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近代围棋通史

三、大正、昭和时代

日本棋院的创立

大正八年（公元１９１９年），随着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结束，围棋界大联合的趋势也迅速高涨。本因坊家产生于德川幕府时代，方圆社也创始于明治十二年，它们都已经运行了相当多的年轮，但是由于它们没有群众基础，缺少民众的支持，命中注定要趋于没落，时常陷入财政危机之中，此刻已经到了必须设法打开局面的时候了。

这些狭隘的职业行会所必要的条件第一是金钱，第二就是所谓有权力的绅士显贵为后盾，再有就是作用日益增大的舆论界的支持。

为了新的联合而奔走于权贵之间的是以时事新报为后台的晃南矢野由次郎和官僚政界的议员大绳久雄二人。在大绳久雄的发起下成立了“日本围棋协会”。协会以名人本因坊秀哉为首，再加上方圆社的中川龟三郎，广濑平次郎和雁金准一等人。在年轻棋手里面有世人瞩目的铃木为次郎、濑越宪作、小岸壮二等人。以上这些人都是东京的棋手，他们成为协会的中心人物。在关西方面有阿部龟次郎、井上因硕、田村嘉平、久保松胜喜代、木村广造。另外从中京名古屋到古老稻垣日省也有很多人参加。协会参加的人数之多、地区之广使协会的成立成为日本围棋界空前的大联合。赞助成立协会的显贵人数据说多达一百五十余人，其中我们可以看到当时的宫内大臣牧野伸显、犬养毅、池田成彬、大仓喜七郎和关西的谷口传藏等人的名字。

时为大正十一年（公元１９２２年）。方圆社社长广濑平次郎乘大联合的东风将方圆社迁入东京站前当时最新式的圆楼里。当时他筹集了一万六千元钱，而他最初的计划是募金十五万元，一万六千元只不过是达到目标的十分之一。后来历史曾围绕着这一万六千元变化，“坊门圆社”统一成立了“中央棋院”继而又再分裂，其中经过了若干曲折。不久发生了大正十二年的关东大地震，一下子把围棋界内部的矛盾和紧张的气氛震飞了，而在那个废墟上诞生的是将围棋界溶为一个整体的“日本棋院”。

日本棋院大联合的前夜

独断专行的方圆社社长广濑平次郎七段得病后残废了。在此以前，岩佐、铃木、濑越等人都已先后离去，自村濑秀甫以来为自己已有五十多年历史传统而骄傲的方圆社如今失去了往日的荣耀徒剩虚名了。

还有一位守孤垒的人，这就是广濑的弟子加藤信。他的处境迫使他必须设法打开局面。幸亏他手头还有师父广濑进驻圆楼时筹集的一万数千元钱，于是他以此为诱饵夜晚时分悄悄地访问了本因坊秀哉。在秀哉的往处，关于本因坊、方圆社联合为一、共驻圆楼的协商在急速进行。

加藤对秀哉明确表示，“广濑社长筹集的钱全部用于经营中央棋院“。但是，后来正是由于这笔钱又再度分裂。中央棋院成立半年后解散。

方圆社的圆楼在两派共驻的同时改为坊门圆社合并的中央棋院，他们的费用是广濑社长筹集的一万多元钱，不过还留下了五千元由加藤信当会计把持着。

这就是中央棋院的财政情况。但是，中央棋院只是登上了新楼却没有什么切实可行的行动计划，他们只是以圆搂中央会馆为招牌觊觎后援者的腰包。无论在什么样的时代象这样单是依靠他人施舍也都是行不通的。从中央棋院成立之日起就开始出现赤字，最初加藤信虽说有些勉强总还是掏些钱出来，一旦前途的曙光消失了，中央棋院的命运也就决定了，终于加藤信对棋手们一分钱都不掏了。

“钱断情也断”，本因坊和方圆社在中央棋院内部形成了针锋相对的局面。加藤向本因坊提出条件：旧方圆社的钱归方圆社所有；由于发行中的棋院新报是过去方圆社发行的围棋新报，所以它的发行权、营业权等均应交给方圆社。这样一来，局面就更加不可收拾了。接着方圆社又抢先摘下了中央棋院的牌子，换之以方圆社的牌子。这事发生在大正十二年四月六日。

