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期中日围棋交流（一）

    中日两国棋手间的友谊源远流长，但真正具有相当规模和录存大量棋谱的
交流，则始于我国围棋相当落后的清朝末年。在此后的七十余年，为了缩短由
历史造成的中日围棋水平的巨大差距，探索和引进先进的围棋技术，我国棋手
曾作出长期的不懈努力。我想，只有纵观中日围棋交流的历史过程，给予围棋
界前辈棋手以恰当的评价，才能深刻体会今日逐渐展开的“中日围棋对抗时代”
是怎样的来之不易。

    中日两国是一衣带水的邻邦，早在南北朝时，围棋衣传入日本，并在那里
发展起来。相传在日本派往中国的遣唐使随员中，衣有伴小胜雄、伴须贺雄等
知名棋手。约在公元701 年，日本僧人辩正入唐，因擅长围棋，被尚未登基的
李隆基（即唐玄宗）屡次召见。日本吉备真备留学唐朝19年，传说他曾与唐朝
围棋名手玄东对局。后来日本镰仓时期（约13世纪初）画家便据此绘制了《吉
备公入唐图》。此图与日本奈良正仓院古棋盘（相传为8 世纪时日本圣武天皇
之遗物）同为日本之国宝，曾被许多围棋书刊、辞典引用转载。至晚唐宣宗时
（约9 世纪中期），又有我国棋待诏顾师言以三十三着“镇神头”击败“日本
国王子”的记载。这类轶闻，虽难以确证，但就唐代中日文化艺术频繁交流的
情况来分析，当时两国棋手相互切磋棋艺的机缘，应该是不少的。

    明朝弘治年间（1488--1505），日本京都建仁寺僧人虚中前来我国杭州定
居。虚中之棋艺，在当时颇负盛誉，他著有《决胜图》二卷，可惜很早便已散
失。到明嘉靖三年（1524）文士林应龙编了一部《适情录》，自称其中有 384
图是根据虚中《决胜图》演绎而来成的。其实，林应龙不过是个水平很低的“
五品”（即国手让三、四子）棋手，《适情录》中的384 图，内容驳杂，亦不
甚高妙。因此，他的著作是否忠实反映虚中的棋艺，抑或出于假托，现已很难
判断。但由《适情录》一书，亦可证明500 年前的日本棋手，衣具有可观的实
力和名望。

    约17世纪初期，日本刊印了我国元代围棋名著《玄玄棋经》。《玄玄棋经》
中的死活题构思精巧，具有实用价值。当时日本棋手正是通过这些死活问题推
断中国棋手的水平肯定不弱。他们还从琉球棋手处间接了解到中国棋界的一些
情况。可是，当时日本正处于幕府当政推行闭关政策的专制时代，棋界人士没
有也不敢主动提出与中国高手作正式较量的建议。围棋竞赛必有胜负，胜固欣
然，但万一败北，便会挫伤幕府之威信，后果不堪设想。日本近代棋史家认为，
这可能是双方棋界数百年不公开交往的原因之一。

    至19世纪中期，被誉为日本棋界”古今屈指可数的英杰“的十一世井上因
硕（即幻庵因硕）与本因坊家争夺棋界霸权失败后，他从长崎商人处听说中国
国手周小松棋艺高超，不禁跃跃欲试，一则想以棋会友，二则想借鉴围棋故乡
的技艺，以谋另创事业。因此，幻庵因硕不顾当时幕府严禁船舶出口的锁港政
策，率弟子三上豪山秘密架舟来华，不料被陡起的海上风暴所阻，只得折返。
这样，中日围棋交流又推迟了50多年。

    围棋在旧中国虽有“四大艺术”之一的美称，其实并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
民间棋手的经济收入长期处于不稳定状态中。棋手除了弈指导棋、传授弟子外，
收入主要依靠观棋者（大部分是显宦、富商和上层文人）的“帮彩”和“赌彩”
（由此逐渐形成了中国棋手独特的胜负观）。在清初“升平盛世”时期，棋手
生活尚较稳定，棋风较盛，名手辈出。可是到了动荡岁月，围棋界便不可避免
地受到冲击。我国围棋大抵在乾隆后期由盛转衰，至鸦片战争后，更是每况愈
下，后继乏人。1891年秋，我国封建时代最后一名国手周小松去世，棋界只剩
下二、三流棋手，显得凋敝不堪。然而在棋界人士的心目中，却依然抱定围棋
创自中华，“瘦死的骆驼比马大”，以为国外的围棋水平总不能与中国相比。
晚清时期，虽也有少量日本和琉球的围棋古谱传入，但并没有人去作深入的研
究，这些棋谱只是满足了部分藏书家的藏书癖好，被束之高阁而已。

