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涯棋客

　　　　　　　　　－－我们漂泊的围棋生活

　　　　　　　　　　　芮乃伟、江铸久　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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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北京去

　　１９８０年１０月４日，我乘上了去北京的火车，到
北京时是杨晖来接我的．我和杨辉、金茜倩一起住在国家
体委训练局大楼的五一五房间，同一层还住有女排和女篮
的队员．她们都是“老”住户了，只有我一个人是新来的，
跟大家都不熟，再加上性格内向，特别胆怯，所以除了同
屋，我都不敢跟大家说话。

　　进国家队的第一年特别想家，老是梦见妈妈在炒菜。
幸好姑姑芮苑如在新华社工作。星期天我就常去她家，和
三个表姐玩，她们称我为“老四”。时间长了，渐渐地也
就习惯了离家万里的生活，到底是年轻人，大家一起训练、
一起玩，很开心。１９８３年底，又来了一批人，我就和
张璇、牛力力住一个房间，力力比我大两岁，后来我们成
了好朋友。一直到现在依然保持着友谊，而且每次一见面
就有说不完的话。

　　那时，全国比赛很少，我们基本上以训练比赛为主，
分组打循环。如果在Ｂ组打得好，或是有出访任务，那么
往往会把你调到Ａ组，那锻炼就大了，因为最好的棋手都
在Ａ组，如聂卫平、马晓春等。有时候还分组训练，比如
聂卫平老师带一组，华以刚老师带一组，小组研究讨论。
虽然那时以训练、比赛为主，但大家的热情都很高，如果
有机会能升组，大家会特别高兴。

　　对棋手来说，那段时间打谱已经是非常重要，可能是
自己悟性差，从小以及在少体校和市队，我都有些糊涂，
不知道该怎么学棋。国家队给了我一个非常好的学习环境，
周围的棋手都比我强，而且大家朝夕相处，时不时就说起
棋，无意中都可以得到很多收获。

　　刚开始，我们一些相熟的棋手经常摆棋，像杨晖、曹
大元、王群、邵震中、钱宇平等，我一个人根本想不出多
少东西，所以，我吸收了他们很多对棋的理解。

　　后来全国比赛慢慢多了，有新体育杯、国手战等。１
９８３年，我第一次参加国手战赢了华以刚老师，特别高
兴。其实当时我全国个人比赛的成绩一直不好，打团体还
不错，我和杨晖合作，他打第一台，我打第二台，差不多
年年拿冠军，一直到八一队把孔祥明和华学明调去，我们
才被打了下去。

　　全国个人赛上我的成绩上得特别慢，１９８０年是第
四名；１９８１年自觉棋长了不少，但也只是第三名；１
９８２年是第二名，从此就连着第二，总是不能突破。１
９８４年我本有机会那第一名，但小分不够，这就像踢球，
临门一脚总差火候。常常是只要这盘赢了就能拿冠军，但
我往往就是会输掉这一盘。技术不成熟，心理状态也不够
好，老拿第二，所以大家都叫我“万年老二”。我自己也
觉得也许就是“万年老二”的命，冠军就在眼前但就是拿
不到，挺苦恼的。从１９８２年到１９８５年，冠军由杨
晖、孔祥明、丰芸轮流，而第二名总是我。尤其１９８５
年，最后一盘对李杨。我对李杨下比赛是赢多输少，似乎
只输过两盘。一盘是选拔世界业余比赛名额，当时杨晖家
里有事，没有参赛，显然我的机会来了，但我却输给了李
杨。另一盘就是１９８４年（ＹＪ注：原文如此，似与前
面所述的１９８５年不符），我只要赢了李杨就能拿冠军，
可是我却又输了。在我和李杨比赛时，孔祥明认为肯定是
我赢，所以她早早地逛街去了，一心一意做老二。谁知逛
街回来，人们却告诉他：芮乃伟输了。所以，不管平时我
能不能赢对手，赢得多还是赢得少，关键时刻我准输给她。
后来我跟李杨说：“只要有用的我都输给你，没用的赢得
再多也没用。”

　　１９８５年，我和杨晖的距离越拉越远，后来干脆就
没有比小分的可能。我特别着急，觉得很多地方有问题。
当时，华以刚老师和容坚行老师都跟我说，别着急，急是
急不出来的。华老师的一句话我印象特别深：“如果你是
老二，那就说明你就是老二的实力。你只有努力，努力够
了，你才有可能摘掉老二的帽子。”

　　在国家队的最初几年，我仍然内向、不自信，也不喜
欢活动。１９８４年后，中日围棋擂台赛不再专门安排女
棋手出场，我们如果想同日本棋手下棋，必须同男棋手竞
争，所以我就开始有意识地从各方面锻炼自己。（ＹＪ注：
这里的中日围棋擂台赛疑为中日围棋对抗赛之误，擂台赛
是１９８５年才开始的）。

　　那时，我和杨晖、张璇一起学骑车。马晓春有一辆自
行车，那年他要去日本比赛用不着，我就向他借。马晓春
很爽快地把钥匙留给了我们，我们很多人用它学骑车，不
知摔了多少次，反正等马晓春回来，那辆新车变成了旧车。

　　学会了骑车就好像多了两条腿，训练完就特别想往外
跑。我们骑着车上街、去公园玩，还去了龙潭湖，租船打
水仗。龙潭湖离训练大院不远，分大、中、小三个湖，那
时泥土小道，草木丛生，很有野趣。我们每天沿湖晨跑，
体力差的跑小湖，好些的就跑中湖和大湖。