对方圆社的政变，本因坊派个个愤恨不已。总帅秀哉在金钱的问题上也曾遭到过种种非议，但此时他把自己的住宅做抵压借来了钱，当然总帅是不会亲自去办这件事情的，负责处理此事的是他的得意门生小岸壮二和老将林德藏四段等谋士们。

当时号称年轻棋手双璧的小野田千代次郎与女棋手喜多文子二人脱离了方圆社，同小岸壮二一起加入本因坊系。方圆社仍沿袭旧名，而坊门仍用中央棋院的名称并把办公地点迁至日本桥川濑石町。

举起“裨圣会”大旗

让我们稍微追溯一下。围棋界的独裁者广濑社长听不进别人的意见，独断专行，使方圆社的同事们内心很不愉快。广濑筹集进驻圆楼的基金不随心，失望之中一病不起。方圆社的巨头雁金、岩佐、高部、铃木、濑越等人看准这个大好时机，结伙离开了方圆社成立起一个新组织－裨圣会。“裨”者，副也，“裨圣”者，仅次于圣所之谓也。据说这是木堂犬养毅命名的。

“裨圣会”标志着围棋界青年一代的崛起，活动搞得热火朝天。观其宣言，“务须打破围棋界传统之陋习，更新组织，顺应新时代潮流”，真可谓豪言壮语，朝气蓬勃。可是不知道什么时候他们忘记了关键的、曾促使棋界发生新转机的大联合的旗号。时为大正十一年十一月。

值得我们注意的是，“裨圣会”造了围棋界旧权威们的反，进行了划时代性的变革。

首先是他们抛弃了过去限制围棋界一切活动的段位制度，制定了互先的新的锦标赛制度。

围棋的互先总有人执黑子或执白子，很显然执黑子有利。围棋原本就是一种在对局者之间存在着不平等条件的游戏，但对锦标赛来讲这一点就太不合适了。因此，“裨圣会”一开始就为了消灭互先棋黑白方之间的不平等条件而规定了互先贴用四目半的制度。今天的新闻比赛都是采用短期锦标赛，实行贴目制度是自然的，但在当时这可是一件新鲜事。

“裨圣会”采用的这个革新性的制度，不能不对传统的本因坊、方圆社产生巨大的影响。方圆社社长广濑卧病不起，中坚棋手一走而光，要想恢复昔日光景已是不可能的了。本因坊系仍是以名人秀哉的权威为中心活动着。因此，无视段位的新制度就成了对这个权威社会的破坏性挑战，在前面提到的本因坊，方圆社相互提携共同成立中央棋院的经历，在某种意义上说是在同“裨圣会”这个新兴势力的对抗中产生的。

棋手与对局

名人本因坊秀哉对雁金准一之战赌的是本因坊家的继承权，为此围棋迷们一直热切地盼望着他们的对局，结果就技术而言秀哉一时得计射杀了中原之鹿。

秀哉在袭名本因坊以前的实际战绩是让雁金一先，总成绩是领先二局。由于前面的理由围棋爱好者们一直盼望着他们那种高水平的比赛。虽然如此，他们的愿望还是经过了十五年之久才得以实现，真是令人惊奇。就时代的权威本因坊秀哉方面而论，他在其他比赛上的成绩也大致如此，他与方圆社的铃木下棋，对方长先，结果落后二局。他对濑越从让三子开始连战连败，最后让先也败了一局。不过，秀哉与他人比赛可能不象他对雁金战那样高度重视吧。

在旧幕府时代，名人棋所就是将军的指导教师的名称，他还要负责向幕府提出参加“御城棋”时的人选和程序。名人棋所并不进行一般的对局，这个规矩一直延续到明治时代，它意味着成了大家便可以躺在权威的名誉上睡大觉，而且在那种权威的社会里还可以得到种种特权。

从明治三十七、八年的日俄战争以后到明治四十年，在名人秀哉的时代，报纸举办的棋赛津贴为一局二十五元，具体分配办法是：棋局讲评七元，杂费三元，剩下的十五元对局者平分。规定这些钱要由评棋者交给棋手本人。

