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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日本越来越近了。每次访问日本,我总是作为围棋代表团的一员, 参加这样的代表团我还是生平第一次。但我想,到了日本,日方必然会给 我安排对局的。一个围棋手不下棋就失去了意义。可叹我在棋艺的道路上 已停顿了多年。想到1966年来我国访问的石田芳夫、加藤正夫和武宫正树 几位年轻棋手,那时才二段至四段。这几年中,他们的棋艺都得到飞跃, 在日本都是棋坛的佼佼者。此时石田芳夫正独霸棋坛,战绩辉煌。相比之 下,感慨不已。这次到日本能否和他们对上一局呢?即使有这样的机会, 我的实力能否和他们抗衡呢? 要不是“文革”,也许我并不比上述几位日本棋手差。我总是充满自 信的,但我已是快三十的人了,提高棋艺的黄金时代齿过去了。我是否只 能起到桥梁作用?我是喜欢搏斗、喜欢冲锋陷阵的,但命运似乎在作弄我, 在折磨我。 值得欣慰的是我国的围棋事业终于又在发展了。在1973年这一年中, 全国各地办了不少训练班,陆续培养出一批好苗子。较突出的有上海的曹 大元、钱宇平和杨晖,浙江的马晓春、河南的刘小光以及江苏的邵震中等 等,他们是围棋事业的未来和希望。在国家集训队中除了聂卫平、华以刚、 邱鑫、曹志林以外,广东的陈志刚和陈嘉锐等也都年轻有为。特别是我们 的女棋手显示出了出色的才华。当时孔祥明18岁,陈慧芳19岁,小孔杀法 犀利,小陈稳健含蓄,两人的棋路截然不同,但素质均为上等。她俩在对 局时有一共同之处,即不动声色,很沉得住气。小孔只要一坐在棋桌旁浑 身就像凝固了一般,两眼始终盯着棋盘,其势咄咄逼人,令对手望而生畏。 小陈则毫无表情,总是深思熟虑,读秒时丝毫不乱,指挥若定,其大将风 度令很多男棋手自叹不如。后来小孔在棋艺上步步登高,在各种比赛中取 得了好成绩。小陈原本也可能有这般作为,只可惜他过早陷入情网,难以 自拔。每当我想到小陈,总是替他惋惜。 我自然又想到陈老总,他在世时曾说过:“等中日两国关系正常化后, 我要带一个围棋代表团访问日本。”如今中日关系正常化了,我也作为围 棋手的代表访问日本了,但陈老总的这一愿望却无法实现了。想到这里, 伤心不已。 中日两国有过很多次的围棋交流,我多次访日都深感日本人民的真情 实意。日本对我来说具有一种特殊的亲切感,犹如我的第二故乡。八年过去 了,我又要来到这里,想到此处,激动不已。 不知听到谁的声音:“看,东京!”我从机窗往下看,可不是,东京 就在下边。东京多美!以往几次抵达东京都在晚上,只能欣赏其夜景。今 天是阳光普照,碧空万里,东京市五彩缤纷,绚丽夺目。飞机在机场停稳 了,机场上铺着一条长长的红地毯,地毯旁站着很多日本官员以及各界、 各团体的负责人。在这长长的欢迎行列中我看到了几位老朋友,他们是多 年从事日中友好活动的知名人士。我还看到了西元寺公一,他这次担任着 廖代表团欢迎委员会运营委员长的重要职务。西园寺先生曾在中国居住过 多年,因此我早就和他认识了,他还是陈老总的棋友呢。 我们代表团一行除了团长等少数人坐小卧车外,其余均乘坐豪华的旅 游车。这种旅游车内设置着一个个极讲究的大沙发,沙发有大茶几,车中 还安放着彩色电视机及各种冷热饮料,真是应有尽有!对于这次访问,日 本方面作了充分的准备。尤其在保安方面尽了很大的努力。如果代表团全 体出动,全程配备3000名警察。各种警车前呼后拥,气势壮观。沿途的警 察都拿着报话机,及时与前方联络。这样,代表团在行进中不会遇上红灯, 在交通拥挤的东京市能畅行无阻。天空中还经常有两架直升飞机来回巡航, 完全是国宝待遇。在廖公的身边始终跟随着两名保镖,每次外出他俩都紧 挨在廖公左右。如果欢迎人群或记者过分靠近,他俩就会毫不留情地将这 些人推开,有时他俩的动作似乎有些过分,但为了尽其责任也是不得已。 这次代表团由于包含了各方面的代表,因此就必须分头应付各界的欢 迎活动。代表团的秘书组为了安排全团的日程安排,每天工作至第二天凌 晨,辛苦不堪。