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来日之前,从未听说过香川忠夫先生的名字,相信这个名字对日本的棋迷来说也不一定熟悉,但是因为香川先生所作的工作,我想我有必要对中国棋迷介绍这位围棋史家。
结识香川先生完全出于运气。有一天我在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看书之余,稍事休息,在书库里随意浏览的时候,无意中发现一本《中国围棋史料集成》。我打开一看,是一个自印本,写着著者寄赠的字样。翻阅之下,这部书真让我惊惧不已。作者在搜集中国围棋史料方面下了让人难以想象的功夫,上起先秦,下至清末,从历代史传诗文之中,抄录了各种与围棋相关的记载,并且还查阅了不少方志材料。尤为难得的是,作者有意识地将史料来源及文献版本记录得一清二楚,对个别的史料还有自己的考订。我是个棋迷,也是中国古代史专业的博士,马上就可以判断出这部书具有怎样的学术价值。回去在日文网页上一查,根据各种线索,终于查到秋山贤司在2006年12月18日出版的《周刊棋》上面有一篇介绍香川先生的文章。提到他自己编纂并印制了四部围棋史料书,分别为《围棋史料集》、《围棋杂编》、《围棋事迹部类钞》以及《中国围棋史料集成》,现在已收入日本棋院殿堂资料馆。我立刻写信给香川先生,希望他能够赠我一部《中国围棋史料集成》,并期待今后能够与他多多联系云云。
丝毫没有想到的是,香川先生竟然打来电话,要从富山县赶到东京来,约我就在东洋文化研究所见面。要知道富山县与东京不通新干线,真不知道一个年近八旬的老人是怎么过来的。
终于等到与香川先生见面的那一天,老人家精神矍铄,虽然白发寿眉,但是谈吐之间的豪气仍然不减少年。谈起他的这部《中国围棋史料集成》,老人说自己年轻的时候喜欢围棋,大学时读了《坐隐谈丛》一书,就计划等到退休之后一定要进行围棋史的研究。他从六十岁开始收集各种关于中国围棋的资料,这一收集就是十年。他最先来到东洋文化研究所看书,并向松丸道雄先生请教关于一些甲骨文的问题。后来又去了京都大学的人文研究所,在那里找到不少有参考文献,一口气在京都抄了十几天的书。后来就遍访日本各个主要图书馆的围棋藏书。他曾经在内阁文库复制了全部的万历37年刊全八卷本《坐隐先生订谱全集》,明代汪廷讷著,此书中国仅存五卷。全书共1200多页,他复制此书共花去25万日圆,然后免费赠给日本棋院。现在想要看这部书的人只需花费每页10元的复制费用,就可以从日本棋院拿到一套纸质复制本。
我问他《中国围棋史料集成》印成之后,有过什么反响。老人回答说,在日本除了几位围棋史的热心人士,几乎无人理睬。他在2004年就曾将此书向中国棋院、韩国棋院各寄去两部,结果韩国棋院很快给了回复。不久就有韩国某大学的两三个硕士研究生写信给他,表示自己的学位论文与围棋史有关,希望他能赠书。后来还有一个研究中国绘画史的韩国学生来日留学,专门到富山县去看望他,因为这个学生的论文有一部分是中国绘画中的围棋。他们到现在还保持着书信往来,探讨围棋史的各种话题。但是中国棋院没有任何反应,五年来我是第一个与他联系的中国人。他坦承自己因为不是学汉学出身,本来对围棋典籍的版本及流传并不是非常熟悉,在数年前就与台湾的朱铭源先生保持通信并交换史料,给他带来了很大帮助,后来因朱铭源先生卧病而中辍,所以他一直希望能与中国的朋友交流。本以为中国棋院方面会像韩国棋院那样有所回复,今后也许就会有热心于围棋史的朋友与他联系,没想到这一等就是五年,而且我还是来到日本才看到了他的书。