谁都知道，评棋者拿的确实是本事钱，而不是随便什么人都能评讲得了的，评棋须指靠当时首屈一指的人物。可是一盘棋有时一天下不完第二天还得接着下，有的对局时间竟长达一个星期之多，然而这些拼生计付出大量心血的棋手却和终局后再从头评论一下的人拿一样多的钱，怎么说这也是不合适的。这个讲棋津贴只不过是反映了大家特权的一个方面，通过这样一个侧面我们应该看到在物质与精神方面权威已经权力化了。

“权威必须保持”，正是由于这个原因，秀哉继承本因坊之后对雁金之战经过了十五个春秋才开始拉开惟幕。

在他们以往的战绩表上，秀哉领先二局，明显地处于优势。终于在德川公爵、细川侯爵等人的支持下，二人的比赛开始了。从大正九年（１９２０年）到大正十年（１９２１年）共下二局，结果是平分秋色。

秀哉对铃木之战，直到日本棋院成立后秀哉去世竟一局都没有实现。秀哉对濑越之战，是在日本棋院成立以后旧的大家特权在某种程度上被否定的情况下，用一定的格式进行比赛的。濑越执黑不分胜负，下二子棋是和棋。应该说名人秀哉保住了面子。

三派鼎立时代

大正十二年（１９２３年）五月初，本因坊秀哉手下的本因坊派被旧方圆社派的岩佐硅、加藤信等人从圆楼里驱逐出来以后，搬到了日本桥川濑石町。于是，日本围棋界从明治初期就存在的本因坊和方圆社的对立又加进了新成立的“裨圣会”这一派力量，成为三派鼎立的时代。

在这一阶段中曾以本因坊、方圆社联合的名义计划实现整个日本围棋界大联合的中央棋院，已经变为本因坊一家的牙城了。

三派的人员组成是：

    中央棋院
    名人本因坊秀哉
    五段宫阪家二
    五段小岸壮二
    五段喜多文子
    五段小野田千代太郎
    四段福田正义
    四段林德藏
    四段林有太郎

机关杂志《棋院新报》的编辑由广月绝轩担任。

    方圆社
    八段中川龟三郎
    六段岩佐位
    五段加藤信
    五段古泽道三
    四段小林健太郎
    四段岩本薰

    裨圣会
    六段雁金准一
    六段高部道平
    六段铃木为次郎
    六段濑越宪作

以上是三派的主要阵容。

时代正处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世界性不景气之中，日本也正在整顿“泡沫公司”（指刚成立就倒台的短命公司─译注），整个社会处于经济恐慌之中。在这样的时代里，围棋的分裂活动不会有什么好结果。特别要提到的是，在这个转变时期旧权威的特权地位在不知不觉地滑落下去，他们的家业也开始动摇了。不管这期间有多少迂回曲折，这一切都应该看做是时代的思潮在围棋界的反映。关东大地震这件突然事件，将围棋界的沉闷空气一震而光。

失去了所有基础的日本围棋界啊，你何去何从？三派岂止是在乌云低垂下不辨前程，就连一天如何度过都成问题，他们在混乱当中盲目行动着。就在这时，时代思潮的巨大浪潮席卷而来，拉开了一直悬而未决的围棋界大联合的帷幕。

师徒关系

日本棋院成立了，它从大正末期到昭和发挥了巨大的作用。新兴的日本棋院接受了自由主义的时代思潮，要否定旧大家的特权，这在日本棋院成立宗旨书中有明确的记载。自德川时代的本因坊、井上、安井、林四家角逐以来以师家为中心的基本常规，随着自由主义的日本棋院的发展而逐渐瓦解，换言之，就是把年轻一代从师家及弟子这种行会组织的桎梏中解放出来。围棋界也不能不遵循历史发展的法则。

下面介绍一下当时的师徒关系。

名人本因坊秀哉
宫坂宋二小岸壮二福田正义村岛义胜

七段广濑平次郎
加藤信岩本薰

六段铃木为次郎
木谷实关山利一

六段濑越宪作
井上一郎桥本宇太郎

从以上这些弟子的实力来看，他们是日本围棋界的中坚力量。此外还有中川八段、岩佐六段等人也都拥有自己的弟子，与其他门派相抗衡。

在门派界限如此森严的领域内，弟子要和其他派系的棋手下棋是根本不可能的，除非是有报社或某些赞助者的特别支持和要求。围棋界从整体上讲缺乏时代的进步性，它不参加社会生产，在各个方面都有着一种被时代抛弃之感，但它还是依然受着儒家道德思想的支配“不越雷池一步”，对师长的批评是大遭禁忌的。下面举几个例子：

