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集训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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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家集训队

　　九年来我历尽坎坷，终于以一名正式棋手的名义参加全国比赛。我太想得冠军了。
　　
　　凡是喜欢上围棋的人，此生便再难与围棋分手，何况那些曾经从事过这项运动的专业棋手了。在“文革”中，陈祖德他们虽然已是工人，被下放在工厂，但每天的“手谈”是绝对不可少的。在他们中间，除了陈祖德被公认为“霸主”外，其余“各路诸侯”都是“雄踞一方”，互不相让。“文革”后期，我从东北农场回到北京，为了下棋，也加入到他们这个小群体中。于是，这场“争霸战”更加激烈不说，还平添了几分“惊险”。
　　
　　最初，诸位国手并未将我放在眼里，几度交手后才感到，不施展出点“毕生绝招”就难以取胜，不由得紧张起来。对于以陈祖德为首的这些早已蜚声棋坛的国手来说，他们之间的争斗，胜虽欣喜，败亦不丢面子；可和我这个无名之辈对弈，情况就完全不同了。万一输了，传出去那还了得！因此每逢与我下棋总是全力以赴，妙着纷呈，常常把我杀得汗流浃背。回忆起来，当时下棋的激烈、紧张的程度，丝毫不亚于现在的全国正式比赛。
　　
　　藤泽秀行曾强调过，成为优秀棋手的一个重要条件是：棋手在15岁至25岁期间，要有一个激烈竞争的环境。木谷门下为什么涌现出众多的一流棋手，关键就在于创造了这个环境。我认为秀行先生的见解完全正确，正因为我在20岁时就和陈祖德等著名棋手终日厮杀，所以才有可能进入一流棋手的行列。
　　
　　那时我白天拼命下棋，晚上再把白天所下的棋摆出来反复研究，直至深夜。有时思路一钻进棋里，我就会忘记一切。比如下完棋骑车回家，常常因为脑子里还在苦苦思考棋里的变化，不是闯了红灯就是骑错了路。渐渐地，我惊喜地发现，除了陈祖德，我对其他几位国手已经略占优势了。也就是从这时开始，“呕心沥血，赶超日本”的宏远目标，在我心中逐渐形成了。
　　
　　1973年的春天，发生了一件决定我一生命运的大事。由周总理提议、邓小平副总理批准，中国国家围棋队重新组建了。我荣幸地被选入由三十多名全国各地的高手组成的集训队，从此掀开了我围棋生涯的新篇章。
　　
　　1972年至1973年是我学习围棋最狂热的时期。那时我下起棋来几乎从来不感觉到累。集训队的训练安排是很紧张的，一周至少要下三四局（训练比赛），对有的棋手来说，三四局正规比赛已经相当累了，但远远满足不了我的需要。除了训练比赛，我把全部的业余时间都用来下棋，星期六都不回家，只要有人奉陪，我能从早上一直下到深夜。这种“车轮大战”往往使许多集训队员招架不住，不得不中途休战。
　　
　　当时，集训队里的高手们最怕被我缠住下棋，因为一下起来，他们赢了，我自然不肯放他们走；输了，他们自己又不甘心，所以经常是下个没完没了。以至于一到周末，诸位国手便对我“敬而远之”，晚饭后立即逃之夭夭，惟恐被我缠住而不得脱身。我敢肯定地说，那一时期我下棋的局数之多，超过任何三名集训队员加起来的对局总数。
　　
　　那时资料很少，有些棋谱很晚才能找来，如能得到个日本的最新棋谱，那简直如获至宝，往往能摆上一个通宵。这种拼命式的努力当然也得到了报偿，在集训队的内部比赛中，不是陈祖德第一、我第二，就是我第一、陈祖德第二，我们两人的棋明显比别人高出一块。
　　
　　在集训队我的成绩不错，可在与日本棋手的对局中，由于没有比赛经验，我发挥得很糟。
　　
　　1973年夏天，以坂田荣男为团长的日本围棋代表团来华访问，这是自从“文革”中两国围棋界中断往来后，日本第一个访华的代表团。代表团阵容强大，团长坂田荣男正在鼎盛时期，团员中有加藤正夫等人，都是活跃于日本棋坛的一线棋手。
　　
　　当时我是没有资格和坂田下的，我太年轻了，日本人也不知道我，可按实际水平，怎么也应该安排我和专业棋手下，实际上却给我安排了个业务七段西村修。即使这样，头天晚上我还是紧张得一夜没合眼。

