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荒的天空（聂卫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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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大荒这个名词，在上山下乡的一代人已经为人父母之后多少年，将会退隐到生活的背景去了。
    遥想30年前，这在全国上下是一件最轰动的大事。城里是一些想把儿女等回来的家长；在乡下，是失去了课桌，没有了校园的孩子。北大荒是知识青年最集中的地方之一。现在，当年的家长，已经七八十岁了，他们想起北大荒，是一件往事。但是，在当年的孩子，今天五十上下的人眼中，这是一段不会忘记的历史。这段历史，可能有三五年，也可能有十年以上。问题不是时间的长短，而是在这一段历史中，每个人都有些忘不了的事情，而这些事情，将会改变一个人的性格，或是命运。
    在1994年，上海出版了一本文集《苦难与风流》，这本书的副题是“老三届的道路”。在这本书中，我作为一个“老三届”，一个前北大荒的知识青年，是能从中读到许多别人读不到的东西的。“老三届的人已经到了怀旧的年龄……”书中这样一句话，使人有太多的感慨。下面的一篇文章，就是我写在这本书里的。我将它修改了之后再作为围棋的文化研究的一角，介绍给读者，是因为我始终相信，围棋和别的比赛项目不同的地方幺一，就是它比较能显现人的境界和人的文化素质。人的经历，是和棋的风格，棋的境界有关的。在人的一生中成长的最关键的时刻能有特别的经历，是他的棋力成长的重要的推动力。
    当今的中国棋坛，最富有传奇色彩的棋手，首推聂卫平。目前诸多品评这位棋界奇人的文章，多在赞美聂氏棋风的精妙玄秘。我在观察中国围棋文化时发现，聂卫平的出现，是一种时代的造就，而对其围棋境界的升华起决定作用的背景，是聂经历了上山下乡的历史。
    今后有人写中国当代围棋史的话，一定会将自60年代至90年代的棋手划分为三辈人。第一辈为陈祖德时代，第二代为聂卫平时代，第三辈为“文化大革命”后的棋手。这里不能不指出，陈、聂这两代，其实都经历了“文化大革命”，而且进入“文化大革命”时，聂与他们的年龄差距并不大。以被下放到北京第三通用机床厂的陈祖德等“七君子”为例，陈祖德最大，“文化大革命”开始时也仅22岁，年纪稍小的4人，曹志林、华以刚、邱鑫和黄德勋其实正好处于“老三届”的年龄段。因此，聂与这些棋手，年龄上应大致上属于同一代人。后来聂在棋艺上超出了这些棋手，便不得不从他们棋艺的发展过程及“怎样度过‘文化大革命’这一段”来思考。同时，聂与其它 “文化大革命”后棋手，年龄最多的也不过大8岁，为什么后来的一时赶不上聂？我认为聂在“文化大革命”的经历是他“人生的厚味”，而其它青年棋手没有，所以棋就显得“薄”了。
    因此，聂卫平的“文化大革命”生涯是大大值得研究的，而他上山下乡，尤其值得思考。其实，聂在黑龙江黑河地区山河农场的日子较其他坚持“八年抗战”或者 “十年抗战”的老知青相差甚远。大致在1972年秋季结束，因此，总计起来，约有两年多些，三年左右。问题是在这三年中，聂在农场很少下棋，他在某个冬天，曾经横穿农场，在另一分场，找到少年时的棋友程晓流下过一局，被传为美谈。其余时间，既无对手可言，也无棋谱可看，而且围棋被看作“四旧”，在农场列入被禁之列，故台湾著名学者沈君山在谈到聂卫平下乡生涯时，说聂将自己的脑子分作左右两半，一半是白棋，一半是黑棋，黑白两种子便在脑子里“打架”。沈君山的话，毕竟有许多艺术色彩在内，我在与聂长谈时，聂也曾说，上山下乡这一段时间，下棋几乎是空白。因此，研究聂卫平的这一段历史几近“玄秘”了。
    我试图从两个方面的比较，来分析上山下乡对聂卫平的影响。
    第一，聂卫平与陈祖德一辈棋手的比较。
    聂卫平曾经向我谈起过他的棋艺成熟过程，而且特别提到了黑龙江的岁月。
    聂卫平说，“文化大革命”之前，聂与陈祖德等中国一流棋手较量，要差两子。这是一个很大的差距。“文化大革命”中，聂走南闯北，下过一些棋，更多的，是与棋友程晓流关在院里两人下棋。聂评论说，“这难道能使我长棋吗？至多是不荒疏而已。”整个农场阶段，很少下棋，即使下也不是正规的训练。但是，聂卫平在 1972年回到北京，到北京“三通用”，去找那些“落难”的国手下棋，这时奇迹出现了，聂与他们下分先（双方互相轮流先走、也就是平下）棋，这些一流国手中的好几个已难以战胜聂了。甚至聂还会取得4比0或4比1的比分。
    在1966年至1972年这六年中，14岁至20岁的聂卫平是怎样从“让2子”到“分先”呢？聂卫平认为，北大荒的生活是关键。聂卫平说：“我一到黑龙江，就有一种‘天高地阔’的强烈感受。无垠的荒原，无遮无盖的的蓝天，和瑰丽的日出日落景象，给我强烈的震动。当我重新坐在棋盘上的时候，就会感到棋盘更广阔了。” 在其他的场合，我亦看到聂的这一番议论。聂卫平的这种思考，从一个相当水平的棋手来说，是完全可能的，因为棋到了一定水平，已经不是技术问题，而是一个境界问题，从自然取得灵感而在棋盘上领会，古已有之。清朝弈林大家施定庵23岁时，偕前辈梁魏今游觊山，梁指山下泉水，教诲施定庵，施大悟，棋立长，能与前辈“分先角胜”。
