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所了解的顾水如先生

                          赵之云


                   一  时代背景与围棋之家

    1891年秋，我国封建时期最后一名围棋国手周小松逝世。当时，国内
以能棋知名的还有二、三十人，但都只是些二、三流的棋手（指棋力比周
小松差二、三子），从此中国围棋更加衰微不振，不过中国是围棋的创造
国，在闭关自守的年代里，谁也不怀疑中国围棋在世界上的领先地位。

    可是，待到清末宣统年间（1910年），一阵来自海外的飓风震撼了中
国棋坛，以高部道平（当时四段）为代表的日本职业棋手开始来访中国。
中、日棋手较量的结果是中国棋手溃不成军，纷纷被高部道平降至让子。
这才是人们清醒过来，原来中国围棋已落后到不堪一击的悲惨境地！于是
有识之士终于认识到引进外来围棋技术已经刻不容缓，中国棋坛上吹起了
学习日本棋艺的新风....

    就在周小松逝世后约半年－－1892年 3月 3日，顾水如诞生于江、浙
间的枫泾镇（今属上海市金山县），因为这一年系“龙”年，所以他小名
叫“继龙”。

    枫泾虽说是座小镇，但围棋也有传统。约在19世纪中叶，枫泾有程寅
谷，家境殷富，又好围棋，曾延请晚清两大国手陈子仙、周小松到他府中
传授棋艺，同时也招徕了不少四方围棋名手。待到清末，尽管时过境迁，
而好棋之风未息，枫泾地方仍有不少人乐于此道，而顾水如的一家则是当
时典型的围棋之家。

    顾水如的父亲小石爱好围棋，母亲对此道也十分支持，由于耳濡目染，
顾水如的哥哥月如、渊如均为围棋能手，其中渊如棋艺不俗，后来在上海
一带小有名气（记得20年代熟知旧中国棋界状况的日本名手濑越宪作在列
举中方棋界名手时，就曾提及渊如），不过水如天禀更高，棋艺后来居上。
至青年时期，他在地方上已罕有对手。


                  二  开风气之先

    “当民国初元游沪，年甫弱冠，而弈棋已甚知名，时他人棋路尚沿旧
习，而顾君独研究日谱，开风气之先....”

    以上是20年代“东篱居士”介绍顾水如的一段文字。东篱居士即与顾
同时代的上海名手陶审安，他熟悉棋界掌故，因此文字简洁可信。陶称顾
在棋界起了“开风气之先”的作用，应该说，这样评价是客观的。至50年
代，濑越宪作在《中国棋界之凤雏》一文中也提到：“余于大正八年（1919
）....访北京时，当时中国变日本派围棋者，顾先生可谓第一人....。”
可见濑越与陶审安的看法不谋而合。那末，顾水如是怎样“开风气之先”
的呢？他又是怎样“变日本派围棋”的呢？这里，我们还要从当时棋界除
“旧”布“新”的变革情况谈起。

    中、日围棋交流后，事实证明日本围棋技术远较中国先进，于是中方
棋手也竞相仿效日本棋法，传统座子（按中国围棋传统规定：凡对子局，
须在棋盘对角部先放置黑白各二子，称为“座子”，这种规定使围棋变化
受到一定限制，但流行中国前后不下二千年）也因此逐渐废止不行。围棋
“新法”渐渐取“旧法”而代之（当时棋界习称沿用传统中国棋法，包括
对局前放置座子为“旧法”；采用日本围棋技术，包括废止座子不用为“
新法”）。从现存棋谱资料可见：1911年间，这股改革“旧法”提倡“新
法”的棋界新风已吹入中国第一商埠上海。而就在“民国初元”前后，年
轻的顾水如也挟技来到上海，他赶上了学习围棋“新法”的绝好时机。

    顾水如初到上海时，常去广东路文明雅集等茶楼切磋棋艺，他的对手
有王彦青、范楚卿、吴祥麟及由北方南下的伊耀卿等。这些棋手多数都有
和日本棋手交锋的经历，但他们一般年事已高，掌握新法已有困难。而顾
水如此时还是年方弱冠的青年，学习新法往往能举一反三。由于顾进步显
著，不久就能与棋界前辈分庭抗礼，渐渐“小顾”的棋名在棋界不胫而走。
狄葆贤、张澹如等社会名流都乐意与他交往。

    狄葆贤是多才多艺的学者与社会活动家，曾留学日本，因此对日本围
棋状况有一定了解，民国初期上海有正书局发行的几种介绍日本围棋的专
著如《新桃花泉》、《日本第一国手围棋谱》等，都是在他的授意下编成
付梓的。狄葆贤赏识顾水如的棋艺，特聘他至狄创办的《时报》编辑围棋
专栏。这样，顾水如就有更多的机会接触日本围棋棋谱了。张澹如是国民
党元老张静江的五弟，他棋力不弱，又有资财，交游甚广，被认为是上海
一带围棋活动的重要提倡者。顾水如得到狄、张等人的支持，棋艺蒸蒸日
上，终于成为当时屈指可数的青年高手。

