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有老聂的《我的围棋之路》的文本版

阿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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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o19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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燕山悟道

文本版是指实体书？
实体书很常见，
我有，品相还可以。不贵。

阿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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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o1969

以下是部分文字版：
一 难忘的一刻
“本因坊”、 “名人”两大冠军荣衔，哪伯只得到其中的一项，也足以使日本职业棋手为之奋斗终生。能够同时集两大荣衔于一身的棋手，当然称得上是日本棋界的英雄。然而，令日本棋界人土膛目结舌的是：正是这样一位曾如疾风般横扫棋坛的“天之骄子”，居然被以前未曾放在眼里的中国棋手打败了……
“黑胜七目。”
神情严肃的棋赛公证人的语音未落，东京日本棋院会馆二楼大厅里立时响起了一阵热烈的掌声。在新闻记者们镁光灯的闪烁下，我和石田芳夫本因坊同时站起身来，隔着棋桌握手致意。这让我永生难以忘怀的一刻，发生在1976年4月19日。
我察觉出石田九段眼中一闪即逝的懊丧，也注意到了在大厅观战的人们(其中有许多日本的高段棋手)脸上表现出的惊讶而又迷惑的神情。 “号称‘电子计算机’的堂堂本因坊冠军石田九段，怎么可能输给一个毫不起眼的中国人呢?”不仅在场的人会这么想，而且全日本一千多万围棋爱好者也许都会产生这样的疑问。遗憾的是这是事实。在一场双方全力以赴的真正决战中，石田本因坊失败了。不仅如此，在同一天里，中国围棋队又报佳音。 1976年访日比赛的56局棋，中国队以27胜、24负、5和的总成绩，第一次战胜了日本队。这一空前胜利，标志着中国棋手终于冲出了赶超日本的起跑线，尽管这场竞争对每一个中国棋手来说，都是漫长而又极其艰难的。
战胜石田本因坊后，当时的心情，直到现在我都无法用语言恰如其份地表达出来，但是，有一种感受我却记得非常清楚，那就是“痛快”——一种为中国人争了气的痛快感。如果读者了解一下1976年以前中日围棋比赛的情况和石田九段在当时日本棋坛的显赫地位，就会理解为什么我会产生这种强烈的感觉。
仅仅在三年前，也就是1973年，以坂田荣男九段为团长的日本访华代表团，竟把我们杀了个不亦乐乎，全部56局比赛，我们只胜了14局、和2局，而且战胜的大都是日本的业余棋手。当时，对于绝大多数中国棋手来说，曾获得几十个大小棋战冠军头衔的坂田九段，简直就是一尊棋界的“战神”，至于说要战胜他，更是许多人想都不敢想的事。虽然那时我连上场和坂田九段交手的资格都没有，但看着比赛中的坂田九段穿着拖鞋，悠闲地在赛场内来回巡视的神态，看着他漫不经心略微扫一眼棋盘就随手丢下一子的傲然举动，看着与他对阵的中国棋手对此只有抱头苦思的情景，便感到有一种说不出的压抑。尽管凭资历、声望、实力，坂田九段有这种表现也无可指责。但是，我相信当时在场的有志气的中国棋手都会觉得面上无光。也许就是从那时起，我心中的目标突然变得明确了：努力奋斗，一定要战胜日本最强棋手，打败日本的冠军。
此后数年的呕心沥血，终于让我盼到了这一天。在这具有历史意义的日子里，我想了很多很多，想到了陈毅副总理生前对中国棋手的期望，想到了我少年时代的启蒙恩师，也想到了我所走过的道路——一条布满了荆棘的围棋之路。

yo1969

二 “赌徒”和围棋
也许不少围棋迷对我为什么会选择围棋这项事业感兴趣，那么就围绕着这个问题，开始我的回忆吧。
我觉得自己所以走上棋弈之路，性格方面的因素是起了决定性作用的。一位朋友曾半开玩笑地说我是一个天生的“赌徒”，当时我很佩服他的眼力。尽管“赌徒”这个名词不大好听，但确实是一语道出了我性格中的最大特点：争强好胜，而且是极端地争强好胜。
这种性格使我从小就对能比出输赢的游戏感兴趣，遗憾的是，由于我有先天性心脏病，所以任何一种凭体力来争胜负的游戏，我从不敢问津，偶尔因心痒难熬参加一下，也总是扮演失败者的角色。有时，为了某种原因和同学争论起来时(这种争论如发生在男孩子之间，很快就会变成争吵，而结果不管有理没理，力气大，拳头硬的往往是当然的胜利者)，—旦对方拔拳相向，我使只好立即偃旗息鼓，逃之夭夭。
像我这样一个先天不足的男孩子，自然也就成了学校里的 “淘气大王”们欺负的对象。为了免受欺负，我不得不时常向班上的“霸主”进贡一些小东西，如铅笔啦，橡皮啦等等，以表 “臣服”之心。那时候，我对那些跑得快，跳得高，力气大的男孩子简直羡慕得要命，也曾不止一次地幻想过自己突然之间能长得又高又壮，好去教训一下那些“霸主”。可惜羡慕和幻想全都改变不了现实，一有了好吃的东西，我仍然得乖乖地送上门去，虽然心里是一百个不愿意。总之，这些事大大刺伤了我的自尊心，促使我把全部兴趣转移到凭智力取胜的活动中去。
从小学到初中，我最喜欢的一门功课就是数学。我认为数学课最能让人比出高低来，数学题的答案从不模棱两可，对就是对，错就是错，所以一道难题，看谁能够又快又准地解答出，本身就是一种激烈的竞争。记得那时，我常常把解数学题当作一种游戏，这样做的结果使我在上数学课时，往往轻而易举地解出了不少难题，引来许多同学既羡且妒的目光，于是我的好胜心便也多少得到了一些满足。
我喜欢数学课还有一个原因，由于努力用功，几乎每次数学考试我都能得100分，而班上欺负我的“武林高手”们恰恰是数学成绩差。每当公布数学考试成绩时，看到他们垂头丧气的样子，我就会偷偷地幸灾乐祸。这种情景往往让我很开心，让我感到自己存在的价值。
现在回想起来，当初从兴趣出发爱好数学，竟然对日后我在围棋技艺上的提高起了极大的作用。
事实上，除了数学，在凭智力争胜负的游戏中，我确实称得上是佼佼者。无论是猜谜语、智力测验，还是下棋打牌，只要是动脑筋的活动，我都表现突出，经常大获全胜。虽然对比输赢我有一种特殊的喜好，但在少年时代，却从未想到自己将来会成为一名棋手。那时，我的理想是当科学家，尤其想当数学家，这一方面是出于对数学的偏爱，另一方面则是受了父母的影响。
我的父亲是学理工的大学生，母亲是高中毕业生，由于他们很早便投身于中国的革命解放事业，所以都未能继续完成自己的学业。对此，父母多少感到有些遗憾，于是便把希望寄托在自己的孩子身上。在他们心目中，我的道路绝对应该是：小学——中学——大学——工程师。在这种熏陶下，我也把这当成面前的唯一道路，并满怀信心地准备走到底。要不是一场“文化大革命” 把一切都搅得乱七八糟，说不定我的理想会变成现实的。未能成为一名数学家，至今仍是我的一大憾事。虽然在围棋这个领域里我已有了一定的成就，但如果时光能倒流，可能我还是会选择去研究数学，这大概是许多人所意想不到的吧。
不过，我从来没有为走上围棋之路而感到过后悔，毕竟是在围棋的世界里，我淋漓尽致地发挥了自己的才能。回顾往事，在过去的二十多年中，始终不渝地陪伴着我的正是围棋，我的喜怒哀乐无一不和围棋紧密相连，围棋似乎已经和我的生命融合在一起了。
我常常这么想： “天生我材必有用，老天爷大概就是要把我这块材料用之于围棋吧。”现在，我确实干得还不坏，一想到我能继陈祖德之后，把中国的围棋水平推到一个新的高度，心里就感到自豪。真希望在我五六十岁真正地回顾自己的一生时，仍会有这种自豪感。
我最终成为了一名棋手虽然出乎父母和我本人的意料之外，但其中却有很大的必然性。首先，我的好胜性格和围棋这项技艺可以说是一拍即合，其次，我的父母和外公都是热心的围棋爱好者。据说日本的高川格、坂田荣男、藤泽秀行等大棋士，都因为父母亲朋是围棋迷才学下棋的。
我的父母，还有外公下围棋的瘾头部不小，一有空闲就要摆开棋桌杀上几盘。每逢这种时候，平时不苟言笑的大人们就像换了个人似的，忽而喜笑颜开，忽而摇头叹气，甚至还会争吵起来，这让我感到非常好奇。当时在我幼小的心目中，棋盘上星罗棋布的黑白子充满了一种神秘感，尽管什么也看不懂，但小小的棋桌仍使我久久不忍离去。那时，我特别盼望过夏天，因为吃过晚饭，全家人照例都要去小院里乘凉，而此时一张棋桌是绝不可少的，当大人们在盘上杀得难解难分时，在一旁观战的孩子们就会分成两派，通常是姐姐们为妈妈助威，而我们男孩则为爸爸或是外公加油，有时还走上一两步让大人们哭笑不得的“高招”。那时的热闹情景真使我感到其乐无穷。
虽然父母并没有教过我们下围棋，但经常看他们下棋，久而久之，自然也就看会了。大概是在我9岁的时候，我和弟弟继波便常常乘父母不在家的机会，偷偷地把围棋拿出来，学着大人的样子下起来。尽管那时我只是刚刚学会了“吃子”，但围棋所表现出的强烈的胜负感却一下子迷住了我。和下围棋相比，我感到所有的游戏全都不值一提了。
