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天，接到敏之自北京的来信，看了信的内容不由大吃一惊。敏之说
她得到确切消息，国家体委又要撤消围棋项目。不单是围棋，还有不少项
目也要同时撤消。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围棋事业两年前才由周恩
来总理亲自恢复，怎么今天又要撤消了。我再看一遍来信，白纸黑字，写
得清清楚楚。敏之岂会跟我开这种玩笑？真是晴天霹雳！我楞住了，完全
傻了。命运多会捉捉弄人！自全运会预赛后，我养精蓄锐，排除一切杂念，
做了充分的准备，我只有一个目标--打好全运会决赛。我的技术状态，我
的精神状态都使我具有充分的信心实现这一目标。我满以为任何杂念都不
会对我产生干扰，任何以外都不会使我产生动摇，然而妻子的一封信，那
么短短的几个字却把我的一颗心彻底粉碎了。

    回想这些年来，围棋事业有几刻安宁的日子？1966年“文革”开始后，
围棋就被一些人指责为“四旧”，1970年被林彪一伙撤消，1972年陈老总
去世，一个打击接连一个打击。1973年围棋项目总算恢复了。但我父亲病
重直至1974年去世，给我留下难以弥补的创伤。我好不容易平静下来，准
备投入到那即将来临的、盼望了16年的全运会，却传来了这噩梦般的可怕
消息。为什么？为什么？“四人帮”他们一伙和林彪一伙有什么区别？谁
都知道，围棋是周总理、陈老总关心和提倡的，于是林彪一伙强行撤消了
围棋。“四人帮”也视围棋为眼中钉。围棋始终和政治连在一起，休戚相
关。我明白了，围棋再度要被撤消绝非偶然。

    “四人帮”下手了，我们准备无动于衷、任其宰割？我马上找到了吴
淞笙和华以刚，把情况告诉他们。我说事到如今，只有上书中央。当时周
总理顽疾在身，常卧病榻，邓小平副总理主持国务院工作。我建议给邓小
平同志写信，淞笙、以刚完全赞同。于是我连夜给邓小平同志写信，至于
这封信能起到什么作用，这封信又将给我个人带来什么后果，这一切都来
不及考虑了。我所考虑的只有一条，即围棋事业不能再度被撤消。我的生
命早已溶化在围棋事业中，我从来不是一个好斗的人，但围棋事业是我的
生命，我要像捍卫生命一样捍卫围棋事业。不，我将拿我的生命去捍卫围
棋事业。

    信写完了，我们考虑到要使此信的分量重一些，落款除了我们三人外，
又加上罗建文、王汝南和聂卫平三人。恰好淞笙有事要先上北京，我就把
信交给淞笙请他设法上交。淞笙带走的信牵住了我的心，我思虑重重，焦
躁不安，度日如年地等待着淞笙的消息。全运会的决赛一天天临近了，但
全运会对我来说已失去了它的吸引力。虽然我始终渴望着比赛，但我清楚，
围棋之所以能有比赛，那是因为事业的存在。我已曾有过七年不下棋的历
史，这是新中国围棋史上的一场悲剧，难道事过两年，历史的悲剧又要重
演了吗？

    淞笙在北京尽了努力，但无法把信提交上去。他只得把信交给敏之。
就在此时，我随上海体育代表团抵达北京。全国体育界的精英在最美好的
季节荟萃在我们的首都，这其中包括七千多名运动员和大量的工作人员。

    北京城批上了节日的盛装，全运会的各种招贴画举目可见，满载着各
种项目的运动员的车辆不时在街上奔驰而过。要在平时，我会兴奋和激动
得像第一次参加比赛那样。可在今天，我对这一切都无动于衷、麻木不仁。
我真麻木了吗？不，我的神经全部集中在一点上--信，那封至关重要的信。

    我马上找到了敏之，敏之也是搞事业的人，她理解我。我俩经过商量，
认为将信递交上去的最可靠途径是通过陈老总的孩子。当我们见到陈老总
的第二个孩子丹淮并说明来意，他愤慨地说：“这是对着我爸爸的。”

