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们在干校劳动了四个月时，军管会作出决定，我和其他几名围棋
手分配到北京第三通用机械厂当工人，美其名曰是执行周总理的围棋要留
种的指示。我们是身不由己，命运完全操纵在人家手中。周总理说的围棋
要留种难道就是把我们几个仅剩的棋手分到一起当工人吗？当然不是。而
且我断定，跟外贸这么说的军管会代表心中也不会这么认为。

    12月26日，七名围棋手来到了北京第三通用机械厂。这一天恰好是毛
主席的诞辰，因此印象较深。我们七人的年龄每人差一岁，我是老大，以
下按顺序是吴淞笙、王汝南、曹志林、华以刚、邱鑫和黄德勋。第三通用
机械厂简称为三通用，这是一个拥有二千人的中型工厂，其主要产品是破
碎机，即把矿石粉碎的机器。一进厂门，一个挨一个的厂房，满地的钢板，
巨大的龙门吊，汽锤沉闷有力的锤击以及电焊发出的刺眼的光芒....这一
切使我马上想起十多岁是在造船厂的生活。那时我几乎被造船厂迷住了，
我的理想就是船厂工人。如今我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工人，但此刻工人已不
再是我的理想了。因为我已经有了一个坚定的、不可动摇的理想，我的心
已经扑在围棋事业上了。从我跨进三通用厂门的第一刻起，我一直惦记着
心爱的黑白子和纵横十九道的围棋盘。我深信我定会重新执起黑白子，并
定要为此献出毕生的努力。

    我们被人领进一间大厂房，这是个维修车间。车间的中央是条长长的
过道，过道的一边是各种机床，有车床、铣床、刨床、磨床等，另一边是
供维修钳工和模具钳工操作的工作台。我们七人的工作很快被分配定当，
我和曹志林是模具钳工，吴淞笙和王汝南是维修钳工，华以刚、邱鑫和黄
德勋是机加工。邱和黄是车工，华是铣工。大概是他们三人较年轻，容易
掌握机加工技术。但机加工每天在机床旁一站就是八小时，这对习惯于坐
一整天的人来说无疑很不好受。相比之下，四位老大哥轻松不少，钳工有
不少时间是坐着干的，活也比较轻松而不枯燥。

    我们七人都是无归宿的单身汉，因此被安排在工厂单身宿舍中。我们
被人领进距工厂几站路的一条狭窄的胡同，来到了我们的新居。这里有几
个小小的房间，每个房中放着两三张三角铁架的木板床。此外，每个房间
里还有一个取暖用的煤炉。北京的居民一般都使用烧蜂窝煤的煤炉，而这
里是烧煤球的。煤炉的体积比起山西的来最多只有其三分之一。我们这些
人烧煤球都是外行，有时要做饭，煤炉就是点不着。但生活能力是逼出来
的，没过多久，七个单身汉都成了烧煤炉的高手。

    我们的新居除了床和煤炉外是一无所有。没有桌子和凳子，怎么办呢？
只能因陋就简，就地取材。床自然就成为桌子，只要把被子、褥子一掀，
吃饭、写字以至打棋谱均可解决。凳子可要想想办法了。我们在胡同里拾
了一些旧砖，五六块砖一垒，凳子就有了，虽然有些摇晃，但毕竟能支撑
一下。从生活的条件来看，城市的工厂还不如农村的干校，真有些奇怪。
好在七个小兄弟相依为命，并不感到无聊，更不觉得凄凉，经常说说笑笑，
自得其乐。

    我们新居外的那条长长的胡同可真热闹，简直是个动物园。不要说鸡、
鸭、猫、狗等小动物，甚至连猪、羊都有。要不是胡同里没有青草，说不
定还会见到牛和马呢。我记得城市里是不准饲养家畜的，大概在这个颠倒
的年代无所谓准或不准了。胡同尽是泥地，遇到雨天可糟糕了，长长的一
条胡同全是泥浆，我们只好在这个沼泽地里跋涉了。

    每天天不亮我们就动身前往工厂，在工厂食堂吃早餐，然后到车间上
班。工厂食堂的早餐天天是油饼。在北京人看来，在早餐中油饼是首屈一
指的美食，正如好吃如饺子一样。工厂食堂很大，但没有一张桌子，工人
们买了饭菜都捧在手里坐在长条凳上吃。虽然如此，比起我们宿舍坐在砖
上还是相当现代化了。下班时天快黑了，晚饭一般在宿舍自己动手做。七
个小兄弟在生活上都是“低能儿”，吃饭时各尽所能，大部分人至少能把
米饭、面条煮熟，还能炒几个普通的家常菜。可有的人从未跟油盐酱醋打
过交道，未免要出洋相。曹志林看我煎了几次鸡蛋，心中很是羡慕，但他
耻于下问。一天他终于憋不住说自己也要煎鸡蛋，然而说了几天却未见动
手。终于他下定决心，在一天做晚饭时，他拿起一个生鸡蛋，定神看了看，
随后做了一个深呼吸，那神情简直像在表演硬气功。他把鸡蛋举起，使劲
往锅沿上砸了下去，只听得啪的一声，他再看手中的鸡蛋只剩下空蛋壳。
原来他使劲太猛，蛋黄和蛋白全部掉在炉旁的煤灰堆中了。如此精彩的表
演，真是千载难逢。这种乐趣只有在我们这样的单身汉中才能享受到。