由于继波也是个好胜心很强的人，所以他学围棋的兴趣并不在我以下，无形中我们在学围棋时，各自都把对方当成了一个竞争的对手。可是我怎么也没想到，同时起步的继波竟然很快就超过了我。刚一开始，我们旗鼓相当，拼杀得十分激烈，输赢也基本上差不多，逐渐地情况就有些不对头了。再和弟弟下棋，不但很难吃到他的棋，而且自己的棋却遭“毒手”。到后来，尽管我使出全身的解数也无法取胜。一向以智力竞争的佼佼者而自负的我，对于惨败在弟弟手下当然不肯罢休，于是， “打败继波” 成了我10岁左右时的唯一奋斗目标。
也许因为当年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是继波的手下败将，所以后来围棋界有人认为，如果继波继续下棋，肯定会成为中国的一流棋手，并且很可能超过我。不过对此我并不以为然。虽然继波思路敏捷，反应很快，确实比我更具有下棋的才华，但是他的性格的弱点决定他很难成为一名优秀的棋手。只能赢不能输，经不起挫折是他的致命伤。继波常常是输了棋就兴趣索然，拂手而去，而我则是越输越要下，拼命争取“翻本”。正是这两种对待失败的态度，决定了后来我们终于各自走上了不同的道路。
说句题外的话。在一般业余爱好者的心目中，专业棋手的生活又轻松又惬意，简直是神仙过的日子，这实在是一个误解，实际上，和其他职业相比，下棋也许要苦得多。
一位想上进的棋手平时的训练是艰苦的，不仅要绞尽脑汁去打谱研究，而且还要费尽心思去解各种死活题，常常在棋桌旁一坐就是一整天。可以说这种训练的单调和枯燥是一般人所想象不到的。然而，就算是始终如一的这样做了，究竟能取得什么样的成效却是个未知数，由于各人的“悟性”不同，成效的显示就有快慢之分，甚至有的人一生不见成效。正因如此，专业棋手的内心深处时时刻刻担心着自己是否能有进步，是否会被同行们抛在身后。这种无形的压力是专业棋手所必须承担的，虽然它使许多棋手吃不香，睡不着。如果某位棋手突然之间没有了这种压力，也许就意味看他的围棋生命结束了。
但是，对于棋手来说，所有这一切和正式比赛失败时的痛苦相比，则又算不上什么了。
在围棋这个胜负世界中，“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自然法则表现得极为强烈。在专业棋手之间的激烈竞争中，决无任何老本可吃，无论你过去多厉害，只要停止不前，立时就会被打翻在地，淘汰出强者的队伍。从某种意义上讲，棋手是以赢棋为“天职”的，只有赢棋才能显示出自己存在的价值，才能得到人们的承认。因此，一局棋的胜负，对业余爱好者和专业棋手完全是两码事，前者输棋尽可一笑了之重新再下，而后者很可能会因输掉关键的一局棋悔恨终生。特别是日本的职业棋手，每一局的比赛都直接关系到他们的名誉地位，关系到衣食住行，所以他们之间的竞争更为激烈。尤其是在日本的几个大比赛，如“棋圣战”、 “名人战”、“本因坊战”、“十段战”等，巨额奖金使职业棋手的竞争成了名符其实的“生死之博”。在日本棋界，职业棋手在输了棋后，当场就痛哭流涕的事是屡见不鲜的。中国的专业棋手虽然不会因输棋而影响吃饭问题，但被对手打翻在地的滋味也是难以忍受的。中国的女棋手为比赛失利而落泪是常事，虽说我从未见到哪个男棋手因输棋而哭，但他们所感到的沮丧和痛苦往往更加刻骨铭心。
总之，输棋的滋味是不好受的。当然，在以胜负为核心的围棋天地里，即使是名家高手，失败也是无法避免的，尤其是成长中的棋手，输棋更是家常便饭，因此，要想成为一名优秀棋手，就必须准备在不知多少次的失败与失望的痛苦中翻滚。由此可见，我们专业棋手的生活并不是那么舒服吧？
现在书归正传。
在立志打败继波的一段时期内，我下围棋已达到了如醉如痴的地步，连做梦也是满脑子的黑白子。每天放学回家的第一件事就是向继波挑战，好斗的弟弟当然也是有战必应，因为把我这个当哥哥的“下手”杀个落花流水常使他感到乐不可支。
有一天，我们从清早开始，—盘接一盘连续不断地一直下到傍晚。不知是由于疲劳过度，还是屡战屡败后急火攻心，我忽觉跟前一黑，竞然休克过去。这一来，可把父母吓坏了。
严格地说，我的父母并不支持我们下围棋，只不过因为他们也热衷此道，认为围棋是—项陶冶性情，帮助思维的有益活动才未加反对。不过让自己的儿子专门从事它，简直想都不曾想过。大概是1965年的时候，由于当时我在北京棋界已小有名气，北京棋社便有意加以培养。棋社的负责人曾到家中征求我父母的意见，结果刚一说明来意，就被父母断然拒绝。其中的道理，至今我也没弄明白。
当初对我和弟弟无师自通学会下围棋，父母感到又惊讶又有趣，偶尔还屈尊和我们下一盘。后来发现我们总下个没完，连觉都不想睡，便开始加以约束。不过由于我们在学习上还算争气，这种约束还只是象征性的，等到我因下棋而昏倒，情况就不同了。妈妈立即给我们定下许多规矩，其中“不许天天下棋，晚上 9点必须关灯睡觉”的二条着实把我憋得够呛。有时心痒难熬便关了灯假装睡觉，等妈妈一回自己房间，就悄悄起床，打开台灯和弟弟杀几盘过过瘾。当然，干这种事如被妈妈发觉，一顿训斥总是免不了的。
小时候，我在父母面前确实称得上是个老老实实的乖孩子，从不让他们为我操心，可是为了围棋，我却不止一次让他们感到头疼。
1965年，日本围棋代表团访华比赛，有两场安排在北京。我费了好大劲儿才弄到一张刘仁伯伯(当时的北京市委书记)的请柬，可一看日期我就傻眼了，两场比赛的时间都不是星期天。是去看比赛还是去上学，犹豫再三，我还是舍不得放弃这一难得的机会，于是向班主任谎称生病便溜出学校直奔赛场。生平第一次干这种“违法勾当”，真有点心惊肉跳哩。
在赛场观棋时，我心里忐忑不安，生怕熟人会追问怎么来的，可谁都没有注意我，回来居然也平安无事，原来逃学是如此简单。于是，第二天我放心大胆又去了赛场。我在赛场正看得津津有味，猛然发现妈妈的身影出现在赛场门口，不禁大吃一惊，急中生智，一头钻进了厕所。原来，因为我连续两天没去上学，好心的老师给家里打电话探问我的病情，顿时拆穿了我的“西洋镜”。对我的逃学憋着一肚子火的妈妈，遍巡赛场没有看到我的影子更是火冒三丈。事后听说，火头上妈妈还和国家围棋队的领队李正洛吵了起来。
爸爸、妈妈平时对我们管教很严，尤其对我们在学校的表现更是毫不含糊。这次妈妈亲临赛场，我感到事情有些不妙了。事情的结果果然是非常的不妙——我被妈妈用鸡毛掸子痛揍了一顿。从此以后，我再没有逃过学。
当时，父母不仅让我给学校写了书面检查，而且声色俱厉地宣布，以后禁止我再摸棋子。不过，事后不知父母自己本身就是围棋爱好者能理解我的心情呢，还是出于别的什么原因，总之，他们并没有真正执行这条“禁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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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陈毅伯伯和我
实际上，那时就算父母心里真想禁止我下棋，也很难办到了，因为我有了一位十分关心我，爱护我的大棋友，他就是敬爱的陈毅元帅。
我成为陈老总的小棋友是在1962年的夏天，那一年我只有十岁。
有一天，爸爸郑重其事地告诉我和继波，陈老总来电话邀请我们明天去下棋，我们听了高兴得蹦了起来。爸爸亲自出马带我们去下棋，这可是破天荒的事。
第二天，我和弟弟由爸爸领着，来到了北京体育馆东楼。一进大厅，我的眼睛就不够使了，什么都觉得新鲜，而最让我感兴趣的则是被沙发围绕着的桌子上的棋盘棋子。恨不得立时坐在沙发上，痛痛快快下一盘，连爸爸再三叮嘱过的“去了先向陈伯伯问好”的话都忘了。直到爸爸忍不住连声催促我时，才发觉陈老总已笑眯眯地站在了我们的面前。
陈老总问了我们许多问题，象有几岁啦，学棋时间啦，棋力如何等等。记得有一个问题使我很难堪，就是“你下得过弟弟吗？” 虽然我确实不如弟弟，但“下不过”这三个字就象硬在喉咙里，怎么也吐不出来，幸亏爸爸救了急，代我回答了陈老总。
简单交谈过后，陈老总便邀请我们入座对局。对局的结果真让我喜出望外，因为继波榆给了陈老总，而我却战胜了陈老总，对我来说，这可是个双重的胜利。在对局过程中，陈老总和身旁的国家体委负责人以及一些棋界高手，就如何发展围棋事业的问题交换了意见，也谈到了许多有关围棋的事情。可惜当时我年纪还小，谈话的内容还听不大懂，否则一定会得到很大的教益。
这次会见的许多细节，现在我已经记不清了，但对陈老总鼓励我们努力学习，将来战胜日本九段，为国争光的话印象却极为深刻。也许就是从那时起，我的心中便埋下了“打败日本九段” 的种子，懂得了下围棋并不单纯是玩。
自从和陈老总相识后，只要有时间，他便把我接去杀几盘。在陈老总面前，一开始我还有些拘束，后来见陈老总脸上老是笑眯眯的，胆子就大起来。有一次对局，陈老总刚刚下了一步棋，可能发觉不妥，就伸手要把棋子拿回来。不曾想被我一把拉住了手腕，硬是不让他悔棋，当时我气急败坏的样子逗得陈老总哈哈大笑，周围的人都哭笑不得。后来，这件事不知怎么传了出去，成了棋界的笑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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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我的恩师们
和陈老总的交往中，我得遇了几位名师，并在陈老总的关照下有幸受到他们的精心辅导。现在我常常想起这些提携我成材的恩师们，没有他们是不会有我的今天的。
我的第一个启蒙老师是张福田先生。
张先生是当时的棋坛名手，曾作为中国围棋代表团的成员赴日比赛。他在围棋教学上颇有独到之处，不仅是我，北京现在的高手程晓流、谭炎午、吴玉林等，也多多少少地受过他的效益。我拜张福田先生为老师这件事，说起来还真有点戏剧性。
