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围棋史谈：托马斯·海德、沈福宗与《东方游戏》中有关围棋的描述

多九公

这是一篇旧文。第一次在这里贴出。

我对沈福宗的研究始于2001年，文章完成于2009年初。因为这篇文章的分量比较重，当时我曾有寄到国内文史杂志发表的打算。但考虑到去国多年，联系起来比较麻烦，犹豫很久，最后还是直接在网上贴出了。我曾在三个网站贴出，一是“棋人”，一是“Tom围棋”，最后是“国学数典”。以“棋人”上贴出的资料最全，在“国学数典”上贴的时候遇到的困难最多。

现在这篇文章的全文在网上已经找不到了。“棋人”关闭了，在“国学数典”和“Tom围棋”上的文章都给删掉了。目前只有“百度贴吧”上能查到“Tom围棋”上文章的一部份，不全，有关沈福宗的个人资料部份全不见了。

沈福宗是第一个有记录的到达英国的中国人，有关沈福宗的资料都是从西文而来，没有中文的原始记录。只有沈福宗的中文姓名，是他本人写给海德的，国内一般研究文章都认为是源自音译，这是撰文者不知道去哪里去找资料之故。

有关沈福宗的西文资料，最重要的收在海德文集《Syntagma dissertationum》的附录二，其中收录了沈福宗写给海德的信和一些其他资料，包括沈写的中文。国内的研究者很难看到这些资料，但我都有。顺便说一句，去年二月原耶鲁大学历史系教授史景迁（Jonathan Spence）访华，在北京大学讲演，就是以沈福宗为主题。我听过讲演录音，也看过讲演记录（部份翻译不准确，也漏了一些内容），史景迁看过大英博物馆收藏的一些原件，但似乎没看过这本书。

关于沈福宗的研究，国内主要有中科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潘吉星写的两篇同名文章《沈福宗在17世纪欧洲的学术活动》，前者发表于1994年，后者发表于2007年。另有黄谷编译的《清初旅欧先行者——沈福宗》。潘先生是研究员，但他这两篇文章实在不敢恭维，主观臆测的东西太多了，前一篇更糟。我想这是因为他没有看到沈福宗为海德写的中文。沈福宗读过书，但可能不多，连常用字都会写错，当然绝对称不上是学者。然而国内网站上有关沈福宗的信息大都基於潘先生的文章，发生错误就难免了。黄谷编译的文章没什么大问题，如果有，也是原文的错。

名人文章再怎么错，还是有人去抄，这是令人可悲的事。

多九公
2015-1-7


欧洲围棋史谈：托马斯·海德、沈福宗与《东方游戏》中有关围棋的描述

1615年金尼阁（Nicolas Trigault，1577～1628）的拉丁文译著《基督教远征中国史》（即《利玛窦中国札记》）问世之后，立刻风靡欧洲。通过各种语言和各式各样的翻译和改写，欧洲人或多或少地知道了中国有一种为官员们所喜爱的游戏。【注1】不过，当时的欧洲人还不知道这种游戏就是“围棋”，也不知道如何玩法。直到约八十年后的1694年，英国的东方学家托马斯·海德——在中国人沈福宗的帮助下——在游戏史名著《东方游戏》中，向欧洲介绍了有关围棋的新知识。

托马斯·海德与游戏史名著《东方游戏》【注2】

托马斯·海德（Thomas Hyde，1636～1703），1636年6月29日生於英格兰西部谢罗普夏（Shropshire）郡的比林斯利（Billinsley）。海德从小就显露出对语言学的兴趣和天份，父亲是他东方语言的启蒙教师。16岁时，海德进入剑桥大学（Cambridge University）国王学院（King’s College）学习，在阿拉伯语教授惠洛克（Abraham Wheelock，1593－1653）的指导下，他的东方语言能力突飞猛进，一年之后，便应邀去伦敦协助英国神学家布赖恩·沃尔顿（Brian Walton，1600～1661）编篡《多语圣经》（Polyglot Bible）。1658年，他被聘为牛津大学（Oxford University）王后学院（Queen’s College）希伯来语的讲师。1659年，海德因在东方语言领域的博学被授予硕士学位，同年被任命为牛津大学博德利安图书馆（Bodleian Library）图书馆员，并於1665年任图书馆长。海德在1673年被选为格洛斯特（Gloucester）副主教，1682年获神学博士学位。他先后继任牛津大学阿拉伯语教授（1691年起）和希伯来语教授（1697年起）。海德於1701年辞去图书馆长职务，1703年2月18日在牛津逝世。



海德被公认为当时欧洲第一流的东方学家，同时代的英国历史学家托马斯·赫恩（Thomas Hearne，1678～1735）更推崇他为欧洲最伟大的东方语言大师。凡是外国人能接触到的东方语言，几乎没有海德所不熟悉的。他尤为精通土耳其语、阿拉伯语、叙利亚语、波斯语、希伯来语和马来语，还学过汉语。海德兼任英国宫廷的东方语言翻译，曾为英王查尔斯二世（Charles II，1630～1685，1660～1685在位）、詹姆士二世（James II，1633～1710，1685～1688在位）和威廉三世（William III，1650～1702，1689～1702在位）服务。

笔者有必要说明，这里的“东方”在大多数情况下指的是“近东”（西亚），而不是指“远东”（东亚）。

不同於一般的学者，海德对研究“盘上游戏”（Board Game）的历史尤其是国际象棋的历史情有独钟。海德一生没有踏出过国门一步，但因为是英国宫廷的翻译，通过与来自东方各国使者的交流，使他核实了大量有关东方游戏的知识。广博的阿拉伯文献知识和精湛的东方语言造诣帮助他完成了这一使命。

海德对“盘上游戏”的研究成果，就是游戏史上的第一部划时代巨著《东方游戏》（De Ludis Orientalibus libri duo），【注3】也可能是海德最负盛名的著作。这部著作是用当时欧洲的通用学术语言——拉丁文写的，不过书中引用了许多用古代和东方语言诸如阿拉伯文、希腊文、梵文、波斯文以及中文写的原始资料和插图。

