但小董四十年代曾在香港与两位华南名手弈象棋，一盘棋对手估计他已输定，小董上了一次厕所，从厕所出来，下出了好手，使棋局成和。所以尽管孙步田信心很足，旁观者还是要看看小董有什么手段。小董回到棋桌，对孙步田的一步先手官子视同未见，他另走官子，迫使孙步田非应不可，这样孙的预计的收官次序全被打乱，小董控制了棋局的主动权，收官结束，小董反赢了二目棋。
   听棋友说小董能让“鸭子”张后昆三子。当时我曾直率地问张后昆：“老张，小董能让你三子，是吗？”张后昆听后瞪大眼睛瞧着我，好像我是外星球来的人一样，过了半晌他都没回答，后来他转过身去，轻轻说道：“让三子，开玩笑。”按他的脾气如果没有这回事，他会大声嚷起来，表示抗议。现在他的表现，说明过去某个时候小董确让过他三子，而现在张后昆觉得小董不能让他这么多。
   当时上海能与小董下对子棋的没有几人。棋室里的常客只有戴文龙具有让先下的实力，但小戴与小董非常熟（好像小董在上海时就住在他家里），除了偶尔讲几句调侃话，小戴从不在公开场合与小董下棋。
    参加围棋升级赛的棋友中，只有一人与小董下了赌彩棋，能就是陈伯琴。陈伯琴比较喜欢下赌彩棋，又与小董相熟。在六三年夏季的一天，陈伯琴与小董对弈，事前讲定是下让五子的快棋，每局五角钱。若小董输了，这盘棋就算白下。结果一个下午，下了十盘棋，小董赢进了五元钱。下手与上手下快棋，肯定吃亏。因为上手棋熟，而且感觉敏锐，下手没有看清，他早看出端倪，老陈一方面很爽快，一方面对董有畏惧之心，棋势一差，便没信心，输掉再下一盘，一个下午下十局棋，竟没有开盘，按其水平似乎不应如此。   

    1964年小董被浙江省围棋队除名，这消息不胫而走。六四年小董再来304棋室，找他下棋的人锐减，与六二、六三年大不相同，由此可见当时人是比较敏感的。小董的赌彩对象少了，收入也锐减了。有一天，铁路老徐找我谈，他说小董与他很熟，如由他出面介绍我与小董弈棋，一盘棋七角也可以了。问我是否有意？那时我的确有点心动，很希望和这样的高手下几盘。但铁路老徐并不知道我的经济状况，一盘棋七角，再加上子数，就可能达到二元，而这个数目却是我负担不起的，因此我还是谢绝了老徐的建议。
   小董确是一个弈棋天才，他的棋在当时确属一流，但他年已五十，又没有很好的钻研条件，由于旧社会的习气太重，一心只想赌彩，得了钱便胡乱花掉，吃喝玩乐，不求上进，已致无法达到更高的境界。

戴文龙
   “金艾，你这死不掉的赤佬（上海俗语，指鬼），你这样的臭棋，还到棋室来做啥？”听到这响彻整个棋室的声音，便知道这是戴文龙。戴文龙的正式用名是戴善全，但大家都叫他小戴，或背后称他戴文龙，棋界几乎无人称他戴善全。小戴年已四旬，戴一副深度近视眼镜，身材消瘦，脸上皱纹较多，看上去比他的实际年龄要见老。小戴性格直率、狂傲，言语粗鄙，喜欢挖苦人，不留余地。在他看来好脾气的金艾棋艺不入流，但棋室中还有不少人要被金艾让四、五子。小戴的棋，在当时上海业余棋界属一流水平。他的名声比马洪九、孙步田、殷鑫培等好手要高一些，但赵之华、之云兄弟认为小戴的棋不行，胆子太小，他们是以专业眼光来看小戴。小戴遇上赵氏兄弟这样的高手，的确有想赢怕输的心理，但在业余棋界，他下棋的胆子却一点也不小。　　

    我和小戴下过两局棋，都是他主动找我下的，目的是试试我的棋力。六二年夏季的一天，小戴来到棋室，叫道：“小朱，你过来，下一盘！”那时我的棋力为六、七级，我在棋盘上摆了五个子，这是我一生中被让子最多的一局棋，虽然我下得很认真，仍然输了。几个月后，我和他又下了一盘让五子的棋，这次我赢了。小戴的棋与小董相近，比较灵活，善于腾挪，杀路里算得较准，但对开局研究不够，定式知识不全面，这是最受专业棋手指摘之处。　　

   小戴与邱百瑞教练较熟，邱百瑞参加市比赛，每轮比赛后次日，便会在棋室把棋局复出来，给小戴看，小戴便直率地批评他局中的错着，当时我常在旁边倾听小戴的讲评，觉得有收获。小戴与董文渊很熟，老棋友告诉我，他们在解放前便有交往，一起在大世界表演弈棋，俩人还是酒肉朋友，一起吃喝玩乐。那时小戴的母亲在八仙桥开一家小百货店。小戴钱花光了，便偷偷在后楼把整包绒线丢下来，小董则在下面接住，两人把绒线等货物拿出去卖掉，然后再去玩乐。很可能小戴的围棋，也是经小董指点，才得以成为高手。小戴参加过1960年的上海市围棋比赛，那次比赛是六十年代参赛高手最多的一次。小戴与赵之华、赵之云、陈祖德、吴淞笙、章照原、马洪九、李道传等人进入决赛，另外还有刘棣怀、王幼宸、魏海鸿三国手直接进入决赛，以上十一人有一张合影照片，刊登在1960年《围棋》月刊上。那次比赛刘棣怀、王幼宸分获冠亚军，赵之华、陈祖德、魏海鸿、赵之云进入前六名。以后小戴一直未参加比赛，直到六四年市运会围棋赛。　　

   小戴决定参加这年市运会围棋赛，引起了一阵波澜。由于小戴的棋品名声不太好，据说上海棋社的领导层不希望小戴夺魁，因此遂有赵之华参赛之举。这些都是我在棋室中听来的，事实是否如此，我就不敢说了。但当时棋室里的消息灵通人士都说，赵之华参赛的目的是阻止小戴拿冠军，使棋校的小将有机会夺取市运会冠军。但当年参加比赛的曹志林却说，那次大赵虽有阻止小戴夺魁之意，同时大赵也全力以赴，希望自己能取得冠军。　　

   在赛前，小戴本对夺魁很有信心，但大赵参赛的消息传出来，无疑是当头一棒，小戴顿时紧张起来，因为大赵是国内知名的高手，小戴似乎自觉棋艺比大赵要差一点。一天他找我：“小朱，你有没有日本围棋杂志，借几本给我看，这次大赵也来参加，比赛不好打，操那！”我拿了三本围棋杂志送到小戴家里，这些书都是我向诸鸿恩借的。小戴临阵抱佛脚的心情，由此可见。　　

   比赛中，果然如人们所料，一些棋校小将不是戴文龙的对手，但戴文龙被赵之华斩于马下，失去了夺冠的希望。大赵虽努力想在学生手里夺下冠军，但在关键时刻输给了华以刚。结果华以刚荣登榜首，戴文龙第二，大赵第三，朱福源第四，对于不能夺冠，小戴极为沮丧。由于名次在大赵之上，他总算还有点面子，但从此以后，小戴再也没参加市比赛。“文革”中我不大看到戴文龙，他在虹口区一房管所工作，显然“文革”中也吃过苦。我最后见到他的一次，是一九七四年，在邱百瑞的围棋班里，那次邱请小戴与学棋不久的杨晖下了一盘棋，小戴让杨晖五子。小戴后来患了癌症，住到杭州老家去，并在那去世。

与刘大将下棋

   解放后，棋界有“南刘北过”之说。一些老棋手告诉我。虽然刘、过两人分别都得过两次全国冠军，刘、过之间的对弈成绩，总的来看，还是刘棣怀占优。过惕生原被刘棣怀让先，解放初，过惕生棋艺上升，曾追到与刘分先，但两人之间最后一次升降的决战中，过又被刘让到先相先。这些老棋手认为过惕生后来去北京定居，是因为上海名手太多，很难有发展之故。这种说法是否恰当，很难说。我在此故妄记之，读者故妄听之。　　

    但有一点却是事实，就是在老一辈国手中，刘棣怀是棋艺最早衰退的一位。他在六二年就明显出现衰退迹象。在那年的全国比赛中，他未能进入前八名。从那年以后，刘棣怀不再参加任何比赛。当时棋艺未退的王幼宸、过惕生等老棋手也都退出了围棋角逐场。　　

   六四年夏天，刘棣怀常在下午到304棋室来，独自一人在室外坐在椅子上打瞌睡，睡醒后，眼眶里全是泪水，显出老态龙钟。当时没人去打扰他，或请他下棋。一天，年轻的棋友姚敏利对我说：“我去找刘大将下棋。”说完他便走上去，向午睡刚醒的刘棣怀提出弈棋的请求。刘棣怀向陌生的年轻人看了一眼，爽快地答应了。姚敏利在棋盘上摆上四子，棋局结果是小姚赢了。　　

   姚敏利的举动，给了我鼓励。第二天我也如法炮制，请刘大将下一盘指导棋。刘大将也不认识我朱伟，但他也同意了。那时我的棋比姚略好一点，但我也摆了四个子，结果也赢了。又过了两周，我再度找刘大将下棋。当我在棋盘上再摆四子时，他马上说：“四子不行，让不动。”我改为摆三子。这盘棋我一直保持着优势，但后来刘大将放出了胜负手，在我的角地投入一子。这角围得很大，约有三十目，但确实还有点不干净（当时我并未意识到这一点），当白棋投入后，如果我肯忍让一下让白子逃出去，破掉一点空，则黑棋仍可领先八至十目，将必胜无疑。但当时我没有这么想，只想阻止白棋逃逸，准备关门打狗，来个“悉数歼灭”。这时刘大将拿出真功夫来了，他使了很巧妙的腾挪，在角上活出，使我反而要后手做眼求活，结果本来看上去有三十目的角地，变得一无所有了，本来白棋是后手逃出，现在变成白棋先手收官，我方寸大乱，最后输了四目棋。刘棣怀棋品很好，不用骗着，下棋时不论棋势如何，不动声色，不像有的高手，棋势不行了，嘴里嘟嘟哝哝，施盘外招。大将的风度的确令人钦佩。　　

   我和刘大将就下过这两局棋，以后也没有任何人再找他下棋。　　“文革”时期，刘棣怀也受了苦，初期在单位中被“监督劳动”。老人家把一张印有毛主席的报纸，当垃圾扫掉了，在当时这是被认为“大不敬”的事，马上被小将们批斗一番。刘大将是最早中风病倒的老棋手。病情稳定后，他还与来探访他的棋友下棋，但这时棋艺已一落千丈，本来他能让人家三、四子的棋，最后反而被让四子。　

1979年，一代国手刘棣怀再度中风，在沪去世。

中日围棋比赛

    1960年中日两国开始围棋交流。日本围棋总体水平强于中国，是当时大家都知道的。究竟强多少？大家心里却没底。六零年交流比赛，中方大败，大家看到了差距，就我个人而言，给我印象最深的日本女棋手伊藤友惠五段八场全胜，上海王幼宸是当时国内一流高手，竟连输给她四场。王老认为这是终身奇耻大辱。别人如当他面谈到伊藤友惠，他会马上变色大怒。1962年中国棋手首次访日，日本高段棋手能让我国棋手二子，黄永吉、过惕生被让二子两场都输，说明我国的一流棋手与日本一流九段棋手的差距在二子以上。这都是令人震惊、令人心酸的往事。作为中国人，都有爱国心和民族自尊心，希望自己的棋手能获胜。后来陈祖德在北京被让先赢了杉内雅男，在棋界引起很大反响。　　

    自1963年起，中日围棋比赛在上海比赛，我就设法去观摩。当时限制较严，每场只发几十张观摩券。我是向当裁判的诸鸿恩、邱百瑞讨取观摩券。这样六三年和六五年中日比赛在上海的比赛，我每场必到。当时比赛场地在市体委二楼的蓝球场内。这是一个室内训练场地，观摩则在三楼，楼上只有二、三排木质阶梯，周围一圈，观摩者可任意选择座位观看。我总是很早便到场，坐在前二局间，在那里可同时看清下面球场里的两局棋。我就在那里观看并同时记录上两局棋的棋谱。这真是令人激动的经历，当时棋室里没有几个人能去观摩。　　

    现在谈谈自己当时印象最深的几点：一、胜利的喜悦。当时中国棋手中以陈祖德为最强，我们总是希望他能赢棋。1965年4月陈祖德与梶原武雄八段的较量最令人难忘。国手中的上海棋手每次在上海比赛时，总是成绩最好。陈祖德在上海与梶原武雄的三局棋，一胜一和一负。当时梶原在日本并不是一流强手，但在当时中国棋手要赢他却很不易。梶原的棋相当“韧”，不易将其打垮。陈祖德在上海赢他的一局，我们看棋的人都提心吊胆。当陈祖德赢下后，我们这些棋迷都恨不能放声大喊，从楼上跳下蓝球场去。第二次激动人心的胜利是同年十月，陈祖德在上海赢岩田达明九段的棋局。这是中国棋手首次在分先对局中战胜日本九段。岩田来中国共弈十局棋，仅在上海负了一局。看得出中国棋手的棋艺在上升，但当时我们还是把自己的实力估高了，以为日本业余棋手已不足论。哪知1966年中国棋手在日本与业余高手对垒，以六胜十九负惨败。虽然陈祖德未出场，但中国棋手的失败，仍令国人震惊。　　

    二、失败的感慨。当时中国棋手多数是输的，但我印象最深的有二局。一局是王幼宸（被让先）对杉内雅男九段，王老起初形势差得不大，但到了时间将用完时，便方寸大乱，到了读秒时就更不行了，老先生手握一把子，手不停地颤抖，棋子放在棋盘上时也发抖。这时杉内还要与他打劫，王老穷于应付，应劫时不断损官，真是惨不忍睹。连我这样的臭棋也看出老一辈国手根本没有招架的功夫。另一局棋并不是正式比赛，是日本业余高手西村修正式比赛结束后，因时间尚早，当事人请他下一局指导棋。上场的是市少体校围棋班的宋连富少年，当时宋连富的棋艺已明显比我强。我心想西修村这样的业余棋手怎能让宋连富三子呢？那知西村修落子如飞，下出的棋却是我在让子棋中从未见人这样下过，而宋连富则手忙脚乱，穷于应付，不一会便败下阵来。这局棋令我十分惊讶，日本业余高手让子的经验真丰富，他的怪招使我们的科班出身的少年棋手无法招架。再说孩子难得有机会上场，与日本棋手对局，上场后特别紧张，未能发挥本身的水平。总的来说，当时中国的整体水平较低，所以比赛中不如意事常八、九。　　

    三、日本棋手给我印象最深的有二个。一个是杉内雅男九段，杉内在国内曾担任过日本棋院院生的指导教师。他身材矮小，但对局时态度非常认真，举止稳重，坐正了身子，半天一动不动，他这是老派重规矩的风格。后来一些年轻一代的日本棋手，就不这样。对局时手转着扇子，下了坏棋，用扇子敲脑袋，嘴里不断嘟哝，举止很随便。但杉内给人的印象是一个典范棋手，他的弈棋风仪值得人们学习。另一个是木谷礼子，礼子是日本一流九段木谷实的爱女（现在是小林光一的妻子），当时在日本棋坛是职业女子高手。木谷礼子这人似乎很天真，我觉得有些矫柔造作，因为她已二十多岁了，而神态举止则象十三。四岁的孩子，对局时怪动作不少，有时将一手置在棋盘上，不断晃动，连摆动数十下，然后落子。她的一些动作，我看棋几十年从未看到有第二人像她这样。

中日女棋手首次交锋

   中日两国围棋交流已有一千五百年的历史，但还从未有过女棋手之间的交流。1965年夏初，伊藤友惠五段率领日本业余女子围棋代表团来访，揭开了中日两国围棋交流史上新的一页。　　

   由于日本围棋实力强大，我国对这次日本业余女棋手来华比赛，也极为重视，特地将各地的女棋手召到北京来参加集训，从而组队迎战东瀛女将。中国的女棋手全都是少年儿童，其中大多是六十年代才学棋，平均棋龄不到五年。所以棋界人士对这些小棋手能否抵挡得住来自围棋大国——日本的女棋手，颇表担心。　　

    1965年5月15日，第一场中日女子围棋比赛在北京揭幕。日本十二名中、青年女棋手面对系着红领巾的中国小女孩，无不感到惊讶。当时中国女棋手个人实力以不满十二岁的张成华、孔祥明为最强，而整体实力则以上海女将为最强（当时上海派出朱耶兰、叶菁、许宛云、徐人靖等十二名棋手赴京）。日本女棋手布局循规蹈矩，颇有章法，相比之下，中国女棋手相形见绌。但到中盘战阶段，双方扭杀起来，中国女棋手个个象出山的小老虎，发挥出勇猛搏杀的威力，使日本女棋手的阵脚大乱，难以招架，一个接一个败下阵来。结果中国女队出人意料地以十二比零大胜。　　

   其中与上海许宛云对阵的福岛明子，年届三十，棋力初段，据说是伊藤友惠团长的得意门生。这盘棋开始福岛明子还可以，但到中盘阶段，许宛云发起强攻，冲垮了对方阵势，不久便吃到一块棋。福岛明子惊惶失措，脸急得发白。许宛云发觉对手实力不强，便大开杀戒，吃了一块又一块棋，并不见好收兵，结果执白子的福岛被杀的尸横遍野，惨不忍睹。比赛结束后，福岛回到北京饭店的房间里，一头扑倒在床上，号啕大哭起来，同伴和伊藤老师都赶来劝慰，但她觉得输给一个带红领巾的黄毛丫头，而且输得这样惨，实在太失面子，因此越想越伤心，大家怎么劝也劝不止，哭了整整一夜。　　

   第二天陈老总听了这场比赛的情况汇报，获悉日本女队大败，而且有一个女棋手因输棋哭了一夜，便指示要友谊为重，这样剃人家光头，可不好。第二场比赛和在上海的第三场比赛都作了安排，由教练指定一些女棋手让分，特别是要让那个福岛明子赢棋。这样一来，被指定要输棋的女孩都很不高兴。她们能有机会与日本棋手下棋很不容易，下棋不能赢只能输，多不好受。但她们的纪律不错，仍照教练的布置下了棋。我事后听到一些参赛的女棋手说，她们对这种做法不理解，因此她们有的人直到大优后才“放笼”，有的人让对方很难看地在一路上爬回去，才让对方赢棋。这样在后几场比赛中，日方分别为三胜一和及四胜。　　

   这次来访的日本业余女子围棋队实力并不强，一些业余女子高手都未来华。如果把业余一流女棋手都派出，围棋刚起步的中国女棋手能否取胜，就难说了。　　这次惨败后，日本业余女棋手便再也不组队来中国访问比赛了。中国女棋手勇猛顽强的棋风一直保持至今。这次初出茅庐便获大捷，预示着中国女子围棋的腾飞和在赶超日本方面要比男棋手更快，历史也证明这一点。

围棋分组升降赛及其他

   围棋升降赛举办三年来，一直进行得很好，并从最初两个月一期，改为每月一期，参加者不断增加。但我感到，升降赛的总体水平不够高，首先是许多高手都不屑参加，我们这些追求棋艺进步的年轻人都希望有与高手对弈的机会。因此我萌发了组织一个与升级赛平行的新赛事。我的设想是举办一个分组升降赛，共分六个组，每组七人，举行单循环赛，对弈均为分先，黑方贴五目，和棋白胜。棋手按棋力参加小组赛，以第一组为最高档，依次是第二组、第三组······至第六组为最低一档。每组成绩居第一、二位者升组，最后两名降组。第一组者不升组，第六组降组者停赛一次，由新人递补。分组升降赛规定每两周为一期，连续举行，中间并不间断。我把这个赛事的设想，征求高手们的意见，他们中大部分人都表示喜欢这个设想，并愿意参加。
   这样，在1965年下半年，围棋分组升降赛在304棋室揭幕了。参加比赛的有小戴（文龙）、朱福源（三段）、殷鑫培（三段）、蔡学忠（三段）、马洪九、张后昆、周东壁、诸鸿恩、孙春荣、周以仁、徐煜敏、林衍蕃、徐福樟、陆勇和、王船长等。上述好手在前三组。第四、五组是升级赛中的三级棋手，第六组为四级棋手，少数为五级棋手。由于不断有人要求参加，每组由七人改为八、九人，参加者总体水平不断提高。我曾作过比较，围棋分组升降赛的总体水平与六二至六五年上海市比赛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
    围棋分组升降赛把一些多年不参加市比赛的棋手吸引进来，使他们有机会通过比赛显示其才华。如马洪九、张后昆都在第一组牢牢站稳脚跟。张后昆曾先后战胜朱福源、殷鑫培、蔡学忠等三段棋手。他因此吹嘘道：“我专吃三段！”那一阵张后昆确有超水平发挥，其成绩超过了人们的预计。
    分组升降赛为一些年轻新手提供了与高手对抗的机会。像徐福樟，本文已作过介绍，那时他的棋艺正在上升期，已可与周东壁、诸鸿恩等好手对垒，毫不逊色。孙春荣是铁路上的列车员，他一有空便来棋室弈棋。他的水平不错，常与马洪九弈让二子的棋，分组升降赛给他提供了更多的锻炼机会。林衍蕃是高校围棋冠军。在六十年代，林衍蕃是继钱得胜（钱宇平之父）之后，高校出现的好手，他的棋艺比钱更高，而且一遇假日，便到304棋室或金子沛家弈棋，棋艺不断进步。周以仁即绰号为“绷硬”的棋手，他的记忆力特强，对棋理的理解好，钻研劲头大，进步也特快，当时也是棋艺飞跃上升的新人。徐福樟现在安徽教棋，林衍蕃大学毕业后，“文革”中分配到皖南。周以仁经过一番波折，现在新加坡定居。
   在围棋好手中也有少数人如孙步田、陈华钦等未参加分组升降赛。他们大多数是弈棋时间不够，不能在两周内弈完六—七盘比赛棋。而且他们如参加，必在第一、二组，对手强劲，棋都不好下。尤其是当教练的棋手，有个自尊问题，赢了不错，如果连输，面子上便不好看。好在这比赛是自愿参加，参加或不参加没有任何压力。
    当时表现较差的是蔡学忠三段，老蔡是个报务员，由天津转来上海的。他的棋在三段棋手中似稍软一点。他来304棋室后，和许多棋手下过棋，成绩不尽如人意。他让我们升级赛中的三级棋手二子对弈，常常输棋。在分组升降赛中他与诸鸿恩、周东壁等一样，常在第三组，偶尔进入第二组，马上被“赶”下来。
   我个人和其它三级棋手，最初分在第四、五组比赛，后来我基本上保持在第四组，偶尔能进入第三组，但一到第三组便被一脚踢下来。不管我自己怎么努力，但实力所限，始终没能在第三组站稳一次。我自觉在六五年下半年后，棋力在强三级，但总无法再突破。直到六九年我才再有一次突破。
   虽然这项比赛并没有获得任何方面承认，没有什么权威性，但参加比赛的棋手，都兢兢业业、一丝不苟，按时完成赛事，使得两周一期的比赛得以顺利地进行下去。许多高手间的比赛棋，一天无法结束，打挂后重弈。他们对比赛的重视程度超过了正式市比赛。
    围棋分组升降赛的名声，从304棋室传遍全市，许多棋手要求来参加比赛，他们找我谈参加的事，使我即高兴又为难。现将记忆最深的一件讲给大家听。一个星期天的上午，尤伟良到襄阳公园来找我，表示要参加比赛。尤伟良在“文革”后期任静安区围棋教练时，与我非常熟，交往也最密切。但在当时我和他很少见面，从未下过棋。但我已听说尤伟良常与陈华钦、章照原一起弈棋。而当时陈华钦让我二子，我的赢面很小。因此我知道尤伟良必有相当水平。对他要参加分组升降赛，我当然很表欢迎。但他提出要求编排在第二组中比赛，使我感到为难。因为第二组的参加者都是高手，大家都是拼着命弈棋，才能进入第二组。我对尤伟良说，你的棋艺水平不错，对此我毫不怀疑，但有资格在第二组比赛的人，第一次参加最好在第三组打起。凭你的实力由第三组晋升第二组问题不大。这样，别人便不会有意见。但尤伟良认为排在第三组有点失面子，便以其极佳的口才，竭力想说服我，一定要排在第二组比赛。他说：“老朱（那时尚无一人称我老朱），你若到肉铺去买肉，砧板上的肉，是否新鲜，是否好肉，只要看一眼肉色便明白，不用烧煮便可知道了。棋艺也是如此，有水平的棋，做不了假。”我态度很友善，但坚决不让步：“小尤，我相信你具有在第二组弈棋的实力，但无论如何，你非在第三组打起不可，凭水平两星期后你便可升第二组了。”不论他如何鼓舌如簧，我坚持这一点。最后他只好同意在第三组打起。那时我恰好刚从第四组升到第三组，还没有开赛。根据编排，我与尤伟良对弈，是我执白棋。尤伟良当即约我在次日到襄阳公园下第一盘棋。
  在这局棋开局前，尤伟良客气了几句，他说：“老朱，你的棋不容易对付啊！”我则说：“我的棋远不如你，由于编排关系，又拿白棋，更是必输无疑，你正好以我来祭刀。”我心里明白，尤伟良第一个找我下，是因为在第三组的棋手中，以我实力最弱，他必有拿我开刀之意，以显示实力。我对执白取胜完全不抱幻想，故能以平常心对待对局，只求下出水平，而不去考虑胜负。相反的，尤伟良认为执黑对付我，好比是吃烂桃子，很容易便可拿下来。不料开局后，他一直没有占到便宜，进入中盘也无起色。他显得紧张和急躁，沉不住气了。我则仍按规矩下去，结果竟赢下了这盘棋。局后，尤伟良大为恼恨，他大声说：“朱伟你口口声声说不是我的对手，必败无疑。其实是存心来斩我的，你真不该这样口是心非啊！”其实我自认为与他不在一个档次，说我存心斩他，倒真是冤枉了我。这只是说明，下棋时必需以平常心来对待，如存了只能赢不能输的心，或骄傲自大的心，往往会适得其反。
   围棋分组升降赛的影响在扩展。当时还有一些外地棋手来304棋室，要求参加比赛。其中有一位安徽来的棋手，自称有一级水平，黄永吉让他三子，让不动。他要求排在第三组比赛。棋室里没有人认识他，我对他的自述，也有些怀疑，经再三考虑，最后把他排在第五组。但他只获得一胜五负的成绩，按理应再降组，以后他就不再来棋室了。另有一位无锡来的棋手，自称二级，要求排在第三组。我没有办法证实其实力，把他排在第六组。结果他连输四盘后，便不再来棋室了。当时各地几乎都没有搞定级比赛，这些棋手自认有一、二级水平，大概对自己估高了一些。这也是人之常情，我接触过的上千棋手中，十之八九是高估自己的。但那时304棋室的级位，的确定得比较严谨。有些三级棋手的水平，不亚于今天的业余二段棋手。当时外地那些真有二、三级水平的棋手，都无法与我们的三级棋手相抗衡。
   分组升降赛进行得很顺利，要求参加者愈来愈多，但那时仅增加到七个组。在人数方面，我严格控制，参加者的水平有所提高，不够水准的，在第七组被淘汰后，很少有机会再进入比赛，因此分组升降赛，一直保持着较高的整体水平。
    除了上述升级赛、对抗赛、分组升降赛之外，在夏秋间还曾举办过几次邀请赛。我除进行单循环赛、淘汰赛外，还尝试日本十段赛中的双败淘汰制。也许这是国内最早尝试这一赛制。因为1975年全运会围棋预赛中，国内运动员还不熟悉这一赛制。那次全运会预赛（在上海进行）首次尝试双败淘汰制，是请一位对此赛制似懂非懂的乒乓教练编排的。这一编排毛病显著，但无人察觉，我当时参加预赛工作较迟，到竞赛组后，立即发现这一编排的毛病，向上反映后，据说前一天晚上已经领队、教练会议通过，不能更改。等正式比赛后，第一轮输的人中，不少人第三轮又与赢他们的对手相遇，一时运动员大哗，但木已成舟，无法纠正。到八十年代，围棋规则中所列的双败淘汰制，把日本十段战的赛制稍加改动。我始终认为，中国规则中的这一改动，就赛制完善性、合理性、科学性而言，都不如日本的双败淘汰制。

304棋室关闭之迷
          正当围棋升级赛进入第五年，分组升降赛进入了十几期，304棋室的群众围棋活动火红之际，1966年2月初的一天，在棋室的墙上出现了一张告示，说棋室将于2月12日起暂停开放，特此周知。棋室突然宣布要关闭，这消息象晴天霹雳，令所有棋友感到意外和震惊。好端端一个棋室为什么要关闭？为什么？这个疑问在每个人心中翻腾。过后人们才知道，304棋室的关闭，预示了一个时代的终结。半年后，“文革”降临，围棋项目被视为“四旧”而遭禁止，上海所有的弈棋场所都遭到关闭的厄运。　　

   304棋室为什么关闭？这一直个谜，是棋友们心头的一个疙瘩，无法解开。赵之华、朱福源、金子沛兄弟和我，在一段相当长的日子里，追寻、探索这个原因，希望知道真相，希望能解开这个谜。我在《文革时期围棋轶事》一文中曾提到：“当时正是‘文革’大动乱的前夕，这场精心策划和组织的运动正在紧锣密鼓地酝酿中，一些政治嗅觉敏锐的体育干部，虽然他们并不清楚这个运动的斗争矛头究竟指向谁，但很明显的，像棋室这样的群众活动场所，鱼龙混杂，又有少数人弈棋赌博，容易滋生事端，为了避免惹出麻烦，干脆不如关闭了事。304棋室和小新成棋室的突然关闭，都与当时的政治气候有关。”我的这一提法，还是不错的。但任何事情的发生，总是有一个导火线的，是什么事故促使上海棋社领导作出关闭棋室的决定？　　

    为了能解开这个谜，经过几年努力，我们业余棋界的朋友，终于自认为找到了答案，解了这谜。事情的导火线果然与赌彩有关。当时有一个经常来棋室弈棋的杨浦区中学教师，他姓桑，当时大约四十余岁。老桑通过棋友凌克明的介绍，与戴文龙私底下弈赌彩棋，按老桑的棋艺水平，若被戴文龙让五子，可以旗鼓相当。但他们约定弈让四子棋，这样老桑的胜机只有三成。但不久，凌、戴又以桑棋艺有进步为由，改为让三子，这样老桑决无胜机。由于小戴水平远高于老桑，可以完全控制局面，他便采取互有输赢的手法。譬如弈十局棋，双方各胜五局。但小戴输时，只输二、三子，赢时却赢三十、四十子。这样，老桑尽管表面上看，胜负相当，但每月却要输掉几十元钱。在六十年代前期，一个中学教师的月薪不过六十---八十元（并无奖金及其他额外收入）。这钱需要养家活口，维持子女读书。每月输几十元钱便是一个很大的赤字，是月薪无法解决的。老桑沉溺于这个赌彩骗局中而不能自拔，为了偿还赌债，有一天他挪用了学校公款。后来挪用公款之事被揭露，学校方面便将此事向市体委反映。市体委责成上海棋社处理，由此促成了作出304棋室关闭的决定。很明显在这场赌彩骗局中，凌克明扮演了一个不光彩的角色。早在六五年下半年，棋室便不准凌克明进入，但他被禁止入内具体原因则无从知悉。而戴文龙却一直安然无恙，出入棋室如故。其中必另有隐情，当时我们这些局外人无法搞清楚。　　

    304棋室存在了六年半，是上海的围棋活动中心。据我估计，当时上海围棋人口不足二万人（《围棋》月刊销售不过二、三千册），经常来棋室活动的有近千人（一般水平都在九级以上）。外地高手来沪，必到304棋室弈棋。我看到过全国冠军黄永吉和少年时的王汝南。在“304”时代，304棋校抚育了曹志林、华以刚、邱鑫、王群、谢裕国等高手。在304棋室，我曾组织过五十多次各种围棋比赛，参加者有二千多人次。这些比赛培育了一批区围棋教练，他们是卜浚明（虹口）、金蕴中（闸北）、陆勇和（普陀）、朱伟（徐汇）、徐越超（南市）。他们在“文革”后期培养出一大批优秀棋手，创造出了不同程度的贡献。304棋室在上海围棋发展史中占有一定的地位，人们不会忘记它。

我的话（代后记）　　

    1985年春节刚过，一天清晨我突然中风，左侧瘫痪，不能言语。在家由学医的表兄弟以中药治疗。四周后，我已能坐在床上，为整理赵之云的《早期中日围棋交流》一文而工作。这次中风，人马上变得苍老起来，但没有造成严重的后遗症，只是说话口音稍有点不清晰，棋力减退了一段，脑力并无影响。我在病后即写了《世纪之名局》一文，后来又写了《襄阳公园棋人棋事》和《文革时期围棋轶事》，证实自己用脑还行。1990年初夏，我又一次毫无先兆地中风。这次到医院作了CT检查，脑溢血出血较多，但在脑膜表层，因此恢复较快。但这次留下明显的后遗症。其一，我的钢笔字本来写得很好，这次中风最大影响在手，我再也写不出好字。其二，棋艺又减退了一段多。其三，记忆力大大减退。许多熟人（包括自己的学生）见面后，热情地打招呼，但我怎么也想不起他们的名字，有时要想好几天，才想起来。由于记忆力减退，影响了我写本文，一些熟识的棋友的交往经历和许多细节，全然想不起来，因此在本文中我无法写他们。这些人有老棋手白圭尧、魏海鸿的儿子魏上吼（他在安徽大学）、过秉忠（后出国加入英国籍，在英国围棋界颇有影响）、钱伯初（在兰州大学教书，每年暑假回沪来304棋室弈棋）。在304棋室时，我和他们很熟，下过不少棋，但由于记忆减退，我没能写到他们，只能在此表示遗憾。　　

   当我在撰写围棋回忆录三部曲时，我立下一个准则，就是叙述必须真实。不像某些为了老棋手写的回忆文章那样，只谈过五关斩六将，不提“走麦城”，或采取隐恶扬善的笔法，用曲笔掩盖某些事实。但真正要做到率直真实，并不很容易。首先遇到的是某些被写的棋友大为恼怒，有的托人表示不满，有的当面向我提出，使我感到为难。但我并不为自己这样写有什么后悔。人无完人，包括我自己，我把自己出洋相的事也如实写出。其次，我不怕得罪人，但《围棋》月刊会感到为难。虽然编辑部的同仁，对我的文章采取宽容的态度，我基本上能畅所欲言，但个别章节需加少量删节。虽然这样做文章的完整性有某些影响，但对此我表示理解。　　

    304棋室关闭后，上海再也没有这样的围棋中心。三十年过去了，围棋有了很大发展，上海围棋人口增加了好几倍，但上海的弈棋场所却日益萎缩，远不如“304”时代，至今无法恢复。当年有名的襄阳公园棋室、精武棋室、小新成棋室都已关闭。“文革”后南市曾有过较像样的棋室出现，后又关闭。一个全国最大的城市，竟没有一个像样的围棋弈棋场所。今天外地来的围棋迷，向我们提出：上海有哪些弈棋场所？我们因无法作出满意答复而感到羞愧。上海群众弈棋场所萎缩有两个原因。其一，棋室没有受到有关领导单位的重视。从前，上海有陈毅市长宋季文副市长的重视和关心，所以围棋活动开展得有声有色。现在就缺乏这样的支持。其二，棋室不是一个盈利的单位，收费一、二元，来棋室的人很多，但毫无盈利可言，如收八、十元，来的人就寥寥可数，对围棋活动的开展不利。而今天一些单位首先要考虑收益，他宁愿去开舞会和搞溜冰、放录像也不愿办棋室，这样棋室便被排挤掉了。我们这些朋友在交谈中，常痛感政府各级领导层中，围棋爱好者太少，企事业单位的领导中，围棋爱好者太少，私营企业大老板中围棋爱好者太少，因此围棋得到的支持也显得太少。所以不仅是围棋活动场所问题得不到解决，中国围棋手在专业道路上也是荆棘丛生，举步谈何容易。　　

    304棋室时代距今已三十多年。当时的年轻小伙子，现在都在五十岁以上，许多熟识棋友，像赵之华、金蕴中、王船长、张后昆、金疆、王昆等都已不在人世。他们的音容笑貌，犹在眼前。我感觉，三十多年，对人的一生来说，是漫长的岁月，但从另一角度看，又像弹指一瞬间那么短促，岁月逝去的太快了。作为一个围棋工作者，在自己的行进道路上，棋是个世界，尽管我现在已很少弈棋，但总觉得有责任为围棋做一些事。今后我仍将以自己的笔，为《围棋》再写一些文章，贡献给广大棋迷们。

（全文完）
----原文连载于【围棋】月刊1993年第一期----1994年第六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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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泡泡沙    时间: 2013-11-9 23:33

沪上棋坛旧事

                                         吕国梁         

    如果从启蒙时期算起，我们这一代人步入黑白世界已经整整三十年了。这三十年以来，中国的围棋从濒临流失的困境中一步步走出来，直至今天终于赶上世界先进水平，重新成为家喻户晓的“国技”。作为一个围棋工作者，深感有必要将本人所经历的一些事情（主要是上海地区）写出来，权且充作史料。

新成棋室训练班

          座落在上海江宁路—南京西路口的静安区体育俱乐部，至今仍有一个棋室。虽然其影响与档次已今非昔比，但仍是市中心为数不多的围棋活动场所之一。

    这个地方，从前是以“新成溜冰场”而闻名的。在我读小学三年级时，曾在那里学过溜冰，又参加过武术班，当年这里是区里的体育活动中心。

    1962年春天，也就是小学五年级时，我第三次进入“新成”参加课余活动。但这一次学的不再是动如脱兔的项目，而是静若处子的围棋。参加围棋训练班的几十名学生来自附近的几个小学，皆由各校体育老师和班主任推荐而来。如同参加所有的课余活动一样，那时老师们挑选的都是些学习成绩优良，又比较老实听话的学生，除了脖子上挂着红领巾，还必须臂上带着“三条杠”、“二条杠”的标志。而围棋班则更是强调学生的算术成绩，我记得当时似乎还专门搞了一次算术测验，以作为选拔的依据。看来老师的选择是对的，至少课外活动需要足够的时间，如果学习成绩较差，那就无法得到保证。

         在六十年代初期，围棋尚是文化体育中的“阳春白雪”，加上国家正处于自然灾害的困难时期，人们已无暇顾及于此。不要说我们这些小学生都是头一次见到这黑白两色的棋，就是许多大人亦不知这纵横十九道的棋盘上究竟深藏着多少玄机。由于陈毅副总理高瞻远瞩地作出“围棋十年赶超日本”的指示，上海、北京等地相继成立棋社，创办围棋月刊，给老棋手以优厚的待遇，使他们专心研究棋艺，提携后进。正是在这个背景下，上海举办了许多少年儿童的围棋训练班。

          我们的启蒙老师章照原先生当时已是上海市的一流高手。章先生为人忠厚，虽不善言辞，但教授十分认真。几十个学生在放学后（约下午三、四点钟）陆续来到“新成”，先由老师上大课，从“提子”、“打劫”、“双打”等最基础的知识开始。章先生患有眼疾，视力较差，上课时无法眼观六路，加上他脾气极好，从不怒斥学生，以致于个别顽皮的孩子，趁着先生背身在大挂盘上摆棋子时，将一个个棋子投向铁皮挂盘，铮铮作响。待先生回转头时，急切间已无法找到作恶的学生。那时课堂与外面闹哄哄的棋室连成一体，因此上课时气氛亦始终不能平静。

         每次上完课都将学生编对下棋，只能见缝插针，一对对挤在棋客中间。环境虽差，但亦有好处，时常有些年长的棋客，一边对弈，一边看着我们这些小孩子稚拙的招法，不时地指点一二。

        到了六二年的暑假，几个月的启蒙训练告一段落，大多数人被告知“结束”，不再来新成棋室。章先生只留下第一组的八个人，六个男同学中，宋连富与我等五人都是西康路三小的同年级学生，另外两个女同学则是形同姐妹的许宛云与朱耶兰。我能留下来自感十分侥幸，因为直至训练班临近结束时，才勉强从第二组挤入第一组。

          此后的训练由于人数较少，条件有很大的改善，移至棋室外面的小间里，由章先生用小棋盘授课，不时还可作车轮指导对局。有一天，章先生似乎非常兴奋，特地抄来陈祖德受二子战胜桥本昌二九段的最新棋谱，摆给我们看，并说了许多勉励的话。

         转眼到了这年的冬季，章先生带领八个学生转至黄陂北路304棋室的市业余棋校训练。但我以后仍常回新成棋室，因为那里又很快开办了新一期的训练班，况且其中也有我的两个迷上围棋的弟弟。

    1963年以后的新成棋室训练班由柳曾符先生执教。柳先生虽然棋艺稍逊，但文化素养甚高，书法、甲骨文等均有很深造诣，特别是管束学生似松实紧，另有一功，谈笑风生之间，常令学生肃然起敬。加上组织比赛，外出交流，内容颇为丰富。直至七十年代中期，柳先生在普陀区执教围棋时，数次邀我随区队参加市运会以及赴南通、苏州访问，因经不起他一番游说，又碍于师生之谊，均一一从命。

    1963年的整个暑假，因升中学考试已毕，又无学习作业，我几乎天天都到“新成”下棋。白天除参加区少年比赛外，就与那些小同学下棋，为柳先生充当“打手”。那时的学生中有王群（现为八段）、王恬兄弟与周幸中等。王群那时仅七岁，显得特别稚嫩，似乎是最小的学生。同学间时常也下“赌棋”，条件是输棋者必须一口气喝完一杯沙滤水，好在是盛夏，即便连输几盘，喝得肚胀腹痛也不碍事。到了晚上，“新成”天天有“夜花园”活动，露天大院里摆上围棋与象棋的大挂盘，名手表演、车轮战、擂台赛应有尽有，下面观众甚多，热闹非凡。棋艺疏浅的孩子们在草地上窜来窜去，与其说是学棋，还不如说是去乘凉玩耍罢了。

        “新成”训练班确实占有天时地利，兴旺了很长时期。文革后期，章照原先生与尤伟良先生协同执教，培养出芮乃伟、张建东等人才。文革以后，我的师兄弟谢裕国亦曾在那里任专职围棋教练数年，并被提拔为静安区体育俱乐部的主任。现任教练则是在全国业余十强比赛名列前茅的夏胜浩业余六段。

          此外，“新成”多年来一直是上海市各项围棋竞赛的主要场所。只是在近几年，上海的围棋活动中心逐渐移至更为繁华地段的市体育俱乐部，加上又有了许多新的围棋天地，那里才多少有了冷落之感。

                     

                “304”业余棋校

          1963年初的寒假，章照原先生带领我们八个学生转至上海棋社附设的业余围棋学校。棋校的地址在市中心的黄陂北路304号，位于市体育宫与上海图书馆之间。早在五十年代末期，这里就有一个全市规模最大的棋室---即至今仍使老棋迷怀念不已的“304棋室”。以后，上海棋社又在此地开办了业余围棋学校。“304棋校”的俗称由此沿袭而来。

        “304”的门面可谓其貌不扬。沿马路老式的铁栅门旁边，摆着一个水果摊。但是迈进右侧的边门，里面竟是一个不小的天地。棋室有中厅大小，同时可容纳数十局棋，每天午后至晚间十点，属对外开放时间，棋客只消花上一角钱，入场券和茶水就都兼而得之了。靠门边的大柜台很有点老式酒吧的味道，从那里源源不断地供应棋具与茶水。再往里走，有一个地滚球（即现今风行的保龄球）场地。滚球场的左侧有两个房间，也就是棋校的训练室。房子的后面，有一片不大的绿化地。从院子里可以看到上海图书馆的许多窗户。

         我们初到“304”棋校时，所有的人都参加了一个大循环赛，根据成绩由章先生暂定了级别，大多是十级左右。唯有六个级位较高的学生，似乎是范九林、邱鑫、华以刚、邱礼嘉、吴幹笙等自编一组，常由顾水如先生亲自辅导。

         过了春节，学校开学后，棋校正式分班。按围棋级位的习惯，与学校年级制恰恰相反，一年级为最高（约五级以上），除前述数人外，增加了曹志林、潘秋荣等。二年级次之（约十级以上），以我们“新成”来的男同学为主，另有谢裕国、杨以伦、范全林、邱礼元等。三年级为最低，则由女同学与小同学组成。一、二年级皆由章照原先生执教，三年级则由邱百瑞先生执教。

          六十年代的业余围棋训练，比起今天的孩子们来说，条件当然更为艰苦。兼职教练的津贴都非常拮据，学生则每月只能报销一元钱左右的车费。虽然没有来自家长的管束与压力，但是训练非常自觉、紧凑。训练时间为每周二个晚上和星期天上午。我常常是放学后赶做功课，匆匆吃过晚饭，跳上1路有轨电车直奔棋校。待训练结束回到家里，已近十时，尚要在睡意朦胧中写完几张大楷。晚间的304棋室，香烟缭绕，伴随着嘈杂的敲棋声甚至吆喝声，不时还传来隆隆作响的滚球声。唯有在星期天上午，没有对外开放的活动，一切才显得格外宁静。孩子们也因为丢下了作业负担，心绪特别好，下完棋后到院子里嬉笑打闹一番，然后三三两两地沿着南京路逛回家去。

          那时的孩子们对于级位也相当看重，为了一盘事关升级的棋，照样也会吵得面红耳赤，只是很少有哭鼻子的。为人随和的吴幹笙，小时候却是火爆性子，非常骠悍。有一次幹笙与潘秋荣对局，幹笙一着不慎，眼看“大龙”无救，急切间欲悔棋重弈，小潘岂肯容忍，按住对方的手不放，终于闹到章先生那里。因我在旁观战，不得已“出庭作证”，但我这个“证人”也免不了为此战战兢兢了好几天。

    1963年的暑假，在“304”举办了规模空前的全市少年儿童围棋比赛。那次大赛共有五百多人参加，这个数字在今天看来并不算一回事，但早在三十年前，无疑是一个了不起壮举。在围棋刚刚起步的六十年代，要在上海找到那么多会下围棋的孩子，可想而知，需要做多么艰巨的动员与组织工作。我亲戚的邻居家有一个女孩，从未听说她会下围棋，居然也在秩序册上出现了名字。而我则更有亲身体会，在单淘汰第二轮，还能将对方吃得满盘死子、一子不活，不知这位可怜的败将在第一轮遇到的又是怎样的对手？

          记得那次大赛的第一天，“304”的大门口、院子里挤满了整队入场的孩子，棋室的每一个，包括滚地球的跑道上都塞满了棋桌，沸沸扬扬的气氛犹如在过六一儿童节。棋校的一年级学生，大部分即将转入上海市青少年体校，且因水平较高，故不再参加这次比赛，年龄稍大的曹志林、邱鑫等则被派作比赛的小裁判，在场地里来回巡视。棋校二年级的学生，作为当然的种子选手分布于各个组内。由于比赛采取单淘汰制，且又是一个上午弈两轮，因此进展很快。我在前几轮没有遇到什么有力的抵抗，轻松地进入前十六名，然后体面地败给了一号种子、后来荣获冠军的谢裕国。

         但那次大赛并非我们304棋校的一统天下。青年宫培训班的同学异军突起，戴庆中、韩启姚等先后击败种子选手闯入八强，戴庆中甚至仅败于谢裕国而夺得亚军。这队304棋校的老师与同学皆是很大的震动。青年宫培训班由陈华钦先生执教，陈先生当年亦是上海的好手之一，在我印象中，其弈棋豪爽、喜好搏杀，但他的几位高足，却个个属于“长考型”，棋风平和，韧劲十足。这在小孩子的比赛中，自然成为一个有利的因素。就在那次比赛以后，韩启姚、戴庆中等立即加入了304业余棋校。

          时光如白驹过隙一般，转眼已过了三十年，但1963年的那次比赛仍使我记忆犹新。不仅因为那是我参加的第一个市级比赛，似乎总还有点别的什么怀旧因素。我常常在想：过去三十年，直至棋运昌盛的今日，论人数之众、论规模之大，除了去年的“太阳神暑假学生围棋赛”差可与六三年的那次比赛比拟，竟无一少年儿童比赛能出其右。这就令人隐隐有几分悲哀。

        “天时”已至，“人和”亦备。上海围棋普及活动唯一不足的当属“地利”。这些年来，上海依然缺乏数量相当、容量足够的围棋活动场所，这是令人遗憾的事。黄陂北路304棋室，自文革初期被迫关闭后，始终没有恢复。这块地方在七十年代曾被辟成许多小间，以解决体委职工的住房困难，八十年代以来则作为体委职工业余学校，门口贴满了“德语教学”、“留学指南”之类的广告。以适应“出国热”的需要。今天，一些与围棋无关的人们仍把那个地方空唤作“304”，然而当年“棋室”的历史遗迹却早已荡然无存了。

上海市青少年体校围棋班

          1964年的春节特别令人欢愉。那是因为春节过后，我就踏着积雪跨进了上海市青少年体育学校的大门。新生报到的那一天，尚是寒假期间，学校里空荡荡的。韩启姚、戴庆中与我办妥有关手续，放下行李铺盖，晚餐后三个人沿着那条名曰“花园路”，实则脏乱兮兮的小路走向回家的车站，一路上说说笑笑，心里充满了新奇与得意的感觉。

          市青少年体校创建于1959年，校址在虹口公园附近的水电路176号。当年学校的占地面积相当大，除了正门与校舍一带尚有围墙外，后面足球场以外是一大片杂草丛生的荒野，似乎漫无边际。学校以各项目运动队为基本建制，实际上是上海市队的二线训练基地。学生均寄宿在校，伙食由校方承包。周末晚饭后放假，周日熄灯前归校。学校的生活相当紧张，每天早晨整队出操，上午分散到各文化班（初一至高三）学习。午睡后各队专项训练，晚间还要安排自修和其它活动。吃饭、开会均须整队入场、集体活动，颇有兵营色彩。

          六三年暑假始，青少年体校增设了棋类班（围棋与国际象棋）。负责筹建并担任领队的是上海棋社的张彩连老师，张老师亦是【围棋】月刊的元老，迄今仍为本刊编辑部所聘用。张老师能说一口极为流畅的日语，且又熟悉围棋术语，故是中日围棋交流不可多得的外事翻译，以致于她说普通话反而显得五音不全，时时夹杂着“gi”“ki”“hi”之类日语的发音。当年我们就以日语称她为“先生”，惟妙惟肖地模仿她吆喝我们起床的洋腔：“起（ki）来了！起(ki)来了！这么精(gi)彩的棋(ki)子不去(ki)看？”后来接替张老师工作的周隆贵老师原为排球运动员，为此我们都称他为“周教练”。周教练身材高挑，体型健美，带队出操跑步，自然轻松自如。他曾试图教会我们打排球，可大家偏偏把身体训练的兴趣转移到玩篮球。

         我们的围棋教练则是六十年代几与陈祖德、吴淞笙齐名的赵之华指导。赵指导在1962年全国赛曾进入前六名，并获首批“四段”称号。那时，他尚未过而立之年，但因健康状况甚差，且已背部微驼，显得十分老成。赵指导从不住宿在校，通常要到午后，才见他背后挂着一顶大草帽，穿一身不加修饰的衣服，蹬一双圆口布鞋，安步当车地走来，颇有一派古代名士的风度。赵指导学识渊博，每次授课都作精心准备，并且极有耐心地给每位学生复盘讲解，多属启发式，从不加以训斥。

         赵指导在市少体的开山弟子有曹志林、华以刚、邱鑫、邱礼嘉、潘秋荣、朱耶兰。在我等三人之后，谢裕国、杨以伦、周幸中、许宛云等陆续进校。初时水平相差悬殊，最好的华以刚等已升至二级，而我入学时才八级，故难得有机会向大师兄们请教。即使偶尔安排一局，按照二级让一子的级差，也要被让三子以上。幸亏我还算争气，半年多时间里连升五级，但水涨船高，别人也在升级，仍常常要下受二子的对局。

          当时赵指导仿照日本升段赛的办法，即每局为120分制。如双方分先，执白胜为105分、负为45分，执黑胜为75分、负为15分。让先、二、三等按此原则积分，胜方为90分，负方为30分。若按8级的升级标准为：连续五局平均达到75分以上，或连续九局平均达到70分以上，或连续十三局平均达到67.5分以上。依次类推，各级位的责任局数按级位递增一局，升级标准分则相同。赵指导安排对局亦相当严密，犹如现今的全国升段赛，常常将有望同时升级的两个人编为一对，拼个你死我活，必有一伤。记得有一次我与戴庆中对局，由于事关双方升级，加上戴兄又是“读秒大王”，两人竟从午后一直弈至熄灯铃声响起，仍未终局，周教练不得不破例让我们继续挑灯夜战。这类训练方法自有其积极作用，谁将升级便成为众矢之的，对方则俨然以把关者自居，使出格外的认真劲。

          尽管在训练室里当仁不让，一旦回到宿舍，便又都露出小孩子的本色，有时坐在床边大打扑克，有时则咿咿呀呀地唱起歌来，有时也要搞些小小的恶作剧，记得有一次，由邱礼嘉出点子，将肥皂切成奶糖形状，包在糖果纸里，让我拿在手上大声嚷嚷：“谁要吃糖？”串通好的几个人装作上来围抢，却又故意让不知有诈的华以刚夺走，待到华兄哭丧着脸将“肥皂糖”吐出，大家早已逃得四散。

          每逢周末下午，赵指导安排我们轮流去上海棋社弈指导棋。由于路途甚远，常须提前吃午饭。待匆匆赶到棋社，老先生们已手捧茶杯在等着我们这些小孩子了。那时弈指导棋的有顾水如、刘棣怀、王幼宸、魏海鸿等老一辈国手，还有陈祖德等也曾客串过。出场最多的当属围棋月刊编辑部的曹钧石先生与林勉老师了。曹先生让子多多益善，另有一功，如果被他化解成细棋，口中总是大声地说着：“让出了，让出了······。”意思是你的棋虽胜犹败。但曹先生复盘时讲解甚详，即便被他挖苦得无地自容，到底也学到了东西。与曹先生形成鲜明对照的林勉老师则为人稳重厚道，林老师弈棋时极其认真，锁着浓眉一言不发，复盘时亦话语不多，只是默默地在盘上摆出一些变化。我初去弈指导棋时，尚被老先生们让六子，由于从未见过此等世面，还是负多胜少，后来逐渐适应，亦有所长进，才慢慢地爬到受四子的地步。

         有一段时期，魏海鸿老先生时常专程赶到学校来给我们授课、弈指导棋。魏老当时已年逾花甲，满口牙齿亦所剩无几，他为人随和，说话慢条斯理，更像一位慈祥的老奶奶。每次魏老驾到，大家都急切地围上去，学着他的湖北口音，亲热地喊着“老老”、“老老”。魏老确实非常喜欢孩子，特别是曹志林、谢裕国等都曾受到老人家的悉心真传。顾水如先生不去棋社上班后，仍应允我们轮流去四川路桥河滨大楼的寓所弈指导棋。有一次，赵指导让我单独去顾老家。我拘谨地在棋盘上摆了四子，顾老亲切地说：“不要再让四子，今天就让三子吧。”这真使我有点受宠若惊。回校后我如实禀告，赵指导亦觉意外。据说顾老弈指导棋时，向来对下手很冷漠。如此看来则未必，至少对我们这些孩子来说。当年老一辈国手与我们的年龄差距当为祖孙辈份了，这中间几十年的空白亦正是中国围棋青黄不接的真实写照。急切地盼望后继有人、重振中华棋坛才是老先生们的苦心所在吧。

    1964年春天，青少体校的五位学生，华以刚、邱鑫、邱礼嘉、曹志林、潘秋荣代表上海参加在杭州举行的全国锦标赛，成为出现于全国赛赛场的第一批少年选手。此后不久，年龄最大的曹志林率先被调入上海棋社，成为专业围棋运动员。

    1965年秋天，青少体校派出七位学生赴成都参加全国十城市少年儿童围棋赛，全部获得优胜名次：谢裕国获少年组冠军，华以刚获亚军，潘秋荣、邱鑫、宋连富分别获四、五、六名，许宛云、朱耶兰分获女子组冠亚军。返沪后，华以刚、邱鑫、潘秋荣及韩启姚被调入上海棋社。

    到了1966年1月，谢裕国、戴庆中、杨以伦与我亦被调至上海棋社。经过两年多半专业化训练的体校学生，几乎悉数晋入市队。这无疑是青少年体校的出色成绩，从中也反映出“文革”前围棋一度中兴的一个侧面。

    1975年，窒息多年的体育界开始复苏，青少体校亦重建围棋队。十年前的学生----谢裕国、韩启姚、戴庆中先后在那里执掌教鞭，相继培养出曹大元、钱宇平、芮乃伟、杨晖、李青海、马亚兰、华伟荣、华学明等一代国手。“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中国围棋再一次渡过了青黄不接的危机。

                  

                     上海棋社

          成立于1960年的上海棋社，原址在吴兴路87号，地处上海的“使馆区”。那里环境优雅恬静，一幢不大的西式洋房，配上一个舒坦的草地花园，确是专心研究棋艺的好场所。当年棋社成立时，由于陈毅副总理的直接指示，宋季文副市长亲自过问，才觅得了这片“风水宝地”。

         至六六年一月，我们青少体校的几位同学赶上了“文革”前的“末班车”，相继被调入上海棋社，开始了为时不久的专业训练。

         当时上海棋社由市体委副主任张振亚同志兼任社长，日常工作则由副社长杨明同志与办公室主任俞玉昌同志主持。棋社包括围棋、中国象棋、国际象棋三个研究室以及【围棋】月刊编辑部，那时陈祖德、吴淞笙、曹志林、华以刚、邱鑫已调至北京的国家集训队，围棋研究室仅余刘棣怀，王幼宸两位老先生，因此又调入谢裕国、韩启姚与我等七人（即后来被称为“围棋七兄弟”者）

         如同青少体校时期一样，我们仍住宿在一起，过着同吃同住同训练的集体生活。每天早晨六时即起床，到对面的风雨操场进行体育锻炼。早餐以后，年长的棋手与工作人员陆续上班。鉴于当时政治气候的影响，全体人员都要集中到底层的客厅里，进行一个小时的政治学习，然后才分头开始一天的工作与训练。

         兼任我们教练的是【围棋】月刊的曹钧石先生。曹先生机智聪明，工作能力很强，但其为人清高，有一点“孤芳自赏”的味道，常与领导、同事们闹些小小的矛盾。据说六四年时，曹先生在棋社只带一个学生---即后来成为国手的曹志林，大有“恨铁不成钢”的心情，时常将曹兄数落得直掉眼泪。记得曹志林代表市队在新成棋室摆擂台时，我们尚在青少体校的师弟们轮番前去攻擂，华以刚、谢裕国等一个个连连取胜。后来轮到级位甚低的本人出场，本当不堪曹兄一击，谁知曹兄压力太大，心里极不平衡，弈至终局数子前，情知局势已非，竟然不顾“攻擂方执黑不贴目”的规则，要求按分先判定胜负，期望侥幸促成一局和棋。谁知数子结果，仍然是我执黑184子获胜，急得大师兄搔头抓耳，想必回去又要挨曹先生不留情面的臭骂了吧。

          不过，曹钧石先生对我们“七兄弟”却相当宽容，特别当我等几个级位较低者相继升级，直至七人互相间全部分先对弈时，曹先生似乎感到非常光彩，时常和蔼地说些勉励的话语。曹先生每周给我们讲两堂课，但从此不再与我们下指导棋，仅由刘棣怀、王幼宸先生与我们轮番弈授先的指导棋。其时刘老、王老已退居二线，平时亦不参与赛事，弈指导棋时仅用几分气力，故常有失误。特别是刘老已显得老态龙钟，精神疲倦，对局时垂着眼皮，随时都似乎在打瞌睡，不思而应之随手棋甚多，输给我们当然也不在乎。

         王幼宸先生年事更高，已逾古稀，但其生活起居极有规律。听说王老年轻时体质极差，得过一场死里逃生的大病，从此就下定了养生延年的决心，烟酒从不沾边，甚至饮水也不放一片茶叶。王老长年单身住在棋社，星期天才安步当车地走回家看看。每天凌晨四时，王老就起身在花园里打太极拳，晚饭后黑灯瞎火地独自盘腿而坐，闭目养神练功，那时可万万不敢去惊扰他老人家的。王老晚间必定早睡，而正逢我们嬉闹玩耍之时，有时声音大了，王老总要起身过来看看，数落我们太不用心钻研棋艺，不知珍惜少年的好光阴：“别看你们才十几岁，人一过三十就快了，四十、五十、六十就像我这样七十岁，再活到八十、九十、一百，也就完了。”可见王老对自己的长寿也是极为自信的。