    1914年，顾水如前往北京以棋会友。当时，寓居北京府学胡同的北洋
军阀头目段祺瑞酷爱围棋，日本名手高部道平则是来往段府的常客。在段
的款待下，顾水如在短短一年间与高部下了百余局棋，这对顾水如进一步
掌握日本棋法具有积极意义。

    顾初到北京的前几年间，经常与他切磋棋艺的另有几人，较著名的有
汪云峰、段俊良、吉芝亭、刘棣怀等。

    汪云峰是清末民初北方棋坛重镇。不过在那个时代里，知名棋手一般
兼有“清客”与“棋手”两重身份，才能谋生立命，故长期游走于权势者
之门，汪自然也不例外。他诗文歌赋、丝竹弹唱样样在行，又下得一手快
棋，所以为当时上层社会所器重。汪虽然常和日本棋手对局，但他年龄比
顾水如要大25岁左右，因此只能算是“新”与“旧”交替时代的人物。汪、
顾结识的前几年间，汪在棋艺与处世经验方面比顾都有一日之长，他对顾
起过提携、指导作用，汪与顾的关系可说在师友之间。

    段俊良是段祺瑞的长子，清末就读于保定陆军学堂，因酷爱下棋，中
途辍学。至民国初期，段棋艺大进，与汪云峰、伊耀卿等名手已可抗衡。
顾来北京后，首先要过的一关就是段俊良，因为敌不住“小段”就不可能
得到“老段”的青睐。顾、段之间曾经反复较量，双方互有胜负。不过段
俊良棋艺虽高，生活上却是个养尊处优的纨绔子弟，他最初因围棋引人入
胜而爱上围棋的，渐渐才发现原来此道水平越高，对局越耗心血，不觉产
生了畏难情绪。于是干脆与顾水如订了个“顾、段不再战”的君子协定，
从此高挂免战牌。到了20年代，段俊良的名字就在棋界消失了。

    吉芝亭一作金芝亭，他曾在清廷供职，按年龄是顾水如的前辈。他书、
画、围棋均所擅长，在棋理方面素有研究。吉与顾相知甚深，20年代后期
顾水如迁至天津开创棋社，特地聘他担任围棋指导员，成为顾水如的得力
助手。

    刘棣怀和顾水如几乎是同一年来到北京的，他比顾整小五岁。刘初到
北京时还是个学生，名气和顾不能相比。但刘在北京茶楼对局极多，实战
经验丰富。至20年代中期，刘的棋艺终于赶了上来，在民国中期以后，顾、
刘并峙，代表中国棋界的最高水平。

    顾水如除了与段府交往外，平时还与其他名手同往大方家胡同的李律
阁宅对局。李是有名的富豪，对局一般都悬有彩金。顾水如因棋艺出众，
不久即被公认为有天才的青年高手。至1917年春，在段祺瑞、汪有龄等人
的支持下，选派顾水如东渡日本，成为我国出国专攻围棋的第一人。

    顾水如留学日本前后仅二年有余，时间尽管不长，但作为出国学习围
棋的第一人，他在日本的情况按理值得一提，可惜至今文献阙如。1948年
《围棋通讯。顾水如先生》一文中虽有“....初，日人视先生年逾弱冠，
为寻常辈，及对局，观先生刚柔兼施，制胜出奇，纵横自如，相率为惊，
为我国弈林争光....”的介绍，其实，明眼人一看便知这类文字并无实际
内容。相反的是，日本方面却流传有另一种记载：即顾水如在日本时，因
负于女棋手喜多文子，于是萌生了归国的念头。笔者不否认此说或许出自
当时某些日本人的有意渲染，但就棋论棋，当时顾水如的棋艺确实比不上
日本女杰喜多文子。其明证是现存有顾水如留日期间三局对局谱（均刊于
1919年 4月版《中日围棋对局》），其中一局对秀哉名人，被让四子；另
两局分别对广濑平治郎六段与野泽竹朝五段，均被让三子。由此可知当时
顾水如在日本仅能算是三、四流的棋手（喜多文子在日本已是二流棋手），
在等级森严、人才济济的日本棋界，顾水如要靠棋艺出人头地恐怕希望渺
茫。因此水平差距使他提早归国的可能性显然是存在的。

    不过话说回来，在中国围棋长期积弱的年代里，我们不能苛求顾水如
在棋艺上能一蹴而就地达到很高的境界，同时，也不可否认顾水如留日具
有的积极意义。从1919年至20年代中期，顾水如是中国学习日本围棋“新
法”最见成效的一人。他留日归来，棋艺也确有长足的进步。1919年10月
间，顾水如在迎战来访中国的日本秀哉名人时，他曾创被秀哉让三子获胜
的纪录（其余中国名手均被秀哉让四子或更多），足见此时他的棋力已超
过了以汪云峰为代表的前辈国手。堪称当时中国棋界的最强者。据顾水如
自述，秀哉名人访华时曾认可他为四段棋手，这在当时应是一种殊荣。今
天，在我们评价顾水如的贡献时，请不要忘记那是在怎样落后的基础上迈
出怎样艰难的一步！为中国围棋“开风气之先”，顾水如是当之无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