    有时我们几人进行会餐，各人大显身手，也是饶有趣味的。一次会餐，
汝南买了一些猪肉和一只鸡放在一起红烧，他为了将鸡和肉炖得烂一些，
焖在锅里很长时间。待揭开锅一看，鸡烧得烂糊糊的，而猪肉已毫无踪影。
我就给这道菜取了个名，为“烂糊鸡”。同一天晚上，淞笙煎了个很大的
鸡蛋饼，大得无盘可盛，他只得将它放在一个很大的锅盖内，大家就给这
道菜取名为“锅盖蛋”。做菜的人一般都爱被人夸奖，我们边尝着淞笙的
手艺边说：这个菜具有锦江饭店厨师的水平。淞笙高兴得那个大嘴加倍地
大了。

    我是第二次进工厂，14岁那年是半工半读，这次是正式工人。前者是
临时，后者是固定，性质完全不同。但有一点相同，即都要从头学起，都
要拜师当徒工。我已快27岁了，我的师傅姓张，比我大不了几岁，是个朴
实勤劳的人。当时正值动荡年代，社会上的歪风邪气再加上工厂的管理不
当，给工人造成了一些不良影响。但工人中总有那么些品质可贵的人，我
的师傅也是其中之一。他很少言语，从不表现自己，整天埋头苦干，没活
时也能找活干。对于这样的工人，我从心中佩服。

    当钳工每天就得和钳台、榔头及锉刀打交道，没有多久我就意识到自
己实在不是当钳工的材料。我的一双手太不灵巧，打榔头经常砸在自己手
上，使锉刀又端不平。对于钳工技术，我实在缺乏信心。我只能挑一些不
需要多少技术的活来干。工人师傅们显然理解我的心情，因此对我也无甚
要求，还尽量给予照顾。

    在工厂时间越久，我越感到当个好工人不容易。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
一样，也是大有学问。就那钳工来说，要不是心灵手巧以及多少年的勤学
苦练，不可能成为好钳工。一个技术精湛的钳工，小至配一把钥匙，大至
装配和修理各种机床，样样得心应手。各种工具在他手中运用自如，干出
的活如一件件艺术品，制造出这些艺术品的人是真正的艺术家。行行出状
元，是千真万确的。有人瞧不起这瞧不起那，实际上是他无知，正如瞧不
起围棋的人正是因为他对围棋的无知一样。

    我们七个围棋小兄弟有一共同之处，即对人较尊重。尊重是双方的，
你尊重人，就容易被人尊重。正因为如此，我们和工人之间的关系较为融
洽。也有的人到了工厂以为是委屈了，一副清高的姿态，很少与工人交谈。
对于这种人，工人们也敬而远之，这种人在工厂相当孤独。

    一次厂里搞拉练，每天要行军六七十里，非常劳累。行军过程中，炊
事班居然因为太辛苦而撒手不干，这样就把我们钳工班顶了上去。钳工班
的工人们尽管煮饭烧菜并不拿手，但大家心齐，能吃苦，任务完成得挺不
错。拉练结束时评五好，工人们把我和曹志林评上了。我俩虽然也尽了些
力，但比不上我们的勤劳能干的师傅们。这次被评上五好，是工人师傅对
我们的一番好意。

    工厂里也有些围棋爱好者，他们都很正派，没有染上当时社会上的一
些不良习气，由此也可见围棋对陶冶人们性情确有好处。我们不时和这些
爱好者下上几盘。一些不懂围棋的工人希望能学围棋，我们也教了。曹志
林还办了一个学习班，吸引了不少人。小曹平时讲话有些结巴，但讲起棋
来口才横溢，妙语如珠，且眉飞色舞，表情极丰富，宛如在表演单口相声。
在三通用期间他已显示出讲棋的才能。

    在三通用除了和一些工人对局外，社会上有些围棋爱好者不时找上门
来。与他们交流是一大乐事。所有爱好者中，和我们下得最多的无疑是聂
卫平了。小聂是18岁左右的青年，时代的潮流把他卷到遥远偏僻的黑龙江
农场，但他对围棋有着强烈的兴趣和上进心，因此常返回北京找我们对弈，
有时一个星期下三四盘。我们在工厂的这段期间，小聂的棋艺有了长足的
进步，以至1973年恢复围棋集训时，他已成为全国数得上的高手了。

    工人们学围棋毕竟有难处，工厂的劳动每天足足八小时，回到家还有
永远干不完的家务事。工人们的经济大多拮据，一个三级工月薪47元，夫
妻俩辛苦一个月还不到一百元。况且大多要扶老养小，如此每天得精打细
算、艰难度日，很难会有闲情逸志。