    1966年4月，全国棋艺锦标赛在河南郑州举行。上海队将派出阵容庞大的代表团，其中围棋即占十二个名额。为了培养后备力量，刘老、王老等均未报名，以便让我们“七兄弟”全部参加（另加国家集训队的五位）。听到这个好消息，着实令我们激动了一阵子，好几天睡不安稳。因为这是第一次参加全国大赛，甚至对有的人来说，还是生平第一次离开故乡到外地去呢。这让现在的孩子们听来未免有点可笑，但事实确是如此。

         那次全国比赛住宿条件十分优越，下榻的郑州第二招待所环境优雅，运动员全部住入宾馆式的套房，据说中央郑州会议就曾在那里举行。这恐怕是迄今为止历届全国比赛都无法相比的（新闻棋赛当然例外），至今仍为一些老棋手们怀念不已。

         各省市共有六十名棋手参加围棋成年组，虽然比赛另设少年儿童组，但青少年棋手在成年组内仍占据相当大的比例，如北京队的聂卫平、吴玉林，四川队的黄德勋、陈安齐，广东队的陈志刚，安徽队的王业辉、刘传礼等等。初赛分为五组，每组十二人进行十一轮大循环，然后依据小组名次进行决赛，即各组前四名进入甲组（1--20名），各组居中四名进入乙组（21--40名），各组后四名进入丙组（41—60名）。

         初赛第一轮，我与现今成为棋圣的聂卫平相遇，聂君当时已是全国儿童冠军，但其年龄比我略小，且尚未成为专业棋手，因此大家认为我问题不大。不料交手后，聂君反应敏捷，棋艺娴熟，我则冒失地跟着快弈，错着迭出，不到中午封盘时便败下阵来。那时每轮比赛后，晚上都要全队进行小结，为此我受到领导与教练的批评，“兄弟们”也对我大为不满。第二轮，我对种子选手邵福棠老师，本以为无望，不料邵老师认真的对局态度使我不自觉地屡屡“长考”，结果大战八个小时后，巧成和局。由于爆出了一个小小的冷门，于是在小结会上受到了表扬。初赛第十轮时出现了一个戏剧性的插曲：我与同队的谢裕国相遇，其时我仅一胜一和，小组后四名已成定局，而谢兄则战绩卓著，只要再胜我即可晋入甲组。我自知不是谢兄的对手，只想草草弈完了事，谁知中盘乱战时，一通滚打包收后，我已取得绝对的胜势，众目睽睽之下，再要“放水”已不可能，如此阴差阳错竟把谢兄拉下马来，真是“成事不足，败事有余”。大会组委会还把此事作为“反对锦标主义”的先进事例，又是表扬，又是发简报，甚至以“互不相让风格高”为题在【体育报】上予以报道，真弄得我们有点哭笑不得。

          经初赛后，上海队陈祖德、吴淞笙、邱鑫、潘秋荣四人进入甲组，接着毫无疑问，陈、吴两位以不可动摇的优势分获全国冠亚军。但位居乙组、丙组者仍须进行十轮积分循环，以排出全部座次。从竞赛的意义上来说，这样的制度似乎毫无意义，故现今早已实行改革，而在当年，因赛事极少，各地棋手难得有此优越的交流机会，如此马拉松式的竞赛办法对各地崭露头角的青少年棋手无疑是一次极为重要的集训。

         待到全国比赛结束，“文革”的风声已越来越紧。但谁也未曾料到，中国围棋界的盛会---全国比赛将从此停顿八年之久。

                  

                       文革前期
    1966年11月初，我们从郊县参加三秋劳动回来，就接到国家围棋队的通知：前往北京观摩中日围棋比赛。那时，红卫兵的“大串连”已经开始，铁路秩序相当混乱，尤其是通向首都的列车更是拥挤不堪，不用说卧铺早已取消，就是硬座也不再对号。因此，我们在凌晨两点即从棋社出发，但北站的候车室早已人山人海，排队至上午九时验票入座，总算大家都找到了座位。那时南京长江大桥尚未竣工，上海至北京的特快列车须运行二十三个小时，加上沿途不断误点，经过近三十个小时的颠簸，方才到达文革中的首都。
    北京的大街上，只见到处都是标语与大字报，拥挤着上百万的各地红卫兵。前门大栅栏一带的商店门面，全部被涂上红漆，一眼望去，真是名副其实的“红海洋”。在文革已经全面、深入展开的形势下，一年一度的中日围棋比赛仍得以在北京如期举行，自属不幸中之大幸。或许正因为如此，国家围棋队前所未有地组织了各地的青少年棋手赴京观摩，除了上海队之外，还有来自四川、山西、安徽等地的小棋手。
    中日比赛在东长安街的北京饭店举行，访华的日本代表团由岛村俊宏九段率领，团员有关西棋院的宫本义久八段、家田隆二五段，日本棋院则派出已初露头角的新秀---即后来成为超一流棋手的石田芳夫四段、加藤正夫四段与武宫正树二段。中国方面则以陈祖德、吴淞笙、罗建文、王汝南等青年棋手为主力。颇具文革特色的是出场中国棋手的棋盒旁边，人手一册的放着“红宝书”---【毛主席语录】。以致于在后来几场比赛时，日本棋手亦如法炮制，石田芳夫等人也带着这本“红宝书”，并不时利用对手长考之际捧起翻阅。
    来京观摩的外地少年棋手，大多住在天坛东侧的国家招待所。一有空闲，大家就在那里进行交流比赛。同我们弈得较多的当数山西的陈慧芳、江鸣久等人。惠芳原是上海人，乡音未改。鸣久那时才七岁，学弈不久，要被我们让四子，但他落子飞快，又长得十分可爱，因此大家都乐意与他一边下快棋，一边开着玩笑。当时我曾赠送鸣久几枚毛主席像章，后来鸣久返晋后，经家长授意，还给我来过信，希望到上海“自费留学”。可惜那时我们亦泥菩萨过江---自身难保，早已停止了训练，故只得婉言回绝。在此期间，在京的过惕生老先生，四川的周孝棠老师热心地与我们下了多局指导棋。有一天，过老带了聂卫平来到招待所，由我与过老弈了一局受先棋，由于收官粗疏，最后我以七目告负。复盘时，聂卫平突然为我发现了一步官子手筋，喜得过老：“国手、国手······”地连连夸奖。
    北京的几场中日比赛，中国棋手仍然胜少负多，但与石田、加藤、武宫等低段棋手则互有胜负。石田芳夫个人成绩颇佳，棋风十分灵活，已逐步显露出“电子计算机”的端倪。加藤正夫似乎弈得异常坚实，以取地为主，似乎还没有后来“刽子手”的风貌。武宫正树倒是喜欢以攻为守，乱砍乱杀，也许这正是“宇宙流”的基本功吧。当时之所以对这几位棋手如此关注，并非预见到日后他们将成为称霸日本棋坛的超一流选手。而仅仅由于他们的年龄与我们相仿，更使人感觉到中日围棋的现实差距，同时也因为日本代表团将取道上海归国，并在上海与我们“七兄弟”进行一场指导对局。
    十一月下旬，为了准备在上海的那场指导棋，我们只得提前乘火车离京，未能观摩在北京饭店的最后一场正式比赛。而成为终生憾事的，则是我们错失了敬爱的陈毅元帅来到赛场接见中日棋手的机会。11月23日，我们在上海锦江饭店迎候日本客人，由谢裕国对岛村九段，我对宫本八段（这两局受二子），其余为受先，由潘秋荣对石田，韩启姚对加藤，杨以伦对武宫。最后除了一、二局未弈完，其余皆是我们的败局。这场文革前最后的中日围棋交流，仅对中国围棋起了一点短暂的兴奋剂作用，随之而来的便是中国棋坛的全面瘫痪。   

    1970年12月，从北京传来消息说：国家围棋队已被撤消，陈祖德、吴淞笙等国手均已下放到北京的一家工厂。随即，上海棋社亦被列为撤消单位。在吴兴路87号的院子里，虽然初冬的阳光依然和煦，但对聚集在这里的人们来说，分明是一个“黑色的星期五”。王幼宸先生与象棋国手何顺安坐在藤椅上，陈祖德、曹志林、胡荣华、徐天利与上海的其它一些棋手围在一起留下告别的合影。直至今天，当我看到这张历史性的照片，仍能感受到当年的悲戚之情。
    过了些日子，返沪探亲的吴淞笙邀大家到他那里小聚。从年龄来说，陈祖德、吴淞笙仅比我们略长几岁，但以棋艺与资历而论，他们一向是我们敬畏的师长。吴淞笙依然乐观豁达，虽然身处逆境，但仍对围棋的中兴充满信心。谈及下放工厂的清苦生活，吴淞笙毫不在意地说：“我吃了五分钱一盘的白菜照样很有滋味······”。吴淞笙以后还经常从北京寄来一些日本的近期对局，有一张藤泽秀行对坂田荣男的棋谱，最后传到我这里，棋格是油印的，且反面已经用过，棋谱由淞笙亲笔手抄，旁边还有“本局为白方名局，双方无恶手”的批注。即使是这样的简谱，对我们来说也如获珍宝，在很长一个时期里，就一直翻来覆去地打着这几张棋谱。
    当我们亦被下放到本市的各个工厂以后，大家反而安下心来想着要下棋了。从1970年底到1972年，王幼宸先生、林勉老师与我们“七兄弟”组织了三次循环赛。对局通常只能双方约定在晚间或厂休日进行，如果谁上中班或夜班，便改在上午或下午，这样，有时需要约会两三次才能弈完一局棋，打完一个循环也就长达数月甚至半年了。由于林老师家里环境较好，星期三（为大多数人的厂休日）常常在那里同时摆开二、三局。王老那时已年近八十，宝刀未老，在两次循环赛中均获第二名。         

    1972年初，由于陈祖德、王汝南应召参加陈毅同志的追悼会，随即从北京传来“围棋队即将重建”的信息。春节期间，我们几个人专程来到邱鑫家里，也见到同时回沪探亲的曹志林、华以刚，从师兄们那里证实了这些传闻。于是大家情绪极为高涨，短暂的几天里，轮番向北京的师兄们讨教，接连弈了好几局。

    在这前后，我专门备了一个小本子，不断摘录报上关于中日两国民间交往的消息，希望有朝一日能够从中发现“恢复围棋”的迹象。七二年二月，当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时，我从【参考消息】上读到这样一则外电评论：“尼克松访华，从去年的乒乓比赛（即31届世乒赛）转入一场非常认真的围棋比赛。中国用围棋的方法对付美苏，即先从世界的棋盘上占领那些能够占领的地方，然后逐步包围。”这段文字与围棋本身没有多大的关系，但终于从报纸上看到了久违的“围棋”这个字眼。我心中暗暗祈祷：但愿不久能够出现一场真正的围棋比赛。

                  文革后期
    随着中日邦交的正常化，中国围棋界终于在1973年出现了复苏的契机。刚过元旦，国家围棋集训队即于北京重建。四月，陈祖德以“廖承志大型访日团”成员的身份，拜访了日本棋院。据说周恩来总理在为访日团送行时，对围棋项目作了许多批示，其中谈及“可邀请吴清源、林海峰访问中国大陆”，这无疑对文革后期的围棋活动起了极大的推动作用。
    同年七月，中断七年的中日围棋比赛揭开新的一页，日本围棋代表团继访问北京、郑州之后，于八月初抵达上海，在和平饭店与国家集训队进行了两轮正式比赛。上海似乎依然是中国棋手的风水宝地，以至于在第一场比赛时就有令人难忘的表演。
    当时我有幸担任陈祖德对加藤正夫一局的执行裁判。仅为七段的加藤先生在当时已名震日本棋坛，获得过“本因坊”战的挑战权，此次访华比赛又连战皆捷，故中国队特地调遣主将上阵，以期突破这个零的记录。结果陈祖德不负众望，始终以凌厉的攻势压住对手，很快就取得了胜利。双方复盘以后，祖德非常高兴，特地与我们几个裁判员握手致谢。还说是江东父老给他带来了好运气。
    也许那天真是中国棋手的“黄道吉日”，作为日本代表团副团长与主将的坂田荣男先生（当时拥有“十段”头衔），访华比赛不仅一局未负，而且每场都可不思而应，还有空闲在赛场里巡回观看其它对局，但这一天却遇到了沈果孙的有力阻击。据说，老沈是自告奋勇地要求上场，且对执白迎战坂田十段毫无惧色，他的“理论基础”便是：“坂田连胜之后，下一局输棋的概率将越来越大。”果然，乘坂田先生轻敌之隙，老沈一下子吃住对方中腹数子，一举确立优势。这一来，使得坂田长叹短吁，坐在沙发上再也无暇走动了。但老沈也显得十分紧张，不时到盥洗间用冷水擦脸，手里捏着一块浸满汗水的毛巾，生怕让煮熟的鸭子又从锅里飞走。坂田先生终于回天无术，直到收完单官也无法挽回败局。在场的中方人士当然兴高采烈，但令人不解的是日本棋手与随团记者亦都面露喜色，大有幸灾乐祸之嫌。据说是因为坂田先生为人比较孤傲，平日常有得罪人之处，难怪比赛一结束，日本记者就迫不及待地向国内抢发这一爆冷门的新闻了。
    继1966年之后，中断八年之久的全国棋类比赛终于在七四年得以在成都举行。也许是物极必反的缘故，一度被打入冷宫的围棋反而“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从前并无专业队，也未参加过全国赛的一些边远省份，如新疆、青海、宁夏、黑龙江、陕西等也纷纷派出自己的代表。参加围棋成年组的多达九十人，规模已超过六六年的全国赛，此外还设置了少年与儿童的团体赛，秩序册上出现了马晓春、刘小光、钱宇平、曹大元、江铸久、邵震中等未来大国手的名字。上海围棋队的名额仍为十二人，居各队之首，除了个别调整（如增加了新秀王群），大体上仍是八年前的原班人马。
    这次比赛规程亦仍与六六年郑州全国赛相似，初赛分为十个小组，每组九人，进行单循环赛，小组前三名进入第一组决赛（即前30名）居中三名进入第二组（即31名---60名），后三名进入第三组（即61名---90名）。分组名单公布后，我们都很乐观，虽然耽误多年，但自以为随着年龄与见识的增长，也许可以“廖化充先锋”了。因此上海队的目标是争取以十至十一人打进第一组。
    当时笔者所在小组的三名种子选手是王汝南、聂卫平、杭承义。王汝南是“五虎上将”自然出线绝无问题。聂卫平其时尚代表黑龙江队，但他多年卧薪尝胆，实力已今非昔比，不仅初赛被列为种子，而且预计在决赛亦将成为一匹黑马，故在整个赛程中，陈祖德、华以刚等都非常关注他的对局与动态。我对聂、王两位的比赛似乎都曾有些机会，但最后输了亦毫无愧色。唯有对杭承义的一场出线之战，至今想来仍令人汗颜想来仍令人汗颜：本来作好苦战的准备，不料几个角上的定式走完，就轻松地获得了优势。谁知后来神使鬼差，产生错觉，视而不见对方的“打吃”，及至一把棋子被提去，方才如梦初醒，但已悔之晚矣。
    无独有偶，同队的韩启姚在小组赛本已赢得对孔祥明的关键之战，出线当无障碍，岂料最后一轮遇到已与名次无关的辽宁唐锦潮时，紧张过度，致使好局逆转。我俩名落孙山，深悔失去了一个难得的机会，几乎弄得茶饭不思，彻夜难眠。后经淞笙等开导，情绪才渐渐好转。尽管如此，上海队仍有八人进入了第一组的决赛，即陈祖德、吴淞笙、华以刚、邱鑫、曹志林、杨以伦、谢裕国、王群。
    紧接着进行的决赛采取十六轮积分循环，但除了第一组的情况引人注目外，后两组已很少有人顾问了。直至八月初，这场马拉松式的全国比赛终于到达终点。陈祖德以十二胜二和二负的成绩卫冕成功，时隔八年，实属不易。决赛开始时战绩平平的曹志林，从第七轮起异军突起，十局棋九胜一和，最后跃居亚军地位。聂卫平果然脱颖而出，在各路英雄的重点防范下，仍然获得第三名。以下王汝南、罗建文、黄德勋分获四至六名。华以刚、吴淞笙屈居七、八名，恰被挤出六强。
    在离开成都前一天的午餐时，东道主特地备酒添菜，为各地棋手饯行。席间，陈祖德异常兴奋，自恃体魄强健、酒量过人，频频与几位象棋选手轮番干杯，终于酩酊大醉，直睡到华灯初上，才由大家扶持着赶到发奖会场，然后摇摇晃晃地走到主席台前，挂上那枚意义非同寻常的----阔别八年的金牌。

           在上海举行的全国围棋比赛
    1975年6月，第三届全国运动会的棋类预赛由上海承办。这是有史以来首次在上海市举行的全国围棋大赛，因此留下比较深刻的印象。
    全运会的围棋预赛分别进行团体赛与个人赛。团体赛由每队派出三人，按水平高低依次确定一、二、三台，进行对抗赛。参加预赛的二十三个队被编为四组，获得各组前两名的八个队即取得晋京决赛的资格。个人赛每队可报五人（必须包括参加团体赛的三人），采取双败淘汰制，取前十二名参加决赛。由于这一规程所限，各省市的参赛名额便完全相等，身为东道主的上海队为此在人选问题上颇伤脑筋，最后确定由陈祖德、曹志林、华以刚出战团体赛，个人赛另增派吴淞笙与杨以伦。如此坚强的阵容，对于预选赛当然的绰绰有余的了。
    参赛运动员住宿于上海西南角的建国饭店。那里原是华东局的招待所，四周高低错落的楼房拥着中间有几个篮球场组成的大院子。以当年条件而论，那是一个设施不错的饭店，可惜由于时处“文革”后期，许多事情都带有所谓“斗批改”的革命色彩。饭店里所有住房，无论等级高低，即便配有电话、沙发的高级房间，都是清一色上下两层的铁架床。裁判员的住宿条件更差，几十个人挤在一个大会议室里，密集的双层铺犹如轮船上的五等统舱。为了照顾几位德高望重的老同志，不得已作了一点改善，即在双层铺的上层不睡人，只放些行李杂物与办公用品。但作为“革命化”的双层铺却是绝对不能改换的。
    彼时我在大会竞赛组工作，主要任务是负责协调围棋竞赛裁判方面的事宜。担任围棋裁判长的是上海队的邱鑫，我们对“搞大会”均无经验，更怕出头露面、开会讲话。记得当时“双败淘汰制”犹是“新生事物”，许多人对此困惑不解，各队皆对编排表提出种种质疑，一连几个晚上开会争执，舌战群儒，弄得大家筋疲力尽。另两位副裁判长为姚伟鼎与刘厚，老姚是扬州地区的负责干部，也是一位酷爱围棋的业余好手，之所以应邀担任大会工作，也主要是为了能得到观摩比赛的机会，故老姚很尊重上海方面的同志，从不过问各项细节。来自河南的刘厚先生是我们从小就很熟知的一位棋界前辈。刘老为人风趣幽默，不拘小节。记得六六年在郑州比赛时，常有一群孩子围着他嬉笑打闹，听他煞有介事地自封为“本因坊秀厚”，谁要是输了棋而懊丧不已，刘老则说：“没关系，明天我给你一个‘秀厚手筋’，保管杀得对手溃不成军。”因此我便想到刘厚先生是主持裁判会议的合适人选，于是每逢政治学习与布置工作时，我只须将来自各地的围棋裁判们召集起来，然后说一句：现在请刘总给大家“训话”。接下来便由刘厚先生象说相声般地侃上了。
    六月正是江南地区的梅雨季节，那一年的雨量之大更是超常。好在气温已接近夏季，骑车外出时，干脆穿一双拖鞋，把裤腿卷得高高的，再不怕水里来，汤里去了。只是比赛的中心场地被安排在远离驻地的沪西工人文化宫，这就苦了运动员们。每逢比赛的日子，大会即贴出“安民告示”，预告从驻地到赛场的往返班车时间，按单程二十分钟计算，上、下午往返两次就要化费一个多小时。因此每到中午封盘之前，总有不少棋手推枰认输，一则可以回驻地睡个午觉，免受下午再度奔波之苦；再则怕下午如到了赛场后，不待到傍晚就难有返回的班车，这样的滋味自然可想而知。
    当时在体育竞赛中流行的“下基层”、“直接为工农兵服务”的做法亦在这次棋类预赛中得到了独特的体现。大会每天安排数对选手到基层单位进行比赛。由于棋类不受场地所限制，因此列入秩序册的“基层场地”的单位竟达104个之多（尚未包括后来不断增加的），其中以工厂居多，也有一些学校、部队与郊县的文化馆，确是名副其实的“工农兵”。凡轮到下基层的选手，上午不再去中心赛场，午后直接由竞赛组的联络员带队至某个单位，一般先在一间办公室里闭门比赛（当然由裁判组亦派出一名裁判相随），直至晚上才移至礼堂或露天大院续弈，这时也就陆续地来了不少下班后的基层群众。为了体现“服务”的彻底性，大会决定下基层的人员必须自带干粮（即由饭店准备的鸡蛋、馒头等），以作晚餐。有许多单位的棋迷对所崇拜的国手竟受此等待遇甚为不安，纷纷要求由基层食堂为运动员安排伙食。我有一位多年相知的棋友老许，其所在工厂围棋爱好者甚众，故通过我的这层关系，安排聂卫平对谭炎午的一场比赛到他们那里举行，老许再三告我切勿自带干粮，任由他们安排。即使有许多基层单位作了如此安排，我们还是按照大会的规定，将有关人员的退伙钱款，如数交给了就餐的单位。【如果现在有这种“下基层”该多好】
    历时一个月的大会终于结束，象棋方面出了一些“让分”的问题，为此开了几次“批判会”。围棋赛场则始终相安无事，河南、安徽、上海、浙江、福建、山西、广东、江苏等八个队，雷侦倜、罗建文、曹志林、赵之云、聂卫平、孔祥明、黄进先、王汝南、吴淞笙、黄德勋、陈祖德、沈果孙等十二人获得晋京决赛的入场券。
    从这次全国比赛以后，转眼已过去了十七年。上海除了举行过一些高等级的新闻棋战以外，从此再没有承办过大型的全国围棋比赛。上海的围棋界也就没有机会竭尽地主之谊，让人们对七五年的情景来一番“忆苦思甜”了。

              

                 体育宫围棋训练班
    1976年初，我从工厂调回棋社，参加【围棋】月刊的复刊筹备工作。然而由于各方面条件尚未成熟，复刊还停留在纸上谈兵的状态，于是我先被借至体育宫，做一点围棋训练班的教练工作。
    体育宫历来与棋社极有缘份。五十年代末，这里就曾接纳过棋类集训队，开办了首期青少年围棋训练班。陈祖德九段在其回忆录【超越自我】一书中就描述过体育宫的大看台。很长一个时期内，上海棋社都在体育宫办公，直至现在，本刊编辑部仍在这里“寄人篱下”。一九七三年恢复围棋时，体育宫重新开办围棋训练班，召回邱百瑞先生担任专职指导，除了开办入门班之外，不断吸收各区选送的“好苗子”。短短几年内，这个训练班就扩展到文革前304棋校的规模，为迅速改变围棋界“青黄不接”的困境起了重要作用。
    我到体育宫执教时，恰逢邱百瑞指导在“干校”轮训。代课的林勉老师因年事已高，脾气又不太好，正承受不了孩子们的吵嚷，由于我的参与，终于使这位前辈得以提前解脱。另一位长年担任业余指导的是人称“步翁”的孙步田先生，“步翁”是六十年代沪上颇有声望的业余高手，曾与朱福源、殷鑫培等参加过1962年的全国比赛，并获得首批国家三段的称号。“步翁”在本市一家电镀厂工作，因家眷在苏州，故平时业余时间较为宽裕。早在304棋校时期，“步翁”就利用晚间常来讲课。体育宫训练班开办伊始，“步翁”即欣然允诺，前来相助。“步翁”为人正派、认真，对学生非常严格，另孩子们相当敬畏。当年的业余指导待遇相当清苦，除了发给一张月票，每次训练仅有一角七分的伙食补贴，若非热心于棋道者，是难以乐此不疲的。八十年代初，“步翁”退休回到苏州，在苏州棋院协助工作，曾邀林勉老师、曹志林兄与我赴苏州访问，有过数次把酒言欢的会面，后听说“步翁”离开棋院，又去虎丘一家商店工作，想必这位前辈别来无恙吧。
    体育宫的开山门弟子中，曹大元九段与谢裕龙是从入门学起的“嫡传弟子”，马亚兰、李青海、张建东、杨晖、钱宇平、华伟荣与华学明兄妹等则由各种渠道选送而来。这些第一期学生进步神速，仅二、三年时间便能与上海一流业余强豪相抗衡，并在市成年比赛中名列前茅。故在七五年秋，除了年龄太小的钱宇平之外，即全部转入刚刚恢复的市少体校围棋班。
    尽管如此，体育宫的训练班依然人才济济，十分兴旺。我刚接手时，竟有甲、乙、丙、丁四个班，稍作调整后，仍有三个班。甲班为业余体校班，棋力为二级至七级，当时有钱宇平、钱宇光兄弟，芮乃伟、芮乃健姐弟，胡燕华、马汝宏、唐洁等，这个班的学生皆有与教练同等的伙食补贴与车费，并发给运动服装。乙班的水平为八级至十五级，主要是各区送来短期训练的学生，不时有些变动，先后有沈曼蓉、金艳、马亚敏、高智蔚、倪林强、王宇飞、芳芳与方捷等，这些学生只报销一些车费。丙班则是体育宫入门班保留下来的学生，有杨桥、尚虹等，棋力尚在十六级以下。由于当时尚无业余段位，故内部训练的级位实际要远远超过现今的业余段位。即便如此，仍然显得战线过长，人满为患。各个班每周分别要训练四、五次，使得每天下午与晚上都被排得满满的，连星期天也不例外。
    大约过了半年，即七六年的秋天，邱百瑞指导从“干校”回来，才使紧张状态得到些许缓和。然而邱指导除了丙组的训练，还要继续招收入门班的学生，因此甲、乙班的训练仍由我与“步翁”交替进行。邱指导亦是我等的前辈，长期从事普及工作，积累了丰富的经验，特别是在小孩子的入门方面，自有一套独特有效的教学方法。有时，为了帮助维持秩序，我特地坐在教室的后排，很为邱指导的入门班讲课所折服。他对学生的态度似乎非常随和，难得有声色俱厉的时候。此外，邱指导又有出色的组织才干与公关能力，在那政策并不灵活的年代，总能大胆地采取各种措施，如聘请业余教练授课，联络高手辅导，巧妙地利用各种积极因素，使体育宫训练班成为承上启下的全市少年儿童围棋训练中心。
    在甲班十几名学生中，钱宇平年龄最小（仅十岁），但级位最高，不久又升到“封顶”的一级。芮乃伟是女同学中的尖子，初时为五级，不久亦升到三级，似乎从那时起，就显出特别擅长与男同学抗衡的能力。这两位学生必成大器，这在当年已无人怀疑。钱宇平年幼好动，自身虽不甚顽皮，但常跟在几个乙班的小同学后面玩耍。有一次训练结束后，钱宇平与几个小同学到篮球场上奔跑追逐，忽而又在篮架的铁杠上玩起单杠来，小孩子终究身单力薄，以致有人摔得手臂骨折，缠上了石膏。闯祸的虽不是钱宇平，但“步翁”仍然狠狠地将他训斥一顿，并嘱其兄钱宇光回家如实禀告他们的父亲。小时候的宇平确有点谈“父”色变，在同学之间流传着这样的说法：如果宇平输了棋或闯了祸，将被其父罚“倒立”，一则示惩罚反省之意，二则脑袋朝下充血，利于健脑。这件事，我却始终未从宇平本人那里得到证实，故迄今无法断言此种传说是否确切。
    每次讲完课后，我都尽可能与学生弈一局辅导棋，顺便过过自己的棋瘾。钱宇平在同学间难有对手，因此辅导棋弈得最多，初时授他两子，后来渐渐吃重，遂改为“让先白棋倒贴五目”。好歹还能教一点，只是复盘时必须小心在意，确有把握之处才能指点一二。否则讲得似是而非，失了教练的尊严事小，误人子弟则事大矣。围棋的教练确实难当，不知道究竟应当做些什么，也不象其它运动项目，教练在场边指手划脚，当然不必（其实亦不能）上场与队员一起踢球。而围棋教练则必须既教又练，毫无疑问，但当初中级训练班与体校的教练尤其必须具备相当的棋艺水平与实战能力，否则既不能施教，也不能陪练，就难以胜任。到了更高层次，如省市队、国家队则又当别论，如果教练的棋艺仍胜队员一筹，又何必整日苦叹“孺子不可教也”，不如象聂卫平那样，总教练亲自披挂上阵罢了。
    到了1978年夏天，因【围棋】的复刊已迫在眉睫，我即从体育宫的二楼训练班回到三楼的编辑部。体育宫的围棋训练班在邱百瑞指导的主持下，始终兴旺发达，输送了自曹大元始，直至常昊以下的众多优秀棋手。作为优秀的围棋工作者，邱百瑞指导理应获得当之无愧的荣誉。尽管在新闻记者的大手笔下，难免会有一些溢美之词，但以早作壁上观的笔者看来：对此颇有微词也罢，对此毁誉参半也罢，其实是不必太认真的。中国围棋毕竟不同于日本，体育宫训练班也不是“木谷道场”。在一些专家意识太浓者看来是不屑一顾的普及工作，也总得要有人去做，而且要确实地做好。因为这才是中国围棋发展的真正基础与原始动力。

             市体育俱乐部的围棋活动
    近十年来，上海市体育俱乐部已成为沪上棋坛最主要的活动中心。俱乐部座落于闹市中心的南京西路，占有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只要一提起“国际饭店隔壁”或“人民公园对面”，不用说本地的男女老幼，就是初到上海的外地人也绝不会迷失方向的。
    事情还得从1982年说起。有一天，市体育俱乐部业务股主管棋牌的郑中二拿着介绍信来到本刊编辑部，说是讨教如何开展业余围棋活动。由于是初交，大家未便谈得很深，但从这位新官上任的仁兄并不外行的建议来看，使得我们很佩服他的开拓精神。于是就决定先在市体育俱乐部开办几个中级、初级与入门的围棋训练班。
    办班的组织工作自然由体育俱乐部方面负责，鉴于他们与本市的新闻界颇有交情，因此在报上作一点广告式的宣传亦毫无困难，这一点显得极为重要，并成为此后各项活动得以顺利开展的重要前提。训练班的师资则由本刊的编辑们但当，曹志林、朱唯力与笔者等曾轮番去讲课。学员中老少咸集，大多是个人自费报名而来，也有一些单位是由工会组织爱好者集体来参加的：如亚明灯泡厂、上海电器厂、市建一公司等。入门班的对象当然以小孩子居多，但许多接送孩子的家长都参加旁听，于是后来又想出了“父母子女班”的名目，如棋迷刘荣坤，本人已参加中级班，又让其夫人携女儿与儿子加入“父母儿女入门班”，真是名符其实，其子刘威学弈颇有成就，后来进过市青少体校，成为上海的业余四段。在那些孩子中间，有一个学龄前的儿童长得非常活泼可爱，初看是个头发极短的丫头，工作人员都逗着叫其“假小子”，后来才知道搞错了，原来他却是个真小子、“假丫头”。短期的入门班结束后，这些孩子便暂时失去了学弈的场所，于是经我许愿，请体育宫的邱百瑞老师来接收几个好苗子。那个“假丫头”自然也在推荐之列，他就是现在已入选上海市队的吴祺三段（专业）。   

    1983年元旦前，郑中二兄提出搞群众比赛的设想，我帮着出了些点子，确定当即举行“迎春围棋赛”。想不到一炮打响，384个参赛名额很快爆满。其吸引力首先在于报名对象“三年内未参加过市比赛者”，由此决定了这是一个普及型的群众性比赛；其次是采用双败淘汰制，速战速决，绝不拖泥带水；再则是设一等奖十二名，二等奖二十四名，得奖面多达10%。在每晚六十四局的赛场里，善于经营的主办者只聘用了连编排在内仅有四人的竞赛裁判班子，初时令我们搞惯“大锅饭”的人感到不可思议，但事实证明却能应付自如，最后也就无话可说。有此先例一开，在此后的各次围棋比赛中，裁判人数不断地受到“精兵简政”的约束，这样却也逐渐培养了一支存优汰劣，个个都能独挡一面的裁判队伍，迄今为止，一直成为本市围棋竞赛的骨干力量。“迎春赛”亦从此成为一年一度的冬季赛事，接连举办了好几届，直至其它各类围棋比赛日趋频繁，方才完成其光荣的历史使命。
    迄今仍受欢迎、经久不衰的上海市围棋升级赛则源自1983年11月。当时也是由郑二中提出设想，我们再拟定实施细则。现在回想起来，“升级赛”恐怕是最为复杂与繁琐的一次赛事了，无论从办理报名，拟定规程还是从编排、裁判、发证书等工作来说，每个环节都必须事先细致地想清楚。稍有疏忽，数百人的活动便会变得杂乱无章。即使到了今天驾轻就熟的地步，升降赛仍然会使人感到忙乱不堪。
    最初的几届升级赛苦于无级位基础，故先让报名者进行试卷考核，通过对布局、定式、死活、手筋等各类题目的笔试，根据得分确定大致的暂定级位。为了杜绝考场作弊，除了严格监考外，我则反复向诸位宣传：考试的目的在于准确地暂定级位，而准确定级才能更有性味地参加比赛，与其虚报而屡屡败退，不如据实而步步高升。笔试自然也有缺陷：有人惯于“阿宝背书”，故得分甚高，而实际棋力却不堪一击；有人则颇具实战能力，只是少读兵书，一拿起考卷就头皮发麻，涂涂改改，故得分甚低。为了弥补这一不足，再进行让子棋考核，即同时出动多位高手，进行一对六的车轮战，根据暂定级位分别授二至九子，棋局则无须弈完，然而指导老师直接掌握“生杀大权”，如认为“让不动”，则可提高你的暂定级位，如认为“不够格”，则要降低你暂定级位。一般在考核后，总是级位调高者有之，降低者却极少。这是因为经不住学生们“手下留情”的恳求，当老师的便因情面难却，只得一挥手说：“你这盘棋虽然一败涂地，但还是保留原级位，也不必退级了吧······”，然而也会遇上“拎不清”者，见此情景反而得寸进尺，缠磨着非要再升一级不可。
    由于首届升级赛仅限额二百人，完全不能满足众多爱好者的需求，故待到首场比赛开始后，还有络绎不绝的“开后门”者、“等退票”者。后来实在招架不住，只能先让这些人预约登记，以确保参加下一届升级赛的资格。学弈不久、年仅六岁的常昊第一次踏进赛场，成为首届升级赛中年龄最小者，与之形成强烈反差的则是一位六十七岁的退休工人。
    从此，围棋升级赛成为市体育俱乐部的“专利”，每年均举办二次以上，直至发放了不计其数的级位证书（估计有近万张），仍然还有不少新面孔加入这支庞大的队伍。升级赛初时因无段位制，故分为1---20级，一级相当于专业四段让先的水平，以下每个级差为让一子。至1985年实行业余段位制后，套改为一级至十五级（一级衔接于业余初段之后）。后来又将最低级位提至十级，每个级差为让半子，由此亦可见参赛者的自身素质已在不断地提高。升级的办法经过多次调整，目前大致是每次赛九轮，五胜者升一级，七胜者升二级，全胜者升三级（高级位者则标准稍严）。如中途已升级无望，则作淘汰论处。经过数十次比赛的自动调整，上海的级位已相对稳定而准确，持有证书参赛者的比例越来越高，故笔试与指导棋考核都早已取消了。
    自1984年始，每年的上海市围棋比赛亦转为由市体育俱乐部承办。为了实施业余段位制，1984年市比赛一改以往由各区组队、少数业余高手出场的惯例，在全市实行公开报名。为了解决七百多人参赛的场地问题，另在普陀、静安等举行分区预赛。尽管如此，最后能进入市体育俱乐部决赛场地的仍达二百人之多。根据那次市比赛的成绩，加上原先升级赛高级位套改的棋手在内，上海市首次颁发段位获得者一百六十三人，杨桥、芮乃健、张建东、朱泓成为最高的五段，到去年底为止，上海的业余段位棋手已超过四百人，每年升段的途径主要是通过市比赛、振兴杯赛（晋升或授予三---五段），升级升段赛（晋升初段---三段）。按照这样的进度，似有步子太稳之嫌，但上海段位质量之高、“水分”之少，则是得到全国棋界一致公认的。   

    1985年初，市体育宫的围棋训练班迁至市体育俱乐部，使体育俱乐部有了邱百瑞、谢裕国等专职教练，也无疑使那里的围棋活动如虎添翼。自此，作为本市围棋活动的中心，市体育俱乐部就完全奠定了其应有的地位。即使在“全民经商”的影响下，那里曾办过商场，现在也仍然开着饭馆与舞厅，但市体育俱乐部并未抛弃广大热情的围棋爱好者。虽然没有多大的经济效益，但棋牌厅反而更上一层楼，扩展为一个可容纳三百人的赛场，这实在是沪上棋迷值得额手庆幸的。

               

                “新闻棋战”杂忆
    自1979年始，中国围棋界相继出现了仿效日本的“新闻棋战”（即由报社、杂志社主办的棋赛）。首先是【新体育】杂志创办的“新体育杯赛”，接着是人民体育出版社创办的“国手战”（现已停办多年）。   

    1982年，作为当时全国唯一的围棋专业杂志【围棋】月刊曾举办一次“围棋夺魁战”，惜乎当时仅为月刊的组稿所计，未有周全的计划，也未能保持其连续性。然而，在我的记忆中，这次昙花一现的“夺魁战”毕竟揭开了“聂马争雄”的序幕。“夺魁战”由本刊特邀的四位棋手参赛，男子组由聂卫平对马晓春，进行五番胜负对决，女子组由孔祥明对杨晖，进行三番胜负对决。当时聂卫平已是五届全国冠军，三届“新体育杯”得主，首届国手战冠军，刚被授予九段称号。马晓春虽仅七段，但在这一你的全国棋赛、国手战、避暑山庄杯赛中连中三元，是名副其实的“新科状元”。尤其引人注目的是1980年以来，小马对老聂的战绩是五胜一负，大有后浪推前浪之势。如果说聂卫平与孔祥明是中国棋坛当之无愧的最高代表人物，那么，马晓春与杨晖则可能是最有威胁的挑战者。     

    1982年9月下旬，按照预定的计划，夺魁战的前三局在北京举行。曹志林与我作为主办单位的代表专程赴京，但我们的任务似乎更侧重于为本刊采写稿件。具体赛事则由国家围棋队华以刚、王汝南、罗建文诸位给予协助，吴淞笙九段担任裁判长，钱宇平、芮乃伟等担任记录员。赛场就在国家队的驻地---北京体育馆的一间接待室，仅有国家队与北京队的一些棋手前来观战，当天晚上另在西单体育场公开挂盘讲解。同时由我们将棋谱电传回上海，再写上几句简单的评注，由邱鑫等在上海市体育俱乐部作讲解。在京举行的三轮比赛中，女子组因杨晖连胜两局而提前结束。所幸男子组比赛没有出现一面倒的结局，马晓春在第二局突发奇兵，将比分扳成一平。只要不出现三比零的意外比分，第四局的比赛必可如期移至上海进行，这使我们大大松了口气。         

         聂卫平在2:1领先后，于十月底与马晓春联袂南下，将这场夺魁战推向了高潮。别具一格的是比赛将在大盘讲解的卢湾体育馆现场同步进行，以增加观众的悬念。这种形式，除了快棋表演之外，在正式比赛中恐怕是绝无仅有的。当然，因一局比赛要长达六、七个小时，为了确保“现场直播”的可行性并照顾到观众的情绪，当天下午只得先闭门弈了三个小时，大约七十手左右，完成了布局与序盘阶段，晚上在移至现场进行三至四个小时。在1400多名棋迷的众目睽睽之下，又兼有曹志林高分贝的讲解干扰，也恐怕只有聂卫平与马晓春这两位才能够“潇洒走一回”。第四局在观众无声无形的助威气氛中，马晓春收官妙手迭出，反败为胜，使第五局的决战势在必行，亦使不过瘾的观众获得再饱眼福的机会。当曹志林拿着观众递上的条子问道：“马晓春比赛时为何总是脸上笑嘻嘻的？”小马反应敏捷地答道：“笑嘻嘻是因为一边下棋，一边听着曹先生的讲解，故而觉得很有趣。”第五局果然波澜迭起，更为精彩，马晓春在明显的劣势下，再次施展神工鬼斧，几乎又演出一场“大逆转”。但老聂毕竟久经沙场，处变不惊，终于在最后关头化险为夷，以半目险胜，从而以3:2的比分夺魁成功。这一戏剧性的结局，使全场观众沸腾起来，为自己能有幸目睹这场真正的“龙虎斗”而激动不已。也就是从那一刻起，决定了中国棋坛由聂马长期争雄的格局，并且持续了十几年。   

    1985年2月初，以上海市体委的名义发起并主办了“全国围棋精英赛”。参赛的男子八强为当届的全国赛前六名：马晓春、聂卫平、刘小光、华以刚、钱宇平、廖桂永以及特邀的曹大元、邵震中。女子四强为全国赛前四名：孔祥明、杨晖、芮乃伟、华学明。按照规程，女子组采取两次单淘汰制，再由胜者进行三局决胜。结果由于孔祥明在两次淘汰赛中均获第一，故不须决赛已成为当然的冠军。男子组采取双败淘汰制，由最后两人进行三局决赛，由于聂卫平连败两阵，被早早淘汰出局，故精英赛似乎未能取得预期的效果。值得一提是刘小光虽然首战败北，面临被淘汰的边缘，但以后竟连胜七局（包括决赛以2:0胜钱宇平），最后夺取桂冠，         

         使得精英赛黯然失色的另一个原因则是首届中日擂台赛的第五场比赛同时在上海举行。“抗日名将”江铸久在击退依田纪基、小林觉、淡路修三之后，在上海又将片冈聪扫下擂台。这在擂台赛创办初期，无疑是最具轰动效应的新闻。当天晚上，长江剧场的讲解会座无虚席。开场后很久，许多棋迷仍在门外等退票，苦苦哀求剧场的工作人员给以通融。讲解结束前，我到剧场门口迎候江铸久与片冈聪先生，然后陪同他们到台前与观众见面，初时并没有遇到什么麻烦。不料到散场时，观众一涌而上，纷纷跃上舞台，将江铸久团团围住，不断请他签名留念，几乎不能收场，后来经众多工作人员奋力保驾，我们才从剧场边门穿过隔壁的大光明影院，突围至南京路上。        

   “中国围棋天元赛”创始于1987年2月。作为主办单位的新民晚报与【围棋】月刊，对这个比赛的名称与规程曾经踌躇再三。当时认为如果完全以单淘汰的形式诞生第一位“天元”，也许会因偶然性而爆出大冷门。既是“新闻棋战”新闻单位不得不从“新闻”的角度多加考虑。于是，首届比赛决定由聂卫平、马晓春、曹大元三位九段直接进入半决赛，以尽力保持首届天元的号召力。半决赛的另一个席位则由十六名棋手（八段与部分七段）经单淘汰预选赛而产生。         

         三月初，聂、马、曹以及预选赛唯一的优胜者刘小光八段抵达上海。半决赛与决赛虽仍为淘汰制，但改变为两局定胜负，如果双方各胜一局，第三局则以快棋加赛决定存亡。         三月六日始，半决赛在上海棋社刚落成的活动室举行。那时搞比赛仍较简单朴素，没有隆重的仪式。裁判工作亦由本刊的编辑于工作人员直接兼任。聂卫平以直落两局淘汰了曹大元，马晓春则依赖快棋加赛的胜利，方才战胜了刘小光。         

    应苏南张家港市塘桥乡的邀请，决赛第一局将随即在那里举行。塘桥的乡镇企业兴旺发达，是全国有名的“亿万乡”，同时也是一个“围棋乡”。那里的围棋普及几乎达到了家喻户晓的程度。据说乡里举行围棋比赛时，家家户户都会涌出手捧棋盒的男女老少，就象过年过节一样热闹。从上海市中心发车，到塘桥约三小时路程。国手们与随行人员、记者等十数人下榻于一家工厂的内部宾馆，伙食亦很丰盛。第二天休整时，塘桥乡在文化馆摆下了数十局车轮大战的阵势，因大赛前，不能惊扰聂、马两位大国手，只能由我们月刊的几位编辑前去对付以一当十的车轮大战。         

    聂卫平在塘桥先拔头筹，马晓春随即回上海还以颜色。在双方战成平手后，马晓春在三十秒一步的快棋加赛中，再次成为“幸运儿”，终于戴上“首届中国围棋天元”的桂冠。“天元赛”从第二届起，就完全仿效了“日本天元战”的办法，即以三十二名棋手通过五轮淘汰赛，产生一名挑战者。然后再与上届天元进行五番胜负的决战，以决定新天元的归属。

              【围棋】月刊         

    前年，在庆祝上海棋社成立暨【围棋】月刊创刊三十周年之际，编辑部曾编印一份内部特刊，其中有笔者受命编撰的【三十年大事记】，另有曹志林兄执笔的题为【风雨同舟三十载】的大作，均涉及【围棋】月刊的历史与现状。因为在我们看来，这些似乎都是熟视无睹的事情，又怕有“老王卖瓜”之嫌，故仅在庆祝活动以及有奖征答时散发了一些特刊，未能在月刊上披露一二。现在想来，却是有负于本刊众多热心的读者了。        

   【围棋】创刊于1960年1月。初时印数仅三、四千册，篇幅比现在少三分之一，然而刊物的声望却非常大。据老一辈棋手们回忆，1959年春，陈毅副总理专门作了指示：中国连一本围棋杂志都没有，希望上海赶紧筹备。在【围棋】问世后，陈毅副总理又两次为【围棋】月刊亲笔题词，均以手迹发表于刊物上。1963年的题词为：“围棋易学难精，愈精则趣味愈浓，愈精次业，非作专门研究不可。业余努力进度必有限。我主张专业与业余结合进行。中国手谈必将有巨观。赠围棋杂志。”1965年的题词为：“围棋工作者应把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结合起来，才能提高自己的艺术水平，并对国家和人民作出更多贡献。”            

   【围棋】的首任主编姚耐同志是一位德高望重的革命前辈。姚老在抗战初期即投笔从戎，参加了新四军，成为陈毅元帅的部下与棋友。解放后，姚老长期担任上海社会科学院院长、上海财经学院院长等职。虽然【围棋】主编对他来说仅是一个兼职，但姚老必定通阅每期清样，经他亲自签发后才能付印。姚老的棋艺在新四军老干部中首屈一指，每次光临吴兴路87号编辑部视察工作后，他都要认真地弈完一局棋。        

         担任副主编的为杨明、曹未风、顾水如、刘棣怀。编辑部的常务工作由同时担任上海棋社副社长的杨明同志主持，月刊上的社论与评论大多出自他的手笔。曹未风同志当时为上海市高教局副局长，亦是著名的红学专家（六十年代初期逝世）。以名震棋坛的“南刘北顾”主持技术工作，亦可见当年【围棋】编辑力量之雄厚。虽说刘老作为一线棋手，时常要上场拼搏，但其时顾老已退出任何大赛，足以大部分精力致力于编辑工作，且顾老笔锋甚健，除署名评论对局外，还以“思浩”、“鉴止”等笔名撰写一些专题。         

    当年，全国的围棋名手大部分集结于沪上。如王幼宸、魏海鸿先生等皆成为【围棋】的编委。专职担任编辑的王志贤、汪振雄、曹钧石、林勉等亦都是棋坛高手，五十年代活跃于上海各项重要赛事。除汪振雄先生在1960年猝然去世外，其它几位先生皆专心致志，坚持工作至“文革”停刊。林勉先生当年仅四十岁，为编辑部唯一年富力强者，其为人之忠厚、工作之勤恳是有口皆碑的，他承揽了大部分校对等事务，并在后来的复刊时期作出了承上启下的重要贡献。         

    编辑徐润周先生虽非棋手出身，但文学素养甚高，精通棋史、古籍，时有研究文章见刊。徐老至晚年仍笔耕不辍，在复刊后的【围棋】上还发表了【海上棋坛杂忆】、【围棋故事诗】等，为后人留下许多宝贵的史料与札记。1986年，徐老病重住院时，自知将不久于人世，特于病榻前叮嘱我等晚辈：千万勿使史料流失。情景感人，实难忘怀。现经笔者多方联络，徐老师生前所作的数百首围棋故事诗已经赵之云先生等编辑整理，不久可望出版。此亦算不负前辈的临终嘱托吧。         

    在六十年代，日本围棋杂志传入国内的渠道非常狭窄，即便偶然有机会借阅，小孩子家业似懂非懂。加上国内其它的围棋书籍亦少得可怜，倒还是每期的【围棋】月刊，从头到尾翻来复去地看。那时的月刊每期都搞死活征答，然而奖品极其有限，只赠送二十本下一期的月刊，而且规定近水楼台的上海地区不得超过五本。在青少体校时期，我们则充分利用学校订阅的两本月刊，集体研究又经过赵之华先生的肯定，应征试卷当然是准确无误的了。然而又生怕每次都获奖会引起编辑部前辈们的不满，因此时常用几个化名，例如“林福钊”之类；“林”取自于曹志林与潘秋荣，作为姓氏最为妥帖，“福”则取自邱礼嘉与宋连福，“钊”则取自邱鑫与华以刚。待到“林福钊获奖时，大家便高兴一阵子。于是小孩子家恶作剧的本相渐渐显露，便以某人的外号代之以化名。终于有一次，一位署名“曹高目”（曹志林兄每局一律以高目起手，故得此号）的应征者引起编辑部的警觉，只须看一下试卷上的通讯地址，便知是我们青少体校学生所作所为，于是连同“林福钊”之流一起被揭露了出来。         

    从1960年第1期起，至1966年第10期因“文革”而停刊，【围棋】总共出版了八十期（其中有两次合刊）。由于年代久远，加上最多12000册的印数所限，现在收藏这一时期全部月刊的读者恐怕已为数极少了。经过文革的动乱，至1978年复刊时，甚至于编辑部亦无法配全这八十期月刊，后来还是出高价从旧书店觅回两套合订本，才算备齐了资料。翻开停刊前的最后几期，当年【围棋】的风雨飘摇跃然纸上：封面上不再是每期改变套色，而是连续数期的“红海洋”，正文中有半数以上的篇幅转载套红标题的“中央文件”、“文革”消息。本刊曾打算重版早期的八十期月刊，然而作为真实的史料，这些内容是否还得照印不误呢？         

    随着“文革”的结束，拨乱反正，百废俱兴。停刊十二年之久的【围棋】月刊终于在1978年7月重新面世。复刊的筹备工作实则在七七年时已经开始，大约至七八年五月，编辑部人员才集中到一起办公。条件自然是十分简陋的，在体育宫的击剑大厅里用纤维板拦出一块地方作为编辑部的办公室。每到下午训练时间，这层薄薄的板墙便成为击剑运动员的靶子，被捅得“咚咚”作响。         

    月刊的主办单位仍为“上海市体委”，具体工作则由上海棋社主管。复刊后的主编为市体委副主任杨明，棋社负责人俞玉昌兼任编辑部主任。专职编辑则有曹志林、林勉、沈恒淑、林益良与笔者。不久又增加了朱唯力与李松福。鉴于围棋专业力量尚嫌不足，另有上海队的邱鑫与谢裕国兼任一部分版面的责任编辑。如此配备似乎完全沿袭了六十年代创刊时期的格局，只是在人事上作了相当程度的“更新换代”而已。         

    刊物的内容也依然参照停刊前的八十期，分为评局、专题、编译、文稿等栏目。篇幅虽仍为六十四页，但版面字数有所增加，使每期达到六万字左右。而且印数一下突进至三万册左右。无论如何，久违了的【围棋】于棋界影响甚大。在复刊的新一期上，首页就是方毅副总理“发展围棋运动，加强棋艺交流”的题词，还有陈祖德的长诗“国运盛棋运盛---贺【围棋】复刊”。无论是作者、编者还是读者，都对这本小小的杂志充满了新鲜的感觉。尽管当时稿酬甚微（每千字仅为三---五元），但对于编辑部的约稿，陈祖德、聂卫平、王汝南、华以刚、罗建文、沈果孙等知名人士都是有求必应。以致于安排版面、用稿时，都要反复斟酌，评论谁的胜局，刊登谁的专题，都十分地谨小慎微，力求取得各方面的平衡。编辑部内部人员，则被动员尽量少写稿件，以免涉嫌“种自留地”的名声。            

    在最初半年多里，责任编辑发完稿件后，都要到印刷厂去劳动几天，这倒不是为了“思想改造”，而是解决棋谱、参考图的排版问题。也就是将一个个不同的铅字，对照着棋图拼成一个方阵，用细绳或橡皮筋扎牢，然后再由工人撮出文字，从而拼成整个版面。凭着对棋形的独特感觉，使我们一度成为工人师傅的“师傅”。随着真正的师傅逐渐熟悉了围棋之后，我们终于得以摆脱这种“艰苦创业”的困境。但是，【围棋】的校对工作，则始终是印刷厂方面难以越俎代庖的，迄今仍由本刊的责任编辑所承包，这也许是围棋所独有的职业特征吧。         

    在那围棋刚刚起步的年代，几乎所有的赛事都能成为本刊采访的重点。七八年四月的全国团体比赛在厦门举行，曹志林、邱鑫。谢裕国等皆以记者或教练的身份前往观战，使得这次比赛成为【围棋】新一期的重头戏，竟一连刊登了六盘评局，另加照片与文字报道。同年八月，全国少年比赛在温州举行，受编辑部派遣，为新三期组稿，我首次以记者的身份随上海少年队出发。由于遇上台风，海轮停航，只得临时改乘火车，转道金华再坐一整天汽车，才抵温州。在那次比赛中，前一年的全国少年冠军江铸久在初赛即被淘汰，成为最大的冷门。最后由宋雪林、马晓春分获男子冠亚军，曹大元、汪见虹、廖桂永、方天丰、陈临新等均在前十名之列。杨晖则获得女子组冠军。待到比赛全部结束，我才想起照片尚未落实，于是赶紧把马晓春、曹大元杨晖等找来，让他们一本正经地坐下对弈或观战，这才为月刊留下了那几张历史性的照片。         

          然而，采访赛事总不能老是“评局、照片、报道”这三部曲吧。1979年4月，四届全运会围棋预赛在苏州举行。由于赛程较长，路途较短，编辑部几个人都轮流前往观摩或采访。受日本围棋杂志的启发，我想作一尝试，即采撷比赛中精彩或意外之片段，溶评局、专题、文稿于一体，或许可让读者换换口味。待到材料选妥，草稿完成，却又犹豫起来：选了A君的妙手，却含有B君的败着；为C君捧场喝彩，却又出了D君的洋相，这样能够平衡得了吗？何况黑白棋谱摆在那里，令读者一目了然，不象文字报道，可以轻描淡写，文过饰非一番。终究思想不够解放，自己也不肯做一回“冲头”，结果此稿便不了了之。及至同年九月，全运会围棋决赛时，还是曹志林兄率先突破禁区，以“对局快镜”为题刊出一组观战记，其中既有陈祖德被江铸久吃掉大龙，也有聂卫平第五次败于“克星”黄德勋，甚至连代表台胞队参赛的本刊前辈林勉老师也未能“幸免”于曹兄的大手笔下，出尽了被徐荣新误装“倒脱靴”的洋相。         

         随着围棋的中兴，月刊的订数亦扶摇直上。如要象文革前那样每期举办【死活征答】，则断然不是编辑部有限人力所能顾及的。为了这个问题，大家反复讨论，总是议而未决。直至1981年第1期，方才推出首次有奖征答活动，但那一次并没有搞围棋试题应征，而是比较简便的“最佳作品评选”。即由读者从上一年的【围棋】月刊中选出评局二篇、专题三篇、文稿一篇，并提出意见和建议。然而应征者为数不多，仅收到选票1400张。尽管如此，还是让我们忙了一阵子。开票揭晓那天，先在编辑部的四周板墙上贴满白报纸（作统计票数之用），然后开票、唱票、监票、划票的各司其职。这样到傍晚终于评出结果：陈祖德、华以刚的各一评局，章照原的连载专题、曹志林的【冠军之路】（采写刘小光夺冠过程）、笔者的【赛场见闻】、蒋峰的【棋坛新星】（刘小光）当选为最佳作品。通过这项活动，多少与读者沟通了信息：刊物需要名人压阵，读者则需要新闻性与趣味性，也需要初中级程度的专题。另外，从选中率较高的读者中抽选一等奖一名（奖品云子）、二等奖十名（奖品【围棋】合订本）、三等奖五十名（奖品围棋书籍）。这些数字在今天看来自然是非常菲薄的了。         

    在八一年的第七期，编辑部再次举办“全国围棋联赛男女甲组前三名预猜”，共收到选票5400张。待到11月全国联赛结束，聂卫平、马晓春、程晓流获男子前三名，杨晖、何晓任、芮乃伟获女子前三名。由于程晓流挺进至第三名，使得绝大部分读者跌破眼镜。虽有极个别独具慧眼者投了程晓流一票，偏偏又在其它人选上犯了错误。结果竟无一人能够全部猜对六名选手。不过猜对六分之五者却有1500之多，只得从中抽奖，并临时增加得奖名额。记得在获奖名单中有一位日本东京的读者，确属不易。           

    真正的“死活征答”直至八二年第四方才揭开序幕。试卷上有四道死活题，但难度不高。来信应征者有3100人，其中600人全部答对。照例又以抽签决定各等奖的获奖名单。不过，从此以后，得奖名额便有较大幅度地增加。         

    从复刊算起，迄今已过去十四年。由我们这些人编辑的【围棋】月刊竟达一百七十期以上，这个数字已经远远超过了我们前辈所编辑的前八十期，回想起来，真有点不可思议。望着书柜里逐年递增的一大堆【围棋】合订本，时常会令人产生一种莫名的振奋与自豪感。然而，月复一月、年复一年，随之而来亦伴随着一种机械而麻木不仁的感觉。【围棋】的读者队伍始终在不断地壮大，当中国大地掀起一股“围棋热”时，她的订数曾经突破二十万的大关。面对时时关心、爱护她的新老读者，我们应当继续做点什么呢？

               

                【全文完】           

                       ----原文连载【围棋】月刊1992年第1---12期

补记：【新民围棋】2002年第1期----第12期，发表了吕国梁先生的文章【旧话重提】，其中谈到了【新民围棋】的前世和结局，现节选一部分。

         

              旧话重提······

                 【围棋】--【新民围棋】（收官篇）   

    八十年代的后期，家喻户晓的中日围棋擂台赛引发了持续升温的“围棋热”，【围棋】月刊的发行量由此扶摇直上，单期印数曾突破二十万册，这个数字在今天看来是何等不可思议。而由我们这一代编辑的月刊期号，也逐渐超越了前辈所编辑的前八十期。      

    在此前后几年间，月刊编辑部也经历了一些人事变动。老前辈林勉老师在“超期服役”后光荣退休。赵之云六段于1986年到编辑部工作（1996年不幸英年早逝）。方芳小姐于1990年调入，姜连根于1993年替代退休的朱唯力。此外在1988年，【围棋】月刊由俞玉昌任主编，曹志林任副主编兼编辑部主任。笔者则于1992年担任编辑部副主任。      

    1994年春天，复刊已达十六年的【围棋】面临着一次历史性的选择。事情的起因是地处人民广场中心区的体育宫被拆迁，月刊编辑部必须随之动迁，市体委颇为【围棋】月刊的新址而为难。此时，热心支持围棋并与我们长期合作的新民晚报社为扩展报业，提出了兼并【围棋】月刊的意向。   

    新民晚报社与上海市体委不久即达成了协议，以新民晚报支持上海体育事业的名义予以经济补偿，【围棋】月刊以及【体育导报】改由双方合办，以新民晚报社为主要主办单位并主管。经国家新闻出版署批复，【围棋】月刊自1994年7月号（总第273期）起更名为【新民围棋】。（急于甩脱包袱的短视，决定了最终命运）   

    由【围棋】更名为【新民围棋】的历史转折，其间并非一帆风顺，曾经也有过一点悬念。在市体育宫决定动迁时，对于【围棋】月刊何去何从，也有意见相左者。以上海棋社主要负责人，党支部书记副社长、市围棋协会秘书长尹钟佐为首，竭力主张月刊编辑部迁至南京西路591弄4号，与棋社总部同甘共苦。毕竟三十多年以来，【围棋】月刊一直隶属于上海棋社的建制，并且为这个事业单位创利的年收益已达的三十万元。（如果一直跟着上海棋社，再困难上海棋社也会撑下去。）