在我十岁的时候，我和弟弟的围棋水平已远远超过了父母，外公为了让我们长长见识，便带我们去劳动人民文化宫的棋艺室去玩。当时，文化宫有一个少年围棋训练班，张福田先生恰好任训练班的辅导员。我们去的那天，正逢训练班在活动，外公便向张先生讲明来意，希望找两位小棋手和我们随便下下。谁知“随便下下”竞成了我们拜师之前的考试。
那时，除了爸爸、妈妈这些“家庭棋手”，我和弟弟还是第一次和外人下棋，兴奋之余便使出了“家传本领”。大概对手受的是循规蹈矩的正规训练，从未碰过我们这样的“野战军”，一场混战之后双双败下阵去。于是乎训练班的少年棋手轮番上阵，结果“正规军”居然全军覆没。张先生颇感意外，当他得知我们学棋还不到一年，并且没有良师辅导时，更是大为惊讶，当即表示愿将我们收到训练班加以培养。就这样，我成了张福田先生的学生。
其实，我当时的棋艺水平简直连“雕虫小技”都称不上，可战胜了文化宫训练班的少年棋手后，却神气十足，飘飘然起来。如果用“夜郎自大”来形容当时的我，真是再贴切不过了。记得张先生和我下的第一盘辅导棋是让十七子，我心里哪肯服气，拼命想杀败他，可他好象故意气我一样，东下一着，西投一子，弄得我手忙脚乱，最后还是一败涂地。这下我可领教了高手的厉害，赶忙把逞强之心收敛起来。
训练班活动时，张先生通常是给大家讲解，并不常下辅导棋，唯独和我下了不少局，后来我才知道，张先生是有意这样做的。他曾向人谈起过我的一件事。
训练班的孩子们自由活动时全都跑到外边去玩，只有我喜欢留在训练室里摆棋。一次，张先生突然发现我打开了他的提包，不由得吃了一惊，结果见我只是拿出一本棋书，全神贯注地看起来，过后又悄悄放了回去。这事引起了张先生的注意，后来见我经常如此，不禁大为赞赏。他认为一个十岁的孩子便知用功，不肯贪玩，将来必定能成材，所以对我格外垂青。
这件事我自己都不记得了，可张先生却一直记忆犹新。
尽管张先生教我的时间并不长，可是在他的培养下，我的棋艺进步很快。可以说，张福田先生是第一个把我领进围棋大门，并使我看到那变化万千的围棋世界的人。
我的第二个老师是雷溥华老先生。
雷老是围棋界的前辈，早年和著名高手顾水如齐名。雷老的棋是一种“功夫棋”，即讲究布局和收官，棋风比较接近日本棋手。而当时国内比较有名的老一辈棋手，如崔云趾、金亚贤等，大都继承了我国的古典棋风，不十分注意布局、收官，热衷于中盘大杀大砍。因此，在五十年代“斗力”的棋风盛行时，雷老的棋并末受到重视。可我却从雷老的棋中得到了许多宝贵的东西。
雷老对我和继波很严格，从拿子的姿势到坐的神态都要求规规矩矩。用棋子敲棋盘，摇头晃脑，手伸在棋盒里把子弄得哗哗响等等的事，是绝不允许的。
雷老教棋很重视基本功训练。有时摆一个定式或一种变化，往往要摆很多遍，直到我们能举一反三为止。那时，我们棋瘾很大，听一会儿手就发痒了，便缠着雷老要下棋，但这种时候，他是从不肯迁就的，回忆起来，正是雷者严格的基本功训练，为我打下了牢固的基础。
雷老不仅学识渊博，而且为人也很正直。虽然他那时在棋院不很得志，但从未背后说过别人的是非长短。和别人交往时，雷老总是那么谦虚有礼，就连对我们这样的孩子，也从不摆出师尊架子瞪眼发火。记得我们下棋得意起来，有时也会足登椅子大呼小叫，把棋子抓得乱响，这时雷老总是默默地看着我们，直到我们不好意思地从椅子上爬下来，坐端正了，才耐心地和我们讲道理。这些事结我留下的印象是难以磨灭的。
遗憾的是，虽然我学到雷老的棋艺，但未能学到他温文尔雅的品格。现在，我对青少年棋手要求严格，可以说是受了雷老的影响，然而作为老师，我的修养则远不如他。一见到别人下了 “臭棋”便忍不住大加训斥，甚至连“太臭啦”，“唉呀！这简直是糟蹋围棋艺术！”等等的过激语言都用出来了，至于别人是否能下台我是不大考虑的。许多少年棋手曾被我训得眼泪汪汪，别人不说，马晓春就被我“骂”过许多次。
不仅在围棋上，在其他事情上我也经常如此。比如，我很喜欢打扑克，对方的牌技越高我越来劲，虽说玩牌纯属娱乐，但我也要每战必胜，因此对同伴甚是苛求。尤其打桥牌时，同伴一打出 “臭牌”，我就会火冒三丈，以至于棋队的人都很怕和我搭挡。当然，我出“臭牌”时，大家也会“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多亏这种时候不太多。这不能“容人”的坏脾气使我得罪了不少人，但总也改不好，真是“江山易改，秉性难移”啊！
和陈老总相识的同时，我认识了过惕生和过旭初两位高手。这两位高手是兄弟俩，过旭初年长，人称“大过老”，过惕生则被称为“小过老”，凡是爱好围棋的人大概没有不知道“大、小过老”的。后来，他们也成了我的老师。
过旭初先生虽然没有正式地教过我，但我和他下的棋比其他老师要多得多。那时，由于过旭初先生在位于南河沿的政协文化俱乐部工作，而我家住在相距不远的南池子，所以我常去他那儿下棋。从1963年到1965年，“大过老”和我下了不知多少盘棋，最初他让我六子，到后来我已能执黑棋平下了。如果当时下的棋能留下来的话，是很有纪念意义的，可惜我一盘都没有记录下来。
“大过老”的棋风很细腻，布局、中盘和收官都有好多巧招，我现在棋里的一些细腻的地方就很受他的影响。
在老一辈棋手中，过惕生先生名气很大，棋艺也是出类拔萃的。比起前几位老师，过老的棋更接近日本现代棋手的风格，如果说雷溥华先生的棋像日本大正时代的棋，那么过老的棋则更像日本昭和年间的棋。正因为先后受到这两位老师的熏陶，所以后来日本朋友评价我的棋时说：“在中国棋手中，聂选手的棋，尤其是布局，风格很像是日本棋手。”
我向过老学棋时，最初是乘公共汽车去他家，过老的住处很远，往返一趟需要很长时间。后来，父母得知过老生活环境不太好，住房比较差，出于对他的敬重，便把他们夫妇接到家中来住。这一下我可高兴了，此后天天泡在过老房间里，连饭也不愿回家吃。时间一长，妈妈怕影响过老夫妇休息，又担心我误了学习，便不准我天天去过老那儿，可过老住的房间离门口最近，我一回家拾腿就能溜进过老的房间，妈妈根本管不住。有一次，妈妈气极了，一把揪住我问道：“你是姓聂还是姓过?”吓得我张大了嘴，怔在当地。过了很久我才知道，当时妈妈所以那么生气，其中还有一个小小的“秘密”。说来有点好笑，她怕我没日没夜地泡在过老那儿，过老夫妇没有孩子又喜欢我，当真要将我认成儿子岂不糟糕。虽然我总惹妈妈生气，但她心里却最疼爱我，宝贝儿子无视她的存在，天天不着家，当然要又急又气。后来在提到此事时，妈妈自己也感到又好气又好笑。
和过老朝夕相处使我受益匪浅。首先，我学棋有了一种安定感。原先无论向哪一位老师学棋，总要考虑时间，天色一晚便坐不住了，现在，老师就在家中，所以坐得住，听得进，有了问题还可随时去问个明白。其次，由于过老住在我家，陈祖德、吴淞笙等国家队的名手经常来和过老切磋棋艺，于是我也大沾其光，每逢他们来，总能下上一两盘辅导棋。和这些第一流的棋手对弃，使我大大开阔了眼界。
过老在我家的那段生活，许多细节回忆起来已经有些朦胧了，但有关棋的事我都记得清楚。
众所周知，过老的棋很灵活，擅长弃子。他有句名言“都丢了，就赢了”，意思就是把成为负担的子通通弃掉，丢掉了包袱，下起来自然轻松得多，取胜的希望也就大了。过老曾给我摆过一盘晚清国手陈子仙与方秋客的对局，其中有一段精妙的弃子，他在讲解时说： “你看，这块棋逃出来多苦呀！给他吃就赢了。”这件事给我的印象很深。由于我常被过老的弃子战术搞得狼狈不堪，往往吃子不少，棋却输了，所以对弃子很感兴趣，总想下出些漂亮的弃子来。有一段时期，我简直迷上了弃子，—盘棋如没用上弃子战术，即使赢了也感到十分乏味，久而久之，竟被我悟出了其中的一些名堂。直到现在，弃于仍是我的有效武器。
顺便提一下，我认为弃子最能体现棋手的心胸。有人仅仅把弃子看作是摆脱对方攻击的腾挪手段，这种理解未免狭窄了一些，实际上，精彩的弃子往往是攻击型的，是主动送给对手吃，让他不得不吃，吃了又难受，这才是真正的弃子战木。
过老下棋时落子很快，他也要求我尽量下得快一些，不要举棋不定，因此，我从小就养成了把棋下快的习惯。这一习惯使我后来在有时间限制的比赛中处于有利地位。从我的实践来看，棋下得快好处很多。
首先，下得快可以使对手产生压迫感。试想一下，当对方苦思冥想好容易投下一子时，你却很快甚至立即就回敬一着，会结他多大的震动。 “阿！他早料到我的意图了。”这么一想，对方就会沮丧起来。其次，节约的时间可用在关键时刻。对局时常常出现“不是鱼死，就是网破”的决战，需要投入大量时间判断和计算，如果事先将时间用得差不多了，此刻就会慌了手脚。再有，下得快可抢先把对方逼入“读秒”，从而摧毁他的斗志。凡是观看围棋决赛的人，大都见过棋手因“读秒”而连发恶手痛失好局的情况吧？参加过比赛的棋手，对那催命般的“读秒”声体会尤深。那种心乱如麻而又无可奈何的痛苦心情，想起来都觉得恐惧。因此，如果不想陷入“读秒”的困境，就必须千方百计争取把棋下快。
当然，如果是盲目地追求快，就毫无意义了。任何一个业余爱好者都可以把棋下得飞快，甚至一天能下上二三十盘，可其中的破绽、漏洞比比皆是，这根本不能称之为下棋。我所说的“快” 是建立在下得好的基础上的“快”，要想做到这一点，必须注意基本功的训练，包括对“棋形”的感觉和计算能力。另外还有一个诀窍——和对手抢时间，对方思考时，自己也要开足马力动脑筋，对他有可能落子的地方的变化，事先加以计算，不要消极地等着对方下子。这也是我所以下得快的极重要的原因之一。
也许有些喜欢长考的人会问：“既然下得快好处无穷，为什么日本仍有许多‘长考型’的九段高手呢?”