    一次我和曹志林到一个工人家庭作客，为了不使主人事先忙碌，我们
没打招呼来了个突然袭击。这对工人夫妇对我们很热情，诚恳地留我们吃
饭，然后匆忙地外出采购准备。他们家有两个年幼的孩子，一男一女。我
和小曹无意中听到那个男孩跟他妹妹说：“今天爸爸妈妈没钱。”小孩的
一句话引起我极大的不安。我想这对工人夫妇肯定是向邻居借了钱为我们
做了一餐。这顿饭吃得真不是滋味！这家的男主人是工厂的技术骨干，但
家境如此困难！我心里汹涌起深深的同情和深深的忧虑－－我们的国家有
待解决的问题太多了。

    工人们平时要添置一辆他们生活中必需的自行车或一架缝纫机，需要
很长时间的省吃俭用。工厂里的很多女工为了省钱，从家里带来一个饭盒，
吃饭时蒸一下，饭盒中除了米饭经常是寥寥几片菜叶子。这不是一餐两餐，
而是常年累月呵！无怪乎女工们的脸色大多如他们饭盒中的菜叶那么枯黄。
中国人虽然是黄种人，但黄种人也可以有更好看的血色、更鲜艳的光泽。

    我们的宿舍距工厂有几站路，因此每天上班都要乘公共汽车。公共汽
车那个拥挤难以用文字表达，非得亲身体验一下方能领略“拥挤”这个词
的含义。尤其是严冬刮风下雪天，不少骑车的改乘公共汽车了。车站上候
车的人群黑压压的一大片，其中还有抱孩子的女工。好不容易等来一辆车，
人群如潮水般拥了过去。车中本已满满的，车下这么多人又要往上挤，没
有本领的只能望车兴叹。要知道工人阶级是最讲纪律性的，但为了要上班
不迟到这条纪律，在车站就无法讲纪律了。总有大量工人没挤上车，只能
眼巴巴地等待下一辆。那开动的公共汽车由于太拥挤，门外还吊着几个人，
售票员总是身先士卒，吊在车门的最外边，使劲将乘客一个个推进门内。
这些售票员都是普通的女子，她们不知哪儿来的勇气和力量在公共汽车的
开动中硬是把那些比她们强得多的男子一个又一个塞进了看来已经饱和的
车厢。

    我经常看到在严寒中那些骑车的工人顶着迎面刮来的大风，身子尽可
能前倾，两腿使足了劲，但自行车的轮子向电影中的慢镜头似地移动。我
不禁联想到我在干校时拉车走上坡路的情景。尽管前者是骑车，后者是拉
车，但两者的形象都可以归纳成一个词－－挣扎。我还经常看到下雪天骑
自行车的工人一个接一个因地滑而摔倒在马路中央，有时四、五辆车摔成
一堆。我不禁想，他们为国家创造了大量财富，可他们得到的太少了，他
们太可怜了。在“文革”中，似乎工人阶级最光荣，到处派出工宣队进驻
上层建筑。但在生活上，他们属下层，在政治上呢？他们连《参考消息》
都不能订阅。

    我国十亿人口中百分之八十是农民。在城市中，工人是最重要的组成
部分。中国人民的生活的改善主要应体现在工人和农民身上。值得高兴的
是，近几年我国的农民和工人的生活有了以往所不敢想象的令人目眩的变
化，但要使全体工农都营养充足、手头宽裕还要作很大的努力。我多么希
望早日看到我国广大农民能早日摆脱那些原始落后的农业工具，今后再也
不要用锄来耕地、用扁担挑水、用石夯来打土坯以及再也不要开饭时只见
窝头咸菜；我也多么希望看到我国所有的工人再也不要为了添置一辆自行
车而饭盒只见几片菜叶，不要为了上班不迟到这条纪律而在汽车站上毫无
纪律地争先恐后，更不要为了招待两个客人而到邻居家去借钱。我多么希
望....

    我国有多少农民一辈子守着自己的家园，对于他们来说，世界太狭小
了；我国有多少工人不是在厂房，就是在上下班的路上或是忙着没完没了
的家务，他们虽然在城市，但他们成年累月地奔波在工厂和家庭的两点一
线上。我们的工人和农民具有极其可爱、极其难能可贵的伟大品质，他们
辛勤工作一辈子，但对生活的企求很少很少，他们最容易满足。然而人活
着不仅仅是为了生存，人应当替社会创造财富，与此同时，也应当得到越
来越多的、越来越美好的物质享受和精神生活。

    我们广大的工人和农民呵，我多么希望你们能早日得到你们应该得到
的一切。“文革”使我在最宝贵的年华荒废了棋艺，这是无法弥补的损失。
然而到了农村，又进了工厂，使我增加了不少知识，尤其是使我了解了工
人、农村，爱上了工人、农村，这又很有所得。人生总是有失又有，当我
想到我所失去的，其痛苦难以名状，但当我想到我所得到的，我又有所慰
藉。

    人生是那么的丰富多采。无论是幸福的，或是痛苦的，当你回忆起来，
都无裨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