    同时，也绝不排斥聂在“文化大革命”之中，因父辈受迫害而受到株连，在社会上备受欺凌，感慨殊深，对人的成熟极有关系。问题是，为什么当时棋艺不错的其他棋手不能取得很大的突破，而唯独聂卫平突破了？我与聂卫平交谈之后，认为还因为聂的棋风偏于明棋理的那种。因此，“黑龙江之悟”才对他有巨大的作用。中国的古风，强于中盘扭杀，日本棋风明于棋理。聂的老师雷溥华、过惕生，在老一辈棋手中，受日本影响，是偏于棋理的。与上海当时刘华等人的棋风偏于攻杀不同。因此，在向日本棋手进攻的道路上，兼有棋理明白和攻杀凌厉两个特点的聂，较之从擅长攻杀的旧棋风中刚刚脱胎的新型攻杀棋风的陈祖德等，更为有利些。同时，上一辈的棋手，在1964年及1965年已进入国家队，因此棋风较早地走向成熟，而聂卫平的成熟，恰恰正在动乱的年代，他进入国家集训队是在1973年，因此，黑龙江之行对他的影响，应是正处于相当重要的阶段。
    第二，聂卫平与马晓春、刘小光、江铸久、曹大元和钱宇平等棋手比较。
    我曾先后分别采访过“文化大革命”后这一批中国一流棋手。他们有几个共同点：一、出生在1960年至1966年，基本上是在“文化大革命”前。学棋的时间，大致始于60年代末期和70年代初期。是中国在“文化大革命”晚期恢复围棋活动的首批成果。其中以1973年前后学棋为最多。据聂卫平评价，这些棋手，在棋上，与超一流棋手没有特别大的差距，真正的差距在很微妙的地方。例如在某个局部变化，双方都已经计算到了，但是在处理上，却没有“超一流”棋手敏锐。很小地方的差别，体现出棋手境界上的差异。这一些棋手，其天资并不会在聂卫平之下，其技术不可谓不精。在北海道长大的农民儿子小林光一在战胜马晓春之后的感想是：“光有高超的棋艺是不够的。”当然，马晓春以后以浙江人特别的韧性战胜了小林光一，但却在李昌镐面前，遇到了以前出现过的麻烦。这是否可以从 “境遇太顺”的角度去理解呢？
    我在研究聂卫平的围棋成长经历时，发现聂卫平以极大的毅力，过了许多“坎”。
    1974年，关西猛将宫本直毅九段率领代表团访华。聂出场四次，前两盘负于苑田勇一七段和村上文祥业余棋手，第三盘才胜了连战连败的久保胜昭二段。当时宫本直毅连胜6场，最后一场聂卫平终于战胜了宫本。这是他第一次参加国际比赛，也是第一次战胜了日本九段。在1976年聂卫平战胜藤泽秀行、石田芳夫等当时日本超一流棋手后，曾一度成绩平平。聂在1984年访日比赛败于赵治勋、武宫正树和加藤正夫共5局后，曾反省道，“我输给他们，并不是棋力有差距，而是心理状态有差距。而意识到棋没有差距，就是一个进。相信战胜他们的日期不会远了。”果然，在以后不到3年，聂通过擂台赛上其他国际比赛，将这些日本棋手全赢了。
    为什么同样是“坎”，聂能过而年轻棋手不行呢？聂曾说，这是我比他们多了一段黑龙江农场的经历。聂所在的农场，前身是劳改农场，劳改犯走了后，管教人员将知青也当成了“小劳改犯”。聂有心脏病，从小体育免修，聂在农场受不了强体力劳动，反被斥为“无病呻吟，小病大养”。聂在围棋之路上也路途艰难，障碍重重。因此，聂已经历了人生中的诸多考验，而在那样的条件下，父母无能力帮助他，所以通过考验，作出决断的只能是自己。以后，他在棋盘上遇到的考验，无疑不及他所经历过的。而解决问题的独立思考方式在生活和棋盘上是相同的。这些在人生经历中所获得的优势体现到棋盘上，才渐渐成了胜率。由于人生体验不可替代，所以，聂卫平能在相当长的时间中（十年左右）称霸中国棋坛，这不是偶然的。

   北大荒的天空（二）

   围棋作为一门艺术，其出现杰出的人才，有其规律性。当年聂卫平的棋友，如今围棋史研究者程晓流曾说，时代的动荡，会促使优秀的棋手出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日本，和“文化大革命”后的中国均是这样。程晓流本人亦是“老三界”，他的这个研究结论，是可以成其为一说的。
    在这里要补充的是，围棋手的成熟需要的条件不是只有一个，而是有不少，在很多的条件具备了之后，才会有象聂卫平见到北大荒的天空或施定庵面对山下的泉水这样的“顿悟”的情况。江苏棋手邵震中九段和湖南棋手梁鹤年六段，都有过知识青年的生活经历，但是，不能因为他们没有到达中国围棋的高峰，就说他们在上山下乡中缺乏感悟，或许正因为有了这一段的经历，他们才能到今天的水平。“老三界”在“文化大革命”中颠沛流离到北大荒的共有上百万，绝不是聂能几个人，但是成为棋手的不多。而不是棋手的人，在北大荒的经历中获得的是什么，是由他们自己生活
    每一个人在自己的事业中总会有自己缺少的东西，有的是技术，有的是经验，有的是艺术感受力，有的是良好的心境……这时，生活给了你最缺的东西，你就可能补全了一个棋手所需要的条件。你的境界形成就有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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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花香自苦寒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