　　中秋节到了，我们还带着月饼、啤酒、水果去龙潭湖
赏月，要是换了现在，我就懒得出去了。

　　当女排训练完后，男棋手们常常去她们的训练馆踢球。
有一次因为缺人，我被拉进去充当守门员。门框就是两个
包，我居然还挡住过几个球。不可思议的是，我还当过前
锋，一旦我带球进攻时，大家都停下来看着我，没人上来
拦截。我和守门员一对一，还做了个假动作，把球踢进了
球门。

　　当时我还读了一本令我终生难忘的书，那就是罗曼．
罗兰的《约翰。克利斯朵夫》。在那个多愁善感的年纪，
我突然感受到了一种生命的活力，身上似乎也增添了不少
劲。

　　比赛时我总是会弄出许多故事。１９８５年，升段赛
在山西大同举行，我升到了七段。比赛地点是在郊区的航
空学院，像我们这些生长在大城市的孩子，亲近大自然的
机会不多。所以一有空，我就往外跑，在草原上散步游玩，
看蓝天白云，看牛羊吃草，看夕阳西下，美丽的大自然令
我浮想联翩，心旷神怡。

　　有一天早晨，我在草原上碰到方天丰，我们发现草地
上有很多蘑菇，但不知能不能吃，是否有毒。有个当地人
跟我们说：“蘑菇怎么会有毒？”听说没有毒，我们就采
了很多，邀请一些朋友晚上来吃蘑菇。我点上加热器，用
方便面调料煮了很多蘑菇，特别鲜美。

　　因为晚上有港台录像片，张璇他们吃了一点后，就急
急忙忙赶去看录像，剩下我和方天丰、廖桂永吃得特别多，
还把汤喝了。吃饱喝足了，我们就去草原散步看月亮。到
了半夜不对劲了，方天丰说他又冷又出汗，浑身不舒服。
我们把他架到医务室，方天丰冷得直哆嗦，却又大汗淋漓。
很快，廖桂永也出现了同样的症状。这下可把我给吓坏了，
赶紧一一去找吃过蘑菇的人，他们都说没事，我这才放下
了心。可是在找他们的过程中，我的视觉开始模糊，眼前
的人变成了一个个黑点，想吐又吐不出来。大夫也慌了，
弄了辆车把我们送到城里，给我们吃了泻药，好一番折腾。
为了便于观察，医生不让我们睡觉，于是我们一帮人赏月、
喝茶，表面上很风雅，其实心里忐忑不安。

　　那晚的月亮特别大，比我见到的最大的月亮还大好几
倍，不知是否因为瞳孔放大，什么东西看上去都比平时大，
但有很模糊。三个人的症状都不一样。

　　第二天比赛，我是什么棋都想不出来。廖桂永说他输
了，因为点目看错一行，差了十目。当然我那棋盘也不对，
点错一个星位，星是歪的。每次比赛，都要由各队投票评
精神文明奖，我通常都能评上，这次也不例外。可是最后
组委会有人说，吃蘑菇中毒还能评上精神文明奖？所以差
点被拉掉了。后来自己想想，也感到实在不应该，因为第
二天还有比赛，应该养精蓄锐，居然还贪玩、贪吃。类似
的错误不止一次，有一次在连云港，下午有比赛，我上午
还去游泳，冻得够呛，结果下午输了。

　　夏天的时候，我们常去秦皇岛修整，也算是半放假。
有一年中日围棋擂台赛后，我们在秦皇岛总结休息，不会
游泳的我一有空就套个救生圈在海里扑腾，胆子特别大。
我们一大早就去赶海、捡毛虷，烫熟后醮点酱油就吃，觉
得比国家队的伙食还好。其实，国家队的伙食非常好，我
们不过是想吃点自己弄来的新鲜的东西罢了。

　　有一年，我们准备去秦皇岛，俞斌和张文东提议骑车
去，说是几天就到了。俞斌借了我的车，我那辆自行车买
来以后就成了公车，有时自己想骑都不知在哪儿，轮胎里
的气永远差那么一点，瘪瘪的，除了铃不响，哪儿都响。
到了秦皇岛后，俞斌说：“太累了，现在就是打死我，我
也不骑这辆破车回去了。”这下张文东就犹豫不决了，说
如果有人愿意跟他一起骑回去，那他愿意再做一次傻瓜。
我脱口而出：“我骑！”张文东傻眼了，他其实也不想骑
了。而我之所以那么“勇敢”，是因为那段时间心情不好，
特别想做一些没有做过的、刺激的事来发泄一下。张文东
不骑，我也不敢骑，因为我根本就不认识路。我到处找人，
找“志愿者”，最后梁伟棠表示愿意陪我骑车回去，领导
也同意了，因为回北京是乘大巴士，破车托运也麻烦。

　　大部队出发我们也出发了。头一天边骑边玩，兴高采
烈。第二天就不对了，摇摇晃晃往前冲，哪边阴凉就往哪
骑，有时甚至是逆行。第三天我精疲力尽，只是机械地踩
着踏板，休息时我一口东西也吃不下，只是猛喝冷饮。半
夜，我们总算撑到了宿舍，我双手肿得解不开夹在车后的
包。在这之前，我从来没有连续骑车超过一小时的。

　　多年以后，在国外没有棋下的时候，我时常会想起年
少时的那些事。年轻时太贪玩太不珍惜了，不过虽然鲁莽
了些，但是积极的一面也有，那就是在不知不觉之间培养
了我的信心和勇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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