围棋界就我一人,于是我经常是独立作战。一个人去参加 各种外事活动,多少有些棘手,好在都是围棋界的朋友,因此很少拘谨, 倒是欢愉畅快。刚到东京时,东京的围棋界要在日本棋院举行一个欢迎会。 我请国家体委的赵正洪同志一起参加,他同意了。我将此情况告诉了日本 棋院,他们为此作了准备。谁知后来有一个乒乓球的欢迎活动,与这次围 棋活动在时间上有了冲突。在我国的一些人看来,乒乓球无疑比围棋重要, 因此赵正洪同志就改变了计划,去出席乒乓球的活动。这下可苦了我,我 想日方对赵正洪出席已有了准备,我如何交代?慌乱之中我拉上了外交部 的丁民同志一起去。我俩来到日本棋院的大门,接待人员一看赵正洪没来, 也有些手足无措。他们在二楼的大厅中和佩带的红花上都已写好赵正洪的 名字。突然的变化把这些接待人员忙坏了。 数年前的日本棋院还是一栋老式的日本式房屋,如今的日本棋院已成 为一座八层大厦,变化真不小!刚跨进棋院就有几位记者问我:“你看到 这建筑有何感想?”“这是日本围棋事业发展的象征。”我想大多数人都 会这么回答的。 日本棋院的一楼设有小卖部。二楼有一个可容纳六百人同时对局的大 厅,大厅可拦开分成几个小厅。日本围棋界经常在这个大厅中举办各种类 型的比赛、快棋表演以及酒会等活动。平时业余围棋爱好者可在此自由对 局,也可花钱请职业棋手讨教一盘。后来的不少次中日围棋比赛以及世界 业余围棋锦标赛也是这个大厅中进行。三楼和四楼是棋院的各种办事机构, 自棋院负责人会见外宾的客厅直至各种书刊的编辑部,均集中在这两层。 五楼和六楼是职业棋手的赛场,这两层中有大小不等的各种赛场,房内都 是“榻榻米”。有几间只能安放一局棋的赛场是职业棋手进行重大比赛的 特别对局室,这种对局室布置精致,格调高雅,还具有闭路电视的设备, 可供棋院其它场所观看。七楼和八楼是旅馆,可供外地棋手来东京比赛时 住宿。这是一个设备完善的现代化的棋院。我不禁想我们的祖国也应有这 样一个棋院。我国是人口众多的大国,又是围棋的发源地,我们的棋院理 应比日本棋院更壮观、更完善。我回想起陈老总在世时曾多次说过我国要 盖一所棋院,“文革”前有位体委的负责人问陈老总是否把棋院盖起来, 陈老总说:“等我们的水平提高些再盖吧。”谁知夜长梦多,时间过去近 二十年,这个棋院还未能成为现实。 我们来到二楼大厅,只见数百人济济一堂。这其中不但有众多围棋手, 还有不少政界和财界的头面人物。而与此同时的乒乓球欢迎活动才三十人 左右,两者无法相比。在日本,乒乓球怎能和围棋的影响相比呢?我们和 日本交往为什么不更多地考虑日本的国情而要把自己的国情加在别人身上 呢?我心中不免埋怨赵正洪同志,今天突然改变计划是多么不妥!不过事 后又觉此事实在不能怪赵正洪同志,换一个人恐怕也会这样。因为我们这 样办事惯了,我们的一些观念已是固有的了,譬如乒乓球当然比围棋重要, 至于在日本围棋远远比乒乓重要,那我们不知道,也不想知道。 招待会一开始,首先举行追赠陈毅副总理名的日期--1972年 9月29日,以纪念中 日邦交正常化。我从有光次郎先生手中接过了名誉八段证书。我既喜又哀, 喜的是陈老总虽然去世,但他不仅被中国人民也被日本人民深深地怀念。 哀的是陈老总未能看到这一天,本来应当由他亲自接过这张证书的。我想 到10年前日本朋友授予他名誉七段证书时他是那么喜悦,今天他如果在场, 不定有多高兴呢!我手捧这张证书,百般思绪汹涌而来,本想用日语说一 句谢谢,但怎么也发不出声音.... 酒会上大多是我熟悉的老朋友,多年不见,自然很亲切,双方都有很 多话要说。可是我只一张嘴,哪里应付得了?我只能和一些熟悉的老朋友 三言两语地打招呼。近两个小时后,酒会宣告结束。日本朋友赠送我和丁 民同志每人一个讲解围棋用的大磁石棋盘,后来这两个棋盘对我国围棋事 业的的发展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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