    然而，在市体委与新民晚报社于1994年4月16日签约后，个人服从组织、下级服从上级就是唯一的准则，任何异议都是徒劳的。就笔者本人而言，对个人境遇向来散淡待之，笃信一切随缘，只是要离开自幼至今长达三十年之久的体育系统和上海棋社，难免为情感所困。根据有关协议书第五条的内容：“自1994年5月1日起，【体育导报】、【围棋】月刊各有六名采编人员调入新民晚报。他们今后的工作安排、工资待遇等均由新民晚报管理，并按照新民晚报的相关规定执行。”4月28日，曹志林、赵之云、方芳、姜连根四位先期至延安中路839号的新民晚报社报到。5月7日，笔者在被原单位停发工资、并经晚报的朋友们盛情相邀后，终于决定追随月刊而去。但【围棋】毕竟从扎根多年的故土中拔出，移载于枝繁叶茂的参天大树之下，在茫然若失的心境里，隐约有一种“水土服否”的担忧。   

    1994年第七期，【围棋】更名为【新民围棋】，这一期的封面和目录上都有“创刊号”的字样，尽管有些牵强，却体现出锦上添花的丰姿。在“创刊号”上，以彩页登载了吴清源、陈祖德、聂卫平、林海峰、曹薰铉、李昌镐、马晓春、应昌期以及中国棋院、日本棋院、韩国棋院等发来的贺词。百岁国画大师朱屺瞻欣然题写“新民围棋”刊名，且沿用至今。   

   【新民围棋】编辑部的建制隶属于新民晚报体育部。新民晚报副总编周宪法兼任【新民围棋】主编，曹志林任副主编，笔者任编辑室主任，其他编辑基本上为原班人马。晚报体育部的彭正勇主任、徐世平副主任、张建东记者等均参与月刊工作。在原有传统栏目的基础上，【新民围棋】一度开辟了“每月论坛”、“焦点综述”、“棋手佳话”等栏目，由周宪法主编等亲自操刀，可惜后来未能坚持下去。“创刊号”的另一大手笔是隆重推出“聂卫平、马晓春七番特别棋战”，每月在北京或上海弈一局，由本刊特派记者详尽报道，同时还进行了预测结果的读者大猜奖。聂、马棋战弈满七局，一直延续至次年的二月，获得了轰动的效应。   

    1995年，【新民围棋】增加篇幅至八十页，改进为电脑照相排版，采用俞斌软件的棋谱更为清晰，令人赏心悦目，且可减少校对的差错。由于新民晚报的大力宣传，【新民围棋】的期发数重新回升，从更名时的十万册一路上扬至十五万册。   

    1997年7月，继第十届中日天元战之后，新民晚报和【新民围棋】又开创了中韩围棋天元战。首届比赛在上海建国宾馆举行，这是中韩围棋界的第一次“头衔王”之间的番棋决战，并且由常昊与李昌镐出场，理所当然地引起强烈的关注。三番棋的结局尽管是常昊以1比2失利，但常昊在第二局执白以全歼李昌镐的“大龙”取得突破性的一胜。   

    1998年9月，以【文汇报】与【新民晚报】为主体的“文汇新民联合报业集团”宣告成立。【新民围棋】作为“子报孙刊”当然随之归属文新集团麾下，虽然这次没有更名为“文新围棋”，但以“文新集团”取代“新民晚报社”为主办单位，至于冠以联合主办名义的“上海市体委”则已在之前自然除名。（官老爷们在干什么）   

   【新民围棋】的人事彼时尚无太大变动，由新民晚报编委、体育部主任张攻非兼任主编，曹志林任常务副主编，笔者与张建东任主编助理，编辑人员中调入了职业初段李晨硕小姐。   

    1999年8月，【新民围棋】编辑部跟随新民晚报迁入威海路755号的文新报业大厦。这幢高达199.9米的48层大厦被集团称之为“跨世纪、智能化、标志性的建筑，上海宣传文化系统硬件建设的一个新的亮点”。大厦内设有高速计算机数字通信网络；设有监控系统、自动消防系统、智能化PDS、BA系统；大厦内启用IC智能卡；设有同声翻译、多媒体演示的新闻发布厅、风格迥异功能齐全的会议中心，以及展示中心、员工活动中心和休闲、聚会、赏景等活动场所。足见此言不虚。（如此财力竟容不下一本小小的围棋月刊，悲哉）   

    文新集团组建后，逐步对媒体结构进行了调整创新，除了【文汇报】、【新民晚报】、【上海日报（英文）】，还有【新民体育报】、【新民周刊】、【上海星期三】、【文汇读书周报】、【新闻记者】、【新民围棋】、【文学报】、【上海家庭报】、【行报】、【萌芽】和文汇出版社，被称之为：“初步形成了日报、晚报、半月刊、月刊、出版社等结构合理、品种齐全的新闻出版群体。”   

    但正是在如此现代化的氛围里。古老的围棋不得不面临着“天时、地利、人和”的机遇和挑战，【新民围棋】自此进入了苦战的“收官阶段”。由于备受电视、网络等媒体的巨大冲击，报刊杂志面对的严峻挑战是不言而喻的。【新民围棋】同样如此，随着【围棋天地】等杂志、周报的出现，我们的月刊早已不是当年中国唯一的围棋刊物了。更因为围棋网站和电视转播的面世，使得已将出版周期缩短至十天左右的【新民围棋】，仍然无法在速度时效上与之抗衡。从主观原因来说，尽管拥有四十年的金字招牌，尽管拥有为数众多的忠实读者，然而自【围棋】至【新民围棋】，必须坦承，我们的月刊始终在开本、版面、内容等方面未能进行重大的改革创新。编辑部的麻木和惰性使得期发数从十万册的“支撑点”逐年下滑，一路阴跌至五万册以下。加之采编成本的有增无减，本是弱项的广告、发行、经营等仍无起色，昔日数十万元的年收益如黄鹤一去不复返。   

    2001年夏天，【新民围棋】的独立核算行将出现赤字，关于“停刊”的传说已是一片风声鹤唳。为挽狂澜于既倒，张攻非主编提出了“改版”、“承包”等各种“抢救方案”。更令人感动的是中国棋院院长、中国围棋协会主席陈祖德九段，为此事曾亲自写信给上海市委副书记和宣传部长。   

    今年年初，【新民围棋】彻底脱离新民晚报建制，由文新集团系列报刊党委领导。张攻非主编因退休免职，由【新民体育报】主编徐克仁兼任本刊主编，曹志林不再担任副主编，（注：笔者已在2000年免去主编助理）。今年7月，集团又为【新民围棋】另行任命了社长和副社长。（另行任命社长，可看出已决定停刊，此后的一切只是为了暗渡陈仓。）   

   【新民围棋】何去何从？行文至此，想必读者早已料到八、九不离十。在此说一句不怕大家见笑的大实话：时至本期截稿，包括笔者在内，几位编辑同仁尚未接到上级关于“停刊”的正式通知。这几天编辑部的电话铃声此起彼伏，衷心感谢各地读者的关切垂询，听说邮局已经突然停止本刊的收订并开始退款，大家都觉得十分可惜，不得其解。还可以坦白地告诉大家的小道消息是，据说【新民围棋】的刊号明年将转向创办一本其他杂志，有人预计年收益可达二百万元，当然这本杂志肯定与围棋无关。（商人的铜臭味十足）   

    作为【围棋】---【新民围棋】四十三年历史的见证者，作为一个二十五年的编辑人员，面对读者的来电来函，笔者无言以答。我们愧对陈老总的在天之灵，愧对围棋界的前辈和朋友们，愧对一如既往的新老读者。我们真的还想再编五百期！   

    无法以通告的形式向读者和棋友告别，似乎有点不近情理。笔者只得借本文结束之际，并受本刊同仁曹志林先生、姜连根先生、方芳小姐、李晨硕小姐的委托，道一声发自内心的“对不起大家！”同时也算是为【新民围棋】唱一曲“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挽歌。   

   “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我们坚信，倘若这一期（总第374期）的月刊果真是【围棋】----【新民围棋】的绝版，也决不会影响中国围棋走向春天的步伐。衷心祝愿各位良师益友身体健康，心想事成，棋艺日进。   

     我们后会有期。

                   【完】----原文载于【新民围棋】2002年第1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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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泡泡沙    时间: 2013-11-9 23:33

南京围棋业余强豪                                

王森林、杨丁、王宏昌

    笔者很早就有个愿望，想把那些虽不能载入史册，然而却又令人难以忘怀的前辈、同道，以及棋友们的诸多往事汇聚成篇。由于往事湮没多年，而今述出，难免挂一漏万。若有疏漏之处，敬请知者不吝赐教。

闺奁营6号

         闺奁营6号是一座旧式的四合院，座落在洪武路南端东侧。巷小院深，却给棋迷一种温馨宁静的情调。

         就是这座小院落，在文革初期聚集了南京市围棋界的几乎所有高手。小院主人姓范，字德民。他一来得民心，二来年长技高，所以人们尊称他范老。范老在抗日战争前就步入棋坛，与当时的国手刘棣怀的棋力相比要受二子左右。“文革”前范老任南京市棋类协会副主席。

         六四年在无锡饭店举行江苏省少年儿童棋类比赛。在开幕式上，范老作为围棋裁判长站在主席台上。他两鬓斑白的头发浓密地向后梳，留下宽阔的脑门，魁梧的身躯上罩着宽大的绸布衫，一双圆口布鞋穿在脚上，象传统中的老武术家装束。他手里拿着带弯的烟斗放在右胸前，扫视了一遍全场约二百名的棋手，然后说：“现在我宣布，1964年江苏省棋类比赛开幕！”洪钟般的声音在大厅回荡，有一种无可抗拒的威力。事隔三十年，他的形象仍然历历在目。

         这次比赛，范老的得意门生王智拿了儿童冠军。之后，范老办了个少儿围棋训练班，当时学棋的除了王智，还有李钢（现为江苏棋院职业六段棋手）诸根友（现为南京市青少年棋院院长）、李国基等人。

        “文革”时，范老闲居家中，由于没有其它工作职业，生活较为清苦。然而，对围棋的执着追求，对南京围棋界的贡献却是尽心尽力，毫无保留。

         在范老家住的小院深处，有一间过去用作柴房的破旧小屋。为了让棋手有块宁静的天地，范老特意把它收拾了一番。两块门板铺在架子上，勉强可放六盘棋。棋盘是纤维板做的，棋子也大小不一。况且小屋门窗俱无，不避风雨，不挡严寒，然而光顾这间小屋的人全是当时南京的一流好手，像陈嘉谋、陈舜年、王兹安、沈秉存、宋钧兆、欧阳世承、秦永炎、陈毓龙、汤铭钰、胡光华、陶虎文等。郑怀德和薛仰嵩是省专职围棋教练，他们都与范老是至友亲朋，交往甚密，自然也是这里的常客。

          尽管环境、条件极简陋，棋手们还是以能有一块属于自己的天地而感到欣慰。当时他们都有各自的老对手，常常是约好以后对局，采用的是七番棋或是十番棋。一些稍逊于他们棋力的人想要向他们讨教一盘的机会很少。不过话说回来，许多人还进不了闺奁营的门，一则是无人引荐，二则是地方太小，三则是如人多了会引起当地的居委会或派出所的注意，在那样的年代，当然以不惹事为妙。范老还是严格控制来下棋的棋手。但有一个“走资派”例外，这人就是江苏省中医院的老院子、老中医邹云翔。邹院长在文革初期便被“打倒”，除每天早请示晚汇报外，其余时间就到南京市中心新街口的摊贩市场与人下围棋。忽一日被造反派发现揪回去批斗了一番。后巧遇郑怀德老师，被引荐到闺奁营范老家中，成为一个特殊的棋手，从此也有了一个暂时的避风港。范老与邹老弈棋局数最多，从让三子到让二子，邹院长在这里长寿到九十岁才谢世，这是后话。

          范老的让子棋下得很好，南京一些二流水平棋手要被他让到二、三子。即使其他高手能让二子的棋手，他却能让上三子。他擅长腾挪、扭杀，攻击准确且棋形漂亮。复盘时，范老又总是很谦虚，常常自责一些不好的棋，而总是给予对手热心的帮助和肯定。在指出对手错着时总是采用商量的口吻，没有高手的架子，更无那种盛气凌人的姿态。范老和蔼慈祥的长者风范令受教于他的学生和棋手至今都感叹不已。

         范老也有诙谐的时候，记得他的学生金谨亮与人对局时，形势占优就向对方劝降。范老听后没有直接批评，却胜似批评地说：“小金的棋进步蛮快，可说嘴功比棋长得还要快。”

          在笔者的记忆中，范德民这位和蔼慈祥的老人发过一次火，而且是对一个年轻的后生。这位年轻人叫陈冠炯，人们把最后一个字念白了，喊他陈冠军。他当时是插队知青，当许多知青纷纷回城找出路时，他却爱上了围棋。小陈出身书香门第，眼睛有点近视，可他不愿戴眼镜，故而对局时，面孔都凑向棋盘，于是有人送他个绰号：“嗅子子”。

          陈冠炯当时经棋友付华凯引荐到闺奁营范老家中的。他第一天去赶了个大早，范老的房中已有三人，二老一少。一老拄拐杖而立自是范老，另一老这在同少年对弈，显然是师徒俩。后从复盘的称呼中知道，年少的叫彭友敬，年长的则是江苏有名的陈嘉谋老师。

          引荐人将陈冠炯介绍给范老，他微微点头示意坐下来并问了几句。陈冠炯不知规矩，凡是同范老初次对局一般都要让子。他却拿起黑子放了一颗，未曾察觉范老已有不悦之色。对局当中，他什么棋都敢走，不管什么无理棋、俗手、愚型，包括掏茅厕（现在叫搅棋，在别人空里乱搞）。下着、下着范老的脸色变得潮红，显然心烦意乱，局面也越下越差。范老突然喊起来：“从那里来的野棋？！”当时大家都不知道怎么回事，从未见过范老如此发火，这种诧异直到几年后范老因心脏病加中风卧床，人们才明白那时就可能是生病的前兆了。

         范老的折寿一来因生活拮据，二来因围棋事业前景暗淡不免忧郁于怀。在这种情况下，凡是到闺奁营下棋的人，都自觉自愿地交点茶水钱，棋手根据经济状况有付三角五角的，有经济好的象欧阳等人付上一元二元，或送点食品什么的。每逢如此，范老总是过意不去，因为那个年代棋手们谁都不宽裕。但人人都明白，要支撑这样一个属于自己的围棋天地，都应该尽一点菲薄之力的。

          闺奁营6号的棋室，尽管是斑驳陆离，几经风雨的飘摇景象，两张铺板并行排放，加上几条长凳和六付棋具，每日里到此下棋的总有近二十人，爱好者去晚了只能站在一边看棋，哪怕站一个上午都不愿离开一步。因为等位置的人很多，所以特好棋的人总是一大早就到棋室，唯恐晚了没座位。而且大都带着烧饼白水等干粮从早下到晚。最为吸引人的还是这里聚集了南京几乎所有高手，并且全国各地的围棋好手只要到南京来，必到范老家，象国手黄良玉，著名的九段江铸久、七段江鸣久兄弟等人就曾到此下过棋。

    范老有一把日本九段桥本宇太郎题名的纸扇，这把有桥本姓名的纸扇他不轻易拿出，只有在较大的赛事活动或重要的场合才会使用。这里还有一件鲜为人知的事，那是1942年10月，日本当时的一流高手濑越宪作与桥本宇太郎到中国来，在南京同范德民下过棋，根据棋力授予范老初段证书。当时获得段位的中国棋手为数不多。因为时值汪伪时期，对往事范老颇觉难以启齿，故始终避口不谈这段经历。

    1974年春节前的一个上午，范德民老人在与老棋手汤铭钰对局时突然中风。经过抢救虽脱离危险，但他已不能下床。尽管如此，范老还坐床上坚持铺盘下棋。

         范老一病四年，总觉得拖累家人许多，其时许多棋手都去看他，祝愿他能好起来。但范老感到活得太累，故于1978年喝敌敌畏自尽了。人们对他的逝世既感到悲痛，也感到惋惜。但在那样的年代所受的如此遭遇和不幸，也绝不仅仅是范老一人。

陈嘉谋与堆草巷13号

          堆草巷13号是陈嘉谋老师的故居，它座落在仿古情调浓郁的秦淮河东畔----南京长乐路。是典型的老城区风貌。

          陈老师是江苏宜兴人，抗日战争前在上海大夏大学读书。那时他的棋就很好，基本功扎实，与他的同学余孝曾、吕浚等四人并被称为“大夏四杰”。

         抗战胜利后，陈嘉谋到南京下了几年棋，全国解放后，他在南京二中任历史教师。1957年第一届新兴力量运动会中的围棋比赛在上海举行，陈嘉谋获得亚军。在这次比赛中，他力克当时的国手刘棣怀。回来后颇得南京市围棋界的推崇和领导的重视。不久，江苏省围棋队聘请他担任教练。

          陈嘉谋老师的棋风属于“力战型”。他的特点是中盘战斗力极强，对治孤、腾挪、转换的手筋把握的很好。他的另一大特点是与别人对弈时谈笑风生。如对手弱时，他会说：“同侬随便丢丢棋子完咯。”他打入到对方大空成功时会说：“啥侬大形势，纸糊的灯笼，一戳即破。”当别人应错了他的棋，他又会说：“我是开的百货公司，侬不识货，认不得，怎侬赢棋咯？”

          不过，陈老师在辅导学生时却很严肃认真。他的指导棋和讲棋称得上一丝不苟。谁要是走了错着，他批评起来挺严厉。在师承上，陈老师承认王智、彭友敬、陈冠炯是他正宗的弟子。其实，当时有相当一部分青年棋手都受教于他。如蒋长生（后进入省专业队）、姚建科、徐扬、李国建、顾根德、王良光、王迎宪、李平、章国鹰和笔者等。其中和陈老师对局最多的要数姚建科。

          陈老师对姚建科的评价很有趣，说他是绝对的浪漫主义颓废派。因身体较弱小姚平时总比别人穿得多一些。入秋不久便以穿上对襟小夹袄，头戴瓜皮小帽，手中夹着画板。画速写是小姚的另一大业余爱好。与陈老师下棋，小姚受二子输了，受三子也输了，他便要再下一盘，若输了就不回家。结果还是输了，故有了以上嘲弄的评价。不过话虽这么说，陈老师对小姚的评价：“是个棋才，有天份。”果然，在省市的围棋比赛中姚建科多次获冠军，自76年至86年在南京名噪一时。时至今日仍是业余强豪中一流高手，业余六段。

          陈嘉谋的另一个学生彭友敬，棋如其人，宁静、细腻，且沉着稳健，棋理清晰，善博采众长，兼容并受。他在布局方面常有自己的见解，且官子也有精妙之处。在后来的一些对局中，陈老师在开局已占不到便宜，即使中盘能获得一些优势，而到官子阶段往往又被搜刮回去。彭友敬五段(业余)在省市比赛中多次名列前茅，与陈嘉谋的教导十分有关。

          陈嘉谋收的最后一个关门弟子是女棋手朱文馨。朱小姐后来进省队打到专业二段。她现任南京市青少年棋院专职教练。

          陈老师对弟子的偏爱甚深。有次笔者和他对局后闲谈提到王智五段，他说：“王智未能到省队真是太可惜了。”据说当时王智家里很穷，偶与人打架被公安员找去教育了一番。而省队通知王智去报到，电话偏又打到派出所，结果可想而知。王智虽然因此没成为专业棋手，但仍然醉心围棋。92年他还打进江苏前三名，从而进入全国晚报杯业余大赛。现在他自己又在中山门外开了个棋馆。

          陈嘉谋老师常以爱惜的语气对笔者说：“教伊（指王智）棋子，还要把伊饭吃，把伊烟抽。”他如此偏爱王智是有原因的。当时王智的棋风很像老师，属于攻杀型，中盘力量很强。看他们下棋简直像看一场海湾战争，没有布局，看不到官子，几乎都是中盘定胜负。

          陈老师最看不起的是那种布布局，然后铺铺地板，刮刮目数而赢棋的棋风。陈老师力战型棋风是地道的中国流派，它承袭了几千年的围棋传统，而1957年陈嘉谋获全国围棋锦标赛第二名也可以说明了这一点。不过陈老师后来对功夫棋也有所认识，那是他到省队任教练后的那一段时期，因为省队拥有较多资料，尤其是日本的【棋道】等书，对当时的陈嘉谋影响很大。此时他也开始学习起东洋棋道的先进招法与布局，五、六十岁的人还在积极进取的这种精神着实可嘉。

    七十年代陈嘉谋老师退休后闲居。自78年范德民老先生去世后，堆草巷13号也成了众多棋手的云集之地。陈老师的夫人是知识分子，虽不懂围棋，但对丈夫和围棋也倾注了极大的关心和支持。他们家中的客厅就是一个围棋世界的缩影。厅内到处都是围棋书、棋盘和棋子。一张大方桌上的棋盘和棋盒是从不撤去的，若是棋手聚多了，临时也能凑上个四、五盘。

    当时常去的除了陈老师的学生外，还有王兹安、陈舜年、胡光华、汤铭钰、陈毓龙、刘东传、秦永炎、鲍公舜、顾根德、王良光和笔者等。对众多棋手的终日打搅，陈氏夫妇总是热情欢迎，礼数周到。青年棋手向他讨教，也都能受益而归。

    老棋手陈毓龙、汤铭钰是陈老家常客。陈毓龙祖籍福建，毕业于南京中央大学，后为南京东南大学教授。他为人正直，具有学者风度，对弈时端坐如钟，棋风平实有力，形势判断准确，在南京市比赛中获得过好名次。汤铭钰是扬州人，浙江大学毕业，后为某建筑部门高级工程师。他的棋风和陈毓龙很相似，只不过显得更忠厚本分。有此陈嘉谋当着众人面说：“老汤啊，老棋！”汤老的脸微微地红了。陈毓龙和汤铭钰退休后在老干部俱乐部仍是他俩捉对厮杀。后来陈毓龙病故，汤铭钰也就很少下棋了。陈嘉谋老师有感于此曾说：“伯牙绝弦于子期，古今如出一辙。”未免令人感慨叹惜。

    八十年代中期，中日围棋擂台赛如火如荼，南京一些棋馆应运而生。此时晚年的陈嘉谋便是棋馆固定的棋客。一般棋迷找他弈棋总被让上三到五子，局后陈老又十分乐于复盘指教。他的指教颇具特色，一把折扇在棋盘上指指戳戳，俨然圣人般不可抗拒，有些原本让四子的棋，陈老总是咬定五子以上。但实际生活中陈老却极为平易近人。

    陈老每日必到棋室，一个大烟袋一杯茶，中午就在棋室一碗鸡蛋面充饥，下午续战到夜幕降临。笔者有意观察他，上午九时到，下午五时走，像时钟一样准确，几年中从未间断，生活十分有规律。

    1993年夏天，忽有一日他没来棋室，从此再也没来棋室。后来遇到陈老的学生，讲起陈老到棋室的路上，由于雨后路滑跌了一跤，从此卧床不起，竟并发了一些病症。

    在陈老弥留之际，他的老伴打电话给南京青少年棋院，约请院长诸根友，教练朱文馨到家里来，陈老要把几十年所珍藏的上海【围棋】月刊全套合订本赠送给小棋手作学习资料。那天笔者随同前往。

    陈老家里的陈设依然是五十年代的旧家具，一台老式电风扇不停地摇着头。陈老已不复昔日风采，一双深凹的眼眶里流露着一丝期盼。陈嘉谋的老伴取出上海【围棋】杂志和其它诸多资料一本本呈上，陈老努力支撑起身子，用微弱的声音加手势表达了他想要说的话，祝愿小棋手尽快成长。小棋手们给病榻上的陈老系上红领巾并合影留念。

    这是笔者最后一次见到陈嘉谋老先生。两天后，这位江苏棋坛一代著名棋手走了，终年八十二岁。

王兹安老师

    作为南京业余围棋强豪的元老之一，现年七十三岁的王兹安可算是大名鼎鼎的一位了。王兹安是浙江人，业余五段，同时又是著名的会计师。笔者和他有过一段师生缘，至今已有二十多年了。

    1972年5月的一个夜晚，笔者手拿一张时霖（江苏常熟人，曾获江苏省围棋个人赛冠军）写的拜师学棋的介绍信，去拜访王兹安老师。走进王家大门，王老师正伏案打谱。看其陈设俱是老式的家什，但室内收拾得干净整洁，给人一种舒适宁静之感。王老师看信后招呼我们坐下，从一块布套里褪出一块精致的棋盘，又从橱柜里取出一副云子。显然，这套棋具王老师不轻易使用，相比之下，打谱用的那套棋具就逊色多了。

    笔者忐忑不安地问王老师受上几子，他却和气地说：“让子固然可以，但在布局方面的棋就学不到了。”坦诚之言，一种尊敬之情令笔者油然而生。局后的复盘，王老师足足讲了一个多小时。讲的内容也大大超过棋局。

    王老师在送我们出来时再三叮嘱:要多实战，多琢磨，多体会。关于基础书籍，会设法给你们借。果然，事隔一星期，笔者再去时，王老师已借好两本书：【黑布局】、【定式要领】，均是吴清源所著。他要求我们揣摩其熟，用起来才能得心应手。从此以后，笔者一直跟从王老师学棋。

    据王老师回忆，他1936年在上海读初中一年级时，开始接触围棋。1947年，王茲安在上海工作时，常去上海围棋爱好者聚集交流的地方---品芳茶楼和襄阳公园下棋，曾得到围棋老前辈顾水如的指点，也观摩过刘棣怀、王幼宸、魏海鸿等高手的对局。在提高理论水平和丰富实战经验方面都收获不小。

    三年后，王兹安调至南京工作，先后在建邺路棋园茶社、夫子庙文德桥茶馆和围棋前辈范德民家，与老一辈的范德民、陈嘉谋、陈舜年及同龄人郑怀德、薛仰嵩、刘东传等切磋交流棋艺。

    1957年，是王兹安老师围棋生涯中一个重大转折。那一年国家体委正式把棋类列入体育运动项目，在南京市的比赛中，第一年就获得了第二名。次年获得了市赛和省赛的两个冠军。以后的十余年中，他不断取得新的成绩。其中1964年获得江苏省个人锦标赛第一。同年在全国赛中获第十六名，这是当时江苏所有参赛棋手中成绩最好的名次。说来也真可书上一笔，因为这次比赛，江苏参赛运动员名额有五名，而省专业队员只有四人，王兹安是冲抵专业棋手登场角逐的。赛后，他被定为全国专业三段棋手（当时最高段位为五段）。自此到七十年代初的历次南京市比赛，王兹安老师都包揽了冠军。

    王老师的棋，坚实细腻，棋理透彻，悟性极高。作为业余棋手，能达到如此水平实属不易。

    1966年，全国围棋赛在河南郑州举行，王兹安老师担任裁判。他利用空闲时间和国手过惕生下棋。结果王老师执黑183子。按当时计算胜负法为和棋，这盘棋引起了河南省体委的重视，邀请他到河南讲棋任教。但王老师热爱自己的本职工作，故而推辞未去。否则人生之路恐怕又要改写了。

    王老师下棋极为认真，对局中他不考虑成熟决不轻易落子，属长考型棋手，故在南京一流高手之间，他的胜率也是比较高的。他常去闺奁营6号范老家中，并和陈嘉谋老师对局较多。他们都比较熟悉对方棋路，故在布局阶段下得较快，往往进入中盘才会慢下来。当时，陈嘉谋老师戏谑地称王老师的棋为“修脚刀”，用现在术语叫做“搜刮或渗透”。王老师往往在中盘时就为官子阶段的搜刮埋下伏笔。

    此时，南京市的一流高手都比较佩服王兹安的棋，也都乐意和他对上一局。王老师尽管获得不少冠军头衔，他仍和平常一样虚怀若谷，仍在不断地打谱有学习棋艺，在各种比赛中兢兢业业，十分投入。其实，你在任何场合看他下棋都是一丝不苟的。记得有次在范老家中，王老师和蒋长生对局。那时蒋长生还未进省专业队，但他的棋力已具有专业棋手的素质，也很有才气。那盘棋从下午两点一直下到晚上九点才结束，巧成平局。复盘时，笔者说：“你们下到现在，也不吃饭？”蒋长生笑着说：“下起棋来，什么都忘了，你家老师吃棋就吃饱了，不信你问他现在保证不饿。”

    1975年，为推广和普及围棋，国家围棋集训队兵分两路，到全国各地作巡回表演。陈祖德率一队走东路，聂卫平率一队走西路。

    当时，东线的队伍在南京同地方棋手进行了公开表演赛。由张福田讲解黄良玉对王兹安的一盘棋，在南京的业余棋界引起轰动。这局棋王兹安老师发挥得特别好，他执黑势厚并有先手效率，当白棋打入黑阵时，王老师抓住机会攻击白棋，张福田在讲台上称赞黑棋步步紧凑，着着要点，局势向着黑棋有利的方向发展。果然，白大龙虽苦活，但周围的势地丧失殆尽，最后黑中盘胜。这局棋给南京的业余棋手们以极大的鼓舞。

    王兹安老师作为南京业余围棋强豪，在南京大名鼎鼎，慕名学棋者纷至沓来。市体委还聘请他当体校教练。带出了一批优秀棋手，象现今省队的专业七段金渭斌，专业四段姚小敏是迄今为止江苏女棋手中最高段位者（现为深圳市三棋协会秘书长）。还有朱增伟和朱文馨曾进过省队，钟强等为南京市业余五段。

    王兹安老师于1988年获得江苏省体育总局颁发的名誉五段荣誉证书。1989年定为业余五段。以近七十岁高龄，参加了1989年和1990年的“金陵杯”围棋赛，与众多青壮年棋手的争夺中分别获得第八名和第五名，被授予南京围棋十强称号。他还在南京首届棋王赛中获第四名。

    王兹安老师不仅棋品好、人品好，本职工作的水平也可谓“超一流”。他作为高级会计师在退休后受聘于江苏省会计师事务所，担任授课指导，并考核鉴定会计师的工作。1991年，七十高龄的王兹安老师被聘到深圳松辉化工有限公司任财务部经理。

    现在，王兹安老师在深圳的工作很忙，下紧棋的机会少了，但他仍抽空打打谱，自己研究研究棋艺。94年春节，王老师返宁还到棋社去下过棋。

    借此之笔，祝愿王兹安老师健康长寿。

【泰山咖啡馆】与【品芳茶社】

    泰山咖啡馆座落在南京的碑亭巷，五十年代初期也一度成为业余高手的聚集地。当时常去那儿的有章照原、胡沛泉、薛仰嵩、胡光华、刘东传、秦永炎等。作为咖啡馆又是棋馆，去那儿的棋手得要有所消费，否则是不会让你放上棋盘的。故能去的棋手，生活还是较宽裕的。

    在他们当中，胡沛泉的棋力较强，他是南京航空学院的教授，后调上海工作。他被国家体委授予三段，和刘棣怀四段相比是先相先的水平。并且，胡沛泉有鉴定、批准级位的权力，如胡光华、刘东传、秦永炎等人当时的级位就是与胡沛泉对局后拿到的。

    因泰山咖啡馆是个洋味十足的招牌，后被明令禁止营业。此后，薛仰嵩就自己出资，在南京市中心新街口附近办了品芳茶社，实际是继承前道，不使围棋事业半途中落之意。

胡沛泉还经常弄来一些日本的棋谱资料，每人交二元钱充工本费，自己动手刻写蜡纸油印出来。一时间众多棋手争相购阅、传抄，大大开拓了棋手们的视野，他们在对局中也屡屡尝试，积极采用，从而提高了棋艺水平。像胡光华，学棋虽然很早，1946年在中央大学（现南京大学）就会下棋，但棋力不高，毕业后在市计委工作下棋也不多，后因历史的原因，反而给他有时间，有机会下棋，他的棋就是在泰山咖啡馆和品芳茶社得到提高的，并在1961年南京市围棋比赛中荣获冠军。据江苏棋院金渭斌七段回忆，他上小学五年级时就是向胡光华学棋，胡光华老先生可算他的启蒙老师。

    泰山咖啡馆和品芳茶社，虽然存在时间并不长，但在南京棋史上也算很有份量的一手棋，故笔者借此树上一笔。

前辈陈舜年

    在南京的业余围棋强豪中，仍健在的元老级棋手，陈舜年恐怕是年岁最大的一位，他今年八十二岁，笔者去拜访他时，竟未遇上！他的子女说他到清乐棋社下棋去了。

    为此，笔者从城中又追寻到城南的棋社，果然，陈舜年老人正与曾获南京市青年冠军的章国鹰四段对弈。当章国鹰推枰认输时，陈老笑声洪亮：“国鹰啊，你手下留情了吧。”小章则笑答：“陈老师宝刀不老，真是厉害，您如此高龄，棋还下得这样好，我到了八十岁还不知能不能动呢？”章国鹰的话并非奉承，到目前为止，南京老一辈著名棋手，这样高龄还在下棋，并能扳倒青年精锐棋手实属稀有了。

    陈舜年，江苏泰州人，中央大学毕业（现南京大学）。曾任过大学、技校、中学的语文教师，资历较深，最后在江苏扬州中学工作直至退休回宁。

    陈老先生的棋龄可以追溯到中学时代，到上大学时，经棋友介绍拜国手刘棣怀为师学棋。后来陈舜年还曾到上海向顾水如、魏海鸿两位国手请教，受益非浅。当时棋力大概是被顾、魏二老授二、三子。以后，他专心研究棋谱，找名手下棋，苦功之下棋艺也更上一层楼。五十年代末期，扬州市体委邀请刘棣怀去下棋，陈舜年老师已能与刘棣怀让先对弈了。他在参加扬州市的比赛中曾获得个人冠军，在江苏省和南京市的比赛中也曾得过第二、第三好名次。

    在陈老任扬州市棋协负责人期间，曾培养出一些优秀的学生。象现今的甘肃省围棋协会负责人杭承义，当初在扬州就是由陈舜年和姚伟鼎二人介绍到过惕生那里去学棋，后来进入了国家队。再有世界业余围棋冠军获得者邵震中八段，当初在扬州也曾得到陈舜年老师的诸多指点；后来邵震中成名后特地将奖品的棋盘、棋子送给陈老。现今的江苏棋院李钢六段、栾斌五段等均是由陈老启蒙的。

    陈舜年老师的个性刚直不阿，嫉恶如仇。他对弈时不容人品头论足，复盘时有高见尽管讲，商讨切磋方显儒雅。

    陈老对局极讨厌对手搅棋，记忆中他和李国建五段对局，几经交手，李国建已呈败势，但期望在对方空内搞点名堂，结果真出棋了。局后研究，怎么走都没棋，陈老不客气地说：“掏茅厕的棋太臭，我年纪老了，给熏晕了。”不过事后他又说：“怨不得旁人，谁叫你老眼昏花看不准而应错棋呢!”

    当笔者同陈老谈及围棋艺术，老人显得十分激动。他认为，我们对祖国围棋文化遗产有许多不尽如意的地方。陈祖德注释了“当湖十局”、“无极谱”等，马晓春和方天丰合写了“三十六计与围棋”，程晓流编写了“发阳论”，徐荣新和李星开辟了“围棋十诀”等。但在棋文化的历史长河中，整理和挖掘工作仍显得远远不够，已经做的值得推崇，但更要抓紧尚未做的。日本人已经把“棋经十三篇”作为范本，难倒还要等到他们为“弈理指归”作注我们才能迎头赶上吗？虽说围棋没有国界，但毕竟是老祖宗酿的酒，我们不能只喝不酿！

    鉴于陈舜年老人对围棋的热爱和孜孜不倦地追求，江苏省体委特意给陈老颁发了五段证书。他十分珍惜给予他的荣誉和鼓励。在笔者采访他时，他正在参加南京市老干部俱乐部举办的“长寿杯围棋赛”。他兴致勃勃地说：要争取拿冠军。

充满崎岖之路的刘东传

    在南京的老一辈棋手中，人生经历最为艰难曲折的要算刘东传，他是中学的语文教员。笔者第一次见到刘东传是在天元棋社，他年近七旬，清瘦黝黑，一副深度眼镜不下一千度，镜片后一对不大的眼睛却显出一种精明。他同小青年下棋，原本只能让二子的偏要让对方三子，让足了输面大，他却不服输地一盘接着一盘。他下棋落子飞快，往往对方刚落子，他便“啪”地一声应了上去，思维敏捷令人惊讶。

    谈到弈棋史和以往成绩，他会谦和地连连说“不起眼”，只在五十年代南京市比赛中晃动于前三名，却从未得过冠军，但和南京市当时的第一高手陈嘉谋的一盘棋令他至今难忘。那是一盘在几乎赢定的时候突然停电，以致比赛中断，以后再也没有机会补上，而成为一大憾事。

    1956年国手刘棣怀来南京访问，市里选派刘东传去工人文化宫作公开赛。至于为何选到他，也许是棋力在他之上的陈嘉谋怕输了失面子。这样刘东传被授二子同刘大将对弈，此局从序盘到中盘扎扎实实稳稳当当地获取了优势，却在收官时因保守退让丧失大好河山，弈成了一盘和棋。次年秋的全市比赛，刘东传轻松打入前三名，其比赛成绩却不能公布，因为这一年是1957年，这时的他已被打成“右派”。

    谈到“右派”这个话题，触动了他的伤心事，刘东传在棋社当众号啕大哭。三十一岁的而立之年，刘东传被送去改造，此后妻子自杀，唯一的儿子在襁褓之中改名换姓送人抚养。刘东传直到五十三岁才重见天日，他在改造中度过了二十二个春秋。在那个漫长的历史年代，下围棋已成为过去的梦。也许刘东传应庆幸自己死里逃生，大龙侥幸作了两眼，而当时想不通撞气身亡满盘皆输的（自杀）大有人在。

    棋钟毕竟停摆了二十二年，现在刘老的棋力恐怕远逊于青年时代了。两年前，六十七岁的刘老靠着亲戚们资助的一点钱，娶了一位农家女，还生了个女儿，现在已有一岁半了。三口之家靠他的退休工资和为学校刻蜡板挣些补助，合计510元养家糊口。

    但他对棋仍然执着，每当有些时间，他就骑上小三轮车走街串巷，到城中找人下棋。有不认识他的人还会错以为是收破烂的无业人员，对此，刘老不屑一顾。他认为围棋是他的精神支柱，使他在困难面前信心十足。既然棋盘常发生转败为胜，否极泰来之事，人生亦然。

围棋老将王智

    今年四十七岁的围棋老将王智，在少年时代曾有过一段辉煌，并有着“神童”之美誉。

    少年时代的王智，名叫王四一，因他母亲四十一岁生他，故得此名，直到工作以后才改名王智。他在摊贩市场（现已建成金陵饭店）迷上了黑白子。他悟性很高，接受也快，当他把一个成年人打败后，人们用惊讶的眼光看着他，认为他是“神童”。

    人们的断言没有错，1962年，十五岁的王智第一次参加南京市少儿围棋比赛就获得冠军。接下来，1963年的省、市少儿围棋赛，他分别获得省、市个人冠军。1964年省、市少儿围棋赛他再度蝉联冠军。

    当时刚从国家队返宁的郑怀德老师听到王智的情况后，特意去了摊贩市场，并同王智下了考察性质的让子棋，结果很满意。而陈嘉谋老师立时就把王智收为弟子。专业的大门眼看就要向他打开了，然而天不从人愿，王智一步之差终未能进省队。

    事情是这样的，一天下午王智放学回家路上，他同几个小孩因打弹子吵嚷了起来，王智把一个孩子推到了，脸上跌破了，擦出了几道血痕。对方家长闻讯赶来，不知王智是哪里的，便揪着他去了派出所。事有凑巧，省队定下来要他到镇江参加集训，但到处找不到人。无奈，教练打电话到派出所，结果可想而知，王智因打架的案例终于未能成为专业棋手，这在他的人生道路上失去了一个机会，笔者至今写出此事，还为之叹惜。

    王智作为业余棋手，1965年参加南京市青年围棋赛获个人冠军。同年参加江苏省青年赛获个人第二名。这年安徽省围棋队在朱金兆率领下来宁交流棋艺，在两地对抗赛中，王智还曾中盘战胜过朱金兆。

    1966年“文革”后，王智随陈嘉谋老师经常出入闺奁营六号范德民老人家中，这里的前辈范老、陈嘉谋、郑怀德、薛仰嵩等人像父亲般地关心他，使从小就没有得到父爱的王智感受到了诚挚的爱心。

    工作后的王智下棋机会少了，1972年的南京市围棋赛王智一落千丈，只得了第五名。在陈嘉谋老师的严厉批评下，王智开始发奋。从1974年起连续三届均获亚军，在1985年南京市围棋比赛中获得个人冠军。1986年，南京市举办第一届“金陵杯”围棋赛，王智获得第三名。

    1989年江苏省比赛王智获得亚军，姚建科冠军，钟强季军。他们三人代表扬子晚报队参加了全国“晚报杯”业余围棋赛。

    现在，王智的家中有不少小棋手在学棋，白下区体校也聘他担任业余教练。王智教棋一丝不苟，他的心愿是不让小棋手走自己小时候的坎坷之路，甘愿作小棋手的铺路石。

“九段”姚建科

    姚建科这个名字，至少在南京业余棋界已是如雷贯耳。他今年四十三岁，不认识他的人无法相信，他已过不惑之年，因为他有一副永远挂在脸上笑眯眯的摸样和说不完的天真话题。

    姚建科在江苏省和南京市业余围棋赛中所取得的冠军头衔不计其数。他第一次参加南京市比赛就拿了冠军，次年又拿了江苏省冠军，而且是十二全胜。由于姚建科在南京棋迷中称自己是业余九段，故棋迷们干脆不叫他大名，而称“姚九”，于是一传十，十传百，“姚九”就替代了他的真名。

    姚建科身材瘦削，给人以弱不禁风的感觉，他长期病休，无固定住处，但要找他并无难处，在南京大大小小的近十家棋馆、棋社，总会出现姚九的身影，他的生活补贴全靠下指导棋和教学生。

    一日笔者在天元棋社见到姚九，便随他去住处作采访。一个大杂院中尽头的一间旧房子，便是姚九的临时住处。姚九翻出一些早年的手抄棋谱，这是用小竹筒加红印泥和蓝印泥盖出来的棋谱。姚九介绍说，这是1969年借别人订的上海【围棋】月刊抄下来的。1970年全家下放到苏北，还就是靠这些棋谱渡过了三年的农村生活。

    1973年回到南京，经棋友王良光介绍到范德民老前辈家去学棋，当时范老已是八十多岁高龄了。在范老家又认识了陈嘉谋、郑怀德等前辈，只是请教的机会不多，更多的是同蒋长生、王智、李刚等棋手切磋棋艺。

    姚建科学棋刻苦认真，斗室里的一张方桌上只有棋盘和棋子，棋谱则订在墙上，有时夜里醒来也会摆上几步。同高手们的对局，他都认真地记录下来，这种习惯一直保持到今天。姚建科学棋为自己定下一个规矩，就是每天熟记三个定式，做三道死活题、三道官子题，并坚持打一局谱，从中汲取养料充实自己。陈嘉谋老师认为姚建科无师自通，有下棋的天赋。

    1987年姚九经人介绍到西安，当时有一个小棋手叫董彦（八岁），他的父亲董进生是个大学教师，为了给儿子学棋干脆辞职干起了个体户，把挣来的钱支付儿子学棋的学费，董进生有意找家庭教师，这机会便落到了姚九的身上。姚九住在董家，每天上午下两盘棋。这小董彦每学期上课不足一个月，但期中、期末考试总能过关。姚九在董家教棋半年，月工资一百五十元，按当时的生活标准姚九已是十分满足了。1988年姚九二次进董家教棋半年，董彦在1989年十一岁时拿了中华神童杯冠军，尔后两进国家少年集训队，现在成了河北队的台柱。

    姚九在1989年第三次去西安，到了另一位小棋手韩晔家做家庭教师，韩晔1993年进国家少年集训队。

    1986年姚九专程去上海杀了一通棋，当时上海的业余棋界对姚九的到来几乎无人能挡得住，只好请出上海滩的业余强豪李家庆（他后来获得过全国晚报杯业余围棋大赛的冠军），才竭止住姚九所向披靡的势头。

    关于婚姻，光棍了四十三年的姚九连连摇头说：“窝囊、窝囊”。姚九认为自己太迷棋，错过了许多机会，加上生活工作不顺心，没有一个安定的生活环境，一拖再拖到了这把年纪，其间报社记者帮忙在报纸上刊登过姚九的征婚广告，他前后也谈过几个，都是没多久就告吹。直到1994年，姚建科突然福运高照，一名歌舞团的姑娘不知怎么同他谈上了对象。说着姚九翻开枕头抽出两张速写画像，指着画上的人说：“就是她”。画面上的女子肖像给人感觉典雅大方，没想到姚建科居然画得像模像样。

    作为江苏省三届冠军的姚建科，1991年代表江苏参加了全国晚报杯业余围棋大赛，他获得个人第十一名。由于未进入十强，棋迷们称他为“守门员”。1992年他参加在湖南怀化举行的“千人百团”围棋大赛，获得第九名，同年，姚九在全国八省市职工围棋赛上得了亚军。1993年在绍兴举行的历史文化名城八城市围棋赛上又获亚军。

    近来他在南京的霸主地位已开始动摇，对此姚九认为：“如果我还能统治南京棋坛，南京业余围棋的前途就可悲了。”

工人文化宫棋室

    七十年代初期的南京业余围棋界，人才凋零，景象萧条。市工人文化宫里有间围棋、象棋混杂在一起的棋室，棋手们往往为了棋桌而相争。后来有了另一间空房才能容纳下较多的围棋爱好者。

    到棋室来的棋手，水平差距较大，从南京市的二、三流棋手到刚学会下棋的人都有。而一流高手们则不常来，即使来了也极少下棋。记得有次王智和蒋长生来棋室对弈，顿时就被围得水泄不通，天气又热，空气也不好，他俩不得不匆匆结束。

    来这里下棋的并非人人都有许多时间泡棋室，有的利用公休，也有的用假条或开小差到棋室里下棋。棋室开放时间较短，夏天下午一点到晚上七点，冬季太阳落得早，五点钟就关门了。棋室下棋不收费，棋子是一种象馒头一样的玻璃子，质地手感都很差，故有的棋手自带棋具来下棋。

    到棋室时间久了，棋手们彼此都熟悉起来，对各自的棋力也都有了大致的了解，对手也逐渐固定起来。

    已记不得是谁提出来的，我们为什么不能组织一场围棋赛，借此检验一下各自的水平。此言一出，正中众棋手下怀，于是大伙便聚在一起商讨，采纳众议后，归纳为三条：一是场地问题，因棋室本身并不大，作为赛场更显小，需得另找地方才行；二是棋具问题，棋室的棋具有限，比赛起来肯定不够；三是采取什么样的赛制。带着这三个问题，推选代表向棋室管理员求助。管理员老刘虽不怎么懂围棋，但他很热心，在他和许文彬的帮助下解决了这三个问题。

    文化宫南面有一座破旧的二层楼，楼上是堆放器材的仓库，经过收拾整理，比赛总算如期进行了。

    赛场上，有两张画在桌子上棋盘算是很高级的，其余都是塑料布或纸棋盘。棋子是用水泥做的（现在的棋手再也不会见到这样的棋子），还有用做“战备砖”的黄泥捏成圆球再用铅笔刀切开一分为二，一边涂上黑墨水一边涂上白石灰，夏天手心上的汗使棋子变得五颜六色。室内光线较差，昏黄的灯泡没几个，条件十分艰苦。但棋手们还是十分投入，认真地对待每一盘棋，抓棋子的手都是黑漆漆的，不小心沾到身上脸上都是脏，对此谁也没有抱怨，相反地都为能参加比赛而感到自豪，毕竟这是第一次自发地组织参与的比赛。这次比赛顾根德独占鳌头，以下的名次已记不清了。

    顾根德拿了冠军，但是没有奖励，甚至连张奖状都没有，然而棋手们还是很高兴。比赛接束的当天下午，当棋手们正在一起热烈谈论时，冷不防，来了一位带几分秀气的年轻人，他没有自我介绍，却提出要和冠军对弈，尽管在座的人没有一个认识他，但没得说，顾根德不能退缩只能上阵。

    第一盘，顾根德输得有些莫名其妙，可能是七嘴八舌受影响所致。第二盘顾根德就显得非常冷静，到后半盘，顾根德在对方空角里活了一小块棋，原本是净活，但误拐了一手，变成了“小猪嘴”打劫活，这一来又输了，恼得顾根德连叫“怪、怪”。趁人们还在摆弄棋子时，那人却不声不响地走了。后来人们才知道，此人就是姚建科。

    1972年，南京市工人文化宫在总工会的指导下举办了围棋赛。当时参赛棋手的资格要由各个区选拔两名棋手参赛，这次比赛取前五名，最后冠军是蒋长生、亚军朱兆福、第三名金谨亮、第四名蒋孝天、第五名王智。而在工人文化宫棋室下棋的棋手竟无一人能拿到名次，这说明棋室的棋手们和南京市一流高手还有着差距。并且，由于有了区一级围棋赛和市赛，棋迷们就再没有人要自己组织比赛了。

    从那以后，能经常泡在文化宫棋室里的人已不算多。有的棋手因在区比赛中获得名次，故找高手去下棋而不来棋室了；还有的因工作变动或下放农村等种种原因都来得少了。但也有不少新面孔，却是水平较低的。

    当时一直坚持在棋室的是杨根樵、付华凯、章国鹰三人，他们是棋室的佼佼者，也是砥柱，下棋时旁边总是围着许多人。他们三人的水平较接近，只是棋风迥异，付华凯的棋本分老实，相对来说毛病少一些；章国鹰的棋轻灵飘逸，不易捉摸；而杨根樵的棋凶狠残忍，只要对方还未活净，他就紧紧咬住不放直到把对方撕得支离破碎，他才觉得痛快。但杨根樵遇到章国鹰就往往有力使不上，章国鹰的棋象他的名字一样，来得急，飞得快，往往把杨根樵拖得筋疲力尽，嗷嗷直叫。同样，付华凯尽管弈棋是最沉得住气的，但被逼急了也会抓住机会反扑。故此，棋室的棋友们称他们三人为“三驾马车”，他们也常常引为自豪。

    在这个时期常来棋室下棋的人中，还有“大个子”，“青面兽”、“老顽童”等人，他们的真实姓名反倒不知道了。

应运而生的棋社

    八十年代后期，中国的围棋热潮高涨，尤其是中日围棋擂台赛的三连胜，使得广大棋迷们欣喜若狂。并且，国内各大棋战的开赛，通过新闻媒介的广泛传播，也极大地推动了全国各地围棋活动的开展。

    南京的业余围棋也活跃起来。当时南京围棋“热”到什么程度，据新华书店的职工讲是什么书都没有围棋书畅销，入门书一上柜就被抢购一空。日本九段棋手的棋谱和理论书，一天要卖三百本以上。买围棋就更难了，文体商店里，中高档的围棋很难见到，四十多元一副的棋子和棋具，拿出来就“没有”了。

     1990年7月，第五届中日围棋擂台赛，中国棋手钱宇平九段在南京迎战日方擂主武宫正树，当时南京五台山万人体育馆是座无虚席，其场面在南京棋史上空前绝后。著名棋评家曹志林在大棋盘上为万名棋迷作了精彩的大盘讲解。

    在这种形势下，南京的一些棋社也应运而生。

    首先迈出这一步的是鼓楼区棋类协会，他们在南京古林公园开办了棋社。棋社开设学习班、专题讲座、对局讲解等。蒋长生六段、王智五段在这里摆开车轮大战，其影响声势都很大，吸引了众多的围棋爱好者。古林公园围棋社的兴起，引发了一系列的棋社的出现。

    鼓楼大钟亭开办了茶社兼棋室；瞻园路的小党巷有“清乐棋社”；鼓楼付后岗有“鼓楼棋社”；长江路邓府巷后有“天元棋社”；许府巷工人新村有“新兴棋社”；山西路西流湾公园设有棋室；挹江门绣球公园设有棋室；挹江门城楼设有棋室；南京青少年宫设有棋室；莫愁湖胜棋楼有茶座兼棋室。广大棋迷们有了这许多去处，不用再有感慨和遗憾了。

    说道棋社，笔者想起一个人，一个棋界和棋迷们不甚了解，然而对南京业余棋界诸多活动有着功不可没的人物。他，就是三段棋手吴卫平。吴卫平生长在一个知识分子的家庭，他本人在南京市教育局任宣传干部。因他才华横溢不落俗套，故给人印象是思路敏捷、口才极佳，言谈举止都颇有风度。吴卫平酷爱围棋，热心于围棋事业。南京新闻围棋活动的蓬勃开展，新闻围棋俱乐部的成立都与吴卫平的帮助筹划分不开。他四处奔走，创办了南京的“天元棋社”。天元棋社开设了成人、少儿培训班，为棋迷提高棋艺提供了方便，为了办出特色，提高棋社的知名度，吴卫平和众多棋手商讨，还筹办了天元围棋精英赛、南京市天元赛，后来又在南京市建设银行信托投资公司总经理张肇宁的支持下，举办了首届“建行杯”围棋天元赛。

    清乐棋社的负责人付华凯，是一位棋龄较长的业余棋手，他将自己的一间房屋开辟出来作棋室。

    鼓楼棋社的负责人朱兆福，是一位老棋手，曾获南京市围棋赛第二名。他围棋资历较深，棋界朋友很多。棋社的地理位置也很好，与鼓楼大钟亭遥遥相望。

    南京新兴棋社在老棋手朱启浩的主持下，也办出了自己的特色，并举办了各种比赛。

清隽柔和的彭友敬

    彭友敬的棋风，像他的人一样，温和、秀气，尤其是你同他手谈时，会深深感受到他的行棋有如和风细雨，清晰明朗。凡是与彭友敬对弈过的棋手，大都有这样的感受。

    彭友敬很早就从学于陈嘉谋老师，而棋风却与老师迥然不同，故陈老师常说彭友敬的棋软绵绵的像豆腐。然而，承继老师棋风的师兄王智，却往往被彭友敬用磨豆腐的方式，将其形势一点点地磨成汤浆。按理说，彭友敬的棋具有专业棋手的素质，他是那种细究棋理，可塑性很强，值得培养和造就的年轻棋手。可惜他遇上了“文化大革命”，在广阔天地里他的棋艺几乎荒废。他利用业余时间学习文化，拿到了大专文凭，但干的工作却是在一家果品公司的仓库里扛大包。

    1976年，彭友敬获得南京市比赛个人冠军，到1987年再度夺冠，其间整整相隔十年。这十年间他虽总是排名前六，但却难以问鼎，因为比赛的紧棋，需要充沛的体力，像他这种繁重的体力劳动之余再去打比赛，往往有力不从心之感，但他至今跻身于南京业余强豪之列，实在难能可贵。

美国博士陈冠炯

    青年棋手陈冠炯，在今天的南京棋迷中，恐怕已很少有人知道了。其实陈冠炯三十年前就已向沈秉承老人学棋了。以后陈冠炯又在范老家中泡了两年，棋力大涨。

    某日，国手邵震中来看望范老，被陈冠炯相邀对弈，行至中盘，两块棋对杀，执黑的陈冠炯漏算了一个次序，被白棋走出长气妙手而杀黑。局后研究，黑棋可先手双活，那样的话是黑棋有望的局面。笔者后来同邵震中谈及此事，他说，陈冠炯有如此不凡的实力，难怪他能战胜诸多业余强豪。

    令陈冠炯遗憾的是，他从未能参加过正式比赛。他一直是知青，没有城市户口，连参加比赛的资格都没有，但他仍然醉心于围棋。从他许多对局来看，他博采众长，往往不战而屈人。连一向讨厌“铺地板”的陈嘉谋老师，也一反常态地对弟子的棋风大为赏识，并在向人介绍时说这叫“大路棋”，有内容，耐看。

    1977年，陈冠炯终于从农村返城，但却很少在棋界露面。此时，他已考上了南京农学院，以后一路顺风，1980到美国留学，八二年拿到硕士，八四年戴上博士帽。

    1984年陈冠炯从美国回宁探亲，相约笔者一道看望陈嘉谋老师。当时南京棋坛风头最劲的姚建科刚好在场，陈老师二话没说，即要陈冠炯会会姚建科。陈冠炯连连说道多年没机会摸棋子，恐怕不是对手。姚建科也不客气，抓起棋子猜先，结果这盘棋陈冠炯执白半目险胜。陈老师朗声大笑，他连连道：“这下杀了小姚的威风”。

    在美国，陈冠炯拿到博士后，生活工作都较为安定，也有时间下棋了。传闻中国留学生中有位围棋高手，战胜过韩国职业二段棋手，他就是陈冠炯。

夺得“天元”和“棋王”的钟强

    拥有“天元”、“棋王”头衔的钟强五段，是八十年代崛起的棋手，堪称当今南京一流高手。

    钟强1967年生于上海，1969年随父母迁入南京，工作于南京南面的上海梅山冶金公司，这里虽地处偏僻市郊，喜好下棋的人却不少。因父亲钟荣庭初段是围棋骨干，家里几乎天天有棋局。在这样的环境熏陶下，读小学的钟强迷上了围棋。在梅山的棋手中，世代医家的李为孚医师和赵之华、赵之云兄弟关系甚洽，他把赵氏兄弟送给他的手抄棋谱转赠给钟强，加之同父辈的棋友对弈，钟强的棋艺渐上台阶。

    1982年钟强第一次参加雨花区职工围棋赛就获得个人冠军。这时，他在梅山鲜有对手，父亲钟荣庭为使他的棋艺再有提高，决定寻觅高手指导。

    1983年，南京高手王兹安老师接到市体委转来的一封信，写信人就是钟荣庭，他将其子钟强学棋的经过及拜师的迫切心情略述了一遍，请求市体委为其子寻求良师。这样，钟强便成为王兹安老师的又一名学生。王老师下棋非常认真，每着棋都在深思熟虑中，局后又是不厌其烦地一遍遍复盘，令钟强受益匪浅。时至今日，提起王兹安老师这种一丝不苟的敬业精神，钟强仍有肃然起敬之感。

    在钟强学棋的路途中，还得到了南京元老陈嘉谋老师的悉心指导。

    1983年江苏省少年围棋赛，钟强在关键的场次输棋，只得了第四名。当时同场较量的施敏、丁波进入了省队，现都为职业五段棋手。失去这次机会，钟强再也没有机会进入满额的省队了。

    1987年南京首次公开举办了“金陵杯”围棋大赛。这次大赛的规模是空前的，有个人赛还有团体赛，成绩优异者可以定段。由于是首次定段、定级，参赛棋手有上千人，场面热闹非凡，此时也正逢聂卫平在中日围棋擂台赛上屡建奇功，南京正掀起围棋热的大潮。南京高手基本上都到场了，梅山冶金公司也参加了本次大赛，钟强在诸多业余强豪中异军突起，连胜九轮，成为赛场唯一保持不败的棋手，但第十、十一轮钟强相继负于彭友敬和蒋长生，后又连胜三轮，以十二胜二负获得第五名，并获得业余四段，梅山冶金公司队夺得“金陵杯”团体冠军。其后又多次获“金陵杯”团体冠、亚军，成为南京市知名的一支强队。

    1989年，钟强在“金陵杯”赛上夺得个人冠军，并在省赛中跻身三强，从而参加了1990年全国晚报杯业余围棋大赛，在这次全国赛上，钟强不畏强敌，击败了包括浙江好手吴铁民、上海高手张建东等棋手，取得九胜四负的战绩，虽未进入十强，但亦有收获，他被授予业余五段。同年，钟强再次蝉联南京市个人冠军；1991年“金陵杯”亚军；1992年南京“天元”赛冠军；1993年蝉联“天元”；并获得“棋王”赛冠军；1994年代表梅山冶金公司出征上海市职工围棋赛，击败了上海滩诸多强豪，勇夺亚军。

学者孔祥宏

    孔祥宏，浙江人，世代书香，他的言谈举止无不显露出谦谦君子的儒家风度。他在南京业余围棋界虽不算顶尖棋手，却是名符其实的一流强豪，加之他翻译出版了数本日本围棋书籍，在南京及江苏地区业余围棋爱好者中享有很高的知名度。

    少年时代，在上海读书的孔祥宏就迷上了围棋。高中毕业后，他到云南澜沧县插队落户。蹉跎岁月，孤灯一盏，纹枰一块，【桃花泉谱】伴他度过多少清凉孤寂之夜。

1974年，孔祥宏因参加云南省围棋赛成绩出色，入选云南围棋队。1975年、1977年他两次代表云南队参加全国围棋赛。

    1977年，孔祥宏再操笔杆捧起书本，赶上了“文革”后恢复高考的第一班车。1983年孔祥宏研究生毕业后，分配到江苏教育学院历史系任教，现为副教授。

    孔祥宏作为业余五段，又是一名精通日文的学者，他曾编译了日本九段加藤正夫【角部攻防90型】、日本棋院【模样攻防】、大竹英雄【围棋定式的构想】等围棋书籍，在业余围棋爱好者中深受欢迎。

    1986年南京首届文化艺术节围棋赛，孔祥宏第一次出山参赛获得第二名；1987年南京“名手邀请赛”，孔祥宏再夺第二名；1988年、1989年两获南京市围棋“十强称号。”

