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八章  失败还是胜利

    全运会！

    作为一个运动员，全运会这三个字有着怎样的吸引力呵！

    1959年第一届全运会之前我参加了围棋集训。那时我非常向往能参加
体育界的这一盛会，但我没有资格。岂止没有资格，我简直不敢流露出我
内心的这种向往之情。过了六年，在第二届全运会前我的棋艺水平明显上
升了。我想我有资格参加全运会了。可那次全运会的比赛项目中没有棋类，
真是不幸。更不幸的是“文革”开始了，天下大乱，全运会一拖再拖，直
至1975年才决定举办第三届全运会。

    过了整整16个年头，我终于盼到了这一天。众所周知，奥运会是四年
一届，如果一个运动员在1959年参加了一次奥运会，至1975年他就连续参
加了五届奥运会。我只知道运动员的运动寿命都是非常短暂的，唯独动脑
力的棋类运动不一样，不要说16年，即使在棋坛上厮杀60年的还能举出不
少。然而话又要说回来，围棋手并不像有人认为的“姜越老越辣”，围棋
手的黄金时代在二十多岁，二十多岁可以达到个人在棋艺上的顶峰，二十
多岁具有最充沛的体力和精力。当然，三四十岁的棋手无疑具有更丰富的
实战经验，但其闯劲和体力显然不如二十多岁的年轻人。而这后两条是比
赛中取得好成绩所必不可少的。

    我呢？我已在不知不觉中迈过了三十岁。不少报纸都已称我为“棋坛
老将”，每逢我看到“老”这个字都很反感，我实在不能接受。但如今我
的对手都是十几、二十多岁，我又不能不承认自己是老了。尽管如此，由
于是第一次参加全运会，我的心情和年轻人无甚区别--充满着新鲜感、兴
奋感和跃跃欲试的劲头。

    第三届全运会的棋类比赛比第一届全运会的规模大不少，因此三月份
在上海先进行预赛。比赛本身是严肃的，然而严重的极左思潮影响到社会
的每个角落，使体育比赛染上了可笑的政治色彩。当时所有体育比赛都有
工人评论员参加，棋类比赛也不例外。每个省市的代表团均有一名工人评
论员光临。他们到运动队指手画脚，俨然是一副救世主的姿态。运动员必
须视他们为工人阶级的化身，必须恭恭敬敬，言听计从。有的工人评论员
油嘴滑舌，一派胡言。我想他们在工厂里必不是好工人，我对工厂有一定
的了解，而且有很深的感情。工厂里有的是好工人，好工人都是热爱本职
工作、精通本职工作的。他们都是踏踏实实的劳动者，绝不是耍嘴皮子的。
我尊重真正有本领的好工人，但对那些一味教训他人、明明什么也不懂偏
要装做什么都懂的工人评论员，我实在为他们感到遗憾。

    极左思潮的表现当然不光是工人评论员。在比赛中每个队都要出墙报，
迎合当时的政治气候些文章。其实谁不是为了敷衍？大家心照不宣，但又
不得不如此。这些墙报在赛前各队都准备好，到时呼啦一下贴出来，造造
声势。这种没一个人想干的事却人人都得干，只能说是特殊年代的特殊产
物。

    1975年中最可笑的一件事是上海女子排球队倒马桶。在极左思潮的影
响下，上海女排全体队员都要拉着粪车倒马桶。本来让年轻人体会一下清
洁工人的辛勤工作也未尝不可，但作为一个运动员每天要耗费大量时间和
体力去拉粪车，真令人哭笑不得。当时在体育界大肆宣扬此事，似乎女排
经过拉粪车思想境界得到飞跃，然后又由精神变物质，使运动水平大大提
高。在上海女排的这一“创举”下，其他体育项目也往往过分地号召选手
们参加各种公益劳动。在这年全运会的决赛中，上海女排在12个队的循环
赛中名列倒数第一。女排队员们尽了努力，她们是值得同情的。但人们无
不为之高兴，因为这给了极左思潮一记无情的耳光。

    我忘不了一件令人气愤的事。全运会期间，晚上经常安排选手表演。
一次轮到我和甘肃棋手杭承义表演。表演地点在西藏书场。这时突然接到
通知说市委某个书记要来观看。市委领导大架光临，这可不得了，马上作
出决定，门票不得出售，只能组织分配，似乎老百姓中随时有人要暗害大
人物。赛前很多爱好者挤在门前，而场内却冷冷清清。结果那位尊贵的市
委书记并没来，而真正爱好围棋的群众在门外守候了好久，还吃了闭门羹。
后来每当我回想起这件事仍愤愤不平。作为一个领导要得到群众的信任和
爱戴首先必须接近群众，如此才可能真正了解群众、关心群众。那些不愿
见群众的人心中哪里有群众？自1973年围棋项目恢复后，围棋爱好者日益
增多，在上海、北京等地表演，经常有数千观众观看。上海体育馆可容纳
三千多观众，即使如此，门票经常售空。有些围棋爱好者凌晨三、四点就
在售票处排队，有这样的群众，怎不令人感动？然而在当时，却有那样的
市委书记！从我内心来说，一个在凌晨排队买票的围棋爱好者比起那种自
以为是的市委书记不知要亲切几十倍、几百倍、几千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