《东方游戏》刊行於1694年，实际上包括了海德的两部著作：“Mandragorias，seu Historia Shahiludii”（象棋游戏的历史）和“Historia Nerdiludii”（竞赛游戏的历史）。【注4】前者是一部有关国际象棋历史的专著，曾单独发表於1689年；后者则是一部介绍国际象棋之外各种在欧洲鲜为人知的东方游戏的著作，没在1694年前发表。

《东方游戏》最具有价值的贡献，是海德对国际象棋起源的研究。《东方游戏》的英译者维克托·济慈博士（Dr. Victor Keats）有如下评论：

“在海德之前的时代，有关国际象棋的起源的记录只不过是一些猜测和传说。在欧洲的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时期，这些传说一般与古希腊和古罗马的游戏相联系。托马斯·海德是通过系统研究、确定国际象棋起源於亚洲的第一个作者。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出版于1694年的《东方游戏》可能是关于国际象棋历史的最重要的一部著作。”

“它的重要性也许能根据以下事实来判定，即所有后世出版的有关国际象棋历史的权威著作都采用了海德的材料。他的研究成果被默里（H.J.R. Murray）在《国际象棋史》（A History of  Chess）和安东尼乌斯·范德林德（Antonius van der Linde）在《国际象棋的历史与文献》（Geschichte und Literatur des Schachspiels）中被广泛地得到承认和引用。这两部著作是国际象棋史学的一双‘圣经’。正是默里恰当的冠《东方游戏》以‘对国际象棋历史的第一次真正地科学贡献’。”【注5】

海德在《东方游戏》一书中介绍了六种中国游戏，其中，中国象棋出现在第一卷“Mandragorias，seu Historia Shahiludii”，围棋和“升官图”等其他游戏出现在第二卷“Historia Nerdiludii”。在撰写这些中国游戏时，海德得到了一个在中国找不到记录的中国人——沈福宗的帮助。

【注1】参见笔者的文章《欧洲围棋史谈：泰西大儒利玛窦与欧洲历史上第一次有关围棋的记录》。
【注2】关于海德的个人资料，来自：
1，Keats，Victor，Chess：Its Origin，Oxford，Oxford Academia Publishers，1994，337p.
这是《东方游戏》的英译本，只是部分翻译了海德的原著，与国际象棋有关的内容都有译文。中国游戏中的中国象棋和“升官图”也翻译了，但围棋部分没有翻译。
2，"HYDE." LoveToKnow 1911 Online Encyclopedia. © 2003, 2004 LoveToKnow
http://41.1911encyclopedia.org/H/HY/HYDE.htm
【注3】Hyde，Thomas，De Ludis Orientalibus libri duo，Oxford：Clarenden，1694.
【注4】根据李祥甫《象棋家谱》（Li, David H., The Genealogy of Chess, Bethesda, MD: Premier Publishing, 1998）上提供的英译转译（History of Race-Game）。
【注5】Harold J.R. Murray , A History of  Chess，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13
Antonius van der Linde, Geschichte und Literatur des Schachspiels, Berlin, 1874

多九公

沈福宗与柏应理及其欧洲之旅【注6】

有关沈福宗（1658？～1691）事迹的记录，皆为直接或间接地从西文转译而来，笔者尚未见到任何一项用中文写成的原始记录。不过，沈福宗的中文教名和姓名“弥格尔·沈福宗”却是他本人给出的，出现在他于1687年12月29日给海德的信中。【注7】


沈福宗的姓名在欧洲语言中有各式各样的拼法。法人费赖之（Louis Pfister，1833～1891）在《在华耶稣会士列传及书目》中称他的教名和葡萄牙名是“Michel Alfonso”，又作“Alphonsus”，姓沈（Chen），同书又提到在法国学者科米埃（Comiers）写的一篇文章中为“Mikelh Xin”；【注8】而在法国人作的铜版画上，沈福宗的名字写作“Chin Fo Cum”。在英文文献中有拼为“Chin Fo-Tsong”或“Shen Fu-Tsung”（“威妥玛—翟理斯”拼音系统）的。沈福宗本人给海德的信中落款的名为“Fo Çum”，而姓有“Xin ”、“ Shin ”、“ Chin ”三种不同的拼法；在海德著作中的拼法则为“Shin Fo-çung”。近年来发表的西文文献多用汉语拼音“Shen Fuzong”。

与沈福宗的名字密切相关的是著名的比利时耶稣会士柏应理（Philippe Couplet，1623～1693）。柏应理於1659年（顺治十六年）与另一位著名的比利时耶稣会士南怀仁（Ferdinand Verbiest，1624～1692）等人来华。据说柏应理在南京传教时，结识了当地名医、天主教徒沈某与其子沈福宗。沈福宗大约生於1658年（可能有一年之差）。

1679年，柏应理被选为中国副省司库，将奉命前往欧洲，一则向罗马教皇陈述有关的“礼仪问题”（用中文举行宗教仪式），二则寻求资助和招募赴华传教士。
在柏应理为欧洲之旅作准备工作时，耶稣会中国副省会长南怀仁决定挑选几名中国教徒随同柏应理前往欧洲，为的是向罗马教廷证明中国本土也有优秀的神父人选。初选入围的有五人，其中有沈福宗，另有一人是清初著名画家吴历（1632－1718）。

1680年8月，柏应理自江南省去职前往澳门，同年十月抵达。此时，南怀仁亦已去职，由意大利耶稣会士毕嘉（Giandomenico Gabiani，1623～1694）继任中国副省会长。柏应理携中国青年前往欧洲的计划曾得到殷铎泽（Prospero Intorcetta，1625～1696）、南怀仁等人的支持，但也有相当多的耶稣会士持反对意见。毕嘉利用副省会长的职权，只准二名中国青年（沈福宗是其中之一）前往欧洲，并禁止吴历随柏应理同行。

1681年12月4日，柏应理偕二名中国青年启程前往欧洲。西天路远，海途多艰，他们搭乘的葡萄牙商船“圣安东尼奥”（San Antonio）号行至爪哇（Java）时触礁，无法继续航行。比及柏应理一行於1682年1月26日赶到巴达维亚（Batavia，雅加达的旧名）时，已经错过了当年去欧洲的最后一班荷兰商船，不得不在那里滞留了一年有余。在此期间，另一名中国青年（姓名不知）决意不再西进，而与途经巴达维亚返华的意大利方济各会教士伊达仁（Bernardino della Chiesa，1644－1721）结伴同回中国。