    反观日本围棋界的情况，却大不相同。早在16世纪末期，丰臣秀吉任关白
（相当于宰相）时，已开始茨棋手俸禄。到了德川家康袭“征夷大将军”后，
便进一步给予棋手世袭俸禄，并建立了“棋所”制度。由于当政者酷爱围棋，
给予经济支持，棋手生活有保障，围棋活动蓬勃发展，此时产生了本因坊、井
上、安井、林四大棋家。加以每年举行“御城棋”等重要比赛，许多棋手潜心
钻研棋艺。重大比赛时，群雄角逐，呕心沥血，力争多胜，以求得在棋界占有
较高的席位。这种多组织、多流派、互相竞争、彼此促进的现象，一直持续到
资本主义相当发达的近代。

    分析中日两国棋界状况，可以看出，旧日本对围棋的重视程度，远远超过
了旧中国。日本四大棋家的棋手长期处于类似现代专业棋手的环境中，而旧中
国的棋手却连基本生活条件都得不到保障。在日本，围棋被奉为国技，在人们
心目中，围棋是值得为之奋斗终身，甚至不惜以生命相博的事业。而旧中国，
围棋仅是上层阶级点缀生活的娱乐和游戏，棋手的社会地位与算命占卜者相差
无几。由于历史原因，中日两国棋界虽然长期没有正式交往，彼此对实情也缺
乏了解，一切都还在朦胧之中。但这一掩盖真相的帷幕，终究有被揭开的一天。

    光绪末年（月1906--1909），北洋军阀段祺瑞出任保定军官学堂总办。段
氏生平酷爱围棋，正巧保定附近聚集不少日本商旅，段氏与日本人下围棋经常
取胜，因此产生了日本围棋不行的印象。

    就在此时，有一位日本业余棋手中岛比多吉路经保定，为段祺瑞留住，中
岛战胜了段，观弈的日本人乘机宣传日本围棋强于中国，双方争论不休。段祺
瑞因自己不是敌手，便从北京请来几位围棋高手，将中岛击败。但据说仅仅过
了一个多月，中岛棋艺猛进，接近专业初段水平，使几位中国棋手都感到难以
对付。于是段祺瑞又邀请两位当时中国第一流的棋手张乐山、汪云峰前来助战。

    张乐山，合肥人，工书画，曾任职山东某县县令，嗜棋如命，一日与客对
弈，有钦差过境，竟忘了迎接，被罢了官。后从英星垣学弈，在北方颇负盛誉，
但以一生未与周小松对弈为憾事。当上海名手设擂台每局棋索五银圆时，张来
沪时每局要十银圆，可见其声望高于南方名手。汪云峰，一作耘丰，名富，北
京人。早年学弈于名手刘云峰。汪多才多艺，对局落子如飞，擅长乱战，平生
对局极多。现代名家如刘棣怀、金亚贤、崔云趾、汪振雄、王幼宸、吴清源等
早年均受其指导。

    张、汪两人来到保定后，经几度交锋，使中岛无法抵挡。

    1909年至1910年间，日本专业棋手高部道平（当时四段）来中国旅游，顺
道至保定拜访中岛。中岛见到高部，真是喜出望外，就问他：“段祺瑞身边最
近来了中国最强的棋手，您是否愿意一试高下？”高部欣然应允。于是高部被
引见给段氏，并分别与张、汪对垒。起初是分先对弈，高部的棋艺使张、汪束
手无策，节节败退，最后一律被高部让二子，而段祺瑞则被让五子（后来段任
北洋政府国务总理，权势熏灼，高部顺情减为让二、三子）。至此，段氏不得
不承认中国的围棋水平确实不如日本，并愿意向高部学棋。但段氏深信高部如
此厉害，必是日本最强的棋手。当高部谈到日本、还有能让他二子的“本因坊”
时，段氏及其身边的中国棋手都表示怀疑，认为高部故作惊人之谈。以后，当
高部缕述日本围棋的历史、各派棋家的兴衰，情状真切，凿凿有据，方知其言
非虚。