　　这是在我的职业围棋生涯中第一次碰到日本棋手，过去从来没有经历过这样的比赛，所以不知道怎么办好，也不知怎样才能放松下来。
　　
　　当时大家都住在工人体育场，我和陈祖德等六人住一个屋，我怕影响他们，于是深夜一个人跑到训练室。训练室还有一个人，是福建的黄梁玉，他第二天没有比赛，不知为什么也睡不着。我们打了个招呼，没有说话。我就坐在棋盘前发愣，也没打谱，就像入了魔似的。一直坐到三四点钟才回去，躺在床上还是睡不着。
　　
　　第二天同西村的比赛我执白输了，一方面对西村“粗野”的下法不适应，另一方面我的状态非常糟糕。

　　输棋后我痛苦极了，这可不是一般的痛苦，这是我第一次尝到失败的苦果。接着，赛场转移到郑州，这一次让我和加藤下，这也是我的围棋生涯中第一次和加藤交锋。加藤当时是七段，比我的实力强，但我拼得很厉害，发挥得也还可以，尽管输了，心理是平衡的。
　　
　　第三盘给我安排的是位二段的女棋手，虽然赢了，心里反而不平衡，似乎我只能赢女的。从我在队里的地位，给我安排这三个对手不太合理，显然是对我不重视，实际上那时我在队里的成绩已经和陈祖德不相上下。这次中日比赛我们大败，不过那也真实地反映了我们的整体水平。
　　
　　近来，我偶尔翻看了一下自己在1973年的对局记录，感到很有意思。从棋风上来说，1973年的下法和我现在的下法颇有不同。那时我的棋纯属“力战型”，爱好赤裸裸的拼斗，总是开局就到处寻衅，一有机会便厮杀起来。打个比方，就像是拳击比赛，对手一拳猛击过来，我不闪不避，也向对方身上猛击一拳。如此打法，自然是谁的拳头有力，谁就占便宜。而现在，我再碰到这种情况，就会首先考虑如何躲闪，保证自己不挨打，然后看准对方弱点再出拳，从棋风上看，就是变稳健了。不管说我现在的棋是“灵活型”也好，是“感觉型”也好，总之，过去那种猛打猛冲的下法，我已极少采用了，这也许是因为和日本高段棋手对局多了，受他们影响的缘故吧。
　　
　　在日本成名的高段棋手中，属于“力战型”的较少，大都是讲究先布好阵势，占据有利地形，然后再寻找战机。表面看上去温文尔雅，暗中却在积蓄力量，就像马拉松运动员，并不在途中某一段路上疾奔猛跑，而是均衡地分配着力量，为最后冲刺作准备。这种不露锋芒的含蓄下法，日本称之为“软打”。我现在的下法似乎就属于“软打”一类，比起“力战”来，我认为“软打”更能显示出一个棋手的技艺。

　　不过，并不是说“软打”就一定比“力战”更高明。就拿当代日本棋界“力战型”的代表加藤正夫为例，他的“力战”就让日本的高段棋手叫苦连天，而且他多次获得“本因坊”、“名人”的头衔。我国棋手刘小光等也属“力战型”，同样取得了相当不错的成绩。可见，“力战型”棋手也有其独到之处。
　　
　　我在1973年的棋，不仅仅是“斗力”，而且下出的着法都有一股“横行霸道”的味道，别人虽觉得我的下法有些无理，但也无可奈何。惟独碰上陈祖德我就傻了，因为他的力量比我大，也更加“霸道”。我这“小霸”碰上“大霸”，只有甘拜下风。
　　
　　尽管如此，我在1973年确实下出了不少好棋，以我现在的水平来衡量，质量也都不坏。虽说那时的棋还不成熟，但从中表现出的强烈的进取心则是极为可贵的，遗憾的是，这种进取心，现在在我身上多少有些淡薄了。
　　
　　1973年是值得怀念的一年。国家围棋集训队的组建，标志着中国围棋事业的重新起步。作为集训队的一员，我也重新认识到了自己的社会价值，恢复了做人的尊严。整整一年期间，我为有充分的对弈时间及高水平的对手而陶醉，除了下棋，似乎世上其他一切都不复存在了。可就在这时，我又遭到一个意想不到的打击。
　　
　　1974年4月，我的名字被列入访日的中国围棋代表的名单。访日比赛，这是多少棋手梦寐以求的事啊！

