围棋产业化的思考（转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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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见 http://www.weiqi361.com/bbs/ShowPost.asp?id=13815

常昊连续两届打入应氏杯、丰田杯的决赛，对手分别是李世石和崔哲瀚。从表面看，在“没有李昌镐的日子”里这是常昊加冕的绝对机会。但是从根本上看，这是完整中国围棋结构的绝好机会。

现在李昌镐真的需要一个“悠长假期”，解决他的人伦问题，成家。李昌镐1975年出生，1988年既得一个国内冠军，89年首次攻克曹薰铉的头衔，1991年发轫于世界大赛，从此世界棋坛开始“李昌镐晴雨表”，2003年完成名副其实的“国际棋战大满贯”。李昌镐保持了十多年密不透风的亢进，但他必须歇一歇了，而且面对一个“结构调整”。

持续近十年的“李昌镐天气”（严格来说，李昌镐的王者地位是1996年战胜马晓春开始的）里，受灾最严重的是中国棋坛，因马晓春、常昊这两代领军人物的受制，中国棋坛不能完整其结构，尤其棋士制度、棋战制度以及外围产业（媒体）都未能得到长足发展。简言之，这十年中国围棋未能形成独立、自足的围棋产业，棋手阶层半依附于旧的围棋体制、半依附于社会和企业未能形成或找到作为社会独立职业的认同性及价值观。

回头考察韩国现代围棋半个世纪的历史，赵南哲的努力首先是让围棋成为产业，棋手作为独立的职业者可以在社会安身立命。赵南哲的难能可贵就在于此，准确地描绘赵南哲首先是“韩国围棋产业的奠基者”。相比日本从幕府时代职业棋手的地位和武士阶层相仿佛，中国有政府专业体制的保障；赵南哲必须从改变社会的根本观念开始，以便让社会财富和国民民智一部分流入围棋中来。

而作为社会功能的围棋，韩国围棋恰逢88年汉城奥运会后国力、经济迅速飚升之际提供了体现国民自信、自豪、才情的泄洪口，而忽然得到国民强援的韩国围棋迅速走上了称霸之路。实际上，这种“通过什么来证明什么”的“狂飙突进”并不是围棋版图上隆起凸块，而是在结构上填平凹陷。既这种“异军突起”是韩国围棋完善产业化的自身需求，如果韩国棋人不能以成绩回报和满足国民需求，他就不能自身壮大自己。惟有如此，韩国社会和国民不再提出“证明什么”的需求时，韩国围棋才可以靠自身存在和发展下去。

现在，轮到了中国。在韩国围棋完善其产业化的十年，中国围棋及其喉舌（媒体）只是重复着不能战胜韩国围棋及李昌镐的困惑。这首先是中国围棋这十年来没有提出独立职业化、产业化的需求，而且半专业、半职业的体制没有让中国棋手自身上产生战胜的需求。如；曹薰铉、李昌镐的胜利首先会让整个韩国围棋产业受益，但马晓春的两个冠军除了他个人的名利外，并没有直接促进围棋作为行业的发展。中国“冠军”的印象是可以从此超于棋界外。实际上这十年中国围棋对“冠军”的渴望与焦虑是复合性的，没有一个明确性的目的。但是这种渴望和焦虑还是大大推动了中国围棋的发展，大到终于需要去正视围棋产业化的根本需求。

事实上，马晓春和常昊作为个人和李昌镐抗争，而李昌镐有着韩国围棋产业的支持。而李昌镐有着他所需要捍卫的一个产业，但马晓春和常昊则没有。或许这就是马晓春和常昊无数“憾败”于李昌镐的根本原因，棋艺就是以此为基础表现出来。李昌镐当然是天才，但是没有韩国围棋产业这个基础，李昌镐将不能成为“李昌镐”。而李昌镐推动了十年韩国围棋产业的发展。

常昊加冕的意义

首先，常昊的加冕必须成为中国围棋产业化的第一动力，既丰田杯和应氏杯不应只成为常昊个人功利和荣归的手段。虽然中国围棋体制的改革还不能与期，但常昊必须以此为契机成为现役棋手的核心与领袖。过去马晓春和余斌虽得世界冠军但“种种原因”没有起到这个作用，但常昊有着得天独厚的“出身”和条件。

围棋产业化的基础是棋手阶层改变某种依附的状态，自身成为独立的行业实体，并和社会结成单独的供求关系。这首先要求棋手阶层凝聚成一体。目前，这一功能由“官方”来完成，但是中国围棋早晚会脱离专业体制自存，在这一天到来之前棋手本身要做好准备。

同时，中国棋院一定要做好常昊夺冠的准备，尤其及时抛掉“官位意识”，实实在在按照“市场规律”做好从“专业化”向“职业化”过渡的准备。像今年“围甲”忽然停宕，并不是所有棋手都可以向“体制”领工资的。如果“坐等”常昊夺冠，而没有利用契机推出稳定性、权威性的棋战，那么常昊的冠军只能起到个人和粉饰“现有体制”的作用。

总之，常昊再次向他的宿命挑战。他既可能是被误解着孤独地走上决战场，也可能是被一种使命的必然性推动着前进。希望常昊能以他的冠军赢来中国围棋产业化的十年，同时为他自己赢得棋艺和棋道的十年。尤其希望常昊顶起种种压力和诱惑，作为英雄冲破宿命的窗户纸。

(个人觉得是片好文，特此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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