    后来，段祺瑞向其棋友杨士琦（当时任商部右侍郎驻沪帮办电政大臣）介
绍了高部情况。1911年早春，杨士琦奉使江南，召集南方围棋名手在南京与高
部交锋。中国南北高手的水平本来相差无几，结果南方名手王彦卿、陈子俊等
均被高部让到二子。中日围棋水平如此悬殊，使两国棋界为之震惊。

    1910年下半年，南京开办由清末官商合办的博览会“南洋劝业会”，高部
又应邀来到南京。据黄铭功《棋国阳秋》记载：当时南方名手范楚卿等各与高
部对局，开始受先，均大败。被高部让二子，仍败。接着棋界耆宿丁礼民（当
时年已74岁）“勉与（高部）对局，受二子二局，一胜一负。”

    10月，高部道平又在南京杨士琦府邸“韬园”让张乐山二子对局，高部又
以三子半获胜。此间，高部与张乐山先后下了七十二局（一说八十余局），张
仅胜十三局。张是当时中国屈指可数的名手，成绩尚且如此，其他棋手的成绩
也就可想而知了。

    经过几番较量，我国棋界如大梦之初醒，才知道长期固步自封带来了怎样
的后果，向国外学习先进的围棋理论和技术，已经刻不容缓。尽管围棋只是一
门“小道”，但在上层--特别是敏感的知识分子阶层中，却具有非同一般的影
响，枰场的屡战屡败，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国家的落后和腐朽，改变这种状况，
已经势在必行了。

    约1913年，高部一度返回日本，并晋升为五段。此后他又来到中国，先后
历游东北、北京、青岛、济南、南京、上海，留居中国前后达17年之久。据1928
年《新闻报》副刊“快活林”记叙，高部道平除与张乐山、汪云峰多次对局外，
与名手顾水如、吴祥麟、潘朗东让二、三子都不下百局。我国知名棋手如丁礼
民、范楚卿、王彦卿、伊耀卿、陈子俊、姜鸣皋、何星书、王子晏、朱叔庄、
王幼宸、林新猛等都先后受到他的指导。与高部有来往的上层人物除段祺瑞、
俊良父子外，被他让三、四子的还有国民党元老胡汉民和张静江。而张静江之
弟张澹如与高部弈棋尤多。高部早期在北方的部分对局收入《问秋吟社弈评》
（1917年版）一书，在南方的部分对局收入《中日围棋对局》（1919年版），
另有部分对局发表在报刊的“围棋栏”中。估计未公开发表的对局尚有十之七
八。在介绍日本围棋的先进技术、推动中国进行废除传统座子的重大革新方面，
高部道平实有开山之功。

    辛亥革命后，迫于舆论的压力，不少报刊如《时报》、《新闻报》、《生
报》、《小说月报》、《商报》、《大公报》、《申报》、《前线日报》、《
新春秋》、《民权素》、《艺观》等都曾一度发表围棋动态或介绍围棋知识或
翻译日本专著。有关日本围棋谱如《日本第一国手围棋谱》（道策对局）、《
新桃花泉》、《日本国手丈和弈谱》（即《国技观光》）、《布局详解》、《
围棋布局研究》、《东瀛围棋精华》等相继问世。这类报刊把中日棋界实况公
诸于众，并呼吁当时政府提倡围棋。

    中国棋手还自发地组织了各种棋社、棋会、围棋俱乐部，并先后编印了如
《弈学月刊》、《中国围棋月刊》等多种定期刊物，可是这些棋社、棋会多半
设备简陋，又经常由于匮乏资金而改业、倒闭。至于围棋刊物也鲜有能坚持一
年以上的。由此足以证明，仅有群众的一片热忱，而没有政府给予积极的物质
上和精神上的有力支持，中国的围棋事业就不可能振兴起来。