    其一，本因坊秀哉开除了本因坊秀荣的徒野泽竹朝。
    其二，本因坊的门生井上孝平五段也遭秀哉开除。
    其三，为争大阪的井上家的继承权，惠下四荣芳即后来的井上因硕也被井上家未亡人开除。

开除野泽竹朝的理由是，他发行杂志《围棋评论》，在“评之评”栏里严厉批判了本因坊秀哉、中川龟三郎，岩佐哇等权威的对局讲评，还在这个杂志的“棋界月旦”栏里攻击了这一伙大家权威。为此，秀哉给野泽竹朝写了最后通碟式的信。

“野泽竹朝先生：
近日发表“评之评”及“棋界月旦”的杂志《范棋评论》，乃是你作为吾门弟子对京家之大不慎言行，
望从速改梭。吾谨以此情谊告戒于你。

　　　　　　　　　　　　　　　　　　　　　　　　　　　本因坊秀哉
　　　　　　　　　　　　　　　　　　　　　　　　　大正六年十二月五日”

野泽竹朝当然不会听从这种警告，于是他又接到了开除令。

“野泽竹朝先生：
前番送去对你评棋的警告，至今未获任何答复。作为吾门棋人之行为不可饶恕，特此除名。

　　　　　　　　　　　　　　　　　　　　　此告

　　　　　　　　　　　　　　　　　　　　　　　　　　　本因坊秀哉　　　　　　　　　　　　　　　　　　　　　　　　　　大正七年十二月十六日”

这里提到的“评之评”是野泽竹朝反复慎重的研究之后发表的，它不仅仅是对围棋爱好者，对于专业棋手们来说也是有很大参考价值的。

本书正文中收入了濑越宪作和小岸壮二的对局，讲解是以野泽竹朝的研究为基础，同时也加进了笔者的若干意见。读者可从字里行间看出野泽“评”的意志毫无变更，而且他对那一局棋的评论也表现出了坚持真理的认真态度。象他那样的人竟被开除并处之以旧时代的“全村制裁”，真是不可思议。“评之评”最初是登载在矢野由次郎主办的杂志《围棋参考》上的，因迫于本因坊秀哉的压力而中止，后来在《围棋评论》上连载。

井上孝平的除名是由于他随便地登载棋局的原因。

“开除”这种旧时代的私刑之所以横行，是因为还残留着做为头目权力的特权之威。尤其象刚才提到的对野泽的警告那样，对宗家讲出自己的看法却被认为是“大不慎”，实在令人惊惑。

到了大正年代，“开除”这种名誉上的处罚对于被开除者也许不是会招致威胁到生活的大问题，只是在后来联合成立日本棋院的时候，不要说野泽了，就是井上孝平也因曾被开除过而未能加入，从而受到了实际损害。

段位制度

师徒关系这种羁绊导致权威化，形成特权，而只是把这种现象解释为儒家道德是不够的，维持这种权威化的乃是段位制度。毫无疑问，段位的最初目的是明确地表示各人的实力，可是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段位转化为一个人的身份了。

段位的标准当然要根据各个棋手的对局成绩，可是在决定的时候则必须由师家提议或协商，而且还必须是本因坊家和方圆社这样的特权大家才行。棋手们的收入、名誉以及其他的一切统统都是由段位来决定，因此师家头领们便掌握了各棋手的生杀大权。这个制度在日本棋院也被原封不动地继承了下来，那些高段头领们的特权用“日本棋院审查会”的名义保留了下来。在这一点上，其他技艺领域里的头领也和围棋界的师家一样把资格证书做为一大财源，而这种做法是否正确实在值得好好考虑。

按道理讲，段级的确定是根据各人的对局成绩，不应该以权威的名义从上面授与。为什么呢？以围棋界为例，在日本全国已有数百万之众的围棋爱好者的情况下，要把这么多人一个个地确定段级，仅靠一两个权威头领怎么能办得了呢？这完全是不可能办到的。那么，段级应如何确定呢？首先，只能以围棋团体之间的比赛成绩来决定。在现阶段，如果说日本棋院这个组织被公认为围棋界总管的话，它的作用就应该是把围棋爱好者组织起来并使各团体之间建立横向的联系。也就是说，如果段级也是按照民主方式来确定的话，那么今天就不会出现所谓段位膨胀这类麻烦事了。那样做或许还会有一些不均衡的现象，但是决不会象现在这样所得段位与该段位的实力之差竟有五六子之多。尤其是以日本棋院和关西棋院的名义收取大批金额出售段位证书，更加助长了段位膨胀的倾向。