确实，日本是有许多“长考型”的高手，而且威震日本近代棋坛的一代宗师秀哉名人就是一位长考专家。不仅如此，我国清代极有名的大国手施襄夏也可谓“长考型”，据有关资料记载，施在和另一位与之齐名的大国手范西屏对弈时，范常常落子飞快，而施一再沉吟，往往一步棋要想好几个时辰。那么对这些名家高手的长考应如何解释呢？我认为，这一方面是和棋手的性格、气质有关，另一方面也和当时的围棋历史紧密相连。像比赛限时，我国是新中国成立以后才开始采用。日本虽早一些，但也是在秀哉时代之后，而在此之前，拱手对弈从不受时间限制，一局棋下几个月甚至几年是常有的事，因此，当时的棋手很容易养成长考的习惯。另外，必须认识到，这些名家(包括日本一些九段)的长考，蕴藏着“艺不惊人死不休”的精神，绝不是没有能力把棋下快。我相信，假如当真给施襄夏和秀哉名人限制时间，他们同样会下出非常漂亮的棋。
纵观中日棋坛，虽然棋手历来就有“感觉型”和“长考型” 之分，但从目前围棋的发展趋势来看，也许不久的将来，“感觉型”将完全占据主导地位。
现在，日本的重大棋战都是采用“两日制”比赛，即每方限时9小时左右，我国的比赛限时通常是不到3小时，于是有人认为所以下不出好棋是因为比赛时间太短。实际上，就连日本的一些著名棋手，如藤泽秀行、石田芳夫、加藤正夫等，都对“两日制”提出质疑，希望能缩短时间改为“一日制”比赛。我认为，棋的质量固然和时间长短有一定关系，但并不等于必须时间长才能下出好棋。日本许多优秀棋手(其中包括“长考型”)在“NHK” 杯赛中的卓越表现就是明证。我们一些棋手之所以常为比赛时间不够而苦恼，重要原因是关键时刻不能果断地下决心。棋是千变万化的，每一种局面都会有许许多多不同的下法，而且每一种下法又都有利有弊，古往今来，还没有人能穷尽这些变化，因此，想在比赛的有限时间里，面面俱到地把“所有”变化都细算一遍是不现实的。结果可能越算越没把握，越算越不敢下决心，时间不知不觉就耗费了很多。实际上，比赛中的许多“恶手”常常出现在棋手的“大长考”之后。
总而言之，在下快棋方面我是过老的“忠实信徒”，也希望成长中的青少年棋手养成下快棋的习惯。
向过老学棋阶段，他常给我讲一些古今中外的围棋名手的故事，如范西屏、施襄夏、黄龙士，以及日本的秀策、丈和等等。记得过老十分崇敬秀荣名人，曾特地借我一套《秀荣全集》，嘱咐我要好好打打秀荣名人的谱。
本来我是不大喜欢打谱的，可老师既然吩咐过了，也只有照办。不料，秀荣名人的棋很快就使我入了迷，不知不觉就把《秀荣全集》从头到尾打了一遍。虽然以我当时的水平，秀荣名人的棋的奥妙之处，十成中未必能领会一成。但那段时间的打谱对我的帮助还是相当大的，最起码使我熟悉了各种类型的小目布局。此外，秀荣名人卓越的感觉和轻妙的转身也给了我一定程度的影响。
既然提起了打谱，我就顺便谈一下对打谱的看法。
毫无疑问，打谱是学棋的一个重要途径，无论是专业棋手还是业余爱好者，要想提高棋艺都必须打谱学习，但我想强调一点，即打谱必须要得法，千万不能只求数量，不求质量。
我常常看到有的人，打谱十分刻苦，一天能打许多盘，而且谁的谱都打。我不敢说这种方法毫无效果，但从我的切身体会来说，效果不会很大吧。
我觉得成长中的棋手，打谱必须注意以下事项。
第一，选择和自己棋风相近的棋手的谱，进行系统的研究，比如，喜欢大模样作战的人可选择武官正树九段的谱，喜欢取实地的可选木谷九段的谱，喜欢攻杀的可选加藤正夫九段的谱，…… 不要谁的名气大就打谁的谱，只有这样才能见成效。
第二，切忌贪多，不要“小和尚念经，有口无心”，对每一盘谱都要钉住了反复研究，力争完全弄懂。如果打谱时能够钻进去，每一个新发现都会使你感到其乐无穷。
第三，全力以赴去猜测对局双方的意图，找出其中的破绽，因为再高明的棋手也不会招招是妙手。经常站在“挑毛病”的立场上，对棋力的养成无疑是一种极好的办法。
第四，不要迷信棋谱中的解说，更不要死记硬背钻牛角尖。据说秀行九段打谱是从来不看解说的。我们有的棋手记忆力极好，甚至随便摆出一盘棋(当然是由著名棋手下的)便能大致说出对局双方是谁，这说明他的打谱是下了相当苦功的，但有时有人对他下的某一步棋提出疑问，便说： “某某就是这么下的呀！”言外之意，名家都曾这么下过，你还敢有异议？这便成了教条主义的学习方法了。由于棋艺是不断发展，不断进步的，所以过去的好棋，现在也许就不大用了，过去从没人下过的棋，现在很可能下出来就是好棋。譬如，吴清源、木谷实开创新布局之前，黑棋起手就下在星和三三上是无法想像的，而现在这种布局却成了主流。陈祖德首创“中国流”布局时，开始还被人认为是“左道旁门”，曾几何时，便风靡世界棋坛。因此，仅仅满足于模仿前人一招一式的订谱是不可取的。
第五，不要总是一个人闷头打谱，适当地进行集体研究是很有益处的。俗话说“人多出智慧”，集体研究可以互相促进，互相启发，对青少年棋手尤其适用。听说日本的藤泽秀行、加藤、武宫、赵治勋等超一流的棋手就经常定期聚会研究棋艺。
就我本人来说，除了集体研究时，我很少用棋子在棋盘上打谱，而是“看谱”。过去上学时我很喜欢看小说，后来看小说就变成了看棋谱，现在，临睡前看一两盘谱已成了我的习惯。我感到“看谱”很能加强记忆力和培养快速计算的能力。不过，学习方法是因人而异的，我的方法是否适用于其他人却不得而知，因此并不打算推荐。
关于打谱，还有一个问题要注意，打谱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实践，只有在实战对局中，才能检验自己的认识和想法是否正确。我主张下棋和打谱比例应该是七比三，甚至八比二、九比一，我们有些棋手把大量的时间用在打谱上，却很少下棋，未免有点本末倒置了。日本棋手的“感觉”之所以普遍比我们要强一些，关键就在于他们棋下得多。
关于向诸位老师学棋的经历就大致谈到这里。当我成年以后，尤其是了解到日本一些著名棋手拜师学棋的情况时，更加感到了这段经历的可贵。
现在活跃在日本棋界的高手们，当初大都经过艰苦奋斗才得投于名师门下，而且入门以后的生活和修业也是很艰苦的。据赵治勋棋圣回忆，他入木谷门后的修业是极苦的，每天必须按师父严格的，甚至是苛刻的要求去作，稍一疏忽，立刻会遭到严厉的训斥。例如，师父和师兄们出的死活题，他如做不出来就不能回屋睡觉。在当时的日本，即使是入了名师之门，也很难得到师父的亲自辅导，能与高水平的师兄学上一盘就很不错了。据说，加藤正夫九段入木谷门以后，仅仅和木谷先生下过一盘棋。另外在日本棋界，职业棋手的等级森严，低段者一般难得和高段棋手下上棋。赵治勋棋圣就因为林海峰九段在他少年时就与他下了一盘让五子的辅导棋，至今念念不忘，感激万分。
相比之下，从小就受到许多国内第一流棋手指教的我实在是太幸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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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初生牛犊
正是名师们的尽心辅导，使我的棋艺水平迅速提高。1962年时，张福田先生还让我十七个子，到1965年，我已能执黑棋与过老一争高低了。在这段时间里，我参加了几次正式比赛，并取得了不坏的成绩，其中最佳一次是1965年获得在成都举行的“十单位围棋邀请赛”儿童组冠军。由于这一战绩，我有幸参加了北京棋社为选拔参加全国比赛的运动员的集训。

集训是1966年初春开始的，北京市的高手几乎全部参加了。对我来说能参加这一集训实是一件“露脸”的事，意味着我从此步入了北京高手的行列。
在集训期间，棋社组织了一场双循环选拔赛，赛场就安排在棋社院内的环境清幽的研究室。当我以参赛者的身份随同高手们步入赛场时，不禁大为得意。曾几何时，我连到这研究室里来看看棋，都会被崔云趾老先生轰出来。这件事得从棋社的规矩说起，当时棋社有两个下棋场所，一个是普及室，也就是群众活动室，这是谁都可以来的，在此下棋的人水平自然也不高。另一个就是研究室，是高手们对弈和研究的地方，等闲之辈是不允许去的。我当然不承认自己是“等闲之辈”，仗着关系熟，所以经常溜进去看棋。对此，别的人碍着过老的面子都睁只眼闭只眼，唯独崔老不肯通融，只要被他看见，就非把我赶出去不可。那时我对崔老又恨很又怕，每次被他赶出研究室，总要暗地咬牙发狠： “哼！有什么了不起？早晚让你尝尝我的厉害。”实际上崔老并不是对我有什么恶感，也不是单单对我这样。他很讲究“棋份儿”，而且脾气很固执，凡是他认为不够“份儿”的人都无法进研究室，其中自然也包括我这个无名小辈。后来，我终于得到了崔老的承认，接触一多，我才发现他是个相当可敬的老先生，而且心胸豁达。在老一辈名棋手中，第一个主动把白棋让给我的就是崔老——要知道，对成名的老棋手来说，能够这样是多么的不容易啊！于是我对崔老的最后一点“积怨”也烟消云散了。
那次选拔赛，我下得非常顺手，竟然把过惕生老师都赢了，最后获得了第三名。究其原因：一来我是“初生牛犊不怕虎”，什么招都敢下；二来，高手们碰上我这个十四岁的小孩都很头疼，赢了无什么光彩，输了却实在难看，所以下起来不免患得患失，缩手缩脚，结果反被我乘虚而入。不过，我最想赢的崔老却把我杀得大败而逃，成为那次选拔赛的唯一憾事。
选拔赛结束后不久，我代表北京参加了在郑州举行的全国围棋赛。
本来，以我的年龄可以参加少年组比赛，并且十有八九能获冠军，但棋社领导为了培养我，决定让我参加成人组的比赛。对于刚刚尝到与大人们比赛的乐趣的我，此决定正中下怀，所以在棋社领导征求意见时，我立时满口答应。
不过，我当时的水平实不足以和那些久经战阵的成年棋手抗衡，像陈祖德、吴淞笙等一流棋手还要让我二子，所以比赛成绩平平，最后只获得第三组第一名，总名次为全国第四十一。尽管成绩不理想，但我在比赛时所表现的计算能力和顽强作风仍引起了围棋界的注意，许多前辈认为我很有发展前途，我也憋足了劲要在下一次全国比赛中卷土重来。然而，我怎么也想不到，这下一次全国比赛，竞然会一隔八年之久。
1966年初夏，一场使中国人民整整遭受十年浩劫的“文化大革命”突然爆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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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恶梦
在“文化大革命”这股洪流的冲击下，整个世界似乎全被卷进了一个疯狂的旋涡……凡是经历过“文化大革命”的人，回想起当时那惊心动魄的大混乱，都会感到象是做了一场恶梦。
就在运动开始后不久，我便迎来了使我永生难忘的一段艰难岁月。
最初，我也参加了“红卫兵”，并且满怀革命豪情参加了 “破四旧，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革命”行动。可是，随着运动的逐步升级，接二连三的打击使我的革命热情日趋低落……
那时，红卫兵组织常在大街的墙上、电线杆上张贴一些“通令”，内容五花八门，无奇不有。可这些“通令”极有权威，无论什么，一旦被它们点了名，就要倒霉了。有一天，我突然发现一张“通令”上赫然写着：围棋是“四旧”，是封建帝王将相、士大夫和资产阶级臭老爷们的黑货……必须坚决取缔云云。这“通令”就象迎头浇下的一桶冷水，使我的心凉了半截。我无论如何也想不通，陈老总大力提倡、关怀，毛主席和周总理也全都支持的围棋项目，怎么会转眼之间变成了“封、资、修”的黑货呢？
雷溥华老先生的死是对我的又一个打击。当我得知雷老被打成“牛鬼蛇神”，不明不白死去的消息时，几乎惊呆了。这么一位正直、善良、从未伤害过任何人的老人，竞会是什么“牛鬼蛇神”，谁能相信呢？回想起和雷老朝夕相处的日子，回想起他对我的关心和敦诲，心里就象被刺了一刀似的……从此，我再也不去参加任何打击“牛鬼蛇神”的“革命行动”了。
接着，我最感恐怖的事终于发生了——我的父母被打成“黑帮”关押起来。
在此之前，我所熟悉的许多叔叔、伯伯就陆续被打成了“黑帮分子”，连敬爱的陈老总也突然被“造反派”揪斗，这些都使我隐约有了一种危机感，但没想到令人担心和害怕的事这么快就成了事实。这“五雷轰顶”般的打击使我万念惧灰，心中一片茫然。抄家时，被剃成“阴阳头”的父亲胸前挂了一块写着“黑帮分子聂春荣”的大木牌，在几名“造反派”的喝斥下，被迫弯着腰，低头站在我们居住的小楼的阳台上。他脸上的肌肉痛苦地抽搐着，黄豆大的汗珠，一滴滴落在脚前的水泥地上……这痛心的一幕，我永远也忘不了。
父母既成“黑帮”，我也从“红五类”变成了“狗崽子”，地位急剧的变化使我饱尝了人世的炎凉。从这以后，什么革命造反，什么运动，我一股脑全抛在九霄云外，成了名符其实的“逍遥派”。
被抄家后，我的家已不成其为家了，到处破破烂烂，谁也无心收拾。那时，我最怕回家，家里人那愁云密布的脸和屋里沉闷的空气，压得我几乎喘不过气来，所以，只要有地方可去，我就不回家。
万幸的是，那时我还有一个绝妙的“避风港”。不知是因为“革命任务”太忙，还是其他什么原因，总之，“造反派”们居然没有去光顾北京棋社。棋社的人几乎个个是下棋出身，对什么“下棋是四旧”等等的说法，只作耳旁风，因此，尽管社会上已闹得天翻地覆，棋社里照样可以安然下棋。于是，我就成了棋社每日必到的常客。只有坐在棋桌旁，在噼啪作响的棋子声中，我才能暂时忘掉心中的凄苦，感到活着还有一些乐趣。
可惜好景不长，“革命的铁扫帚”到底还是伸进了这个幽雅的小院——棋社被查封了。失去棋社这块“宝地”，很长时间，我象丢了魂一样，整天毫无目的的东游西逛。
自从父母被关押后，家里经济断绝了来源，生活顿感困难。父母单位发的一点生活费，除去要交的房租水电费，每月只剩下二十多元钱，这点可怜的钱却要养活爷爷、姥姥和我们五个孩子，其艰难程度是可想而知的。万般无奈，只好卖东西。俗话说“坐吃山空”，家里值点钱的东西很快就卖光了，我也开始尝到了挨饿的滋味。
我自小就嘴馋，尤其是爱吃肉，可家里那苦行僧似的伙食不但见不到肉星儿，而且还吃不饱。有时实在忍受不住，就只得去棋友家“蹭饭”，但“蹭饭”终究是没把握的，如果碰上人家不在或已经吃过饭了，那就只好咽咽唾沫，自认晦气。
记得有一天，我为饥饿所迫，竟然跑到我的母校(现在的历学胡同小学)，想把我在参加1962年全国儿童比赛获得的奖杯要回来，卖钱买东西吃，结果被人家当成了“小疯子”而毫不客气地赶将出来。当初，这个奖杯还是陈老总嘱咐我送到母校，向培养、教育我的老师们表示感谢的，又谁能想到日后我竞会落到这种地步。现在看来，“拿奖杯来填肚子”实在是小孩子不懂事的愚蠢举动，但我相信，再不懂事，如果不是逼急了，我也绝不会想出这条“妙计”。
在对前途彻底绝望了的情况下，为了寻求刺激，填补精神上的空虚，我曾干过许多无聊的事，象跟随“哥儿们”去打群架；为了赢顿饭甚至于几根冰棍去和别人下棋赌博等等。这些事由于和本文的主题无关，所以我并不打算多说，不过，那段浑浑噩噩的经历仍给我一个刻骨铭心的启示：没有奋斗目标的生活是多么的可悲而又可怕！
1968年春天，学校开始分配工作。“红五类”当然可以优先参军或留城工作，一般家庭的学生或多或少也有留城工作的希望，但我这样的“可教育好的子女”唯一的道路是“上山下乡，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不过，学校也许考虑到我的身体状况，既不动员我“上山下乡”，也不给我分配工作。对比，我倒毫不在乎，反正已经“泡”了两年了，但父亲却吃不住劲儿了，因为父亲单位的“造反派”说他“纵容儿子对抗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这顶“大帽子”一扣，我顿时乖乖地自动交了“上山下乡”的“申请书”，而且很快就被分配去黑龙江省的山河农场。
1969年9月23日早上，我向父母告别后(他们刚刚被放回来)，站在客厅里，最后环顾了一下将要离开的家。看着那熟悉的一切，想起在这里所渡过的美好时光，我突然觉得“家”对我是那样的宝贵，而我就要失去它，可能再也回不来了，忍不住心里一酸，眼泪夺眶而出……
从记事以来我极少哭过，然而，这次却象要把郁积了多年的泪水一齐哭出来似的，两年来的种种磨难在心里留下的苦恼、悲伤全都爆发出来。我失声痛哭，客厅里充满了我悲哀的哭声。父母谁都没有出来安慰我，此刻，他们又能说什么呢?我能想象到他们心里是什么滋味。作为父母，有什么比无力保护自己的“爱子”更让他们伤心呢?
