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章  合肥鏖战

    1962年，在围棋界发生了一场冰天雪地里的白刃战。

    这年是我国自然灾害影响最大的年头，安徽省又是受灾较严重的一个
省份。然而就在这灾害之年的深秋，安徽的省会合肥市迎接了全国16个省
市的棋类选手，举行了一次颇具规模的全国棋类锦标赛。能举行这次比赛，
固然和安徽省委和省体委的重视分不开，另外，1960年黄永吉获得了全国
冠军恐怕也起了一定作用。

    在上海居住惯的人一跨进安徽省，贫穷这个词马上就跳进了你的脑袋。
即使是省会合肥也不一定及得上上海的一个县城。当时的合肥只有一条像
样的街道，合肥市最好的旅馆－－江淮旅社在上海也只能算第三流的。合
肥市有一个逍遥津公园还可以一看，但其它地方就不大吸引人了。有趣的
是自然灾害的影响却给合肥市增添了一些生动和罕见的景象，首先是自由
市场，从远处望去，数万人头涌动，场面可谓壮观，市场里到处是卖花生
的、卖香油的以及卖高价烟的等等。今天，全国城镇也都有自由集市，但
就我所见过的，如与1962年合肥的集市相比，场面都远远不如。另一个景
象是要饭的多，堂堂的省会处处有乞丐。你如走进一个饭馆，马上就有一
至数名乞丐向你靠拢，稍文明一些的向你伸出手来，有的招呼也不打一个，
一把抓起你的食物，甚至咬上一口，令人哭笑不得。凡是领教过一次的，
就没有性质再去饭馆了。

    这次棋类锦标赛三项棋的选手共96人，其中围棋48人，占总数的一半，
可见围棋在三项比赛中所占的比重。而48名围棋手有10人是上海选手，又
可见上海的围棋手在全国的比重。上海的10名选手中有刘棣怀、王幼宸和
魏海鸿三老，还有吴淞笙、赵氏兄弟和我几个青年棋手，另三人是孙步田、
殷鑫培和朱福源，他们是上海的中坚棋手。实力雄厚、人数众多的上海围
棋队摆开了非要夺标的架势。

    虽然如此，其它几路人马的实力也不可小看。首先是以过惕生先生为
首的北京队。过先生的水平不用再介绍了，但值得一提的是，他还具有清
晰的头脑，他是认为有夺取冠军的可能才披挂上阵的。此外，金亚贤和崔
云趾是高手，又充实了北京队的实力，使之成为阵容整齐、实力强劲的一
支队伍。

    安徽选手也是一支精悍的人马，这次他们作为东道主，养精蓄锐，以
逸待劳，占有天时、地利、人和各种有利因素，显然是棘手的竞争者。特
别是上届冠军黄永吉，经过两年的磨练，他的棋艺更臻成熟，捍卫自己的
宝座无疑是他这次比赛的宗旨。

    这次比赛还杀出一路野战军，即浙江队。浙江队的主将董文渊在刚解
放时已是棋坛高手，他的围棋和象棋都堪称一流，是难得的双枪将。据他
自己说，国际象棋下得也好，应当是三枪将。遗憾的是除他自己以外，没
有一人说他精通国际象棋。此人头脑聪颖、感觉敏锐、着法犀利，可惜他
是棋界少有的不争气的棋手，他的恶习使他在解放后坐了七年牢房。至1961
年释放后我才第一次见到其人。那时他已50岁左右，比起我是老头了，但
比起刘、王二老则还是小伙子。虽然多年在牢房，但他的棋艺并没有衰退。
围棋这门艺术要提高难，但上去了就不易下来。1961年底他来到上海找人
下棋，刘棣怀和王幼宸两位老先生不太愿意跟他交手，就让我去抵挡一阵。
我和他实力相当，下了几局，胜负各半。董文渊由于多年来未对弈，特别
是对一些新颖的布局和定式都很陌生，因此苦思苦想，下得很慢。我的思
路较快，下得又熟练，因此在速度上远远胜过他。尽管如此，我还是使足
了劲，毫不怠慢。但我毕竟年轻，下一局长一局，经过数次交锋，我已感
到自己占了优势，而且对今后战胜他充满了自信。

    1962年春，在杭州举行了四省市的围棋邀请赛。那次除了董文渊，安
徽黄永吉等强手也参加了。我发挥得较好，以六战全胜得第一，董文渊居
第二。按理说董文渊得第二也讲得过去了，但大概他在赛前赛后说过大话，
认为他得第二是运气不佳。因此浙江省委体委的一些领导同志都要知道个
明白，看看董文渊的话是否真实。于是在赛后又专门安排一天让我跟董文
渊再次对弈。这天镇江省体委的几位主任都坐在棋桌旁督阵，我不知他们
几位是否精于此道，但他们对这局棋的重视和关心是毫无疑问的。对局时
我很放松，而董文渊心里当然也明白要赢我并非象他嘴上说的那么简单。
如今几位体委主任一本正经地坐在身旁观战，他的负担自然就更重了。旁
观者不一定清楚董文渊的棋艺状况，但他的紧张情绪却无法掩饰－－只见
他额头上不断地沁出汗珠，拿着棋子的手在空中不住地颤抖。人处在这种
状态想取胜那才叫奇怪呢。这一天他输得很干脆，简直无还手之力。我看
他那可怜的狼狈像不免又很同情他。虽然如此，董文渊确实还是有那么两
手，在1962年的全国比赛中，谁也不会对他等闲视之。