1683年2月8日，柏应理与沈福宗乘荷兰商船离开荷属东印度群岛，同年10月8日抵达荷兰的恩克霍伊森（Enkhuysen，荷兰北部的港口，距阿姆斯特丹28英里，十七世纪时为重要的渔业和商业中心），开始了欧洲之旅。

从1683年到1684年的冬春之间，柏应理与沈福宗一直在旅行。柏应理既有寻求赴华传教资助的重任，身为司库又有繁琐的教会事务；兼之素来体格不健，从亚洲到欧洲漫长的海上航行使他的体质更为虚弱，在欧洲之旅中不时为病痛困扰。约在1684年2月15日，柏应理一行到达安特卫普（Antwerp），当地的耶稣会长派了一位教士王以仁（Pieter Thomas Van Hamme，1651～1727）来协助并陪伴他们前往罗马。王以仁的主要责任似乎是照看沈福宗，辅导他的拉丁文，使之能较顺利地与遇到的欧洲人沟通交流。

在前往罗马的旅途中，柏应理、沈福宗和王以仁等一行受到各地耶稣会的热情接待。1683年3月21日，他们到达柏应理的故乡麦克林（Mechlin）。同年9月3日，他们到达巴黎近郊，9月5日与法国国王路易十四（Louis XIV，1638～1712）的数学家们会晤。9月15日，柏应理一行赴凡尔赛宫谒见了路易十四。谒见时，沈福宗对路易十四行三跪九叩的大礼，叩头三、四次后，为国王劝止。次日，路易十四设宴招待他们，沈福宗用中文诵念祈祷文，还示范用筷子进膳。宴后，路易十四命打开宫内花园的所有喷泉，为柏应理一行做了精彩表演。

柏应理一行访问巴黎的一个直接结果是促成了路易十四的决定，派遣法国耶稣会科学家避开葡萄牙的渠道直接去中国。1685年1月，白晋（Joachim Bouvet，1656～1730））等六位优秀科学家受命起程前往中国。

1684年9月30日，柏应理一行离开巴黎前往罗马，同年12月7日到达，受到耶
稣会总会长、瑞典女皇克里斯蒂娜（Queen Christina of Sweden，1626～1689，1632～1654在位）及其他上层人物的热烈欢迎。不过，他们一直等到翌年6月才受到教皇英诺森十一世（Innocent XI，1611～1689，1676－1689在位）接见。

在这段时间里，沈福宗的主要任务是学习拉丁文，他和王以仁一起钻研拉丁文语法和会话，也许还学了足够的意大利会话。到了年底，沈福宗还不能说完成了拉丁文学业，但已能较自由地用拉丁文进行学术上的会话和书面交流了。另一名想去中国传教的意大利耶稣会士弗朗切斯科·马利亚·斯皮诺拉（Francesco-Maria Spinola，1654～1694）就在那时加入了柏应理一行。

柏应理和沈福宗曾两次受到教皇英诺森十一世的接见，他们向教皇提出用中文举行宗教仪式的请求，但最终仍未获准。柏应理欧洲之旅的主要使命以失败告终。

在离开罗马的前一天，即1685年12月12日，沈福宗申请加入耶稣会，很可能是罗马的耶稣会总会长亲自与他面谈，他的请求当即获准。不过，沈福宗将先随柏应理完成在欧洲的宣传之旅，然后进入葡萄牙的初修院学习。王以仁似乎没有再随柏应理一行旅行。

沈福宗与柏应理一行沿陆路经佛罗伦萨前往法国，於1686年春到达巴黎。柏应理在巴黎一直住到1687年11月，为出版他的著作而忙碌，其中包括早期汉学最重要的拉丁文译著《中国哲人孔子》（Confucius Sinarun Philosophus，Sive Scientia Sinensis Latine Exposita）。

第二次到法国时，一幅沈福宗画像的铜版画在巴黎制成并销售。画上的人比沈福宗真人显得老的多，紧绷着脸，一副几近邪恶之相。很明显，这是一幅刻意丑化沈福宗的画像。

1687年3月7日，沈福宗与斯皮诺拉离开巴黎前往伦敦。同年4月22日他们参加了伦敦罗马天主教大主教的就职典礼。沈福宗是历史上第一位有记录的访问英国的中国人，他在英国居留了约十个月。

在伦敦期间，英国国王詹姆士二世（James II，1633－1710，1685－1688在位）在皇宫以皇家礼仪接见了沈福宗。詹姆士二世相当恩宠这位中国青年，特地召来旅居伦敦的著名德国人像画家高德佛瑞·奈勒爵士（Sir Godfrey Kneller，1646－1723）为沈福宗画了一幅身着中国服装真人大小的全身像，【注9】完成后就挂在国王的卧室内或其附近。此画现由英国王室收藏。

1687年3月7日，沈福宗与斯皮诺拉离开巴黎前往伦敦。同年4月22日他们参加了伦敦罗马天主教大主教的就职典礼。沈福宗是历史上第一位有记录的访问英国的中国人，他在英国居留了约十个月。

在伦敦期间，英国国王詹姆士二世（James II，1633－1710，1685－1688在位）在皇宫以皇家礼仪接见了沈福宗。詹姆士二世相当恩宠这位中国青年，特地召来旅居伦敦的著名德国人像画家高德佛瑞·奈勒爵士（Sir Godfrey Kneller，1646－1723）为沈福宗画了一幅身着中国服装真人大小的全身像，完成后就挂在国王的卧室内或其附近。此画现由英国王室收藏。

在文献中最早提到这幅画的是一位海军军医詹姆士·永格（James Yonge，1641－1721），1687年7月他在温莎皇宫（Windsor Castle）见到沈福宗，描述沈是“一个年青、脸色苍白的小伙子，从他的祖国远道而来并成为罗马天主教徒（他的画像挂在国王的一个卧室内，酷肖本人）。”

奈勒画的沈福宗像显得高雅，真实，与法国铜版画形成鲜明的对照。画上的沈福宗左手举着十字架，右手环抱胸前，微昂着头，虔诚的目光凝视远方，仿佛正在领受神灵的启示，整个画面充满了浓厚的宗教气息。根据英国作家霍勒斯·华尔波尔（Horace Walpole，1717－1797）所述，“在他的所有作品中，奈勒爵士最为自豪的是温莎皇宫的那一幅中国皈依者（The Chinese Convert）画像。”