孔祥宏的声望高了，慕名求学者纷至沓来。业余时间里，孔祥宏辅导了诸多少年儿童棋手，其中不少小棋手在南京市少年儿童比赛中获奖。对此，孔祥宏只言：“为围棋事业仅尽微薄之力吧”。

自学成才的张学忠

    张学忠，浙江宁波人，1949年出生在上海，1966年作为高三届知青插队江西。在那蹉跎岁月的年代，他与围棋结伴、交流、倾诉，至诚至灵，棋艺突飞猛进，有如神助。那时，张学忠经常来南京，并和闺奁营六号、堆草巷十三号结下不解之缘。

    1977年，张学忠参加全国围棋个人赛进入前三十名，1980年至1983年参加江西省围棋赛连获四届冠军。1984年张学忠进入江西省队成为专业棋手，并担任教练，遗憾的是他没有段位。1986年，张学忠代表江西省参加全国团体赛，取得十胜二负的好成绩，这十二盘棋的对手从专业四段到专业八段都有。1986年南京军区司令部组织围棋队，张学忠被选拔入队，并来到了南京。后棋队解散，张学忠成了军区经营部的一名经理转而经商。但无论工作如何变动，酷爱围棋矢志不移，数年来在南京市和江苏省的比赛中总是名列前六名。

关于张学忠还有一些鲜为人知的事，他辅导少年棋手熊雨沛十个月便打上职业初段。姜磊、喻平也都是在张学忠手下学棋不长均进入全国业余十强。这在全国棋界实属罕见，而他却只字不提，若不是笔者早有耳闻，不断地跟他“提劫”，他还不肯用这些“劫材”。

近两年，张学忠五段很少在赛场露面，但经常可以在南京市白下区少体校围棋班上见到他授课。

                   【全文完】

                              -----原文连载于【新民围棋】1995年第一期----第十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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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泡泡沙    时间: 2013-11-9 23:33


                                                          钱塘棋人录

                                          茅永刚  俞翔

浙江围棋元老----张李源

    西子湖畔，群山环抱的杭州棋院棋客云集，有位老人每天下午都来到棋院。这位七十六岁的老人就是浙江围棋第一元老---张李源。

    他最早代表浙江出战全国围棋大赛，退出一线棋战后，又辛勤培育围棋新人。在浙江棋坛，乃至全国围棋界桃李满天下。如今全国围棋段位赛的技术细则，也是张老在十多年前设计、撰写的。

    1950年，由于一个偶然的机会，三十岁的象棋迷张李源在朋友那里认识了黑白子，从此就一发而不可收拾地迷上了围棋。那时杭州延安路上坐落着一个可容纳几百人的喜雨台茶馆，初涉棋坛的张李源往往花几分钱泡上一杯茶。就能和棋友对弈一整天。渐渐张李源的棋力就强了起来。几年后和棋友竺源芷、孙义章脱颖而出，并称“钱塘三剑客”。

    张李源在本地没有了对手，就走南闯北地找高手下棋切磋。在上海前辈高手顾水如那里，张李源受益非浅。顾老指点棋艺之余，还将许多围棋书籍借给张李源。张从中汲取了日本围棋的先进理论，棋艺大进。到1959年第一届全运会召开时，他已是浙江棋坛数一数二的高手了。这距离他第一次拿起黑白子，仅仅只有九年，这是很不容易的因为他这一代棋手，完全是靠着自己，从实战中摸索、成长起来的。

    1959年，张李源代表浙江省，出战第一届全运会的围棋比赛。在小组赛中，与四川黄乘忱、河北庞凤元战成“三环套”，但因在比赛中用时较对手多而未能晋级。

    1960年，日本围棋代表队第一次访华。张李源在杭州比赛中上场，迎战素有“天才”之称的桥本宇太郎。此战中盘，张李源力图凭借执黑先行之利，以力和勇来冲击桥本。但桥本以太极般的推手闪开了一次又一次的冲击，牢牢地把握住了局势。这盘棋的失败使张李源对围棋有了一种全新的理解，并看到了中国围棋水平的差距，

    1960年，张李源出战第二届全国围棋锦标赛。结果又以一分之差未能进入决赛。当时同场竞技的上海名手吴淞笙、沈果孙均比他还低一分，张老对那一次比赛至今仍抱憾。

    1961年秋，市体委派人找到张李源，说：“下午有任务，你先去整整容。”见张李源有些莫明其妙，来人补充说：“提倡下围棋的人要和你下棋。”张李源这才知道，陈毅元帅来杭州了。在一艘游船上，张李源见到了陈老总。当时张李源很拘谨，但省体委一位领导开明地说：“尽管拿出水平来下。”陈老总执黑先行。他的棋思路开阔，不拘小节，张李源乘机作了许多“双活”，最后以微弱优势胜出。张李源当时有些紧张，但陈老总败亦欣然，连声说：“吃过饭再走。”硬是把张李源留住了。后来陈老总离杭时，还乐呵呵地对他说：“下次我来的时候，还要来找你下棋。”说得张李源心里暖洋洋的。

    1963你1月，周总理、陈老总陪同班达拉奈克夫人来杭。陈老总住进了杭州饭店后，说：“我脚疼，不外出了，找人下棋放松放松。”于是又把张李源拉去了。双方互有胜负，但陈老总心里有数，局后他说：“你至少可让我三、四子”。陈老总豁达心胸让张李源至今感慨不已。他说：“陈老总真有大家风度，和他下棋，心情很放松。”

    1963你3月，张李源、竺源芷、姜国震代表浙江赴京参加全国围棋集训。同年秋，日本杉内雅男九段率队来访。比赛时，陈老总特意赶到赛场。在走进大厅时，陈老总第一句就问：“杭州来人了没有？”张李源当时就站了起来。陈老总笑道：“好，你来了。”普通的话语让张李源感动不已。那次比赛陈祖德五战五胜，陈祖德迎战衫内时，张李源在观战室内为陈老总分析局势。七个多小时的激战始终扣人心弦。最终陈祖德以微弱优势战胜了杉内雅男。

    1966年“文革”开始后，各地的围棋队纷纷解散。张李源也被分配去管理游泳池。有一些围棋爱好者知道张老的下落后，经常找到他家里，有人甚至一直找到游泳池边。

    一直在国家队集训的竺源芷也下放到了工厂。回杭时，特意找老对手切磋，下了几十盘棋，互有胜负。竺源芷说：“你在地方上，还能长棋，不容易。”这两个同时成名的老对手“较量”了几十年，至今仍不分伯仲，如今在杭州市离退休职工围棋赛中轮流“坐庄”。

    1972年，陈老总去世了，消息传到杭州，张李源愣住了。他将棋子、棋盘都扔到了角落里，很长一段时间没有摸棋。这是张老围棋生涯中的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停顿。

    1973年，周总理委托方毅同志重新抓围棋，中国围棋事业复苏。浙江也开始筹建省队。市体委主任刘尚文亲自赶到游泳池边，对张老说：“青年路灯光球场楼上的房子归你们了，出山吧。”

    1974年浙江省举行少儿围棋选拔赛，马晓春、陈临新、金茜倩、朱菊菲都入围成了张老的弟子。那时围棋人才奇缺，张老业余棋界的弟子们，都来为小棋手当陪练。张老不仅在棋艺上，也在为人作风上对小棋手们孜孜以求，立下了不准穿拖鞋入教室，落地的棋子一定要捡起等规矩。马晓春年纪最小，也最机灵，有一次拿了鸡毛掸子与朱菊菲对打，将掸子打断了。张老硬是从马晓春的零花钱中扣下五角五分赔偿，以示惩罚。张老严以育人，但在日常生活中对孩子们却很亲切，经常在星期天叫上一辆车，带孩子们一起游西湖。

    那时朱菊菲才十三、四岁，但很懂事，经常为最小的马晓春洗衣服。至今他们的关系仍很好，经常书信往来。如今的马晓春已名满天下，谈到对马晓春的培养时，张老说：“一是靠天分，二是凭自己的努力，我们起得作用是很小的。”如今对马晓春的胜负，张老是别有一份牵挂。

    1962年在合肥举行的全国比赛，张老作了裁判，没想到一干就是三十多年。1982年，国家体委举行国家级裁判考试，张老与另两位围棋界元老郑怀德、刘厚组成了考核小组，为各路围棋裁判出试卷、评定级别。1992年，国家体委授予张老国家荣誉裁判称号，围棋界获此殊荣的只有四人。

    尽管国家围棋段位标准的细则是张老在1981年设计撰写的，但由于种种原因，张老至今还未获得段位。有一年杭州棋院举办业余段位赛，张老为一业余棋手下测试棋。那棋手开口就问：“你是几段？”张老直言相告：“我无段。”那棋手不服了：“你既然无段，凭什么下测试棋？”站在一边的马晓明（马晓春的大哥）说：“你要是连这人都不认识，你还下什么棋？”

    无段的张老至今宝刀不老，几年前，杭州市的姐妹城市----日本福井围棋队来访。领队的福井市市长大武信夫自称是业余六段，来势汹汹，连战连胜。最后一场张老上场，将这位围棋市长大人拿下马来。

    笔者见到张老时，他正在一业余棋赛中执法。七十六岁的老人了，在拥挤的场地中维持秩序，处理纠纷，无论如何忙，只要一坐在棋桌旁，张老就恢复了作为一个棋手的从容与镇定。与笔者闲谈时，张老一只手不住地摸打着棋子，像是抓住了他的根一样。张老说：“都是注定的缘分，我这辈子是离不开围棋了。”

教授棋手竺源芷

    竺源芷是浙江嵊县（现嵊州）人。嵊县素有“围棋之乡”之称，许多人家中都备有棋具，以棋会友。竺源芷自幼学棋，一九四七年考入浙江大学土木系后，仍是手谈不辍，成了杭州喜雨台棋室的常客。五十年代初期，他留校任教时，已在杭州棋坛小有名气。

    由于工作上的需要，竺源芷经常出差到上海。上海当时是全国围棋活动中心，老一辈国手顾水如、刘棣怀、王幼宸、汪振雄享誉全国棋界，令竺源芷有河伯见海之叹。

    竺源芷第一次在上海下棋，是在延安中路的品芳棋室。当时，他一进门就要找最好的棋手对弈，茶房乐呵呵地将他介绍给了刘棣怀。在杭州已少有对手的竺源芷被让四子，这盘棋到中盘后竺源芷仍有较大优势，这时顾水如的弟子，少年陈祖德也来到棋室，“刘大将”见局势已无可挽回，遂借口指导陈祖德，离座而去。

    在上海，竺源芷与老国手汪振雄对弈较多，从五十年代初被让四子，到五十年代末被让先，竺源芷在十年之内取得了显著的进步。

    1960年，竺源芷取得浙江省围棋选拔赛第一名，代表浙江出战当年的全国围棋锦标赛。当时这位初出茅庐的新秀已经三十三岁了，这是中国围棋复兴时的特殊形势所造成的。

    那一年棋坛群雄并起，上海的诸多老国手雄威仍在，中年棋手中安徽黄永吉等人棋艺正处巅峰，青年棋手陈祖德亦已初露锋芒。不料在前几轮比赛中，并不为人所注意的竺源芷一鸣惊人，第四轮击败刘棣怀，第五轮以一子的微弱优势险胜陈祖德后，五战全胜，成为群雄之中脱颖而出的一匹黑马。由于同分者相遇的竞赛规则，竺源芷在后几轮遇上了更为强劲的对手，先后负于黄永吉和王幼宸，最后一轮又惜败与广西袁兆骥，以十胜四负的成绩名列第八。黄永吉、王幼宸、陈祖德、过惕生、刘棣怀分获前五名，袁兆骥因最后一轮的胜利幸运地取得第十名。对于当时并不强大的浙江队来说，竺源芷的第八名已是相当好的成绩了。他当时还在浙江大学教书，全国赛结束后，省体委就开始向浙江大学要人了。

    1962年举行了全国第一次段位赛，竺源芷在小组中棋运不佳，最初虽然战胜了他的强劲对手罗建文，但罗生病中途退出比赛，后几轮弃权，令同组的竞争对手大得便宜，也使竺源芷的对手分受到很大影响。尽管如此，只要他在小组赛最后一轮战胜天津选手蔡学忠，就能进入四段组（当时最高为五段）。这盘棋前半盘竺源芷吃住了蔡学忠的一条大龙，取得压倒性的优势。下午续弈时，竺源芷有些放松，误将蔡学忠的一步打吃仅视为官子而未予理会，结果一着不慎，竟被蔡学忠翻了盘。后来竺源芷虽然发挥出色，连战连胜，但只能获得三段称号。蔡学忠也就成了竺源芷至今不能忘记的几个人之一。

    1963年日本围棋代表团访华，竺源芷在杭州站的比赛中，首战日本棋手田冈敬一业余五段。田冈虽然是业余棋手，但作为一名围棋记者，他对大赛见多识广，思路开阔，经验丰富。这局棋双方形势一直难分伯仲，局面极度微细，竺源芷因在最终阶段下出损着，以二子惜败。后来竺源芷又负于宫本直毅八段，竺老感到实力确实存在着差距，因此并不遗憾。由于对先进的日本围棋的接触与领悟，竺老的棋风从年轻时的锋芒毕露而逐渐趋向平缓，后发制人。

    由于竺源芷多次代表浙江参加全国大赛，1964年，省体委干脆将他从浙江大学调到省体工大队专业搞围棋。1965年竺源芷又被调到国家体委，担任国家围棋集训队教练。

    不久“文革”爆发，棋手们都逍遥了。由于竺源芷的家庭出身是“地主”，有人给他贴了大字报，进行了批判，于是他这个教练就更逍遥了。经常有北大、清华的教师来拉他下棋。其他运动队爱好围棋的“走资派”们靠边站后，也经常往棋队跑，朋友倒是越来越多了。

    1970年国家围棋队解散后，竺源芷下放到五七干校劳动，后几经辗转，当年年底被调回浙江大学。从干校动身时，陈祖德冒着刺骨的严寒，同行了四、五十里地，将竺教练送上了南下的列车。

    在近十年的教练生涯中，有两位弟子竺老如今常常谈起。他们“出道”时的经历极为相似，都是由竺老带着参加全国少年比赛，都取得了亚军，只不过一前一后相隔了十五年。前者是如今的浙江省省队教练姜国震，后者就是当今棋坛“神算子”马晓春。

    1962年姜国震在全国少年比赛中成名后，调入省队。当时浙江省围棋队刚筹建，很长一段时间里只有竺老和他师徒二人，编制倒是相当精简。

    七十年代中期，竺老虽然在浙江大学教书，可是省队经常将他借调出来担任教练工作。这段时间马晓春在省队训练，后来进入了国家队，还经常将自己的对局记录下来，寄给竺老。

    竺老在浙江大学求学与执教，共度过了四十多年，目睹了杭州高校围棋的发展。四、五十年代，校园内的围棋爱好者还很少。“文革”时，社会上产生了许多逍遥派，以围棋消闲解忧。“文革”结束恢复高考时，许多围棋爱好者考入了高等院校；“聂旋风”的刮起，又为高校围棋热推波助澜，杭州高校的围棋活动也逐年蓬勃兴起了。

    1986年7月，全国大学生围棋赛在安徽屯溪举行。杭州各高校的棋迷闻讯后，自发奔走组建了浙江队。他们自己与省教委联系，自己拉赞助，参赛人员由各校推荐协调。领军主将是马晓春的兄长、当时在杭州大学就读的马晓明；对教练一职，大家一致请竺老出山。竺老义不容辞，带领着这支寄托着杭城高校棋迷希望的队伍奔赴安徽。

    大赛中各省市代表队强手如林，竺老运筹帷幄，帐下诸将则尽心奋战。最终男队取得团体亚军（冠军为上海队），女队取得团体第四名（前三名为北京、上海、陕西）。浙江队主将马晓明获得男子个人赛亚军（冠军为芮乃健）。竺老带队凯旋而归。

    如今竺老虽已退休在家，但仍不时受登门拜访的师生邀请出山，或是担任学生比赛的裁判长，或是参加师生对抗赛，各校间的教工对抗赛。

父子棋手孙义章、孙国梁

    杭州棋手孙义章，业余学棋五十余载，至今手谈不辍。他成名于五十年代，与张李源、竺源芷并称杭州围棋三杰。其子孙国梁，亦为杭州业余好手，全国晚报杯大赛中取得佳绩。父子两代棋手，在杭城传为佳话。

    孙义章，宁波人。抗战期间到了福建，在一药店里工作，药房里的医生治病之余，以围棋为乐，孙义章先看后学，逐渐能与之同乐，成为一个棋迷。

    抗战胜利后，孙义章来到杭州。空闲时，则流连于喜雨台茶社，这是旧时杭州最大的一处茶楼能容纳上千茶客，分作几个堂口。下围棋的堂口很大，入口处悬一横匾，上书“喜雨台”三字，为民国时浙军少将竺鸣涛所题。竺曾任杭州警察局局长，由他题名具有震慑流氓的作用。茶楼内四边均设有躺椅可供休息，棋桌均为八仙桌，太湖石桌面，备有棋具供茶客借用。因地处闹市，楼上弈棋喝茶、楼下可吃饭，极为方便。因而，喜雨台成为当时杭州的棋文化中心，本地高手均在此弈棋；南来北往的外地棋迷如过杭州，亦多往喜雨台观棋对弈。当时孙义章专攻围棋，长进很快。

    1958年，喜雨台停办，杭州棋迷失去了一个主要的活动场所。

    1959年8月，杭州市成立了全省第一个棋类运动协会，并在市体委的支持下，设立了杭州棋社，对外开放，受到棋迷欢迎。张李源担任棋社的围棋教练，孙义章亦经常去棋社，那时他已是杭州一流高手了。

    当时棋社共有三间房间，约五十平方米，夜晚亦开放。夏天来下棋的人多了，就将电灯拉到室外，在花园内、走廊上均可下棋，杭州棋社继喜雨台之后成为棋迷们的又一乐园。

    在棋社弈棋时，孙义章发现一少年经常到场，思路不俗，便推荐他参加了棋社的暑期活动班，这个少年便是后来担任浙江围棋队教练的姜国震。孙老无意之间当了一回“伯乐”。

   “文革”期间围棋成了“四旧”，公开场所不能下棋了，孙老家里就成为杭州高手常去的活动点，常客有张李源、竺源芷、姜国震等。现杭州棋院院长董银奎也经常到场，董的棋艺长进，与他常到孙家下棋有直接的关系。后来省队恢复时，初期挑大梁的棋手几乎全是孙老家的常客。

    1974年，浙江省围棋队重建后，从全省各地选拔了一批小棋手。孙老虽然一直是业余棋手，但由于水平较高，也经常到省队下棋，为小棋手们当陪练、作指导，马晓春、陈临新等也均到过孙老家里。

    给孙老留下极深印象的是江鸣久、江铸久兄弟。1974年他俩才十五、六岁，从山西辗转千里，到江南来学棋，到杭州时就住在市体委招待所，白天接受培训，晚上则哥俩一起研究，十分勤奋。当时孙老仅能让江鸣久一先。而江铸久当时棋力还弱，后来他在1978年的全国少年赛中一举夺魁。孙老知道，这绝非偶然。

    孙老自己下棋之余，还悉心辅导其子孙国梁。将门出虎子，孙国梁很快成为杭州市一代强豪。

    七十年代初，孙老家中围棋高手人来人往，当时的孙国梁根本不懂棋，也没有想过要学棋，若以一个棋迷的眼光来看，是可惜了这环境了。

    1972年下半年，孙国梁才开始从父学棋。当时孙老循序渐进，待孙国梁掌握了基本技巧与战术思想后，先找可让孙国梁二子的棋手，与孙国梁下二子棋，待爱子水平提高至可分先下时，再请水平高一些的棋手来下授二子棋。孙老自己是不与爱子直接下的，他认为，让一个初学棋的孩子与高手下，“火”太猛了，对高手的棋难以理解，让子太多，胆子又会变小。这样循序渐进，水平提高较快。每次对局后，孙老总是耐心地复盘讲解，他认为这是长棋的关键。当年他在喜雨台弈棋时，高手对弈后都是不复盘的，全靠自己去理解，但总是有许多疑问自己一时消化不了，影响了水平的提高，因此他在复盘上花了许多力气。同时，还找出合适的围棋书籍，让孙国梁开拓眼界。在孙老的悉心指导下，仅仅一年后，孙老只能让其三子了。

    1973年底，在全国十城市围棋邀请赛少年组的比赛中，孙国梁取得第六名，当时的前三名是王群、江鸣久、邵震中。

    1974年2月，孙国梁进入省围棋队，成了马晓春、陈临新等棋手的大师兄。但黑白胜负世界是残酷的，1977年孙国梁代表浙江队出战全国团体赛，大败而归。八十年代退役后，孙国梁曾到银行工作，也“下过海”，但杭州棋院一成立，他还是马上归来；因为他知道，自己的天地，还是在那一方小小的棋枰上。

    1989年，孙国梁参加了第二届晚报杯全国业余围棋大赛。比赛中接连战胜了沈兴、李建兵、蒋丹宁等诸多好手。那一届最关键的一役是孙国梁对南京强手蒋长生的一局，那局棋用旁观者的话说，孙国梁有一百过赢的机会，可是他偏偏就走火入魔。在中盘后期局势大优的有利形势下，孙国梁未能及时“缩小”棋盘，简明定型，而是大举进攻，局势变得十分复杂。而蒋长生在那届比赛中的经历颇有戏剧性，一开始连负两盘，此后便有如神助，怎么下怎么赢，余下的十一盘棋连胜到底；对孙国梁的这盘棋当然也不例外，孙国梁吃棋不成，反而白白损了不少目数，最后以微弱差距败北。最后名列蒋长生之后，获得亚军。

    在第三届晚报杯比赛中，孙国梁在前半程取得七胜一负的好成绩。休息一天后，在第九轮遭遇上海强豪李家庆。孙国梁的棋虽是家传，但与父亲力战型棋风不同，棋路较为均衡，结果棋越来越细，最终输了半目。此局一失，信心动摇，在后五轮中接连败走麦城，最终仅名列第十三名。

    1996年，第九届晚报杯比赛中，孙国梁卷土重来。不过此时已不再是老将们的天下了，十几岁的新秀咄咄逼人，杀得老将们纷纷落马。孙国梁在小组赛中连涉险关，第七轮与同为五胜一负的上海棋手刘轶一相遇，刘与常昊是师兄弟，棋力之强自不待言。布局时，孙国梁在右下角定式中突出奇兵，下出了新手，而刘轶一应对有误，被孙国梁脱先在别处连下数手，刘轶一大局落后。此后在一个大转换后，孙国梁抓住稍纵即逝的时机，利用残子在对方的大模样中活出一块棋，仅下了一百余手，刘轶一即投子认输。孙国梁在小组中处于极为有利的位置。

    倒数第二轮，孙国梁与十二岁的武汉小将陈佳争夺小组头名。棋局始终很细，在最后官子阶段陈佳撞紧气后，大空中味道恶劣，但当时双方均未看清。后来还是陈佳抢先补了棋，孙国梁以半目告负，名列小组第三，最终获得第六名。在领奖台上，孙国梁环顾四周，发现十强之中，老将除了自己，只有名列第十的孙乃经了。其余都是十几岁的年轻棋手，安徽老将韩启宇拍着孙国梁的肩膀叹道：“还是你行！”

浙江职业棋手第一人姜国震

    姜国震是中国围棋陈、吴时代的国手，也是浙江专业围棋的第一人。在浙江棋坛上承张李源、竺源芷、孙义章，下启马晓春、陈临新、俞斌，是继往开来的重要人物。自1974年浙江省围棋队重建起，担任教练至今，浙江围棋的崛起，姜国震功不可没。

    姜国震祖籍杭州，读小学时，家对面新开了一家棋社，这是浙江省棋类协会于1959年3月成立的杭州棋社。棋客们的喧哗逐渐将姜国震吸引到那一方小小的黑白世界之中，当时少年学棋者凤毛麟角，十一岁的姜国震在众多中年、老年棋手中颇为引人注目。

    1960年初夏，一天姜国震对弈后正收拾棋具，一位老先生走过来，问他可有兴趣参加棋社暑期举办的围棋培训班，从此围棋艺术殿堂的大门向姜国震敞开。后来姜国震才知道，这位老先生就是“钱塘三剑客”之中的孙义章，他注意姜国震已很久了。

    暑期，姜国震师从孙老及棋社专职围棋教练张李源老先生学棋。围棋水平有了飞跃，从此他白天读书，夜晚就到棋社下棋，经常去棋社的钱素斋、夏雨田老先生与姜对弈，使姜国震获益非浅。

    1961年夏天，十四岁的姜国震参加了当年的杭州市围棋比赛，在众多成人棋手中脱颖而出，获得第六名。在比赛中，冲劲十足的姜国震战胜了孙义章，也算是对老师作了最好的报答。

    1962年，安徽围棋队来杭州交流比赛，姜国震与当时少年棋手中的佼佼者王汝南、吴传穗各下五局，胜负参半。由于1960年安徽出了全国冠军黄永吉，因此围棋队起步早，培训环境好。姜国震作为业余棋手能下成这种结果，足见其平时的努力。

    在同年的升高中考试中，姜国震考入了重点中学杭州二中，同时，省体委也决定吸收姜国震为围棋运动员，在心爱的黑白子与同样心爱的书本之间，少年姜国震作出了人生道路上的第一次抉择。1962年8月29日，是他终生难忘的日子，姜国震进入省体工大队，成为浙江第一名围棋职业棋手。

    进入省队的姜国震形单影只，围棋队只有张李源教练和他一个棋手，整天一个人看书、打谱。有时就与张李源老师对弈，这时张老师让姜国震二子已十分艰难，直到获得当年全国比赛第八名的竺源芷回杭，借调至省体委工作后，姜国震学棋的环境才渐渐有所好转。

    9月上旬，姜国震与来访的日本文部大臣松村谦三先生对弈，松村曾多次来华，推动了两国文化，特别是围棋方面的交流。对局结束后，松村先生很高兴，表示要向陈毅元帅推荐姜国震。

    自五十年代中期中国围棋事业复苏以来，全国不少城市开展围棋活动，一些少年棋手脱颖而出。1962年10月，在北京举行的全国六城市少年儿童围棋赛，对全国围棋新生力量作了一次大检阅。当时参加的是围棋基础较好的北京、上海、合肥、成都、广州五城市，每个城市出八人。后来浙江省体委特别推荐姜国震参赛，赛程未过半，姜国震与王汝南相遇，中盘时姜国震有一个绝好的机会，可以征子为劫材，然后再挑起大劫，将一举定乾坤。但时机稍纵即逝，王汝南后半盘定型与官子功夫深厚，最后姜国震以三子告负，这局棋其实也是后来的冠亚军之争。比赛结束后，陈老总兴致勃勃地来发奖，轮到姜国震时，陈老总笑着问：“你是不是杭州下棋出色的那个少年啊?”并询问了姜国震与松村谦三先生下棋的情况。

    全国少年赛结束后，姜国震未回杭州，马不停蹄地参加了十一月在合肥举行的全国围棋个人赛，也是全国第一次段位赛。比赛中姜国震执白力克江苏国手陈锡明，最终姜国震被定为初段。在1962年比赛后，姜国震棋力大进，回杭州后，与竺源芷下升降棋，由被让二子升到让先。

    1963年3月，国家体委抽调各地好手集训，筹建国家队。姜国震与张李源、竺源芷代表浙江赴京，那次集训群贤俱至，有七、八十岁的老翁，也有十六、七岁如王汝南、姜国震等少年。陈老总对集训颇为关注，经常到场视察。

    1965年4月，日本围棋代表团访华。姜国震在杭州站比赛中执黑迎战安倍吉辉五段，安倍正值壮年，是日本棋坛成名棋手，此次访华连战连胜。面对强敌，姜国震全力以赴，先力求局势不落后，安倍毕竟功力深厚，在中盘后期白棋领先；姜国震在收官阶段又顽强地追赶上来，局面再次混沌，这盘棋恶战九个多小时，姜国震终于以半子优势险胜。安倍局后笑着对姜国震说：你有三段以上的实力。

    1966年的全国赛中，姜国震发挥出色，在预赛中以小组第一出线。但在决赛后半程，传来了母亲病危的消息，结果在最后几局棋中发挥失常。尤以最后一局以一目之差惜败于四川棋手周孝棠，仅获得第七名，不过这已是“文革”前浙江棋手在全国赛中取得的最好成绩。

      【注：杭州棋手董文渊自三十年代起活跃于上海棋坛，解放初期达到全国一流水平，因故被劳动改造数年，1961年出狱，1962年代表浙江队出战全国个人赛，获得第四名，这个名次应是浙江队“文革”前的最好成绩。但董文渊恶习难改，于1964年被浙江队开除。】

    1970年7月，国家围棋队解散，姜国震几经辗转，回到杭州通用机器厂当工人，当时顽强被视为四旧，没有任何复兴的希望，但姜国震对自己当年的选择始终无悔。工作之余，常到启蒙恩师孙义章家中，与众棋友相聚，不闻窗外之事，忘却身外之忧，其乐也融融。

    两年弹指一挥间，1973年初，国家体委恢复了国家围棋队。姜国震归队参加集训，集训结束后，姜国震几经思考，作出了人生道路上的第二次选择----留在杭州，为杭州培养出一些人才。

    姜国震回省后就开始组建浙江围棋队，与张李源老师一起到省内各地区挖掘好苗子。1974年4月在天台举行的全省比赛中，姜国震发现一个十岁的少年棋下得飞快，看似漫不经心，但打在棋盘上的一个个棋子，却极有灵气，引起了他的注意。局后，他邀这位少年下一局，少年知道是遇到高手了，主动摆好四子，姜国震示意要摆七子，那少年还有点不服气。结果那盘棋少年输了，但他的才气却给姜国震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那少年就是后来名闻四海的神算子马晓春。

    千里之行始于足下，姜国震成了孩子王，手下有马晓春、陈临新、程征宇、金茜倩、朱菊菲等少年棋手。他知道，这些少年棋手正是将来浙江乃至中国围棋的希望所在。

    1975年初，王汝南写信给姜国震，说由于某些原因，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的聂卫平，无法回到北京，想让聂卫平到浙江来，好不好？姜国震当即答应下来，并让棋队领队到哈尔滨去请聂卫平。领队途经北京，由于与北京体委关系较好，留住了一天，言谈间就透露：我要去哈尔滨请聂卫平来我们浙江，风声一传，北京棋院急了，立即派人星夜出关，急急将聂卫平抢到手。

    老聂虽然没有来成，但与浙江也有缘。不久马晓春到北京后，聂卫平主动提出由他来带马晓春，进入国家队的马晓春棋力飞涨，很快就在浙江队里挑起了大梁。1981年全国团体赛，以年轻棋手出战的浙江男队获得亚军、女队获得第三名；次年年仅十八岁的马晓春夺得全国男子个人冠军，这标志着浙江围棋的崛起。

    浙江棋手个性较强，因此个人赛成绩较佳，团体赛则逊色不少。每次比赛前，姜国震在排兵布阵上必因人而定位。经过七年磨练，1988年，以马晓春、俞斌、陈临新、杨士海组成的浙江队首次夺得了全国冠军。

    成绩已属过去，姜国震又转向对新一代棋手的培养，昔日少年，今已白头，却始终兢兢业业地书写着浙江围棋的辉煌。

西子湖畔的“棋官”----董银奎

    杭州棋院院长董银奎今年四十五岁，围棋世家，与棋结缘三十多个春秋。他的叔叔就是自三十年代起，活跃于上海棋坛的著名棋手---董文渊，董文渊在1962年代表浙江队参加全国个人赛，获得第四名，前三名是过惕生、陈祖德、吴淞笙，足可见其实力。现在董银奎十六岁的女儿董勤也是一把好手，已经达到与他仅差一先的水平。

    董银奎，这位自称是从街巷棋摊中练出来的棋手，曾进入过浙江省队、国家集训队。如今虽早已退役，但他一直在业余棋坛拼搏不已，曾两度闯入晚报杯十强。

    董银奎的实力是在街巷棋摊的力战中一点一滴积聚起来的，六十年代初，董银奎还是个学棋伊始的小学生，对杭州城内所有的围棋活动点了如指掌，四处征战不已。用他自己的话说：那时在棋上空有一股蛮力。后来在“文革”中遇到了竺源芷和张李源老师，得到了名师的指点。1973年国家队恢复集训时，由于竺源芷老师的推荐，当时还在杭州蒸笼厂工作的董银奎得以入选。但毕竟基础太差，集训一段时间后即返回杭州，进入浙江省队当了教练。

    1974年夏天，从嵊县（现嵊州）选拔到省队的小棋手马晓春回家后，未按时返队参加集训，过了很长时间也没有音讯。董银奎亲自乘车辗转赶到马晓春家里，与马晓春的家长沟通，终于将马晓春带回了杭州。二十年后，马晓春的母亲在杭州再遇董银奎时，一眼就认出了他就是当年的董教练，谈起往事，两人感叹不已。

    在首届全国晚报杯业余大赛中，董银奎名列第四。比赛结束后，职业棋手与业余强豪进行十台对抗（授二子）。董银奎迎战芮乃伟九段，战至中盘董银奎实地不足，但是白棋盘上有两块棋未安定，董银奎发动猛攻，最终白棋一块二十多子的大龙被董银奎吃住。局后芮乃伟九段感叹：“我没想到业余棋手会有这样强的中盘战斗力。”

    在第一届晚报杯赛后不久，举行了中日业余十强对抗赛，以后每年一次形成了一个传统赛事。董银奎至今已参加了五届比赛，取得了八胜三负的好成绩，包括执白击败了日本名将平田博则。

    1986年2月，在邢子陶等省市领导和体委领导的大力支持下，在杭州国货路青年会的五间平房里，董银奎等人挂起了杭州棋院的牌子。此时中日围棋擂台赛激战正酣，中国围棋迎来了自己的又一个春天。杭州棋院刚成立即举办了杭州市业余围棋段位赛，棋迷们踊跃参赛。此后每年段位赛参加人数众多，最多一年的参加者近千人。

    棋院的发展得到了市领导的大力支持，1986年市政府将西湖边的一幢楼房拨给棋院，从此杭州棋院就座落在了风景秀丽的西子湖畔。棋院越办越大，承办的赛事也越来越大。作为棋院院长，面临的问题就更多更大。1992年，棋院同时承办了当年的中日天元赛和全国围棋段位赛，由于安排在不同的地点举行。董银奎只恨分身无术，每天都要两边跑。在中日天元对抗赛第二轮比赛快开始时，有人突然发现棋桌上未设置棋钟，现场也找不到。这可是个国际性的赛事啊，在场的人都了眼，幸亏裁判长陈祖德急中生智，挺身而出，为林海峰、聂卫平祥读两人明显都已熟知的比赛规则。十分钟后，他才被火速送来的棋钟“救”下场来。董银奎至今仍对此感叹不已，承办比赛一点都马虎不得。

    棋院的围棋弟子出了一茬又一茬，但基本处于自生自灭的境地，少数进入省队深造，多数人由于超龄，只能与职业棋手的梦想告别。他们中有些是很有潜力的好苗子。看到这种情况，董银奎逐渐产生了组建杭州市专业围棋队的想法，给超龄的小棋手以更多的机会，也为棋院的长远发展打基础。

    1996年夏，全国围棋团体赛在太原举行，董银奎带着省队的施洲三段和棋院里最好的三个小棋手，来到太原参加乙级联赛。这是一支参加职业围棋赛的业余队，其成绩可想而知，董银奎只是让孩子们领会职业棋手对棋的理解，感受职业大赛的气氛，为成立杭州市专业队打基础。

    太原归来，董银奎开始实施一个宏大的布局：棋院要设立杭州市专业围棋队，并筹建5000平方米的训练场地。董银奎为这局棋奔走不已，近来他透露：“中盘战”胜利结束了，“官子阶段”已不影响胜负。[成也萧何败萧何，董银奎就到在这个工程上。]

孩子王冯永椿

    浙江省每年的省围棋比赛赛场上，经常出现这样的情景：整场偃旗息鼓，只剩下一个高个子腰杆挺得笔直，还在耐心地与对手周旋。他的计时钟上虽然已只有几分钟了，依然从容落子，这个人就是冯永椿。他的成绩相当稳定，几乎年年都打入省赛的前五名。

   杭州老将冯永椿在棋坛闯荡了三十多年，现在已到了知天命的年纪。他下得一手讲道理的“规范”棋，这也许和他当了二十多年的“孩子王”有关系，用他的话说：“总得给孩子们作个样子······”

    1962年初夏，十六岁的冯永椿到学校附近的上城区文化馆借书。无意中看到棋牌室有人在下围棋，当时从未见过围棋的冯永椿走进去观战。结果书没借成，却与围棋接了缘。从此冯永椿每天放学后必先到棋室，由作壁上观，到上场厮杀，棋艺逐渐提高。到当年底，他已青出于蓝，在棋室中少有对手。棋室里有位任老先生，将冯永椿推荐到当时杭州名手张李源门下。在名师指点的同时，冯永椿又如饥似渴地阅读当时能找到的围棋书籍，从古谱【弈理指归】，到当时创刊不久的【围棋】月刊，不断开阔视野。半年后，冯永椿在市少儿围棋比赛中取得第一名。两个月后，冯永椿又在全省少儿围棋比赛中以全胜成绩夺冠，成为杭州棋坛的后起之秀。

    1964年冬，日本业余棋界元老安永一先生来到杭州，同行者有七段棋手石毛嘉久夫等人。冯永椿被授二子与安永一对弈，这局棋在对杀中，白棋以“大眼杀小眼”击溃了黑棋。局后安永一老先生详细地复了盘，并在棋局胜负处指出：“要掌握胜负分寸。”这句话冯永椿铭记至今，对他的棋风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1966年春，冯永椿与竺源芷、孙义章、姜国震等棋手同赴河南郑州，参加了当年的全国赛。在小组赛中冯永椿未能晋级，但冯永椿并未沮丧因为来日方长。不料一个月后，“文革”爆发，在激烈的社会动荡中，棋手们各奔东西，一代棋人的梦想顿时化为泡影······

    当这场史无前例的“革命”风暴渐止时，许多少年人的青春岁月也已逝去。1973年7月，冯永椿回到省体工队，参加了体委组织集训，被任命为队长。

    1974年，由于省队教练姜国震赴京集训，体委任命冯永椿为少年棋手的临时教练。小棋手们上午读书，下午训练，他则上午研究前一天小棋手的对局谱，写下评语，下午为其讲解。这些小棋手中给他印象最深的是马晓春，当时的马晓春学习相当勤奋，在棋上花的时间非常多，以致在同伴中显得有些孤僻。1976年的省赛中，十二岁的马晓春夺得亚军。马晓春成为出色棋手是众人意料之中的，但其崛起速度之快却令人没有想到。

    八十年代，冯永椿虽然退了下来，但仍保持较高的水平，1981年第三届新体育杯比赛，他作为业余棋手出场，第一轮中盘击败陈临新。1988年，他又在浙江省首届段位赛上问鼎，定为省业余五段。

    杭州众安桥“多益处”酒家三楼有一间宽敞明亮的棋室，冯永椿现在这里当“孩子王”。二十多年来，冯永椿送走了无数弟子，而他依然在喧闹的酒楼之上，平静地迎接着新来的孩子。像在比赛中，一丝不苟地下着一局旷日持久的“功夫”棋······

浙江队的“大师哥”----居伟钊

    居伟钊读小学时学棋，进步很快，在一起学棋的师兄弟中很快脱颖而出。1974年初，十四岁的居伟钊被选入刚组建不久的浙江省围棋队，成为队中的第一名队员。不久，孙国梁也经选拔入队，两人整日对弈，难分仲伯。数月后，当从全省各地选拔来的小棋手马晓春、陈临新等人入队时，与他们这两位师兄的水平差距还比较大。

    1974年8月，居伟钊和孙国梁、朱菊菲参加了在成都举行的全国围棋赛，年轻的浙江队初露锋芒获得第五名。居伟钊在比赛中发挥得不错。1975年居伟钊再度代表浙江队参加了全国团体赛。

    由于居伟钊入队时年龄偏大，因此在队里主要起承上启下的作用，打了两年比赛后便退下了第一线，把锻炼的机会让给了师弟师妹，他平时则多作些协助工作：安排对局、担任陪练，这一干就是十年。十年中浙江队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师弟师妹换了一批又一批，而他依然默默地做着看来是十分简单枯燥的工作。

    1984年，居伟钊离开了他为之奋斗了十几年省队，他虽然离开了棋队，但并未离开围棋，又曾到市青少年活动中心担任围棋培训工作，继续为浙江围棋效力。

浙江队的“铁三台”----程征宇

    1974年秋，十二岁的温州小棋手程征宇接到了省队的集训通知，他来到杭州，和同一批入选的众多师弟师妹一起，先到市体委张李源教练那里代培了一年，张老门下一时之间人才济济。当时围棋活动正在全国复苏，学棋的环境较好，经常有十几名业余强手来当陪练，一年里，程征宇取得了明显的进步。

    不久，这一批小棋手中的佼佼者：马晓春、陈临新、程征宇、朱菊菲、金茜倩、虞丹平，共计六人成为浙江队的主力队员。

    1976年，程征宇第一次代表浙江队参加全国团体赛，在六月份合肥举行的预赛中，浙江队取得了决赛权。本来决赛将在下半年举行，但由于当年毛主席逝世等一系列重大事件发生，当时国内所有体育赛事均暂停，程征宇失去了一次锻炼的机会。

    浙江队阵容的新老交替完成于1978年，当年同进省队的六少年挑起了男女队的大梁，程征宇成为浙江男队的“铁三台”，多次取得佳绩。

    在1982年举行的全国段位赛中，程征宇被定为四段。

    程征宇在省队打了十几年全国团体赛，始终有一个遗憾：就是浙江队未能拿到团体冠军。八五、八六、八七年浙江队连续三届团体亚军，每次都是被整体实力雄厚的上海队挡住了锋芒。1987年，程征宇参加完六运会的比赛后申请退役。就在同一年，上海队主力钱宇平因头疼病发作，离队休养，上海队实力减弱。翌年，浙江男队终于首次夺冠。这样，辉煌与程征宇擦肩而过，他未能站到冠军的领奖台上。

浙江最早的围棋女国手---朱菊菲

    浙江的第一位围棋女国手朱菊菲，生于天台一围棋世家。天台是著名的围棋之乡，下围棋在当地是一种乡风。朱菊菲学棋时，得到许多热心人的帮助，有一位名叫曹善形的棋手，经常登门指导，邻人直呼其为“上门师傅”。在良好的环境中，朱菊菲学棋两个多月，就在天台县小学生比赛中获得第三名。

    1974年，朱菊菲、金茜倩等一批天台小棋手被省队教练姜国震所识，选入省队参加集训。

    当时省队几乎成了“孩子窝”，十二岁的朱菊菲在诸多小棋手中最为年长，主动担当起师姐的责任。来自嵊州的马晓春最小，教练对朱菊菲说：“你帮助他”，于是马晓春在生活方面得到了师姐的许多照顾。

    1976年的全国赛中，十三岁的朱菊菲破格参加了成年组的比赛。由于发挥出色，战胜了许多地方强手，引起了国家队教练的注意，不久，朱菊菲又入选了国家集训队。

    虽然在省内名列前茅，但在强手如林的国家队，朱菊菲感到与高手之间的差距。队中共有三，四十人，编组进行训练，朱菊菲被编在末组，刚入队时，可与之一争胜负者，只有同是少年的“难友”，四川棋手翁子瑜，而与其他成年棋手下结果总是输，可谓“暗无天日”。朱菊菲在这种环境中坚持了下来，经受住了棋艺与心理的双重磨砺。

    1978年，日本女子围棋队来访，在昆明进行的第五场对抗赛中，朱菊菲迎战小川诚子四段，小川是这一年的日本女子本因坊，又刚战胜了孔祥明，气势正盛，因此朱菊菲反倒没了压力，执白获胜。

    同年，师弟马晓春，师妹金茜倩来到国家队，浙江围棋迎来了春天。

    浙江围棋的崛起，女队先于男队。在1979年四运会女团比赛中，由朱菊菲、金茜倩组成的浙江女队获得第四名。第二年，又在全国团体赛中获得第三名，取得了较大突破。

     1982年，第二届“避暑山庄杯”邀请赛，除了孔祥明外，国内所有的女子高手都参加了比赛，朱菊菲经过拼搏，成为脱颖而出的“黑马”，夺得了冠军。也许这成绩以现在的眼光来看并不算什么，但当时国内比赛稀少，因此在当时可称得上是爆了一个大冷门。

1988年，朱菊菲以专业五段的身份退役。不久，他担任了杭州棋院的围棋教练，从运动员到教练，是一条顺理成章的平凡之路，毕竟与围棋结缘二十多年了，再也难以离开这黑白天地。

“野路子”杀出来的吴铁民

    一年一度的“晚报杯”全国业余围棋大赛，历来是“绿林好汉们”一显身手的舞台。杭州棋手吴铁民、俞巍巍曾多次联袂登场，上演双雄会。吴铁民曾三次闯入十强，俞巍巍四次打入十强，并获一次冠军和一次亚军。他俩与孙国梁、董银奎并称当今杭州的四大业余高手。

    今年四十五岁的吴铁民是杭州的老牌业余强手，1963年夏天，他学会了围棋，由于吴家四兄弟都会下棋，他就整日和三个兄长“杀”得不亦乐乎。

    当时市体委在青年会开设了一处围棋训练班，由元老张李源任教。1964年，学棋一年的吴铁民随三哥吴召良一起来这里学棋，从最基本的手筋与理论学起，在认识到围棋的博大精深后，他觉得，与其称围棋是体育项目，倒不如称之为一门艺术。

    机遇并没有垂青于他，在1965年全省少儿围棋比赛中，他只获得第九名。不久“文革”爆发，训练班解散。但对围棋的兴趣已在他心中扎下了根，正是这种热爱，支持着他独自钻研了二十年，完全靠着自己的“修炼”成了一名业余高手。

    1970年，吴铁民到浙江龙游插队落户，一过就是九年。乡民不知围棋为何物，同伴中也无棋友，平时有空，只能一个人独自想想棋。在仅有的几次回家探亲时，他总要腾出宝贵的时间，找昔日棋友手谈几局。在这寂寥的气氛中，棋力居然也不知不觉地增长了不少。

    1979年，吴铁民离乡返城，进工厂工。生活安定了，各类棋书杂志不再匮乏，眼界也开阔了；棋友们越聚越多，下棋也逐渐找到了感觉。休息日时，就上吴山，到茶馆里向高手董文渊请教。董文渊是一代国手，但由于自己人品的问题，晚景很凄凉。吴铁民在生活上给了老棋手许多照顾，在棋艺上受到了董文渊的不少指点，再加上自己的努力，棋艺突飞猛进。

    1980年，杭州市职工围棋比赛，吴铁民名列老将冯永椿之后，夺得亚军，初露锋芒。此后便一发而不可收，在省市各类比赛中八次夺冠。

    1986年，吴铁民与另一名队员代表杭州，出战在安徽屯溪举行的南方六省职工围棋邀请赛。结果“战友”因故未能参赛，单枪匹马的他一人出战，以全胜战绩夺得团体第三名，一时传为佳话。

1   988年，第一届晚报杯业余围棋大赛，吴铁民获得第七名。靠自己下到这样高的水平，是不容易的，但也留下了不少“后遗症”，用吴铁民自己的话，就是“路子”不正。第一届晚报杯结束后，业余棋手和专业棋手进行了十台对抗，吴铁民迎战江铸久九段。布局才寥寥数手，江铸久突发怪招，在五路凌空一吊，吴铁民不知是诱敌之计，猛然出拳，结果直杀得天昏地暗，最终吴铁民中盘败北。吃过亏，才能认识到自己的不足，从此吴铁民开始纠正自己的“野路子”棋风，力求化“生硬”为“灵、韧”，不战而屈人。

    第四届晚报杯比赛中，吴铁民发挥出色，战胜了李家庆、唐晓宏、蒋丹宁等众多好手，以九胜四负名列第四名。

    幼时偶然拿起的黑白子，如今已深深融入到吴铁民的生命之中。人都中年，事业的负担沉重，可是他说只要一拿起围棋，就什么都不记得了。

从纽扣棋中下出来的俞巍巍

    俞巍巍与杭州的其他几名业余高手齐名，年纪却是最小，他今年才二十九岁。如果说吴铁民是勤奋型棋手，那么俞巍巍无疑是有些灵气的江南才子型棋手。

    俞巍巍学棋不是别人教会的，而是六岁时自己看别人下棋而看会的。不会下棋的父亲心疼爱子，买不到围棋，就用纽扣做了一副围棋，又找遍全城的书店，买回了一本【吴清源全集】。六岁的孩子哪里能看懂，但就在似懂非懂之间，俞巍巍走进了黑白天地。

    半年后，俞巍巍成了杭州棋界元老张李源的关门弟子，尽管门下英才济济，严肃的张老还是说：“小俞比较有天分。”训练了四年，俞巍巍和俞斌、王亦民，一起进入了省队。俞斌后来开玩笑说：“那时我们一见面就打架、下棋。”

    学棋的孩子到了一定年龄，总会面临读书或是继续学棋的选择。上高中时，家人替他选择了读书，于是俞巍巍到杭州一中规规矩矩地读了三年书。

    1987年，俞巍巍高中毕业，参加了当年举行的杭州市第一届业余段位赛。一直打进了决赛，与当时风头正劲的吴铁民对阵，获得了第二名。

    1988年，俞巍巍经过层层选拔，获得了代表杭州市参加第一届晚报杯大赛的资格。他好不容易才从单位里“逃”出来，由此受了些损失，他也不在乎，只要有棋下。比赛中他一鼓作气取得七连胜，来了个漂亮的开场白，后来功亏一篑，获得了亚军。

    第四届晚报杯比赛中，他在第十二轮结束后，就提前夺得了冠军。

    俞巍巍平时比较“懒散”，很少下棋，只是在大赛前突击训练一两个月。赛前训练给俞巍巍带来的最大益处是在心理方面，面对着喧嚣的大赛，他心里能静下来。

“热爱”围棋的孙远

    孙远是嵊州人，他上的小学是鹿山小学，这所小学因出了国手马晓春而闻名。1990年，鹿山小学要建设成为围棋学校，学校便组织部分学生学棋。当班主任问谁会下围棋时，当时根本不懂棋的孙远应声而起：“我会下”。于是，因为有勇气，陌生的大门向他敞开了。

    两年后，孙远以飞速的进步证明了自己的天分。在当年六月举行的全省个人赛上，孙远在各路好手中脱颖而出，获得第三名，而这时他只有十一岁！

    三个月后，孙远到天台参加比赛，担任裁判长的省队教练姜国震，将一封给孙远家长的信交给少年。信带回家不久，孙远的父亲，一个具有业余初段水平的棋迷，就把孙远亲自送到了省队。

    1993年5月，孙远坐镇浙江队第二台，参加了全国围棋乙级联赛，取得八胜一负的好成绩。

    但胜负世界带给棋手的决不仅是成功的喜悦，也有失败和挫折，而且往往是十分残酷。1993年段位赛孙远失败了。1994年段位赛，在定段有望的大好形势下，关键场次因超时作负，痛失好局，没能定段。1995年国家少年队选拔赛中，孙远获得了A组第二名，与四名国少队队员的战绩是二胜二负，但因为没有段位，遗憾地失去了进入国少队的机会。1996年段位赛孙远再度失败。这一年是孙远最为消沉的一年。

    1997年，孙远应邀加盟【钱江晚报】队，参加第十届“晚报杯”。在首轮对深圳队马晓明的比赛中，孙远好局被逆转；此后连胜七盘，尤其是第七轮下出妙手，仅七十六手就战胜了夺标大热门刘钧。而刘钧是九六年最出色的业余棋手，孙远兴奋的一夜没睡好。最后一轮在局势有望的情况下，孙远急于求成，发动猛攻，但对手赵文东并非等闲之辈，几经搏杀，局势急转直下。失去耐心的孙远终于没有把握住机会，未能与队友孙国梁合围，只获得小组第二名，在同名次比赛中，孙远战胜了安徽老将韩启宇，最终名列第三。

虽然在晚报杯上成了名，但孙远觉得，与成为职业棋手的志向相比，成绩还是远远不足，前途正长，唯有努力。

为棋奔波的施洲

    浙江队现役棋手施洲三段，在棋坛闯荡了十几年，称得上是老将了。1984年，施洲从父学棋，其父施秉文，兄长施航均有业余三、四段的实力，邻居中又多棋痴，因此每逢休息日，庭院中便陈置棋局。在这种环境中的小孩，多数会成棋迷，施洲也不例外。

    施家离杭州棋院很近，当父亲下不过儿子时，就将施洲带进了棋院。当时棋院里整日人声鼎沸，是不愁找不到人下棋的，施洲每天除了读书，就是下棋，当时就几乎和杭州城所有的业余好手都下过。白天下得不够，晚上还要到业余高手盛志怀家里开小灶。棋下得多，又有名师指点，水平长得飞快。到八十年代后期，施洲开始走南创北地打比赛，每年参加的大中型比赛总有七、八项。

    1988年的全国段位赛，有一百二十多名少年棋手参加定段比赛，而初段名额只有十五个，无疑是一场激烈的竞争。也许是平时参加的比赛多了，感觉“迟钝”了；也许是当时没有注意到这次比赛的重要性，施洲下得相当放松，以七胜三负的成绩名列第十，获得了初段。多年后施洲回过头再看这次比赛，不得不承认当年有侥幸的成分，因为当年参赛的小棋手水平相当强，如今的佼佼者罗洗河、周鹤洋等人也在其中。

    一年以后，施洲进入省队，在省队现役棋手中，只有他是以初段身份“带艺投师”的。在省队施洲不得不以一种全新的思维方式，重新对围棋进行思考，因为他自幼是从业余棋手中“打”出来的，为这种转变所付出的代价是棋“长”得慢了。但是几年之后，施洲感到自己的棋，在内容上开始有了质的飞跃。

成才驿站---省围棋队

    省围棋队是浙江围棋的最高学府，是钱塘棋迷们向往的天地，棋手们来自全省各地，但对棋的热爱却是殊途同归。

    来自宁波的朱松力，姜国震教练称其韧性足、敢拼。这也许不仅仅是对棋而言，升为四段后，在教练的建议下，朱松力决心自费到国家队代训。中国棋院对此也开了“绿灯”，为地方棋手“深造”创造了条件。

    小将许顿年纪虽小，却是浙江队打团体赛的“元老”。当初学棋时，每天都要苦学到深夜十一点多，不会下棋的父亲在陪他下棋的过程中，也逐渐达到了业余三段的水平。

    浙江女队主力傅斌芳三段来自嵊州，棋风稳健，临场发挥稳定，1996年与队友袁红卫获全国女团第四名，令兄弟省队刮目相看。

     钱塘棋坛历来人才辈出，浙江棋迷们期待着新一代国手在他们之中崛起。

                        【全文完】

                             原文连载于【新民围棋】1996年第8期---1997年第四期

有感而发：

    此文读后本人感触甚多，杭州棋界对于一代国手---董文渊，似乎根本不愿提及。虽然董文渊人品极差，但毕竟在棋界历史上有重重的一笔，也曾为浙江及杭州在全国取得过好成绩。而如今的围棋爱好者却不知其人，为此我特地找到了些介绍董文渊的文章，整理在一起，附录于后，只是希望棋友们还记得有这样一个国手，只是可惜这些文章主要是象棋界所撰。

棋高、名高、棋品低

——四省棋王董文渊

    围棋国手陈祖德九段在他的自传《超越自我》一书中曾有这样一段记载:“浙江队的主将董文渊在刚解放时已是棋坛高手，他的围棋和象棋都堪称一流，是难得的双枪将。据他自己说，国际象棋下得也好，应当是三枪将。遗憾的是除他自己以外，没有一人说他精通国际象棋。此人头脑聪颖、感觉敏锐、着法犀利，可惜他是棋界少有的不争气的棋手，他的恶习使他在解放后坐了七年班房。至1961年释放后我才第一次见到其人。那时他已五十岁左右，比起我是老头了，但比起刘、王二老则还是小伙子。虽然多年在牢房，但他的棋艺并没衰退。围棋这门艺术要提高难，但上去了就不易下来。1961年底他来到上海找人下棋，刘棣怀和王幼宸两位老先生不太愿意跟他交手，就让我去抵挡一阵。我和他实力相当，下了几局，胜负各半……”

（一）青少年时期

    在中国近代象棋史上，有“四省棋王”之誉的董文渊【1919--1996】，是继周德裕之后的棋坛风云人物。他长期称雄于华东的上海和华南的香港，五十年代时还作为中国围棋队的成员迎战过日本棋手，1962年在参加全国围棋比赛中得过第四名。可是，后来他销声匿迹了，原来是棋品和人品不佳而使他失去了……

    董文渊出生于杭州。父董阿林，原业农，因逃荒避灾由浙江的余姚来到杭州，经过数年的积攒，在杭州的开元路与人合开协聚兴铜匠店，1919年生下董文渊（董文渊属羊，但户口本上误为1918年出生）。

    富有奕棋天分的董文渊少年时就痴迷象棋。十岁起，在其父的铜匠店学手艺，闲时在街坊下棋，十二岁时师从白胡子潘选子，十四岁时即超过乃师，十六岁时登著名棋楼喜雨台奔棋，有短期受教于关春林的经历。董以象棋起始，兼攻围棋，进步神速，不日，即能和名棋手蔡阿福、徐春泉、李嘉春等抗衡。

    董文渊弈棋能很早跨出省界并到达香港，和著名实业家张澹如（当时浙江省主席张静江之胞弟）的提携有关。其时，张常往来于杭、沪间，也常去喜雨台弈棋。张较偏爱围棋，登喜雨台弈棋时，和“五虎”中的李友三或关春林弈棋常执白子，既表示棋艺略高于对手，又为输些彩金而显示大方。一天，张登喜雨台弈棋，听说有个少年，棋弈得不错，就找来陪棋，张提议让董三子，结果张连输三局。由于是让子棋，张脸上不失”光彩，而董得了实惠。事后，棋人们告诉董，张是个大老板，以后下棋时应注意礼节。又有一次，张去喜雨台玩棋，又找董弈棋。弈后，董很有礼节地说：张老板，以后能否向您请教一盘象棋？张向人打听董的象棋水平后，深感“此子有前途”，遂起了提携董的心意。这天张离去时，董躬送至楼下，张让董“明天下午去我家一次”，并告诉了地址。

    次日下午，董依约去杭州孝女路未央村二号。张澹如了解到董上过五年小学，遂送派克金笔一支，另现金二十元，以及一本木谷实编的《围棋辞典》，希望董好好学钢笔字，今后在可能时带他去海外闯荡。后来张果然于1939年派账房刘盈丈接董去香港角逐。

    1936年秋，杭州举办过一次全市象棋比赛，由城南民众教育馆主办，应邀参赛的为“五虎一豹”六人及新进刘忆慈（大董三岁）、董文渊，结果董得第一，刘得第二。

1937年春，基督教杭州青年会根据群众要求，着手举办“华东地区象棋名手邀请赛”，特请有“象棋总司令”之称的谢侠逊来杭州主持，地点在青年会的健身房，挂大象棋，出售门票（每张二角），参加者为江苏窦国柱、山东邵次明、福建连学正及浙江董文渊。比赛结果董得第一，遂有“四省棋王”之誉。

    董文渊成名前后，常去上海天赡茶楼等处弈棋。由于董年纪小，棋风犀利，并能常出妙手，因此得到“小杭州”的浑名，和“小剃头”林荣兴、“小煞星”叶景华并称上海棋坛“三小”（也有将小湖北雷海山一起称为“四小”的）。从此，董开始了以棋为生的生活。

    1939年，张澹如的账房刘盈丈在上海找到董文渊后，同乘亚洲皇后号大轮船去香港，立即参加一次“六王夺鼎赛”。所谓“六王”即六名著名棋手：周德裕、钟珍、苏天雄、卢辉、方绍钦及董文渊。由张澹如出资作大银杯一只及奖金一百元，比赛的真正用意是：董向周挑战。结果周得第一，董获第二。不久，张又出资作纯金奖牌一枚，邀周德裕、董文渊及钟珍参赛，定名为“三王赛”。比赛采用单循环制，分先各两局，以积分多少定名次。经抽签后董和钟先赛两局，董文渊连胜，独得四分，形势对董极为有利，对周则构成极大威胁。处于危机的周德裕，突然提出不参加续赛的动议，理由是：董以重金收买了钟，钟佯作两败，但在对周之战将全力拼搏，为董夺取金牌创造条件。周提出的理由尽管证据不足，但根据棋界的风气，也不是没此可能。这一下首先是激怒了已购票的广大棋迷，聚集在文园酒楼前，要求退票，使主持人感到为难。正当场内杂乱纷纷时，少年气盛的董对周大声说：“你说我作弊，我们以无弊可作的方式续赛如何？”接着董说：“我和钟的两局 胜棋不算。我和你作十局赛，来抢这金牌如何？”这一说既堵住了周罢赛的嘴，也得到观众的喝彩。

