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
会后援会
昭和十三年，以原来的大本教信徒为中心，开始协商建立红
会日本支部一事。当我离家去富士见疗养所住院期间，为商谈此事，三位有关者曾寻访过我家。其中有一位是小田秀人先生。他毕业于京都大学，在学校作教师，由于对心灵学怀有浓厚的兴趣，于是辞职成为研究心灵学的专家。
据说他在学生时代非常喜好围棋，常常出入学生棋界的“道场”——京都非常有名的“吉田塾”。据小田先生讲，他们以大岛丰先生为核心，正筹备结成红会日本支部，特为协商此事来访。
大岛丰先生从前曾在大本教的总长出口王仁三郎先生那里做过秘书，后来因相处不和而离开了大本教。嗣后，他也创立了善邻协会这样一个为东亚人办的学校，并亲自担任理事长，工作十分活跃。那时时他还招收了许多蒙古青年来作留学生。
大岛先生早在大本教时就成为红会信徒。大本教被无理镇压后，使大陆的红会与日本的红会信徒之间的交流陷入绝境，大岛先生曾想方设法欲使红会摆脱困境。他为了招收蒙古学生常常往返于日本和大陆之间，所以他曾专程拜访“红会北京总院”，并提出商讨有关结成红会日本支部之事。唇来，据说总院告诉他：“在日本有位红会的修方——吴清源，请与他会面后相商。”
我于翌年富士见疗养所出院后，毫不拖延地与大岛先生和小田先生进一步商讨了建立红会日本支部之事。当然，要建支部必须在具备有修行场所——道院的基础上才能组建成健全的支部。可是，我因棋士生活所迫，大岛先生又忙于善邻协会的事务，因此难以分身来全力筹建。最后决走：“筹建负责人”由小田先生担任，大岛先生就任理事，我的职称为参事。
成立红会日本支部，当然要得到日本政府的许可才行。但当时日本正在中国大陆肆意“进出”、穷兵默武。大陆上日本神社到处林立，日本“神道”已经强行推广到中国人身上，当我们申请“设立许可”之时，政府方面答复说：“红会对中国人、对日本人全部不分彼此地承办救济事业，其宗旨无任何政治色彩，是一个完善的组织。对此，予以理解。但是，正值政府在大陆推广日本神道之时，不允许任何宗教从中国输入。”有此“理由”，批复许可之事万难有望了。
无可奈何之下我们只好对设立红会日本支部一事打消了念头。于是，代之而结成了“红会日本后援会”。决定由“满洲国长官”远藤柳作先生任理事长。其实，宗教的后援会实属荒诞，迄今未闻。不过，这也是没有办法时的办法。
红会日本后援会一组成，我们就尽力与大陆的本部进行密切的联络。可是由于战争越来越扩大，日中关系日趋险恶。日本方面越发疯狂地侵略中国，就连红会发祥地——济南道院也被当作了日本军的营房。而且，竟然还有人打着红会后援会的幌子在大陆上为非作歹。后来，从大陆寄来的邮件全要经过拆检，就连我们想拜求大陆本部的坛训（神谕）也非常不自由了。这种情况下，红会后援会无法进行正常的活动：唯一一次较大的活动是：昭和十四年（1939）天津遭水灾时，根据我的提案募捐了四万日元。由常务理事松井为代表，将那笔捐款携至大陆去救济。那时我个人主要的工作是将道院出版的有关红会教义的书作少许翻译。
到了昭和十五年，红会后援会无法开展有实际内容的活动，纯属有其名无其实。如此下去毫无意义。于是我提议解散。经理事会商定，终于决定各奔东西。
解散后，为使红会不至于灭绝，必须找到一个可以供奉、祭祀御本尊“至圣先天老祖”的场所。另外，“筹建负责人”小田先生也会失业，因此不得不为他考虑一个安身之计。后来决定在赤坂丹后叮，当时的红后援会事务所附
近的“篁道大教”那里祭祀御本尊。
篁道大教是以峰村教平先生为教主的宗教团体。从他们拜求“御神示”（神谕）时于白纸上呈现等方法来看，与红会的宗教形式非常相似。另外，篁道大教的地点位于红会后援会事务所的附近，信徒之间早有许多交流。
教主峰村教平先生原是位实业家，由于在各种实业中出师不利曾一度破产。后来，义弟三夫慧眼识真人，见峰村教平富有灵感，让他侍奉神灵，兴盛篁道大教。
峰村教平先生曾考虑单纯从事宗教，但难有理想的收入，因此提倡“教业一致”。教即宗教；业即实业，非指修心养性之业。若在实业与宗教一体化的基础上去传教，不但信徒会增加，而且财力也会日益富裕起来。后来，三夫先生又拜求到“长野的黑姬山附近出铁矿砂”这样一纸神渝，于是大喜，向四方求援借款，在那里备置了一套矿砂采掘设施，并建起了冶炼炉。
小田先生也随着御本尊迁移到篁道大教去了。为使矿砂采掘实业获成功，在那里他全力以赴地工作。小田先生到处奔走，今天去军需省请求提供资金，明天跑到银行去申请贷款。比起信仰来，身后仿佛有一股强大的“实业热风”推动着他日夜奔忙。
当红会后援会解散、与大陆红会总院的交流被断绝后，我也以篁道大教作为红会的代替，频繁地往返于篁道大教，并与峰村教平先生及三夫先生结识为友。当我进入篁道大教不到一年之际，篁道大教便将其神道的名称改为“玺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