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谢锐述评 马晓春九段最近说他想找浙江体育局谈谈他的转会商借事宜，但一谈及此事，他就不免有些低调，“还是先问问看看再说吧。”

　　在经历董彦七段转会事件后，任何一位有转会念头的棋手都不得不慎之又慎。

　　转会商借自设藩篱？

　　1999年围甲联赛创办时，中国棋协借用甲A模式，以各省市行业体协为单位，实行注册制。这也是马晓春隶属于浙江，常昊隶属于上海，董彦隶属于河北的由来。

　　商借是转会体制下的一种补充，但“借”是其里，“商”是其表。2003年，浙江新湖队退出围甲，马晓春九段、俞斌九段被商借到它队，每年他们所属的围甲队要向浙江支付7万元左右的商借费，浙江队每年笑纳十几万。

　　中国棋协一开始也替棋手转会留下后路，即原注册方、棋手、新注册方三方同意，转会即可进行。老聂2001年从北京转会至贵州卫视，邵炜刚九段、王磊八段、刘菁八段2003年分别从上海、云南、重庆转会至贵州咳速停，依据的就是这条“后路”。

　　然而，所谓的三方协商其实只是原注册方一票否决制。没有注册方愿意轻易放走一位棋手的。仅凭注册权，每年商借出去即可坐收无本之利。而像河北队与董彦七段这样有着十几年培育与被培育关系的，于情于利，棋手走人更谈何容易。

　　那老聂、邵炜刚他们又如何离开的呢？老聂不说了，邵炜刚、王磊、刘菁他们是因为成立了自己的围甲队，去意已决，加之他们与原注册方关系融洽，转会费亦付出不少，这才脱身而去。但这只能说是个例。

　　转会市场难以启动，围甲活力阙如，中国棋协虑及此，于2004年出台新的转会体制，在三方同意方可转会的前提下，棋协增加“协议到期后，原注册方对棋手有一年优先注册权”的条款，这也是董彦七段为了离开河北，2004年自我撂荒一年的凭据。

　　2005年董彦得以在香港队注册，但河北方面似乎可以无视棋协的这条规定，依然把持着董彦的户口和护照。国内体制内的条块分割在此得以充分体现，个人在此显得渺小而无助。

　　注册权如此之大，又如此得利，为当初始料未及。仅凭一纸注册，棋手即被牢牢圈定。马晓春说：“只要一注册，就像无期徒刑一样，凭什么呢？总得有个期限吧。”

　　破解招法何在？

　　马晓春九段说，当初围甲出台过于匆忙，还是依托各地方办赛，如果用3年左右的时间完成围甲俱乐部制，再推出围甲联赛的话，哪会生出今天这么多麻烦？

　　张璇八段说，如果围甲当初能淡化地方意识，就像一项头衔战那样，棋手通过选秀摘牌等方式自由加入各队，就像如今的韩国围棋联赛那样，那围甲转会难题恐怕早已迎刃而解。

　　但王汝南院长表示，当初围甲联赛是在全国围棋团体赛难以为继、江铃集团又愿意给围甲联赛提供赞助的情况下推出的，更多是一种迫不得已的选择。围甲联赛之所以要以各地方为主，还是要依靠各地方的力量，否则，围甲根本无法启动。

　　1999年，围甲联赛还在动议中时，只有6支队表示赞成，其余或明确反对或态度暧昧，原因只有一个：找不到赞助。后来围甲联赛启动后，除了浙江队退出之外，其他10支队参赛。这10支队中，河南、平煤两队“裸身”参赛，重庆、上海、云南等队无不是依托地方企业，冠名参赛的。

　　在围甲市场还处于幼稚期时，地方牌是一大支柱，时至今日，围甲能得以继续，地方牌依然功不可没。像重庆、山东、武汉等队，很难想象，不是依托地方的话，这些围甲队能不能做大，甚至存在。

　　但地方牌却也是一把双刃剑，当初围甲启动因于此，今天围甲转会一潭死水也是因于此。中国棋协又不能对围甲大动干戈，毕竟，围甲市场还很脆弱，而它现在却又是中国一线棋手的生存之本，“董彦事件”的发生已经将围甲在职业体制与传统体制间小心起舞的尴尬现状展露无遗。

　　其实不仅仅是围甲，就连当初的甲A，还有今天的CBA，无不是在传统体制的牵制下跳舞，合拍时，好一派太平盛世；不合拍时，传统体制的威力尽显。围甲这么继续下去，也是一种适时的选择，转会市场的放开依然遥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