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九章    北京－－巴黎

    这样一次有18个国家的两百名棋手参加的欧洲棋赛，自然要有一大堆
筹集资金、组织编排等等庞杂的工作。令人吃惊的是，搞这摊工作的全部
工作人员竟只有法国围棋协会的两三个人。他们不仅把全部比赛安排得有
条不紊，不出差错，而且他们自己还都作为围棋手参加了比赛。

    1978年七月，我亲身感受着这次欧洲围棋锦标赛（第22届）的秩序和
多彩。是的，这次不仅有锦标赛，还设有主要邀请赛、让子棋邀请赛和快
棋比赛等等。而这一切，当然还是由那两三个人组织。

    像这样一次比赛，其规模和工作两大概不会低于我们的全国赛吧？但
在我国，一次比赛，一项活动，往往组织委员就好大一摊，什么主任、副
主任，然后是一大堆委员，有时还设有名誉主任。此外还有办公室主任、
副主任，又是一大批工作人员。

    我们的效率！

    我们的时间！

    我们的习俗！

    我们的观念！

    我们那被耽搁、扼杀的一切呵！

    我们那荒唐的、动乱的过去....

    ....1976年7 月28日凌晨，一阵剧烈的颤动伴随着一阵奇怪的轰鸣声
把我从睡梦中惊醒。一股好像是冥冥之中的强大力量使一栋栋大楼都魂不
附体地哆嗦着、可怜巴巴地呻吟着。较高层的瓶瓶罐罐以至自行车劈哩啪
啦地被摔到地上。人在大自然面前原来是这样渺小！然而这只是发生在距
地震中心数百公里的北京。在震中，一座工业城市顷刻间成了废墟一片，
死神迅疾地带走了数十万人的生命！是中国人太多了，还是中国人受的苦
难还不够？

    1976年呵，为什么天灾人祸一齐降临到中国人的身上？1 月，我在天
安门广场上久久地站着，我的心和密密麻麻地布满广场的中国心一起颤栗
着、碎裂着。4 月初，我们中国围棋代表团在日本访问期间，日本所有的
报纸都以大篇幅报道了“四。五”事件。人民群众遭到了无情的镇压，邓
小平同志再度受到陷害。我的心好象一下沉进了黑暗的深渊。这年访日比
赛的成绩不错，聂卫平和孔祥明的战绩尤为突出。但祖国的天空又被乌云
笼罩，多灾多难的围棋又要在黑暗中遭受厄运。我心中仅有的一点高兴也
被深深的忧虑吞噬了。

    地震期间我和数百万北京市民一起离开了自己的小窝，成了街上的流
浪汉。大家挤在帐篷中过着群居生活，北京市的几乎所有街道上，都是一
个挨一个的形形色色的帐篷，整个城市成了一个大集市。一天，《新体育》
杂志社的负责人郝克强同志来找我下棋，我当时缺乏弈兴，随口说身边没
有围棋。老郝说他上楼去拿，我说震情不断，上楼不妥。谁知老郝满不在
乎地登上四楼，取来了棋盘棋子。老郝自有一股舍命爱围棋的劲头，后来
他为围棋事业的开展起到了非同小可的作用。

    天灾固然可怕，人祸更有甚之。一个人在精神上受到的苦痛，往往并
不亚于在身体上、生活上受到的苦痛。不要说其他，仅那些无休止的必须
说假话的会议就令人如坐针毡。尤其是所谓的反击右倾翻案风更令人气愤。
一个有个干部一本正经地跟我说：“陈祖德，你给邓小平写的那封信要好
好认识，你要写批邓的大字报。”我听了勃然大怒。人起码不能昧着良心
说瞎话呵！不要说邓小平同志站在人民的立场上与“四人帮”作大无畏的
斗争，光是他对围棋事业的支持，我也是一辈子忘不了的。我不说瞎话，
但是有人在会上说瞎话，所以每当我参加一次批邓的会议就感到一种说不
出的痛苦，甚至是一种良心上的谴责。

    一个国家不搞法制而搞封建专制，人民就得不到真正的解放。一个社
会开明与否，进步与否，很重要的一条，就是让不让人民说真话。

    精神上的压抑已有整整十个年头了。这一年全国围棋锦标赛的决赛因
毛主席逝世而被取消。作为一个围棋手，失去一次比赛自然十分不幸，但
我清楚地意识到，我们的国家正面临一个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国家的命
运、事业的命运、家庭的命运、个人的命运全都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了。

    在新中国的历史上，最大的悲哀是周总理的去世，最大的欢乐是“四
人帮”被粉碎。在普天同庆的日子里，我和敏之乘坐一辆小卧车艰难地穿
过密密层层的人群和游行队伍，来到了叶剑英同志的家中。叶帅步履有些
迟缓，但他精神矍铄、神采飞扬。在祖国命运危急的时刻，他走了关键的
一步棋。叶帅曾多次找敏之打乒乓球，见了敏之还风趣地说是自己的老师，
如今他不适宜再打乒乓球了，但他还是关心着自己的“老师”。这次他把
我俩找去，让我们分享他的快乐。我们一起用晚餐，看电影，一起说，一
起笑。这一天，叶帅是快乐的，我和敏之是快乐的，全国人民都是快乐的。

    叶帅是胜利者，也是“文革”的幸存者。当我们在欢庆胜利的时刻，
自然会想到为此而付出的沉痛的代价。那些磨灭不了的悲哀时刻时时混杂
在欢乐喜悦的情感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