    在早期中日围棋交流中，曾作出贡献者甚多，先择要介绍两人。

    张澹如，名鉴，浙江湖州人，其上代经营丝、盐起家，为湖州四大巨富之
一，在江、浙、沪、及香港、欧美均有产业。澹如嗜棋，下子很快，不假思索，
棋力不弱，高部道平初来时让他三子，后减至二子。由于张澹如财力雄厚，故
能邀请和接待日本名手来访，支付旅费和对局酬金，多次促成中日棋手之交流。
张在围棋界交游甚广，国内名手来沪者，常按月奉送津贴，资助其生活，俾得
以潜心于棋艺。如嘉兴王子晏初到上海时，由他聘请为“证券交易所”会计，
挂名支薪，使其能成变相之“专业”棋手。张澹如还邀请围棋界前辈与新进集
合会弈，并创办围棋组织，广收日本棋谱，让中国棋手研究日本新法。40年代
后因身体多病而杜门谢客，后迁离上海。1961年11月，其后人将张所收藏的古
谱、日本棋书及各种棋刊捐献给了上海棋社。

    顾水如，名思浩，金山（今属上海）枫泾人，幼年与其兄月如、渊如一起
学弈于当地名手。1914年入京，曾与高部道平累战不下百局。因受段祺瑞、汪
有龄器重，1917年被选派到日本深造，曾结识日本名手广濑平治郎（岩本薰九
段之师）、濑越宪作（桥本宇太郎之师）、野泽竹朝等，是我国留学日本系统
学习围棋的第一人。归国后曾主持《时事新报》的“围棋栏”，又在天津《商
报》辟“围棋栏”，介绍日本新法。后受段祺瑞赏识，供职于北京。1933年后
移居上海，曾与过惕生共同组织“上海弈社”。1937年“中国围棋社”成立，
顾任甲组指导。1942年日本棋院曾赠予四段。解放后受聘为文史馆馆员，“文
革”前为《围棋》月刊编委。1971年病逝。顾水如提倡日本围棋新法，奖掖后
进不遗余力。吴清源九段少年时曾受其指导（吴自称主要受益于汪云峰、顾水
如两人）。我国著名棋手陈祖德九段，少年时亦曾受其悉心指导。

    辛亥革命后的十年间，中日围棋交流日渐频繁。1915至1916年，我国民主
革命的前驱黄兴在“讨袁之役”失败后，奔走于中、日、美之间，曾在日本东
京想濑越宪作（当时五段）学围棋，被授七子。张静江也从长滨彦八（当时四
段）学棋。

    1916年，长滨彦八等日本棋手抵上海，与张澹如对局。

    1917至1918年，日本关源吉五段前来我国满洲、旅顺、大连等处。关源吉
在中国期间，与前清肃亲王善耆时有交往，他曾与日本内垣末吉六段在善耆私
宅表演对局。

    1918年秋，北洋政府国务总理段祺瑞邀请日本广濑平治郎（当时六段）来
访，同来者有广濑的弟子岩本薰（年十七，当时初段）。广濑让子技巧在高部
道平之上，我国名手汪云峰、潘朗东、吴祥麟均被他让三子。岩本薰初段棋力
亦不弱，我国棋手都抵挡不住，一般被让二子或先二。由此推测，在1910年后
的十年间，我国围棋进步缓慢，主要原因在于此时著名棋手大多年事已高，如
汪云峰已在60岁左右，棋艺难以猛进。相传广濑不仅杀路凶狠，对弟子要求亦
极严。他对局时神态冷峻，令人生畏，因此中国棋手在背地里给他取了个“独
眼龙”的绰号。汪云峰曾采用中国古老的“金井栏”棋式使不识此套路的广濑
序盘吃了大亏而败下阵来。此事在中日棋界传为趣谈。棋史家徐润周先生有诗
云：“平生快事问秋翁，（指汪云峰，因汪著有《问秋吟社弈评》）金井栏独
赢独眼龙。”即指此事。广濑归国后任日本重要围棋组织“方圆社”社长。

    1919年 5月，濑越宪作前来我国青岛旅游。濑越到青岛后，经某驻华日本
军官介绍，他又前往北京交流。8 月，濑越到达北京，受到段祺瑞的接待，并
与汪云峰、顾水如、伊耀卿等中国棋手广泛对局。此时濑越年方三十，棋艺高
强，让子棋也十分出色。汪云峰、伊耀卿等都被他让三子。顾水如因熟悉日本
布局尝试，独能受二、三子对局。濑越在中国居留时间较长，因此对当时中国
棋界状况相当熟悉。

