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躺在病床上思绪万千，不由回想起自己的一生。我是刚解放时学的
围棋，我个人的成长史和新中国的围棋史紧密相连。我所走的路也就是新
中国围棋事业所经过的路。这条路崎岖多难，这条路又阳光灿烂。我是新
中国围棋史的见证人。这一切我最清楚，我有责任把这一切写下来，我不
写是罪过！

    我自然要写陈老总，没有陈老总新中国的围棋史就要改写了。虽然陈
老总对围棋事业的作用和贡献有口皆碑，但如今二十岁左右的年轻棋手大
都从未见过陈老总，他们只是由于老师们的叙述和一些文章的介绍才有所
了解。可以想象，如果像我这样的围棋手不把我所知道的这一切记载下来，
不把陈老总对围棋事业的功绩给以应有的颂扬，那么几十年后、几百年后，
人们怎样来发现、发掘这些历史陈迹呢？

    记得1979年12月中旬，《新体育》杂志社举办了“陈毅杯”老同志围
棋赛。为了筹备这次比赛，我征求了很多老同志的意见，这些老同志为了
缅怀陈老总，都欣然参加了比赛。开幕式那天，包括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
政协副主席、部长、军队的司令员和政委以及科学家、教授等五十二位老
同志端坐在棋桌旁，开始了一场令人动情的围棋赛。这次比赛每逢星期天
进行，这些老同志没有特殊情况总是准时出席。最后由海军司令员叶飞同
志捧走了“陈毅杯”，中宣部副部长廖井丹同志居第二。比赛共进行了两
个多月。是什么力量使这些德高且年高的老同志有始有终地进行了这场马
拉松似的比赛呢？很清楚，那就是大家对陈老总的深厚感情。

    想到陈老总我不由微笑。作为一个围棋手，我是幸运的、幸福的。但
围棋事业的发展真是多灾多难－－1970年，被林彪一伙强行撤消；1975年，
遭到了“四人帮”的毒手；谁料到1980年初围棋事业又几乎受到打击。那
次敏之参加了全国体工会，一天她打电话给我，说国家围棋集训队要被撤
消了。我大吃一惊，无法相信。1975年也是敏之告诉我围棋要被撤消，那
对我是个晴空霹雳，但当时正是“四人帮”横行之时，我还想得通。这次，
是“四人帮”早已被粉碎的1980年，有什么理由使围棋事业再受劫难？

    敏之特意赶回来，把文件给我看。白纸黑字，我不能不信。说实在的，
我至今还不清楚究竟是谁为了什么要这样对待围棋。我出于无奈，马上找
了围棋协会的名誉主席方毅同志。

    “围棋事业不但是周总理、陈老总生前关心的，现在邓小平等很多领
导同志也关心。围棋是广大群众所爱好的，是最高级的娱乐，要撤消是不
对的。”方毅同志看了围棋手给他写的信，明确地表示了态度。

    方毅同志的批示使围棋事业免遭又一次打击。

    想起来真可怕，如果围棋集训队再一次被撤消，其后果岂能设想？！
每当围棋项目遭到劫难，其它两项棋－－象棋和国际象棋也跟着遭殃。三
项棋总是同命运共患难。在我国的体育事业中，棋类项目经常处于被人歧
视和排斥的地位。我在念小学时看了《青年近卫军》一书，该书中有人说
了这么一句话：在体育的阶梯中，棋是最高的一级，举重是最低的一级（
大意）。此话自然是在贬低举重，但也说明棋在苏联体育中的地位。我深
信，凡文明发达的国度定会重视脑力和智慧的竞技。不幸的是十几年来我
国棋类事业的命运有时由几个人随意摆布，他们不顾多少领导同志的关心
和提倡，不顾千万群众的爱好和愿望，也不征求围棋工作者的意见，而凭
个人的偏见轻率地对待祖国的事业。

    一项事业，到底应该由不爱这项事业的个别人来裁定它的命运，还是
应该由热爱这项事业、从事这项事业的人们来设计它的前程？

    十几年来，作为一个围棋手，我能有多少太太平平的日子集中精力钻
研棋艺？这每隔五年的一次次打击不但给围棋事业、也给作为棋手的我留
下难以治愈的创伤。难道这是周期性的灾难吗？难道这和秋天过了冬天终
将降临、白昼结束黑夜必定到来一样吗？一项事业本身得不到保障和一个
人的生命缺乏安全无异。苍天呵，什么时候围棋手们能和其它体育项目的
运动员一样不用为事业的生担忧和操心呢！

    “敏之，我要给邓副主席写信。”

    “你想写什么？”

    “我要谈我们围棋，我要说说我的心里话。”

    “好，我支持你。”

    我想这可能是我最后一次向领导同志倾吐自己的心声了。从我开始学
围棋不久，就得到一些领导同志的关心。但是一开始就有人对此相当忌讳，
他们顾虑我会向领导同志随意反映情况甚至告状。有的基层领导曾明确告
诫我和其他棋手：“陈老总接见时，你们不能随便发表意见。”害得我们
在陈老总身边显得不应有的沉默和拘谨。其实我根本不是个在领导同志面
前随意发表意见的人，虽然我的确告过几次状，但那是在忍无可忍并且不
如此则只能眼看围棋被取缔的情况下。我始终很坦然，因为我从未向领导
同志为自己个人的利益提过一点要求。我也并非无畏的斗士，我一向认为
人与人的关系应当和睦融洽。但是，当围棋事业的生存面临威胁的时候，
如果只为顾及自我的得失、自我的安危而不敢站出来说话，那还算是个围
棋手吗？

    其实，中央领导同志是很愿意倾听各方面各阶层包括普通群众的意见
的，很希望更多地了解民情、国情。作为各级领导也应当让群众有机会向
中央倾吐心声、反映意见。如果广大群众能够心情舒畅、各抒己见，那么
我们的民智就可以大大地开发，我们的国家就可以迅速地发达。

    人民畅所欲言的程度往往和国家兴旺发达的程度成正比。

    信写好了，这是我给邓副主席的第二封信。五年前“四人帮”要对围
棋下毒手时，我和几位同志联名给邓副主席上书。这五年中发生的事很多，
然而给我留下印象最为深刻的还是那封信上邓副主席鲜明有力的批示。这
次我在病床上写信并不是告状，而是一个围棋手向中央领导倾诉衷肠。我
只是希望我国的围棋事业今后再也不要多灾多难，再也不要有生存危机了。

    此时，我自身已真正地面临着人生危机－－癌症。我还被人瞒骗着，
但敏之已经知道了，知道了这一她最怕知道的消息。敏之平时像其他女孩
一样爱哭，关键时刻又像男子汉一样具有承受能力和应变能力。她一方面
“伙同”医务人员一起向我施着“瞒骗术”，一方面马上返回北京替我作
下一步的安排。事后我回想起来，她奔忙于成都、北京的时候，天知道她
流了多少眼泪！她第一天知道我病危时，24小时没合过眼。她一宵睡不着
－－也就是流了一宵的泪。

    数天后，我由罗建文陪同回京。建文的年龄比我大将近一岁，在新中
国的围棋手中，他和我都属资格最老的。他平时落拓不羁，坐着没个样，
站着也没个样，甚至公开讲棋时人也站不直。但他恰恰正直、豪爽、狭义、
始终如一。

    离开成都真有些依依不舍。那些对工作负责而又热心的医务工作者，
那些真心诚意为我焦虑、操劳的围棋工作者和四川的一些领导干部使我对
成都的感情更深了。我想自己一定还会到成都来的。在这个城市中有那么
多竭尽全力帮助过我的人，我要好好答谢他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