    陈老总的几个孩子严于律己，作风正派，为人诚恳，毫无优越感。人
们说这是陈老总在世时家教有方。几个孩子不但继承了父亲的革命传统，
而且继承了父亲的趣味。老二、老三都爱好围棋，他俩的棋艺水平旗鼓相
当，都不亚于获得名誉八段的父亲。老大昊苏不擅于围棋，但作诗撰文很
是拿手，这显然也是受了父亲的影响。他们非常爱自己的父母，但在林彪、
“四人帮”一伙的迫害下，父母相继离开了人间。1 月 6日，是陈老总去
世的日子，每年这一天，他的几个孩子都要前往八宝山，在父亲的骨灰盒
前默哀悼念。我们围棋手也总在一天带着自己精心制作的花圈到八宝山怀
念。我们和陈老总的几个孩子在这种场合见面言语不会很多，但我们的心
是完全相通的。一次离开八宝山公墓时，昊苏、丹淮邀我和敏之等去他们
家，他们把陈老总的像册拿给我们看，又拿出家中仅剩的一些棋盘棋子。
陈老总生前有不少棋盘棋子，他去世后，昊苏、丹淮他们让即将离开的几
位秘书和工作人员自己选择一些东西作为纪念品带走。谁知秘书等都选择
了围棋盘和围棋子。不知是陈老总的魅力还是围棋的魅力，反正陈老总周
围的人都对围棋产生了兴趣。对于他们来说，最有纪念价值的恐怕莫过于
这些棋盘棋子了。

    围棋手们从心底里热爱陈老总，陈老总的子女理解我们，他们自然也
热爱着父亲所关心和提倡的事业。在围棋事业面临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
他们义不容辞地挺身而出，为维护祖国的围棋事业尽了自己的努力。

    上海市的体育代表团住在西郊的部队招待所，棋类比赛的赛场在北京
市少年宫。从招待所到赛场坐车得花不少时间。大轿车往往不够，只能借
用部队的卡车。乘坐卡车颠簸得厉害，但选手们的情绪高昂振奋，在国内
最重大的比赛中打出好成绩是每个选手的共同心愿。我尽管表面显得镇静，
但我的思潮颠簸得比卡车还要厉害。我的心中充满着忧虑和焦急。我想今
天我们围棋手能够参加这盛况空前的全运会，而明天呢？谁知明天会怎样。
我国的围棋事业经受不起再一次的打击，正如一个体质很好的人如接连遭
受重病的侵袭也要垮下来。陈老总的孩子们已将信递交上去了，但邓副总
理会批吗？邓副总理主持着国务院的工作，尤其是他正在跟“四人帮”作
针锋相对的斗争，在这种情况下，他能顾及围棋事业吗？一个又一个问题
不断地在我的脑际产生、盘旋，我气愤地对自己吼道：镇静下来，你这是
去比赛！但是那些揪心的问题死死地纠缠着我，我怎样也摆脱不开，怎样
也平静不下来。

    邓副总理大概知道我们等得焦急吧？他很快地在我们的信上作了批示，
批示鲜明有力，毫不含糊。批示下达时正值全运会召开之际，“四人帮”
在体委的代言人不得已将批示给大家传达。我知道有的人会因此痛恨我的，
你们恨吧，反正我是高兴的，因为围棋事业得救了。体育界的广大群众为
此而高兴，其中最高兴的、最激动的应当是我了。阴雾被驱散了，我突然
感到北京的秋天从未有的美好。我真想狂奔一场，想大笑一场，更想大哭
一场。我多么想痛恨自己的这种性格。我不禁回想到1965年陈老总在中南
海请乒乓队吃饭时的情景，那次周总理把我和另一位围棋手招呼上去，和
我们干杯。随后陈老总把我们向其他中央领导同志一一作了介绍。当介绍
到邓小平同志时，陈老总说：“总书记，你要支持围棋呵！”邓小平同志
点头微笑着。事隔10年，在围棋事业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邓小平同志果
然力挽狂澜，使祖国的这朵艺术奇葩避免了再一次遭受摧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