直到现在，对我临行时的痛哭流涕，家里人从未提起过，但我始终未曾忘记，因为在那时，我领略到了人在绝望时的心情。也正是从那以后，遇到别人有困难需要得到帮助时，只要力所能及，我总要伸手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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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农场生涯
我去东北农场虽然绝非自愿，可那里到底是什么样子呢？心里不只一次地描绘过。还在上小学时，我看过曲波的小说《林海雪原》，主人公们在茫茫雪原、莽莽林海的传奇式的生活，曾让我无限神往。再加上农场来京招工人员的“三寸不烂”之舌，几乎把农场说成是“世外桃源”，因此，在我的脑海中，农场生活被勾画成这样一幅绚丽多采的画面：神秘的原始森林，广阔无边的原野，一排排整齐、洁净的营房，热情洋溢的农垦战士……这种对未来生活的憧憬，多少冲淡了我离家时的哀伤之情。
然而一到目的地——山河农场四分场一连——我马上就从自己所编织的玫瑰色的梦境中清醒过来。出现在眼前的只不过是东北平原上的一个简陋的“屯子” (东北把村叫屯)。屯内高矮不齐的各式房屋(有砖砌的、土坯垒的、茅草搭的)杂乱无章排列着；胳是那种一下雨就使人联想起“芝麻酱”的那种土路；广阔的田野倒确实存在，但原始森林却连影子也看不见……虽然环境和想象的差距是那么遥远，可经过两年多的磨炼，我倒很懂了 “既来之，则安之”的道理。 “男子汉大丈夫四海为家，好好干吧。”这就是我当时的想法。
不过，我很快就发现，在这里，衡量一个人是以能否干活为标准的。对知识青年来说，能不能干活更是检验是否“扎根边疆，铁心务农”的唯一标准。根据这一标准，我一踏上农场的土地，被当成怕苦伯累的落后分子的厄运就已在劫难逃了。
我们到达连队时，正好赶上收割大豆。为了让我们尽早地在 “广阔天地炼红心”，连领导仅让大家休息了两天，便把我们拉到田里，参加了“战斗”。
在农场，割大豆是数得上的累活。这活看似轻巧简单——左手一拢豆秧，右手的镰刀一搂， “嚓”，豆秧便乖乖倒下。其实干起来却分外吃力。我左右手的配合怎么也和谐不了，不是镰刀砍进土里，就是将豆秧连根拔起，眼看着人家超过自己，心里一急，越发手忙脚乱。渐渐地，我感到腰部象针扎似的疼痛，直起腰身后，再一弯腰，全身的血液似乎都涌到了头部，眼前阵阵发黑……这一天我也不知道是怎么熬过来的。
尽管我尽了全力，结果仍是全连割大豆的倒数第一名。为了挽回“名誉”，我咬紧牙关又拼搏了几天，但终于不得不承认：在割大豆的领域，我是个低能者。因为心脏病的缘故， 割大豆时，我眼前发黑，喘不过气的症状时常出现，实在坚持不住了，只好去找连干部讲明原因，要求调换轻点的工作。按说这个要求并不过份，可连领导干脆拒绝，并毫不客气地告诉我： “除了割大豆，别指望分到别的活儿。”一怒之下，我便歇了病假。这样，我和连干部的关系一下子就紧张起来。
事后我才知道：一开始连干部还认为，我完不成任务是因为从小娇生惯养，不适应艰苦的劳动，锻炼锻炼也就好了；后来发现我总是倒数第一，就怀疑我故意“装假”，企图偷懒耍滑；等到我“自称”有病(而且是什么心脏病)，要求换工作时，便确信我是个颇有心计的“大滑头”。这结论一下，不但“美差”好活从此与我绝缘，而且分给我的总是又脏又累的活儿。作为“可以教育好的子女”，干活不行，还敢顶撞领导，受到这种“破格” 待遇是毫不奇怪的。
脏活累活我并不伯，身上脏了可以洗，干累了可以歇着，可是精神上的歧视使我痛苦万分。别的不说，连里的知识青年几乎人人皆可参加的基干民兵，我都投资格参加。那时，我最难以忍受的是人们对我的那种冷漠的态度，那种冷漠无时无刻不在提醒我：你是低人一等的。
……
在农场的这段经历确实令人不堪回首。不过，我并不想过多责难当时的连领导，在那种形势下，他们的作法也是很自然的。相反，我还要感谢他们，因为那艰苦的日子磨炼了我的意志，激发了我的奋斗精神。
后来，在我面向棋抨全力拼搏的时候，那段“逆境”给予我的精神财富大大发挥了作用。国内不少棋手感到和我比赛是很辛苦的事，也许就因为我比他们更顽强一些。无论盘面上局势如何变化，只要还有一线希望取胜，我就会拼命地顽抗到底。这种顽强的精神，常常使我在劣势的情况下反败为胜。比如，1983年在兰州的国手赛，我对马晓春的一局棋。布局双方咬得很紧，谁知刚刚进入中盘，我就误算了一步棋，被他断吃了一大块。观战的人顿时大哗，可我审度了一下局势，觉得盘上广阔的地方还不少，虽然对手很强，但坚持下去未必没有希望，于是又振作起来，咬牙拼下去，到底幸运地反败为胜。这局棋虽然赢了，但赢得异常艰苦，我一边要搜肠刮肚思考最精妙的下法，一边要耐住性子去一点一点地缩小差距，还要和自己不时地想推抨认输的念头作斗争，那时只要斗志稍一松懈，立刻就会土崩瓦解。
顺便提一下，能达到一流水平的棋手，象新秀马晓春、刘小光、江铸久、曹大元、钱宇平、邵震中等，单纯在棋艺上的差距是微乎其微的，风格也各有所长，他们之间的较量，与其说是靠技术，不如说是比斗志。谁更能忍受劣势下的艰苦战斗，谁就会冲在前面。在日本“超一流”棋手身上也同样存在着这一问题。例如，藤泽秀行九段的棋艺堪称出类拔萃吧，可他高居“棋圣”宝座期间，在别的比赛中表现平平，唯独在“棋圣战”中，却接连击败了加藤正夫、林海峰、大竹英雄等猛将，创造出六次蝉联“棋圣”的奇迹。据秀行棋圣自己说，他之所以能如此，全靠着“卫冕失败，就不如去死在荒野”的精神的激励。我觉得秀行这发自肺腑的真情实感，说明了一流棋手比赛的真髓。因此，凡是有志攀登围棋高峰的人，除了钻研棋艺，必须要把培养坚韧不拔的意志作为重要课题。
言归正传。
我在农场也有过“县花一现”的荣耀时光，那是在1971年的春节之后……
当时，农场刮起了一股“返城风”，许多高干子弟凭着各种各样的关系，纷纷离场而去。留下的知识青年顿时“军心动摇”。对此，农场领导也慌了手脚，对走的，他们想管也管不了，只好对剩下的拼命加强“扎根边疆，铁心务农”的教育。
事实上，我很羡慕那些有“门路”的“飞鸽牌”，可父母问题还没解决，当然不敢有什么非份之想。不料这一来反倒“因祸得福”。
我这个高干子弟不走门路”返城”的革命行动，为分场新来的领导所赏识，于是，我摇身一变，成了“扎根边疆志不移”的先进典型。分场的负责人亲自找我谈话，帮我总结到农场后思想转变的过程，还决定让我在全分场巡回宣讲学习马列、毛著的心得体会。对于一直企图改善自己处境的我来说，这一切真象是在做梦一般。
就在我的地位日趋上升之时，继波的一封来信又把我的生活步调完全打乱了。
继波在信中告诉我：据吴淞笙讲，日本围棋代表团即将访华，不日便可到达北京……我把信反复看了好几遍，确信没看错时，不禁欣喜若狂。 “国家还是要发展围棋事业的，我有用武之地了。”这个念头在我胸中翻腾着，激动得我坐立不安，我决定无论如何也不能错过这个宝贵的机会。不过，我很清醒，如果以 “回京去看棋赛”为理由去请假会落个什么样的结果，所以我没跟任何人打招呼，便偷偷地溜回北京。在当时的情况下，这么做简直是在拿自己的前途作“赌注”。
当我风尘仆仆从千里之外赶回北京，才发觉是空跑一趟。不知是弟弟听错了，还是吴淞笙的消息不准确，总之，日本围棋代表团访华是根本没影的事。我一下就傻了眼，这才意识到自己的行动是何等的荒唐，真是哭都来不及了。我在京仅呆了两天，便又匆匆返回农场。在飞驰的列车上，我心急似火，恨不能一步迈进连队，可那时就算我真能长翅膀飞回连队，也无济于事了。
果然，我这“先进典型”的“失踪”成了连里的一大新闻，许多人议论纷纷，猜测我会不会一去不复返。最感恼火的是分场负责人，好不容易树立的典型竟然不辞而别，这不等于自己打自己嘴巴吗？所以我一回到连队，就马上被他叫去，训了个不亦乐乎。从此，分场领导对我的态度来了个180度大转弯，本来就对我有看法的连干部更是幸灾乐祸。我重新成了落后分子，而且是极善伪装的落后分子，这一“恶名”甚至在农场场一级的领导那儿挂了号。
刚刚从艰难的处境中挣扎出来，耳边似乎还回响着“讲用” 时人们报以的热烈掌声，就一头栽进了比以前更为凄惨的境地，这一突变，几乎毁了我的一生。 “哀大莫过于心死”，我开始自暴自弃，学会了抽烟喝酒，学会了和“哥儿们”一起偷鸡摸狗，甚至因为打伤了人(尽管是对方不讲理)，被戴上手拷，送进专为小偷、流氓开设的“学习班”。就这样，顺着一条危险的道路，我迅速地滑了下去……万幸的是，不久，命运又给了我一个 “转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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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命运的转折点
1972年，久违的命运女神终于向我微笑了。
当时，国家经济已被“四人帮”一伙搅得一蹋糊涂，各种物资奇缺。农场所必需的农机配件等等，采购员跑断了腿也弄不到，不得不号召知识青年“八仙过海，各显其能”，为农场弄点物资，这正好给了我一个机会。
原先，我只是想借出差的机会到北京下下棋，所以凭着母亲的老关系，给农场解决了一些急需的物资，没想到会因此而引起省农场管理局的重视，于是我身价倍增，一下子成了省农场局的 “驻京全权代表”。
“全权代表”可是个大大的美差，所负责的工作，只不过是催催货，或者给省农场局来京出差的高级一些的干部安排食宿，除此之外，时间就全归我自由支配了。这段充裕的时间，为我下棋创造了极好的条件。
