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逍遥是个自由自在的词汇,然而身为逍遥派可不是自由自在的。无所 事事决不意味着自由,而是意味着空虚、意味着苦闷、意味着压抑!有时 围棋爱好者上门求教,我感到特别愉快。以前由于赛事繁忙,我跟围棋爱 好者接触不多,如今他们给了我理解,给了我支持,给了我温暖,给了我 希望!我感到他们格外的可亲。围棋虽然被某些人辱骂为“四旧”,但只 要见到围棋爱好者,我就能感到围棋的潜在生命力。 一天我收到清华大学一些师生的来信,他们都是围棋爱好者,希望得 到我的指导。于是我便带着年轻棋手--有时是邱鑫,有时是曹志林-- 来到清华大学。 清华大学牌子响当当的,是我国的最高学府,能进入这所学校的都是 各地学生之精英,是祖国未来的栋梁。但他们的生活条件实在太差,学生 的宿舍相当拥挤,一个小小的房间里摆上四张双层床,中间再放下两条长 桌就完全饱合。双层床的下铺代替椅子,我就在这“椅子”上和热诚、好 客的师生们对弈。在我下棋时校内很多围棋爱者闻风前来,观看的人实在 太多了,非但把桌子包围得水泄不通,连双层床的上铺也“座无虚席”。 我这一生中表演过很多次,观众密度最大的无疑要数清华大学的学生宿舍 了。然而,这种超密度却给予了我那样的温暖,晚上我睡在这简陋的学生 宿舍里,觉得枕着温暖,盖着温暖,很快就美美地进入了温暖的梦乡。 学生们的伙食也糟糕,谈不上有多少卡路里,不过是填肚子。不少学 生都准备着方便面,需要时把面条往茶缸中一倒,冲入开水就吃。是大学 生们的热情招待使我首次品尝了方便面。 在清华大学的那些日子是令人怀念的。对于爱好围棋的师生来说,可 能是我辅导了他们的棋艺; 然而对于我来说,是他们在我空虚无聊的时刻 给我增添了生活的乐趣,也使我更坚定了对围棋事业的信心。 后来清华大学的学生们一批批分配到外地,这些围棋爱好者像种子一 样撒向全国各地。尽管爱好围棋的学生陆续离校,但清华大学的围棋活动 一直开展得很好。直到如今,一旦有高手在该校表演,校内只要贴出一张 海报,就会聚拢数百位围棋爱好者热心观看。之所以能这样,围棋本身的 魅力是一方面,清华大学的传统又是一方面。之所以有这样的传统,是因 为清华大学有那么一些爱好围棋的多年来一直起着积极作用的教师们。 与围棋爱好者的交流是令人愉快的。但在那个国家遭难的时期愉快的 事太少而苦恼的事太多了。 1969年10月10日,周总理在首都体育馆观看体育表演。表演结束后, 周总理接见国家体委的负责同志和一些运动员。当时主管国家体委的是军 管会的代表,他根据林彪一伙的旨意向周总理汇报要撤消一批体育项目。 当他提到围棋时,周总理说围棋有对外交流的任务,不能绝种。这话再清 楚不过是针对撤消而言的。但之后不久,军管会又打一个报告,再次提及 要撤消围棋。周总理明确批示:围棋不是撤消的问题。短短几个字,鲜明 有力。可恨林彪一伙无视周总理的批示,围棋终于被强行撤消。 当围棋在世界上日复一日支发展的时候,她恰恰在自己的故土上遭到 了无情的摧残,凶狠的践踏!不过,这也不奇怪。棋运和国运从来就是一 体的。五十年代,围棋随着国家的复苏而复苏;六十年代末,围棋随自国 家的沉沦而沉沦。 国家围棋集训入被撤消了,集训队员纷纷回到自己的省市。我和另几 位上海的棋手理应回到上海。谁知“四人帮”之一的张春桥竟然不让我们 回到自己的家乡。张春桥在“文革”中不择手段地攻击陈老总,谩骂陈老 总“不会打仗,只会下几着臭棋。”出于这种不可收拾的仇恨心理,他自 然就仇恨陈老总提倡的围棋事业以及陈老总爱护的围棋手。 北京不让留,上海不让进,我们无家可归了。 怎么办? 军管会下出高明的一着--让我们去五七干校。去五七干校是毛主席 发出的号召,我们当然响应。 这是1967年的夏季,我们上海的几个围棋手加上安徽的王汝南和四川 的黄德勋等,混杂在一大群体育战线的干部中乘火车来到山西省长冶市, 在长冶换上卡车驰往屯留县。 卡车在田野上奔驰着,阵阵暖风迎面扑来,暖融融的。我不知前面等 着我的是什么,更不知从干校出来后的前途如何,不免有些迷茫。但同时 我又感到高兴,因为今天我再不是“饱食而邀游”的逍遥派了,而是一名 五七战士。我是真真切切地在党的怀抱中长大的。我对党始终怀着一种感 恩思想。“文革”中我虽然对不少事情无法理解,特别对于围棋项目被撤 消极为愤慨,但我对党对毛主席是坚信不移的。我当然渴望着能重返棋坛, 不过眼前我应当响应毛主席的号召,当好一名五七战士。 屯留地处晋东南,虽然晋东南在山西属于较富的地区,但屯留却非常 贫瘠。这一带粮食产量很低,一个劳力每月只能分配到二十多斤粮,难以 糊口。因此这里的农民经常喝稀的,一大碗棒子面粥加上几块咸菜,如此 而已,岂有他哉!很多南方人看到窝窝头就皱眉头。然而在这儿能吃饱窝 窝头已是上上大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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