    1919年秋，段祺瑞通过高部道平，邀请日本棋坛领袖本因坊秀哉来华访问，
陪同来访的有广濑、高部、岩本等棋手。这是中日围棋交流史上的重大事件之
一。

    秀哉（1874--1940），本名田村保寿，是本因坊家最后一位世袭本因坊。
他8 岁学棋，13岁初段。18岁入本因坊秀荣门下，棋艺大进，1909年（36岁）
升为六段，弈技仅次于秀荣名人，而让子棋尤所擅长。秀荣逝世后，他成为二
十一世本因坊，棋艺已独步天下。他曾屡次与石井千治（即中川龟三郎二世）
弈升降十局赛，最后将石井八段降至先二。1914年秀哉被棋界公推为九段（即
名人，当时传统是九段仅一人，又称名人）。晚年时，秀哉将本因坊称号让给
日本棋院后，本因坊成为一项重大棋赛的冠军称号。

    秀哉的棋风恣肆奔放，机略纵横，激战中算路精深，常能以凶险之着制胜，
故被日本棋界誉为“不败的名人”。秀哉死后，日本棋院设立了“秀哉奖”，
授给每一年度中成绩最优秀的棋士。

    当棋艺举世无双的秀哉访华时，中国棋手无不感到兴奋和好奇。秀哉到京
后，中国方面先请还在北京的濑越宪作上场，由秀哉让濑越先，作示范对局。
两位日本高手正襟危坐，一连下了三天，棋盘上不过寥寥百子，未见分晓（当
时没有限制用时的规定）。观战者方始了解，日本高手是怎样认真从事对局的。
但也难免有一种莫测高深的感觉。这盘棋就此打挂（封局），以后就由秀哉与
中国棋手下让子棋。当时除个别国内高手被让三子外，其余均被让四子或更多。
据说曾有人建议，请秀哉让中国高手先，弈一局，由白方倒贴黑方十六目。因
这种下法从无先例，而被秀哉拒绝。秀哉等日本棋手在北京盘桓约20日，又到
了上海。

    秀哉在沪让张澹如、陶审安等名手四子对局，使南方棋手大开眼界。相传
秀哉来沪，每留一日，由中方付酬一百银元。当秀哉即将返日时，上海棋界人
士深表惋惜，又集资盛情挽留，秀哉遂多留一日，至11月下旬返回日本。

    在上海的对局中，有一局是秀哉与顾水如的三子局，顾水如 198手中盘取
胜。笔者少年时，曾屡次听顾老提及，引为生平得意之作。当时，中国第一流
棋手受三子能战胜日本（也是世界）最强棋手，已是极不容易之事。

    1920、1921年间，日本铃木为次郎（当时六段）、加藤信（当时五段）、
赤岩嘉平（三段）等来上海访问。通晓日语的上海棋手陶审安拜铃木为师，后
与铃木书信往返，求教棋艺。两人曾详细讨论“围棋十诀”的内容，并对十诀
的文字作了一些更动。

    此时，南方一名棋手弈艺精进，引人注目。他就是王子晏。

    王子晏（1892--1951），名咸熙，浙江嘉兴人。1920年来沪，为张澹如赏
识。子晏棋风精密严谨，收官功夫尤深。1923年他与日本三段棋手安藤馨在沪
对弈，前后共29局，结果取得了胜17局、负10局、和2 局的优良成绩。

    1925年3、4月间，王子晏与日本四段棋手山平寿在沪对垒，共弈7 局。第
一局山平寿频频进攻，但持久战非其所长，终于被子晏乘虚击破。第二局双方
全力以赴，子晏着法坚不可撼，确保优势直至终局。三、四两局山平寿因连连
挫败，显得情绪焦躁，颇失常态。弈至第七局时，山平寿已完全丧失信心。从
此避席不再与子晏交锋，这是当时中国棋手少有的扬眉吐气的日子。

    据王子晏自订棋谱云，自1920年至1930年间，与日本棋手共弈51局，其中
胜43局、负12局、和 4局、封局 1局。在近代中日围棋交流中，这一成就，足
以使他名垂棋史。30年代后，子晏因患肺病，对局减少。1942年日本棋院赠予
四段。40年代他在上海寓所创立了“正风棋社”，社内制订学员考核制度，按
比赛成绩授予段位，并组织了“正风棋队”。他著有《官子指要》，其遗稿曾
于60年代在《围棋》月刊上连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