约在1687年6、7月间，沈福宗到牛津大学与著名的东方学家海德合作编辑博德利安图书馆的中文藏书目录。沈福宗的欧洲之行，所到之处无不引起轰动，备受瞩目。但“除了在牛津与海德合作时作出的‘脑力工作’之外，他并没有对欧洲产生实质性的持久影响。”【注10】笔者将在下一节介绍沈福宗在牛津的活动。

1687年11月，柏应理离开巴黎去伦敦与斯皮诺拉和沈福宗会合，1688年1月，他们一行搭乘葡萄牙船前往里斯本，於1688年4月16日抵达。当年去果阿（Goa，印度地名，当时属於葡萄牙）的船队已在三月上旬开走了，于是柏应理决定可能不得不在欧洲多留几年。沈福宗则进入里斯本的初修院修道，从公众的视线里消失了。1690年10月9日，沈福宗第一次发愿。

1691年春，沈福宗（当时还是修士）与三位德国耶稣会士贝尔纳德·德维特（Bernard de Witt）、纪理安（Kilian Stumpf，1655～1720）、麦雅各（Jacob Moers，1658～1691）联袂赴华。由于当时罗马教廷与葡萄牙国王为争夺保教权产生的矛盾，凡未向葡萄牙国王宣誓效忠者皆不准从葡国领地（包括果阿、澳门）通过，所以斯皮诺拉和柏应理都未获准陪同沈福宗前往中国。沈福宗不幸在船上染上时疫，在抵达莫桑比克（Mozambique）的前一天死於船上，时在1691年9月2日。三位德国耶稣会士中有两位也在途中相继丧身，只有纪理安最终平安到达中国。

柏应理已年近七十了，身体孱弱，但他壮心未已，渴望着重返中国传教。当他的请求最终被耶稣会总会长批准时，柏应理极为高兴。可以想见柏应理盼望与由他携来欧洲接受耶稣会训练、已先期返华的门生（protégé）沈福宗重逢的焦急心情。

1692年3月25日，柏应理与其他共十六名耶稣会士由斯皮诺拉率队从里斯本启程前往中国。在船上柏应理每天早晚两次给耶稣会士讲授中文，希望他们到中国时已经能用中文会话。在途中，几乎所有的耶稣会士（仅一人幸免）都患了肠绞痛。行至北回归线与赤道之间时，洋面无风，船行极慢，在烈日直射之下产生的酷热使乘客和船员纷纷病倒，到赤道时整个船上患病者达三百余人。到达莫桑比克之前已有四名耶稣会士因晕船和热病死去。

1692年9月3日，船抵莫桑比克。先期上岸的耶稣会士急切打听的消息之一，就是一年前从里斯本出发赴华一行耶稣会士的下落，当获悉沈福宗已不幸去世时，大家都很哀伤。

柏应理在船上听到沈福宗的死讯后悲痛万分，不能自已，经人反复劝说方始下船。在当地的修道院里，柏应理了解到纪理安留下信中有关沈福宗去世经过的详细内容，更是伤心欲绝。就在得知沈福宗噩耗后的第三天，柏应理中风了，倒在靠窗的地板上人事不省，幸好与他同居一室的比利时耶稣会士万惟一（Guillaume Van der Beken，1659～1702）及时发现，急忙找来医生将他救了回来。当日半夜时分，柏应理又一次中风，情况比第一次更为严重。但老人又一次奇迹般地挺了过来，第二天，即9月9日，他还与其他人一起上了船。

按原定计划，船队在莫桑比克加满淡水，稍作整修后就出发。然而当停留一星期后船队试图开航时，因海上无风而无法出港。结果他们不得不在莫桑比克住了五个多月，一直等到1693年3月。这一变化也打乱了赴华传教士的计划，他们原来预计在1692年内到达果阿，1693年到达中国。在正常情况下，因印度洋上的季风未起，他们不可能在3月21日前离开莫桑比克，从而也不能在4月份到达果阿，赶上去澳门的班船。这样他们就必须在果阿呆上一年，在1694年8月之前到不了中国。

1693年3月15日，船队提前几天从莫桑比克出发开往果阿。途中又有许多人晕船。5月15日，在距离果阿约六十里格（league，一里格约等于三英里）之处，船队遭遇到强烈的海上风暴，船桅被狂风吹折，船舵被巨浪摧毁。船上有三百多人加入与风浪作殊死搏斗的行列，拼命地把源源不断灌入船舱的海水舀出去。5月26日，残破不堪的船只终于奇迹般地在果阿下锚，船头赤着脚连夜跑到方济各·沙务略（Francis Xavier，1506～1552，死后被教会列入圣品）的神龛前祈祷，感谢圣徒在天之灵的保佑。

王以仁在1694年10月24日从中国寄出的信中，描述了柏应理人生的最后一刻。1693年5月15日，船队在横渡印度洋时遭遇到强烈的海上风暴，躺在床上的柏应理被一个掉下来的包裹击中，头部受了一些轻伤。“部分因伤势，部分因晕船，部分因惊恐，柏应理在风暴肆虐中死去。”

【注6】本节主要参考资料来自Jerome Heyndrickx编集的一本纪念柏应理专题文集中的二篇文章。
【注7】Thomas Hyde，Syntagma dissertationum. Oxonii, 1767. v. 2.，p.519
Jerome Heyndrickx(ed.), Philippe Couplet, S.J. (1623－1693)：The Man Who Brought China to Europe, Steyler Verlag, Nettetal 1990, 260 p.
Theodore N. Foss, "The European Sojourn of Philippe Couplet and Michael Shen Fuzong, 1683–1692" , p.121－142;
Edward J. Malatesta, S.J., "The Last Voyage of Philippe Couplet", p.164－181.
【注8】费赖之，《在华耶稣会士列传及书目》，冯承钧译，商务印书馆，1938
【注9】关于Sir Godfrey Kneller画的沈福宗像，见
http://gallery.euroweb.hu/html/k/kneller/chinese.html
【注10】这是Theodore N. Foss的观点，见其在6中的论文。