现在没有篇幅深入地谈这个问题，但在围棋界聚散离合的背后常常是缠绕着段位证书的发行问题，过去，从本因坊和方圆社的不睦到关西的井上家继承问题的纠纷，进而到日本棋院、关西棋院的分裂等等，这一切的争斗都是围绕着不劳而获的段位证书费的问题，而为达此目的一门中就需要有一个权威。正如前面所叙述的，将段位制度称之为权威和头领社会的特征是非常恰如其分的。现在的围棋界和段位证书费的问题毕竟是欺骗群众的，然而正由于段位证书费是专业围棋界赖以生存的基础，所以这个问题又是决非一朝一夕所能改变的。

日本棋院的成立

日本棋院成立前夜的三派当中只有方圆社由于加藤信牢牢地掌握着财政才在经济上勉强维持下来，但论到实力，中坚力量只有加藤信一个人。众人瞩目的小野田倒向了中央棋院，能寄予希望的只有加藤的侄子岩本一个人，可是他才二十岁左右，段位也只有四段，无力对抗中央棋院和裨圣会。比较起来方圆社的景况还算好的呢。裨圣会陶醉于刚成立时的红火，并无实实在在的积蓄，迟早要想办法另辟新路。中央会馆方面虽然在与方圆社分裂时抵押了本因坊秀哉的房产换到了一些钱，此时在经济上也濒临绝境了，这是因为他们全部热衷于盘上之争而缺乏所谓的治世之才。

就在日本围棋界处于如此沉滞的时候又遇到了大正十二年九月的关东大地震的灾祸，三派再也无力支撑下去而告崩溃。在这种情况下，中央会馆和裨圣会的谋士们导演了棋界大同团结这样的一出喜剧，二者经过协商之后向方圆社发出呼吁，但方圆社加藤信在先前中央棋院入伙时尝够了苦头，因此冷淡地拒绝了。于是中央会馆和裨圣会又拿出绝招，宣布“如果方圆社不赞成联合，今后将拒绝与方圆社进行新闻比赛（报界资助的比赛─译注）”。

在棋手们的生活越来越依靠新闻比赛津贴的时候，手头拮据的方圆社终于只好就范。不过，这个大联合并非有什么崇高的理想，而是出于克服三派的经济危机这种目光短浅的考虑，因此这个大联合能否实现归根结蒂还要看别人是否出钱。

碰巧这时财阀的公子大仓喜七郎出头了，他真如同围棋界的救世主一般。

大正十三年（公元１９２４年）四月，大地震过后半年有余，在外国宾客和朝野显贵集聚的东京日比谷的帝国饭店，突然出现了许多穿着带有家徽和服的人，他们的衣着与帝国饭店的格调很不相称，因而引起了大家的注意。这是围棋界大联合的开场，这些人是应大仓喜七郎的邀请前来赴会的棋手们。

全国协商会的纪念照片使知情人有异样之感，前排正中并肩坐着本因坊秀哉和大仓喜七郎理所当然，而濑越宪作却也悠然自得地坐在前排，相反他的前辈高部道平和同辈的铃木为次郎等人却站在了后排。在围棋界这样保守的社会里对顺次问题是很讲究的，即使是现在也还是分什么上坐和下坐。这张照片的次序排列明显地不对头。

大仓喜三郎特别喜爱的是濑越和坊门的小岸壮二。小岸也许是因为成立中央会馆时过于劳累而得病身亡了，现在只剩下濑越一人尽受君侧之宠。这张照片就是明显的证明。

不久，也就是日本棋院成立的同时，雁金、高部、铃木、小野田四人再度分裂出去，挂起了“棋正社”的招牌。自裨圣会以来一直与他们步调一致的濑越，却一个人留在了日本棋院。联合纪念像的不谐调之感决非出于偶然。