    也许是董文渊正处于棋艺的上升时期，也许是周德裕的“帅气”有所浮动，再也许是周德裕没有吸足烟（指鸦片），第一天比赛董连胜两局，第二天比赛董又连胜两局，第三天香港各报均大加宣传，吸引了更多的观众前往观看。比赛进行前，董举起手心，以掌中的“誓杀周德裕”让周观看，引得周心气浮动，结果周又连负两局。于是赛场上沸腾了，在场的棋迷之一中山大学文学院院长——黄密功教授，即席赋一“七律”《书赠十三王》相赠，诗曰：

           龙蛇大落斗方酣，岂看江都捉手谈。

           纵横鸿沟宁肯割，咸惊虎穴竟能探。

           帅棋势悍赢连六，举箸省名冠十三。

           从此墅棋身不坠，桃花笑煞老杨坛。

    篇首题跋：杭州董文渊君，拥其四省冠军，战胜周德裕君，连胜六局。同时两粤亦莫能争。余奉邀观艺，深为叹赏。

    发生于1939年秋的周、董之战，不仅仅是华南棋坛的争雄之战，也具有全国棋坛争雄战的性质，因为周不仅有“七省棋王”的头衔，而且在华南是第一号人物（和之名气约略相仿的黄松轩已去世），而董挟“四省棋王”的头衔而来，是当时华东的第一手（林荣兴、叶景华已死于日寇侵入上海时）。再说年龄，当时一个三十九岁，正年富力强；一个刚二十岁，锐气正旺。

    继第一次“六王赛”周德裕夺冠后，第二次争雄——从“三王赛”到周董十局赛，董竟以连胜六局而得金牌！怪不得黄密功先生要称董为“十三王”了。那么这六局是否周有什么特殊原因才失败？不是。而是董有所准备，布局富有创新。正如贾题韬先生所评：周君在华南、华东、华北等地和名手对局，大多取得胜绩，之所以如此，原来与董的布局极富创新有关。

    如此落败，周德裕怎能服气？半月过后，周主动邀董再决“私人金牌赛”。此赛在同乐棋坛进行，因周德裕已不能再败，所以他力求保持情绪稳定，三局大战，最后周以二胜一和的绝对优势获胜，自此董周在香港的争斗也告一段落。　　

    时过境迁，周德裕于1942年回到上海，与董文渊再次相逢，由于周已经没有在香港时富商捧场的社会背景了，所以两人“一笑泯恩仇”，重新又在棋盘上对抗。是时，上海名流陈志川重金邀请周德裕与董文渊到家中对弈。周董共弈四局，首局周胜，二、三局和，四局董胜，打成平手。　　

    时隔不久，周德裕逝世，董文渊甚为伤感，写下一篇《对局书怀》的悼念文章，以记述在香港初战周德裕时的感受。

（二）殒落的棋星

    应该说，董向周的挑战是成功的，这当然是董的老板张澹如的力量所促成。那时，董吃、住均在张的家中，每月另有一百元零用钱，弈棋所得统归董自己。董是张家的一个门客，理应感激张才对。然而，董被胜利冲昏头脑，一长骄气，二生活腐化（赌和嫖），后又做了对不起张的事而失去对张的依靠，并被棋界所不齿。

    一次，张困乏现钱用，取一只五克拉重的钻戒，叫董去卖。得钱后董不是立即将钱送交张，而是进了赌场，一押输，再押输，最后竟输完这钻戒！

    如何见张老板？董又作了错误的抉择：潜逃回乡。他丝毫未考虑对不对得起张，丝毫不想到他的老板正在焦急地等他！直到晚年时，董追悔的仍是失去依靠，而不是对不起人。他对笔者说：张是大老板，当时我只要对他说明情况，他仍会要我的。

    返回家乡的董，棋艺和棋名虽然高了（小剃头林荣兴、小煞星叶景华已死），可是当时的杭州、上海均沦入敌手，经济十分差，董以沪抗第一手的身份，在上海的茶楼以棋为生，虽可生活，但常常是得到少许彩金后，在饭摊上买一碗饭、一碗汤以充饥。抗日战争胜利后，由于经济略有好转，董的生活一度改善，但是董挥霍已拨，有钱就化在暗娼身上，也是一无节余。

    解放初，经济处在逐步恢复中，当时上海棋坛有许多象棋擂台，董文渊作为“华东三虎”之首，曾红极一时，收入可观，而董总是任意挥霍。1951年，从广州来了个瘦小青年人，他叫杨官璘，小董文渊六岁，在上海工人文化宫设擂成功后向董挑战，虽以二负一胜一和小负，但杨返穗后更加用心，苦拆苦解，有所精进。而董呢？除了对弈捞钱外，不精究技艺，却寻花问柳。1952年杨再次到沪，在“米高扬”打董的擂台，共弈十局，杨取得净胜二局的战绩，从此开始了杨官璘时代。此时的董，虽和北方的谢小然三战皆平，和另“两虎”相较还有些优势，日子比较好过，但在生活作风上终于出了问题，1955 年以“玩弄女性”罪被判刑去黑龙江。

    六十年代初，董刑满后回到浙江。1962年代表浙江参加全国围棋比赛夺得第四名。这次比赛是新中国第一次评定段位，前三名定为五段，第四名至第二十名定为四段，以下所有参赛人员从三段至初段都有评定。按理董文渊应定四段。然而就在这次比赛上，董故技重演，因棋品差而未能定段，浙江省体委也从此不再用董。董文渊从此过起了流浪生活，靠私下赌彩金过日子。

    董文渊的天赋条件是好的，表现在他的棋锋利而常有出新等方面；同时，他的性格中有桀傲不羁的一面，这使他在棋艺有成时表现出骄傲。董的殒落开始于棋品差，这和旧社会很少教育有关。

    笔者曾于上世纪八十年代末出差杭州，在一家不起眼的茶室里看到有下围棋的。有人指点角落里一古稀老者曰:此董文渊也。只见董正与一中年人授三子下彩棋，但赌资甚微，中年人输多了。我在旁观之，觉得老者算路很深，确乎就是董文渊没错。于是就邀请他下几盘，他爽快地答应了。提出一局二十元每多赢一子加两角，这赌资在当时来说已是不菲。笔者当时迷恋围棋，且董乃一代国手，机会不可错过，于是欣然允诺。被授两子。当时我有业余三段水平，然终究不是其对手。当时他与我对弈，因赌资较大，对手又不熟悉，董文渊十分谨慎，还特地要了一瓶啤酒。局中我走了一个新定式，董长考十几分钟，应对无误，有一步棋我虚枷一手，董脸色骤变，良久方舒气落子，原来我和他都漏看了，被虚枷的棋背后尚漏一口气。因此被他一冲而溃。下棋时，董常错把酒杯当烟缸，但照喝不误。他身上还背着一个布袋，里面装满了香烟，时有茶客向他买之。

    一代名棋，潦倒如此，令人叹惋！董文渊的晚年是凄苦的，但家乡的众多棋友大都对他敬而避之，谈起是否该帮助他，几乎人人都摇头。这是谁之过？                        

          本文主要摘自徐清祥《象棋近代国手名局另从其他文章中 , 摘录了一些相关内容

                 海上围棋杂忆
                                        【徐润周】

                          【一】

           在清末民初来沪的围棋界前辈，有陈子怀、罗诗伯、姜鸣皋、王伯恭、英星垣、张乐山、伊耀卿、赵育甫，范楚卿、王彦青，唐善初等人。除唐善初外，其他皆闻名而未识荆。

    陈子怀，名邦荣，江阴人，和老同事王志贤是同乡。王告我，子怀讲周小松的饶子棋，工力实可钦佩，他有时故意超额饶子，在夹墙的围攻中，从容做活，旁观者每为之触目惊心，子怀得到亲传，饶子棋也很厉害。

    罗诗伯浙江人，久在江苏清江淮城一带做官，路过上海，偶尔入局，艺品约当三手。

   姜鸣皋名汝谟，常州人，学弈于北京，前辈二手江叙诗授以一先而败，名遂大噪，与北方诸强时相较量，他是满清王族凯嵩的女婿，倚着泰山之靠，在安徽做过官。民国初年，曾在商务印书馆创刊的【小说月报】撰写【范西屏四子谱注】，系根据高手陈子仙原注，加以补充。作过弈友诗二十余首，很多有关文献史料，惜以散佚。其弟作梅名汝冀，也工棋，久居湖南省，与彼处名家二黄【兰坡、琴台】常有交往。

    王伯恭名锡鬯，安徽盱贻世家，诗文书法均精，有名于时。据其自称，曾屡与周小松往还，棋技如何，未见谱录。胞弟仲高曾问业于小松，初授九子，不半年进为四子，便弃去不学，小松说：“你年才十六，如此优质，若专心不已，二十岁前决可与我相敌，今国手已绝，后继无人，我所以厚望于你，中道而废，未免可惜。”仲高笑答：“先生盛意可感，但据我看来，您是天下第一手，但只是一清客而已，我何苦劳神费时，继续做清客呀！”仲高清客之评，虽挟有他自己的人生观，却也很中时弊，堪供史学者作今昔对比参考。

    英星垣为北方强手，木匠为业，曾在军机大臣孙毓汶家屋顶干活，休息时将棋具取出，在瓦棱上独自行棋，子声丁丁，为毓汶听到，唤他下来，坐在厅堂和之对局，大为赞扬，由此知名，在沪初与林怡书对局，林胜局较多很有得色。他的门弟子中，最得意的是赵育甫，在沪时周旋于名辈之间，互有胜负，两人年寿均在六十余岁。受他们师徒直接或间接影响者，有尹耀卿、金芝亭、汪耕丰、王幼宸、金亚贤、崔云趾等人，除芝亭外，其余均是沪上座客，时间则有久暂之不同。

    范楚卿无锡人，棋风稳健细致，当张乐山、王彦青在沪摆擂台时，乐山自以名高，每局润格十元，彦青次为五元，楚卿虽不和他俩分庭抗礼，但艺品亦略相当，乐山逝世后，彦青不久也身故。王彦青名顾，绰号“王四麻子”，楚卿听到彦青死后说：“王四麻子死矣，棋坛可惜又少一员将星，今后大江南北唯我独尊了。”他和顾水如对局特多，楚卿以旧法为主，水如已锐意从新，楚卿晚年常往来于上海、无锡之间，也住过北京，1914年逝世，年约五十。

    张乐山，合肥人，年辈较楚卿为早，他俩曾于民国初年对弈十局，均是楚卿受先。乐山工书善画，曾做过山东某邑知县，一日与客正在对弈，因争一劫难解难分，有钦差过境，竟未迎接，因而被劾罢官。生平以未与周小松亲教，视为憾事。当清末宣统年间，日本高部道平首次来华，耆宿丁礼民因年衰不能应接，勉下二局，由乐山接替，从受先至二子下了六七十局。中国座子对局的旧制度开始冲破，并且逐步采用日本新布局定式，乐山是最早承先启后者。1912年病殁于上海广慈医院。

    茶楼是大众化场所，设备简陋，人声嘈杂，有些封建士大夫名流，自高身价，以为和“下层”社会往还，很不光彩，他们便在自己华屋中举办棋会，招邀同好。早期最知名者，有李子干、威如昆弟，他们是合肥巨室，席丰履厚，每逢会集，高朋满座。子干将宣统元年以前的弈局，印为【手谈随录】，这时东法初来，他们不用座子，虽技术尚未谙熟，但也可窥见新旧交差时着法一斑。就局谱推测，子干和当时强手在受先阶段。威如较差，他和【围棋入门】著者徐去疾是棋友，曾在西伯利亚共事，且为中西棋艺交流的先辈。子干有堂弟国珍，也工弈。

    【手谈随录】载有公弈一局，黑白两方合为十人，白方是李子干、杜伯谦、郑观侯、吴子猷、朱叔庄（当时规例，白方先行），黑方是林贻书、蒋幼士、王子蓉、周诗庭、林新猛，其中多数人未曾见过.

    朱叔庄经常在茶楼出现，体气充实，意态安闲，胜负不形于色。

    林贻书和新猛是父子，福建世家。贻书青年时，曾延请周小松在自己宅中教棋，很早达到二手地步，小松称赞他，如天马行空不受羁勒，但是心为形役，也只能到此为限了。意思说贻书不能忘怀科第功名，难以专攻棋艺，以至大成，后来果如所言。晚年常来上海，但袖手旁观，偶然下饶子棋。新猛家学渊源，但已能跨灶，用新法较为驯熟，其成就在乃翁之上，惜乎享年不永，死时仅三十岁左右。

    【手谈随录】中，还有丁礼民、蒯礼卿、陈子俊、常中卿、周五云、汪耘丰、朱性存、张践初、张彩亭等人，性存。践初、彩亭艺均不高，只是一般业余爱好者.    丁礼民和蒯礼卿属于士大夫名流类型。丁氏为镇江科第世家，礼民和他的叔父建侯，早岁延聘周小松在邸舍中教棋，当太平天国革命时，丁家避居苏北东台，小松也同去住了一段时期，后来小松回扬州，礼民常住南京，清末很负时望，偶与后辈对局，并传艺于其孙蘧卿，蘧卿后来在上海任职，于棋界中很为活跃。   

    蒯礼卿名光典，合肥人，曾任淮扬道台，晚年居沪常参棋会，观其成局，水平约与子干相当，但据蘧卿告我，礼卿实较乃祖相差先二，下对子棋只是旧时所谓面子好看耳。礼卿过镇江时，和林贻书对局于焦山，两位名流都爱面子，不愿输棋，一再计较，不欢而散。礼卿对棋界的贡献，是辑印【海昌二妙集】，他和另一名流黄仲弢合作，此书汇集范、施两棋圣的名局，并为编排年谱，是旧棋家的宝典。礼卿的儿女亲家徐积馀，也属达官名流，曾影印宋刊名谱【忘忧清乐集】，孤本秘笈的真面目，得以传布人间，为棋手们扩大了眼界。

    陈子俊扬州人，常和丁礼民下棋，与张乐山鼎足三分，号称劲敌，年较礼民为轻而早衰，清末逝世约六十余岁。常中卿棋格较子干等为次，和陈子俊编印【子仙百局】，旧时也很风行。

    周五云乃周小松之子，小松晚年受聘出门，常以五云随侍，其艺与陈子俊、王彦卿等实不相上下，但小松饶陈、王二子，却饶五云三子，可见小松对朋友尚留馀步，对儿子才用真实工夫。五云染烟瘾，中年逝世。   

    汪耘丰名富，北京人，是二手刘云峰的高足，小松晚年授二子者云峰为最强。刘云峰江南人，常在北京作客，周旋于满族亲贵间。汪耘丰北人而好游江南，在上海时，每日必去茶楼，到即拉人对局，姓爽朗，不计黑白高下，眼明手快，善于等待对方漏着而取胜，对方考顾之时，辄取书报翻阅，若不经意。某次，和吴祥麐对垒，祥麐一块棋被围，经过冥思苦索，走了一着，满心以为可活，耘丰毫不用算，舍步而走向它处，原来这块棋虽再下一手，仍是死棋，行家称为“后手死”，所奇者耘丰一望而知，祥麐则久望不知。旁观者多喜欢快棋，因此对他很有好感。耘丰编有【阅秋吟馆弈选】，采列同时对局，以窥新旧交替时的风格。当民国初期，绰号“独眼龙”的广濑平治郎七段来华时，耘丰首先迎战，初盘用传统金井栏的古法，广濑对此式不熟悉，大为吃亏，回旅寓后，苦筹对策，通宵未眠，我的【围棋记事诗】中，有“平生快事问秋翁，金井栏赢独眼龙。”即指此事。耘丰从上海回里后，不久逝世，年近八十。

    那时茶楼中的高手，大都上了年纪，忽然出现了一位绰号小顾的青年，哄动棋坛，这便是后来称为顾老的顾水如。水如名思浩，江浙之间的枫泾人，地区虽不大，清末却出了三位名手：方金题、程善初和陈仲专，他们都是从周小松受二子，水如和乃兄顾月如，幼年在当地名师指导之下，便有相当基础，后来去北京，为段祺瑞、汪有龄所赏拔，1915年东渡留学，是我国棋界出国观摩的第一人。他在日本，结识广濑平治郎、本因坊秀哉、濑越宪作诸多高手传习彼邦新法，归国后，得到时报馆主人狄平子支持，在报端特辟附刊，登载棋局棋话，水如并将行箧中的林元美八段著【棋经众妙】公诸同好，这是一部死活诘棋名作，他用出题征答的方式，先将棋势登出让读者思考，隔几天刊出答案，这样的方式，后来报刊也继续推行。后来又去北京定居，为段门座上客，日本有些高手访华，因为多是旧识，尝与招待联系，濑越氏并曾住在他家。晚年居沪，多次邀集同好租屋，举办棋室。水如很重视培养人材，现在名震国际的吴清源、陈祖德，都曾受遇他启蒙教益，并予鼓励揄扬，1971年逝世，年近八十。

                      【二】   

    上次所谈的，是海上棋坛早期的情况，以下叙述及身的经历。当我于1916年来沪读书时，每想于休暇学余，到海上棋友集会的茶楼，观光一番，以结识几位名手，向他们学习，但又自顾水平很低，陌生的老辈未必肯教。后来打听到我父亲的棋友宋叔涵、屠雄卿、季纬庭诸老，时常过从此间茶座。这几位曾参加苏北盐城的棋会。屠翁是常州人，因为经商常去苏北；宋翁是当地唯一亲灸国手周小松者，他任职伍祐盐场官文案，戴一副茶晶大眼镜，入局时低眉凝注，摇首沉吟，大有绍兴师爷派头；季翁后起相为劲敌。我在童年省亲时，便向他们请教，既知他们来沪，便乘机去茶楼拜访，异地相逢，欢然道故，随便摆局指点一番，此为参加海上棋座之始。次年，从【文心报】附刊围棋栏，看到疲牛君所编围棋讲座，由浅入深，堪供研习，该报刊每月一期，还有子丞君的围棋丛谈，搜罗宏富，并有增加读者兴趣的死活征答，惜乎不久停刊了。

    其时本地的老棋客，大抵集会于南市乐圃廊玉液清和松风楼等处，杨翁寿生住家邻近，是该处常客。后来外地名手愈来愈多，又因军阀混战，华界感到不够安全，便以“租界”为护身符，广东路的文明雅集，成为过沪名手们摆擂登龙之处，该处楼面宽阔，轩窗临街，登楼入室，便有茶壶送到。围棋而外，还有象棋，还有提鸟笼的，吃讲茶的，还有些有闲阶级专来泡茶聊天，从午后至昏黑方散。文明雅集歇业后，继之者有西园、龙园、天蟾、西洋楼、中鑫楼、大罗天、凌云阁、品芳等等。我既然开始下棋，不久便有些不速之客，在我座位对面，自动招呼，要和我对阵，这些人都是常住的职业棋手，靠此生活。职业棋手和专家中高级者有吴祥麐、潘郎东、丁公敏等人。   

    吴祥麐，名定嵩，号络崴山人，南京籍，早年得李祥生的指授，算是周小松的再传弟子，祥麐晚出，已受到新法洗礼，超越乃师的范围。当日本专业棋手高部道平在上海时，祥麐和他对局很多，从三子到二子，棋局载于有正书局刊行的【中日围棋对局】，祥麐对指导后进很热心，好几位受他的教益成名。他又好编书，曾译中川龟三郎八段著布局谱两种，对介绍系统新法，具有开路的功能。另辑周小松饶子局和同时老辈对子局，合为【围棋新谱】，还有一部【围棋新著】，杂选棋局，旨在示范。记忆力很佳，能背诵古谱四景词全文。每晚八时顷，必到汉口路王宝和酒店痛饮，死于1946年，六十六岁。

    潘郎东，吴兴人，能操流利日语，对新法运用纯熟，艺品在祥麟之上，他和汪耘丰六局分先全胜，是平生得意之作，体弱多病，虽以此为生，但并不多着指导棋，死于1926年，年五十。

    丁公敏，吴江人，读书于上海大同学院，功课不太好，而棋艺有夙慧，便专力于此，初与老辈对垒开始受子，不久便分庭抗礼，继而出蓝胜蓝，体气也差，逝世时年仅二十六。

    和丁公敏年龄相仿者有魏海鸿，湖北人，其父是象棋名手，海鸿初受教于同乡徐艺垒，到沪后，常去茶楼，落子轻灵，善于转变，与公敏有双壁之誉。他的得意高足宋温善，原是同乡，温善之父泰生，本有棋名，闻得海鸿在沪艺事已高，乃带其子来沪从学，进步很快，年甫二十，已能受先，蜚声于鄂沪间。抗战初期，随众西上，经过三峡，因帮同船夫挽牵，失足溺水而死。

    还有汪芍亭，是扬州后起之秀，当地老辈如王彦卿、唐善初、黄道子、蒋九峰等均非其敌，在沪大展手腕，与公敏、海鸿旗鼓相当，可以鼎足，但亦不幸短命夭亡。

    扬州在上海的老辈，我受教较多者是唐翁善初，唐翁也是当时亲灸周小松之仅存者，着法平稳，不耍花腔，每谈及和小松及高部道平下棋往事，娓娓不倦。我便问他：“小松死后，既无国手专称，我国又没有段位等级，您和小松及高部都是受三子，假如小松也照日本式授段，是否与高部同等（高部当时五段）？”王翁说：“这样比拟未必适合，我对二人虽均是三子，但高部很为吃力，小松则应付裕如。还有一点人所不注意者，小松晚年名望很隆，各方争聘，除招待盘程外，还送很高的酬金，小松既欲保全令名，且望多得收益，便宣称当前棋界水平已高，凡饶子者均晋升一级，如五子减为四子、三子减为二子等，其实是为了养神厚利，有所保留，而高部则饶子已经让足，故难相提并论。”

    中日上手交流是近年事，早期未有衡量机会，在我们同好中，对黄、范、施、程、梁、陈、周诸位大师的棋力，每用好奇的心理试作评比，究竟我们的大国手和他们的名人九段，优劣如何呢？我们的善于扭杀和他们的善于布局，得失如何呢？以上唐翁看法，似可供方家参考。

    外埠偶然来沪下棋者唐翁而外，有个沈君迁，海州大族。君迁的父亲仲长，是邑中高手，与另外俩个本地高手，有海州三杰之称。君迁艺品更优上代，他体态丰盈，大腹便便，人呼为沈胖子，享年不永，逝世时才卅余岁。

    和我常交手的还有朱少鹤、胡仪曾。朱少鹤擅长草书，满头白发，面带枯槁，出手喜欢扭杀，每用奇兵，稍不小心，便为所欺，有“鬼头刀”之称。胡仪曾名涤，苏北东台人。由于周小松曾去该地设教，棋风很盛。有袁梅仲和翟衡、翟耀明父子等强手，耀明也偶然来沪，仍依旧法，未能跃进，中年逝世。仪曾工诗文，早年曾为【小说月报】撰写弈话，连载数期，并辑古谱一百卅余局，加以评注，定名【弈府论衡】，稿本未刊。朱、胡二人经济均穷，建国后同受聘于上海文史馆，得以安度余年，较之王伟等为幸多矣。

    此时常在茶楼活动者，有胡永昌、王蕴登，朱有卿、朱舟卿昆季及其侄朱郇膏。    胡永昌，浙江人，任职浦东中学，为人平易坦率，好启发后进，也不取指导费。               

    王蕴登，字步瀛号甦锋，无锡人，为著名作家、书法家王西神（蕴章）为昆弟行，工诗，中年在北京教育界任职时，和京中名手发起公弈，参加者十二人，蕴登赋长诗【公弈行】以誌其事，载于【小说月报】，可备弈界史料。在此次联棋举行后不久，他们十二人又弈了一局联棋，蕴登又作【后公弈行】的诗篇。到沪时年已垂暮，但以指导棋遣兴，不受酬金，逝世年约六十。  

    名建筑师朱有卿，名耀庭，浙江人，自设建筑工程事务所于上海，为工商界多番设计大楼，业务甚忙。余事棋枰，思路敏捷，如加以锻炼，成就当在胡、王之上，我所任职之大生纱厂事务所恰与同一幢建筑，因得不时往还。每去王子晏处对垒，艺品约差一先，但子晏以艰苦得之，有卿则随兴而为，不受羁勒。后去杭州，主持浙省建设，偶觉不适，延医珍视，医将出门，有卿忽说：“我的心要掉了”，医师说：“那有这等事”，言甫毕，有卿遽以心肌梗塞而终，年仅四十余。

   朱郇膏，名曾泽，是朱有卿从侄，年龄相仿，聪慧不及乃叔，而用力甚勤，任商业职员，经常去茶室与吴祥麟较量，初时吴授朱先，继而分先，吴年老颓唐，朱则愈战愈勇，终让吴先，但郇膏后亦贫病交迫，迫而向熟友索取指导费，逝世时年约五十。

    朱舟卿年事较轻，艺亦少弱，虽亦茶室中常客，但进展甚慢，建国后逝世，年约六十。   

    此时茶楼中又发现新星，屡战屡胜，当者披靡，此君叫王子晏，名咸熙，嘉兴人，在张淡如所设证劵号当会计，初从吴祥麟受九子，逐步升至对子，终乃超越，棋风稳健细致，尤精官子。这时淡如家中，日本名手络绎到来，在沪诸强者迎战，败退居多，独子晏能应付，二三十局中，胜率达三分之二以上，为日方所赞许。自著棋书多种，稿本未刊。晚年在自宅中创办正风棋社，从学者还有在沪的日本人，并订立学员考核制度，按比赛成绩，授予级别名称，是我国私家实施段位制之创始者。

    陶审安，浦东人，是王子晏的同辈密友，，该镇僻在海滨，没有高手请教，他便订购日本棋书，摆局钻研，熟识新式着法，居然自学成才，达到当时第一流水平，与子晏分庭抗礼，他俩为切磋技艺，用通讯方式下棋，将彼此着子按次序写入棋格纸，互相邮递，从1922年8月开始，至1926年2月，经过三年有半，创历史上时间最长记录。审安通日语，工文辞，曾为新闻报撰写东篱弈话，介绍日本棋界情况，我初习新法，对之甚感兴趣，因女诗人谢林风之联系，结识订交，相互函牍往还，我也开始购阅日本棋谱，对彼邦文献知识有所知晓，植基于此。审安精选日本名局三十六，并译详解，订名【东瀛围棋精华】，由张淡如出资印行。他又拟和子晏合译本因坊秀哉【围棋神髓】，未及完成，忽染痢疾，1926年秋辞世，年仅三十有余。   

    和魏海鸿同辈，活跃于上海及外埠棋坛者，还有汪振雄，桂林人，早负文名，下笔千言立就，成年后来上海学政法，常去茶楼，从潘郎东、吴祥麐等请益，当时新法流行，人多不屑师古，而汪振雄结合新旧，精研【兼山堂】、【桃花泉】、【弈理指归】诸谱，评语序文每能背诵。闻扬州棋风很盛，便轻装前往，与新秀汪芍亭为劲敌，同邑中有窦国柱以象棋名，在城开设茶食店，延请振雄在店栖息，并从学弈，既而窦国柱弃去店业，偕来上海，而芍亭亦来，三人时相过从，生计均困，振雄又去北京，和北方诸强相角逐。与汪耘丰尤密，耘丰素以快棋著称，落子如飞，一时名辈多不能追，惟振雄可与相抗，每日能下十余棋，因为奔走衣食，辗转于桂林、南昌等处，最后仍来上海。

    建国后受聘入文史馆，月有固定待遇，稍可赡养家室，偶得指导费和稿酬，随时入酒家纵饮，囊中常无一钱，毫不介意，每对友朋说：“我将以中风而亡”，朋友说：“何不就医预防？”振雄笑说：“人总有一死，听其自然可矣。”后来，果然于公园对局时脑溢血而逝。其老友丁蘧卿挽以联云：

    “文馆未遗贤，即论斗酒百篇，已见逸才兼雅度；弈坛成玩世，此去斧柯樵路，试将仙境较尘寰。”

    寥寥数语，颇能概括平生。

                    【三】

    抗战中期诸职业棋客，有些已经故世，其存者依然靠此营生。引人注目者，有个绰号白袍小将的董文渊，杭州人，家贫失学，十余岁时便在茶楼露面，他既无师承，又不看谱，接战中时出巧着，开始和魏海鸿等当受三子，不多时便与争先，继而渐至突破，惟以行为失检，人每望而远之。   

    与文渊年岁相仿艺品亦高者有余孝曾，温州人，他的父亲余冠周，毕业北京大学，课余学弈，对当时第一流约差一先。余孝曾读书于大夏大学，在校便有盛名。为“大夏四杰”之冠（其余三杰为陈嘉谋、吕濬、周传谔）。冠周棋风稳健，孝曾更加精悍，惜不永年，逝世于1940年，仅三十余岁。同时还有冯振，常住南京，偶来上海，艺品在余氏父子之间，抗战时西行久无消息。在这时期，濑越宪作曾偕其高足吴清源、桥本宇太郎访华，邀集在华日人上田清、白鸟澄子和顾水如、王子晏、陈砚香、王幼宸、董文渊等，双方合共十二人，就虹口日本俱乐部想联棋，半日应接，未及终局、   

    这时活跃于棋坛的，还有三个小弟弟之一的张衡甫（其它两位是陈少卿、吕濬），艺品较顾、魏、刘、王等约差一先，但他是业余者，家有恒产，借此广通声气。他的活动分为两方面，一是办理棋会，一是编辑谱录。棋会的名称为“豳风社”，时将局谱送刊布。同声相应的有“坐隐弈社”，主办者老友王志贤，于古谱深有研究，曾编【忘忧清乐集】和【玄玄棋经】校订本，手书精校。他在【生报】撰写了大量棋话，每星期发刊一次；此外还有定式、布局、官子等常识。另有郑少锋、刘子长就旅社辟棋座，编印【围棋月刊】。这些机构刊物虽仅昙花一现，但对扩大棋道影响还是有作用的。

    其具有棋会实物而未在报刊露面者为数较多，此期棋会和前期中期不同处，那时只以一二处为中心，集名手于一堂，如李家、张家，范围较窄。这时由集中转为分散，由多户轮番主持。张衡甫借商业余屋为招待处，每月举行数次比赛，记数升降，并拉拢一些工商界人捧场。此辈棋艺甚差，只是利用号召而已。光阴一瞬五十年，衡甫不相见者亦已三十余年，昔日之小弟天涯奔走，当是年逾古稀的老头子了。

    家居北方之王幼宸，此际随着农工银行疏散南下，既就职工宿舍招邀同好，参加者有余冠周、丁蘧卿、朱郇膏、吴涤生等。涤生乃围棋圣手吴清源之兄，艺品亦高，和幼宸、冠周等旗鼓相当。幼宸有时参加其它棋会，与陈砚香对局较多，砚香初授以先相先，幼宸晚年仍有进展，并不示弱。

    资本家李某某朱某某，各在其住宅设会，悬彩邀请水如、海鸿作十番棋比赛，闻风来观者济济一堂，艺品高低不等，司会主人艺本不佳，但求热闹，晚间哄饮大嚼，高谈投机生意经，酒肉气殊不可耐，后又改在卡尔登公寓辟室，及至李、朱出走，会亦星散。朱某某曾购置一些古谱，内有明版【适情录】，为海内秘笈，我通过水如联系，向他家买下，其余诸谱无可踪迹了。

    此外在家中设星期棋会者，有李德之、陆成爻、陈大燮、胡文元，以及建国西路之李倜夫，复兴西路之徐宇公等，我也参加凑趣。

    李德之，名家骥，乃前期主办棋会者李子干之子，可算箕裘克绍，他毕业于圣约翰大学，并出国学习科技，艺品视乃父稍弱，他的堂叔国珍也时去参加。

    陆成爻留美习电机系，曾主讲大学，其家在延平路康家桥附近，当时称为三不管地区。成爻擅长扭杀，每订会规，要同座严格遵守，否则便会发生口角，我们说他是“外国脾气”。

    陈大燮也是科技专业，任交通大学教授多年，他所居广元路公寓安静清幽，为同好们所乐意观摩之处。大燮棋风不主常套，锐利无前，有两位日本业余四段曾与友谊比赛，两战均输，对方问大燮是几段？大燮笑答：“我没有段位”，来宾大为惊讶。

    在此诸家棋会中，有一出人头地者胡沛泉，当张淡如后期在萨坡赛路（今成都南路）办棋会时，刘大将初从北来，沛泉年才十岁，也作张门座客，初时受六七子，人还矮小，立在椅上手挥目送，思路敏捷，上手刚才落子，他随即投去，进步也快，不到二个月便达二子阶段。稍长留学美国，艺事中辍。回国后，任大学教授，余兴参加我们棋会，汇选高手们佳局，油印【围棋通评】，日本【棋道】曾选载其中局谱并加评解。沛泉棋风特点，重视外势，常能掌握主动。后来和大燮均调赴西安，成为该地业余双杰。

    和沛泉年辈相当，也负神童之誉的，北方有邵继濂。继铮兄弟，十余岁艺达三段，而早已脱离棋界，踪迹不明。

    诸家棋会中频繁来去者，有王平秋、胡检汝、殷仲诚、王先菁、孔大充、朱实秋、葛勉之、胡平甫、杨武之、朱梦华等人，水平大致相当。

    胡检汝曾译刊日本棋谱。朱实秋有弈话数纸存于我处。王先菁、孔大充消息不明。胡平甫、葛勉之中寿逝世。

    王平秋名又庸，曾译【吴清源围棋全集】首册，其余报刊文字也有几篇，建国后主持北京棋艺研究社，1966年逝世。

    朱梦华主讲光华大学，工诗善画，好弈而不喜上茶楼，他来我家多次，并说地方清静，下棋可定心些。

    杨武之为有名数学家，先后在清华、复旦掌教，门下多知名士，数学大师华罗庚亦曾及门。他的长子杨振宁为国际知名物理学家，曾获得诺贝尔奖金。我曾与杨武之戏言：“您既是光荣爸爸，又是光荣老师，这是很难得的。”杨武之与朱梦华艺品相当，均享寿七十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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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上三期棋人棋事，就我所知大致如此，中间陆陆续续，枝枝节节，主流无非是个人消遣，职业清客两途，自生自发，进展缓慢。

    建国以来，中枢大力提倡，有领导有计划的分头发展，就棋赛说，初则有文史馆主办之友谊比赛，和市政协文化俱乐部棋室，初步摸清了棋手的水平及生活概况，有代表性的名棋手均聘入文史馆，生活经济有了着落，得以专心致志培育后代，使令少壮派能以突过前辈高手的技术，传续新苗，前途进展，实无限量。我这屡经沧海的老弱残兵，矮人观场，六十余年一瞥而过，如今亲眼看到国盛棋昌，欣快之情，不能自己，漫成小诗，点缀余兴。诗云：

                     海滨坐隐阅桑田，往事苍茫六十年；

                     回首故交多缈矣，但余陈迹入新篇。

                     芝兰玉树傍阶生，都赖东风雨露成；

                     万紫千红新气象，旁观袖手眼为明。

                           【全文完】                                         -                              ---此文连载于【围棋】月刊1983年1---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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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泡泡沙    时间: 2013-11-9 23:33


                                          

海上棋坛杂忆—补篇

    自从【围棋】月刊1983年1---3期登载本人的【海上棋坛杂忆】以来，承海内同好关怀，每以见闻所及，举出一些漏列棋人棋事，引起我的回忆，有些为旧所未备，为了充实本篇，觉得可以补写出来，以资谈助。

          清代笔记中，曾记述一段故事，大意说：“当清乾隆年间，上海有一高手倪克让，从棋圣范西屏受四子，平昔深居简出。某日，城区茶室棋友正在手谈兴酣之际，来一老叟观局，时露笑容，似有轻视之意，众乃邀之入局，即亦不辞，乃推座中最强者与弈，屡战屡北，从对子以至饶子，观局者并从旁协助，七嘴八舌。老叟笑道：‘我下棋不禁人讲话，你们尽量献计吧！’可是仍无法取胜。有人奔告倪克让，倪来，看到是西屏老师，立即向众人说明，大家慕名已久，便请范与倪对坐，重复入局，妙着纷呈，观者大饱眼福云。”范西屏是否在上海教弈，未见正式记载。据龚炜【巢林笔谈】称：“范西屏和施襄夏少年成名后，曾过昆山龚家盘桓作客。”范、施均浙江海宁人，常应官绅盐商邀请，去扬州对垒。当时大抵乘船经水路，由上海、苏州、镇江一带过江，途经上海落脚，自属可能。即单就倪克让而论，得西屏衣钵之传，因而在沪上摆擂施教，形成风气，对后来的活动设施，已开了先路。

          此后，清末扬州国手周小松，亦曾来沪，从其游者有杨士珊、李祥生、范楚卿、陈子怀诸人。杨士珊之弟杨寿生老先生曾告诉我，他幼年时，还曾见过这位老国手。我便接过话题追问，请他描述一些轮廓。寿老说年月太久，已模糊不清。但由此亦可证明，作为一代宗师的围棋国手，尤其时代较近（将近百年），对于上海的围棋发展，自会产生一定的影响。

          前篇所列举的茶座棋室，原以城区乐圃廊玉液清等为主。由于外来棋客日见增多，不敷分配，加以军阀混战，华界感到不够安全，便以“租界”为护身符，广东路文明雅集西洋楼成了摆擂角逐之所。文明雅集歇业后，继之者有西园中鑫楼、凌云阁、品芳等处，我便是这里常来的座客。关于当时座中之规矩，就我所亲历者略加叙述，以概其余。茶座一般下午一时开始，二时顷同好络绎而来，直至晚九时方散。入座后由服务员送上茶壶，每人一具，价约二角。我初来时人地生疏，只作旁观，时日既久，便有不速之客在我身旁就坐，并自动招呼，相邀对弈。这些人大都是职业棋客，以赌彩为生。怎样打赌呢？即由双方按惯例商定输赢一局得若干，同时又计算输赢子数，每子为若干，两者相加即为一局之彩金。如双方互有胜负，可以按局单独兑现，亦可彼此抵销。但职业棋客既以此为生，能赢不能输，赢了照收不误，输了或暂欠或干脆不付。大抵职业棋客总是棋高一着，赢棋较有把握，能操纵局面。而一般爱好者为了增长棋艺和觅得对手，又不得不按此陈规陋习办事。故常将此类赌彩视作为学棋而付之“指导费”。一般平稳对局，每盘胜负不过几子，所费有限。但在多多益善的职业棋客看来，不免多劳少得，他们具有坐赢不输的优越地位，胆气甚壮，每用强攻乱杀之招数，硬吃下手的棋，下手偶然失误，活棋变为死棋，便成大负，需付之彩金便相当可观。下手屡经挫折，积累了失败的教训，逐渐增长了棋艺水平，亦可视为一种补偿。

          现再略述当年所称棋界两大护法“北段南张”的概况，北段为北洋军阀魁首段祺瑞，权势显赫，炙手可热。他嗜好围棋，并常时招待棋客。他的北京东绒象鼻子后坑府邸，过往高手川流不息，来者颇有“一登龙门声价十倍”之感。他有“殿样棋”之称，所谓殿样乃日本棋界的调侃语，含有唯我独尊之意。他每日和棋客下棋，这些棋客原是颇负时誉的高手，他们在段公馆相互对垒互有胜负，可是碰到老段，却个个显得有力无从使，常卖个破绽，败下阵来。老段亦沾沾自喜，可是还有唯一的克星，却是他的儿子段宏业，宏业的棋艺有二段水平，当时已可与座上高手角胜。当他父子俩下棋时，儿子明知父亲极其好胜，但偏不买账，杀个畅快，老段勃然大怒，推枰而起，斥骂道：“只会下棋，没有出息！”其时北京棋界忽传有天才神童出现，那便是日后闻名中外的大国手吴清源。吴年方十三、四，棋艺超群，国内已无敌手，并屡挫来访的日本强手，一时传为佳话。老段闻讯后，亦很关心，每月资助银元二百元，俾可接济家庭，专心学艺。老段既屡胜诸名手，自命不凡。一日兴来，召吴清源入局，棋力自然悬殊，而这一天真少年还不知世故周旋，毫不留情地取胜，老段大怒，拂袖入内。十年后，吴清源在东瀛已达第一流水平，返国访问，又奉段召，清源深思熟虑，煞费苦心，弈成和局。凡段氏门下常客，每月咸有津贴，足够维持普通生计，并聘请日本高手多人参加指导，对提高棋艺，有所贡献。陈毅同志说过：段祺瑞之为人不足取，但有一点可取，就是爱好下棋，和提倡下棋。

          南张即张鉴，字淡如，浙江湖州富室，在沪经商有年。他的哥哥张静江，名人杰，是国民党元老，曾以巨款资助孙中山先生从事革命，张静江棋艺不弱，与日本棋手高部道平受四子，寓居爱文义路（今北京西路）旧式石库门，屋宇偪仄，有时招待中日棋客，其两腿瘫痪，不能起立，在室内坐轮椅而行。其弟张淡如与高部道平受二、三子。静江宅内棋会，偶而举行，而淡如便扩大规模，在威海卫路自建洋房内招待棋友，从下午二时起，供应丰盛晚餐，来者不拒。但实际上亦以高手及知名人士为限，一般群众无从问津。淡如常延请日本高手来华指导，旅费酬金一手包办。国内棋客之熟稔者，除每月致送津贴外，并设对局彩金，胜负者略有差别，由账房逐日登记按月分发，使棋客既有一定的收益，并有高手指导，棋艺水平得到提高。海上棋道之发展，亦随之加快，在此新旧过渡时期，起了相当作用。

          当两大权豪声势鼎盛时，南北知名棋客，不入段门，即入张门，串连日久，界限逐步沟通，彼此互相影响声援。这里顺便叙述一插曲：段门中年辈稍后而成绩优异者，以刘棣怀为翘楚。棣怀名昌华，安徽桐城人，早年从僧可慧学弈，可慧艺品四手，湖南人，居南京石坝街一小庙中，丁礼民授以三子，棣怀不及见礼民，得可慧指授，不久便与相抗衡，继而北上参加段宅棋会。他不打谱，不用常法，以扭杀见长，有“刘大将”之称，年未三十，蜚声北地。其时南方嘉兴王子晏高踞首席，无能匹敌。北方棋界颇不服气，曾推派顾水如南下挑战，未能得利。1930年又推派刘棣怀南征，获得快胜。子晏素患肺疾，连日鏖战，体力不支，只得中辍。后来棣怀告诉我：我素知子晏于布局定式均极娴熟，官子尤精。若按部就班，平稳地弈至后半局，将无胜望。因此我一开始便揪住他厮杀，使局势复杂化，使其神思疲劳，乃能占得上风。果如所料，子晏素来认真，每局须弈三天，打挂后，夜间还在苦想，不能成眠。棣怀则大将风度，谈笑如常，精神上已领先了。抗战时，棣怀西上，转战贵州、广西、四川一带，棋艺日进。战后来沪，海上诸强均难与敌，建国后夺得首届全国冠军，洵非偶然。

          与刘棣怀同时的北方名辈，尚有雷溥申、雷溥华兄弟、金亚贤、崔云趾、王幼宸、过旭初、过惕生兄弟等。雷溥华亦甚强，能与刘棣怀抗衡，惟体质欠佳，中年后便隐退了。他在沪时，曾与陈藻藩对局。王幼宸生于北方，晚居上海，现年逾九十，与金亚贤并为棋界年事最高者。过氏昆仲均曾屡次来沪，近顷参加北京棋院，仍以指导后进为帜志，其事迹知者较多，不祥述。

         南张门中除职业高手外，还有些文人知名于棋界者，如何星叔、周美权、陈藻藩、高子白等。

   何星叔名积焴，湖南道州人，其曾祖子贞（名绍基）为清代大书法家，父诗礼（名维朴）书法承家学，并工山水，为海上名画家之一，星叔早年亦能书画，他曾对友人黄铭功说：“我想学成一艺以名世，但学书不能超过先曾祖，学画又不及我父，因此想以弈棋为专艺，日夜按谱钻研，然而并不能达到高峰，大概是天资所限吧？”看来星叔对弈棋成家是抱有雄心的，但摆谱多而实践少，弈来弈去，只是行家所谓的“书房棋”，又自负清流，不与“下层”接触，眼高手低，何能大成呢？

          周美权名达，别号梅泉、今觉庵，家世显宦，从桐城文学大师马其昶受业，工诗文，精算学，好集邮，有邮票大王之称。少年时客扬州，与当地名手王彦卿，唐善初游，日本专业棋手高部道平授以四子，由于多能务博，未克专攻，进展不大。他收集中外棋谱很多，在当地称为巨擎，后因事业失利，转让于张淡如。建国后由张氏下代捐献给公家，成为重要文献资料。

           陈藻藩字砚香，福州人，清朝马江船政学堂轮机系毕业，任上海江南造船所副所长有年，曾学弈于同乡先辈林诒画，中年在沪，偶参加私人棋会，有时在海军联欢社邀友手谈，其艺参合中日新旧法，谙熟棋理，虽不常下棋，一时诸名手无以胜之。藻藩早慧，自谓十一、二岁时，艺品便已如此。工诗善画，每以名流自诩，公共场所不轻露面。我有时登门邀请，他必先问：“你还约何人同席，我不喜欢着饶子棋，很乏兴趣。”当告以有顾、刘、王、魏诸名手在场，则大悦，许以必到。他曾与日本著名棋士濑越宪作受二子一局（未终局），采用模仿棋之着法，在受子棋中是罕见的。

          高子白名尔登，杭州人。他的上代在西湖有一别墅，名红栎山庄，俗称高庄，主人高云麟字白叔，园邸落成后，特邀国手周小松下榻于此，汇集同时名手金明斋、徐艺齐等指导对局，结集棋谱为【追来集】，未刊行。子白少受熏陶，中年去云南讲武堂主持教学，任军界要职，门下多风云人物，退转文职后，晚年为海上寓公，时与僚佐对局，并与吴祥麐合辑【周小松授子谱】，建国后逝世，年逾七十。

          棋界名手有不到茶室，而在家自行设局指导后进，风格特殊者，有郭翁同甫，名曾量，福建人，赁庑于沪西赵家。赵氏昆仲之华、之云，童年时均受启蒙之益。郭翁之弈，纯用旧法，尝谓新式布局各占地盘，松懈不足观，必须搏斗厮杀乃见工夫，擅长饶子，每局必杀，头绪纷纭，下手每至惊惶失措，于劣势中转胜，但遇对子局如王幼宸、汪振雄诸名手，则应付很为费劲，因王、汪均熟谙新法并有实力，不易乘隙。犹记某年去襄阳公园，茶室广厅中有一桌棋局，围观者如堵墙，原来难得出面的郭同甫正和名手汪振雄交锋，郭翁擅长饶子，人所熟知，而下对子棋则不常见，观者咸欲一睹究竟为快，郭翁本来面目，精心结撰，杀着累累，而振雄则毫不在意，随手应答，郭翁虽多方施设，如行荆棘丛中，终难展步所长。可是王、汪饶二子者，郭则可饶四子，因此后进为求增长实力，闻风而来者座客常满，郭翁谆谆善诱无倦容。我亦曾屡次承教，但夙姓偏嗜东瀛新法，每避扭杀，正为郭翁所呵斥者，然当我登门奉访之顷，郭翁并不以风格不同为嫌，照常应接，前辈风格殊可赞佩。

          在茶室中的常客，有些具有相当水平，与职业家可分庭抗礼，但于彩金则不与不取，即下指导棋也不收费。有胡永昌、王蕴登、朱有卿、朱舟卿昆仲及其侄朱郇膏等。

          海上名中医恽铁樵，也时来茶室，他喜欢旁观，从不入局，于局中关键处，每殷殷探讨，对于我辈青年后进，也不耻下问。

          在茶室职业界中，有一特殊棋手，名尹澄宇，自称高丽人，能操汉语，身材不高，温文尔雅，而棋力特健，善于攻杀，绰号“尹大力”，境况清寒，无固定居处，恃此度日，但无瑟缩自卑状态，具见涵养有素。当我去茶室时，他常默默在旁观看，继而伴我入局，局终娓娓清言，解剖得失。

    建国后，忽一度失踪，据闻参加抗美援朝战役，旋又返沪，报刊曾载其参战诗篇，题为别中国人民志愿军七律二首。

    诗云：

         志愿出兵志愿归，昭昭大义古今稀；

         同流热血摧顽敌，主动撤军示我威。

         名振长津千古碧，功勋上甘万年辉；

         伟勋美德言难尽，长与山川日月辉。

         八年甘苦与君同，欲诉衷情岂易穷；

         何地何山非血迹，高碑高塔纪恩功。

         义如罗史千夫立，勇似黄丘百代雄；

         欲表寸心无物赠，槿花折送一枝红。

          慷慨激昂，表达中朝人民并肩抗敌之崇高志愿，可当史诗。我虽和他叨教经年，却未知其有高度文学修养，深悔失之交臂。

          上所举者，以中上层人士为多，现介绍一位“小人物”，棋客群以炳康呼之，其性氏身世，不得而知，他在中鑫楼及西洋楼品芳等处先后服务，主要为来客泡茶，态度和蔼，执役殷勤，所阅棋客既多，对于来人艺品风格，亦逐渐摸熟，谁对谁执黑执白，谁与谁是老搭档，当某客到场未觅得对手时，炳康即主动拉线，使他们迅速入局，他略通棋艺，有时也略参已见，客人均乐就之，视为讨人喜爱者。他虽是“小人物”，但在茶室中却具有大作用，也可算对棋道发展有贡献吧！我和他已三十余年不相见，假如尚在人间，当是耄龄老叟了。

          茶室中与围棋并列上座者有象棋，双星相耀，不分轩昃，且两艺兼通者，不乏其人，可以互相切磋。若董文渊、窦国柱等且居高手之列。象棋中最为人所稔知者为谢侠逊大师，侠逊名宜，浙江平阳人，平生以发扬象棋为帜职，倡导不遗余力，刊印象棋名谱多种。曾有一段时期，在上海时事新报主办棋艺专栏，以文会友，广事嘤求，当他印集第三辑【象棋大全】时，我以神交未学，冒昧写撰序言一通，以动静二字衡量东西文化，深荷赞许，由此相见订交。我于象棋所知殊浅，旨在以文字赞扬围棋，乃乘兴写棋话稿多篇投寄，谢老均予刊布。谢老亦嗜围棋，每在茶室相唔，辄邀我入局。此老对围棋界之贡献，年往悠悠，知者较罕，因特表而出之，并供潜心文献者参证。

          刊刻棋谱以发扬斯道，其著者有狄楚青，楚青名葆贤，别署平等阁主人，江苏溧阳人，曾从康梁参与戊戍变法，留学日本归后，创设有正书局及时报馆，鼓吹维新，楚青不以棋名，而对宏扬棋道，深感兴趣，特在时报辟围棋专栏，延请顾水如主持，水如以留东所学新法及日本新谱，向读者介绍，当围棋新旧法过渡时期，颇具影响。狄所办有正书局，并印行棋谱，如名谱【棋圣道策全集】、新定式之【新桃花泉】、高部道平访华初期之对局【中日围棋对局】，使内地同好，亦得凭借研习新知，凡此设施，咸以独立任之。楚青多才多艺，革新创举有多方面，此特其一端耳。

          书谱刊物此时亦蔚成风气，坊间每加以翻印，缩小开本，以利普及，此中以上海文瑞楼为大宗。该店原以线装旧籍为主业，推销棋书亦不遗余力，翻印重要谱录达三十种，斯道大众化与有力焉，例得附书：

                                                                光辉历史具渊源，启后承前更胜前；

                                                                 眼看新生真快意，驾骀也自策箠鞭。

                                 【全文完】

     ----原文连载于【围棋】月刊1984年第3—4期

晚清两大高手

                 【徐润周】

   清雍正乾隆年间，范西屏施定庵称霸棋坛，使我国古代围棋进入鼎盛时代。范施逝世后，虽然续有国手争雄驰骋，但棋坛已开始由盛转衰。及至咸丰同治年间，才又出现了周小松和陈子仙两人，使棋坛再度热闹起来。后起者继往开来，逐渐进入新辟的途径。因此，周、陈两大国手的轶事，值得我们回顾一下。

【周小松】

          周小松名鼎，江苏扬州江都县人。扬州自古以来是江淮重镇，也是达官盐商们累世萃集之地。当时，他们经常邀请围棋高手作为他们宴饮游乐中的上宾。从【扬州画舫录】里，可约略窥见那时的所谓康乾盛况。小松生时虽较晚，但这种馀风未已，而大江南北的高手们，也时常藉此集会。

    小松年轻时，在乡间下棋，已有相当水平。十八岁时跟仪征老和尚秋航进修，仪征当时属扬州，所以他俩可算是同属一府的大同乡。秋航又名愿船，中年时住在北京，曾游方过不少地方。同治二年（公元1863年）他去世时，有人说他是九十余岁，也有人说那是他已一百多岁，小松其时用功很勤，他的进步主要是在此时。二、三年后，南通老国手李湛源来扬州，与小松初见。小松受二子，未及中局，湛源推开棋盘站起身来，对小松说：“你的棋算到七路，已经步入大成阶段，只可分先对局，何能饶子！”湛源所谓算到七路，意思是说他不但盘上三、四路边角着法都已烂熟，并对中腹复杂情势，如何统筹兼顾、弃取攻逼也能了如指掌了。这时周小松才廿一岁，已经声名四播了。

          安徽巡抚英翰慕名把他请到衙署，待以上宾，要他将范施杰作【当湖十局】撰写评解。小松独居楼上，经过多日研究，回报英翰说：“十局用意精深，我仍有少数未完全领会处，不便随意评解，自欺欺人。”英翰感其少年诚恳持重不自骄矜，也就不再加以勉强。这时安徽达官中还有个道台刘文柟，嗜棋好客，各地高手也常聚集其门下。那时小松与子仙较量多局，其中有不少精彩的局面。此后子仙逝世，周小松便独执棋坛牛耳了。

         小松寿高名尊，各方争聘，从而得以遨游南北，其游踪确实可稽者，有安徽、山东、广东、浙江、北京、南京、镇江、上海、江阴、东台等地。实际上当然还不止这些。

         在所有去过的地方，东台曾接待过这位大国手两次。东台是苏北沿海县城，比较偏僻。小松所以来此，主要是受镇江丁氏的邀请。道光年间，丁建侯及其侄丁礼民请小松在家教棋，过路的高手也常来作客与小松对阵。咸丰年间，太平天国起义的战火蔓延到了淮河流域一带，镇江当军事要冲，丁氏全家去东台避兵，请小松同往，小松的儿子周五云也随侍左右。光绪初年，他又去过一次。东台因为有了周小松父子，一时棋风大盛，邻近的泰州和盐城两县的围棋活动也连带兴旺起来了。

          小松同广东盐运使方濬颐也往来频繁。他在任时经常邀小松来署对局，他的儿子养心也参加。方濬颐调职进京，从水路北上，小松附船同往，沿途游览下棋。濬颐好弄文墨，在他的诗集和笔记里，常有当时下棋的故事。他还刻过一部【待月謻弈谱】，专记载濬颐父子和小松的局谱，其中濬颐与小松对弈为分先，养心则受二子。他虽是高棋，但是否能与小松劲敌？这是值得怀疑的。

         曾国藩血腥地镇压太平天国起义之后，在两江总督任内，也曾召周小松去弈棋。曾国藩棋艺不高，棋品尤劣，他素有癣疥之疾，一手下棋，一手抓痒，皮屑满座。尽管小松与他对弈让子很多，他仍是处处受窘，往往被分割成几块，每块勉强做成两个活眼。因此曾国藩恼羞成怒，终于悔约，赖掉了应该付给的盘费。笔者曾有一首围棋记事诗咏这件事：“扬州国手艺无前，名满江淮岂偶然；堪笑湘乡曾癞子，裂棋九块不酬钱。”

          小松晋京不止一次，除方濬颐外，还接受满清皇族耆善之聘。在北京他时与刘云峰下棋，刘受二子。当时有个福建士大夫叫林贻书的在北京做寓公，也邀小松教棋。北京的其他棋手，水平和刘云峰差不多的，如英星垣，伊耀卿、赵育甫、张乐山等人，先后都直接或间接地受到熏陶，使将就衰微的棋道，得以绵绵不绝。

         小松晚年受江苏学使之聘，到过江阴。在那里的南菁书院教授过棋艺。小松还受高云麟之聘，到过杭州。高家在西湖有个别墅叫红栎山庄，周在那里住过多日。杭州好手金明斋和徐艺斋前来就教，都受二子。高云麟本人也喜着棋，还编辑了对局谱【追来集】。小松后来从杭州北归，路经上海，停留了一个时期，地方上的杨士珊、范梦青、李祥生等人都是受子中佼佼者。其后，小松年老体衰，对前期受子的人开始采取退子，而受子者亦以少受一子为荣。

    民国初年期间，日本五段棋手高部道平来华，和他对垒的老辈凡小松让二、三子者，高部也同样照让。从表面上看，似乎高部与小松应当是分先棋。但据个中人的议论，认为如仅以小松晚年随意让子情况作为衡量，似不公允。

         小松老寿，但其年龄则先后说者纷纭。汪二丘所撰【周鼎传】中未曾明言。【碑传集补】称生于嘉庆二十五年（公元1820年），有人说他逝世时约在光绪二十年（公元1895年），享年约七十五、六岁，或更多些。

         周小松儿子周五云的棋艺，是受二、三子的水平，常随侍小松左右，下些指导棋。小松死后十余年，五云亦去世，年约六十余。

    小松家里还有一个书童，其父是周家的仆从，把他从农村带到周家，侍候小松。平素耳濡目染，也学会了下棋。当他十二岁时，小松试让九子，不几局便逐渐升级，减至四子，观者皆赞赏其早慧，认为是个可造之材，不幸隔了一年便死了。

          小松生于嘉庆，棋艺成熟于道光，经历咸丰、同治、光绪，可谓五朝元老，德高望重，无以伦比。他虽来不及看到势子对局以后时代，日本在围棋方面所开创的新局面，但在继往开来这个转折点上仍有一定的贡献。

    民国初，在棋坛有声名的人，大都和他有直接或间接的接触。他的声名不但遍于国内，而且远播海外。日本的【坐隐谈丛】及【名人打碁选】两书均曾提到日本八段棋手井上幻庵因硕想来中国观光的故事。这故事是这样讲的：

    幻庵因硕与名人丈和争棋不得志，有心不甘。念此道原从中国传入，又闻长崎商人言，中国有国手周  小松棋艺甚高，因思渡海西游。恰此时幕府方执行锁港政策，禁船只出口。幻庵乃与其门徒豪山密议，以游览海滨为口实，不使人知，雇小船出海港，行不久，遇大风暴，舟子恐覆舟，强其折返。幻庵嗟叹说：“嗟夫！我竟不能与中国名士相切磋，惜哉！惜哉！”

          按幻庵乘槎西渡时，我国棋界除周小松外，尚有陈子仙、施省三、李湛源、周星垣等沙场宿将，可以一战。幻庵果能如愿以偿，则中日交流当较高部道平来中国的访问可提前了十几年。

          有关小松的棋谱，除上述【皖游弈萃】、【待月謻弈谱】、【追来集】三者而外，还有【尊天爵斋弈存】和【尊天爵斋弈录】。后两书由傅崧泉刊行于道光年间，那时小松年事尚轻，当是小松谱局刊印之最早者。光绪初年，方濬颐刊行【蜀山草堂弈存】，已是小松晚年的谱局了。小松北上入京时，经过山东，曾被武峙东留住了些时，和峙东合编【新旧弈谱汇选】，是包括清代前期和当时棋局的选集。     

    小松自选刊者有【餐菊斋棋评】，每局均有详评，选择甚严，措辞亦当，是继徐星友【兼山堂弈谱】以后的一部重要著作。

【陈子仙】

          陈子仙，名毓性，浙江海宁人。海宁原是清代两大棋圣范西屏和施定庵的故乡。子仙童年棋艺便以不凡。据【梦园丛说】记：“子仙之父寒素，有棋癖但不精，常与客就弈为赌，输则邀客就家门前小酒店宴饮以为偿。子仙幼年时喜观局，八岁时，父与客弈，受四子仍难招架，客落子险处，父苦思不得解。子仙日：‘此为欺着，其实白方病甚多，可在某处反戈一击，截其势为两段，此着当无所用矣。’后代父亲接战，果转败为胜。又单独与客站，客再输，直至饶四子，客大惊异，遂以金助其读书，数年后遂成名。”以上说法未免有渲染处，然究可说明一事实，即子仙棋艺在童年已不同凡响了。

          子仙曾随父到江苏常州拜访老国手董六泉，时董已年逾花甲，须发尽白，子仙则头挽小辫子，系以红绒绳，纹枰对坐，一红一白，相映成趣。又曾去镇江和老辈名手郭云海对局，郭大败。后到嘉兴马季杰家作客。马原为纨绔子弟，经子仙的指导，居然也成为能手。他又曾在苏州陈墓镇某户作客，使该镇一带棋风大盛。