多九公

沈福宗在牛津大学与海德的合作【注11】

早在赴英国之前，沈福宗就开始与海德通信了。根据海德保留的记录，沈福宗第一次给他写信是在1687年1月25日，当时正在法国。想必是沈福宗到达巴黎的消息越过海峡传到英国，海德是当时欧洲首屈一指的东方学家，自然不会放过有可能获得来自遥远的东方古国中国的新知识的绝好机会。笔者认为，必定是海德通过法国学术界的友人，如下文将提到的特维诺，或耶稣会主动与沈福宗取得联系的。

沈福宗于1687年5月25日在伦敦给海德写过一信，从信的内容来看可知他们已先期在伦敦会面，但沈尚未去牛津。沈福宗去牛津约在1687年6、7月间，【注12】应海德之邀合作为博德利安图书馆的中文藏书编目。博德利安图书馆成立于1602年，因其第一任馆长托马斯·博德利（ThomasBodley，1545～1613）得名，是英国第一个享有国际声誉的图书馆。博德利从1603年起开始收集中文图书，到1607年时已收藏了约50册中文图书，大都用当时英国贵族和商贾的赠金通过荷兰东印度公司购得。其中有一套《四书》，其余多为万历年间由南京“金陵书林”和福建“建阳书林”所刻之中国医书。【注13】博德利之后的各任图书馆长在任期间又陆续有新的中文图书入库。由于牛津大学一直无人能看懂中文，海德于1674年编辑出版的博德利安图书馆的藏书目录不包括中文图书在内，于是沈福宗牛津之行便应运而生。在博德利安图书馆1686～1687年的账簿上，记着一笔6英镑的支出：“付给编篡中国书籍目录的中国人，供其开支和住宿。”

根据他们见面时交谈的记录，沈福宗尊敬地称海德为“海老爷”。【注14】海德对沈福宗的最初印象相当不错。在给朋友托马斯·鲍瑞（ThomasBowrey）的信中，海德对沈福宗赞誉不绝，更不乏溢美之词，他写道：“弥格尔·沈福宗（这是他的姓名）是一位通晓本国各门学问的学者，能够阅读所有中国书籍，极为真诚可靠，事事皆可信赖，……，能说拉丁文，因此我能与他自由自在地进行交流。”【注15】不过，在1694年出版的《东方游戏》有关围棋的章节中，海德对沈福宗的看法似乎起了变化，有所保留地认为沈福宗“不是没有受过教育的（noninductus）”，而不是用肯定的语气称之为“受过教育的（doctus）”。对此，笔者将在下一节中介绍欧洲围棋史家FrancoPratesi较为详细的说明。

沈福宗在牛津仅住了几个星期（不到一个月），他们必定相处得很愉快，当合作结束时，海德称沈福宗为“最尊敬的朋友”（amicus charissimus）。【注16】海德还把沈福宗介绍给他的朋友和学生，英国皇家科学院创建人之一、著名化学家罗伯特·波义耳（1627～1691）。

通过往来书信和交谈，沈福宗向海德介绍了一些有关中国的知识，诸如度量衡的单位，中国的地理，汉语的语法，二十四节气的名称，以及六种中国游戏，包括围棋和中国象棋的下法、“升官图”的游戏规则等等，这些内容后来出现在海德的一些文章著作之中。

对于海德本人来说，沈福宗的到来或许具有更为重要的意义，因为他介绍的几种中国游戏很可能成为海德的游戏史巨著《东方游戏》的催生剂。

根据RobertBatchelor博士的研究，海德对国际象棋和其他游戏相关问题的思考和研究至迟在1668年就开始了。1668年6月8日，海德写信给朋友托马斯·史密斯（Thomas Smith），请他从伊斯坦布尔收集“任何有关游戏的书籍，如国际象棋和棋盘或诸如此类”寄往英国。但此举几无收获。海德只能从博德利安图书馆的现有资料中逐渐积累从语言学和历史学角度对国际象棋史的研究。1673年，海德在给法国皇家图书馆和皇家科学院图书馆馆员特维诺（Melchisédech Thévenot，1620～1692）的信中宣称他要发表一部关于盘上游戏的著作。【注17】顺便提一句，特维诺本人后来在沈福宗赴英会见海德之前与之讨论过有关“Clavis Sinica”的问题。【注18】

沈福宗亲自为海德画了中国象棋的棋盘，书写了棋子的汉字名称和拉丁文注音，并解释了中国象棋的规则。通过对古代阿拉伯和希伯来文献及沈福宗介绍的中国象棋知识的研究，海德创立了有关国际象棋起源及其传播并演变成不同游戏的理论。海德的理论是：象棋的雏形诞生于印度，向西经由波斯与阿拉伯世界传入欧洲，并受阿拉伯文化的影响逐渐演变成欧洲的宫廷式游戏，亦即现在的国际象棋；向东（经由“丝绸之路”）传入中国逐渐形成一种更为接近其印度原型的模仿战争的游戏，亦即中国象棋。【注19】海德更将其概括抽象为文化模式的传播：尽管同一文化模式（印度象棋雏形）以一般传播形式横贯欧亚大陆，随着时间的推移，在不同的社会结构、文化背景和政治体系的影响下，最后演变成两种截然不同的文化模式（即现在的国际象棋和中国象棋）。

沈福宗给海德的几封书信和谈话记录收录在格里高利·夏普博士（Dr.Gregory Sharpe，1713～1771）选编的海德文集“Syntagmadissertationum”第二卷的附录中，其原件则收藏在大英图书馆（The British Library）。

【注11】本节主要参考资料：

1，Robert Batchelor，“Constitutingthe World of Letters: Circulations of Arabic and Chinese Writing inSeventeenth-Century England”

http://www.history.ucla.edu/events/coll-conf/eurocoll/S2005/Batchelor.html（链接已失效）

Robert Batchelor在2004年写过另一篇文章“TheCalligraphic Other: Media for Arabic and Chinese Writing in Seventeenth-CenturyEngland”（Paper to be presented at the St. Louis Conference on ManuscriptStudies，October 15-16，2004），是上文的前身，两者大同小异。

2，韩琦，中国科学技术的西传及其影响，河北人民出版社，1999

3，Thomas Hyde，Syntagmadissertationum，Oxonii, 1767，第2卷。

【注12】海德于1687年7月26日给波义耳的信中提到沈福宗在博德利安图书馆的编目工作，可见当时沈已去过或尚在牛津。

【注13】见【注11】之2，第一章，第四节，之一，“波义耳，海德和沈福宗：英国科学家与中国科学”，第45—49页。

【注14】同【注13】

【注15】见【注11】之1。信的原件在大英图书馆（The British Library），编号：IndiaOffice MSS Eur. E. 192 15, fo. 1.