日本棋院的宗旨书里按照惯例以政界、财界的大人物为主要倡导者，棋手名单也差不多网罗进了日本的全部棋手。让我们举一两段在日本棋院成立时宗旨书中值得注目的条文：

1.成立棋院的目的是“从来棋家一心从技，专心而无他顾始得其中深奥。因之，为使此道进步发达，首先援助有为之棋手使其断后顾之忧，安心以尽天职。”
2.“战后人心动摇，更加旷古震灾之巨创，人心不安。值此之际，应超越万物，寻求精神安慰与和平于围棋之中。保护、奖励此道乃为现代社会事业之一助。”

根据以上的话可以推知日本棋院的基本性质。首先，日本棋院成立是社会一般认为的那样，不是“棋手的组织”，而是援助棋手生活的团体。不论此事是好与坏，这与德川时代幕府和大名供给棋手们“扶持米”没有半点差别。

宗旨书中臆断地规定：要使围棋兴盛，则生活费由别人供给，棋手们只需把注意力集中在棋盘上棋艺就能够提高。然而象这样脱离了生活，任何事情也不会得到发展和进步。以上的基本思想一点也没有脱离二千年前的儒家精神。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人心浮动，社会不稳定是实际情况，就是说做为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结果，日本有了西方的个性解放意识。在日本社会里，无政府主义者、社会民主体系、国家社会主义等各种势力急剧增加；战后“泡沫公司”接踵倒闭，一般购买力衰减，由这些原因产生的社会不安不如说是社会混乱。不景气也席卷到了农村。据当时统计日本农村的负债高达六十亿元，从而成为巨大的社会问题。这些问题引起社会的巨大反响，日本共产党成立了，政友会的独裁者王原敬被刺也是在大正九、十年间，当时的上层社会确实是惶惶不可终日。对于这种由于人民生活不安而引起的社会现象，围棋界竟要以“下棋” 这种方法消灭之，简直可笑之极。这都是权势者们的逻辑，而决非是人民群众的生活逻辑。

在这里不能详细地对棋院的成立加以评论，“窥一斑以见全豹”，我们只要瞥一眼《成立宗旨书》的前言就足矣了。本人刚才讲了，棋手们脱离了生活围棋就不可能得到发展。对于财政界的大人物要解除棋手们的后顾之忧这番善意暂作别论，这些人物怎么能使棋手们的技艺提高呢。他们只会浏览一下棋手们的战绩表，对胜局多的人说，“近来你本领大了，可爱的家伙，你会拿到奖品的”真是一步也离不开封建君主的土壤。对这类“神渝”欢呼雀跃的棋手们，再加上那些扶持棋手、发展棋道立志于消除社会不安的当时的大人物们，如果从广大围棋爱好者的角度来看待这些问题，那么所有这一切都是很有限的了。

以上论叙了日本棋院这个到现在已有半个世纪之久的组织成立时的宗旨以及棋手们的基本思想，这种思想最终使他们离开了广大围棋爱好者的利益。虽然如此，日本棋院的成立对我们还是有功绩的。

常规比赛制度

“向来高段者对局年仅一二盘，且费时数十日，更收高额费用，此虽体现对局之严肃，然实则反现代思想，与理想不相容之甚。”

这里否定了所谓高段大家的特权，创造了日本棋院常规比赛制度，解放了围棋界，给群众以很大影响。于是，在师徒制度的制约中一直难以伸展的木谷、桥本、村岛、前田等初二段级棋手快速地成长起来。停滞已久的专业围棋界注入了新鲜的空气，解放的情绪掀起了普遍的围棋热，加速了围棋界的繁荣昌盛。

段级授与

“近来动辄乱授段级致棋客品位下降。今不遏止，之后必乱杂。”

段位证书是各师家的生活基础，当时由于胡乱发放已经成为很大的弊病。日本棋院当初曾要改正这个问题，可是在时隔半个世纪后的今天他自己反而重蹈复辙。现在的棋院乱发段位证书的情况实在使人看不下去，这是何等的历史讽刺啊！

关西棋坛

联合协商会是日本棋院成立的开端。出席此会的除了东都的三派之外还有许多关西的棋手，象老将田村六段、木村五段、久保松五段和光原五段等高段阵容来了不说，连京都的大御所格、旧本因坊系统的吉田操子四段等人也出席了。