　　可是就在我喜悦激动之时，突然传来山河农场拒绝为我做政审的消息，我当时真的就像掉进冰窟窿一样，凉透了心。
　　
　　当初我进国家围棋集训队是经过一切合法手续，并经农场总局同意了的，山河农场即使有抵触情绪也无可奈何。我也有个错觉，以为以后就是下棋了，不会再回农场了，也没跟农场继续汇报。其实我的一切关系、档案还都在农场，我要出国必须经原单位进行政审，这正是我最感头疼的事情。
　　
　　果然不出所料，农场非但不给我做出国鉴定，还愣说我是“走后门”，严令我必须回去“抓革命，促生产”。他们也不想想当兵可以“走后门”，上大学也可以“走后门”，但围棋是一种竞赛项目，是要真水平的，这可怎么“走后门”？可我一点办法也没有，我的命运就掌握在他们的手里，直到现在想起来都觉得可悲。
　　
　　当时全国正在搞“批林批孔”运动，特别是1974年初，报纸上发表了一个叫钟志民的反对他爸爸“走后门”让他当兵的事迹后，全国掀起了反对“走后门”的高潮。国家体委副主任李梦华原想保我，可在这风头上他自身都难保，也就顾不上我了。结果就在中国围棋代表团乘上去日本的飞机的同时，我坐上了返回农场的火车。
　　
　　在火车上我眼泪汪汪，痛苦得不得了，甚至感到人生失去了意义。我想我在农场没有干过什么了不起的坏事情，就打过那么一次架，不能这么整我，断送我的前程啊！我当时对农场的做法简直无法理解，憋了一肚子怨气，可还不能表现出来，到了农场还得老老实实地干活。
　　
　　这一次农场可给了我点颜色看，让我去起猪圈。四五月份刚化冻，活又脏又累，别人都是干几天就有人替换，可偏偏没人来接替我，我只能忍气吞声。人家对我还挺羡慕，问我不是在国家集训队吗？不是还拿了个全国十省市的冠军吗？怎么又回来了？我都没法回答，也不敢多说什么，我怕万一传到农场领导的耳朵里，再对我进行更严厉的报复怎么办？我只有强忍住内心的痛苦，默默地干活。
　　
　　直到6月份，农场总局才把我调上来，让我准备参加7月份的全国围棋比赛，这样我住到了哈尔滨。这段回忆对我来说真是刻骨铭心！
　　
　　比赛在成都举行，这是自“文革”以来第一次正式比赛，距上一次郑州举行的全国比赛，间隔已八年之久。我是作为黑龙江省队的棋手参赛的。本来我们可以从北京转车直达成都，可大家想借此机会过一下长江三峡，于是先坐火车到上海，再改乘船去重庆，然后再到成都。
　　
　　在火车上有个小插曲。那时我们都没资格坐卧铺，在车上很无聊，也没地方睡觉，为了消磨时间，我就跟李吕建学下国际象棋。他是国际象棋的专业棋手，教我时让我一个后。我一下觉得很有意思，就迷上了。这时曾在国家队当过教练的吴广熹凑过来对我说，你这国际象棋让个后那还怎么下？意思是我的棋太差了。我被他这么一挖苦，心里特受刺激，我就憋了口气，一定要下好，首先赢他。
　　
　　到了船上，我就拉着吴广熹下，一开始平下，输一盘长一先，一先二先三先，让一马，让两马，再让一车，让两车，最后我让他一后。这时我就跟他说，国际象棋不是不能让后吗？弄得他无话可说。在船上几天下来，我都可以赢省队一些水平比较差的队员了。后来我的国际象棋水平有了惊人的进步，我赢过当年的全国女子冠军刘适兰，赢过谢军（也是在她取得全国冠军的时候），还赢过世界少年冠军诸宸等，以后就不下了。
　　
　　到了成都，我真是感慨万千，九年前我就是在这里获得了“全国十省市围棋邀请赛”儿童组冠军。九年来我历尽坎坷，终于以一名正式棋手的名义参加全国比赛。我太想得冠军了，除了一般棋手的胜负观外，由于我的户口仍在农场，所以对我来说更是事关重大，直接影响我的前途。
　　
　　战幕拉开后，我弈得颇为顺手，连赢五盘。第六盘我遇上陈祖德，当时他是四胜一负，积分比我少，我们之间的胜负直接关系到争夺冠军，前一天晚上我早早就上了床，可越想赶快入睡越睡不着，各种念头像扑灯的飞蛾，赶都赶不开。就这样，我思前想后，患得患失，像“烙饼”似地在床上翻腾了一夜。
　　
　　睡眠不足加思想包袱，使我第二天坐在比赛的棋桌旁，觉得头昏脑涨，眼皮发沉。而陈祖德却精神抖擞，从容不迫，充满了自信。这一来我越发慌乱了，比赛开始后，我突然觉得脑子里一片空白，往日的灵感全都不知飞到哪儿去了。陈祖德下一着，我就机械地跟在后面应一着，可他的作战意图是什么，我却根本定不下心来仔细想一想，最终演出了我对局史上最丢人的一幕———81手就认输了。
　　
　　本来激烈拼杀是我的拿手好戏，对局时，一碰到双方棋子接触的“肉搏战”，我的力量便会迸发出来。

