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越自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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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先生是怎样一个人呢？他既是个普普通通的人，又是个不普通的人，你只要见过他一面就再也忘不了。说他普通是指他的外形，他没有刘棣怀先生那样魁梧的身材和大将风度，也不像王幼宸先生那样精瘦和有一个锃亮的头顶，更没有汪振雄先生那样一个奇特的大脑袋。他的个子是矮小的，不引人注目。虽然是花甲人，却有一头茂密而乌黑的头发，顾先生把这么好的一头乌发剃得几乎精光，只留下那么一丁点儿。头发虽好，但绝非他的主要特征。他那突出的脑门下面的一双大大的眼睛才是他的不平凡之处。天下大眼睛有的是，但像他那样有神的却为数不多。他的眼睛是明亮的、机灵的、深邃的、具有洞察力的、富有经验的、闪烁着智慧的。谁如对炯炯有神这个词理解得不太清楚，那只要看看顾先生的眼睛就明白了。作为一个棋手，具有他那样一双眼睛，也就够了，那就足以说明他是一个聪明过人的棋手、一个了不起的棋手。也许这么说是夸张了，可我不信一个眼大无神的人能下得好围棋。谁要是看到顾先生的眼睛，便会感到此人不凡，决不可等闲视之。谁要是已经和顾先生熟悉了，那更会在他的炯炯的眼神下对他肃然起敬。襄阳公园的西边是襄阳路，在五十年代，顾先生的家就在这条街上。由于近，又有茶室，因此襄阳公园是顾先生常去之地。襄阳公园的后面是新乐路，这是条特别短又很幽静的马路。很多人都认为上海是个拥挤不勘的喧哗城市，然而上海也有那么几条闹中取静、清爽遐意的街道，新乐路无疑是其中之一。这条路连一辆公共汽车或无轨电车也没有，因此尤其安静。由于解放前这一带是法租界，所以街上的建筑物主要是法式洋房和公寓。马路两边的法国梧桐长得很高很大，伸展出来的树枝在马路中间会合，使新乐路成为一条清静而凉快的林荫道。我的家就坐落在这条理想的街道上。我家和顾先生的家相距那么近，只需拐一个弯，这就给我学棋提供了方便的条件。可能这也是我的福份吧。上海那么大，如果我们两家相距很远，即使我拜上顾先生为师，又怎能经常向顾先生请教呢？顾先生和刘棣怀、王幼宸等棋界老前辈一样，当时都是无职业的，只能凭着他们在棋界的声望下棋谋生。顾先生自己印了些票，每张票两角，十张票一本。一个爱好者如想跟顾先生学习一盘，那起码要买一本，即两元钱票，有钱一些的就买上两本。如果你只买一张两角钱的票，那根本不可能跟顾先生下，此时顾先生就让一位普通水平的棋手，大概比顾先生要差二、三子水平的跟你对弈。顾先生是国手，又是以棋谋生，收费下棋也是出于无奈。不过他辅导学生可根本不考虑赚钱，他在我身上倾注了很多心血，并经常为我破费。如从经济角度来说，那完全是赔本生意。我学棋不用交学费，这是因为顾先生不会接受。只有到了节日，才由我家里买些点心之类送去略表心意。由于经常跟着顾先生，因此也经常随着他吃饭，有时在他家，有时由他带着去一些棋友家中，有时则被他带往饭馆。有一次他带我去淮海路上的一家西菜馆，每人吃了一只奶油全鸡，才九角钱。这顿饭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因为以后花九角钱再也不可能吃上这么一只全鸡了。我小时候父母不给零花钱，我也从不买零食吃。顾先生有时在襄阳公园买些小吃给我。有一年暑假的一天，我下完棋要回家了，顾先生给我买了一个纸杯冰淇凌。我当时没吃，想拿回家与家人分享。我匆匆忙忙地走出公园，迈开两条小腿往家中飞奔。当时正是大伏天，好在公园离我家很近。我用手紧紧地抓住冰淇凌，生怕它掉到马路上。等我上气不接下气地奔上楼梯，撞进家门，才发现家里一个人也没有。我伤心透顶地看着手中的冰淇凌－－哎呀，全化了，而且几乎都泼在马路上了，只有杯底薄薄的一层冰淇凌水，才能证明这里的确有过一个冰淇凌....我自从拜上顾水如为师后，几乎每个星期天，以及寒暑假的每一天都跟随着顾先生，起初一直由我父亲陪伴着（父亲为我的成长尽到了他所能尽的责任），久而久之，他对我放心了，于是让顾先生带着我一个人到处跑。当时上海下棋的场所除了襄阳公园外，还有瑞金路上的品芳茶室和延安路上的延安棋室等。品芳茶室是下棋的爱好者最集中的场所，里面的人不但下棋喝茶，也有吃饭的、抽烟聊天的，喧哗声很大，而且乌烟瘴气。我去过两三次，每次去印象都不好，实在不愿跨进这个茶室。不知为何，顾先生也很少带我去那儿，也许是刘棣怀先生常在那儿的缘故，因为“ 南刘北顾”之间有些隔阂。由于跟随着顾先生，因此我能有机会接触社会上不少棋手。每当我和他们下完棋之后，顾先生就复盘指点。