1972年时，国家围棋队早已被解散，陈祖德、吴淞笙、王汝南、华以刚等七名队员被分配到北京第三通用机械厂当工人。由于他们那时大都没有结婚，所以全住在工厂的单身宿舍，于是，陈祖德等人的宿舍便成了我这个“全权代表”的“棋室兼办公室”。巧得是，他们七个人上班是“三班倒”，宿舍里总有闲人，我是“如鱼得水”，谁在找谁下，从早到晚几乎一刻也不停。
只要是喜欢上围棋的人，此生便再难与围棋分手，更不用说是专门从事过这项运动的棋手。陈祖德他们虽然已是工人，但每天“手谈”仍是绝不可免的。在他们中间，除了陈祖德被公认为 “霸主”外，其余人等各自“雄踞一方”，谁也不肯甘居人下，等我这个生力军加入战团后，这场竞争更加激烈不说，还平添了几分“惊险”。
最初，诸位国手并未将我放在眼里，几度交手后才感到，不施展出“毕生绝学”就难以取胜，不由得紧张起来。对于以陈祖德为首的这些早已蜚声棋坛的国手来说，他们之间的争斗，胜虽欣喜，败亦不丢面子，可和我这无名之辈对弈，情况就完全不同了，万一输了，传将出去那还了得，因此每逢与我下棋总是全力以赴，妙着纷呈，常常把我杀得汗流夹背。回忆起来，当时下棋的激烈、紧张的程度，丝毫不亚于现在的全国正式比赛。
秀行九段曾强调过，成为优秀棋手的一个重要条件是：棋手在15岁至25岁期间，要有一个激烈竞争的环境，木谷门下为什么涌现出众多的一流棋手，关键就在于创造了这个环境。我认为秀行九段的见解完全正确，正因为我在20岁时就和陈祖德等著名棋手终日厮杀，所以才有可能进入一流棋手的行列。
那时，我白天拼命下棋，晚上再把日间所下的棋摆出来反复研究，直至深夜，有时思路一钻进棋里，我就会忘记一切。譬如，下完棋骑车回家，常常因为脑子里还在苦苦思考棋里的变化而“闯红灯”或者骑错了路。渐渐地，我惊喜地发现，除了陈祖德，对其余几位国手我已略占优势了。也就是从这时开始， “呕心沥血、赶超日本”的远大目标，在我心中形成了。
1973年的春天，发生了一件决定我一生命运的大事。由周总理提议，邓小平副总理批准，中国国家围棋集训队重新组建了。我荣幸地被选入由三十多名全国各地的高手组成的集训队，从此掀开了我围棋生涯的新篇章。
1972—1973年是我学习围棋最狂热的时期。那时，我下起棋来几乎从不感觉到累。集训队的训练安排是很紧张的，一周至少要下三~四局(训练比赛)，对有的棋手来说，三~四局正规的比赛已觉得相当累了，但远远满足不了我的需要。除了训练比赛，我把全部的业余时间都用来下棋，只要有人奉陪，我能从早上一直下到深夜。这“车轮大战”的精力常常使许多集训队员招架不住，不得不中途休战。当时，集训队里的高手们最怕被我缠住下棋，因为一下起来，他们赢了，我自然不肯放他们走，输了，他们自己又不甘心，所以往往是下个没完没了。以致于一到周末，诸位国手便对我“敬而远之”，晚饭后立即逃之夭夭，唯恐被我缠住而不得脱身。我敢肯定说，那一段时期我下棋的局数之多，超过任何三名集训队员加起来的对局总数。这种拼命式的努力当然也得到了报偿，在集训队的内部比赛中，我常获第一名。
近来，我偶尔翻看了一下自己1973年的对局记录，感到很有意思。从棋风上来说，1973年时的下法和我现在的下法颇有不同，那时我的棋纯属“力战型”，爱好赤裸裸的拼斗，总是开局就到处寻衅，一有机会便搏杀起来。打个比方，就像是拳击比赛，对手一拳猛击过来，我不闪不避，也向对方身上猛击一拳，如此打法，自然是谁的拳头有力，谁就占便宜。而现在，我再碰到这种情况，就会首先考虑如何躲闪，保证自己不挨打，然后看准对方弱点再出拳，从棋风上看，就是变稳健了。不管说我现在的棋是“灵活型”也好， “感觉型”也好，总之，过去那种猛冲猛打的下法，我已极少采用了，这也许是因为和日本高段棋手对局多了，受他们影响的缘故吧。
在日本成名的高段棋手中，属于“力战型”的人较少，大都是讲究先布好阵势，占据有利地形，然后再寻找战机，表面看上去温文尔雅，暗中却在积蓄力量，就像参加“马拉松”赛的运动员，并不在途中某一段路上疾奔猛跑，而是均衡地分配着力量，为最后冲刺作准备。这种不露锋芒的含蓄下法，日本棋手称之为 “软打”。我现在的下法似乎就属于“软打”一流。比起“力战” 来，我认为“软打”更能显示出一个棋手的技艺。
不过，并不是说“软打”就一定比“力战”更高明。就拿当代日本棋界“力战型”的代表加藤正夫九段为例，他的“力战” 就让日本的高段棋手叫苦连天，而且他至今还是“王座战”的冠军保持有。我国的棋手黄德勋、刘小光等的棋风也属“力战型”，同样取得了相当不坏的成绩。可见， “力战型”棋手也有其独到之处。
我在1973年的棋，不仅仅是“斗力”，而且下出的着都有一股“横行霸道”的味道，别人虽觉得我的下法有些无理，但也无可奈何。唯独碰上陈祖德，我就傻了，因为他的力量比我还大，也更加“霸道”。我这“小霸”碰上“大霸”，只得甘拜下风。尽管如此，1973年~1974年期间，我确实下出了不少好棋，以我现在的水平来衡量，质量也都不坏。虽说那时的棋还不成熟，但从中表现出的强烈的进取心则是极为可贵的，遗憾的是，这种进取心，现在在我身上多少有些淡薄了。
1973年是值得怀念的一年。国家围棋集训队的组建标志着中国围棋事业的重新起步。作为集训队员的我也重新认识到了自己的社会价值，恢复了作人的尊严。整整一年期间，我为有充分的对弈时间及众多的高水平的对手而陶醉，除了下棋，似乎世上其他一切都不复存在了。 “功夫不负苦心人”，我的名字被列入定于1974年4月访日的中国围棋代表团的名单。 “访日比赛”，这是多少棋手梦寐以求的事，也是我自认为可望而不可及的事，竟然来临了。是喜悦、激动，还是感叹、迷惘，总之，当时的心情是无法用语言所描绘的。然而，我忘记了一点，当时国内的—·切事物，无不为政治所左右……
正当我像一部开足马力的机器，为访日做准备时，意想不到的事发生了。1974年2月，所谓的“批林批孔”运动开始了。在这个运动的波及下，山河农场拒绝给我作出国鉴定，并对国家体委决定让我参加访日代表团一事提出质疑。他们认为，让我这么·一个落后分子出国访问简直是在开玩笑。就这样，某几个最基层领导的偏见便轻易地断送了我出国比赛的良机。
现在看来，这种事简直有点可笑，可那时，比这更荒堂的事多得不胜枚举，所以，当领导通知我时，我既没有暴跳如雷，也没有痛哭流涕，只觉得一股寒流迅速地通到全身。我忽然明白了，我这风筝飞得再高，线却仍握在农场的基层领导手里，这正是最感恐怖的事情。
在山河农场的严令催促下，我不得不返回连队去“抓革命，促生产”。连干部对我仍然是冷若冰霜，甚至认为我参加什么集训队是走的后门。他们以省农场管理局无权不经过基层组织的同意，就让我在京长驻为理由，不但把我在京时间全算作旷工，而且给我来了一个“下马成”——派我去起猪圈。别人都是干几天就有人换，偏偏没人来接替我。为了能参加即将到来的1974年全国围棋邀请赛(这仍需要农场的批准)，对那些不公平的待遇，我全都默默地忍受下来。可在我提出“希望给点时间，为参加全国比赛作准备”的要求时，连干部的表情就象在听“天方夜谭” 似的，惊奇地瞪着我，然后无比干脆地命令我去老老实实干活。后来，多亏省农场管理局的党组织干与了此事，我才得到半天劳动，半天练棋的机会。
1974年7月，我如期赶到成都，参加了全国围棋赛，并获得了第三名。赛后我返回农场，不久便接到黑龙江省体委发来的借调令，调我到哈尔滨市集训，准备参加第三届全运会。坐在送我去场部的拖拉机上，望着逐渐远去的连队，喜悦之中也颇有几分惆怅。我意识到，从此时起，我的农场生涯结束了，今后在我面前只有一条路——一条深远的围棋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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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 棋盘之外的收获
1979年，我被评为全国“十佳”运动员后，许多采访记者对我在农场的经历都很感兴趣。由于1969年我离开北京去农场时，棋艺水平并不很高，陈祖德等国手们要让我二子左右，可到了 1974年竟然跃居全国第三。于是，有些报道文章提到“因为聂卫平在农场的艰苦环境中，仍然坚持刻苦训练，所以一回到北京，便脱颖而出……”实际上，在农场时，根本没有条件钻研棋艺，尽管我心里很想这样做。记得为了活跃一下业余生活，我教会了同宿舍的几个知识青年下围棋，大家下班后便聚在一起下棋取乐，可这样，在全连“革命大批判会”上我还被点了名。后来，我带去的唯一的一副围棋子，也在同宿舍的人打架时被当作兵器扔得无影无踪，使我想偶尔打打谱也不成了。
然而，在农场的时间里，我的棋确实是进步了，这又是因为什么呢？当然不会是象“达摩面壁”一样，于冥冥之中就悟出了什么围棋真谛，我觉得有两个因素对我的棋艺大有帮助。
首先，虽然我在农场没条件研究棋艺，但农场的生活给了我许多棋盘之外的宝贵东西。俗话说： “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如果抛弃其中的封建色彩，此话是极有道理的。正是农场的这段“逆境”生活锻炼了我的意志，使我在攀登崎岖的棋艺高峰时，经受住了失败与挫折，而且至今还在向顶锋冲击。扪心自问，假如自己的经历一直是太太平平，一帆风顺，那么还会有那种”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奋斗精神吗？我没有自信。