【注16】见前【注6】，T.N. Foss，“The European sojourn of Philippe Couplet andMichael Shen Fuzong,，1683-1692”一文。

【注17】见【注11】之1。海德给Thomas Smith的信刊于【注11】之3，第484页，原件在博德利安图书馆（BodleianLibrary），编号：MSS Smith 50, p. 219。海德给特维诺的信也在【注11】之3上，第464页。

【注18】见【注11】之1和【注16】。“Clavis Sinica”意为“学习汉语的钥匙”。德国早期汉学家和语言学家安德烈斯 ·米勒（Andreas Müller，1630？－1694）约在1668年宣称他发现了学习汉语的“钥匙”。米勒阅读并研究了大量耶稣会士写的关于中文字体的文章，他得出结论：汉字由一种复杂但彻底合理的“密码”构成，只要掌握恰当的方法就能破解其秘。米勒保证，任何人——“甚至女人”——用他的方法能在一年之内学会阅读中文书籍。米勒把他的发现命名为“ClavisSinica”，并准备把版权卖给任何愿意支付合理价格的买主。然而，一直没人提出适当的买价，米勒严守誓言，在临死前销毁了他的手稿。

【注19】关于象棋起源的问题，在国际上主要有印度起源说和中国起源说两大派理论，赞同印度起源说的人数仍占优势。但在象棋史家中已基本上达成一种共识，即各种象棋起源于同一种游戏。

多九公

海德在《东方游戏》中描述的围棋

《东方游戏》介绍围棋的章节标题为“De Circumveniendi Ludo Chinensium”，意为“中国的包围游戏”，出现在第二卷“Historia Nerdiludii”的第195—201页上，相对来说篇幅不长。在海德生活的时代，拉丁文是欧洲通用的学术语言。然而进入十八世纪之后，拉丁文逐渐为欧洲的其他语言所替，识者日益稀少，从而被人称为“死亡的语言”。《东方游戏》问世三百多年，有关围棋的章节还没有完整的英文全译。

最早注意到《东方游戏》中有关围棋描述的西方游戏史家，大概是英国人爱德华·福克纳（Edward Falkener，1814～1896），1892年，他在一本介绍古代和东方游戏的著作中，【注20】引用了海德书中论及围棋的大部分内容。1931，美国围棋先驱威特（W.D. Witt）的一篇有关围棋文献目录的专题文章又转引了福肯纳的介绍。【注21】1980年代，两位荷兰人Theo van Ees先生和Jaap K. Blom先生也分别撰文介绍了海德对围棋的描述。【注22】

迄今为止，最全面的英文摘要是意大利欧洲围棋史家Franco Pratesi先生2003年才完成的。【注23】他向笔者解释了没有全文翻译的原因：海德对围棋的描述有几处重复了不止一次，因此没有必要全译。

下面是笔者根据Franco Pratesi先生英文摘要所作的中文翻译。【】括号内的说明，部分是Pratesi先生给出的，部分是笔者新加的，以便读者能正确地理解海德对围棋的描述。

                *                *                *                *

海德对围棋的描述实际上是从前一章开始的【该章论述西洋跳棋（Draughts）和一种古罗马时代的盘上游戏“Ludus Latrunculorum”，【注24】海德把这两种游戏和围棋归入同一类】，辅之以一些一般知识，用来说明围棋流行於中国的社会名流、显贵和官员之间。精於此道者受到尊敬，如同塞缪尔·帕切斯（Samuel Purchas，1577？～1626）所述【见注25】，因为下围棋有助于提高政治和外交技巧。海德本人拥有一副围棋棋具，那是一位英国商人、曾任马德拉斯（Madras，印度港市）圣·乔治堡（Fort St. George）总督的威廉·吉福德（William Gifford）送给他的礼物。海德在文章中感谢了吉福德的馈赠。

这一章一开头，海德就开门见山地指出，在欧洲的文献上，有关围棋的描述是不完整的，而且是不一致的。为了说明这一论点，他引用了几段描述：比利时耶稣会士金尼阁的拉丁文片段，德国人斯塔夫·塞林纳斯（Gustavus Selenus，1579～1666）的意大利文译文片段【原文是德文】，与荷兰人约翰·纽霍夫（Johan Nieuhof，1618～1672）的拉丁文译文片段【原文是荷兰文；这里提到的几段围棋描述，全部源於意大利耶稣会士利玛窦的日记。】【注25】但海德立刻开始介绍他获得的新资料，不再继续引用欧洲存在的同类文章。

海德自豪地宣布，对于这种游戏，他能够提供一个较好的说明，更完整也更精确。他的知识来自一个受过教育的中国人沈福宗（Shin Fo-çung）。【海德对沈福宗的印象是“non inductus”，这是拉丁文，对应的英文是“not uneducated”，用中文来说就是“不是没有受过教育的”。Pratesi先生在译成英文时用了“educated”（受过教育的）。他解释道：“如果海德用对应的肯定词语“doctus”即“educated”来表达，就会更令人信服。教育程度确实能包含不同的层次，但在这两种表达之间的区别是模糊的。不过，如果他（指沈福宗）能写，尤其能给出围棋的描述，他应该受过一般水平以上的教育。”】

接着，海德给出几个有中文的示意图和对游戏的新的描述，所有的信息都是中国人沈福宗提供的。这是一种战争游戏，特别地，棋盘重现中国人与鞑靼人之间的战场。这种游戏一般为中国的显贵所喜爱，用360个棋子【对应于原文的是圆盘（discs）或士兵（soldiers），为叙述方便起见，Pratesi先生将其都改为棋子】在一个约二英尺见方的棋盘上玩，这个尺寸与棋子的大小相关，使之能并排放下18个棋子【这里的18当为19之误，尽管有示意图，海德还是错误地认为棋子是下在棋盘上画的格子之内的】。