不过，有一个人声名显赫却没有参加协商会，此人就是旧幕府以来的名家井上因硕。关于他为什么没有参加，乐石生在大正十四年（１９２６年）一月号的《棋道》中写道：“原因不详”。除了井上因硕与田村六段有个人私怨之外，还因为田村最终要把可以说是井上宗家的唯一经济来源的证书授与权卖给日本棋院。而且面对人材济济的东部围棋界，困守大阪孤垒的井上或许考虑到“即使参加所得也少吧”。或许井上还有“宁为鸡首不为牛后”的想法。

段位制度崩溃

首先岩佐、铃木、濑越被推荐升段，以开段大比赛为中心的段位制已经开始变得靠不住了。概而言之，日本棋院以前的时代是“一段差半子”，初段对九段之差为四子，而日本棋院成立以后立刻将其缩减为三子。上下差的缩小对低段者有利，但遗憾的是当初并没有果断地下决心将其分为两个或三个等级。

九段制段位的矛盾持续到昭和十四年（公元１９３９年），随着无视段位差的“本因坊战”的开始而名存实亡。这并非是人们不留恋有三百年传统的段位制，但及至时代的浪潮把地方报纸也卷进去举行本因坊战那样的短期锦标赛，这至少在实质上消灭了专业棋手们的段位。然而，在本来由当时社会上层的达官贵人发起、出资而成立的日本棋院里，内在的保守性还占支配地位，因此这个段位的实质即使是消灭了，其内部的供给关系一切都还是沿袭段位制那一套。棋院成立时给棋手们的薪金是：初段十元，二段二十元，三段三十元，……。这种按段位比例给钱的时代错误一直畅通无阻延续到很久以后，它直接反映了专业围棋界以及日本棋院本身的性质。

院杜对抗赛

日本棋院的筹备事务所原来设置在中入船河原町，大正十四年（公元1925年）搬至银座。翌年即大正十五年在赤坂溜池的一角，堂而皇之的日本棋院建成了，它声名赫赫，威镇海内。

棋正社参加了棋院创立时的联合会议，但是在棋院成立的同时又与它分道扬镳了，此时当然没有力量同棋院抗衡了。

在这种情况下，棋正社的高部等人通过读卖新闻社社长正力松太郎导演了一场戏，这就是院、社对抗赛。

第一阵是日本棋院总帅、名人本因坊秀哉对棋正社的雁金准一。这一仗真酷似战国时代北越勇将谦信同甲斐源氏的后裔、足智多谋的信玄在信州中岛相遇时的一场恶仗。

秀哉和雁金的对局把围棋界早已存在的种种纠葛交织在一起，也是棋迷们渴望己久的比赛，因此战前的气氛空前活跃。

这场决战以名人本因坊秀哉的压倒性胜利而告终，从而也揭开了院、社对抗的序幕。对抗赛继续进行，很明显，在日本棋院自由主义基调的影响下，从大家特权框桔中解放出来的青年一代木谷、桥本（当时四段）为日本棋院方面赢得了绝对优势。

时代已经完全转向二十多岁的年青一代。昭和三年（公元１９２８年）中华的麒麟儿吴清源来到了日本，时年１５岁。他和屹立于一方的木谷实开创了后来的木谷、吴清源时代。

吴清源来日

“中国出现了神童！”此事在日本棋院一带渐渐地广为流传。据说吴清源在十岁时从卧病在床的父亲那里学会了下围棋，一年就达到了初段的水平，进步很快。

他在十三岁时偶然和到中国旅游来的井上孝平对局，受二子战成平局；十四岁时受二子胜井上孝平五段，又执黑一胜一负，具备了专业三段的水平。好象要证实一下情况似的，十五岁那年他与到北京的桥本宇太郎四段对局，以定先连下二城。

就在吴清源十五岁这年，他离开了天津码头，踏上了日本的土地。也许是因为吴清源的战绩得自中国而非日本，所以日本的年轻棋手们并没有将此事特别放在心上。但是吴清源来到日本后立刻就显露出头角，以黑先逼迫据称是当时第一强手的筱原四段中盘认输，对名人本因坊秀哉也在三子棋、二子棋时斩将夺关连下两城。不仅如此，吴清源以后的战绩几乎保持不败，充实显示出了他的雄厚实力。