其次，农场的自然环境似乎对我的影响也很大。先前，我曾听过这样一个故事。古代有位大国手，青年时期棋就下得很好，但后来无论怎样努力都无法“百尺竿头，更进一步”，他苦恼极了。他的老师知道后便去见他，老师的突然光临使他喜出望外，立即请求指教。谁知，老师不但绝口不谈棋艺，反而带他出门去遍游名山大川。茫茫大侮，巍巍群山使他精神为之一振，心胸顿感宽阔了许多。有一天，在跨过一条清澈的小河时，老师指着那淙淙流水，对他说： “你知道吗？棋理就如同这流水一般，应该顺其自然才是啊！”他听后霍然醒悟，从此一举成名。
对这个传奇故事，当时我并没在意，听听也就过去了，现在回想起来，却感到其中很有一些哲理。
我所在的连队四周部是平原，我常常喜欢晚饭后漫步村外，去看看那一望无际的绿色原野。那原野实在太大了，辽阔得让我惊讶，叫我入迷。过去住在北京，终日出没于街头巷尾，见到的总是熙熙攘攘的人群。偶然随父母去一趟颐和园，还为颐和园面积之大所折服。可眼前这块土地却不知能装下多少个颐和园，使我觉得在它面前还能有什么想不开的事呢？北国的天空也是美好的。没有去过东北农场的人很难想象出那种令人心旷神怡，仿佛是透明般的蔚兰色天空究竟是什么样子的。那种纯净得没有一丝杂质的兰色，会使人产生情不自禁地想飞腾升空的感觉。在这样的天空下，人似乎都会被净化。傍晚，西坠的太阳逐渐变得又红又大，这时天空和云彩被映照得似乎在燃烧，整个大地也都罩上了一层桔红色……真美极了！在这种用语言所无法形容的大自然壮景面前，我总感到胸中有一股力量在翻腾，感到自己的悲伤痛苦，个人的恩恩怨怨是那样的渺小，于是，思想境界好象高了许多。也许就因为大自然的启示激发了我的灵感，潜移默化地影响了我的棋艺吧。
从目前来说，我对自己的大局观是很自信的。对局时，我很少计较细小的得失，沉溺于局部的纠缠，总想尽力“腾身而起”，高高地俯瞰全盘，因此我能敏感地抓住大势上的要点。这种思考方法大概就是得力于农场广阔天地的熏陶吧？说起来，好象有些故弄玄虚，可我确实是这样认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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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夺冠之艰难
在青少年时期，我从来没敢想过将来自己能成为一位全国冠军，因为我觉得那些冠军们都是才华出众，高不可攀的人物。但自从加入集训队以后，不知什么时候开始，我已把夺取全国冠军当成了“义不容辞”的责任。随着对局胜率的提高，这一愿望也越来越强烈。1975年在北京召开的第三届全运会恰好给我提供了机会……
9月24日，景山公园的围棋比赛大厅里，坐在我对面的陈祖德久久地注视着棋秤，然后轻轻地揪下按钮，停止了比赛计时钟的走动——这是棋手认输的表示。我顿时感到狂喜的热流迅速地涌到身体的各个部分，强作镇定的向他颌首致意。由于激动，当我在裁判员递过来的对局纪录上签名时，手颤抖得怎么也无法把字写工整。离座之际，连腿都发软了。这就是我在争夺全运会冠军征途中最激动人心的时刻。尽管这只是决赛的第一局棋，但我已看到通向冠军宝座的大门为我打开了。
第三届全运会围棋决赛，由获得分组循环赛的小组第一名的四位棋手参加，其中有陈祖德、王汝南、赵之云和我。决赛采用循环赛的方法。虽然舆论界一致认为，冠军将在陈祖德和我之间产生，但一想到又要和他作一番生死搏斗，我就有些心惊胆颤。没有和陈祖德比赛过的人，是很难想像他在盘上那种咄咄逼人的威势是如何压得人喘不过气来的。
陈祖德曾三次荣获全国冠军，又是第一个战胜日本九段的中国棋手。虽然1973年时我已异军突起，锐不可档，但唯有陈祖德俨似一堵钢墙，任我百般冲击，始终巍然不动。
在此次决赛之前，尽管我明知迟早要和陈祖德相遇，但心情上很希望能把我们之间的决战向后拖一拖。只要我赢了前两场比赛，那就能以有利的姿态与他一争高低，最起码心里能踏实一些。不料，“冤家路窄”，9月23日的抽签结果，我第一轮恰恰撞上了陈祖德，不禁暗暗叫苦。
9月23日晚，未能进入决赛的棋手全都出去尽情玩耍，而我一想到明天的激战，心里就一阵阵地发慌。一年前，在成都惨败在陈祖德手下的情景，又浮现在脑海之中……
1974年，在成都举行的全国围棋比赛是自“文革”以来的第一次正式比赛，距上一次郑州举行的全国比赛，间隔已八年之久。因此，所有参加比赛的人，无一不把这次盛会作为一个“亮相”的绝好机会。“文革”前就大名鼎鼎的国手们自然要全力以赴，许多初出茅庐的年轻棋手更是跃跃欲试，希望能表现自己的才华。在这种形势下，比赛分外激烈。
战幕拉开后，我弈得颇为顺手，很快就五战全胜一马当先。正欲再谋进取时，却碰到四胜一负的陈祖德拦住去路。按当时的情况，我们之间的比赛胜负直接关系到争夺冠军，实在是事关重大，尤其对户口仍在农场的我来说，更是非同小可。为了养精蓄锐，全力拼搏，在这场比赛的前夜，我一反常例，早早就上床了。可是，越想赶快入睡越睡不着，各种念头像扑灯的飞蛾，赶都赶不开。就这样，我思前想后，像“烙饼”似的在床上翻来复去直至深夜。
睡眠不足加思想包袱，使我第二天坐在比赛的棋桌旁，觉得头昏脑胀，眼皮发沉。而陈祖德却精神抖撤，从容不迫，似乎充满了自信。这一来，我越发慌乱了。比赛开始后，我突然觉得脑子里仿佛一片空白，往日的灵感全都不知飞到哪儿去了。陈祖德下一着，我就机械地跟在后面下一着，可他的作战意图是什么，我却根本定不下心来仔细想一想，终于演出了我对局史上最丢人的一幕——81手就认输投降!
本来，激烈拼杀是我的拿手好戏，对局时，一碰到棋子接触的“肉搏战”，我的力量便会迸发出来，可这一局，在角部的第一个战斗中，我就溃不成军。好像是决斗的剑客，我的剑还没来得及出鞘，对方的利剑就已刺穿了我的胸膛，竞然连还手的余地都没有。在认输的一刹那，我真恨不得一头钻进地里去。
本来等着看一场精采好局的棋迷门，对我如此不堪一击，无不感到惊讶和失望，纷纷扫兴而去。
比赛的惨败，人们的议论，使我陷入了难以自拔的沮丧之中，以后又接连败给了王汝南、罗建文等人，结果只获得了第三名。
想到此处，我霍然一惊——1974年的比赛和现在的情景是何其相似啊！那令人痛苦的一幕还会再演吗？我鼓励着自己： “养兵千日，用在一时”，一年来的苦练不就是为了这一天吗？输了也要拼出个样子来给大伙看看。
“拼”就是我和陈祖德对局时的唯一念头。由于克服了心理障碍，这一局我充分发挥了水平，顶住了陈祖德尖刀般的攻击，终于第一次在正式比赛中战胜了陈祖德。这一胜利为我夺冠奠定了基础，之后又胜赵之云、王汝南，以十四连胜获得了第三届全运会围棋比赛冠军。
从1966年的全国第四十一名，到1975年荣获冠军，这一飞跃对我来说真像是腾云驾雾一般。冠军到手，当然高兴万分，然而，夺取冠军的艰难征途，使我深深感到自己棋艺未精，只不过是运气好而已。回顾一下吧，哪一局比赛我不是浴血奋战才得以过关的，有时几乎可以说是绝处逢生。比如和王汝南争夺冠军的那局棋，局势几经变化，最后形成了极细微的局面，正常收官，我可能要输一点点，可他过于紧张，出了一个小漏洞，反而被我险胜1/4子。事后，王汝南难过得顿足捶胸，而我在胆战心惊之余，不能不暗自庆幸运气好。不然的话，全运会的冠军桂冠就会戴在王汝南的头上了。
一想到从此以后，自己将成为所有优秀棋手的攻击目标，便感到肩上的担子是那样的沉重。我只有更加努力，别无他法。
1975年到1979年，可以说是我的全盛时期。在此期间，我一次又一次地击退了优秀棋手们的挑战，把全国冠军的桂冠死死地抓在手中；在国家围棋集训队的内部训练赛中，我创造过23连胜的出色纪录；对日比赛，亦有突出表现。于是，棋界人士把这五年称作“聂卫平时代”。
回顾1975年——1979年的比赛，对一般棋手我已不用苦斗再三，就能高奏凯歌。然而，有一个对手最让我头疼，他就是在1976 年到1980年的全国比赛中连胜我六局，被称为“聂卫平克星”的黄德勋。
黄德勋年纪与我相仿，但资格比我老得多。他的棋凶猛好杀，极善计算，是“力战型”的代表人物之一。按说，1975年时，黄德勋的实力和我已有一些差距，平常训练比赛，他几乎赢不了我，可是一在全国比赛中相遇，我就会糊里糊涂地输给他。头两次失利，我心里十分恼火，因为都是在优势很大的情况下输掉的。尤其是1977年在哈尔滨举行的全国比赛我对黄德勋的那局棋，简直使我哭笑不得。当时，我决心报1976年的“一箭之仇”，所以执黑棋也下得非常慎重，很快就把他逼入绝境。白棋一个大角被“点死”，胜负大致上已成定局。可他紧皱双眉，抱头苦思，就是不肯“投降”。 “难道他还有什么高招不成?”我疑惑地又把局势仔细地分析了一遍，确信他已“难逃法网”，就满心欢喜地等他离座认输了。就在这时，他忽然走了一步谁也没有料到的怪着，居然把这个角走成一个“后手死”，然后拼命缠绕攻击我外围的两块黑棋。其实这种怪诞的下法，对他来说也是出于无奈，我还有不少胜机，但急躁之下，到底还是昏头昏脑的败下阵来。以后每逢全国比赛遇到他，我心里总是别别扭扭的，越想赢越赢不了。以致在后来的比赛时，如果第二天是对黄德勋，便会有人来通风报讯： “明天对黄德勋，你可得留神阿！”并且，当天晚上的话题也全是围绕着这件事，弄得我狼狈不堪。幸亏黄德勋除了对我成绩极佳外，对其他人倒还“手下留情”，否则，我将多了一个更加可怕的冠军争夺者。
对于我总是输给黄德勋，棋界议论纷纷，有的人说我轻敌，有的人说黄德勋运气好，还有的人说是棋风的关系，认为黄德勋的棋专克我的棋，换句话就是“一物降一物”。对此，我也甚感不解。后来，黄德勋在《围棋》月刊上发表的一篇文章中，一语道破真情。他写道： “聂卫平确实比我棋高一筹，但他背着冠军的包袱，一方面急于求成，想很快取得优势，另一方面，想利用技术全面的优势，稳中取胜，这原是两种互不相容的心理，撞在一起，枪法就有些乱了。而我没有任何包袱，一上来就竭力拼杀，所以常常能乱中取胜”。细想一下，此话果真有了道理，我确实是输在心理上。看来黄德勋的“心理战”相当厉害啊！这件事给了我一个教训：切不可小看心理因素对棋局胜负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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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 心理战和盘外招