香川先生不但带来了书,还带来了两篇他撰写的论文。一篇文章是《本因坊算砂传之诸问题》,认为本能寺三劫循环之局全系虚构。另一篇文章是《镇神头考》,认为唐代史料笔记中所记顾师言与日本王子对局,使用镇神头的下法,至第33手一子解双征,这一故事应为虚构,包括棋谱也是明人托伪而作。第一篇文章因为涉及日本方面的史料,我并不了解,但第二篇文章则是大家耳熟能详的故事,所以我仔细阅读一遍,可以大致概括一下香川先生的观点。史料中最早记载“镇神头”的是《杜阳杂编》一书,但此书史料可信度不高。此后的记载都本自《杜阳杂编》,日本学者对这位日本王子是谁,也有争论。比如一般认为此日本王子是平城天皇的弟弟高丘亲王,但宫崎市定先生则提出应为曾师事空海的真如亲王,此后杉本直治郎先生与池田温先生都有不同看法。香川先生则认为,之所以会在王子身份上难以认定,就是因为《杜阳杂编》所记不是事实,只是小说而已。一子解双征的棋谱,在《忘忧清乐集》里面题为“背绰角图
王积薪一子解”,并无“镇神头”之名,而且王是唐玄宗时期的棋手,与顾师言并不是同一个时代的人。直至明代中后期的棋书中,顾师言与日本王子的对局谱及“镇神头”的各种变化才开始出现。而日本本国棋书中记载顾师言与日本王子的棋谱又与中国不同,从日系棋谱来看,似乎又不是一子解双征的局面,只是中国棋书中“镇神头”的其中一个变化图。香川先生认为,顾师言对日本王子的棋谱,是明代人根据传说故事伪造出来的,而且该棋谱在中国被不断完善,才形成今天的样子。
我并不完全同意香川先生的论证,但是我认为他的研究非常有趣。他拒绝相信以往的传统说法,而是将每一个细节都在文献中落实求证,要求自己直接面对文献本身,独立作出判断。其实这就是历史学和文献学的基本研究态度。历史学者的任务不是给大众编造一个美好的故事,而是要在文献层面上,尽可能接近历史的真相。一个真正的历史学者,他的结论可能有误,但他应当尽可能的搜集各方面的材料,这样学术观点尽可讨论,只是大家不要离开文献去讲故事。
我问香川先生,您为什么要选择研究中国围棋史呢?他的回答很有趣,因为日本围棋史的相关文献,很多是用草书撰写的,释读起来很麻烦,又怕出错。中国古籍都是刻本,阅读上没有障碍,但是他这些年也要转向日本围棋史,关于本因坊算砂的这篇文章是他写的第一篇日本围棋史论文。他最后很感慨地说,在日本,围棋史理应是艺术史的一部分。但是现在日本书道史和茶道史都很热门,关注的人很多,已经成为了独立的历史学科,唯独围棋史并未进入历史学领域。而且日本的出版界只认职业棋手,没有职业棋手的挂名,他的作品不可能得到出版,所以他只能自掏腰包,自印自送。他下面计划与福井正明九段合作,由福井先生挂名出版一些史料集。
分别的时候,老人非常热忱地看着我,说道:“华君,你是专业研究历史的学者,一定要为围棋史确立在历史学中的地位啊!日本以前还有宇野精一先生、贝塚茂树先生这样的汉学家和历史学者帮助围棋史研究,他们过世之后再也没有这样的学者了,请你一定要做出成绩来!”说罢深深鞠了一躬。我当时心情无比沉重,像我这么个连茅庐尚未出的后辈,想要在围棋史有所成就,恐怕老人在有生之年是难以看到了,真是不知该如何应对啊!
香川先生与我告别,他并不是回富山的家中,而是准备去斯道文库和神习文库继续查阅、复制棋书。老人说,上了年岁以后,已经不再关心棋盘上的胜负,他最想知道的就是中国古人到底怎样看待围棋,毕竟围棋是在中国诞生的东西,所以中国人应当比日本人理解得更深一层,这样不断的访求棋书,也是为了给自己寻找一个答案。看着这个满头白发的背影慢慢远去,我突然意识到,我头一次与别人谈论围棋,却没有提到任何一位现当代棋手的名字。这就是香川忠夫先生,一位别样的棋迷,一位真正的围棋史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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