这种游戏有两个不同的名称，Hoy Ki或 Wei Ki 【图上对应的汉字为“囬碁”或“緯碁”，笔者将在下一部分深入讨论这一问题】，意思都是“围”【译自英文“circle”，或“circular”，或“circuit”】的游戏。实际上，较好的解释是“包围”【译自英文“encircling”】的游戏，这与游戏的规则有关，根据规则，当一个棋子被对方的四个棋子包围时就是被俘虏了。一个示意图（一个白子被四个黑子包围）用来说明捕获棋子的情形，同时介绍“眼位”（Yen ）【图上对应的汉字为“眼”】的概念。这清楚地说明，游戏者势必构筑这种图形，从而产生眼位——任何想获胜的游戏者都应这样做。

另一图显示游戏开始前的简化局面【一个三路棋盘】，两个白子位於中间横线的左侧和右侧，两个黑子位於中间竖线的顶部与底部。游戏开始前，先交替在棋盘的斜对角上各放黑白二子【即“座子”，但没有详细说明座子是放在星位上的，单看示意图很容易产生误解】。然后开始游戏，以构筑眼位和捕获对方的棋子为目标。

特别地，每方有180个棋子，放在棋罐里，玩的时候一个一个取出来。没有必要游戏开始前就把它们全部放在棋盘上。游戏一般从棋盘的中央部分开始【围棋从棋盘中央起手并无不可，但一般从角上开始下子，这在有清一代早已是常识，笔者认为从这一点也可以看出沈福宗对围棋的了解十分有限】，玩的技巧在于布子，然后移动己方棋子，使它们能易于包围和捕获对方的棋子。【这一段文字单从字面上来看很费解。海德原文的含义可能不明确，Franco Pratesi先生和Jaap K. Blom先生在翻译时都似感到困惑。笔者比较了两者的英译，发觉海德似乎是在用古罗马时代的盘上游戏“Ludus Latrunculorum”的规则来描述围棋的下法（见【注24】）；也有可能海德没有完全明白沈福宗向他解释（或根本就没有解释清楚）的围棋规则。陈祖源先生建议笔者把译文中的“然后移动己方棋子”改为“然后走棋”，这仍然是一个摸棱两可的译法。因不能确定海德是否真正理解围棋规则，故仍按英译的字面来翻译。】

捕获对手的棋子和赢棋的可能性对于对局双方来说是均等的，因为双方轮流一个一个地下子，每一方都在考虑哪些位置可能有利于捕获对方一些棋子，想好了才把棋子放到棋盘上去【请参照上一小节的说明】。事实上，这种游戏象征两支军队争夺一个固定区域，交战双方利用每一个机会来包围和捕获所有敌人，包括单个敌人。如同前述，只要无路可逃，对角线上的方向除外，棋子就被吃掉，眼位就构成了。因此，有必要占领和封锁所有对方棋子逃逸的路径。

如果必须做眼而盘上的棋子不够，就需要从棋罐里取出新的棋子来下以达到目的。如果对方有很多棋子占据了棋盘的某一区域，最好把自己的棋子下到棋盘上的其他地方去。不过，对手会跟着他有选择地下子，这样战斗就有可能以直接进攻或布置陷井的形式展开。

当游戏的结果不可能有变动时，胜利者说：游戏结束，Huan Leao【对应图上的汉字“完了”。接下去是一些海德对“完”字和“了”字的解释，中文翻译从略】。

然后对局双方计算所围地域和存活的棋子。如果双方地域有明显差异，只需数子就可以了。占地多的一方说：我有这些地域，你的比我的少，所以我赢了。不过，即便一方占地少，但如果有足够多的活子，他仍能赢棋。【中国围棋的计算规则是“子空皆地”】

综上所述，很明显，这种游戏完全依靠技巧，没有任何偶然性和运气的因素在内。毫无疑问，人人都应当把它看做允许的游戏之一。

海德在最后提醒读者注意，用来表示游戏名称的汉字被写成两种不同的形式【“緯碁”和“囬碁” 】。这可以通过比较示意图上的文字看出。海德特地指出这一不同之处，为的是不会有人认为这是出自他本人不准确的陈述。

                *                *                *                *

综观海德对围棋的介绍，确实比利玛窦纯文字性的简单描述向前迈进了一大步。首先，海德第一次向欧洲介绍了围棋的中文读音“Wei Ki”，但仍有以下几个主要问题：

1，海德介绍了单个棋子的吃法，但由于没有介绍“气”的概念，因此没有进一步介绍团子的吃法；
2，海德通过吃子引入“眼位”的概念，但没有介绍真眼与假眼的区别，从而也没有对活棋与死棋的说明；
3，海德对围棋落子后不能移动（除非气尽被提）的规则似乎混淆不清；
4，海德没有介绍“劫”的规则，这一点至关紧要，否则无法进行对局。

究竟是沈福宗没有向海德完全解释清楚围棋规则，还是海德本人没有正确理解？抑或是两者兼而有之？

笔者个人的意见是，这些问题多半是因为沈福宗的围棋知识不足而产生的。

如果沈福宗会下围棋，完全可以在逗留牛津期间指导海德手谈一局，通过实践来帮助他理解和掌握围棋的基本规则；然而，在海德的文章中看不出有任何迹象。当然，那时海德可能还没有围棋棋具，但临时用西洋跳棋的棋子来制作一副简易围棋并不是困难的事。

【注20】Edward Falkner，Games Ancient and Oriental and How to Play Them，London : Longmans, Green & Co., 1892, p.239-250.
【注21】W.D. Witt，Bibliography of Works on Go，1931
【注22】Theo van Ees，Oud niews. Go. Tijdschrift van de Naderlandse Go Bond, Jrg. 19, Nr. 3, 1981, p. 14-16.
Jaap K. Blom，Go in Europe in the 17th Century，Go World，No.27，1982，p.50-56.
Theo van Ees先生的文章是用荷兰文写的，笔者没有读过；Jaap K. Blom先生的文章是用英文写的。
【注23】Franco Pratesi，A Latin English Description，British Go Journal, No. 130, Spring 2003, p.26-29.
【注24】“Ludus Latrunculorum”是古罗马时代流行的一种两个人玩的盘上游戏，已经失传。在拉丁文里，“Latrunculorum”意为“强盗”，“Ludus”意为“游戏”，两者合在一起就是“强盗游戏”。后人根据流传下来的文字描述重建其游戏结构，有不同的形式。棋盘上的棋子可以移动，从吃子的规则来看，这种游戏与围棋至多或可说有一点相似之处。笔者计划将在另一文章较为详细地介绍这种游戏。
【注25】请参看笔者的《欧洲围棋史谈：泰西大儒利玛窦与欧洲历史上第一次有关围棋的记录》一文。