事实上，心理战历来就为棋手所采用，越是重大的比赛，心理战的作用就越明显。这就需要棋手在对局时，尽可能地去了解对方的心理状况。做到对方欲求战时，你偏偏迂回腾挪，避其锋芒；对方想稳扎稳打，你却四处寻衅，主动出击。这样，对手处处不顺手，便会急躁起来，而急躁正是棋家之大忌。听说日本的桥本昌二九段，在一次比赛时曾面对着空无一子的棋盘，整整想了一个多小时，才下出第一着棋。这大概就是一种心理战。一方面是稳定自己的情绪，培养必胜的信念；另一方面要搅乱对手的心神，造成一种莫测高深的气氛。要说这种心理战也真是够厉害的，如果我在没有任何思想准备的情况下，碰上这么一位开局长考一两个钟头的棋手，大概急也会把我给急死了。
众所周知，棋手很不愿意“读秒”，因为一进入“读秒”，自己必须要在一分钟内走出一步棋来，否则就会被判输，所以棋手惨败在秒针催促之下的情况是屡见不鲜的。但是，实战经验极丰富的棋手，甚至能把“读秒”也当成心理战的手段。1978年在厦门的全国比赛，陈祖德对刘小光的一局棋，就有过这种情况。中盘过半刘小光形势大优，轮到陈祖德走棋，他便开始了一个多小时的大长考，把以后的变化，定型、收官的办法仔仔细细地算了一遍，一直到时间用光进入“读秒”为止。本来就处于优势的刘小光，一见他已“读秒”，更觉胜利在握，于是，在不让对手有喘息余地的心理下，一步紧似一步地下得飞快，岂不知这正好中了圈套。一方是经过周密准备而主动迎接“读秒”，另一方是放着时间不用而盲目求快，后果自然是可想而知，这局棋以刘小光败北而告终，这就是心理战的威力。
说起心理战，还有这样一个笑话。
黑龙江队的国际象棋名将李中健和其他省的一位也是很有名气的棋手，在全国比赛中对阵，棋弈至残局，李中健少兵少子已成必败的局面。正好有一个“长将”的机会，他使用“王后”一个劲儿地将“王”。对方心想，“只要你无法构成‘长将’，这局棋我就必胜”。于是，李中健“将”一着，对方就赶紧躲一步，希望尽快把“王”转移到够不着“将”的安全地带。这时，早已猜透对方心理的李中健，突然把“王后”放在对方的“王后”所控制的棋格里“叫将”。本来这等于是个自杀行动，对方的“王后”只要把他的“王后”一杀，这局棋就立刻结束了，可对方却像条件反射似的躲了一步“王”，期待已久的李中健立即反扑，把对方的“王后”“请”出了棋盘。那个棋手目瞪口呆，只得自认倒霉。李中健对我叙述此事时，我笑得前仰后合，心里暗暗佩服他工于心计。不过，对这种赢棋方法，我实在不敢恭维，虽说这是没有办法的办法，但棋下到这种程度，不如痛痛快快地认输，然后重整旗鼓，再干一场。如果把希望寄托在对方出大漏着上，即使赢了，也会有从人家怀里抢东西的感觉。
以上所说的心理战，多少还属棋艺的范畴，如果应用得当，确实作用不小，但这毕竟不是真正的技术，所以不要尽在这方面动脑筋。此外，有的棋手常常有意无意地使用一些完全不在棋艺之内的“心理战”，也就是所谓的“盘外招”。譬如，有的人在比赛时，明明想的是左下角的变化，可偏偏要把脑袋远远地伸到右上角，作出拼命思考右上部分棋变化的样子，企图给对方造成错觉。本来，要想不让对手发觉自己在想什么，以及从哪儿入手，是无可非议的，但是，非要用动作来扰乱对方的视线，就有些过份了。有的人在对方走出一着时，便会做出大吃一惊的神态或倒抽一口凉气，或鼻孔里“嗯”的一声。“究竟是怎么回事？是我走的好出乎他意料之外，还是下的太臭而让他吃惊呢？”对方就会这样的狐疑起来，于是他的目的也就达到了。还有的人，明明对面坐着的是势均力敌的对手，可偏偏摆出一付不把对方放在眼里的面孔，像比赛中举着水杯在赛场四处转，或者轮到对方落子时就站起身去看别人的棋。这样，对手只要介意到了，往往会生气上火，“臭招”自然就出来了……。
凡此种种表演，对棋艺的进步实无益处，经营此术，反而有害，还是改之为妙。回过头来说，使用“盘外招”的作法固然不可取，但因受“盘外招”的影响，而把棋输了的人，未免也太可悲了。你为什么总要去注意对方的举动和神情呢？如果把全部精力都贯注在棋盘之上，排除一切杂念，那么，对方的“盘外招” 再厉害不也是毫无作用吗？其实，在比赛时，总去观察对手的神情，希望能从中判断出形势好坏来，是最愚蠢不过的事。除非对方是一个初入棋道的新手，一般来说，有比赛经验的棋手，是不会把内心的感情在脸上表现出来的。高明的棋手，那怕局势已危急万分，也能表现得悠闲自在，毫无惊慌之容。相反，如果真的碰到对手在唉声叹气，你倒要加倍小心，也许他是在为你无法摆脱困境而唉声叹气呢。
我在比赛时，就从不去注意对手的举动和神情，形势如何，只看棋就够了。记得向雷溥华老师学棋时，他就反复向我强调：要有一个好的棋品，棋品不正，将来难成大器。他最欣赏“胜败不形于色”的棋手。每当我因赢棋而得意洋洋时，立刻就会遇到他那严厉目光的制止。因此，在他的严格要求下，我很早就能作到“胜败不形于色”，久而久之，也就成了一个善于掩饰对局心理的老手。对局中，有时会出现这种情况，我刚刚落子，突然发现走的是一招“臭棋”，将会遇到对方的严厉反击。在对手思考时，尽管我如坐针毡，紧张得像个听候判决的犯人，但脸上的表情仍能保持镇静。只可惜，我的耳朵常常给我“泄露天机”，这还是我偶然得知的。
有一次，比赛刚结束，一位低段棋手就来问我，中盘的某个阶段是不是形势不大好，我心里一惊，因为中盘战时，我确实出了一个非常不明显的破绽，如果对方抓住机会，很可能会取得优势，可对方并没有察觉，很快就被我补救过来。“这一刹那的微妙胜机，他怎么看得这么准？”我正在暗自称奇，他告诉我说，是因为当时看到我的耳朵红了一阵。我这才知道，形势不利时我耳朵就会红起来，早已成了国家围棋队公开的“秘密”了。尤其是我和日本高段棋手对局时，如果局势相当复杂，观战的队友们就干脆把我的耳朵是否红了，当作形势判断的一个根据。幸亏日本棋手还不知道，否则真还有点麻烦。
还有这样一些棋手，虽然平时对“盘外招”的技俩一清二楚，但事到临头仍会生气上火，不自觉地上当受骗。而且，他们很容易受外界因素的影响，如比赛环境不甚安静，围观的人多等等，都会让他们心烦，所以一出漏着便抱怨比赛条件不好。我认为这有两个原因：一是他们感应性强，二是缺乏涵养方面的锻炼。按说，日本的重大比赛的赛场条件是非常好的，能去现场观战的人极少，可有些身经百战的高段棋手，仍然感到有干扰，只不过他们大都能从容应付而已。感应性强似乎是天生的，也和人的性格、精神类型有关，因此这些棋手也不必为此苦恼，只要外界干扰不致影响自己棋艺的发挥，就不要去介意它，要学会克制。
我本人在对局中是不大为外界因素所影响的，因为一坐在棋桌旁，我便会进入一种“入静”状态。那时，除了想棋，无论周围发生了什么事情，都很难转移我的注意力。
然而，比赛时也有让我感到烦恼的事，那就是照相机的闪光灯，那种令人目眩的闪光使我很不舒服。如果赶上记者来拍电视就更糟了。照相机的闪光灯引起的不舒服，还只是一刹那的工夫，而拍电视的强光却照得时间很长，并且忽开忽关。灯打亮时，刺得眼睛睁不开，关灯时，又会使眼前一片黑暗，什么也看不见。记得1981年的第三届新体育杯的决赛，我就因为灯光的刺激，差点儿输了关键的第三局。
那次决赛安排在北京劳动人民文化宫的大殿内，挑战者是新锐曹大元。前两局我都赢了，如果第三局再胜便可宣告卫冕成功，因此，来访的新闻记者很多。对局一开始，劈里啪啦的闪光灯就弄得我很头痛，下到中局，电视台的记者突然又来拍电视，顿时灯光通明，我的汗也一下子就冒了出来，昏头昏脑地走了一连串的坏棋。最后好不容易才镇静下来，险胜过关。事后想起来还有点害怕，如果一旦输了形成二比一的局面，那么稳住了阵脚的曹大元，很可能会士气大振，结局就难说了。
在这里，我还想说一下棋手下棋的习惯问题。每个人下棋都有自己的习惯，这本来也没有什么，但是，如果这习惯使对手感到不愉快，就需要改一改了。比如，对局时的“打子” (把子用力拍在棋盘上)，用力拍比赛计时钟的按钮等等。
以前，正式比赛时有不许“打子”的规定，后来大概是受了日本棋手的影响，“打子”逐渐成了一种时髦的举动，不许打子的规定也就变得有名无实了。实际上，“打子”确实对别人有干扰。试想一下，在安静的赛场里，所有的对局者全都拼命地“打子”，所产生的噪音该有多么大。假如是在复杂的局面下，经过长时间的艰苦思考，终于下了决心，于是带着一种必胜的情绪，不由自主地“打子”，是可以理解的，但每一步棋“打子”就不好了。
有的人喜欢拍计时钟，尤其是走出了一步得意的招法，更是拍的来劲儿。这实在是个不好的习惯。第一，那“拍”的一声，动静着实不小；第二，比赛计时钟也经不起这种拍法。我常常看到计时钟被当场拍坏，而影响比赛的情景。出于爱护国家财产的角度， “拍钟”的习惯也应改掉。至于用手把棋盒里的子弄得哗哗乱响之类的作法，更是街头巷尾里，棋品不佳之人的恶习，专业棋手中绝对应杜绝。
我认为我国的棋手都应该注意培养良好的弈棋习惯，做到举止神态落落大方，胜败不形于色。这样才能和古雅的围棋相适合。围棋之所以被列为“琴、棋、书、画”四大艺术之一，就因为它是一种高雅的技艺。如果输了棋就怨天尤人，火冒三丈；赢了棋便得意洋洋，不可一世，和围棋这项艺术就大相径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