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邀访台湾
昭和二十六年（1952）八月，我将藤泽库之助（朋齐）九段击败之后，实际上已成为日本棋界的“第一人”了。这时，台湾棋界发出了我去台湾旅行的邀请。
当时台湾棋院的理事长是周至柔先生，台湾银行总裁应昌期先生任干事。大哥吴浣作为理事，无报酬地义务为棋院介绍讲解日本的棋谱，致力于围棋普及工作。但有不少围棋爱好者竟连个能自由下棋的场所都没有。虽然台湾棋院招牌满大，也不过是有其名，无其实。
记得在接受邀请之际，熟人中有几位曾考虑我持有台湾籍，访台时也许会被当地人这样劝道：“别再回日本了。”担心我一去不返。当时我想，如果我真的不能回来，到那时再说。反正对结果和后事过多地忧患将没完没了。因此我根本不把此事挂在心上。像我这样长期漂泊海外，徒居异国之人，倘若那样瞻前顾后，恐怕早就生活不下去了。孔子有这样一段教诲，大意是：诸事行之前，心有二思。一思即行者，易悔于轻率，，三思者必生疑惑，万事皆休矣，我就是将这段教诲奉为行动指雨的。
据说此次应邀访问之际，台湾棋院将授予我“棋圣”称号。但我认为，“棋圣”应敬赠给善始善终地保全了棋士生命之后、享有超群技艺与人格的人。我的棋士生涯任重道远，还须再接再厉，接受如此崇高绝顶的称号既当之有愧，已为时过早。倘若在今后的棋士生涯中成绩一蹶不振，玷污了“棋圣”的名声实在是担罪不起。由于领受棋圣称号委、实令我诚惶诚恐，故而只得谢绝。这样，据说台湾棋院将代之授与我“大国手”的称号。盛情难却，我只得承领了。
所谓国手，在中国相当围棋名人之地位。在古代，“国手”原是指占卜阴阳、观测天文、熟知历法、指导农业生产等活动中担当“领导国家之手”重任的人，据说，围棋原是作为占卜天文、阴阳的工具而发祥，所以“国手”即操纵围棋的人。嗣后，围棋逐渐演变为一种赌斗胜负的竞技，但“国手”这一称号却依然保存下来了。
我们一行中有我和妻子，多贺谷先生和女棋士本田幸子共四人。那时，我妻子处于被无理取消日本国籍的状态，为了取得出国护照，曾经请律师据理申辩，才恢复了日本国籍。
台湾——我初次踏入的土地，大哥吴浣、母亲和两个妹妹还都健在。我与母亲自昭和十六年分别以来，已有十一年未见面了。由于母亲还希望与我们一起在日本生活，于是约好，手续一办妥就把她接过去。一年后，于昭和二十八年，我们在箱根仙石原特意为母亲造了间配房，再次共享天伦之乐。
在台湾，我们受到了热烈欢迎。
当时台湾棋界人士普通认为，我已将藤泽九段击败而雄踞“第一人”的交椅，在日本棋界既有相当的发言权，经济上也一定很富裕。因而许多人都热烈欢迎我，争相请我赴宴。不过我从未得到任何酬报。他们哪里知道，当时我正处于不知何时已被日本棋院除籍，一旦在十盘棋的擂台上败下阵去，恐怕会立即遭到棋界驱逐的状态。话说回来，这些事就是禀告台湾同胞也无济于事。
访问期间，我曾去台湾红#会道院参禅。由于台湾红
会刚恢复不久，尚苦于维持。一见我来参禅，便求我捐赠。反正台湾人都以为我在日本功成名就，一定腰缠万贯。岂不知我刚从不名分文的窘境脱身不过四、五年，实在是无捐赠之力。作为穷极之策，只得乞求应昌期先生赠我三千元，这才借花献佛地捐给了红干会。谁知台湾棋院的周至柔理事长知道此事后，把我叫去，叱责我说：“这种事不可胡来，否则要坏事的。”大哥吴浣也怪罪说：“纯粹是给我找麻烦。”究竟为何不允许呢？虽说他们并未讲清原因，但看得出，台湾政府与红会的关系不好，因而使我徒劳无益。
应昌期先生是位有名的围棋规则研究家。几年前他曾制定了台湾围棋规则，并表示要征求我和林海峰九段以及日本棋界有关人士的意见。他打算得到我和林海峰的赞成
后，译成五国文字广泛宣传，并声称要作为国际围棋规则加以普及。
为了说明台湾围棋规则，应先生的代理人——原在神户居住过的很有名气的华侨吴先生特来日本，同我和林海峰、三掘将先生、村上文祥先生等一起就台湾规则的良否进行讨论。会上，大家都以七分外交辞令的口吻说：“很好。”只有我一人持反对意见并明确指出：“有些部分不好。”
台湾规则的详细说明在此省去不谈，总而言之，编得十分合理。但有一个致命的缺陷，由于终局时必须将实地全部用子填满，因此盒里棋子差一颗也不行。关于围棋规则我还将在后面章节里详述。
总之，我以前就认为日本棋院的规则不合理。我觉得目前中国的围棋规则不仅作为规则而且作为思考方法都是顺乎自然的，因而没有硬行改变它的必要。应当说明，中国的围棋规则是伴随围棋的发祥与发展而锤炼成型。这与国度、政治毫无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