          周、陈并世两雄，初时各据方隅，彼此未曾晤面。他们首次相逢，据胡先庚【绎志斋弈】记，是在扬州。兹节录原文如下：

    袁丈梅仲为余言，少时在扬得见周小松，时善弈者每集于扬，然皆出小松下小松亦自负······一日海宁陈子仙来扬，揭帖于市日：“浙江国弈陈毓性来扬访友。”好事者争欲睹两者决其雌雄，盐商黄氏闻之，亟具礼物，延请二人于家。于时扬之略知门径者群集黄氏之门，绕局作壁上观者层几累案，昂首翘足。二人既入座，用射子法决先后（一人任握若干子于手掌中，另一人猜单双数，猜中者先走），陈猜子不中，周乃先着，起手于平角（即陈方左下角）三六陆置子。通例，此时多在上角九三路应，而陈却着于入角（即周方左上角）三六路。此种布局，古称为夺先。起首夺先，顺治康熙间习气，范施认为有失躁急者是也。此子既下，即有人讥子仙年少犯妄。百着而后，局中大势周据上游，观众又测陈之必败。而陈从容自若，周则汗出如瀋，似不胜其皇恐者。俄而陈于上角三二路一夹，周拍案日：“此局竟负半子，惜哉。”旁观者都不得其解。局终，周果负半子云。

          按文中之袁梅仲系江苏东台人，曾从周小松受业于东台。作者胡先庚则曾从袁梅仲受业，亦即小松之再传弟子。袁胡棋艺均在三、四子之间。从他们的记载看来，两雄初度相逢，勾心斗角，算路精深，堪称劲敌。

          此后，他俩同受各方邀请，时常对垒。据小松记述，先后有百余局，惜多数未见流传。有人言，子仙胜局较多，然子仙既早逝，遗谱弃取操诸小松之手。小松在棋评中对子仙因甚推挹，但去取之间终难免有所偏倚云。此项揣测，自亦情理之常，但小松原自不弱，实至名归，因非幸致。后来邓元鏸说：“周小松如金丹九转，炉火纯青；陈子仙如剑客侠士，饶有奇气。”同时的吕仙舫则说周小松如“名儒硕学，经明行修。”从这些话中可知两雄棋风各有特点。一则老谋深算，稳健和平；一则奇气纵横，变化神奇；对局时偶有出入亦甚细微，似不必为之强分轩轾。

         子仙足迹所至，在江淮一带为多。那时湖北沔阳有一老将徐耀文，在上江号称无敌。恰值汉阳的晴川阁重建落成，住持绘空特邀子仙西上，在晴川阁上与徐耀文对弈两局。画家周景濂特绘一幅晴川对弈图，并由杨象济撰文记述其事，还有不少人题诗其后，连同两局棋谱合并刊成专册，名为【晴川对弈偶存】。这两局棋都是耀文执黑先行，实系让先（旧制，互先者先番执白），和俗称黑国手者大致相当，并非子仙敌手。但在寂寞的湖北棋坛上，也算是一时盛事了。

          陈子仙的生卒年月，未见明确记载。据周小松【餐菊斋棋评】称，系同治庚午年（公元1870年）秋间，因痢疾逝世，年未及五十。假定子仙当时为四十九岁，则应是道光元年（公元1821年）生。至于病死原因，【海宁县志】称：该年夏，子仙正在海宁故乡，忽接安徽巡抚英翰来书，告知有琉球使臣杨光裕将到，此君自命高棋，因思东南国手无出子仙上者，希来与之一决，俾知中国有人云云。子仙接书后，颇感此行有交流棋艺为国争光之意，故随即启程前往。及至子仙抵皖，来使忽托故辞谢，对局之事遂作罢。查杨光裕在琉球确有一定声望，孙小文所撰【琉球弈谱】中，曾有其对局谱，但其棋艺水平却与子仙颇有距离，是杨光裕之不肯入局，或亦有所顾虑使然。子仙此行既落空，遂欲重返故里，途中跋涉并受暑热，感染痢疾，行至上海，竟尔不起。一代英才，未能老寿，实为当时弈界一大损失。

          周、陈声誉既高，各方能手向二人请益者甚多，而有关对局的轶事亦不少。其中常为棋界传诵的，有一个是关于方秋客的故事。方秋客是江苏宜兴一个银楼的首饰匠工，绰号“高棋细银匠”。他对周、陈两国手都是受二子，落子锋利，善于攻杀，两国手对他都有戒心，不以等闲视之。对子仙的七局更为精彩，有人比之于范施时二手棋胡肇麟（绰号铁头）。【陈方七局】在旧谱中成为很热门的棋书。他的事迹见于【宜兴县志】，成为地方上的掌故。还有些士大夫文人用他的名字和绰号，做成诗钟（嵌字对联之一体），如嵌字方秋客云：“要与秋虫斗方略，偶邀弈客上匏尊。”又云：“光阴过客自千古，秋水伊人天一方。”咏高棋细银匠云：“深院高谈棋响细，银台金井匠心工。”又云：“高烧银烛棋枰展，仔细争先巧匠能。”在封建时代，一个工人能得到士大夫的称赞，这是不多得的。

【全文完】

                         ------原文连载于【围棋】月刊1980年第9—10期

                  【弈墨】和林、过之争

【赵之云】

    大约在明代万历、天启年间，京师（北京）城内进行了一场震动棋坛的决战，青年棋手过伯龄战胜了名重一时的前辈国手林符卿。较量的结果，奠定了过伯龄在明代棋坛的重要地位，成为最孚众望的国手。而林符卿经过这场挫折，似乎就此销声匿迹。后人的棋艺超越前人，前人的事迹渐渐为后人所掩，这种现象在竞技场上是常有的。

    关于林、过争雄的经过，保留有两种不同的记载，一是清顺治、康熙年间著名文人秦松龄写的【过文年传】，他的描述如下:“······有国手日林符卿，老游公卿间，见百龄（伯龄）年少，意轻之。一日，诸公卿会饮，林君谓百龄日：“吾与若同游京师，未尝一争道角技，即诸先生何所用吾与若耶？今愿毕其所长，博诸先生欢。”诸公卿皆日诺！遂争出注，约百缗，百龄固谢不敢，林君骄，益强之，遂对弈，枰未半，林君面颈发赤热，而百龄信手以应，旁若无人，凡三战，林君三北，诸公卿哗然日：“林君向固称霸，今得过生，乃夺之矣。”复皆大笑，于是百龄棋品遂第一，名噪京师。”

    以上秦松龄介绍了过伯龄战胜林符卿直到“名噪京师”的全过程，文字简洁而生动，使人有身临其境的感觉。到了康熙二十二年，这篇【过文年传】又被选入由张山来编辑的著名小说集【虞初新志】里。从此，过伯龄的名字不仅为棋界所熟知，更为稍有文化的读者所共知。到了后来，凡介绍过伯龄生平事迹，往往就沿用秦文作为根据，【过文年传】也就渐渐地由小说变为今人信服的“实录”了。

    另一种记载见于康熙元年的棋谱【弈墨】，卷首有王燮的序言，摘录如下：“明季林、过寻仇京邸，大小百余战，【仙谭】、【新略】中多载之，可谓极全局之盛矣，······然唯时林年已髦，过气方新，至今观者有遗憾焉。”（有人认为【仙谭新略】是一部书）

    再就秦松龄、王燮两文对比一下：胜者均是过伯龄，但竞争的过程却大不相同，一是过伯龄以三局连胜轻取林符卿，一是经过了大小百余战才分出高下。究竟秦、王哪一方的记载较为真实呢？在这里，棋谱【弈墨】为我们作出了回答。

    明、清之交，谱录家李以理收集了明代万历以来，名手对局六百余局谱，并请高手季心雪细加评选，季心雪精选了其中一百三十余局，编为【弈墨】。就在这些棋谱中，保留了林、过对弈十局，其中有过伯龄取胜的，也有林符卿胜的，之此一点，已经足以证明秦松龄【过文年传】的记载至少不够全面，可惜我们无法进一步看到王燮序文中所提到的明谱【仙谭】、【新略】，否则其中必能提供更完备的资料。显然，也只有在持续多局的激战中取得胜利，才能获得很高的声誉。

    秦、王两人对林、过之争的记载，谁更确实，已经很清楚了。秦松龄是过伯龄的同乡，出于对乡土或朋友的感情，难免有所偏袒。而在季心雪、李以理、王燮的心目中，林符卿、过伯龄双方都是棋手，没有倾向哪一方的必要，更何况李以理收集棋谱时，过伯龄人还健在（过伯龄殁于康熙元年，享年七十五岁以上），作为同时代的棋手，他们所了解的棋界实况，当然比能文而不以棋见长的秦松龄要全面得多。

   【弈墨】王燮序言，就事论事，朴实无华，在文采上和艺术加工的【过文年传】无法比拟。【虞初新志】在解放前已多次刊行，而【弈墨】长期以手抄本流传，其影响力自然是不可同日而语，但不可否认，后者包含着更为翔实的内容。         

                【全文完】

                       -------原文载于【新民围棋】1999年第二期

注：【弈墨】是一部罕传的珍本，它记录了明末清初诸名手的百余局棋谱。此书于康熙元年刻印发行，此后三百多年未再刻印。至解放初，此书已难觅踪影，北京图书馆曾收藏一部，但经过“文革”浩劫又不知所踪，幸亏上海棋社资料室于六十年代初，曾请人手录全书，可能这已是孤本。

                                                         【眉山墅隐】及其作者

                                          【赵之云】

    【眉山墅隐】一谱，旧传作者为清初著名国手汪汉年，例如嘉庆十三年毛孝光在【弈理妙悟】序言中就提到“汪汉年之【眉山墅隐】”；【歙县志】也认为：“汪汉年······著【眉山墅隐】”。邓元鏸编的【国朝弈谱目录】和近人沈子丞编的【历代弈谱目录考】中，都沿用此说，众口雷同，似乎汪汉年著【眉山墅隐】已经成为事实。其实除毛孝光外，邓、沈都没有见过原书，只是根据传闻记载而已。

    如果我们仔细阅读【寄青霞馆弈谱续编】中的棋评，就可初步了解：【眉山墅隐】在清代是一部“足以俯视诸谱”的重要著作，它既有讲评，又对其中每一局棋都作了如实的记录，连官子都毫无遗漏地刊载完毕，也没有删改内容的弊病，评价是很高的。但这部名著却另有特点，它“随弈随梓”，大体上和现代的快报类似，即使在当时，要收集完整也不容易。

    至于在采摭了此书内容的【寄青霞馆弈谱续编】中，并没有标明评棋者的姓名，也没有指出其中哪一部分棋谱录自【眉山墅隐】，使我们对这部名作的“庐山真面目”仍然感到十分茫然。

    多年来，我有机会就几种由康熙直到嘉庆年间的旧钞本，相互参阅，写下笔记，渐渐地对这部著作有所了解，【眉山墅隐】全部棋谱共六十局。

    这六十局系汪汉年、周东侯、程仲容、盛大有等人相互分先对局，其中，除五局评语遗失外，五十五局都有评语，内容与【寄青霞馆弈谱续编】第一册相同，从蜗簃遗札可见这是鲍鼎支援王存善付印的资料之一，至于成书的情况，大体如下：

清初顺治年间，除周懒予外，汪汉年和周东侯是当时最富有才华的两名年轻国手，他们曾在扬州多次对垒，被人们称誉为棋坛“双雄”。

    其间，汪汉年常住在徐致章家中，到了1659年，徐致章奉命到杭州监督税收，富庶而又风景秀丽的杭州是棋手对局的理想地方，汪汉年就跟随前去，接着，周东侯、程仲容、盛大有也相继到了杭州。     

    这些著名国手在西子湖畔究竟下了多少局棋？现在已很难臆测了，但对局的数量一定相当可观，他们每局下完后，就及时刻版付印，造成了不小的影响。

    就在国手们对局的时候，杭州人徐星友年已十五、六岁，徐星友是大器晚成的国手，又以勤奋用功著名，他在家乡搜集这批资料自然比较方便，后来徐星友棋艺大进，就把这一时期收集的对局加以评解，成为徐评【眉山墅隐】，可是徐星友晚年致力于【兼山堂弈谱】的创作，【眉山墅隐】就被搁置一旁，未能及时付印。

    大约到了雍正、乾隆年间，国手程兰如见到了徐星友手评【眉山墅隐】，认为徐评不够完善，其中对汪汉年对局的解说问题更多，程兰如和汪汉年都是皖南人，他对这位同乡前辈的棋艺才华，理当有比较深刻的了解，于是程兰如又把【眉山墅隐】重新讲评，粘签在一旁，让后人判断谁是谁非，到了这时，【眉山墅隐】又成为徐星友、程兰如两位国手共同评说的著作了。

    【眉山墅隐】既然出于徐星友、程兰如两大国手的手笔，为什么现在全书中缺少了部分评语呢?原因在于：程兰如殁后，手稿传给了他的儿子程枫麓，程枫麓又把稿本托人誊写，在辗转抄录中产生了不够完整的副本，而原本却得不到流传。

    由此，估计汪汉年只是【眉山墅隐】棋谱中对局者之一，他和周东侯、程仲容、盛大有一样，都不是【眉山墅隐】的作者。参照【眉山墅隐】一书的评语，也可得出同样的印象。这些批语无论从观点、措词上来看都不像是出自同时相互对局者的手笔。

    那么，为什么前人会误认为汪汉年著【眉山墅隐】呢？说穿了也很简单，关键就在这部棋谱是“随弈随梓”的作品，很难窥其全貌，而在全书六十局中，前三十局的排列次序是：汪汉年对周东侯十局，汪汉年对盛大有十局，汪汉年对程仲容十局······使人们以为这部棋谱是汪汉年个人对局的专集，就草率地作了错误的结论。

    【眉山墅隐】是徐星友、程兰如二位国手的著作，在前人棋谱目录中又时有著录，应该受到后人的注意，可是多年来连它的实际作者都未澄清，可见古谱整理是一项艰难而又不容马虎的工作。

             【全文完】

                      -----原文刊于【新民围棋】1999年第3期

早期中日围棋交流

                                          【赵之云】

            中日两国棋手间的友谊源远流长，但真正具有相当规模和录存大量棋谱的交流，则始于我国围棋相当落后的清朝末年。在此后的七十余年，为了缩短由历史造成的中日围棋水平的巨大差距，探索和引进先进的围棋技术，我国棋手曾作出长期的不懈努力。我想，只有纵观中日围棋交流的历史过程，给予围棋界前辈棋手以恰当的评价，才能深刻体会今日逐渐展开的“中日围棋对抗时代”是怎样的来之不易。

    中日两国是一衣带水的邻邦，早在南北朝时，围棋已传入日本，并在那里发展起来。相传在日本派往中国的遣唐使随员中，已有纪夏井、伴小胜雄等知名棋手。约在公元701年，日本僧人辩正入唐，因擅长围棋，被尚未登基的李隆基（即唐玄宗）屡次召见。日本吉备真备留学唐朝十九年，传说他曾与唐朝围棋名手玄东对局。后来日本镰仓时期（约十三世纪初）画家便据此绘制了《吉备公入唐图》。此图与日本奈良正仓院古棋盘（相传为八世纪时日本圣武天皇之遗物）同为日本之国宝，曾被许多围棋书刊、辞典引用转载。至晚唐宣宗时（约九世纪中期），又有我国棋待诏顾师言以三十三着“镇神头”击败“日本国王子”的记载。这类轶闻，虽难以确证，但就唐代中日文化艺术频繁交流的情况来分析，当时两国棋手相互切磋棋艺的机缘，应该是不少的。　　

    明朝弘治年间（1488--1505），日本京都建仁寺僧人虚中前来我国杭州定居。虚中之棋艺，在当时颇负盛誉，他著有《决胜图》二卷，可惜很早便已散失。到明嘉靖三年（1524）文士林应龙编了一部《适情录》，自称其中有 三百八十四图是根据虚中《决胜图》演绎而来成的。其实，林应龙不过是个水平很低的“五品”（即国手让五子）棋手，《适情录》中的三百八十四图，内容驳杂，亦不甚高妙。因此，他的著作是否忠实反映虚中的棋艺，抑或出于假托，现已很难判断。但由《适情录》一书，亦可证明五百年前的日本棋手，已具有可观的实力和名望。　　　　

          约十七世纪初期，日本刊印了我国元代围棋名著《玄玄棋经》。《玄玄棋经》中的死活题构思精巧，具有实用价值。当时日本棋手正是通过这些死活问题，推断中国棋手的水平肯定不弱。他们还从琉球棋手处，间接了解到中国棋界的一些情况。可是，当时日本正处于幕府当政推行闭关政策的专制时代，棋界人士没有也不敢主动提出与中国高手作正式较量的建议。围棋竞赛必有胜负，胜固欣然，但万一败北，便会挫伤幕府之威信，后果不堪设想。日本近代棋史家认为，这可能是双方棋界数百年不公开交往的原因之一。　　

     至十九世纪中期，被誉为日本棋界”古今屈指可数的英杰“的十一世井上因硕（即幻庵因硕）与本因坊家争夺棋界霸权失败后，他从长崎商人处听说中国国手周小松棋艺高超，不禁跃跃欲试，一则想以棋会友，二则想借鉴围棋故乡的技艺，以谋另创事业。因此，幻庵因硕不顾当时幕府严禁船舶出口的锁港政策，率弟子三上豪山秘密架舟来华，不料被陡起的海上风暴所阻，只得折返。这样，中日围棋交流又推迟了五十多年。　　　　

    围棋在旧中国虽有“四大艺术”之一的美称，其实并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民间棋手的经济收入长期处于不稳定状态中。棋手除了弈指导棋、传授弟子外，收入主要依靠观棋者（大部分是显宦、富商和上层文人）的“帮彩”和“赌彩”（由此逐渐形成了中国棋手独特的胜负观）。在清初“升平盛世”时期，棋手生活尚较稳定，棋风较盛名手辈出。可是到了动荡岁月，围棋界便不可避免地受到冲击。我国围棋大抵在乾隆后期由盛转衰，至鸦片战争后，更是每况愈下，后继乏人。1891年秋，我国封建时代最后一名国手周小松去世，棋界只剩下二、三流棋手，显得凋敝不堪。然而在棋界人士的心目中，却依然抱定围棋创自中华，“瘦死的骆驼比马大”，以为国外的围棋水平总不能与中国相比。晚清时期，虽也有少量日本和琉球的围棋古谱传入，但并没有人去作深入的研究，这些棋谱只是满足了部分藏书家的藏书癖好，被束之高阁而已。　　　　

    反观日本围棋界的情况，却大不相同。早在十六世纪末期，丰臣秀吉任关白（相当于宰相）时，已开始赐棋手俸禄，并建立了棋所（相当于中央棋院）。到了德川家康袭“征夷大将军”后，便进一步给予棋手世袭俸禄，并建立了“棋所”制度。由于当政者酷爱围棋，给予经济支持，棋手生活有保障，围棋活动蓬勃发展，此时产生了本因坊、井上、安井、林四大棋家。加以每年举行“御城棋”等重要比赛，许多棋手潜心钻研棋艺。重大比赛时，群雄角逐，呕心沥血，力争多胜，以求得在棋界占有较高的席位。这种多组织、多流派、互相竞争、彼此促进的现象，一直持续到资本主义相当发达的近代。　　　　

    分析中日两国棋界状况，可以看出，旧日本对围棋的重视程度，远远超过了旧中国。日本四大棋家的棋手长期处于类似现代专业棋手的环境中，而旧中国的棋手却连基本生活条件都得不到保障。在日本，围棋被奉为国技，在人们心目中，围棋是值得为之奋斗终身，甚至不惜以生命相博的事业。而旧中国，围棋仅是上层阶级点缀生活的娱乐和游戏，棋手的社会地位与算命占卜者相差无几。由于历史原因，中日两国棋界虽然长期没有正式交往，彼此对实情也缺乏了解，一切都还在朦胧之中。但这一掩盖真相的帷幕，终究有被揭开的一天。　　　　

    光绪末年（约1906--1909），北洋军阀段祺瑞出任保定军官学堂总办。段氏生平酷爱围棋，正巧保定附近聚集不少日本商旅，段氏与日本人下围棋经常取胜，因此产生了日本围棋不行的印象。　　　　

    就在此时，有一位日本业余棋手中岛比多吉路经保定，为段祺瑞留住，中岛战胜了段，观弈的日本人乘机宣传日本围棋强于中国，双方争论不休。段祺瑞因自己不是敌手，便从北京请来几位围棋高手，将中岛击败。但据说仅仅过了一个多月，中岛棋艺猛进，接近专业初段水平，使几位中国棋手都感到难以对付。于是段祺瑞又邀请两位当时中国第一流的棋手张乐山、汪耘丰前来助战。　　　　

    张乐山，合肥人，工书画，曾任职山东某县县令，嗜棋如命，一日与客对弈，有钦差过境，竟忘了迎接，被罢了官。后从英星垣学弈，在北方颇负盛誉，但以一生未与周小松对弈为憾事。当上海名手设擂台每局棋索五银圆时，张来沪时每局要十银圆，可见其声望高于南方名手。

    汪耘丰，一作云锋，名富，北京人。早年学弈于名手刘云峰。汪多才多艺，对局落子如飞，擅长乱战，平生对局极多。现代名家如刘棣怀、金亚贤、崔云趾、汪振雄、王幼宸、吴清源等早年均受其指导。　　　　

    张、汪两人来到保定后，经几度交锋，使中岛无法抵挡。我们可以认为，近代中日围棋的棋手一级之交流（并有棋谱录存），自中岛始。

    1909年至1910年间，日本专业棋手高部道平（当时四段）来中国旅游，顺道至保定拜访中岛。中岛见到高部，真是喜出望外，就问他：“段祺瑞身边最近来了中国最强的棋手，您是否愿意一试高下？”高部欣然应允。于是高部被引见给段氏，并分别与张、汪对垒。起初是分先对弈，高部的棋艺使张、汪束手无策，节节败退，最后一律被高部让二子，而段祺瑞则被让五子（后来段任北洋政府国务总理，权势熏灼，高部顺情减为让二、三子）。至此，段氏不得不承认中国的围棋水平确实不如日本，并愿意向高部学棋。但段氏深信高部如此厉害，必是日本最强的棋手。当高部谈到日本、还有能让他二子的“本因坊”时，段氏及其身边的中国棋手都表示怀疑，认为高部故作惊人之谈。以后，当高部缕述日本围棋的历史，各派棋家的兴衰，情状真切，凿凿有据，方知其言非虚。　　　　

    后来，段祺瑞向其棋友杨士琦（当时任商部右侍郎驻沪帮办电政大臣）介绍了高部情况。1911年早春，杨士琦奉使江南，召集南方围棋名手在南京与高部交锋。中国南北高手的水平本来相差无几，结果南方名手王彦卿、陈子俊等均被高部让到二子。这些对局据说是在杨士琦府邸内当众进行的，故社会影响甚大，中日围棋水平如此悬殊，使两国棋界为之震惊。，接着，高部道平又应邀在南洋劝业会让张乐山二子对弈。据记载，两人前后共下了七十二局棋，高部胜五十九局，张乐山仅胜十三局。张是一流高手，成绩尚且如此，其它棋手的成绩也就可想而之了。

    经过几番较量，我国棋界如大梦之初醒，才知道长期固步自封带来了怎样的后果，向国外学习先进的围棋理论和技术，已经刻不容缓。尽管围棋只是一门“小道”，但在上层----特别是敏感的知识分子阶层中，却具有非同一般的影响，枰场的屡战屡败，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国家的落后和腐朽，改变这种状况，已经势在必行了。　　约1913年，高部一度返回日本，并晋升为五段。此后他又来到中国，先后历游东北、北京、青岛、济南、南京、上海，留居中国前后达十七年之久。据1928年《新闻报》副刊“快活林”记叙，高部道平除与张乐山、汪云峰多次对局外，与名手顾水如、吴祥麐、潘朗东让二、三子都不下百局。我国知名棋手如丁礼民、范楚卿、王彦青、伊耀卿、陈子俊、姜鸣皋、何星书、王子晏、朱叔庄、王幼宸、林新猛等都先后受到他的指导。与高部有来往的上层人物除段祺瑞、俊良父子外，被他让三、四子的还有国民党元老胡汉民和张静江。而张静江之弟张澹如与高部弈棋尤多。高部早期在北方的部分对局收入《问秋吟社弈评》（1917年版）一书，在南方的部分对局收入《中日围棋对局》（1919年版），另有部分对局发表在报刊的“围棋栏”中。估计未公开发表的对局尚有十之七、八。在介绍日本围棋的先进技术、推动中国废除传统座子的重大革新方面，高部道平实有开山之功。　　　　   

    辛亥革命后，迫于舆论的压力，不少报刊如《时报》、《新闻报》、《生报》、《小说月报》、《商报》、《大公报》、《申报》、《前线日报》、《新春秋》、《民权素》、《艺观》等都曾一度发表围棋动态或介绍围棋知识或翻译日本专著。有关日本围棋谱如《日本第一国手围棋谱》（道策对局）、《新桃花泉》、《日本国手丈和弈谱》（即《国技观光》）、《布局详解》、《围棋布局研究》、《东瀛围棋精华》等相继问世。这类报刊把中日棋界实况公诸于众，并呼吁当时政府提倡围棋。　　　中国棋手还自发地组织了各种棋社、棋会、围棋俱乐部，并先后编印了如《弈学月刊》、《中国围棋月刊》等多种定期刊物，可是这些棋社、棋会多半设备简陋，又经常由于匮乏资金而改业、倒闭。至于围棋刊物也鲜有能坚持一年以上的。由此足以证明，仅有群众的一片热忱，而没有政府给予积极的物质上和精神上的有力支持，中国的围棋事业就不可能振兴起来。　　　　

    在早期中日围棋交流中，曾作出贡献者甚多，先择要介绍两人。　　　　

    张澹如，名鉴，浙江湖州人，其上代经营丝、盐起家，为湖州四大巨富之一，在江、浙、沪、及香港、欧美均有产业。澹如嗜棋，他下子很快，不假思索，棋力不弱，高部道平初来时让他三子，后减至二子。由于张澹如财力雄厚，故能邀请和接待日本名手来访，支付旅费和对局酬金，多次促成中日棋手之交流。张在围棋界交游甚广，国内名手来沪者，常按月奉送津贴，资助其生活，俾得以潜心于棋艺。如嘉兴王子晏初到上海时，由他聘请为“证券交易所”会计，挂名支薪，使其能成变相之“专业”棋手。张澹如还邀请围棋界前辈与新进集合会弈，并创办围棋组织，广收日本棋谱，让中国棋手研究日本新法。四十年代后因身体多病而杜门谢客，后迁离上海。1961年，其后人将张所收藏的古谱、日本棋书及各种棋刊捐献给了上海棋社。　　　　  顾水如，名思浩，嘉兴枫泾人，幼年与其兄月如一起学弈于当地名手。1914年入京，曾与高部道平累战不下百局。因受段祺瑞、汪有龄器重，1915年被选派到日本深造，曾结识日本名手广濑平治郎（岩本薰九段之师）、濑越宪作（桥本宇太郎之师）、野泽竹朝等，是我国留学日本系统学习围棋的第一人。归国后曾主持《新报》的“围棋栏”，又在天津《商报》辟“围棋栏”，介绍日本新法。后受段祺瑞赏识，供职于北京。1933年后移居上海，曾与过惕生共同组织“上海弈社”。1937年“中国围棋社”成立，顾任指导。1942年日本棋院授予四段。解放后受聘为文史馆馆员，“文革”前为《围棋》月刊编委。1971年病逝。顾水如提倡日本围棋新法，奖掖后进不遗余力。吴清源少年时曾受其指导（吴自称主要受益于汪云峰、顾水如两人）。我国著名棋手陈祖德九段，少年时亦曾受其悉心指导。　　　　

    辛亥革命后的十年间，中日围棋交流日渐频繁。1915至1916年，我国民主革命的前驱黄兴在“讨袁之役”失败后，奔走于中、日、美之间，曾在日本东京向濑越宪作（当时五段）学围棋，被授七子。张静江也从长滨彦八（当时四段）学棋。1916年，长滨彦八等日本棋手抵上海，与张澹如对局。

　　1917---1918年，日本关源吉五段前来我国满洲、旅顺、大连等处。关源吉在中国期间，与前清肃亲王善耆时有交往，他曾与日本内垣末吉六段在善耆私宅表演对局。　　　　   

    1918年秋，北洋政府国务总理段祺瑞日本广濑平治郎（当时六段）来访，同来者有广濑的弟子岩本薰（年十七，当时初段）。广濑让子技巧在高部道平之上，我国名手汪云峰、潘朗东、吴祥麐均被他让三子。岩本薰初段棋力亦不弱，我国棋手都抵挡不住，一般被让二子或先二。由此推测，在1910年后的十年间，我国围棋进步缓慢，主要原因在于此时著名棋手大多年事已高，如汪云峰已在六十岁左右，棋艺难以猛进。相传广濑不仅杀路凶狠，对弟子要求亦极严。他对局时神态冷峻，令人生畏，因此中国棋手在背地里给他取了个“独眼龙”的绰号。汪云峰曾采用中国古老的“金井栏”棋式使不识此套路的广濑序盘吃了大亏而败下阵来。此事在中日棋界传为趣谈。棋史家徐润周先生有诗云：“平生快事问秋翁，（指汪云峰，因汪著有《问秋吟社弈评》）金井栏赢独眼龙。”即指此事。广濑归国后任日本重要围棋组织“方圆社”社长。　　　　  

    1919年5月，濑越宪作前来我国青岛约二月，夏秋之交前往北京。受到段祺瑞的接待，并与汪云峰、顾水如、伊耀卿等中国棋手广泛对局。此时濑越年方三十，棋艺高强，让子棋也十分出色。汪云峰、伊耀卿等都被他让三子。顾水如因熟悉日本布局，独能受二、三子对局。濑越在中国居留时间较长，因此对当时中国棋界状况相当熟悉。　　

    就在濑越访华之际，1919年秋，段祺瑞通过高部道平，邀请日本棋坛领袖本因坊秀哉来华访问，陪同来访的有广濑、高部、岩本等棋手。这是中日围棋交流史上的重大事件之一。　　　　

    秀哉（1874--1940），本名田村保寿，是本因坊家最后一位世袭本因坊。他八岁学棋，十三岁初段。十八岁入本因坊秀荣门下，棋艺大进，1909年（三十六岁）升为六段，弈技仅次于秀荣名人，而让子棋尤所擅长。秀荣逝世后，他成为二十一世本因坊，棋艺已独步天下。他曾屡次与石井千治（即中川龟三郎二世）弈升降十局赛，最后将石井八段降至先二。1914年秀哉被棋界公推为九段（即名人，当时传统是九段仅一人，又称名人）。晚年时，秀哉将本因坊称号让给日本棋院后，本因坊成为一项重大棋赛的冠军称号。　　　　

    秀哉的棋风恣肆奔放，机略纵横，激战中算路精深，常能以凶险之着制胜，故被日本棋界誉为“不败的名人”。秀哉死后，日本棋院设立了“秀哉奖”，授给每一年度中成绩最优秀的棋士。　　　　

    棋艺举世无双的秀哉访华，中国棋手无不感到兴奋和好奇。秀哉到京后，中国方面先请还在北京的濑越宪作上场，由秀哉让濑越先，作示范对局。两位日本高手正襟危坐，一连下了三天，棋盘上不过寥寥百子，未见分晓（当时没有限制用时的规定）。观战者方始了解，日本高手是怎样认真从事对局的。但也难免有一种莫测高深的感觉。这盘棋就此打挂（封局），以后就由秀哉与中国棋手下让子棋。当时除个别国内高手被让三子外，其余均被让四子或更多。据说曾有人建议，请秀哉让中国高手先，弈一局，由白方倒贴黑方十六目。因这种下法从无先例，而被秀哉拒绝。秀哉等日本棋手在北京盘桓约二十日，又到了上海。　　　　

    秀哉在沪让张澹如、陶审安等名手四子对局，使南方棋手大开眼界。相传秀哉来沪，每留一日，由中方付酬一百银元。当秀哉即将返日时，上海棋界人士深表惋惜，又集资盛情挽留，秀哉遂多留一日，至十一月下旬返回日本。在上海的对局中，有一局是秀哉与顾水如的三子局，顾水如中盘取胜。笔者少年时，曾屡次听顾老提及，引为生平得意之作。当时，中国第一流棋手受三子能战胜日本（也是世界）最强棋手，已是极不容易之事。　　　　

    1920----1921年间，日本铃木为次郎（当时六段）、加藤信（当时五段）、赤岩嘉平（三段）等来上海访问。通晓日语的上海棋手陶审安拜铃木为师，后与铃木书信往返，求教棋艺。两人曾详细讨论“围棋十诀”的内容，并对十诀的文字作了一些更动。　　　　

    此时，南方一名棋手弈艺精进，引人注目。他就是王子晏。王子晏（1892--1951），名咸熙，浙江嘉兴人。1920年来沪，为张澹如赏识。子晏棋风精密严谨，收官功夫尤深。1923年他与日本三段棋手安藤馨在沪对弈，前后共二十九局，结果取得了胜十七局、负十局、和二局的优良成绩。1925年3、4月间，王子晏与日本四段棋手山平寿在沪对垒，共弈七局。第一局山平寿频频进攻，但持久战非其所长，终于被子晏乘虚击破。第二局双方全力以赴，子晏着法坚不可撼，确保优势直至终局。三、四两局山平寿因连连挫败，显得情绪焦躁，颇失常态。弈至第七局时，山平寿已完全丧失信心。从此避席不再与子晏交锋，这是当时中国棋手少有的扬眉吐气的日子。

据王子晏自订棋谱云，自1920年至1930年间，与日本棋手共弈四十九局，其中胜三十四局、负十二局、和二局、封局一局。在近代中日围棋交流中，这一成就，足以使他名垂棋史。三十年代后，子晏因患肺病对局减少。1942年日本棋院授予四段。1949年他在上海寓所创立了“正风棋社”，社内制订学员考核制度，按比赛成绩授予段位，并组织了“正风棋队”。他著有《官子指要》，其遗稿曾于六十年代在《围棋》月刊上连载。　　

    1926年夏，日本岩本薰（当时六段）、小杉丁（当时四段）访华。8月20日，岩本薰在大方家胡同李律阁宅与年仅十二岁的福建籍少年吴泉对局，先由岩本让吴三子，吴胜；又改让二子，吴仅负一目。吴少年感觉非凡，他的出现，引起日本棋手的关注，临别时赠予很多棋书。

    三天后，岩本薰又与青年棋手刘棣怀对局于李宅，刘在被让二子的条件下中盘获胜，他的棋艺也得到日本棋手的好评。　　　　

    1927年，日本棋手井上孝平（五段）访华，他途经上海时，让王子晏先二，共下三局，结果王二胜一负。接着井上来到北京，特地和吴泉少年对弈，先下二局，让吴二子，井上孝平都因形势被动被迫封局。至此井上毅然决定改为让吴泉先。第一局弈于青云社，仅弈一百余手，井上已明显劣势，再次被迫封局；第二局11月25日弈于李律阁宅，吴泉快胜；第三局于11月29日弈于张伯驹宅，井上全力奋战，方始获胜。　　　井上孝平返日后，对中国吴少年的才华，广为宣扬，引起日本棋界的普遍重视。当时旅京日本侨民山崎有民特将棋谱转寄给濑越宪作（当时七段），濑越阅后，认为这位中国少年具有罕见的才能，应及早给予培养。　　　　

    1928年秋，濑越派遣弟子桥本宇太郎（当时四段）前来北京再次试探吴泉棋力。吴少年受先连胜两局。同年十月，由于国内外人士努力，吴少年得以东渡日本。他在日本一鸣惊人，在“大手合”中成绩辉煌。这就是后来名满天下的大国手吴清源。吴清源虽成长于日本，但他的成就足以证明中国人有智慧、有能力攀登世界围棋艺术的高峰。　　　　  

     1929年7月，濑越宪作、桥本宇太郎访问上海，与潘朗东、张澹如、王子晏、吴祥麐、杨寿生等对弈于张澹如寓所。其中王子晏（先）对桥本宇太郎的一局，连弈了三天，耗时十五个小时以上，几经反复，巧成和棋。濑越称赞王子晏是中国南方棋手中的第一人。同年，旅京的山崎有民又向日本推荐一名九岁的北京少年胡沛泉，后未能成行。　　　　  

    1930年，日本女棋手都筑米子四段、伊藤甲子三段访问上海，与刘棣怀、王子晏等对局。同年七至八月，日本小杉丁（当时四段）、筱原正美（当时四段）来上海、苏州访问，与魏海鸿、刘棣怀、潘朗东、吴祥麐、张澹如、江东皓等中国一流棋手弈于上海张澹如宅。其中小杉丁对魏海鸿（魏先，胜一子）、筱原正美对刘棣怀（刘先，和棋）、对陈藻藩（陈先，负三子）等局，都连续两次封局，方告终局。由此可见，每一盘棋双方都殚思竭虑，经过激烈争夺，始见分晓。日本四段棋手轻取中国棋手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这次在上海出场的中国棋手比过去充实、齐整。棋艺水平与二十年前的国手相比，约提高了二子。并且还可由此看出，中国围棋活动的中心，正渐渐由北京向上海转移了。　　　　

    1931年，日本女棋手增渊寿子（当时三段，坂田荣男九段之师）来华访问，让中国少年棋手胡沛泉三子，弈于上海围棋共友会负责人秋山虎雄寓所。增渊寿子除负刘棣怀外，在沪成绩较为出色。　　　　

    1934年5--8月，以创造围棋“新布局法”而闻名遐迩的吴清源（当时五段）、木谷实（当时六段）联袂来访。同行者有日本棋院编辑长安永一（当时四段）和田冈敬一。他们先手访问了上海、无锡、青岛、北京、天津，国内名手雷溥华、顾水如、刘棣怀、伊耀卿、魏海鸿、崔云趾、张澹如、张恒甫、潘朗东、王幼宸、沈君迁等纷纷前来对弈。吴、木谷在日本已是出类拔萃的青年高手，棋艺远非一般五、六段可比。我国棋手与安永、田冈两位尚可周旋，与吴、木谷受先，则无法抗衡（顾水如、刘棣怀曾战胜安永一，但我国棋手与吴、木谷受先全部皆负，在让二子条件下魏海鸿曾胜木谷一局）。　　　　

    当吴、木谷来到上海时，无锡棋社社长薛汇东专程赶来，邀请他们去无锡下指导棋。当地名手薛寿萱、薛汇东被让三子，均告败北。后又合下联棋一局以资纪念，刊于当时的《锡报》。　　　　

    其时，年迈的段祺瑞已移居上海，曾与吴清源会见并对弈。由于段氏在执政期间赏识吴清源的才能，给予吴家经济援助，因此吴清源有意退让，使段受先得以小胜（据吴说，与段弈二局，各胜一局），段氏深为动容。当他获知吴清源在日本棋坛声誉日隆，且有可能加入日本国籍时，便一心想再将吴清源召回中国。未几，段祺瑞借到庐山疗养的机会，见到了大权在握的蒋介石，便向蒋建议提倡围棋、发扬“国粹”，召回在日本的吴清源，否则中国围棋将愈弱。蒋介石听了只是口头敷衍一番，而并无举动，此事遂成泡影。　　　　  

    这里要介绍两位棋手。魏海鸿，汉口人，常来往于汉口、上海间交流棋艺，青年时成长为第一流棋手，与顾水如、刘棣怀、陈藻藩同称为棋界四家，1943年在沪战胜日本棋手上田一郎四段，1955年获上海市围棋友谊赛甲组第一名，后入上海棋社工作。另一个是雷溥华，北京名手，其兄永锡、葆申均有弈名，而溥华尤胜。二十年代，他与少年时的吴清源时常对弈。雷在布局、实战方面，皆有独到之长，被视为北方棋坛巨擘。日本棋院曾赠予四段称号。中年后，健康情况欠佳，一度皈依佛法，遂多观战而少对弈。解放后曾担任围棋教练，为著名棋手聂卫平的启蒙师之一。“文革”期间去世。　　　　

    吴、木谷一行这次来访，在我国棋界有广泛、深远的影响。我国棋手在这次棋艺交流中，成绩不尽如人意。分析失利原因，大体如下：从吴、木谷当时在日本战绩来看，他们实际上已代表日本第一流水平，相比之下，我国棋手确实存在着很大差距。其次，吴清源在1933和1934年间，曾采用震惊棋坛的“三三、星、天元”布局与本因坊秀哉对垒，这一具有历史性的名局曾为多种报刊转载，喧传一时，我国棋手慑于这两位棋艺开拓者的声名，对弈时显然信心不足。另外，吴、木谷是新布局的创造人。此种独具异彩的布局，构思奇特，气势宏大。而我国棋手对此缺乏深入研究，只知一味模仿，“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交锋未久，即觉处处碍手，反不如“旧布局”应用得驾轻就熟。但不论主客观原因如何，就从历年中日棋手交流的情况来看，大致可以判定：直到解放前夕，我国还没有棋手能达到日本专业五段的棋艺水平，中国棋手还没有具备冲击日本第一流棋手的实力。　　　　  

    1935年，我国张恒甫、过惕生、宋温善等青年棋手曾分别与日本小玉仓之助、浅野文太郎、八重田弥吉等弈于上海围棋共友会，这时双方的下法都带有“新布局”色彩。同年，本因坊秀哉一行访问台湾，因此时台湾尚被日本军国主义侵占，故从略。　　以上仅是举其重要者而言，笔者囿于见闻，必多遗漏。当时我国重要城市日本人俱乐部的围棋活动，概未编入，但仅此已足觇直至抗战前夕，双方棋手间的交往仍相当频繁。　　　　

    我国围棋水平的逐步提高，不能离开广大棋艺爱好者的有力支持，回顾三十年代中期，各地中、小型及私家棋会都在人力、物力十分单薄的条件下活动着，如北京有“中国围棋研究会”、“四宜轩棋社”，上海有“上海弈社”、“中国围棋会”、“幽风弈社”、“听秋弈社”，汉口有“中华围棋会”，无锡有“无锡围棋社”，南京有“公余联欢社”，并准备筹办“首都弈社”，甚至连中小城市如蚌埠等地区也在筹建棋会，它们在报刊上互通省气、彼此嘤求，古老的围棋艺术以它来自人民的生命力，在苦难深重的祖国大地上到处茁发新芽。　　　　

    1937年，上海《中国围棋月刊》创刊，远居日本的吴清源也不时投寄棋稿，给予支持。其时，吴对年仅十一岁的我国少年棋手邵继濂的棋艺才能表示赏识。　　　　

    同年春，日本井上孝平（当时六段）再次应邀前来上海。不料行至长崎，便因病不前。于是上海棋艺爱好者又通过在沪的日本人俱乐部向另一位日本新秀藤泽库之助四段（即后来的藤泽朋斋九段）发出了邀请，一切进行得都很顺当。可是，七月七日，爆发了震撼全球的芦沟桥事变，抗战烽火顿时遍及长城内外，日本军国主义者不仅给中国人民带来了极其深重的灾难，也把日本人民驱入战争深渊，中日两国的围棋事业都受到了摧残。我国各地的围棋组织纷纷瓦解，有才华的棋手也无法躲避战争带来的厄运，例如当时被公认为有希望的我国青年棋手宋温善，就在避难川东时，因意外事故溺水身亡。在日本，一些专业棋手也被强征入伍，卷入战争，日本最有影响的围棋杂志《棋道》也被迫停刊近二年，旧日本棋院则在一片轰炸声中化为灰烬；桥本宇太郎和岩本薰在广岛进行日本第三期本因坊战决赛对局时，恰逢美机投掷下第一颗原子弹，因对局场所移在郊外而幸免于难······。凡此种种触目惊心的情状，在此亦难以尽述。　　　　   

    在我国沦陷地区青岛、上海、开封、汉口等处也曾先后出现过一些零星的围棋组织，其中有两个用汉奸政权名义建立的“棋院”，其一是1941年在所谓“满洲国”搞了个“满洲棋院”，又称“日本棋院满洲别院”，并举办过“全满洲围棋选手权战”等比赛，棋院的理事长、理事、监事十余名全部由日本人包办，可见与正常的文化艺术交流已截然不同。另一个是1943年在伪“华北临时政府”搞了个“华北棋院”，利用早年曾一度爱好围棋，但此时已堕落为汉奸头子的王克敏（原北洋政府财政总长）挂名为棋院“总裁”，在全国人民同仇敌忾的抗战岁月里，这种为日伪操纵的围棋组织，理所当然地受到了中国人民的唾弃和反对。　　　　

    在抗战期间，中日两国棋手仍未完全切断联系。1942年10月，日本濑越宪作（当时八段）、吴清源（当时八段）、桥本宇太郎（当时七段）、井上一郎（当时四段）等一行六人前来上海、南京访问，这是抗战时期颇为重要的一次围棋交流。　　　　

    十月十一日，日本棋手会合当时居住在上海的上田一郎四段、仲田见三段与中国名手顾水如、陈藻藩、王幼宸、吴浣（吴清源之兄）、董文渊、朱郇膏等六人分别对局，双方鏖战近六小时，仅有二局结束，由此可见双方对比赛重视的程度。在濑越让陈藻藩二子局中，陈竟利用两个相对空角，一连走了近三十步的“模仿棋”，成为让子棋中的“奇局”。吴清源让王幼宸二子之局，弈了六小时仅下七十着，吴氏思路敏捷、着子较快，相比之下，王幼宸则极其慎重，他的“长考”因此出了名。　　　　

    十六日，日本棋手离上海来到南京，此时聚集南京的还有北京棋手金亚贤、邵继濂（邵继铮之弟）、王德深，他们与当地棋手联合迎战，结果在两场十一局的竞赛中，除金亚贤受二子战和濑越外，其余均告失利（打挂两局）。此战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各地围棋水平与上海相比存在一定的差距。南京交流中引人注目的当推青年棋手邵继濂，邵当时年方十七岁，是北京求实中学学生，与吴清源、桥本宇太郎对局均受二子，日本棋家评论他的棋有天禀亦有俗着，倘能精心磨砺，可成大器，曾建议他赴日深造。但后来邵氏作出了放弃弈技、专攻学业的抉择，在棋坛从此湮没无闻。　　　　  这次濑越、吴清源等来访，有其不可忽视的意义，吴清源已成长为举世瞩目的第一高手，以他的成就，足以激起沦陷地区人民的民族自尊心，因此，所在受到了热烈欢迎。另外，凡这次正式上场对局的我国棋手都被分别授予段位，这是历来我国棋手被授予日本棋院段位证书最多的一次（1919年本因坊秀哉来访时，曾授予段位，因历年久远，除顾水如、段俊良等获得段位外，其余难以详明。1926年张澹如、王子晏、陶审安曾受日本棋院三段证书）。据统计，这次中国知名棋手被授予段位者如下：　　　　

    四段：顾水如、刘棣怀、王子晏、雷溥华、张澹如、魏海鸿。（以上六人在日本棋手来华前，已确定要授予四段。此时刘、顾不在沪、宁，张、王因病已不常对局。）　　　　

          三段：王幼宸、陈藻藩、金亚贤、邵继濂、吴浣。　　　　

           初段：董文渊、朱郇膏、王德深、范德民、陆曙轮、伏子仙。　　　　

    由于此后中日围棋正式交往中断近二十年，所以直至五十年代中期，我国国内仍常以这次段位获得者作为比较棋力的某种“尺度”，用以衡量其他棋手所达到的棋艺等级，可知影响不小。　　　　

    1942年10月下旬，日本棋手由南京返回上海，10月29日，中日十二名棋手聚于上海魏家花园，举行了一次规模盛大的联棋。当时按水平分为两组，由濑越宪作、王子晏、桥本宇太郎、王幼宸、上田一郎、董文渊执白，顾水如、吴清源、陈藻藩、井上一郎、朱郇膏、仲田见组执黑，在水平参差不齐的情况下，各组配合相当默契，尽量让“主将”充分发挥作用，因此全局竞争剧烈，波澜迭起。在旁观战者摩肩接踵、水泄不通，直至晚上八时，仍不肯散去。十一月四 日，吴清源、桥本宇太郎又到上海青年会作公开快棋表演，消息传开后，入场券争购一空，会场里座无虚席，欣赏两位棋家的高超技艺。直至十年以后，担任此局解说的濑越在回忆中写下：“听讲者来临，拥挤一堂，几无插足之余地。”此情此景，给人们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　　　　1945年抗战胜利，由于日本军国主义者在华犯下滔天罪行，形成的民族隔阂在短期内难以消除，战后双方经济、文化事业遭严重破坏，亟待重建，国民党反动政府又挑起了新的内战等因素，中日围棋交流一时中断。迄今笔者尚未发现1945年至1949年间有围棋交流的记载。　　　　

    解放后，在党和国家的关怀重视下，围棋艺术获得新生，在旧中国中日围棋交流中积累了经验的老一辈棋手也贡献出他们的余热，为祖国培育出一代新人。　　　　

    1950年10月，上海、南京等地棋艺爱好者主动筹款编印《围棋纪录》刊物（由胡沛泉主编），因客观条件所限，只能油印发行，每期印数仅二百份，但它前后持续七年，流传遍及全国各围棋重点省市。在日本进口棋谱十分稀少，而《围棋》月刊尚未创刊之前，《纪录》成了我国棋手了解国内外棋坛动态的一个主要“窗口”，不少日本重要棋战对局都转载于此刊物上。　　　　

    1953年6月，在首都成立了北京棋艺研究社。该社发行了由著名人士李济深题名的《围棋艺术的新认识》的小册子，建议将全国各地棋手（以青少年为主）集中起来，集体钻研，相互竞赛，以促进棋艺的提高。并指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赶上日本和超过它，都是绝对可能的事。”　　　　  

    五十年代中期，我国著名京剧大师梅兰芳先生在访日期间，会见了全盛时期的吴清源九段，吴先生十分关心中国围棋事业，探询了国内青少年棋手成长的情况。梅先生返国后，即委托许姬传先生走访上海围棋家顾水如先生，就此作深入了解。　　　　  1960年，在陈毅同志和松村谦三的共同倡议下，以濑越宪作名誉九段为团长，包括桥本宇太郎九段、坂田荣男九段等著名棋手在内的日本围棋代表团应邀来我国访问，这是解放后第一个来访的日本围棋代表团。从此，中日围棋交流揭开了新的历史篇章。此时濑越团长已年逾古稀，他战后就任日本棋院理事长，是吴清源、桥本宇太郎的老师，在棋界德高望重，他的名著《濑越围棋读本》流行于世界，对围棋普及提高广有影响。濑越已前后四次访问我国，每次归国后都撰有访华文章，是对旧中国棋界动态十分熟悉的前辈。　　　　

           桥本此时是第三次来访，他强于记忆，刚下车便认出了许多阔别近二十年的棋友……此后历次中日围棋交流的情况，当时《围棋》月刊均有介绍，兹不赘述。　　　　今天，前辈棋手们长期盼望而未能实现的日子终于到来了。我国青年棋手在历次中日围棋友谊赛中，成绩不断提高，表现出良好的素质和棋艺才华，在他们身上，寄托了全国围棋爱好者的希望。中日围棋对抗时期已经逐渐展开在我们面前，让我们拭目以待吧。

                    【全文完】　

                                                                     原文连载于【围棋】月刊1985年第1--------6期

         

                围棋与扬州

     江志鑫

    围棋是国粹，扬州是历史文化名城，两者之间并没有什么必然的联系。但是，顺着围棋几千年的足迹走来，我们发现围棋史上的许多重要人物、重要活动和重要事件，都与扬州这座历史文化名城的关系非同一般，在全国的城市中，可以独树一帜。有人把扬州称为围棋之城，究其原因，这与扬州所处的地理位置有很大的关系。

    扬州城坐落在长江三角洲的冲积平原上，无关隘险要可守。几乎每一次战争都给扬州城带来毁灭性的破坏。因为扬州是兵家必争之地，扬州之所以是军事上的重镇、是战略要地，最重要的原因是扬州是全国的交通枢纽。从汉代开始到魏晋南北朝是扬州逐步形成全国交通枢纽的阶段；从隋代到鸦片战争之间的一千多年，扬州一直是全国南北物资交流的集散地。宋代沈括的《梦溪笔谈》统计当时全国舟楫的三分之二要经过扬州。

    在古代社会最初的运输方式是人挑肩扛，后来使用经过驯化的马、牛等大型牲畜来替代人力，大约到了春秋战国，马车普遍使用。那个时候一个国家的大小、强弱用拥有多少辆马车来衡量，所谓“千乘之国”就是拥有一千辆马车的国家。到了汉代，军队中骑兵已经取代了战车，在长距离的物资运输上，船舶的优势明显超过了马车和牛车。那时军队中已经有了水军，船舶不仅用于运输，还用来打仗。

    中国的地势是西部高东部低，海河、黄河、淮河、长江、钱塘江、珠江六大水系都是从西往东流。而淮河和长江之间的洪泽湖、宝应湖、高邮湖、邵伯湖四个首尾联通的湖群地处长江三角洲的平原上，落差小，水流平缓。成为沟通长江和淮河的天然通道。扬州处在这个天然通道的结点上，早在春秋时代扬州人在吴王夫差的率领下开挖邗沟，使长江、淮河两大水系联通。后来的隋炀帝将这条水路向北延伸到今天的北京，向南延伸到杭州，成为人类历史上最长的大运河。从此以后扬州在一千多年中成为中国的交通枢纽和贸易中心。经济繁荣，富甲天下。扬州成为中国最繁华的城市。各种各样的人才都向扬州流动，人文荟萃，雅士云集。文化艺术、音乐舞蹈、工艺美术、饮食服装、园林建筑、娱乐服务各行各业日臻其盛，诸如扬州学派，扬州“八怪”，扬州菜系，扬州玉器，扬州漆器，扬派盆景，扬州“三把刀”等。这其中也包括了围棋。

    这样一个得天独厚的条件，使扬州与围棋结下了不解之缘。扬州是运河之城，也是围棋之城。

淝水之战、围棋赌墅与扬州

    公元383年发生的淝水之战，是影响中国历史进程的一次重要战争。前秦苻坚的八十万大军与东晋谢安的八万军队在淝水之畔的洛涧（今安徽怀远）交锋。双方兵力相差悬殊，战争的结果是弱军战胜强军，谱写了中国古代战争史上辉煌壮丽的一幕。

在决战前夜，东晋军队的最高指挥官谢安一边下围棋，一边指挥着这场战争。那么谢安的指挥部设在哪里呢？谢安和谢玄在决战的前夜，跑到别墅里面去下围棋，并用别墅做睹注以决胜负。这座别墅在哪里？围棋睹墅这件事，让人们看到一个栩栩如生的伟大的军事统帅的光辉形象。以至于唐、宋、元、明、清的一千多年中，不断地有人在诗歌中咏叹这件事。实际上这两个问题是一个问题，指挥部和别墅不会相离太远。

有人会说，这不应该成为一个问题。谢氏家族住在健康（今南京），唐朝诗人刘禹锡在《乌衣巷》这首诗里面已经告诉我们一个十分明确的地址：“朱雀桥边野草花，乌衣巷口夕阳斜；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那么，谢安一家住在健康（今南京）城里的乌衣巷，谢安的别墅，也在今天的南京城外吗？

    本文想就这一问题做一点分析。首先，要说明一下，扬州在东晋一百年多一点的时间里，曾经有过多种名称叫法，除了扬州这一叫法外，还称之为：“广陵郡”、“南徐州”。

                 一． 东晋第一重镇-----扬州

    据《南齐书。州郡志》记载：“江左大镇，莫过荆、扬”。

    据山东大学王仲荦教授编写的《魏晋南北朝史》：“东晋的经济军事重心，就地区而论，主要是在荆、扬二州。两州的户口，占了江南的一大半。就地理和军事的形势而论，自东晋以来，又以扬州为内户，荆州为外阃。扬州是拱卫首都京畿重地----政治中枢之所在。”扬州扼守长江之北，是长江之南的首都健康的门户。在军事上是必然的战略要地。保住江南必然要先守住江北，如果江北尽失则江南无羽翼之护，无法长久保住。京城健康将成为一个不设防的城市。

                  二．南北水路运输的枢纽-----广陵郡

    自西晋灭吴以后“南方米榖，皆积数十年”（《晋书。陈敏传》）西晋政府命令广陵相督运江淮漕米。为什么要广陵相办这件事，而不让荆州、江州、京口的官员来办这件事？西晋时期水上运输已经取代马车，成为长途运输的主要方式。长江水路从扬州向北经邵伯湖、高邮湖、宝应湖、洪泽湖四大湖群进入淮河和黄河，地势平坦，河宽水缓，成为南北物资运输的主要通道。而扬州处于这条黄金水路的咽喉之地，可以说，在东晋时扬州已经成为全国的交通枢纽。要想打赢一场战争，后勤运输必须得到保证，无论是古代和现代的战争都是这样。俗话说，兵马未动粮草先行。当时的水上运输无论在经济上，还是在军事上，都有极其重要的地位。

                  三．水军要塞-----广陵郡

    东晋军队的构成中，水军是一支十分重要的力量。史书记载淝水之战前十四年（369年）东晋大司马兼扬州牧桓温率军北伐：“水军自清水经过四凟口（今山东东阿东北）入黄河，舳舻数百里，进至枋头（今河南浚县西南）”。淝水之战二十年后，荆州军从江陵浮江东下，结果在峥嵘洲（今湖北鄂城县）打了一仗，水军主力两万多人被北府兵击溃。从这两次的军事行动，我们可以看到东晋的水军规模是相当可观的。水军的人数有数万人之多，水军的船只延绵数百里，至少在千艘以上。在长江中下游无论是进攻还是防守，都必须拥有一支强大的水军。水军的布防和运动，从长江到淮河必然要从扬州经过，从洪泽湖边的盱眙出发，沿淮河西行七、八十公里，就到了淝水之战的主战场。控制南北交通，打通水上通道，控制长江和淮河，必须先控制扬州。淝水之战发生时，东晋参加会战的，不光是步兵和骑兵，应当还有一支强大的水军。水军的基地，西面应当在扼长江上游和洞庭湖水系的荆州以及扼鄱阳湖水系的九江，东面必然是扼江淮水道枢纽之地的扬州。

                   四．北府兵的军府（司令部）在南徐州

    公元377年，东晋政府任命谢玄为南兖州（今镇江）刺史，负责筹备组织一支新的军队。因为当时的镇江叫北府，所以这支军队的名字就叫北府兵。时间不长谢玄就将北府兵的军府（相当于今天的司令部），从京口（今镇江）移到广陵。这支军队的人数大约有六、七万人，主要是由北方南迁的居民及其子弟组成。

    为什么选择镇江来组建这支军队？因为镇江一带是南迁居民的最大的聚集地。据史料统计，自东晋初年至末年的一百年间，南迁人口有九十万，以侨寓今江苏为最多，约二十六万人。而侨寓镇江的就有二十二万人。当时镇江的外来人口的数量超过了本地人口。北府兵从组建到淝水之战，经过七年的严格训练成为一支战斗力极强的军队。东晋取得淝水之战的胜利，北府兵所起的核心主力的作用是史家一致公认的。

    从以上四点我们可以看出，无论从政治、军事、经济和地理位置的角度来考虑，扬州是东晋首都健康的北大门，是军事上的要塞，经济上的重镇，南北交通的枢纽。战略的重心在扬州。淝水之战的指挥部应当设立在扬州，不会放到长江以南的京口或健康。如果指挥部放在健康，那说明战争态势已经到了全线防守无力反攻的地步。

    谢安（320-385）陈郡阳夏（今河南太康）人，西晋末年发生八王之乱，再加上王弥、石勒起兵，匈奴攻逼，搞得“中原萧条，白骨涂地”。司马政权南迁，世家大族南移。谢安的伯父谢鲲，渡江后任豫章太守，谢安的父亲谢裒为太常卿。其从兄（谢鲲子）官至尚书仆射、镇西将军，谢安兄为安西将军，豫州刺史。谢氏一门多人都是东晋政权的重臣，长期担当要职。

    可是谢安本人在南迁后却一直隐居山林，不问政治。东晋政权几次三番请他出山，他都“高卧不起”。东晋穆帝永和九年（353年）的三月三日上巳节那天，三十三岁的谢安与大书法家王羲之等四十一人，在山阴（今浙江绍兴）兰亭修禊，每人作诗一首汇成诗集，由王羲之作序，这就是被誉为我国第一行书著称的《兰亭集序》。过了十年，谢安四十多岁的时候，谢氏在朝廷已经无人担当要职，他才开始步入政坛。由侍中而吏部尚书、尚书仆射、后将军、扬州刺史、中书监、录尚书事。当年幼的孝武帝继位时，谢安已经当了宰相，史书称“安更独综朝权，政由安出。”谢安成为东晋政权的决策人物。鉴于北方前秦对东晋政权咄咄逼人的态势，公元377年五十七岁的谢安组建北府兵。七年以后，谢安指挥的东晋军队以少胜多，以弱胜强，取得了我国古代战争史上著名的淝水之战的胜利。谢安也得以名垂千古，流芳百世。淝水之战后不到二年谢安去世，终年六十五岁。