经常找顾先生讨教的还有其他几位小朋友，其中最突出的是赵氏兄弟，即哥哥赵之华、弟弟赵之云。他们比我稍大，棋艺和我接近。我和他们下棋时，顾先生总是很认真地观看。其实顾先生和我对弈并不算多，主要是讲棋，每过上一段时间，他才跟我下一盘。在顾先生的不断指点下，我的棋艺有了较快的进步。我九岁那年顾先生让我五子下了一局，我获胜了。顾先生将这盘棋的棋谱寄给在日本的吴清源，一九五四年日本的《棋道》杂志上发表了此对局，并用中日两国文字登载了日本棋坛元老濑越宪作先生作的详细讲解。濑越先生在结论中说： “九龄少年有此奇迹，无疑是吴清源第二。”第二年顾先生又让我四子下了一局，我再度获胜。除了日本杂志以外，香港报纸也披露了这两次对局。由于顾先生的介绍，吴清源对我的成长也很关心，并希望我有机会去日本学棋。后来京剧大师梅兰芳访日拜访吴清源时，吴清源也谈到了这个问题。顾先生有时也介绍一些外地棋手跟我对局，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和过惕生先生的对局。当时有个文化俱乐部在锦江饭店对面，里边有不少娱乐活动、包括下棋的场所。顾先生也经常带我去那儿，下完棋就在里边吃西菜。大概是在一个春节，文化俱乐部举行晚会，顾先生又带我去参加围棋活动，他让我跟一位外地来的棋手下棋，并告诉我此人叫过惕生。我刚踏入棋界就知道有这么一位高手，能向他学一盘当然是愉快的事。过先生比顾先生小十好几岁，他很和气，向我微笑着，一点也不摆架子。他讲话带着一口浓重的安徽口音，叫我似懂非懂。顾先生要我摆上四个子，下至中盘我取得了优势，过先生说自己输了，要让我三子再来一局。让三子我抵挡不住，败下阵来。过先生对我也很满意，夸奖了我好几句。这一天上海相当寒冷，而文化俱乐部内由于生了暖气，因此温度很高。上海市有暖气的地方实在不多，所以我很不适应，热得我脸上通红。旁观者劝我脱些衣服，但我一则因为好不容易跟久闻大名的过先生下上棋了，心思都在棋上，其他的感觉神经都麻木了。二则我被这么多人围观，也很腼腆，不好意思脱外衣。所以我尽管出了一身汗，还是硬撑着。好不容易捱到对局结束，赶忙离开文化俱乐部，但此时觉得两腿已软得象踩在棉花上一样。再被室外的冷风一吹，很快就发起烧来。母亲一摸我的脸，直烫手，马上给我量体温，40度！母亲吓坏了，赶忙连夜把我送到医院。大夫要我住院，可我从未跟医院打过交道，坚决不肯，于是，只打了退烧针就回家了。幸亏我身体还争气，很快就复了原。可这一来，却加深了我跟过先生下棋的印象。在我十一岁那年，顾先生只能让我三子了，甚至让三子也感到有些困难。这时如再给我加把劲，让我向更多的强手学习，必将更上一层楼。但顾先生却没这样做，他象一个特别溺爱自己孩子的母亲那样，深怕我走路摔跤。当时，由于我年幼，因此在围棋界也小有名气。一般的爱好者见到我们，总爱夸奖我一番，更要颂扬顾先生教导有方。顾先生听了这些恭维话很高兴，也更宠爱我，不原让我输棋。尽管还让我跟人家下棋，但都找些水平比我低的，结果总是我赢。由于缺少同强手对局，影响了我的继续提高。后来进了中学，由于应付学习，我又被迫放下了围棋，直至参加体育宫集训，命运才使我再一次执起黑白子。这期间我停顿了三年左右，这是我在围棋道路上的第一次停顿。三年时间太宝贵了，幸亏只是三年。在体育宫中我跟随刘棣怀和王幼宸老师学棋，这是我学棋的一个新阶段。由于成天向刘、王二老学棋，和顾水如先生的接触就减少了。后来我只能在体育宫放假的日子里去顾先生家，看望我的启蒙教师。文化大革命中间，我和顾先生有好长一段时间未见面。那时我在北方的干校和工厂劳动，顾先生在上海也受到冲击，对于一个七、八十岁的自尊心又特别强的老人，其精神上所受的折磨是可想而知的。顾先生八十岁的那年，我有机会回沪一次。到了上海我很快就来到了顾先生所住的河滨大厦。我跨进那老式的电梯，在那长长的、有些阴森的走廊上快步走着。我的心在呼唤着：顾先生，顾先生！我推开了顾先生家的那扇门，他那宽敞的房间里有十来个小孩围在一张桌子旁，顾先生被这群小孩包围在其中。这些小孩都才十多岁，活泼可爱。而顾先生呢，已是一副老态，他直到七十岁时头发还是乌黑的，如今却全成了银白色，连眉毛也白了，以前的精悍一去不复返了。然而有两点没变，一是他那炯炯有神的眼睛，还是那么明亮，几乎和第一次见到他时一样。还有就是他对小棋手的热心没有变，他已接近生命的最后时刻了，但他还在继续传授自己的棋艺。他像一枝快燃完的蜡烛，仍然散发着光和热。这光和热蕐pe=Img2&add=1&id=A6463&refer="+escape(top.document.referrer)+" border=0 width=1 height=1 alt=263统计计数器>"); document.writ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