    1962年的全国赛关系重大，因为它不仅是一次锦标赛，而且还要通过
这次比赛第一次评选出我国的段位棋手。从历史上来看，我国的围棋曾分
过九品这样的等级，后来日本演变为九段。在日本的大力推广下，世界上
开展围棋活动的国家几乎都采用段来划分和评定围棋水平的高低。也正因
为如此，我国也决定实行段位制。尽管段这个词汇在我听来始终感到别扭，
因为它是外来货。但恐怕大部分围棋界人士都习惯成自然了，并无不顺耳
之感觉。

    由于当时我国的围棋水平和日本有很大的差距，所以1962年全国赛中
成绩最优秀者只能授予五段。在这么多棋手的会战中要取得前三名才能获
得五段的称号，这对任何棋手都不是容易的事。

    虽然说上海队的实力是最强的，但这只是指上海队这个集体而已。至
于队内每个人，情况就不一样了。几位老先生尽管雄风犹在，但他们毕竟
年岁越来越大，年轻棋手的成长对他们构成的威胁是明显的。1960年全国
赛中，黄永吉和我已显示出第一流的实力。事过两年，又涌现出罗建文、
沈果孙、陈锡明、吴淞笙以及赵氏兄弟等后起之秀。年轻棋手已形成一个
阵容－－可以和老棋手匹敌的阵容。六、七十岁的老将受到十几、二十来
岁的小将们的挑战，这对老将是近乎“无情”的。即使是刘大将这样享有
最高威望的老棋手，在这次比赛前恐怕也感到一定的压力。

    年轻人的思想状况也因人而异。我是踌躇满志、信心十足。通过1960
年全国赛、1962年春的四省市邀请赛以及1962年夏的访日比赛，信心与日
俱增。在1961年和1962年的两次全国集训中，我的战绩也不错。特别是1962
年那次，在出访前我和几位老棋手每人对弈两局，结果除了和崔云趾先生
平分秋色外，其余均取胜。赛前我把国内主要强手罗列出来，统计了一下
近年来我和他们之间对局的胜负，我都占着优势。我不由想，此时不夺冠
军，更待何时？

    比我下一岁的吴淞笙近两年也有了较大的进步。他是跃跃欲试、盼望
着搏击。但他心中无数，其状态和我1960年全国赛之前相仿。赛前有一天
吴淞笙跟我聊天，他说：“这次比赛我要争取打进前六名。”一会儿他又
担心地说：“不要连决赛都进不去。”他的这两句话似乎有矛盾，但又并
不矛盾。这次全国赛分两个阶段，预赛是分组循环，每个小组的前三名进
入决赛的头一组。如果连小组前三名都进不了，自然谈不上取得好名次。
在强手众多、实力相当的全国赛中要保证在小组中进入前三名，这样的棋
手确实不多，不过我已深信自己是属于这不多的棋手中的一员。

    比赛临近了，48名选手经抽签分为四组。我和吴淞笙抽在一组，这一
组中有不少名将，如北京金亚贤、四川黄乘枕、江苏郑怀德、河南陈岱以
及安徽的几员战将，他们是朱金兆、史家铸和王汝南等。朱金兆在安徽是
仅次于黄永吉的一个高手。王汝南比我小两岁，小小的个子，煞是机灵，
在1962年春的四省市围棋邀请赛中，我让他三子对弈，他的棋艺还显得稚
嫩。事隔两个季度，他有了相当的进步，虽然还不足以对一流棋手产生威
胁，但已能看出是个有希望的苗子。两年之后，他一跃跻身于全国前六名，
进步之神速令人瞠目。

    我这小组无疑是四个小组中实力最强的，尽管我充满自信，但也感到
面临的将是一场激战。淞笙多少有些沉不住气，时时露出一些担心。我想
这一组的大部分棋手其心情恐怕都和淞笙相似。大家的水平那么接近，就
看临场的发挥和运气了。至于运气，有人会说是唯心的，比赛只能看真功
夫。的确，比赛当然要看谁的技术过硬，这是根本。但在大比赛中要打出
好成绩，还有诸多因素，如体力、健康、情绪、精力，分组后对手的强弱，
执黑还是执白，对局中自己的发挥以及对手的发挥等等。有时自己的发挥
很不好，但对手更糟糕，如此侥幸取胜，不是遇上了好运气吗？反过来，
自己发挥得很好，但你的对手发挥得更出色，使你无可奈何，这就有运气
不佳了。举个更明显的例子，你今天将要遇到一位难以对付的棋手，你很
担心，甚至缺乏信心，可这位对手突然因病弃权，你不费吹灰之力得了两
分，这又何以解释呢？当然，运气只能说是偶然的，但有时偶然性却会起
到不小的作用，在特殊的情况下，甚至会起到难以预料的决定性作用。在
不少水平接近的棋手比赛中，经常会出现一些意想不到的有趣结局，甚至
你个人的成绩要依靠他人的胜负来定，这时你只能听天由命了。我想在这
种情况下，肯定有人在祈祷上天保佑了。当然，话还要说回来，如没有真
功夫，那就谈不上运气。所谓运气，实际上是在客观中存在的可能性，而
这种可能性毕竟很小，因此一旦产生就使人感到运气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