    谢安的一生可以分为两个阶段：四十多岁前隐居山林是第一个阶段。出仕从政直至去世是第二个阶段。前一个阶段他“高卧东山”，这个东山是指今天浙江绍兴、上虞一带。那里有一个面积数千亩地的谢氏私人大庄园。庄园里有山有水，他一直在庄园里隐居，过着“世外桃源”的生活。从政以后他的活动以朝廷为中心，他住进了位于乌衣巷的谢氏府第。成为东晋政权“顶梁柱”。

    但是，有两个因素决定了谢安不会常住健康。

    其一，当时的东晋政权充满了外患和内忧。外患，是北方少数民族政权的进攻，特别是前秦政权的符坚口出狂言“挥鞭塞江”，对东晋政权构成了巨大的威胁；内忧，东晋王室与南迁世家大族的权力矛盾，外来移民与本地居民的矛盾，“荆扬之争”的矛盾，错综复杂地交织在一起。谢安不是处在一个太平盛世，他当的不是一个太平官。

    其二，谢安四十岁以前一直隐居不出，他对从政不感兴趣。后来他一改初衷毅然出山。作为一个杰出的政治家和军事家，他明白自己肩上的责任，他要有一番作为。他不会坐镇朝廷发号施令。事必躬亲，他一定是经常到外地视察、巡防、检查、督导。

    那么，除了健康，他去得最多的地方必然是扬州。他数度当过扬州刺史、广陵相。北府兵的军府在扬州。特别是在淝水之战前后，军队的布防与调动，战略的筹划与决策，后勤粮草的供应与安排，他不会离开扬州一步。谢安从政多年，他住在扬州的时间，应当比在健康的时间还要长。谢安长期居住在扬州，扬州城里必然有他的宅院。在扬州城外的郊区山林之中建一、两处别墅，是非常自然的事。当然，这个别墅与现代意义上的楼房别墅是完全不同的，可能只是山涧小溪旁的几间草屋而已。唐代的诗人在咏叹这件事时运用的字眼是“草堂棋赌”，这说明在那个时候的别墅一般都是草房。

    根据上面的分析，淝水之战前夕，东晋军队的指挥部是设立在扬州，距离淝水之战的主战场二百多公里的路程，换骑快马只需一天的时间。谢安和谢玄在淝水之战的前一天晚上，来到别墅里下围棋，充分展示了决战前夕，指挥若定的统帅风采；下围棋的时候又用别墅来一赌棋局的输赢，实际上是一赌这场战争的胜败，从中我们看到谢安对打赢明天的战斗充满了必胜的信心。这种泰山崩于前而色不变的伟人性格；胸中自有雄兵百万光辉形象，让后世千年，不断咏叹。

    根据1979年出版的王仲荦先生编著的《魏晋南北朝史》第357页的叙述：“谢安在淝水之战胜利之后，进位太保、太傅，都督扬江荆司豫徐兖青冀幽并宁益雍梁十五州军事，声望极高，因此招致王室的猜嫌，主相之间渐渐隔膜起来。他于是请求北征，出镇广陵，实际上是在孝武帝同母弟会稽王司马道子的排斥下，被迫离开朝廷。不久安病死。”据吕思勉先生著《两晋南北朝史》246页：“(谢)安以（司马）道子专权，……出镇广陵之步丘以避之。”（步丘，今江苏江都县之邵伯镇，邵伯位于四大湖群最南端与进入长江河道的交汇处，很可能是当年东晋水军司令部所在地，离扬州仅十几公里的路程。）

    淝水之战后一年左右，谢安就被排挤出朝廷。到了扬州，并且是他主动请求镇守广陵。这里“请求北征，出镇广陵”八个字很关键。请求北征是准备打仗，是要打大仗。出镇广陵，就是指挥部设在扬州，这个战争的司令部谢安认为必须放在扬州，而不能放在京口，或者其它任何地方。就象一年前淝水大战时一样，指挥部也是放在扬州。他生命的最后一段时光常住扬州。但是，由于东晋王室的不信任，不配合，他无法实施北征的作战计划。据史书记载，谢安去世前四个月还在扬州做了两件大事：一件事是筑邵伯埭（拦湖大坝，今邵伯闸的发端）；另一件事是建步丘（今邵伯镇）新城。这里是控制江淮水路的咽喉之地。

    谢安从“独综朝权，政由安出”，到被排挤出朝廷；从叱咤风云到郁郁不得志，再加上年事已高，时间不长，即一病不起在扬州去世。

    在今天的扬州城里有一处谢公祠遗址，在邵伯湖边的邵伯镇上也有一个谢公祠。这固然是为了纪念他指挥淝水之战的丰功伟绩，但是与他多年在扬州的生活，最后在扬州去世也不无关系。

             娄逞的家乡--东阳，在哪里？

    到了南朝齐代，扬州城内发生了一件有趣的事：一个名叫娄逞的女子，喜下围棋，她听说扬州下围棋的很多，棋风颇盛，不甘心家中的寂寞，就化装成男子，到扬州与人下围棋，并在扬州官府里当上了议曹一级的官，她在这一职位干了两年之久。

    古代社会是一个以男性为中心的社会，在社会上活动和工作的基本上都是男性，女人是“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的。一个女性长时间地混在男性当中，终于被人识破女儿身，齐明帝知道了这件事，令其作妇人服而去。齐明帝也是个围棋迷，他感叹道：“如此之伎，还之于老妪，岂不惜哉！”这件事在唐代和元代的一些传记上都有记载。

    据史书记载，娄逞是东阳人氏。这个东阳在什么地方？

    翻开现在的地图查找，在今天的浙江省中部有一个东阳县，除了这个东阳，在中国的版图上再也找不出第二个县级以上的东阳城市来。所以，许多资料便认定，娄逞是浙江的东阳人。这个认定从什么时候开始，说不清楚。但是这个认定在相当长的时间里，被大家接受，没有人提出过疑义。

    这个说法是否妥当值得商榷：娄逞生活的时代距离我们有一千五百多年了。她当时出生的东阳在什么地方？是不是就是现在的浙江省东阳市？古代资料是说的一千五百年前的情况，随着时代的变迁，王朝的更迭，许多地名发生了变化，特别是行政区划的变化是很大的。不能用现在的情况去套古代的情况。

    上世纪八十年代，在离扬州老城区西面十二公里的仪征庙山汉墓出土一批漆器，漆器上刻有二、三等序号和“内厨”、“外厨”等名称，还有“东阳”的地名。这个“东阳”是什么地方？

    在扬州的西北方向，离扬州城大约五、六十公里的地方，有个东阳乡，今隶属于盱眙县马坝镇。这个地方以出土汉代文物而出名，汉墓很多。从这个情况可以知道，汉魏时期，东阳一带是风水宝地，人烟稠密，物产丰富，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行政区划。

    据史料记载，在秦代东阳一度被提升为郡，下辖包括广陵在内的十四个县，其范围相当于今天江苏省的中部地区。到了汉代才逐渐被广陵、盱眙分治，到了魏晋南北朝东阳在广陵（今扬州）的治下。

    娄逞按照史料记载是东阳人，这个东阳应当是指这个长江以北的古代的东阳郡，而不是今天浙江省的县级市东阳。原因有五：

    第一，盱眙东阳（秦汉时期的东阳郡）地理位置靠近扬州，来扬州十分方便。从东阳乡（东阳古城遗址）到扬州只有几十公里的路程，步行一天就可以到了。而浙江的东阳，在浙江的中部，离扬州差不多有五百公里的路程，中间还隔着一条长江。在古代依靠步行需要十天半个月才行。再加上一个单身女子出门，一路上的困难就更多了。

    第二， 盱眙东阳的地方方言与扬州方言相差不大，她来到扬州乔装打扮，没有语言上的障碍。而浙江东阳的方言属于吴语区，扬州方言属北方语区，差别非常大。即使她说官话（相当于今天的普通话）也会带有吴方言口音。一听就知道她不是扬州人。而盱眙人说官话和扬州人说官话，不注意的话是不容易听出来的。

    第三， 对扬州的风土人情比较熟悉，饮食习惯、生活方式也比较相近。可以很快地融入到扬州城的社会生活中去。她自己不会有身处异域他乡的感觉，扬州人也不容易把她当成“外来客人”。

    第四， 如果说娄逞是浙江东阳人氏，她女扮男装出来的唯一目的是下围棋，那在离她家乡就近的城市，比如杭州、绍兴等地，在南北朝时期下围棋的人也很多。东汉末年到三国时期，江南一带的文人士大夫下围棋的风气盛行。西晋末年到东晋的一百多年间，中原人口大量南迁，使围棋活动在南方更加兴盛。娄逞到杭州、绍兴去找人下围棋，不但路途近，语言上没有任何的障碍。她一个小女子舍近求远，跑到千里之外的扬州就是为了下围棋，似乎有些说不通。当时南北分治，江淮地区是南北的分界线，扬州又是一个重兵设防的兵家必争之地，娄逞在浙江省中部山区的安全地方不呆，一个单身女子跑到千里之外的作战前线来，也是有悖于常理的。

    第五，从春秋战国到秦代汉初，东阳一直是一个重要的行政区划，汉初东阳作为一个郡县级的行政地区突然消失。缘于一个历史事件：藩王造反，汉高祖刘邦的大将淮南王英布，联合江淮吴楚的藩王造反，到了汉景帝年间又有吴王刘濞联合江淮吴楚地区的七个王叛乱，叛乱平息后，许多藩王被处死自缢，封地被收回，行政地区被取消，东阳作为一个郡县级的行政地区消失了。

     2009年2月，南京博物院的考古专家经过一年多的勘探与发掘，已经探明在东阳古城北面二公里的大云山上是一座西汉初期的王陵，虽然历史上经过多次盗墓，乃然出土发现有金缕玉衣、玉棺、四驾马车的车马坑，墓园的面积达到二十五万平方米。到目前为止，我国考古出土的汉代王侯级的玉棺共有三处，除了河北满城汉墓、徐州狮子山汉墓外，就是这次东阳考古发现的了。

    东阳曾经是汉初分封的荆国的都城，荆国下辖东阳、鄣、吴三个郡，五十三座城市，包括今天的江苏省、江西省、浙江省和福建省的部分地区。汉景帝三年，吴王刘濞发动吴楚七国之乱，事败后刘濞被杀，国除。东阳市的行政级别被取消了，汉代的版图上没有了东阳郡。（根据东阳王陵发掘的初步分析，很可能是吴王刘濞的陵墓）。

    但是东阳这个城市没有消失，在汉代四百多年中，一直到魏晋南北朝，东阳的人还在，东阳的地名还在，但是它不再是一个行政中心。随着水路运输的发展扬州城崛起，到了唐代扬州成为全国最大的交通贸易中心，东阳的影响越来越小。尽管如此，后来在唐代和元代的史料上，乃然有关于东阳的记载。

    从上述理由上讲，娄逞应当是古代地处江淮之间的东阳人，也就是今天江苏省盱眙东阳人氏。从古代行政区划地理位置上讲，娄逞也就是扬州人。

    魏晋南北朝是我国历史上一个很特别的时期，北朝出了一个花木兰，女扮男装，替父从军，五百行的叙事《木兰诗》流传千古，成为历代传颂的佳话。南朝出了一个娄逞，女扮男装，在纹枰上与男士斗力，在四千年的围棋史上成为一道靓丽的风景。有人说，魏晋南北朝是我国历史上人性、个性大解放的时期，这话很有道理。

    围棋经过两千年到魏晋南北朝出现了空前的大普及、大流行、大发展的辉煌局面。从春秋时期的“小数”一变而为超级“摩登”游戏与琴、书、画一起登上了大雅之堂。上至皇帝、王公贵族乃至整个上流社会，下至僧侣、黎民百姓都掀起了一股下围棋的狂热，以至于当时有人写出了第一篇，也是至今唯一的一篇反对围棋的文章《博弈论》。令作者韦昭始料不及的是，它不仅没能阻止这股围棋狂潮，反而火上浇油，吸引了更多的人迷上围棋。

    娄逞女扮男装到扬州下围棋的事情，正是在这个背景下出现的一个花絮。是见诸于史料的我国第一个有名有姓的女子棋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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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泡泡沙    时间: 2013-11-9 23:33


                                              唐诗、围棋、扬州

    唐诗中提到围棋的不少，提到扬州的就更多。但是在同一首诗中，既提到围棋又提到扬州的就很少了。

    略翻《全唐诗》，一首王维的《同崔傅答贤弟》映入眼帘：“洛阳才子姑苏客，桂苑殊非故乡陌。九江枫树几回青，一片扬州五湖白。扬州时有下江兵，兰陵镇前吹笛声。夜火人归富春郭，秋风鹤唳石头城。周郎陆弟为俦侣，对舞前溪歌白纻。曲几书留小史家，草堂棋赌山阴野。衣冠若话外台臣，先数夫君席上珍。更闻台阁求三语，遥想风流第一人。”大诗人写景抒情信手拈来，两次提到扬州一次提到围棋，可见这两样东西在他心目中的位置。

    这里需要说明的是，在我国古代典籍中，凡是出现“棋”字，都是指围棋。象棋于南宋出现后，直至清末，始终未能在上流社会取得一席之地。而围棋在二千多年前的汉代已经进入上流社会，在一千多年前的北宋已经和音乐、书法、绘画一起被称为“琴棋书画”，进入文化艺术领域的最高殿堂。

    大诗人王维这里提到的“草堂棋赌”是指东晋谢安在淝水大战的前夜与人在扬州郊外的别墅里下围棋，棋兴所至，用别墅（草堂）作为赌注这样一个真实的历史事情。唐代另外一个大诗人温庭筠曾作《谢公墅歌》：“朱雀彤南绕香陌，谢郎东墅连春碧…江南王气系疏襟，未许符坚过淮水。”咏叹这件事。

    唐朝大诗人白居易和刘禹锡第一次在扬州见面，酒席桌上刘禹锡写了一首诗：《酬乐天扬州初逢席上见赠》“巴山楚水凄凉地，二十三年弃置身。怀旧空吟闻笛赋，到乡翻似烂柯人。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今日听君歌一曲，暂凭杯酒长精神。”诗中的烂柯即是指围棋，两位诗人都喜爱围棋，他们第一次见面扬州就在诗中说到围棋，那他们在扬州逗留期间，手谈数局是当然的了。

    唐代诗人中会下围棋的很多，象王维、李白、杜甫、白居易、杜牧、韩愈、柳宗元、李商隐、刘禹锡等著名诗人，都是围棋爱好者，这些诗人都到过扬州，也写下过很多咏叹扬州的诗句。在他们的诗作中，提到围棋的诗，在《中国围棋》里作了初步的汇集，我们去搜集、挖掘整理这方面的资料，对研究围棋的历史是有益的。

    围棋在唐代发展到一个重要时期，正是在隋唐之交，围棋离开了生她养她的故土，走向了世界，围棋传播到朝鲜半岛。至今我们从日本围棋中还能摸到古代围棋的许多信息。也有资料说围棋传到日本的时间可以追溯到魏晋南北朝时期，这种可能性不完全排除。但是，真正形成一定规模传到日本和高丽，还应当是在隋唐之际。日本在那时派出的百人以上的遣唐使团达十三次之多。隋唐时期是日本、高丽学习中国文化的高峰期，也是围棋进入东瀛社会的高峰期。

    扬州在唐代被誉为“扬一益二”意思是除了长安首都外，扬州是全国最大的城市，是经济上最发达繁荣的城市，可以肯定也是围棋的一方沃土。日本遣唐使团的来华路线主要有两条，一条是由朝鲜走陆路到长安；另一条是从唐津市上船经海路入长江口，从扬州上岸去长安。唐津是日本当时最大的港口，其名称的由来也与此有关。唐津市与扬州市1982年2月22日缔结为友好城市，现在每年都举行一次两个城市的围棋交流活动。

    希望通过唐代的考古发掘，能发现更多的这方面的消息。

平山堂—欧阳修的棋室

    扬州地处长江三角洲的冲积平原上，地势平坦，唯城西北郊有一数十米高的冈丘，谓之蜀冈，是扬州人登高望远之处。北宋欧阳修出任扬州太守时，在蜀冈上建平山堂，为什么起名为：“平山堂”呢？因为登冈入堂，站在堂前向南方远眺只见十多公里外的长江南岸群山起伏映入眼帘，似与脚下厅堂一般高低，于是乃题一扁额“远山来与此堂平”。自此“平山堂”正式名称流传千年。并成为扬州一处妇孺皆知的名胜古迹。

    平山堂位于蜀冈上大明寺内，大明寺始建于南北朝时期，至今已有一千七百多年的历史。唐代著名高僧鉴真曾是大明寺的住持，后应日本僧侣团恳请东渡扶桑，开创中日友好的新纪元。寺内山林密布，清冽的天下第五泉在山石中流淌。风景优美，环境清新雅静。

欧阳修当初修筑平山堂的初衷，我们不得而知。但是欧阳修爱好围棋，痴迷围棋，这是尽人皆知的事。“六一居士”就是一万卷书、一千卷佛教经文、一支笔、一副围棋、一张琴、一壶酒。

    欧阳修认为围棋是与琴、书、画并列的高雅文化艺术，下围棋的环境自然也就十分重要，他在《新开棋轩呈元珍表臣》诗中为我们描绘了这样一个弈境：“竹树日已滋，轩窗渐幽兴。人间与世远，鸟语知境静。春光霭欲布，山色寒尚映。独收万籁心，于此一枰竟。”诗中的“幽窗、鸟语、境静、山色”，是新开棋轩的要素，也是对扬州平山堂风光的最贴切的写照。

    欧阳修笃信佛教，藏有佛教经文上千件，每日诵读研究，以“居士”自称，他将平山堂建在蜀冈之上的大明寺内，在这深山老林，古刹钟声的氛围中纹枰对坐，手谈数局，忘却人世间的一切烦恼，实在是一种莫大的享受。欧阳修携友人到平山堂度假休息、吃饭、饮酒、喝茶、吟诗、弈棋，其中花费时间最多的当数下棋了。平山堂建在大明寺内，而寺庙乃清净之地，不宜高谈阔论，高声喧哗；也不宜饮酒作乐，赋诗弹琴。要吟诗作对，高谈阔论，饮酒弹琴，则湖上泛舟，茶楼品茗的环境，更为适当。

围棋史上应当记住的一个扬州人

　  在围棋几千年的历史中，宋朝是一个很重要的朝代。我们现在所能见到的最早的棋书，就是南宋初年刻印的《忘忧清乐集》。通过这本棋书，我们才能在今天见别三国至唐代的一些棋谱。围棋的棋谱记录方式发生重大变革的也是在宋代，这个变革与一个扬州人有关，他叫徐铉。

　　徐铉(917—992)宁鼎臣，广陵(今江苏扬州市)人。初仕吴，又仕南唐，入宋为太子率更令。徐铉是一个大学间家，他在古汉语、古文字学上有很深的造诣。他酷爱围棋，花了大量的时间、精力研究围棋，收集整理前朝历代的各种棋谱和资料，编写了许多围棋方面的书籍。到了元代有人编写宋朝的历史，收集到唐至宋的各种围棋书籍共有作者七人、书廿六卷(本)，其中仅徐铉一人就有《棋图义例》一卷，《金谷园九局谱》一卷，《棋势》三卷，共有五卷之多。特别是《棋图义例》这本书，是我们现在所能见到的专门解释围棋基本术语的最早的著述，后来广为流传的《棋经十三篇》中所述的三上二种围棋基本术语，有三十种与徐铉所述完全一样，这说明《棋经十三篇》成书时参考了包括徐铉所著的棋书在内的许多棋书。

　　徐铉还做了一件对推广、传播围棋产生重大影响的事，就是对沿用已久的围棋记谱法作了重大的改进，在此之前，围棋对局的记谱是采用361个不同的汉字分别代表围棋盘上361个不同的点，为了便于区分，又把围棋盘以大元为中心切分四个相等的方块区，以“平、上、去、入”为四隅的代号。这种记谱法又叫“四大景盘式”，可以想象要记录一盘围棋实战对局，是极为麻烦的，非经长期的特别训练，很难完成记谱的工作。徐铉提出围棋盘的一边十九条线用——十九标注，另一边用十九个汉字标注：它们是：天、地、才、时、行、宫、斗、方、州、日、冬、月、闰、难、望、相、星、松、客，通过这个改革，围棋的记谱、读谱都比原来快了许多，清晰了许多。其实这种记谱法，与我们现在围棋比赛电视直播中的挂盘和教中用的挂盘的标识方法是几乎一柞的，只不过是汉字与英文字母的区别而已，但是在时间上，徐铉比我们早了一千年。

             明代扬州神童方渭津

　　我同古代棋手中被称为神童的有两个人，一个是在家喻户晓的《三字经》中提到的唐朝的李泌，七岁时就显示了极高的围棋天赋，受到唐玄宗的夸奖；另一个人是明代万历年间的扬州人方渭津。

　　据不同的史料记载，方渭津有多个不同名字：上海辞书版社出版的《围棋辞典》中为：“方新，扬州人，嘉庆至万历年间名手，幼年知弈，六、七岁时观父与来客对局，即能指摘局中有可攻瑕，复局布子，不差一路，稍长，同郡无人可敌……或谓方新即方渭津。”

　　据《江都县志》(扬州在历史上曾多次被称作江都)上记载：方子振幼时，其父与人弈棋，将其抱在膝上，弈至中盘方子振捂着其父的耳朵悄悄地说应在何处下子攻击。其父未听，结果客人赢了棋，客人笑说小孩子哪里能看懂大人下的棋。方子振不服气，当下开始复盘至中局，一子不错，然后在他认为应当下子的地方摆出变化，果然客大败。方子振十三岁时，天下棋手没有不知道他的。此处所记方子振即方渭津。

　　明代工世贞著的《弈旨》中提到各地棋手时说：“……闽有蔡生(福建蔡学海)，越有岑生(浙江岑小峰)，扬有方生(扬州方渭津)鼎立。”

　　由于扬州城在历史上多次遭到严重的破坏，许多资料信息失传，明末清初史可法死守扬州，城破被屠城十口，清咸丰年间，太平军与清军三进三出，在扬州城打拉锯战，这两次对扬州都带来毁灭性的浩劫。但就史料提供的情况看，方新、方子振、扬方生，无疑都是指方渭津而言。除了方渭津是神童和国手之外，我们在一份可靠的材料中知道了方的更多的信息，这份材料的作者是清初的钱谦益，钱与方有过交往，亲眼看见方在弈棋时的情况，因此钱谦益的记叙是可信的，同时也是弥足珍贵的。

　　钱谦益在他的《有学集》、《棋谱新局》序中记道：“余不能棋而好观棋，又好观国手之棋。少时，方渭津在虞山与林符卿对局，……渭津为人，渊静闲止，神观超然。对弈时，客方沉思怒目，手颤颊赤，渭津闭目端坐，如人禅定。良久，客才落子，(方)信手敌应，棋子声响铿然，目但一瞬尔。……渭津忽漫布子，畹下无一俗着，殆仙人谪堕尔!”作为一代高手，围棋大师全局在胸、神闲气定的风采，在钱的笔下被描绘得栩栩如生、入木三分。

　　方渭津作为扬州籍的国手，驰骋晚明棋坛数十年，与稍后的王元所、周元服、季心雪等杨州籍的棋手活跃在晚明清初的江准地区，为清代康乾盛世围棋在扬州步入辉煌鼎盛，拉开了序幕。

明末清初扬州三大国手

    王元所，亦作王玄所。明代万历年间棋手。是扬州府六合县人，明代的冯元仲所写的一本书《弈旦评》中这样说：“王局小，但善守而能收局，乃极高之低手。”明代还有个人叫谢肇淛写了一本书叫《五杂组》中说：“王天资高远，下子有出人意表者，足迹遍天下，几无横敌。”王元所在万历三十三至三十四年间（1605～1606年）与当时的国内棋坛高手会聚南京，来至浙江等地的名手湖州周生，范生，温州郑头陀均不能战胜王，被人称为当时第一高手。

     周元服，名冕，明末清初扬州人，清代出版的一些重要棋谱如《弈时初编》、《弈墨》、《不古编》中均收有他的实践对局棋谱。《弈悟》评周的棋是这样说的：“其着法变动可取，”“紧细”，他与当时棋坛另一名家汪幼清合作编著《弈时初编》流传后世。

季心雪，名德，清初顺治、康熙年间的国手，扬州人。季心雪在康熙间年，在当时棋谱收藏家的帮助下，将明、清两代的六百多局棋谱，细加审定，选择其中精彩的对局谱一百余局，编为《弈墨》一书出版。明代至清初的许多重要对局，均因此书而保留传后世，为其他棋书中少见，如吴瑞征，姚书升，汪汉年等棋手的棋谱。

    明代的扬州，地处南北要冲，是全国的水上交通枢纽，明代围棋几大派别的核心人物经常聚会扬州。据刘善承先生主编的《中国围棋史》158页说，明代“永嘉派”的代表人物：“徐希圣，他游历至江苏一带，最后客死于扬州，时年仅及中年。”明代三大围棋派别：京师派（北方棋手）、永嘉派（浙江棋手）、新安派（安徽棋手），扬州正好处于地域中心的位置，交通发达。再加上扬州籍的围棋国手不断出现，我们可以认为，明代围棋活动的中心在扬州已经开始形成。

扬州盐商与围棋

           据史料记载在乾隆年间，扬州盐商缴纳给清政府的税收占清廷岁入的四分之一。扬州盐商总会会长江春被史上称为“布衣结交天子第一人”。扬州盐商在古代经济史或商业史上以儒商著称，扬州盐商中文化人，艺术鉴赏家不乏其人。扬州盐商的私人剧团联袂进京替乾隆皇帝祝寿，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徽班进京”因此而诞生了京剧。

           我国古代围棋几千年历史的最高峰是在清代乾隆年间，这正是扬州盐商最兴旺发达的时期。全国围棋高手云集扬州，这并不是清政府的官方号召和组织，纯粹是民间的、棋界的自发行为。一百多年间上百名棋坛国手在扬州，是谁为他们提供了生存的土壤，是谁为他们提供了表演的舞台？是扬州盐商。

    当年棋坛两位巨星范西屏和施襄夏来到扬州，大盐商江春将他们奉为上宾，史书记载：“久馆斋中。”围棋国手们成年累月地就住在盐商家中。不愁吃、不愁穿、不愁用、不愁没有棋下。

     扬州盐商不仅爱好围棋，许多人的围棋水平也很高。有一个叫胡兆麟的盐商，围棋水平达到次国手的程度，与范西屏、施襄夏让两子对局，下了三十年。胡的棋风凶悍好斗，经常被吃掉大块的棋，《扬州画舫录》中记载，被吃掉的死子，堆放在棋盘边上象小山一般。当时下棋都是带彩的，如果按照一粒棋子一两银子计算，一盘棋的胜负就有几十两银子。

     乾隆皇帝也喜欢下围棋，乾隆南巡到扬州，扬州盐商在接驾时安排两个聪明伶俐的小孩子，一个是儿童围棋中的佼佼者童和衷，一个是扬州围棋神童卞立言。

    我国古代围棋的鼎盛时期，全国的棋手为什么能够集中在扬州活动，原因是多方面的。扬州是古代全国的交通枢纽，扬州人里面出现了很多围棋国手，扬州物产丰富、气候宜人、最适宜人居住，等等。客观地说扬州盐商的崛起，也是其中的一个因素。古代围棋从低谷上升到最高峰，然后再下降形成的曲线与扬州盐商开始发家到全面兴盛再下降的曲线，几乎是完全一致的。从最高峰向下回落的转折点是“盐引大案”。当扬州最大的六个盐商被押送京师时，如日中天的棋坛巨星范西屏和施襄夏也突然失踪不知去向。

     扬州盐商在我国古代经济史上、文学史上、戏剧史上、工艺美术史上所扮演的特殊角色，值得我们好好去研究，这其中也包括围棋。

称霸扬州即称霸天下

    围棋在清代康乾盛世，发展到了巅峰：高手林列，名家辈出，大量的棋谱、棋书刊刻问世，而几乎所有的棋坛重要活动，都与扬州有着密切的联系。这与扬州的经济、地理位置是分不开的。

     自隋唐至清，货物流通的主要渠道是水路，据沈括的《梦溪笔谈》记述，全国舟楫往返的三分之二要经过扬州，从隋炀帝开通大运河到鸦片战争后的一千多年间，扬州是全国的交通枢纽、物流中心，也是全国的人流中心。《扬州画舫录》卷十中说：“扬州为南北之冲，四方贤士大夫无不至此。”便利的交通，温和的气候，丰富的物产使扬州在千年之中成为我国经济繁荣、贸易发达的商业大都会。各种能工巧匠，文人墨客都云集扬州。

在这种背景下，棋坛高手都到扬州来寻找对手，扫平扬州即能扫平天下，称霸扬州即能称霸天下。

     据光绪年间邓元鏸所编的《围棋弈家姓名录》中，统计清代共有围棋高手一百六十九人，其中大家九人，名家五十六人，在这个“金字塔”的最顶端的人物里，有两个扬州人，一是清初黄龙士，十八岁时打遍天下无敌手，在清初独步一时。一是晚清的周小松。名鼎，江都人（1820-1894）享年七十五岁，一生经历嘉庆、道光、咸丰、同治、光绪五个朝代，五十岁以后，走遍中国，与所有的人下棋都要让两子以上，与海宁陈子仙并称晚清两大国手。

    清代中期的范西屏与施襄夏。是中国围棋几千年绽放出来的双巨星，两人棋艺达到座子棋时代的最高峰，已成为棋界的公认。这两人虽不是扬州籍人氏，但他们一生中的大部分时间都在扬州，他们在四十岁以后便定居扬州。清光绪年间出版的一部重要棋谱《海昌二妙集》的序中有一个范、施二人的生卒、活动纪事表。此表中明确记载了二人在四十岁以后都先后在扬州定居。

    范、施俩人在扬州下棋的许多趣闻轶事，散见于许多古籍资料中。如裘毓麟著《清代轶闻》中记叙：“胡肇麟，扬州鹺贾也，好弈。梁程，范、施皆授于二子。每对局，负一子，辄赆白金一两，胡弈好浪战，所谓不大胜则大败者也，同人称为胡铁头。然遇范、施辄败。每至数十百子。局竟，则朱提累累，盈几案矣。胡一日与范弈，至中局，窘甚。乃伪称疾，罢弈（封盘）。而急图局势，使急足求援于施。胡乃称疾愈，出与范续弈，如施所教以应。范笑曰：定庵人未至，弈先至邪？胡大惭。胡授二子与范、施弈，三十余年，然终不能成对手。”

     胡肇麟是盐商，酷爱围棋，棋力相当高，排名在“金字塔”中部，应在国手之列。《镜花缘》作者李汝珍评价胡肇麟的棋力时这样说：“肇麟乃百战百胜之健儿，同辈诸人，无不退避三舍，呼为铁头，勇可知也”。从上面两段史料所记载的内容，我们可以看出，范西屏与施襄夏两个人在扬州前后活动达三十多年，也就是说他们一生中的绝大部分时间都是在扬州度过的。他们在扬州的生活是非常富裕的，下一盘棋就可能有几十两甚至上百两白银的收入。

      扬州之所以能够吸引天下高手纷至沓来，地理条件交通便利，环境条件气候温和，生活条件物产丰富，发达的服务业，被誉为“吃在扬州”的维扬菜系驰名天下，使扬州成为最适宜人居的城市。除此之外，扬州还有十分优越的人文条件，众多的扬州籍的围棋国手，吸引各方棋士来扬交流，另外扬州的许多大官僚、大盐商、上层士大夫阶层具有相当的文化格调和品位，审美情趣高雅，其中许多人不是艺术家就是鉴赏家。扬州乾隆年间有一个大盐商，名叫江暹，酷爱围棋。史书称：“范（西屏）、施（襄夏）皆久馆斋中，一时海内弈者云集……”。

     江暹，又名江春，担任两淮盐商总会会长达四十年，据史料记载，他在四十年中因接驾皇帝、捐兵饷、赈灾、治水等各类名目捐给清政府的白银达1120万两。他被称为“布衣结交天子第一人”。

    清政府在扬州设置的一个十分重要的官职是两淮盐运使。两淮盐运使衙门在三百年中是扬州最大的政府机关，其门厅至今保存完好。把范西屏留在自己幕中的高恒，修撰《官子谱》的陶式玉，设琴、棋二馆接驾乾隆皇帝的卢见曾，都曾担任两淮盐政和两淮盐运使。他们将棋坛巨匠奉为上宾，凭他们的地位和手中的权力，给外地棋手提供优裕的生活条件，实在是小事一桩。

    外籍棋士来到扬州后，在这样的物质和人文条件下，生活上不愁吃住，精神人格上备受尊重，棋艺上可以充分展示才华，著书立说有雕版印刷的最好的条件。扬州可谓天时、地利、人和三者具备矣。

    范、施两颗棋坛巨星，三十余年在扬州活动和定居、著述，以及前后一百多位大家国手汇集扬州，使扬州成为全国围棋的中心。

把古代围棋推向辉煌的扬州人

                                                                                         ——黄龙士

     在范西屏、施襄夏之前，黄龙士的棋力在清初独步天下，傲视群雄。清初的名手，何闇公、娄子恒、卞邠原、过百龄、周东侯、季心雪等数十人都一一败在他的手下，他和徐星友留给后世著名的十局“血泪篇”，是黄龙士让三子的对局。

    据《清朝野史大观》中论及黄龙士：“先是弈学渐变明代之著法，然终为成局所囿，习气未能尽除。及黄始尽变旧法，自出新意，穷极变化，开后来诸国手之先声，前辈多逊之。”李汝珍说：“逢黄月天出，异想天开，别创生面，极尽心思之巧，逐开一代之盛。”

    史书记载说黄龙士“上掩过（百龄）周（东侯），下启施（襄夏）、范（西屏）”的评价是恰如其份的。从多种史料中都认为黄龙士不仅棋艺超群，同时极富创新精神，开拓出围棋的一片新天地、新境界，这无疑为后代攀登新的高峰，以极大的启迪和推动。

    黄龙士是几千年围棋史上首次被推为“棋圣”的人，康熙年间的著名学者阎若璩，把当时名望大，品德好，学问深，造诣高的各界人士，如顾炎武、黄宗羲、黄龙士等称为十四圣人。这个棋圣称号，不仅得到棋界认可也得到全社会认可。“圣人”在封建社会里是至高无上的称谓，纵观几千年的古代社会，能够被推崇为“圣人”的，寥寥无几。可见黄龙士在当时的影响之大。

     黄龙士，名霞，字月天，对他的籍贯有几种说法，有姜堰（泰县）说，有仪征说，有邗江说，不论哪种说法这三个地点都在扬州境内，说他是扬州人是不会错的。黄于顺治八年生（1651年）三十多岁后便没有消息，英年早逝，殊为可惜，他是十八岁起独步天下，二十多年时间叱咤风云于棋坛，把古代围棋推上了一个崭新的高度，为古代围棋走向辉煌鼎盛，作出了不可或缺的贡献。

    黄龙士的棋谱在晚清流传到东瀛日本，对日本围棋的进步起了很大的影响，被日本棋界推崇备至。

    黄龙士的棋力大无穷，有人说从棋的内容上看，并不比范西屏、施襄夏差，他们如果能够交上手，胜负很难说。黄龙士是古代围棋几千年的历史中，唯一能够与范、施二人相颉颃的棋手。

    马诤先生提出中国围棋史上有五大谜案，其中之一是黄龙士失踪之谜。黄龙士三十多岁正值棋力的巅峰状态，年龄属壮年时期，忽然没有任何音讯，各种史料中都没有他的一点信息，哪一年去世也没有记载。让人感到十分奇怪。

<<当湖十局>>与瘦西湖

    瘦西湖是扬州的著名风景区，该湖时宽时窄，逶迤数公里。康乾时期，湖边私家盐商园林密布，所谓“两岸花柳全依水，一路亭台直到山”旖旎的风光，如诗如画的景色在中国园林中完美的体现了人与自然的和谐。

    当年各路围棋高手云集扬州，不仅在扬州的茶馆、园林和会馆中对弈，还经常乘船到瘦西湖上手谈。李斗所著的《扬州画舫录》中多次提到这种情景。“画舫多以弈为游者”，李啸村贺园诗序有云：“香生玉局，花边围国手之棋”可想见湖上围棋风景矣。乘船到瘦西湖上下围棋的人，比游览瘦西湖的人还多，这在今天看来似乎不可思议。不过要知道二百多年前，旅游还未成为一个行业，一般的老百姓也很少外出旅游。当时瘦西湖畔的私家园林，都是“闲人莫入”并不对外开放的。

     画舫中弈棋是何等情景，李斗有过一段极为生动传神的记叙：“客与舟子二十有二人，共一舟，放乎中流。有倚槛而坐者，有俯视流水者，有茗战者，有对弈者，有从旁而谛视者，有怜其技之不工而为之指画者，有捻须而浩叹者，有颂成败于局外者，于是一局甫终，一局又起，颠倒得失，转相战斗，纵横位次，席不暇暖。”

     在风景如画的瘦西湖上，让各地名家高手对弈于画舫之中，清静、幽雅、赏心悦目之极，真有人间仙境之感也。湖上下棋的风气如此之盛，由此联想到，围棋史上著名的实战对局名篇，过伯龄和周东侯的《过周十局》，黄龙士与徐星友的《血泪篇》，范西屏与施襄夏的《当湖十局》，会不会就是在扬州的瘦西湖上画舫中弈就的呢？在古代典籍中记录有到湖上乘船下围棋，并且成为一种风气，仅见于扬州，而当时全国的围棋名手云集扬州，范施两大国手三十年在扬州棋坛称霸，定居扬州。这不能不使人联想到《当湖十局》的来历。

    尽管有史料言之凿凿说《当湖十局》是弈于浙江的张永年宅中，似乎是铁案。但是铁案不铁的事，不是也屡见不鲜吗？

    乾隆时期，扬州最大盐商江春，被人称为：“布衣结交天子第一人”，他的私人花园《净香苑》就在瘦西湖东岸，史书记载范西屏和施襄夏到扬州后就长时间居住在江春家中，江春家中的私人游船画舫就停在净香苑里，这些弈坛巨星来坐画舫，泛舟湖上，一边欣赏风景如画的瘦西湖风光，一边纹枰对坐，我们从李斗的描写中，可以想象出当年范施两位棋坛泰斗在瘦西湖泛舟，画舫中对弈的情景。

     《扬州画舫录》说全国各地的围棋高手云集扬州，在画舫中下棋，有一段很传神的描写；“若寓公则樊书麟，周濑予，周东侯，盛大有，汪汉年，黄龙士，范西屏，何谙公，施定庵，姜吉士诸人先后辉映。濑予曾与客弈于画舫，一劫未定，镇淮门已扃。”镇淮门是清代扬州的北门，护城河的水路与瘦西湖相连，在北门与城内的汶河相通。这句话的意思是，周濑予在画舫中与人下围棋，从瘦西湖上开始打一个劫，船到北门时，城门都关了，这个劫还未打完。但是天色已晚，水门关闭，船进不了城了。   

     范西屏和施襄夏数十年的围棋生涯，大部分都在扬州度过，四十多岁以后又都先后在扬州定居，在扬州著书立说。全国的围棋名家云集扬州。棋手乘画舫到瘦西湖上下围棋成为风气，画舫中下围棋的场面史料中多有栩栩如生的记载。这样的情况仅见于扬州。这就不得不使人联想到《当湖十局》的来历。

桃花泉水寄深情

          范西屏著的《桃花泉弈谱》，施襄夏的《弈理指归》并称为围棋两部巨著，被称为“弈家第一切要之书，犹医家之《素问》、《灵枢》也。”出书后一百余年，清人评述：“二书至今言弈者几于家置一篇，奉为法律，故其他谱少所概见。”这两部巨著都是两人定居扬州后写成并在扬州刊刻问世。

《   弈理指归》是施襄夏定居扬州花了四年时间写成，并于1763年（乾隆二十八年）由当时任两淮盐运使的卢见曾为《弈理指归》写序并在扬州首次刊刻问世。众所周知，扬州集中了当时全国雕版印刷的先进技术和能工巧匠，有当时最先进的印刷设备，外地的许多书籍都力争拿到扬州来刻印。至今扬州雕版博物馆所保存的几十万个雕版在全国仅见，扬州的雕版博物馆也是在全国、在全世界仅此一家，别无分店。可见当年扬州印刷业的发达程度。

    《桃花泉弈谱》成书于1765年（乾隆三十年）范西屏在扬州居住的地点，多种资料都明确记载为盐政署西面的桃花书院，其中最准确的资料来自《鸿雪因缘图记》。

     《鸿雪因缘图记》的作者叫麟庆（1792-1841）字见亭，满族人。嘉庆十四年（1809）进士，授内阁中书，后任贵州布政使，湖北巡抚，兵部侍郎，两江总督等职。他的足迹遍布江淮间。他将所见风景名胜用图文并茂的形式一景一文一图收录在《鸿雪因缘图记》中。当年范西屏生活居住的桃花书屋也在其中。题为《桃泉煮茗》，文如下：“盐政署在扬州内城，大堂为执法台，恭悬圣祖御书《紫垣》额。其西有《四并堂》，《桃泉书屋》。阶下石泉一井，是名桃花。”他在文字的最后写道：“爰於上巳后二日，小集桃泉书屋，邀幕客肖禖生，沈詠楼，沈凤巢。汲桃花泉煮碧螺春，品画评诗，卧起坐立惟便，畅所欲言。惜无善弈者，雅负范西屏弈谱爾。”

     麟庆写这段话距离范西屏在桃花书屋写《桃花泉弈谱》大概有七十年左右。麟庆一干人于上巳后二日（上巳即上巳节，在阴历三月三日，上巳后二日即三月五日，正逢烟花三月之时）在桃花书屋用桃花泉水煮碧螺春品茗时，看到满树盛开的桃花，禁不住睹物思人，凭栏忆旧。就象当年杜牧在二十四桥长吁短叹：“二十四桥明月夜，玉人何处教吹箫”是如出一辙。

     范西屏饮水思泉，把他写的棋书以此泉来命名，比喻他的智慧之源来自于这口古井，也希望这口古井能滋润所有看他这本书的人。现在没有人能够再走进扬州的桃花书屋了。没有人能够再喝到扬州桃花泉的水了，但是它的名字却因为《桃花泉弈谱》这部围棋书而永远留在人间。值得庆幸的是，我们现在通过《鸿雪因缘图记》还能够看到桃花书屋的模样，看到桃花泉这口古井在桃花书屋中所处的位置。

     范西屏在书中的自序中说：“司农高公，人伦藻鉴，风雅主持，惜虚牝金，喜老马识路，急承宏奖，即付开雕。”序中提到的司农高公，是指扬州两淮盐政高恒，范西屏在高恒幕中做客，高恒出资替其刻书。“即付开雕”这句话说得是再明白不过了。

     清代的另一部围棋巨著《官子谱》于1695年（康熙三十三年）成书刻印。这部书是由陶式玉、吴瑞征等棋坛名家以明末清初过百龄、曹元尊合编的《官子谱》为基础，增添许多实战精妙做法，前后经过六年时间，六次修订而成。书中收入收官、侵分、死活图例1478例，是我国古代围棋中关于死活、官子问题的一部完整而系统的巨著，这部书的编写、修订也是在扬州。

     曾在扬州担任两淮盐运使的陶式玉在序中说：“己巳秋余客广陵……而辑是谱”。吴瑞征在序中说：“年来倦游蹴窝维扬当歆续为官子一谱而有志未逮己巳秋……”。两位主编都在序中点名编修的地点是广陵、维扬。

    上述三项巨著诞生扬州，以后一版再版。《桃花泉棋谱》在嗣后的一百年间先后十三次再版。对后世的围棋发展产生了深刻而巨大的影响。还有一些在全国棋界产生重大影响的棋书，如过百龄的《四子谱》，徐星友的《兼山堂弈谱》，周小松的《餐菊斋棋评》，程兰如的《晚香亭弈谱》，卞立言的《弈翠官子》，季心雪的《弈墨》等都是扬州成书的。

     鸦片战争以后，上海开阜。扬州从全国的交通枢纽逐渐变成一个交通闭塞的地方。扬州的人才和金融中心地位逐步丧失。晚清到民国时期，一些重要棋书的编辑和刻印，逐步移向全国各地。即便如此，扬州的雕版印刷仍然在全国占有重要的地位。文革时期江苏省文化厅为了防止散落在全省各地的雕版在“破四旧”中被烧毁，将全省的雕版集中到扬州广陵古籍刻印社保管。三十万片珍贵的古籍雕版在扬州躲过了一场浩劫。成为全国保存古籍雕版最多的城市。

范西屏失踪之谜

    马诤先生在《围棋天地》上向我们介绍了围棋史上五大不解之谜，其中之一是范西屏突然消失之谜。范西屏在乾隆三十年（1765年），他五十六岁时写成《桃花泉弈谱》。其声望如日中天，是一致公认的棋坛泰斗。此后突然如人间蒸发一般，音信全无。史料中再也找不到关于他的任何一点信息，哪一年去世也不得而知。马诤先生根据袁枚写的范西屏墓志铭分析，袁枚逝于1798年，在去世前几年出版的袁枚文集中，已经有范西屏的墓志铭在其中，范西屏的卒年肯定在这之前。从《桃花泉弈谱》写成的1765年算起，到袁枚去世的前几年，这中间有三十年的时间。如果打对折计算，范西屏活十五年，卒年也不过七十一岁。我们再少算一点，到六十六岁去世，范西屏至少应当在世十年。

    1765年应当是范西屏一生中最开心的时候，生活上很优越，扬州的最高行政长官和大盐商，都把范西屏奉为座上客。《桃花泉弈谱》脱稿付梓，其影响很快就超过了《弈理指归》。精神上很愉快。正处于围棋事业的顶峰，他怎么会突然消失了呢？经过对历史资料的查阅，我找到了一点线索。

     乾隆三十年《桃花泉弈谱》脱稿，乾隆三十一年付梓开雕。雕板印刷是很费时间的，象《桃花泉弈谱》这样有大量棋谱的书，全靠人工在木板上很细心地一点一点地雕刻出来，大约需要一到两年的时间才能印刷装钉好。出这本书的费用一定不菲，当然这用不着范西屏操心，一切都由扬州当时的最高行政长官，两淮盐政高恒安排妥当了。这一点从范西屏的自序中说的很清楚。

          乾隆三十三年的春天，扬州城里出了一件大事。

          曾经替施襄夏的《弈理指归》写序的前两淮转运使卢雅雨，五年前就已经告老还乡，现今已是七十八岁的高龄，突然从山东老家被抓到扬州关进监狱。刚刚卸任两淮盐政不久的高恒，在北京被关进大牢。江苏巡抚彰宝从江宁赶到扬州，会同新任两淮盐政尤拔世，奉乾隆皇帝的旨意，对前任盐务进行调查。经过四个月的审问查明前几任转运使和盐政，营私侵蚀预提纲引余息，每引克扣三两，从乾隆十一年提引以来，二十二年侵吞盐税1000万两，挪用盐税16000两。乾隆皇帝看到这个结果，龙颜大怒。

    高恒虽然是乾隆皇帝的小舅子，其父亲是文渊阁大学士高斌，其姐姐是乾隆皇帝喜欢的四个妃子之一的慧哲贵妃。但是他也没有能逃过人头落地的命运。卢雅雨死于扬州牢中。卢雅雨的孙子卢荫义是纪晓岚的女婿，半年前纪晓岚从宫中得到消息，立即派人快马送给卢雅雨一包茶叶和一包盐。卢雅雨接过东西一看，马上明白，上面要查盐引。将家中财物做了处理。

    扬州最大的盐商江春，程谦德等六人被革去职衔，押送京师。1019万两白银落盐商名下分赔。

    这件事对范西屏来说，犹如是晴天霹雳，五雷轰顶。上述一干人，在范西屏的眼里，是对围棋最大的爱好者和支持者。范西屏和施襄夏三十多年在扬州活动和定居，跟这批人的热情邀请和盛情招待是分不开的。《扬州画舫录》说范西屏和施襄夏“皆久馆斋中”（江春家中）。其关系之密切，有目共睹。范西屏的《桃花泉弈谱》完全由高恒出资刊刻。这是一笔不小的费用，当然不可能用高恒的个人俸禄，而是利用手中的权力在税款中支出。

    范西屏此时此刻的处境应当很清楚了。他与贪污集团的关系密切。在扬州城里也属于公众瞩目的人物。他刻书的钱不是贪污公款就是挪用公款。对他帮助最大的人已经人头落地了。案件还在进一步侦查中。他居住的桃花书屋就在盐政司衙门的隔壁，他就住在专案组负责人新任两淮盐政尤拔世的眼皮子底下。在这次盐引案件中扬州盐商遭到沉重的打击，范西屏失去了在扬州继续生存下去的经济基础。

    范西屏在扬州呆不下去了，再不走，说不定哪天有杀身之祸。三十六计走为上策。不但要离开扬州，还不能给别人知道，南京有夫人孩子，不能去。浙江老家也不能去。反正躲得愈远愈好。围棋也不能下了，一下就会暴露身份。范西屏悄悄地离开扬州，隐匿起来。他会到哪里去呢？

     他的好朋友袁枚（1716—1797），为人正直，二十多岁考中进士后，看到官场十分黑暗，三十多岁在江宁知府任上便辞官不干。他与范西屏都是浙江人，一个杭州，一个海宁，都操吴方言，属同乡。袁枚是个大诗人，是清代中期的诗坛领袖，博学多才，爱好广泛，交游极广，乐于助人。虽然他辞官在野，闲赋于家，但是，无论在官场还是文人士大夫中，他都具有很高的威望，受到社会上层人士的尊敬。他乐善好施的名声远播四方。我们通过袁枚《随园诗话》中自叙的两件事，可以窥见一斑：

     其一，当时苏州太守叫孔南溪，为人正直、清廉，一般的权贵都不敢与他妄攀交情。苏州青楼有一个女子叫金蕊仙被牵扯到一桩案子里，与他交往过的男人都不敢去找太守求情，于是派人到南京找我出面说情。我与金并不熟悉，只有一面之交。但是如果不假装和金氏十分亲近，反而会让孔太守多疑。于是我写了一封信说：“我老了，三生杜牧，万念俱空；只因花月因缘上，还有狂奴故态。今年春天到苏州你的治下，想做寻春之事，而当地花草多半徒有虚名，接席衔杯没有多少意思。惟女校书金某，含情一笑很是好看，是平庸中的佼佼者。最近接到金某的信，说为事所累在公堂受审，将有月缺花残之恨。她的一切事情自有法律，凭您弹冠治理，非仆所敢与闻。只念此小妮子芭蕉叶子，有心卷雨却扬枝无力，只好随风而动，偶然误入歧途，成了无处可告的穷民。我想不会以杖叩其腿也。且此辈南迎北送，何路不通？何不听请于有力者之家，而必远求数千里之外之空山一叟？可想见夫子之门墙，壁立万仞，而非仆不足以替花请命耶？”

      其二：“余往苏州，过京口（今镇江），已解缆矣，丹徒徐（县）令挽舟相留道：妓（女）戴三与（京口）太守章公（家里的）司阍者（看门人）狎。章知之，逐阍人，而不罪戴。戴往城隍庙焚香还愿，一庙欢然。章怒其张扬，严檄拘讯，将使荷校以（准备让她游街示众）。徐婉求不听，乞余解围。余召见戴三，则雾鬓风鬟，春秋老矣。然马骨千金，不可以不援手也。草扎与太守，交书徐公，即挂帆还白下（今南京）。半月后章寄函来，开看只七字曰：桃花依旧笑东风。”

     这两件事都是袁枚自己的回忆记录，袁枚不厌其烦地详细记录这两件事，全文披露他写的两封信，是不是在向我们暗示一个信息：与我素未谋面的人，逢场作戏的人，我都能够施以援手，更何况是同乡，是棋坛泰斗，仰慕已久的人，我能不鼎力相助吗？

     袁枚非常喜爱围棋，对棋人，棋事比较关心。在他的诗文中关于棋人，棋事的记载，屡见不鲜。他除了给范西屏写了墓志铭，还给另外一个围棋手徐星标也写了墓志铭。袁枚比范西屏小七岁，活了八十二岁。史书记载袁枚七十九岁以后，几乎每天都要下围棋，并把输赢的情况详细纪录下来。

     袁枚的《随园诗话》中有这样一段话：“扬州四十年前，平山楼阁寥寥，沟水一泓而已。自高、卢两権使，费帑无算，浚池篑山，别开生面，而前次游人，几不相识矣。”从这段话里我们可以看出，袁枚对高恒、卢见曾还是有好感的。盐引案中的上千万两白银，他们并没有贪污，进自己的腰包。绝大部分都用于多次接驾乾隆皇帝和对扬州的城市建设改造中。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用变通的方法筹措城市建设资金。就连乾隆皇帝本人对此也是心知肚明，他杀了高、卢二人后，对押送京师的六大盐商手下留情，从轻发落。

袁枚看透了官场的腐败，毅然辞官不干。也看穿了所谓“盐引大案”的内幕，范西屏的处境是“城门失火，殃及池鱼”，以袁枚的性格和为人，他对处在危难之中的范西屏是绝不可能视而不见，置若罔闻的。范西屏晚年隐居在袁枚家中的可能性非常大。袁枚辞官后住在江宁，他的住处有一处园林名叫小仓山，既安静又宽敞。范西屏住在江宁（今南京）的袁枚住所，与夫人和孩子见面比较方便。范西屏的晚年，应当是和袁枚生活在一起的。为了范西屏的安全，也为了自身的安全，袁枚又不得不对外守口如瓶。

     施襄夏自“盐引案”发后也离开了扬州，四处漂泊，整日胆颤心惊，不到两年便离开人世，享年六十岁。

    仔细阅读袁枚的《小仓山房诗文集》，《随园诗话》及志怪小说《子不语》，能从中找到有关范西屏的一些蛛丝马迹。

“长寿冠军”释秋航

     释秋航，字愿船，扬州府仪征县人。释秋航出生于乾隆年间，一生经历乾隆、嘉庆、道光、咸丰、同治五个朝代。释秋航在少年时与范西屏、施襄夏这两位棋坛巨擘都下过棋，接受其指导，并且达到让二子的水平。而范、施均在1770年左右去世，如果在范、施去世前，释秋航就已达到国手的水平的话，那么其年龄至少有二十岁了。乾隆年代不算，他从嘉庆一直活到同治二年，就有七十年。由此算来他应该是活到百岁以上了。由于他生年不详，导致不同的史料中，对释秋航的年龄到底有多大，有多种不同的说法，有的说他活了九十多岁，也有说他活到了一百零四岁，还有说活到一百一十九岁的。根据现有的资料分析，享年九十多岁，是一种最保守的说法。

     释秋航在道光年间就移居北京，住在北京梁家园寿佛寺里，与当时的沈介之、李湛源并称“京师三国手”，沈、李下世后，释秋航被推为北京棋界巨擘，是清代北京地区最后一名国手。樊彬著的《燕都杂咏》中是这样评价他的“手谈谁国手，善弈数秋航。”他的对局谱被许多重要的棋书收录。释秋航下棋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古籍中说他“不耐思索”，落子迅速，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快棋王。

     释秋航的一位友人，金陵陈伯敏赴任浙江衢州知府时，秋航和他同行到杭州，第二年正月元宵前一日，忽然遍辞同人。友人为其饯行，当晚畅饮，又与一人对弈。棋下完了，他将棋子收好说：“今日之会难再，即此局亦是绝著也。”叩之不告而去。第二天，就去世了。

     古代围棋国手中的长寿者，见诸于史料的并不多见，这其中扬州籍的长寿国手就有三人，第一当数释秋航；第二是接驾乾隆皇帝的棋童卞立言活到八十多岁，第三是周小松，七十五岁。就现有资料看，古代棋手的长寿冠军非释秋航莫属。

晚清围棋国手周小松

                                                                                                      ----古代围棋之绝唱

    中国古代围棋几千年，水平最高、国手最多、著作最丰时期是清代。在这座高峰的一前一后，各有一个扬州人，在前面的是清初的黄龙士，在后面的是晚清的周小松。

    周小松（1820～1894）一生经历嘉庆、道光、咸丰、同治、光绪五朝，“棋历悠长，承先启后”。自二十一岁成为享名全国的棋手后，驰骋晚清棋坛五十多年。在晚清十八国手中，有十五个是江苏籍的人，而这其中周小松是举帅棋的人物。从这个情况看晚清的围棋活动中心，仍然在扬州。

     1894年周小松辞世后，中国围棋跌进谷底，进入一个没有国手的时代。“周卒后，迄今尚无国弈也。故有清一代弈国手，实以周为之殿云。”（裘毓麟《清代轶闻》语）。周小松的去世作为一个围棋时代结束的标志，从这种意义上讲，末代国手周小松成为我国古代围棋的绝唱。

     周小松崛起于晚清棋坛，棋艺超群，如“金丹九转，炉火纯青”。浙江陈子仙1871年去世后，周小松主盟棋坛二十年，天下无敌。《中国围棋史》评价周小松为“清末第一流之弈家”，周小松游走大江南北，足迹遍布北京、山东、安徽、江苏、浙江、上海、广东等地，棋界名人高手与周小松对弈皆不成对手，一律被让二子下指导棋。晚清的知名棋手，多数直接或间接受其指导，并以师出周门为荣。

     光绪十三年（1888年）将近七十岁的周小松一年中三次赴京师，在肃王府里与当时北京地区的刘云峰等许多名手对弈，以一盘不败的战绩取得完胜。棋力不减当年，周小松历道光、咸丰、同治、光绪四朝五十余年，执晚清棋界之牛耳，在晚清棋坛影响巨大。

周小松治学态度严谨，他编著《餐菊斋棋评》时，从上千局实战对局谱遴选出二十七局，每局棋谱都加上详细精当的评述，他就棋说棋，不因人废言，有好说好，有坏说坏。如在评价潘星鉴、任渭南、金秋林、申立功四名手时说：“四君皆一时名手，虽棋路不同，同归于善。但千虑中不免一失，义求至当，不厌索瘢，固非好訾先辈也。”他说四个名手的棋都是相当好的，但是难免有犯错误的时候，我指出这些错误，并不是要说他们的坏话，而是为了求得最佳的走法。《餐菊斋棋评》于同治十一年（1872年）首次刊印于扬州无弦琴室，与清初徐星友编著的《兼山堂弈谱》并称为清代两大评谱名著。

     周小松弈品棋风高尚，有史称：“小松如名儒硕学，经明行修，均称定论。”刘善承所著的《中国围棋发展简史》中说：“周小松弈品高，棋风好，不畏权势，不受贿赂，谦逊而不自夸。”他名享天下后，安徽巡抚英翰把他作为上宾请到府上，请他对范西屏、施襄夏的当湖十局进行评讲，他经过多日的研究后对英翰说，对当湖十局尚未完全领会，不能随意作出评解以误人子弟。

    关于周小松的籍贯，有资料说是江都人，这与他是扬州人并不矛盾。民国初年扬州就叫江都。江都县城离扬州城区也不过十几里路。

废除座子的先驱--陈子俊

     陈子俊，据上海辞书出版社出版的《围棋辞典》中记载：“陈子俊近代棋手，江苏扬州人。曾于1910年在南京迎战日本高部道平，受二子，棋力与王彦青伯仲。为人“寡言沉默”，幼即有名弈界，曾校《子仙百局》弈谱。与周（小松）同里闬，闻弈局甚多。（见《周小松受子谱》）现有与张乐山、丁理民、吴祥麟等对局棋谱流传”。

    另据《弈人传》载：“陈子俊，扬州人，常与周小松对局，是《子仙百局》的校订者。曾在庐山与张乐山分先二十余局，胜负大致相当。1910年他与日本高部道平对局，被让二子”。

     日本棋手高部道平，1909年首次来到中国，把中国北方的棋手全部打到让两子。1910年下半年由官商合办的博览会“南洋劝业会”，邀请高部道平至南京与中国南方棋手会战。首先上场的是上海的范楚卿，对子局大败。第二局让两子仍然大败。随后镇江的丁理民、扬州的王彦青、陈子俊上场，让两子互有胜负。唐善初上场未胜。

     当时能够上场与高部道平较量的，都是当时国内著名的顶尖高手。上海、南京、合肥、镇江等城市都有一、二名棋手上场。象扬州这样一个城市就安排三人登场较量的为其他城市所没有。

     陈子俊还有一件在我国围棋史上值得一提的一件事：就是他是清末民初废除“座子”的先驱者。所谓“座子”，就是两人对弈，先在棋盘上放两个白子，两个黑子，各占据两个角，然后开始对局。“座子”的历史可以上溯至两千年以上。据《中国围棋史》中的记录：“从现有棋谱资料分析，宣统年间，我国名手已开始废除座子的探索性对局，李子平编印的《手谈随录》中，共刊登清末棋手对局一百三十谱，其中陈子俊与丁理民废除座子分先两局。这两局棋是我国现存最早废除座子的实战谱，棋书的付印时间也最早。此后经过五、六年，废除座子对局已占绝对优势，它始于清末，完成于民国初期”。