本因坊道知十五岁时就向宝永年间的老将安井仙角挑战，现在我们看到了吴清源少年时的战绩就称他为道知以来的天才也不过分吧。

“新布局”时代

本书正文也是以新布局时代的代表性对局结束的，因此围棋通史也姑且搁笔在木谷、吴清源的新布局时代。如果要写到现在的林海峰、石田芳夫，则需要另写一本书了。

回过头来再讲引人注目的“新布局”。一九三四年秋季举行的围棋大赛中，木谷与吴清源这两位集时代众望于自身的天才少年，以前无古人的革命性手法参加了比赛，并且夺得了第一名、第二名，从而轰动了整个围棋界。

“新布局”无愧于使用“革命的”这个词，它以否定过去传统形式的新鲜之感征服了棋迷们的心，掀起了空前的围棋热。

新旧两种手法的对比

旧手法体系的基础可以远溯至德川时代初期本因坊一世算砂及其弟子中村道硕的时代。但这并不是说只是到算砂、道硕时代才具备了这种形式，遗憾的是在那以前虽有传说却并无重要的对局谱留传下来，所以现在难以准确地推断了。不过，对算砂以前的棋我们可以零散见到一些古谱，如镰仓时代的和尚日莲和日朗的对局谱、战国时代武田信玄和高坂弹正的对局以及真田昌幸和伊豆守信幸的对局等。令人不可思议的是，真田父子的对局是在永禄四年（公元1562年），而算砂和利贤的对局是在天正年间（公元1573-1592年）织田信长的“本能寺之变”的前夜，其间最多相隔十几年，但是二者下棋的手法却有天壤之别，而这种差别又非仅用“技巧之差”等词句所能解释的。如果牵强解释的话，那只能说战国时代东国武士阶层流行的围棋和当时的文化中心京都算砂、利贤、道硕等人下的棋不是一个路子，它是由另外的途径传来的。

算砂以后，与中村道硕相抗争的安井家之祖安井算哲是东国武士出身，但他和真田父子等人的风格又有千里之差。一言以蔽之，在棋界被称做“安井流”的是所谓的力棋，是属于真田父子或信玄、高坂弹正之棋的亚流，算哲和道硕的棋则与之相反，是注重布局均衡的近代棋风。如此看来，二者不同是，很明显的。在算砂、道硕、本因坊四世棋圣秀策对安井算哲、算知的角逐时代，最终各流派都不得不屈服于本因坊流的棋力之下，尔后经过德川百年之久才演变成今日的手法。因此与其解释说近代围棋形成于算砂、道硕时代，不如说在算砂时代流行于京都僧侣之间的就是近代围棋更正确些。这个问题本书就不准备多谈了。

简而言之，算哲以来的形式是以形成角、边之“地”为主流的，这也是因为边、角的定式形式易于设定的缘故，因此在这个领域中即使有某些局部性的改革在本质上却并没有什么改变。另外由于日本处于封建时代，所以形式的过分权威化也是自然而然的事情，所谓改变先哲的行迹也就成为严格的禁区。

也就是由于这个原因，早在宽文时代（公元１６６１－１６７３年）道策的弟子秋山仙朴写了一卷《新撰棋经》，要把道策的思想传之于后世，由于师家道知的控告，幕府没收了刻好的木版并对其处以“闭门反省”的惩处。到了明治时代这些旧俗也并未消灭，奇才野泽竹朝和井上孝平被本因坊家开除并处之以“全村惩罚”。这就说明，一切脱离了先哲教义的行为全被视为异端，也就有了被围棋界开除的危险。但是，形式主义即使在围棋界也毕竟是不正确的，因为围棋技艺本身并不是以一种固定的形式就能简单规定下来的。

冲破旧框框的正是木谷、吴清源的新布局。那么，为什么木谷、吴二人能进行这种思潮性的变革呢？因为日本棋院的成立否定了我们也可以它的局部偏狭性而加以否定。

“新布局”这种清新的构想，也是受当时德国的全体主义思潮的刺激而产生的。无论如何，对于旧手法“不先背好定式就下不成好棋”的说法，新手法的倡导者们则高声疾呼“忘掉定式吧”，于是对那万般定式正腻烦得要命的广大围棋爱好者们便翕然倒向了“新布局法”。

正文中收入了新旧两法对峙的代表局，那就是二十岁的吴清源勇敢地以新布局的革命手法向维护法城的名人本因坊秀哉发动的进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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