多九公

沈福宗的围棋知识：“緯碁”与“囬碁”

早在看到Franco Pratesi先生的英文翻译之前，笔者就发现了沈福宗为海德画的二个围棋示意图中的问题。

第一图在原书的第197页上，是一个十九道棋盘（图一）。棋盘中央有竖写的两个汉字，很容易看出下面的字是“碁”；上面的字则不易辨别，但肯定不是“圍”，因为依稀可见这一汉字的右侧是“韋”。笔者将棋盘中央部分放大之后，可以辨明“韋”的左侧部首为“糸”，因此竖写的两个汉字是“緯碁”；字旁的注音是“Wei  Ki”。


第二图在原书的第198页上，由两个小图组成（图二）。左边小图画了一个三路棋盘，上有黑白各二子对峙，图的上方竖写着“囬碁”二字，并在一旁注音“Hoy Ki”。根据英译，此图是沈福宗介绍“座子”用的简化图形。右边小图画了一个提子的图形，左上方写着“眼”，字下注音“Yen”，并用一箭头将字指向此图；在“眼”的右侧又有竖写的“完了”二字，字旁注音“Huan leao”。根据英译，此图解释“提子”和“眼位”，以及棋局结束的说法。

第一图的问题很明显。“碁”的本义就是围棋，【注26】在现代汉语中则是“棋”的异体字，无可非议，但沈福宗把“围”错写成“緯”了。

第二图的问题稍复杂一些。众所周知，“囬”是“回”的异体字。在历史上，“围”字的古体“囗”曾与“回”字通用。《说文解字》对“囗”的注释是“回也”；清人段玉裁（1735～1815）注云：“回，转也。按围绕，周围，字当用此。围行而囗废矣。”【注27】《说文解字》已经同时收录了囗、回和圍（围）三字。由此可见，用在“围棋”上，“围”与“回”是不能相混的。

中国幅员广大，汉字的读音有可能随地域变化而不同，但写法自秦始皇统一文字之后则是一致的，即所谓“书同文”。比如，在沪语中，“围”与“回”同音，都读作“Wei”，但在写法上围是围，回是回，两者不能混淆。

到沈福宗生活的十七世纪后期，围棋的名称至少已有一千七百年以上的历史。【注28】然而，沈福宗在第一图中把“围”错写成“緯”，第二图中又把“围”错写成“囬”。如果分别看待两个名称的问题，也许可以用沈福宗偶然写白字来解释；但合在一起来看，出现这样的错误就令人难以理解了。

笔者很难想象沈福宗竟然写不出正确的“围棋”或“围碁”二字，不禁对他是否真正会下围棋产生疑问。唯一合理的解释只能是沈福宗对围棋仅有一知半解。

综合以上分析和上一节介绍的内容，可以证明笔者的判断是正确的。

如果进一步探讨，可能还会对沈福宗究竟接受了多少教育产生疑问。沈福宗的知识结构相当奇怪，一方面，他能详细地向海德介绍“升官图”上各个官名的含义；但另一方面，他却不知道围棋的写法。一个康熙时代的读书人，哪怕不会下围棋，也不至于写不出正确的“围棋”二字吧！【注29】

沈福宗会下（中国）象棋，这一点毫无疑问。他向海德介绍的象棋规则，画的象棋盘，书写的象棋各个棋子的名称（读音）和对应的汉字，是完全正确的。


错失良机

在古代，象围棋这样一门较为复杂的技艺的传承，主要依靠师徒之间的心口相授。因此，须有能为师者，亦须有能为徒者，两者缺一不可。

利玛窦亲眼看到了晚明南北两京的士弈盛况，与之交往的明末三朝元老叶向高甚至是一位当时的“二手”（国手授二子）。如果利玛窦有心学弈，他所认识的中国士人中能为其师者当不在少数。但利玛窦毕竟是传教士，他来中国的目的是为了传教，他所作的一切也只是为了传教。虽然他在日记里留下了欧洲历史上第一次有关围棋的记录，但仅此而已。就学习围棋而言，利玛窦难为其徒。

海德与沈福宗的关系则是另一种。海德是一位对各种盘上游戏及其历史极有兴趣的学者，并为此广搜资料进行研究和著书立说达二十余年。令人遗憾的是沈福宗的围棋知识极其有限，难为其师。有其徒而无其师，使欧洲错过了一次从中国传入围棋的极好机会。

在整个十八世纪和十九世纪的前四分之三的漫长时期内，除了两张从中国古籍上复制的对弈图和棋谱，欧洲几乎没有出现过其他有价值的关于围棋的新的信息。直到1877年，欧洲终于等来了又一次从中国引入围棋的机会，一位日后成为著名汉学家的驻华英国外交官员翟理斯（Herbert Allan Giles，1845～1935），向欧洲介绍了基本上完整的中国围棋规则。【注30】

【注26】南朝梁顾野王（519—581）于梁武帝大同九年（543）所著字书《玉篇》石部：“碁，音其，圍碁也。亦作棊。”转引自《王力古汉语字典》，中华书局，2000，第812页。
【注27】（清）段玉裁，《说文解字注》，“六篇下：囗部”。见浙江古籍出版社出版的《说文解字注》（1998），第276页。
【注28】简单举例来说，扬雄（前53～公元18）《方言》：“围棋谓之弈。”
【注29】事实上，沈福宗写了不少白字。如在“升官图”上，他把“部”写成“陪”，“按察”写成“按擦”，“國子監”写成“國子鑑”；又把二十四节气中的“惊蛰”写成“惊直”。
【注30】Herbert A. Giles，Wei-Ch’i, or The Chinese Game of War, In: Temple Bar, 49, 1877, p.45～57.

多九公

“升官图”与沈福宗的白字。“部”写成“陪”（正好左右交换），“國子監”写成“國子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