　　可这一局，在角部的第一个战斗中，我就溃不成军，好像是决斗的剑客，我的剑还没来得及出鞘，对方的利剑就已经刺穿了我的胸膛，竟然连还手的余地都没有。在认输的一刹那，我真恨不得一头钻进地里去。
　　
　　本来等着看一场精彩好局的棋迷们，对我如此不堪一击，无不感到惊讶和失望，纷纷扫兴而去。
　　
　　比赛的惨败，人们的议论，使我陷入了难以自拔的沮丧之中，以后又接连败给了王汝南、罗建文等人，结果只获得第三名。
　　
　　回到哈尔滨，大家就准备各回各的单位，我没地方去，只能回农场。散伙前大家到一家饭馆聚一下。

　　当时哈尔滨流行偷盘子，我们去的那家饭馆就不知丢了多少，现在说起来都是笑话。我们之中大部分都是哈尔滨本地人，都有很多熟人，那天都自己用盘子带了菜来，王加良就带了很多好的菜。
　　
　　王加良是象棋冠军，用现在的话可以说是棋界的“大哥大”，哈尔滨没有不知道他的。那天我心里很痛苦，因为第二天就要回农场了，不知什么时候才能出来，我就借酒浇愁，喝得特多，到后来都快醉了。

　　吃完饭出门时，王加良被守在门口的一个老头拽住，我们立即围了过去，问出了什么事。原来老头说王加良偷了他的盘子，王加良说盘子是自己带来的，老头非说是偷的，就吵了起来。王加良当时也喝多了，说起话来唾沫星子乱飞，喷了老头一脸。老头急了，动手就打。我们十几个全是小伙子，见状就不让他打，没想到老头很粗野，最后闹到派出所。
　　
　　派出所的所长认识王加良，也认识老头，一进门所长就说：“加良啊，你怎么跑这儿来了？”王加良指着老头说；“他说我偷他的盘子。”所长又对老头说道：“王加良怎么会偷你的盘子呢？！”老头听清这人是王加良后，说：“哟，你怎么不早说你是王加良呀？以后这个饭馆你什么时候来，什么时候白吃！”原来老头是个象棋迷，是王加良的崇拜者，刚才还是仇敌，动手打架，一听“王加良”三个字，马上就摆平了。这是我第一次看到人凭自己的名字就能办成一件事，我感慨很深，人有名和没名是不一样。当时我还没名，自觉上了一课。
　　
　　第二天我就灰溜溜地回到农场。
　　
　　不过这次回来，农场对我来了个180度的大转弯。我毕竟获得了全国第三名，这在农场更是破天荒的事。

　　我刚到总场，总场的领导就请我吃饭喝酒，当面告诉我回农场后可以不干活，自己研究棋谱。到了分场，干部对我的态度大变，彻底平反，对我的一切限制都没有了。
　　
　　最令我感动的是那些知青“哥们儿”，他们又偷来一只鹅，躲在烧水的小屋里请我吃鹅肉。他们说我这个人很执著，很有毅力，能在这种逆境中冲出去，将来一定能大有作为，到时候不要忘记“哥们儿”，忘记在这个小屋里吃鹅肉的情景。当时我们就是把鹅肉放在开水里煮熟，然后蘸点酱油就吃，没有其他任何作料，可是感觉香极了！现在吃鹅，不管在哪儿吃，我一点胃口也没有，那时却觉得鹅是世界上最好的美食了。吃完之后，借着酒兴，有人弹起吉他，有人敲着水桶打拍子，大家就胡乱唱了起来。唱着唱着就有人哭了起来，气氛顿时变得有点奇怪。这也是，多少年来他们都不能回家，今后怎么样还很难说，而我那时已经知道我肯定能回家了，相比之下他们能不伤感吗？我非常理解和同情他们，可那又能怎么样呢？！
　　这些人我还真的记得很清楚，当时的情景也历历在目，任何时候都不可能忘记。
　　
　　10月，金色的季节，国家集训队又开始集训，我这才离开农场，回到北京，开始了新的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