    陈子俊与周小松同住在扬州城内的一个巷子里，比邻而居，长期受到周小松的教诲，在年龄上是周小松的晚辈，在弈道上是周小松的学生。其生年不详，卒年当在1913——1914年间。

“弈乐园”考

    赵之云和许宛云女士编著的《围棋辞典》246页，有一个辞条：“弈乐园”。其内容如下：“弈乐园也称‘亦园’。清顺治，康熙年间围棋活动场所。范西屏《桃花泉弈谱`自序》：‘国初弈乐园诸公，冥心孤诣，直造单微。’鲍鼎《蜗移遗札》：‘《弈乐园谱》前列黄，周三十局’。所谓‘弈乐园诸公’，指以周东侯，黄龙士为代表的一批清初国手，后人遂以园名概称这一时期名手。地点不详，有人认为在扬州一带。”

     以一处私人园林作为一代棋手代称的，在古代围棋史料中，应当是一个孤例。

     从上述资料中我们可以看到，弈乐园诸公这批棋手，和明代的“永嘉派”、“新安派”、“京师派”这些地方派别完全不同。从棋手数量上来看，前者有三、五十人，而后者只有三、五人；从规模上看前者是全国棋手云集形成，后者是地方棋手崛起形成；从影响上看，前者在我国围棋史上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这批人把中国围棋推向辉煌起到了不可或缺的作用。后者只是形成了不同的流派。

    弈乐园在什么地方？《围棋辞典》只有一句话：“地点不详，有人认为在扬州一带。”

    这句话的意思是可能在扬州，但是翻开清代扬州园林史，却找不到名字叫弈乐园或者叫亦园的园林。现在要弄清楚弈乐园或者是亦园在什么地方，首先必须要弄清楚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到底是不是在扬州？第二个问题，如果在扬州，弈乐园或亦园曾经是扬州的哪一处园林？

     现在我们来看第一个问题，弈乐园诸公的聚合地点是否在扬州？

     从弈乐园诸公的籍贯看，在比较知名的三十名棋手中，江苏藉有十人，安徽藉有六人，浙江藉有三人，四川两人，福建两人，江西一人，湖北一人。

     江苏籍的是周元服（扬州），过伯龄（无锡）盛大有（苏州）季心雪（扬州）黄龙士（泰县）卞邠原（江都）梁魏今（淮安）上述诸人都是执棋坛牛耳或者是掌棋坛帅旗的人物．再加上安徽的周东侯，周西侯（六安），吴瑞徵，汪汉年，汪幼清，吴孔祚，（歙县）几乎囊括了弈乐园诸公的核心人物．这批人物籍贯的一个共同点，就是都在“江淮之间”．

    顺治，康熙年间的棋手常常被称为“江淮间名手”．他们的活动地带常常被称为“往来江淮之间”．如史书称黄龙士：“少年时随父来往江淮间”．称汪汉年：“早年来往江淮一带交流棋艺”．称吴瑞徵：“常与江淮间名手切磋，为时人推重，称国手．”。

    长江与淮河之间全国交通枢纽地位的城市，那就是扬州，在江淮之间再也找不到第二座城市能够在交通，贸易的发达，经济的繁荣上与扬州相比肩．自大运河开通以来到鸦片战争上海开阜的一千多年，扬州地处“南北之冲，四方贤士大夫无不至此”所谓江淮之间，应当是指扬州无疑．扬州在历史上有过许多的名字，比如邗沟，甘泉，维扬，广陵，江都，邗江，淮南，江阳。其中淮南，江都，江阳这三个名字最能说明扬州在江淮之间的地理位置。

     扬州是清代围棋活动的中心，已成为史学界的共识 。《扬州画舫录》说：“扬州以园亭胜，杭州以湖山胜，苏州以市肆胜。”扬州园林不仅数量多，规模大，质量尤为上乘。清代大诗人袁枚为《扬州画舫录》作序说扬州园林：“其壮观异彩，顾，陆所不能画，班，扬所不能赋也。”明清两代扬州园林在史书上有据可查的达上百处。扬州园林无论从数量上，还是从质量上，亦或从影响上都超过了苏州，是明清时期最享有盛名的园林城市。弈乐园或亦园在扬州的可能性最大。

      第二个问题是弈乐园或亦园是扬州诸多园林中的哪一个园林？

      由于封建专制社会中各种“天灾人祸”，使“富不过三代”成为扬州园林兴废更迭的主旋律。明末兵部尚书史可法死守扬州，清军在扬州城破后屠城十日。扬州大部分园林毁弃殆尽。但是到了顺治末年，康熙初年扬州园林已经得到了初步的恢复。时任扬州府推官的王渔洋在《红桥游记》中说：“出镇淮门，循小秦淮河折而北，彼岸起伏多态，林木蓊郁，清流映带。人家多因水为园亭树石，溪塘幽窈而明瑟，颇尽四时之美。”此时离史可法守城殉国的顺治二年（1645）还不到二十年。扬州园林尚处在旧园恢复阶段，新建很少，规模也不大。如影园，休园，冶春园，小方壶，种字林，依园等。从康熙中期到光绪朝的二百多年间，扬州园林建设高潮叠起，为中国园林建设留下精彩的篇章。其间园林兴废，园名更迭不断。

     那么，弈乐园或亦园是这数以百计的园林中的哪一个呢？

     我们按照两条线索去寻找，一条线索是时间范围，也就是弈乐园诸公活动的年代，大约是从顺治到康熙，下限不超过雍正朝。

    另一条线索是园名和弈乐园或亦园相近的园林。在清代扬州园林史料中看不到以弈乐园或亦园命名的园林，这并不奇怪，因为没有一个园主人愿意用这个名字作为整个园林的名字，既没有什么寓意，又要后人玩物丧志。如果把园林中的某个局部的亭，台，阁，厅取名为弈乐，是完全可能的。这还要看园主人对围棋的爱好程度。把整个园林称为弈乐园，这可能是棋界取其谐音相互传称流传下来的。在扬州一百多个园林当中园名与“弈”音相似或相近的园林都应列入线索范围分析。下面我们来看看哪个园林能符合这两条线索。

      偕乐园，地点在广储门外的梅花岭。此园系明代扬州知府吴秀建于万历二十年（1591）。十三年后，即万历三十三年“当道檄毁之，存其堂与楼，为诸生讲学之所。”还没有到清代，这个园就废掉了。

      影园，这座园林不仅在扬州园林史上有重要的地位，在整个中国园林史上都有独特的地位。明末清初有个园林设计师叫计成，写了一本关于园林设计和建筑的书《园冶》。这是元，明，清三朝七百年间唯一的一本园林建筑的书。书成于崇祯七年（1634），这一年影园落成。这是到目前为止所确定的由计成设计并负责施工的唯一的一所园林。影园的主人郑元勳为《园冶》题词并资助其刊行。影园与弈乐园或亦园在发音上是近似的，在时间上与弈乐园诸公的活动年代也是相符合的。但是郑氏族人在明末有许多人在朝廷当大官，改朝换代后死的死，逃的逃，影园的后人铭记国恨家仇，不太会有经常邀请社会名流琴棋书画一番的悠然自得的心情。最重要的原因是，影园在扬州城外，清军攻打扬州时，史可法宁死不屈，城破后清军屠城十日，影园遭到彻底的破坏，地面建筑荡然无存。以后的二百多年，影园再也没有恢复到当年的面貌和规模。

     逸园，有两个。一个叫魏氏逸园，地点在康山街24号。另一个叫梅氏逸园，地点在引市街46号。这两个园都是光绪年间所建，时间线索不符。

     易园，地点在康山街南，为乾隆朝歙县盐商巨子黄履晟所构。《太平广记》一书刻于该园。时间线索不符。

     依园，依和“弈”或“亦”两字不同，但音相同，在时间上与弈乐园诸公的活动时间也是一致的，其位置大约在今天的卷石洞天和扬州市园林局一带。从所处位置看这里是湖上园林的起点。扬州园林可以分为城内园林和湖上园林两大类。城内园林一般占地小的不到一亩，大的在三，五亩。湖上园林占地一般都能达到十亩或更多。湖上园林集中在扬州城的西北瘦西湖周围。而依园正好在这两类园林的衔接处，出城百余步就到了非常方便。

     康熙三年（1664）春暮，扬州名士陈维崧与林古度，杜濬，龚贤等同游依园后写了一篇《依园游记》：“出扬州北郭门百余步为依园。依园者，韩家园也。斜带红桥，俯映绿水，人家园林以百十数，依园尤胜。屡为名士宴游地。甲辰春暮，舟次依园，先生则已从亭子上呼客矣。园不十亩，台榭六七处。先生与诸客分踞一胜，雀炉茗碗，楸枰丝竹，任客各选一艺以自乐。少焉，众宾杂至，少长咸集。由东门至北郭，一路皆碧溪红树，水阁临流，明帘夹岸，衣香人影，掩映生绡画縠间。园门外青帘白舫，往来如织。凌晨而出，薄暮而还，可谓胜游矣。”

      陈维崧（1625-1682）江苏宜兴人。明末四公子之一陈贞慧之子。清初大词人。爱好围棋，长期居住扬州。与他同游依园的一行人都是围棋爱好者。陈本人在许多词作中都提到围棋。同行者杜濬还写过一首《观棋行》的诗。他与黄龙士交往甚密，他专门为黄龙士写过一篇文章《送黄童子（龙士）序》。从年龄上讲，杜是黄龙士的长辈，但是他能屈尊为一个小孩子专门写一篇文章，从中可以看出两人关系之密切，交往之频繁以及黄龙士在棋坛上日益隆升的地位。

      我们从游记中可以知道，依园主人爱好十分广泛，琴棋书画样样精通，他请来的客人都是这方面的行家里手，他在园中已为客人准备好了围棋和各种乐器，让客人们一展身手。

     在当时上百处园林中，依园是出类拔萃的，它与城内园林相比有依山傍水的优势，视野更开阔，环境更幽雅，人在山水间，身处幽谷中，手谈唯胜境，弈乐复吴图。依园在扬州的影响大，对棋手的吸引力也大。一百多年后，《浮生六记》的作者沈复来到这里，那时依园已经不叫依园了，园主人也不是依园主人的后代，但是这里的园林风光依旧如故。沈三白对这里的园林景色大为赞赏：“其最难位置处，出城入景，有一里许紧沿城郭。夫城缀于旷远重山间，方可入画。园林有此，蠢笨绝伦。而观其或亭或台，或墙或石，或竹或树，半隐半露间，使游人不觉其触目，此非胸有丘壑者断难下手。”二百多年以后北京建了一个世界公园，将世界各地有代表性的建筑景点，缩小比例后建在里面。在里面代表中国园林的景点是扬州的卷石洞天。可见此处园林水平之高，影响之大。

     《依园游记》里有一句很重要的话：“屡为名士宴游地。先生与诸客分踞一胜，雀炉茗碗，楸枰丝竹，任客各选一艺以自乐。少焉，众宾杂至，少长咸集。”这句话一方面说明主人好客，另一方面是说各方名士常来作客。我们在这里要考虑到当时的时代背景：满清入主中原才十多年，人心尚未完全稳定，文字狱的高潮已经开始。文人墨客，饮酒作乐，吟诗作赋，高谈阔论的场面是不会太多的。那么常来作客的名士是什么人呢？是会聚扬州的丝竹行家，梨园弟子，围棋高手。这些人不但品位高雅，技艺上乘。最重要的是没有政治上的危险

     下围棋的聚集到楸枰处，唱曲的聚集到丝竹处。这些人里面有老的，也有少的。不问年纪大小，只要有水平就行。黄龙士这年十一，二岁，“随父来往江淮间”，正是崭露头角的时候。而盛大有已经六十多岁了。这个时候的一老一少，盛大有还是黄龙士的老师。但是据棋史上记载康熙七年（1668），也就是写《依园游记》的五年后，盛大有六十八岁与十六，七岁的黄龙士下了七盘围棋，全部输掉。在以后的几年中，国手谢友玉，卞邠原，吴瑞徵，何闇公，凌元焕，程仲容等与之对垒，无不屈居下风。史书称：“能竭力周旋者仅周东侯一人，两人在弈乐园激争近三十局，时人称为《黄龙周虎》”。黄龙士成为“弈乐园诸公”的新霸主。《依园游记》写成的时候，依园只是扬州棋手经常聚会的地方，黄龙士还是个小孩子，依园作为围棋在江淮之间的“擂台赛”和“演武堂”的角色还没有完全形成。所以尽管作者本人就是围棋的行家里手，他在《依园游记》里，笔墨立足于对园林的描写，并没有在围棋上有更多的文字。如果在五年以后陈维崧再写《依园游记》，那一定会对围棋大书特书，一定会对黄龙士倍加称赞，不惜笔墨地描写一番。

    从上述一些线索分析，弈乐园，也称“亦园”应当就是扬州的依园。来自全国各地棋手用不同的方言土语在交谈中把“依园”说成“亦园”，他们在依园中获得无比的快乐，于是在他们的语汇中“亦园”又变成了“弈乐园”。

     综上所述：一，扬州依园在时间条件上是符合的；二，依园在扬州城里所处的位置出入来往方便；三，依园在扬州众多的园林中无论从规模上，名气上都是比较大的，有吸引力；四，《依园记》里很清楚地告诉我们，依园的主人好客并喜欢围棋；在依园里每天都有人下围棋。五，依园游记的作者和同行一干人都喜欢下围棋，其中有人与“弈乐园诸公”的领军人物黄龙士来往密切。六，依园的发音与“亦园”的发音几乎一样。七，《依园游记》中有一句非常重要的话：“少长咸集”。写这句话的时间黄龙士十三岁，“少”字与黄龙士的年龄是符合的。

    在没有发现“弈乐园诸公”活动地点的新线索之前，依园的可能性是排在第一位的。我们期待在将来发现新的佐证资料，进一步确定依园就是亦园。

“江湖长翁”陈造

    陈造，高邮人，字唐卿。南宋淳熙二年（1175年）进士，官至淮南西路安抚使参议。南宋朝廷在蒙古骑兵的威逼下，偏安江南，陈造觉得在昏庸无为的南宋小朝廷中不会有什么作为，遂退居江湖，号称“江湖长翁”，并著有《江湖长翁集》四十卷。

    陈造非常喜欢下围棋，他有一首关于围棋的诗《与其子师是棋》：“投醪士或醉，说梅人不渴。穷途余乐事，不受忧患遏。诗可供呻吟，棋亦识死活。朝来喜雪句，神药胎可夺。一枰与儿悟，段无市声聒。既免沉舟谖，不作赌墅谒。指冷良易忍，眼花苦为孽。疏置乃作卦，随思略细阅。瓜葛胜负间，时亦近屑屑。策几奇兵鏖，地比弱王割。吾非江左管，甜犊犹爱说。升沉作丰瘁，今古无成说。家居鼓吹具，藉以保晚节。掀髯得一笑，为汝倒蕉叶。袖手听残更，红鳞噎晴雪。”           

    从这首诗中，我们看到陈造在内忧外患中把国事放在心中，但是爱莫能助。他看自己一个人的力量太微不足道，无济于事，只好通过围棋来消磨时光，写诗来排遣胸中的郁闷。

    在陈造的墓志铭中称其：“于诲诱则良师，无抚字则循吏，身笃操修，道兼体用，亦末世勇退贤哲，藉棋诗以韬养者也。”这段话的意思是：“陈造教育别人时，是一个优秀的老师，行政执法时，是一个很称职的官员。他品德优良，言行高尚。他是在乱世中急流勇退的具有大智大慧的人，凭借写诗、下棋静观世变。”如此的盖棺定论无疑是对他很高的评价。

    已故的钱钟书先生编选的《宋诗选注》一书中对陈造的评注是这样的：“他（陈造）是陆游，范成大，尤袤都赏识的诗人，跟范成大唱和的诗很多。自从杨万里以后，一般诗人都想摆脱江西派的影响，陈造和敖陶孙两人是显著的例外。他敢批评当时的社会习尚，肯反映人民疾苦……”

     从钱钟书先生的评论中，我们可以看出陈造是宋代一位有相当影响的诗人。

《居竹轩》主人成廷珪

         元代在我国古代封建王朝中是一个比较短的朝代，一般人的印象是一百年。如果从南宋灭亡的1279年到元顺帝退出大都（今北京），朱元璋登基的洪武元年，即1368年，只有八十九年的时间。再加上汉人的地位非常低，受压迫，受奴役。元代的汉人有杰出的成就，能够青史留名的不是很多。除了在戏剧上有关汉卿一批大家外，天文学上有一个郭守敬，书画上有一个赵孟頫，围棋上出现了一本对后世产生较大影响的棋书《玄玄棋经》，除此之外没有什么著名的棋手和棋人影响后世。即使如此，在元代不多的棋人史料中，记载了一个扬州文人围棋迷的情况。

     成廷珪，字原常，又字礼执，扬州人。元代人，生卒年月不祥，七十岁后才去世。为人好学，饱读诗书，生活在元代，不愿为当时的统治者服务，遂隐居在家，孝敬母亲。在扬州城里自家的庭院里种了许多竹子，堆叠假山，并写了一块《居竹轩》匾额挂在堂上，在“居竹轩”里他弹琴、写诗、吟唱，自娱自乐，著有《居竹轩集》四卷。元代末年各地发生农民起义，战端四起，扬州城无险可守，他举家躲避到江南。

    成廷珪非常喜爱围棋，《弈人传》中记有他的一首诗《题刘商观弈图》：“茅生绝艺天下无，何以到此观弈图。刘商易之亦惊倒，除妙似与龙眼俱。松阴对弈者谁子，岂非甪里园公乎？云绡雾縠古冠佩，童颜雪顶沧溟枯。野樵旁立太痴绝，归来始觉仙凡殊。斧柯竟化作尘土，世间甲子真须臾。老夫只解饮醇酒，一着输赢曾放手。市塵有地寄闲身，却觅南山橘中叟。”

    这首写在扬州城居竹轩里的诗，八句中有五句写到围棋。他以刘商观看围棋为主线，刻画了他报国无门，“闲身”虚度，光阴荏苒，借酒浇愁的心态。

    扬州文人爱竹，似乎是很有渊源的，“宁可食无肉，不可居无竹”。扬州八怪之首郑板桥就是以画竹闻名遐迩，他还写了许多咏竹的脍炙人口的诗篇。扬州有一个十分有名的园林，因其主人爱竹起名为“个园”（个字状如竹叶，个园即竹林之园）园中叹为观止的叠石，使其成为扬州园林的代表之作。进入全国名园之列。

“扬州八怪”候补--张辂

     张辂，清代乾隆年间人，字朴存，江都布衣。据《扬州画舫录》记载：“张辂，少简静，不修边幅，孤直自喜。有雄才伟略，善草书。”从上述简短的文字中，可以看出张的性格不拘小节，狂放不羁。扬州八怪中虽然没有提到张，但他的生活习性、为人处事，从下面几件事就可以看出他与“扬州八怪”有相似之处。

    张辂的发妻病故后，他的年纪并不很大，但是却不再续弦，而是买了一幅美女的画，挂在床上的帐子里，每天看着睡觉。在封建社会里把男女之间授受不亲，男女私情秘而不宣看成是一种美德。而张辂却无视这种美德，大胆袒露人性的本源，其性格与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竹林七贤”何其相似乃尔。

    妻子去世后张辂一人鳏居，由于怕麻烦自己不肯做饭，所以只要有人请他吃饭，他从不辞谢。有的人与他只见过一面，路上遇见，客气地说一声，请到舍下小坐，他绝不推辞，顺水推舟便到人家里去混顿饭吃，吃饭时谈笑自如。

    乾隆年间扬州两淮盐转运使卢雅雨，为了迎接乾隆皇帝到扬州来，将扬州的大虹桥修葺一新，大虹桥一带的风光定名为“虹桥修禊”，并为“虹桥修禊”作诗数首。当时扬州城里的文人墨客纷纷效仿相和作诗，据《扬州画舫录》记载：“其时和修禊韵者七千余人，编次得三百余卷”。扬州北郊二十四景尽入诗中。但是，有两个人没有跟随这个大流，一个是惠栋，一个是张辂。

     张辂的草书水平很高，围棋下的也相当不错，在当时全国围棋高手云集扬州的情况下，张辂的围棋能够在棋坛占有一席之地，在士大夫阶层颇有名气，也应当算是当时棋坛一高手。卢雅雨就请他来府上对弈。他的友人告诫他：你与转运使（扬州当时最大的官之一）下棋，千万不能全赢，下三盘，你赢一盘就行了。张辂当时点头答应。到了与转运使下围棋时，却将朋友的话忘到了九霄云外，连赢四局，在旁观战的人为之色变。

     象张辂这样的人，在世俗的眼光中可称得上为“怪人”，扬州八怪应当为其留有一席。或增补为“扬州第九怪”不知当否？

新四军围棋与扬州

　　当年在新四军中受陈毅元帅和叶飞将军的影响，许多指战员都学会了下围棋。建国后新四军和解放军中一些人来到扬州工作，如苏北行署政治部的姚伟鼎，担任乡镇工业局长的杭林，工商局局长刘震东，财政局局长刘通，邮政局局长郁树春，专区银行行长周亚人，交通局局长徐杰，苏北行署的胡仰清、冯英等近十人。在今天看来，新增十来个人下围棋不算回事，可在解放初期，扬州城区人口也不过五万人，经常下围棋的也不过二三十人。在场州城里唯一的—个万象棋室里，一下子增加了十多个人，使扬州棋坛热闹了许多，就好像棋室里来了支围棋野战军一样。当时有人说：“难怪解放军总打胜仗，有这么多会下围棋的人!”

　　这批人中大多数围棋水平不是很高，他们进入扬州棋坛是抱着一种请教、学习、消遣、娱乐的态度。但他们对围棋的热情很高，兴趣极浓，只要有围棋活动，一打招呼立马赶到，下一盘输一盘也乐此不疲，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重在参与。受他们的影响，机关中出现了学围棋的热潮，到了六十年代中期，机关干部中会下围棋的人已将近五十人，如公安局的法医张思龙，市政府的陈君孝，团市委的栾宇春，交通局的秦仲禹，组织部的陈德中，科委的戴小明等。这批人的围棋水平很快就超过于新四军的老干部，达到可以与扬州市一二流棋手相抗衡的程度。

　　据徐杰同志回忆，“文革”后期，围棋活动恢复。有一天，他在家中与朋友下围棋，忽然江泽民同志走了进来。原来，当时尚在电子工业部工作的江泽民同志回扬州有事，家住东圈门与徐杰是邻居，就走过来串门。进门后看见徐杰下围棋，顿时兴趣盎然，一边在旁观战，一边还帮助出谋划策。一盘围棋围了一圈人，七嘴八舌，热闹非凡，那种观棋不语真君子的约定在这里是不存在的。江泽民同志在中央主持工作期间，日理万机，肯定抽不出闲暇来下围棋，现在退下来了，不知兴之所至偶尔手谈否?

扬州棋室百年

    在网络走进家庭的今天,人们坐在计算机电脑前就可以和远在千里的素不相识的棋迷手谈起来,但是还是有人喜欢到棋室里去与别人面对面地下棋,这样显得更有情趣.网络的普及也不过是最近十年的事.在过去没有网络、没有电视,甚至没有报纸,没有电话的年代,棋室成了棋迷们经常光顾的地方,老一辈的许多著名棋手就是在棋室这样的环境里历练成长的.

     从棋室的变迁,也可以窥见这个城市棋史的变迁,和城市面貌的变迁.清代扬州有没有棋室、经营的状况如何,我们现在还没有看到这方面的信息和资料.从清末民初到现在的一百年间,扬州有过哪些棋室,这些棋室在什么地方,是什么人在经营,延续了多少年头?其状况,其规模,其人物是什么情况?这对我们了解扬州百年来棋类活动的脉搏是有所帮助的。

一 陆野茶楼

    陆野茶楼的地点,在埂子街(过去叫多子街)与甘泉路的交汇处,北向对面是南柳巷,大儒坊。

    陆野茶楼的主人,唐善初.唐善初是晚清民初在全国享有知名度的扬州籍的围棋名手。在段祺瑞将日本棋手高部道平约到南京，与中国南方围棋高手对阵时，他是扬州派出去的三个人之一。

     唐善初的祖父是太平军石达开手下的一名战将,太平天国运动失败后,他隐居乡间,后来到扬州定居下来,到了唐善初的父亲这一辈,已经在扬州开了三家茶室,其中包括埂子街头的陆野茶楼。

     陆野茶楼交给唐善初管理时,唐已经迷上了围棋,他在茶楼摆上许多盘围棋，扬州城里的围棋手都成了陆野茶楼的座上客,如陈子俊、王彦青等人，外地来扬的围棋名手也大都在陆野茶楼里交流切磋。继唐善初之后另一个崛起于中国棋坛的扬州青年棋手汪芍亭,就是在陆野茶楼里得到唐的提携脱颖而出。

    唐善初成名后,陆野茶楼成了扬州棋人的汇集中心，他的精力和心思都花费在围棋上,经常去南京、上海下围棋。茶楼经营无方,晚年身体多病,陆野茶楼无法维持,被后来居上的公园棋室所取代。陆野茶楼的围棋活动大约在1895-1920年间,前后有二十多年的时间。

二.公园紫来轩茶室

    1911年,扬州各界集资,在小东门桥北,小秦淮河西的旧城墙废墟处的十余亩地上建成公园,大门面对大儒坊,园门面对小秦淮，门前跨板桥,园中有一紫来轩茶室,座位雅洁,环境清幽，前后两进屋子,每进三开间房屋,前进屋内置放方桌十余张,桌上纸画的棋盘和围棋子。

    紫来轩茶室由一姓杨的老板管理，杨在家弟兄排行第四,人们就称他为“杨四”。茶社制作包子，点心，其夫人锅上锅下,端茶送水帮助管理.。由于她人长得颇有几分姿色,徐娘半老,风韵犹存,来下棋的人戏称她为“茶炉西施”。还有一个驼背而瘦小的胡姓老者协助管理，来紫来轩下棋的人都称他为“胡叟”。.

    其时棋界有下彩棋的习惯，每局棋的胜负按赢棋子的多少算帐。彩棋总是杀得昏天黑地,棋局非常精彩,能杀的棋绝不轻易放过，能小胜的棋还要想争取大胜。输赢在棋局结束后并不当时就兑现,而是由胡叟记帐，一年中结帐三次,一次在端午节,一次在中秋节,一次在春节,由胡叟将记帐的结果告知各棋手,相互结清。

     公园紫来轩茶室的围棋活动从1920年计算起,一直到解放前夕,前后有近三十年的时间,但其中日本人占领扬州期间,停业了好多年。

三.万象棋室

    过去的棋室都叫茶楼、茶室,以棋养茶。万象棋室是第一个直接用棋的招牌经营的棋室,也兼卖茶,以茶养棋。其地点在扬州老城区中心的广陵路上，坐南朝北，对面是扬州文化馆（现在叫广陵群艺馆）。门面不大，进门靠墙顺长一张长条桌,桌上放六、七盘象棋。进一小门转身进一间十几平方米的屋子,内置围棋六、七盘。屋外一个狭长的小天井,小屋与天井之间的窗户均装玻璃,十分安静。前室是象棋,后室围棋。

     万象棋室的经营者尤紫轩,原来开的是药店,经营销售西药,与斜对门的同松药店经营中药正好互补有无。后因经营困难,干脆转而开设棋室,棋室收费是收输不收赢,即输的人付盘资,赢的人不付帐。我记得那时下一盘象棋输了需交给老板的盘资是一分，正是这种独特的收取盘资的方式,吸引了许多高手名手前来。因为他们下棋可以不花钱,还可以充分展示自己的才华；同时也吸引了许多低手和初学者,在这里可以学到很多东西,迅速提高自己的棋力。

    尤紫轩给我留下很深刻的印象是他戴的一副眼镜，这是一副双光眼镜，上面三分之二是近视片，下面一小片是老光。在我的记忆里，他是扬州城里唯一使用这种眼镜的人。他对微雕很有研究，戴这种眼镜便于操刀。

    万象棋室里的棋盘，都是尤紫轩自己画在老黄色的牛皮纸上。他在毛笔的下面垫上一支未削过的铅笔，铅笔贴着直尺和纸面走，睡在铅笔上面的毛笔便画出一条笔直的墨线来。线条的粗细由毛笔伸出的多少和笔运行角度的高低决定。我在孩提时代无意之中看到的这一小技巧，在后来的棋类比赛中得到了运用，我用这种办法放大出来的成绩表，不但质量好而且速度快。

     万象棋室前后经营十多年的时间,主要是在上世纪五十年代。,这十多年中扬州棋界的高手:冯业世、汪二丘、陈舜年、“瘦韩”、“胖韩”、“生啃”、“徐大将”、黄福荣、张德盱、徐允令、吕立、姚伟鼎、杨小平、傅兆裕等一流高手都是座上常客。扬州现在许多围棋，象棋下得不错的人，都是在万象棋室得到启蒙和提高。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杭承义,他七、八岁在万象棋室学会象棋和围棋,后进入江苏省队,文革前进入国家集训队,他的儿子杭天鹏现在是围棋专业四段。

四.渡江路棋类俱乐部

     1958年市体委将扬州象棋冠军杨兆宏安排到体委工作,专职抓棋类活动,并在辕门桥四叉路口东南角上,原月明轩饭店南边粮站的房屋中,设为棋类俱乐部。

     渡江路棋类俱乐部大门在渡江路西侧,门朝东开,进门一个院,里面一个大厅全是象棋,大约可以放置三、四十盘.。院子里角上有一个室外的楼梯,上楼有两间屋子,全部是围棋，大约可以放十几盘。这里楼下象棋、楼上围棋与万象棋室的前室象棋、后室围棋形成了迥然不同的格局,规模上也比万象棋室大了好几倍。把万象棋室的许多棋客被吸引过来，其主要原因有两个：一个是这里的地方宽敞得多；第二个是这里是官办的，不收费。

到了文革前夕，年青棋手姚伟鼎经过近十年的磨练，棋力超过了冯业世,成为扬州棋坛的领军人物,姚下了班就泡在俱乐部里,其夫人有意见,就请当时在苏北军区干部处工作的刘震东去劝姚，哪知非但没有把姚劝回家,连刘自己也掉了进去,后来还以师爷自居,到处教别人下围棋。终于有一天发生了“娘子军大闹俱乐部”的事件。

    另一个年青棋手丁四久，也是在这段时间崭露头角的。他曾在上个世纪七十年代全国围棋比赛中获得青年乙组的第七名。

    渡江路棋类俱乐部到文革开始后关闭,前后大约有十年时间,扬州城区的下棋人数有了成倍的增长。

五.二十年无棋室

    自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到1988年的市棋类协会成立二十二年间,扬州城区可以说没有一个象样的、正规的棋室。文革十年是不许下棋的，到文革后期围棋活动恢复，人们在闲暇之时可以下棋了。到八十年代中期, 在中日围棋擂台赛中,中方取得三连胜.全国掀起了一个几千年围棋史上从未有过的围棋热,围棋人口成十倍地增加。

    要下围棋怎么办?只有往名棋手家中跑.往往出现这样的情况,一盘围棋两个人下,周围一圈人围观,说观者如堵,真是恰如其分。像著名的老棋手杨小平、黄福荣、傅兆裕的家中就经常出现这样的情况。当时在住房条件不很宽敞的情况下，给这些老棋手的家庭也带来了很多不便。

    棋类协会主席姚伟鼎先生当时还任市外办主任,他通过多种渠道希望政府成立扬州棋院,经过多年的努力未能见到成果。八十年代中期当时在体委任棋类教练的李翰书,在群艺馆三楼租了两小间房屋,请一个老棋手颜毓仁管理,面积不大,可以放十几盘棋,但是不知什么原因,时间不长便又关门了,可能是租金的支付出现困难。后又与小东门附近一吴姓住户，利用其一套住宅共同开办“小秦淮棋室”，开办之初还举行了一场比赛，造声势扩大影响。后来在继续开办棋室的权利和义务中，未能取得共识而不了了之。

    总之,从1966年文革开始到1987年棋类协会成立之前二十年间延绵扬州八十年之久的棋室中断了，扬州城区出现了二十年无棋室的空白期。

六、北矢巷棋室和黄福荣棋室

     北矢巷棋室在北矢巷6号，这里是晚清时代扬州四大名庐之一的明庐所在，现在去那里看，明庐当年的景致已经荡然无存，我们只能看到门楣上镶嵌的砖雕“明庐”两字，依稀可以想象出当年名庐的气度和风采。明庐现在的主人——姜伟，腾出两间只能挡雨不能遮风的小屋，放上七八盘围棋，让棋迷来过把瘾，条件可以说简陋到不能再简陋了。

   凡扬州下围棋的人几乎都知道北矢巷棋室，为什么其名声会如此之大呢？我想主要原因有两个。

    其一、北矢巷棋室存在的时间长，前后算起来超过了三十年，按照姜伟先生回忆说，他正式对外宣布棋室向公众开放是在1987年底，至今已整整二十年。但是在七十年代中期，扬州的名棋手如姚伟鼎、徐文龙、黄福荣、傅兆裕、朱立强、谢平实等人，下棋没有去处。姜伟先生就腾出屋子，放置几盘围棋，比起杨小平、黄福荣家中只有一盘棋的地方要宽敞了许多，也热闹了许多。这样从1975年算起，至今应超过三十年了。

    其二、坚持三十年免费对棋迷开放。姜伟先生虽然没有房租的负担，但是他本人没有工作，没有收入，还能坚持向公众开放不收费,如果要泡茶的话也只收一元成本费,三十年如一日,能这样做实属难能可贵。如果不是出于对围棋的热爱，是不可能这样做的。他的两个儿子姜筱、姜筏围棋下的也相当不错，大约相当于业余四段的水平

           黄福荣先生是知名的老棋手，八十年代初期，他看到多少人想下棋没地方去，他把家住蒋家桥的住房腾出两间，可以放十几盘围棋，他也是不收费用，免费向棋迷开放，只可惜时间不长，大约两三年功夫，蒋家桥拆迁，不久黄老也去世，棋室也只能作罢了。

七、教场棋室

     教场棋室与其他的棋室有三个很大的不同点：第一，其他的棋室只有一个门进出，而教场棋室从东西南北四个方向都可以进入棋室；另一个不同点是，其他棋室围棋、象棋兼而有之，而教场棋室只有象棋没有围棋；第三，教场棋室严格地讲，不是棋室，应当叫棋摊。在教场里经营棋摊的大约有四五个摊点，集中在教场南头，每个摊主弄一块铺板一搁，放上三、五盘棋就开张了。其中一个姓朱，人称老朱。还有一个姓杨，人称杨胖。

   几十年以前，下象棋的人要大大超过下围棋的人，所以教场棋室的场子经常客满。象棋上带彩的风气早已有之，在教场里比较常见。四五个摊点加起来，有时二十盘棋同时下，那就很可观了。在相当长的时间里（至少五十年吧），教场成为扬州象棋活动的中心。扬州象棋界的一流高手大都在这里展示过自己的身手。教场棋室从建国前就很兴旺，一直延绵到文革方寿终正寝，就再也没有恢复过。

    扬州除了教场，还有其他几处小型象棋室。如教场南头醒民书场旁边一家，以及埂子街头三元浴室对面一个算命先生开的一家，这两处也不过三五盘棋的样子，其影响也不能与教场相比。

八、工人之家准棋室

    文革后期,市工人文化宫的工人之家大楼落成后,辟出一间超过200㎡的大厅作为活动室,放了十几张小方桌,要下棋的人可以凭工作证向管理人员借棋子和棋盘,下完后再归还。作为棋类活动室可以说条件相当好,非常宽敞、明亮、干净、安静.桌凳棋具一应俱全。但是只能算一个准棋室。除了围棋还有扑克牌、图书、军棋、跳棋、斗兽棋等。另外活动室的服务对象是在职职工,凭工作证借棋具不收费，而且它每天只在下午2:00—5:00开放,到点准时摇铃催还棋具。下班时间到了，要关门走人。这完全不符合棋类活动的特点。这个管理模式的结果是,稍微有点水平的棋类爱好者去了一两次后就不再光顾了。所以工人之家活动室在扬州棋类爱好者中的影响很小。

九、市棋协活动室

    1988年扬州市棋类协会成立，开创了我市棋类活动的新纪元，棋协主席姚伟鼎从江苏省棋院争取来一笔资金投入广陵体委与教育局盖的楼中，取得了一间八十平方米房子的使用权，二十年来，棋室吸引了许多棋迷前来交流切磋，棋室每年还举办各种形式的棋类比赛，前后购置棋盘棋子五百多副，比赛用钟三百多台。

   虽然他的规模在扬州的棋室中不是最大的，但其发挥的作用要大大地超过前面的所有棋室，过去的渡江路棋类俱乐部有市体委的经费投入，并设置专业管理人员，实际为政府下属操办的一个机构，现在的棋协活动室，包括棋类协会在内都得不到政府的下拨经费，完全靠棋协自身的筹划运作，开展多种棋类活动，做到以棋养棋。目前棋协的各种设施包括教学用具——棋子、棋盘、赛钟、电脑都是通过棋类活动的积累所置办的。

    2008年，新上任的市棋协主席任杰先生，他同时也是桥牌协会的主席。桥牌协会的活动室和棋协活动室一样大，就在棋协活动室的隔壁。桥牌活动一周只有两、三次，人数不多，每次大约四、五台桌子。春节以后任杰先生筹措了一笔资金，拆掉隔墙，两家并为一家。重新装修，添置柜式空调两台，音响一套。活动室面积扩大一倍，面貌焕然一新。现在可以安排150人以下规模的中、小型比赛。

我与老特务的一段棋缘

           初次与“老特务”见面是在三十多年前。那时我在洪泽湖边的一个农场工作，农场有一个文艺宣传队，主要由南京、苏州、扬州的知青组成。宣传队的宿舍就在农场场部中心的大路边上。我从扬州家里带来一副围棋，很快就教会了几位苏州“插兄”下围棋。一有闲暇便到这黑白世界里面徜徉，乐而忘返。我从扬州带去的两本清代过百龄编的《四子谱》雕版线装书，成了唯一的围棋教材。围棋子和围棋盘就放在桌上，从来不收。桌子对着大门，大门对着大路。站在路上就可以看见我们在下围棋。

    一个休息天的上午，我和苏州知青王华围棋下到中盘紧要之处，从门外走进一个人来。我抬头一看，是一位从未见过的中等个头的老者。因为经常有一些素不相识又没有见过围棋的人，带着好奇心进来看我们下围棋，大家都习以为常。这位老者与我们略一点头，便坐下来看我们下围棋。看着看着，这位老者突然说了一句话：“这里是一个乌龟不出头。”听到这句话，我和王华都放下手中的棋子，抬头仔细打量这位老者。见他面貌清癯，目光炯炯有神，颧骨较高。正准备问这位老者尊姓大名，这位老者先说出一句话：“我可以和你们下一盘吗？”从话语中听得出是扬州口音。我忙不迭起身让座，老者移座后伸出右手用食指和中指夹着一枚棋子，动作显得十分娴熟灵活。他一边落子，一边喟然长叹一声：“哎，有二十多年不下围棋了！”

    对弈的结果是，我们轮番上马，被杀得落花流水。我们这五、六个棋迷，除了我能够抵挡几下外，余皆不是他的对手。在后来的几年中，他成了我们宿舍的常客。他既是我们的棋友，也是我们的教练，唐代白居易的《池上二绝》：“山僧对棋坐，局上竹阴清；映竹无人见，时闻下子声。”、“竿头已到应难久，局势虽迟未必输。”以及杜牧的《重送绝句》诗：“绝艺如君天下少，闲人似我世间无；别后竹窗风雪夜，一灯明暗覆吴图。”这些诗句成了我们手谈生活的真实写照。

    对他的情况，从他的自我介绍和其他的渠道也有了一个大致的了解。老者姓颜，名毓仁，扬州人。那年全国特赦战犯，他是被特赦的对象。解放前他是国民党军统少将，他既见过蒋介石，又见过毛泽东。这样的经历，在扬州人中是很少的。他进过黄埔军校，在上海锦江饭店受到蒋经国的接见，在军统里和中统里都担任过区长（正师级）。

    他酷爱围棋，上个世纪四十年代，他在上海、无锡、利用他的特殊身份，曾经得到过刘棣怀的指导。解放后，他回到扬州潜伏下来，是万象棋室的常客，并以喜下彩棋出名。彩格定得高，出手又大方。据说他的身份的暴露与此有关。

    他有一个女儿在扬州工作，一个儿子在农场工作，特赦时征求他的意见，愿意跟谁过？他说愿意跟儿子过。这样他便来到了农场。

    1978年底，扬州知青调回扬州，他也回到扬州，因为儿子住房困难，他就住到女儿家。地点在武警医院的东面，和我住的地方相隔很远。他约我到他那里去下围棋，怕我摸不着地方，老早就出来在大路上等候迎接我。在农村和他下棋，我的输面大，赢面小。后来我的棋力有所提高，可以达到平分秋色的地步。

    回到城里，面对的是新的工作，新的生活，特别是知青这一代人，上有老，下有小，下围棋的机会比在农场少了。文革前扬州有一个棋类俱乐部，是棋类爱好者活动和汇集的中心，到了1966年关闭就一直没有恢复。一直到1988年的二十多年间，扬州城区里几乎没有一家正常开放的棋室。好在颜老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在扬州下棋结识的棋手，都还健在，他们都称他“老颜”。想下棋，他还是能找到地方的。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市体委棋类教练李翰书在广陵路群艺馆三楼租用两个各十几平米的房间作为棋室开放。棋室的管理就聘请颜老担任。我去过好几次，颜老在那里干得很开心。虽然他的工作只是打扫打扫卫生，收拾整理棋具。但是，我能够看得出来，他很快活。象这样的工作，你不给他工资报酬，他也愿意来干。好景不长，可能不到一年的时间，棋室就关闭了。具体原因不得而知。听说是房屋租金的支付发生困难。因为围棋不是奥运项目，在体育部门里是被打入冷宫的，划拨给你的经费少得可怜。在此以后的好几年，我一直没有见过颜老。

    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初，农场的一位领导到扬州来找我，要我陪同去看望颜老。这位领导是南京知青，也和颜老下过围棋。我说，你知道颜老住在哪儿吗？这位领导说：“我知道，在湾头敬老院。”听此言，我大吃一惊，忙问是何时住进敬老院的？领导说：“去年，颜老患中风，儿女都上班，无法承担照顾他的责任，他想再回农场，我们研究，回农场也不是好办法，后来就进了扬州的敬老院。”

    我推掉身边的一切大小事，与农场领导前往湾头敬老院。进大门穿过一个大院就到了颜老的房间。颜老坐在床上，他已经不能说话，嘴向半边脸歪过去。看见我们来了，眼睛里流出许多泪水。觜里嘟囔嘟囔着，想说什么又说不清，他用手势向我比划，那手势我知道是下围棋。我明白他的意思：他很想与我再下一盘围棋，但是他知道是不可能的了。

一个老泪纵横的脸，一个下围棋的手势，深深地埋在我的记忆里。这是颜老给我留下的最后的印象。我与颜老这个“老特务”的一段棋缘，或者说一段奇缘，前后持续了有二十多年，因围棋而起，最后又在围棋上画上了句号。

     1997年7月，颜毓仁老先生去世，终年七十九岁。

    在扬州的历史人物中，颜毓仁先生算不上是一个大人物，但是他应当是一个在扬州历史上留下过一点痕迹的，我们应当知道的一个扬州人。他在扬州围棋界算不上是一流的棋手，但是，他一生中对围棋的酷爱和情缘，我们中间用围棋连接起来的快乐，用围棋编织成的美丽，成为我不能忘却的记忆。

韩斌印象

    当今扬州棋坛新人辈出，活跃在围棋一线的棋手有数十人。围棋教学遍地开花，围棋教室、棋院、道场有几十个，从事围棋教学的教师有上百人，学员有数千人。我与一线棋手和围棋教师都有过或多或少的接触，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的是《韩斌围棋教室》的经营者韩斌。

    韩斌棋下得好，他是近二十年来获得扬州市围棋冠军和棋王称号最多的棋手。2008年扬州市举办有史以来奖金最高的“棋王”赛，他在决赛中八战七胜，当之无愧地捧得“棋王”。随后他代表“扬子晚报”队，参加全国业余围棋“晚报杯”比赛。

    最近十多年扬州每年要举办几次围棋定段和升段比赛，参赛的小棋手的教练和父母都希望自己的孩子能够晋级，这也是人之常情。因此每次比赛都有人找我们，希望利用规程中的缝隙开个门让孩子如愿以偿。但是，韩斌从来不找我们。有一次在闲谈中我问韩斌：“从来没有看到你找我们谈过那档子事？”，他用很平缓的语气说出了下面这样一段话：“孩子通过自己的努力得到晋级，他会从中获得无比的快乐，如果我们通过棋盘外的方法和手段让他晋级，那就是我们剥夺了孩子的快乐，这是一件既不道德又很残忍的事。”听此语我默然许久。我第一次听到有人用这样的逻辑来表达对这件事的看法，在我的心灵深处感受到一种强烈的震撼。这使我想起《围棋天地》上刊登过的一篇扬州罗玉勤先生写的文章《围棋是大写的》。我们有许多人在思考这个问题，在围棋市场形成的过程中，在普及与提高的矛盾中，棋品在人格的重塑上应当放在什么样的位置，是我们棋界同仁无法回避的。而韩斌的这句话用如此充满哲理的语言，一下子说到了问题的要害之处。言简意赅如醍醐灌顶也。

    在当前遍地开花的围棋教学中，师资的来源几乎无一例外地聘用棋力高强的棋手。曾经获得过市赛前几名的棋手，成为各围棋教室争相聘用的“香饽饽”。这样的教师在围棋教学培训中，对于提高班、高段班无疑具有很大的优势，但是在生员最大的一块启蒙教学中，优势却并不明显。我们不少的教师都感到围棋的启蒙教学是最难的。

    2006年暑假前，韩斌将一张《招聘围棋教师广告》贴到扬州大学师范学院的大门口。他招聘围棋教师的第一个条件，是不会下围棋。不会下围棋的大学生先当学生，后当先生。一边学围棋一边教围棋。不会下围棋是一张白纸，启蒙教学是他们的强项，他一下子招来十个大学生，经过近一年的试行，现在留下五个大学生。这一尝试的核心内容是优势互补，其做法令人耳目一新，其大胆探索勇于创新的精神令人钦佩，为扬州的围棋培训提供了一个全新的思路，实属难能可贵。

一个奇迹的创造者

     在某一项全国性的比赛中，连续获得十届以上的冠军，在中国有两个人，一个是马晓春，“名人赛”十三连霸，另一个是扬州人，他把全国老干部比赛的“劲松杯”十二次捧回扬州，他的名字叫姚伟鼎。

     建国初期，受新四军围棋热的影响，姚迷上了围棋，一有空就到棋室里去下围棋，在和当时扬州一流棋手冯逸世、陈舜年、“瘦韩”、“生啃”等的多年对弈下，棋艺迅速上升，再加上他刻苦研读大量古谱，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到文革前已成为扬州棋坛的领军人物。

    文革期间他一度下放宝应县工作，在那儿他发现并培养了邵震中，后来他把自己的小女儿嫁给了他。

    受中日擂台赛的影响，二十年前，扬州与一江之隔的镇江市举办了一次擂台赛，每方出八名棋手。由于扬州副帅冯云散马前失蹄败下阵来，作为主帅的姚要面对镇江四位将帅。他独立支撑危局，横扫镇江四位大将，使扬州取得了擂台赛的胜利，也使他成为扬州名至实归的棋坛霸主。

    上世纪从八十年代开始，每年举办一次全国的老干部，老棋手比赛“劲松杯”，他与来自全国各地的棋坛元老，名门宿将的较量中，连续十二次获得个人冠军。

    姚的棋风犀利凶狠，每盘对局必以屠“龙”为快，吃了一条“龙”，还想再吃第二条“龙”，特别喜下让子棋，手筋频出，妙手不断，观者如堵，看他下棋既使人心惊肉跳，也是一种享受，很少看见他收官数子计算胜负，不是中盘胜就是中盘败。有些棋迷，看见姚来下棋，就丢下自己的棋不下了，坐在姚的旁边看姚下棋。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日本唐津市与扬州市结为友好城市，第一次文化交流活动就是日方派出十一名棋手来扬州下围棋，后来韩国的丽水市也与扬州市结为友好城市，在他的促成下，现在每年三个城市都进行一次围棋友谊比赛，成为三城市的一个传统文化交流项目。

    姚从二十多岁喜爱上了围棋，五十多年来下了有上万盘棋，2006年扬州市举办首届新闻棋战，全市包括各个县的围棋高手悉数倾巢而出，他以七十六岁的高龄参加比赛，一直打进本赛第四轮，令人肃然起敬。退休以后，他作为扬州市棋协主席，把主要精力放在对围棋新人的发现和培养上，经他一手调教的扬州小棋手孙力，现已成为职业三段。2007年在职业棋手等级分排名中进入前五十名。

    2008年春节前，姚伟鼎到他的女婿家过年，车子进入南京城内不久，姚的心脏病突然发作，心脏出现剧烈的绞痛，还没有来得及进邵震中的家门，就直接送进南京医院抢救，在清明节前一天去世。姚伟鼎八十年的人生中有六十年是和围棋相伴走过来的，围棋成为他生命中不可或缺的部分。

我该不该写他

    这件事想了很久，还是不能决定。这是一个77岁的老人，姓方，名正安。

          扬州市从20年前开始举办围棋定段比赛，起先参加比赛的只有几十人，后来逐年增加，现在有几百人；起先都是成年人，后来少年儿童越来越多，现在几乎看不到成年人参加比赛。

           从2000年开始，68岁的方正安老人，带着他的孙女一起参加市里的围棋定段赛，上半年一次，下半年一次，连续四年，共计八次，爷孙两人都未能定上段。

          从2004年开始，孙女大了不再参加比赛，方正安老人坚持一年两次参加定段比赛，到2008年前后九年参加了扬州市的围棋比赛有二十次（其中有两年，每年参加三次。）

         方正安老人家不住在扬州市区，他住在万福闸。这个地方靠近江都市，离开扬州市区有接近十公里的路程。他偶尔也到市棋协的活动室来，我与他下过一盘棋，他一上来走了两个五、五很有气势。走出十步向外就不行了。棋力是比较低的，大约相当于现在的三、四级。通过交谈，我对他有了一些了解。

          文革前他在税务部门工作，1974年调到华东石油地质局下属的石油装配厂财务科。他有三个儿子，一个女儿，分别在泰州、瓜洲、扬州工作。文革中期，他到“五七干校”学习，地点在扬州城北观音山上的寺庙里。这段生活不紧张，比较消闲。某一天，他看见两个人在下棋，在方格子的棋盘上摆满了密密麻麻黑色和白色的棋子。这是他第一次看见围棋，第一次看见有人下围棋。从那以后，他知道了什么是围棋，知道了怎样下围棋。后来他订阅上海的《围棋》月刊，买了一些围棋书籍。没有拜师学艺，无师自通，纯粹自学成才。

    2000年新春伊始，围棋大师吴清源说要下21世纪的围棋，他觉得吴大师的话说到他的心里去了。从那时开始，下定决心按照大师的话去做，下21世纪的围棋。他做的很认真，扬州市的每一次定段比赛，他都不放弃。一次比赛一般是两天下八轮棋，每一轮比赛他都是第一个进场，第一个安静地坐在比赛的位置上，等候比赛开始。

           今年的定段比赛，很快就要开始了，他一定会来参加比赛的，他也肯定还是定不上初段的。我心里既不希望他参加比赛，又希望能够在赛场上看到他的身影。当他第一个进入赛场，第一个安静地坐在比赛的位置上等候比赛开始的那一刻，我觉得这真是比赛场地中的一道亮丽的风景。它使我感受到围棋的神圣和庄严，使我铭记围棋比赛裁判工作的荣誉和责任。

           有人提出这位老人的心智是否存在障碍，据我们和他几十次的接触，交谈，观察，没有发现这方面的问题。退一万步说，一个心智有障碍的人能够如此地关心爱好围棋，也可以算得上围棋史上的一个亮点。

【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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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同福    时间: 2013-11-10 07:43
挺不错的 可惜现在襄阳公园没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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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雁不孤行    时间: 2013-11-10 08:07
好，有些看过，有些第一次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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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肥虎    时间: 2013-11-10 08:19
传播历史，好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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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haominsun    时间: 2013-11-10 08:20
期待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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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十月雨丝    时间: 2013-11-10 08:51
真不错。强烈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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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lygxwx    时间: 2013-11-10 09: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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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无聊下下棋    时间: 2013-11-10 10:04
围棋月刊连载过的，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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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trainyou    时间: 2013-11-10 10:32
辛苦了，好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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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zyzzhyzzx    时间: 2013-11-10 10:45
值得再次细细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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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ariocarpus    时间: 2013-11-10 11:30
不错，前面几个好像是围棋月刊上连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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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小巧红酥手    时间: 2013-11-10 11:34
这些是围棋杂志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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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czh300    时间: 2013-11-10 11:48
当年很喜欢看围棋杂志上的这些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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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sbgazzc    时间: 2013-11-10 12:12
这是作者朱伟棋人棋事回忆文章三部曲之一，记得还有304棋室和文革时期两部，今日重读倍感亲切，当年还专门邮购了围棋月刊合订本，可惜大部分杂志在那段迷恋电游、偷菜、美剧、象棋的时光处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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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peng0619    时间: 2013-11-10 12:37
老泡继续，月刊连载。我一直很喜欢看，地址贴给我兄弟，让他也看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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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littly_22    时间: 2013-11-10 22:11
好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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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泡泡沙    时间: 2013-11-10 22:44
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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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onlyq    时间: 2013-11-10 22:52
精彩，围棋上还有篇海上棋坛杂忆也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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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泡泡沙    时间: 2013-11-10 22:54
回复 onlyq 的帖子

有，以后逐步上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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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衢州烂柯    时间: 2013-11-10 23:04
看看这些棋坛掌故，也是很有趣的，期待楼主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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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肥虎    时间: 2013-11-11 08:41
好贴。不由得想起少年时期，军挎包里装着一副围棋，满城去找对手下棋的场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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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爱棋家    时间: 2013-11-11 08:48
好，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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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yangyang    时间: 2013-11-11 08:51
我95，96年期间，去过襄阳公园几次，不过下围棋的已经很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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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zyzzhyzzx    时间: 2013-11-11 09:10
网络的冲击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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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泡泡沙    时间: 2013-11-11 21:41
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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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zyzzhyzzx    时间: 2013-11-11 21:47
谢谢!继续重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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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newgo    时间: 2013-11-12 00:09
建议交老徐整理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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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博浪无槌    时间: 2013-11-12 17:55

泡泡沙 发表于 2013-11-9 23:31
我对于一些关于棋人、棋事的文章很感兴趣，收集整理了一批，这个工作用了我几个月的业余时间，非常辛 ...

我也喜欢。。。这确属有意义的事… 先射一管再说。。。等你发齐…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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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caoyq    时间: 2013-11-12 19:04
好文章，下完后一定打印下来装订成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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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haominsun    时间: 2013-11-12 19:29
很喜欢，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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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lygxwx    时间: 2013-11-12 19: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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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泡泡沙    时间: 2013-11-12 22:03
继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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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冥河    时间: 2013-11-12 22:29
看起来都很沉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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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泡泡沙    时间: 2013-11-13 21:52
继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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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onlyq    时间: 2013-11-13 23:34
96年头次去上海，去过襄阳公园，有人下，似乎未见高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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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肥虎    时间: 2013-11-14 10:59
每天期待本帖更新成了必修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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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泡泡沙    时间: 2013-11-14 22:47
继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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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肥虎    时间: 2013-11-15 08:19
泡泡沙辛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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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zhiming    时间: 2013-11-15 11:11
每天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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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泡泡沙    时间: 2013-11-15 22:54
继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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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唐肥    时间: 2013-11-16 15:18
都是好文章啊，把上海围棋历史非常生动的记录下来了，可惜如今《围棋》月刊停刊了，物是人非啊！支持泡泡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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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jingdingjiegou    时间: 2013-11-16 19:17
顶一个，90-93那几年的《围棋》杂志是内容最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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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雁不孤行    时间: 2013-11-16 19:44
今天逛到一老年活动室，一老者下棋，围观者众，有人介绍，数学教授，60年代大学生围棋赛冠军，不知真假，棋是真的彪悍，执白和一后生对弈，中盘各吃大龙一条转换，收官硬打一两手劫，最后各自大龙死而复生，超百目转换，真是精彩，站着看了两个小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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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肥虎    时间: 2013-11-16 20:28
棋人旧事，看着真舒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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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泡泡沙    时间: 2013-11-16 22:55
继续，奶奶个熊，今天不知怎么回事，文章怎么也对不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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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杏子铺掌柜    时间: 2013-11-17 02:55
楼主辛苦了，期待下次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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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小巧红酥手    时间: 2013-11-17 07:55
楼主辛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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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泡泡沙    时间: 2013-11-17 22:58
继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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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泡泡沙    时间: 2013-11-18 21:50
继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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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mabo    时间: 2013-11-18 22:58
不知道作者近况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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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泡泡沙    时间: 2013-11-19 22:21
继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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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xiaonianping    时间: 2013-11-20 18:04
没见过董文渊的棋谱，大家见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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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泡泡沙    时间: 2013-11-20 23:15
继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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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流星锤炼    时间: 2013-11-21 20:59
等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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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泡泡沙    时间: 2013-11-21 22:22
继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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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肥虎    时间: 2013-11-21 22:24
真是幸福的享受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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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泡泡沙    时间: 2013-11-21 22:46
回复 肥虎 的帖子

你幸福了，我·都累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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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豫生    时间: 2013-11-21 23:27
谢谢，等你编好了。我打印出来慢慢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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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飞扬阳光    时间: 2013-11-21 23:33
字太淡，伤眼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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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肥虎    时间: 2013-11-22 07:39
回复 泡泡沙 的帖子

辛苦泡泡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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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caoyq    时间: 2013-11-22 20:18
好东西，继续。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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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泡泡沙    时间: 2013-11-22 22:47
继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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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泡泡沙    时间: 2013-11-23 23:18
继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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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泡泡沙    时间: 2013-11-24 21:22
继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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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泡泡沙    时间: 2013-11-25 23:13
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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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肥虎    时间: 2013-11-25 23:16
泡泡兄辛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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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肥虎    时间: 2013-11-29 22:16
好文必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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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lygxwx    时间: 2013-11-29 22:49
泡泡辛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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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zyzzhyzzx    时间: 2013-11-30 18:36
整理了一下，用word文档，四号字体，
乖乖，五百多页，打印的话好厚一本。
泡泡真的辛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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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爱棋家    时间: 2013-11-30 19:22
泡泡，辛苦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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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桃桃    时间: 2013-11-30 19:29
都是好文章！另外，朱伟老师文中提到的范九林和写过围棋书的范玖林是同一个人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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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泡泡沙    时间: 2013-11-30 22:35
回复 桃桃 的帖子

是同一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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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肥虎    时间: 2013-11-30 22:36
回复 泡泡沙 的帖子

泡泡老师的键盘没挠坏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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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泡泡沙    时间: 2013-11-30 22:39
回复 肥虎 的帖子

换过一个键盘，两个鼠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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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肥虎    时间: 2013-11-30 22:46
回复 泡泡沙 的帖子

成本好大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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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桃桃    时间: 2013-12-1 10:24

泡泡沙 发表于 2013-11-30 22:35
回复 桃桃 的帖子

是同一个人

哦。谢谢泡泡沙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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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trainyou    时间: 2013-12-1 11:40
回复 zyzzhyzzx 的帖子

感觉用小四字体为好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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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trainyou    时间: 2013-12-1 11:46
打这么都字可不容易啊！楼主辛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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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zyzzhyzzx    时间: 2013-12-1 11:48

trainyou 发表于 2013-12-1 11:40
回复 zyzzhyzzx 的帖子

感觉用小四字体为好把！

嗯！小四字体，233页，不过字好像小了点，看起来费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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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trainyou    时间: 2013-12-1 11:51

zyzzhyzzx 发表于 2013-12-1 11:48
嗯！小四字体，233页，不过字好像小了点，看起来费眼。

自己做书很不容易的！
我曾经想自己弄本《中日天元对抗赛对局解说集》、《中日名人对抗赛对局解说集》之类，都放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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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BrokenSymmetry    时间: 2015-10-21 23:56
强帖留名！多谢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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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sz3419    时间: 2015-10-22 08: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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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不断樱    时间: 2015-10-22 09: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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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泡泡沙    时间: 2015-12-3 13:43
有人要看，扒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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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dcbk01    时间: 2015-12-3 14:05
拜读了，楼主辛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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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桃李春风    时间: 2015-12-3 19:35
当年在围棋月刊上看朱伟的文章，印象很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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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sungt    时间: 2015-12-3 19:38
长文当赞，内容也很好。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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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yanglei7010    时间: 2015-12-3 20:16
再次谢谢泡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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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caiyidie    时间: 2015-12-4 10:07
弥足珍贵。看过《围棋》的都记得。泡泡纱不容易，赞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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