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中围棋交流

                          日中围棋交流
 
    众所周知，围棋的发祥地是中国。据说围棋最早出现于太古时代，尧帝受仙人赐教之后，又
将围棋传给了太子丹朱。然而，围棋发祥之初并不是为争夺胜负，而是为了观测天文。在尚无文
字的时代，棋盘与棋石只是观测天体运行。占卜阴阳的工具。围棋到底何时成为胜负之争的竞技
呢？至今尚无定论。但可以确定，围棋成为竞技的历史已有几千年了。

    回顾中国漫长的历史，围棋的昌盛时期曾几度出现。目前所知最古老的死活题作品集《玄玄
棋经》，大约著于六百多年前的元代。距今较近的清朝乾隆年间围棋也很兴盛，因乾隆年间是清
朝国力强盛、文化繁荣的时代。当时曾有黄龙士（号月天）、施襄夏（号定庵）等名棋士称雄于
棋坛，当年的棋谱至今仍在广泛流传。但那个年代下棋时，首先在四个角的对角线上各置黑白二
子之后再开局，看来这似乎是为了防止模拟棋的意思。另外，据说还有这样一个规走，即每将对
方的棋切断一次，都可获得两目，并将此称为“数块子”。要想提取靠近中腹的子，双方的棋都
要多次被分割，因而当年那种白刃格斗、力战求胜的棋风为数众多。

    因为交手前在星位上都各置二子，所以过去对布局的研究不是很多。然而中盘的格斗术却倍
受重视，并有精深的研究。查看当年的棋谱即可知，过去的格斗力比起当今日本职业棋士来讲，
可以说有过之而无不及。

    后来随着清朝国势日趋衰败，以及世界列强入侵的灾难降临，围棋艺术也呈现出百花凋谢、
万木枯黄的凄惨景象。我出生的年月，也许就是中国棋坛最为衰败的年代。但是，今日的中国起
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随着国家建设的发展，围棋也获得了新生。中国的棋界人士为了赶超当代围
棋先进国——日本，正在齐心合力加倍努力着。

    看看当代的中国棋坛，在先驱者陈祖德之后，又涌现出一大批年轻有望的棋士，如聂卫平、
马晓春、曹大元、刘小光等，真是人材济济、新秀辈出。目前他们与日本棋士正在进行广泛的
交流，而且在与日本年轻的中坚职业棋士的交锋中取得了旗鼓相当的成绩。有目共睹，中国棋
手的棋力已经迅速成长起来，并越来越接近日本了。

    但是，也许受清朝以来传统势力的影响，现在的中国棋手虽然中盘战斗力很强，可惜从布 
局到中盘阶段的战略上的研究尚且落后。公平而论，中国目前的棋力与日本的一流棋士相比，贴
三目尚且不及。这是职业棋士们的共同看法，中国方面也不否认。依我个人之管见，中国要想提
高这贴三目的棋力确实不是容易的事情。

    虽说现在中国正在大力开展围棋活动，但鉴于围棋机构的组建还刚刚着手，如北京、上海、
四川三地已成立了名副其实的棋院。可是要想达到大多数人都能日常性地接触围棋的阶段还相差
甚远。从现在来看，中国在国家建设上首先面临着许多课题。因而对围棋的预算不会很高。中国
与号称“围棋人口一千万”的日本相比，恐怕难以相提并论。另外，中国在对局谱的研究上也几
乎全是参照日本的棋书和报刊来进行的。在这种状态下，年轻新秀很难有机会在高水平的实践中
得到锻炼和提高。而作为极其宝贵的机会——日中围棋交流，一年却只有一次。单凭这点，要想
拉平贴三目的差距，还需要花费一定的时间。

    中国要赶超日本；唯一的捷径是派有才华的年轻棋手赴日留学，不断与日本一流棋手对局，
迅速增强棋力。这是我一贯的主张。有一、段时期，中国方面也曾认真地考虑过派遣围棋留学生
的事情。

    当我听说中国方面有意派遣围棋留学生之后，曾决心尽力促其实现。但听说日本棋院只承认
聂卫平、吴凇笙为五段，其余的入最多视为二段或三段。中国方面认为段位评价太低，因而十分
不满。

    三年前，海外的大哥吴浣访日时提出了这样一个设想，即让中国棋手从五段以下开始对局，
只要他们凭实力连胜升级，一直升到能与日本一流棋手对局即可——采取这种形式来决定留学与
否。于是，我带他走访了日本棋院后，终于得到了同意。这样，剩下的问题是谁来支付留学生费
用，以及何处安排他们的住宿。

    中国方面很担心的是赴日留学棋手的教育问题，害怕他们会沾染日本社会的不良习气。对此
我考虑由我来收留们，叫他们在我的小田原的家里，一边自己起伙，一边作为日本棋院所属棋士，
每日上棋院学习，这样就可放心了。因为中国人都擅长烹调，自己起伙并非难事。况且我家住上
五、六个人，仍然绰绰有余。同时我还想，我素与诸般恶劣嗜好无缘分，由我来收留围棋留学生，
别人或许不会担心管教不严吧。

    有关费用的事，为了和读卖新闻社协商，我特意登门拜访了副社长原四郎先生。据该社的答
复说，像目前日中围棋交流中邀请中国棋士来日的饭店房费、随行人员费用、交通费、欢迎会等
费用支出，总计约需三千万日元。但是，我若接收五个留学棋手的话，根据读卖新闻社围棋责任
记者的估算，假设他们在日本棋院的对局成绩能达到胜负各半，那么为期两年的费用将比上述的
邀请支出要便宜得多。因此，我当即向原四郎副社长提出请求，希望以两年的留学费用力名目，
援助一千五百万日元。

    听了我的“宏伟计划”，原四郎副社长也很感兴趣。当下约好，为促成此事而共同努力。
    
    当我将日方大有希望的意见转告家兄后，他立刻通过中国围棋界的负责人，征得了国家体委
主任的同意。另外，担任“留园会”会长的盛先生也特意向中国驻日大使打了招呼。

    想不到功败垂成。那年十一月，读卖新闻社就日中棋士交流问题递来一封谢绝信。理由是：
因有各种情况以及小田原离棋院太远，难以监督。所谓“各种情况”，可能是指关于日本棋院与
中国围棋协会的备忘录之事。对于“难以监督”来说，让中国留学棋士住到我的小田原家里，由
从未沾染过恶习的我来亲自监督，且不说可以保证督学，单就修业环境来说，那里也是再好不过
的地方了。可惜此事未成，我深感遗憾。

    我与中国棋界的交往，自战后在日本再会梅兰芳以来，持续至今，始终未断。陈祖德和聂卫
平访日期间都曾专程来看我，我也给他们送了棋书。虽然我力不从心，但对中国棋界的发展，今
后仍然愿效微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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